为经常光顾一家洗车行，妻子给老板买了一杯奶茶表示感谢，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举动引发丈夫“醋意”，洗车行老板还因此挨了揍。法庭上，丈夫辩称送奶茶是传递情感，自己的冲动之举情有可原。
9月7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该案，男子被判赔偿1.2万元，为自己的冲动买单。
撞见妻子送人奶茶，男子拳头相向
熊先生在长沙天心区某小区开了一家洗车店，易女士因为经常光顾，与其变得熟络起来。
2021年9月7日，易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发现妻子不在家，便外出寻找，正好撞见她给熊先生送奶茶的一幕。王先生怒不可遏，直接冲进洗车店，向老板熊先生挥出了拳头，既伤了人，也造成了店内财物损失。
事后，双方因赔偿事项无法达成一致，熊先生起诉至天心区人民法院，要求王先生赔偿各类损失。
庭审中，双方依旧剑拔弩张。熊先生表示，王先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一杯奶茶便向自己发难，造成自己财物受损、身体受伤，并导致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受到不利影响，应当赔偿各项损失。对此，王先生则认为，熊先生自身存在过错。送奶茶是年轻人传递情感的方式，看到自己妻子送奶茶给他人，自己怒上心头情有可原。对于鲁莽行为造成的后果，自己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请求法院予以核减。
为一时冲动买单，被判赔偿1.2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因怀疑妻子与熊先生存在暧昧关系而情绪失控，打伤熊先生并损毁洗车店内财物，存在主观过错，应赔偿相关损失。王先生抗辩所称熊先生存在过错，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
天心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先生赔偿熊先生1.2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均无异议，未提起上诉。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学会控制情绪，面对冲突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解决问题。”承办法官李石江表示，本案中，王先生因一杯奶茶对妻子产生误会，甚至对他人大打出手，导致熊先生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失。虽案件得以圆满解决，却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易怒之人，处理日常生活琐事时应提高自身情绪控制力，否则小则赔钱赔礼，大则触犯刑法悔恨终身。
据《刑法》相关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来源：三湘都市报
作者：杨昱 文天骄
华社成都8月10日电（记者周以航、张海磊）走进四川多地的公园式婚姻登记处，造型别致、配色温馨的建筑内，照相处、资料复印处、颁证大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许多新人驻足拍照，留住珍贵瞬间。温馨的场景，充满仪式感的布置，周到的服务细节……近年来，“在公园里领证”开始在四川年轻人中流行开来。
为提升婚姻登记仪式感，实现婚姻登记从办公程序化到生态美学化的转变，四川多地创新打造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所，并将其与公园、绿道、文化地标、工业遗址等有机融合。在眉山、宜宾等多地，许多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所将传统婚俗、典故蕴含在建筑设计中；巴中市恩阳区田园恩阳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建筑远观如一艘白船扬帆而起，象征新人携手驶向幸福生活，中西式颁证厅均可同时容纳50名亲友一同见证颁证过程。
坐落在桂溪生态公园东区、门口就是成都绕城绿道，凭借着便捷的地理位置、独特浪漫的设计，成都市高新区桂溪生态公园婚姻登记处已成为“网红”婚姻登记处。为满足新人的不同需求，室内外设置了诸多中式、西式婚礼场景打卡点，室外还建造了由60多种语言的“我爱你”组成的双心“爱墙”雕塑，婚姻登记窗口也用“红豆”“合欢”等有美好寓意的意象命名。
桂溪生态公园婚姻登记处的双心“爱墙”雕塑十分醒目。新华社记者 周以航 摄
新人黄先生和蔡女士表示，他们选择了离家近的公园式婚姻登记处领证，“我们比较注重仪式感，这里自然环境好，工作人员服务热情、效率高。”家住锦江区的李阿姨专程陪儿子、儿媳来办理结婚登记，李阿姨一边整理气球等道具，一边说：“比起我们那个年代，现在领结婚证太有新意了，年轻人也很喜欢。”
10日正值七夕，一场集体颁证仪式在金牛区府河摄影公园婚姻登记处举行。在这个俯瞰是钻戒形状的建筑旁，16对新人身穿传统服饰在拱门花道旁合影留念。近年来，以公园式婚姻登记处为基点，四川省各地组织开展全龄段、多元化公园式集体婚礼、集体颁证仪式、金婚银婚纪念仪式等婚俗主题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特色场景背后是特色婚姻登记机关服务的标准化和便民化。高新区桂溪公园婚姻登记处主任段艳介绍，新人可以在大厅的自助智能服务终端机上自助录入信息，完成人脸识别、打印声明书等步骤，到窗口只需完成签字、按手印、打印结婚证等程序即可，提升了办证效率。府河摄影公园婚姻登记处在主动为新人提供宣誓仪式服务的同时，还不断提升空间利用率，新增休息区、候登区为新人开辟休息、填表空间。
