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5种美食起源于中国，就因为取名太洋气，被很多国人当成“洋货”。
很多人对国外的文化、生活都很崇拜，大到，小到衣食住行，甚至觉得都比中国的好。我国近些年发展迅速，不少国外的餐饮遍地开花，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西餐店、日韩料理、美国快餐，有很多年轻人不喜欢本土美食，却喜欢吃洋餐，汉堡、披萨、寿司等，是他们追捧的对象。
< class="pgc-img">其实中国美食传承千百年，得到世界公认的美食发源地，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代表美食，例如北京代表的美食有：北京烤鸭、炸酱面、驴打滚，天津大麻花、煎饼果子，河南烩面、胡辣汤，山东煎饼卷大葱、潍坊火烧、德州扒鸡、枣庄辣子鸡等等，中国美食从北到南，各式各样的美食层出不穷，有些美食为了国际化，取的名称更是洋气，被很多国人当成了“外国货”，深受人们的喜爱。
< class="pgc-img">一、加州牛肉面
消失已久的美国加州牛肉面，曾经在各大火车站都能看到，现在被“李先生”代替，包括我一直认为加州牛肉面是美国的食品，追溯到美洲才知道美国人不吃牛肉面，他们更喜欢吃的是美式快餐，像汉堡、薯条、披萨高热量的食物。
其实拉面发源于兰州，牛肉是回族人经常吃的美食，可以说牛肉面和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名字的来源是一位华人创建得来，是一种营销手段。
< class="pgc-img">二、葡式蛋挞
很多人误以为蛋挞是外国的食品，其实它来自中国澳门，当人们第一眼看到“葡式”总以为是葡萄牙的美食，其实是一种误导。最早蛋挞是用猪油、牛奶、蛋液调配，经过改良得名葡式蛋挞，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美食。
< class="pgc-img">三、墨西哥鸡肉卷
饼里面卷着鸡肉和蔬菜，再刷上一层酱料，摇身一变就成了墨西哥鸡肉卷，其实这种做法是我们传统吃的春饼，变成了快餐所用的名字“墨西哥鸡肉卷”，还有我们所吃的老北京鸡肉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中国人美食的变革。要知道墨西哥人不吃“墨西哥鸡肉卷”，它是中国人发明的美食，加了墨西哥风味，酸甜不失腥辣的特点，因此起名叫墨西哥鸡肉卷。
< class="pgc-img">四、奥尔良烤翅
奥尔良烤鸡翅是很多外国品牌快餐店明星产品，不光小孩喜欢，连同老阿姨级别的也特别爱吃，就因为名字起得很洋气，被很多人认为它是外国的产品，殊不知这种美食是中国人发明推广出去的食物。奥尔良听着像是外国的地名，其实它是一种食品腌料，主要成分有辣椒面、丁香粉、百里香、月桂叶、胡椒粉、芥末粉、等香料，用它腌制鸡翅味道非常好吃。
< class="pgc-img">五、西班牙咸味法棍
当你直观地看法棍，首先想到的是烘焙店的大面包，是法国人吃的美食，但前面的西班牙几个字，却有点疑惑，究竟是哪个国家的食物。其实它就是我们国人经常吃的油条，到了国外它换了一个名字变成了高档餐厅的美食，用橄榄油炸制，当然成本会高一点，在外国卖到90元人民币，不愧是中国大油条镀金国外的传奇故事。
< class="pgc-img">中国美食取洋名确实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抓住崇洋人的心理赚钱是目的，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营销手段。不过，中国的美食五花八门，不同的口味适合不同人群，也不需要搞一些高大上的名字来搏眼球，只要味道好就能赢得众多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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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个文化大熔炉，在这里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其中，中式美食更是遍地开花。
< class="pgc-img">在美国各地，分布着4万多个中餐厅，比如一些露天购物中心和林荫大道上都能找到中餐馆。据说，美国的中餐馆数量可能比麦当劳、汉堡王和肯德基加起来还要多。
像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美式中餐厅已经深深融入了它的文化里面。比如圣诞节这样的盛大节日，很多美国人都会选择去吃中餐（一开始只是犹太人的习惯，后来成了流行的趋势）。
美式中餐的历史
现代美式中餐的基础是在1800年代中期，当时因为淘金热，大量的中国移民涌入加利福尼亚，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广州。