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所受到关注，也带动了领证跟拍、婚纱摄影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记者注意到，许多新人在领证时身后都有摄影师全程记录。跟拍摄影师熊先生表示，公园式婚姻登记点内部布置温馨，周边景色宜人，许多情侣都喜欢在公园里合影，自己也成为各个公园式婚姻登记处的常客，熟悉附近的诸多打卡点位。
摄影师刘宇晨会在社交媒体上经营账号来招揽顾客，临近七夕，她也逐渐忙碌起来：为新人推荐服装道具，争分夺秒修图“方便新人们发朋友圈”，有时也会承接化妆业务。大喜字、头纱等道具常备在身边，在一个多小时的拍摄时间内，刘宇晨会尽量多拍一些，“这是新人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作为摄影师一定要用心记录好。”
一对新人在成都市金牛区府河摄影公园婚姻登记处外的草坪上拍照。新华社记者 周以航 摄
据了解，2023年四川全省办件量前三的婚姻登记机关均设置在公园内，目前四川省共建成22个公园式婚姻登记机关，今年内预计还有5个公园式婚姻登记机关启用。
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终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而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与《东方学术概观》等。
蔡元培
胡适
熊十力
1936年暑期梁漱溟与长子培宽（右）、次子培恕（左）在济南留影。
梁漱溟先生一生桀骜不驯，恪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信条行走于世，是20世纪中国极具铮铮傲骨和道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终其一生，他执着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求索，既坐而言，亦起而行，是一位行动的儒家。
生逢乱世，要保持心志清明并非易事，梁漱溟认为，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年仅24岁，他便以中学文凭入北大执教，身边很快聚拢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师友，他们一起谈论儒学、佛学，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因共同的志趣而成终生的朋友。
他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旗手，虽主张不尽相同，但亦保持友好的交往。纵使公开的笔仗不断，私下的信函却仍谦恭守礼，不失学人体面尊严。
1921年，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更有青年人慕名远道而来拜访求见。后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广东、山东、重庆等地开展教育活动，学生门徒日增，其中许多青年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于是以梁漱溟为中心，以人生向上为根本宗旨，结成“朋友团体”。其中，云颂天、黄艮庸、胡庆汉、唐宦等人，甚至终生追随梁漱溟，矢志不移。
梁漱溟自忖，受朋友之益良多，而得出一系列朋友观。比如，“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如果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收录了761封梁漱溟与师友的往来信函，时间跨度近70年，从这些信函能窥见梁漱溟的个人史，也可看到20世纪的政治变迁。
因《究元决疑论》进入北大
梁培宽
（1925-），梁漱溟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退休后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新京报：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佳话，是他破格聘用只有中学文凭、年仅24岁的梁漱溟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这套书信集收录了你父亲给蔡元培的五封信，他是如何与蔡先生结识并被破格聘用的？
梁培宽：1916年，我父亲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是他研究四年佛学的一点总结。他当时在司法部任秘书，在国会上与蔡元培先生见过面，但彼此没有交谈，他知道蔡先生对哲学和佛学也有兴趣，于是拿这篇文章向蔡先生请教。结果蔡先生说，他回国后已经在《东方杂志》上读过这篇文章，不过，现在还提不出什么意见。
当时，北大哲学系正缺一个教印度哲学的老师，蔡先生就问我父亲能不能教，我父亲感到很意外，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只是研究了一些佛学，而佛学只是印度哲学里的一个流派，恐怕教不了。蔡先生就让他把教课当作学习，和学生一起讨论哲学问题。我父亲说得考虑一下，一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二是他当时还有司法部的职务在身，至少得把这个职务卸任以后，才能来北大。
新京报：你父亲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说，听闻北大图书馆的徐君已经辞职，便想辞掉司法部职务，“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这次主动求职又是怎么回事？
梁培宽：这是发生在蔡先生主动邀约之前，这封信我父亲没有存底，是蔡先生在北大工作的孙女提供的复印件。当时，我父亲听闻北大图书馆有人要辞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因为家里没有多少藏书，他研究佛学需要自己到书店买书，就给蔡先生写信毛遂自荐，说自己愿意干，想借此机会读书。
他的佛学完全靠自学，有看不懂的地方，就搁一阵再看，像他这样钻研佛学的人很少。他后来说，能到北大任教，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特别的才干，而是因为钻了一个佛学的冷门，别人没钻过，他钻了，就好像有这么一个特长。
新文化运动的“敌人”？
新京报：你父亲与胡适是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年龄仅相差一岁，但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很多争论，互相写过批评文章，胡适甚至公开将你父亲和张君劢列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但两人的信件往来跨度至少有十年，信中都很客气，他们的关系究竟怎样？
梁培宽：有一次，《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父亲的文章，胡适看后觉得很好，说“把梁某人教训了一顿”。我父亲后来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他跟胡先生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是在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可能会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应该和而不同，并不把对方视作敌人。他们两人的研究不是一个路子，我父亲搞佛学、儒学研究，胡先生的兴趣并不在这儿。胡先生把他列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他觉得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他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新京报：你父亲有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吗？他对新文化运动持何种立场？
梁培宽：他没在《新青年》上发过文章，也没有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当时，与《新青年》针锋相对的是《国故》杂志，但我父亲也没有加入国故派，因为他觉得国故派不能说出个道理来，只是拿一些老货出来贩卖，说来说去就那点东西，跟《新青年》这一派没法比。
他1917年进入北大，新文化运动让他觉得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呈压倒性优势，好像要把中国文化挤垮。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西方文化来势汹汹，就像一把刀子架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我们得想一想要怎么应对，是要全盘接受，还是否定，还是调和取中，想办法融合。他是一个问题中人，生活在问题里，要把东西方文化的问题搞清楚。想要既保住中国的传统精髓，也吸取西方的有利面，这就牵扯到东西文化哲学。
新京报：他没有选边站队，而是自己去独立思考。
梁培宽：是的，他没有参加，但是在问题上要弄清楚。
新京报：他对白话文运动是支持的吗？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梁培宽：支持，他也认为应该实行白话文，他很肯定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也肯定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经常一针见血，有很强的论据，国故派根本没法招架。
他刚进北大的时候，并没有想在北大一直教下去，而是准备要出家。当时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学校里各种思想流派荟萃，引起他思想的变化。他原来的思想没有那么宽，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学问就是佛学，进北大后，对儒学的认识有了转变，有了新的理解。他说，佛学能解决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人不合适，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最有价值的还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人生思想。
有了这种思想转变以后，他就放弃了出家的打算，去过儒家的生活，但是对佛家的信仰依然没有放弃。他觉得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话，他还是会信佛，一直到晚年都是如此。他说自己前世是个和尚，但是为了参加国家社会的改造，也还得信儒学。他一直关心政治，并不想在大学里面做一个教授，一生研究学术，他想去搞社会运动，因此，在北大教了7年书之后，于1924年离开了。
与熊十力、梁启超的交往
新京报：梁漱溟先生转向儒学，后来与熊十力等被称为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他与熊先生交往四十年，通信甚多，但留存下来的只有十余封。梁先生曾说，两人“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他们在学术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梁培宽：我父亲在《究元决疑论》中就批评过熊先生，因为熊先生认为佛家思想使人流荡失守、头脑混乱，他就在这篇文章中把熊先生批评了一通，说这是胡说八道。那时候，熊先生在南开中学教书，看到这篇文章，就给我父亲写了个明信片，说放暑假想到北京见一面。我父亲当时住在广济寺，他们就在那里见了面。父亲劝熊先生去研究佛学，说他还没研究就瞎批评，太粗暴了。于是，推荐他去南京跟随唯识宗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了两年。
后来，蔡元培先生要找人来北大讲佛学，让父亲推荐，父亲就推荐了熊先生。结果熊先生讲“新唯识”，不按真正的唯识义理来讲，而是按照他的想法加以改编，这遭到欧阳竟无先生猛批。我父亲也没有办法，就跟蔡先生说，蔡先生说没有关系，还让他接着教。
新京报：他们的私人关系，有因为观点分歧而受到影响吗？
梁培宽：那倒没有。谈学问我父亲可能不如熊先生，他对熊先生评价很高，但他认为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佛家思想，都要去实践，而不只是论述，抽象思想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实践中才能更深地理会它的义理。只有议论，没有躬行，是不行的。熊先生不服气，说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要写出来。他的东西很难懂，但到目前为止，学界都认为熊先生对儒家哲学有很大贡献。
如果说确实有新儒家这一派的话，那么它的思想理论奠基人就是熊十力，而不是我父亲。
新京报：书中还收录了梁启超给你父亲的一封措辞恳切又愧疚的信，为对你祖父梁济先生的怠慢懊悔不已，梁启超比你父亲大20岁，那时早已是风云人物，这封信的背后有何故事？
梁培宽：民国改朝换代，我祖父一直关心这个国家是不是走上了正途，他读到梁启超的很多文章，想就一些问题去拜访请教。梁启超不知道来者何人，就拒绝见面。我祖父去拜访了四五次，都没有得见，就把感慨和遗憾写了下来，当时梁启超并不知道。
祖父故去以后，我父亲将其遗书编辑整理好，并寄了一份给梁启超，说遗书里有一封信是关于他的，表达了未能得见的遗憾。这时候梁启超才看见，觉得很惭愧，如此无礼地对待这样一位殉节之士，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所以就给我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表达愧疚。
新京报：后来他与梁启超的交往还多吗？他怎么评价梁启超？
梁培宽：交往还比较多。梁先生去世十四周年，我父亲还写了一篇《纪念梁任公先生》，称他为伟人，说“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但是，我父亲认为梁启超从政没有一次成功，因为他热血沸腾，容易动感情，在冷静地处理问题上不行，政治上往往被别人利用。
胡兰成的化名来信
新京报：这套书信集还第一次披露了胡兰成写给你父亲的九封、两万多字的信，当时胡兰成已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到处躲藏，他用化名张嘉仪、张玉川写信，你父亲始终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吗？
梁培宽：是的，他对此人的生平一无所知，以为这个人名字叫张嘉仪，字玉川。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说出张嘉仪就是他，有研究胡兰成的人就来问我，还有没有这些信，这时我们才将张嘉仪与胡兰成对上号。
胡兰成很会写文章，他在信中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些见地，对中国的时局也很关心，我父亲对历史并没有钻研，觉得不能完全读懂，就找勉仁书院的邓子琴先生来看。邓先生学识渊博，说此人有一些创见，但是他将一些历史上已有的定论加以推翻，将野史当作正论，这是失败之处。后来我父亲对他有一个评价，“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普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
新京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吹嘘说梁漱溟对他评价很高，曾从游于你父亲，这些其实都是谎话。
梁培宽：他确实谎话连篇，还打着我父亲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他去见马一浮先生，就打着我父亲的旗号，他在《今生今世》中说，要不是打着梁先生的朋友或者学生的旗号，马一浮是不接待的。他到香港，又打着我父亲的名号去见徐复观，徐复观请他住，还给了他钱去日本。其实，我父亲从来没见过他，更谈不上从游。
胡兰成撒的最大的谎，是说我父亲去跟毛泽东提议建文化研究所，这个事情确实有，但主席没有同意，我父亲后来也没再提，可是胡兰成说我父亲的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首肯，还问找谁当副所长，说我父亲建议让他当副所长，毛也同意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所都没同意建，还要找什么副所长？
新京报：你父亲对真正的胡兰成和张爱玲有过评价吗？
梁培宽：没有，他的脑子里没有出现过胡兰成，他也不关心文艺小说，也不知道张爱玲。
朋友团体与家书教育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编注：梁培宽
版本：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
辑录了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历七十余年。
新京报：书信集中还收录了很多梁漱溟先生跟学生、门徒之间的通信，像云颂天、黄艮庸、田慕周、胡应汉等人都追随你父亲数十年，从北京到广东、山东、重庆，他们之间的“朋友团体”是什么性质的？
梁培宽：这个“朋友团体”是非组织化的，没有章程，没有组织原则，完全靠志同道合结合在一起，都是来去自由，如果不想干了，随时可以走。我父亲在山东搞乡村建设，七年时间有四五千名学生，有的学完就走了，但也有跟他关系很亲密的。这个朋友团体都称我父亲为“梁先生”、“梁老师”或者“漱师”。
新京报：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一直追随你的父亲，是因为他的巨大声望吗？
梁培宽：我觉得，是基于对他的学问、名声和为人的认可。他确实早在1921年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很有名了，他知道的东西很多，但学问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为人，他强调言行一致，独立思考，说到做到。他的学问并不一定特别高明，但为人处事很正派，研究学问很认真，一个问题没弄清楚，就不随便说。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对，但都是经过自己研究而不是道听途说的。
这些朋友团体后来渐次飘零，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人被批斗，被打成叛徒，我父亲也没办法帮他们伸冤平反，只能在经济上资助一点。每个月发了工资，自己留一部分，其余的都给朋友寄出去了。
新京报：梁先生曾说，“我的生活几乎只有两面，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他的朋友观是怎样的？
梁培宽：他曾说，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关系的深浅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则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负责。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负责到什么程度。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处不好是一样的缺憾。
他们常常有一个朋友聚集的中心，像重庆勉仁书院，有的就在这里工作，有的是过来看一看，他虽忙于各种事务，但也会回来待一待。有一阵他去香港办《光明报》，临走的时候跟大家告别，说这回去香港大概短时间回不来了，他就唱了一首《连环套》，说兄弟下山冈，今天跟诸兄弟告别，看俺老兄什么时候回来，借此表达他的心气精神。
新京报：书中也收录了很多家书，他对你们兄弟二人的教育是怎样的？
梁培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与我祖父对他的教育方式是一样的，只要不干坏事，干什么都行，是进大学，还是当工人，还是种地都可以，当然如果愿意跟着他干乡村建设，他也赞成，从不强迫我们。我考大学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的，他从不过问。我母亲1935年就过世了，我和弟弟先是跟着姑姑和堂姐住，抗战开始转到重庆，后来又到四川南充跟着我表姑，只有寒暑假才能和父亲团聚，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很多也是靠通信完成的。
“文革”期间抄家，很多信都丢失了，现在能找回来的就这么一点。不只是家书，还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先生的信都弄丢了。现在能找到的信，只是他写过和收到的信的冰山一角，这从他的日记就能看出来，他的日记里有很多通信记录。现在主要缺三个时期的信件，一是早期就读北大前后的，二是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三是抗战和建设民盟时期的，许多信件都有历史档案价值，但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