< class="pgc-img">移民们开始开设餐厅，后来因为铁路的扩张中国人逐渐在美国其他地区定居。这也是美国各地唐人街的由来。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由于极端种族主义和对华人的一些不友好谣言，美国人并不想和中国人一起用餐。尤其是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不仅限制了中国人踏上美国国土，而且让在美华人的待遇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更别说中餐的发展了。
直到1920年代，中餐开始在波希米亚人中流行起来。
< class="pgc-img">1943年，美国边境重新对中国人开放，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一波的中国移民涌入美国，带来了新的中国美食，尤其是川菜和湘菜。不过有趣的是，这些移民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台湾，他们根据美国人的味蕾改良了川湘美食，出现了大量油炸和甜辣的菜肴。
< class="pgc-img">1950年代开始，中餐外卖成为美国都市生活的一种流行趋势，后来扩展到了郊区。传统上用于运送牡蛎的折叠纸盒转而变成了中餐外卖盒，里面的内容变成了炒杂碎和蒙古牛肉等。而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 class="pgc-img">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了尼克松中国行的直播，尼克松吃北京烤鸭的画面让他们对中国美食有了新的认识，中餐在美国掀起了新的风潮。
< class="pgc-img">到2000年代初期，提供亚洲其他地区食物的餐馆激增，比如越南、韩国、泰国和日本餐馆大量涌入美国主要城市。
< class="pgc-img">这对于中餐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此近些年来新一代的美国华裔厨师们开始对原来固定的菜式进行了改良，融合了高品质的食材和专业化的技术，把中餐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 class="pgc-img">美式中餐厅的特色
美式中餐厅的名字一般都很“吉祥”。 比如你能看到大量跟财富、幸运、幸福的文字，这些都是带着朴素的美好寓意。比如“金”、“运”、“元”之类的字。
< class="pgc-img">美式中餐厅的装修也很有特色。
< class="pgc-img">比如水晶球、弥勒、装满金元宝的碗、招财猫之类的。这些装饰当然不仅仅是装饰，还带着点“迷信”的意味，总而言之，是为了招财。虽然，我们也会发现其中一些元素根本不是来自中国。
< class="pgc-img">美式中餐厅通常会提供两种菜单：一种是针对中国人的菜单，另一种是针对美国人的菜单。但是随着中餐越来越流行，美国风味的菜单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 class="pgc-img">如果中国人想要在美式中餐馆里点菜单以外的菜肴怎么办？唯一的秘诀就是说中文。所以即便你到了美国想要吃地道的中国菜，你也可以直接用中文去咨询服务员。
< class="pgc-img">美国的中餐厅其实也有各自的地区差异。这就跟美国不同地区的汉堡差别一样的道理。在美国人口味的基础上，不同地区的中餐厅也会有发明一些更美国化的“中国”食物。
< class="pgc-img">比如费城有芝士牛排卷，新英格兰有炒面三明治。即便是担担面这种常见的中式美食在纽约和洛杉矶的烹饪方式也完全不同：在纽约，面条的豆酱比例更高，且略带甜味；而洛杉矶的担担面使用了更多的辣椒油。
< class="pgc-img">对了，各个中餐厅还喜欢互相“复制”。中餐厅不像麦当劳这样的国际连锁快餐店那样有固定的品牌标准，而中餐厅的系统却是开放又融合的。中餐厅们有自己的传播和学习渠道，比如《中国餐厅新闻》这类的行业刊物，或者是各个州餐厅的员工们口口相传的。
< class="pgc-img">美式中餐和传统中餐的区别
美式中餐和真正的中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 class="pgc-img">就像上文所说的，美式中餐厅的食物主要和中国几个地区有关，比如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总的来说，有很多中国的地方风味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接触不到的。例如安徽菜，他们的毛豆腐和臭鳜鱼在西方国家几乎是吃不到的。
< class="pgc-img">而有很多在美国受欢迎的“中餐”在中国本土是找不到的。举例来说，美式中餐里奶油芝士馄饨，而实际上，传统的中国美食里几乎不会出现奶油和芝士这些乳制品。
< class="pgc-img">除此之外，很多美式中餐的美食都是在美国本土发明的创新或者改良食物，例如炒杂碎或西兰花牛肉。炒杂碎是19世纪的旧金山厨师发明的，一堆食材被炒在一起，却掀起来美国美食界的热潮。
< class="pgc-img">这些中式菜肴里的许多美食都是使用本土可用的食材制成的，主要是一些蔬菜：芥兰被换成了西兰花，芥菜或香菇换成了胡萝卜、豌豆和白蘑菇等。
< class="pgc-img">另外也会为了吸引美国人改变口味。通常很多美国中餐厅的食物会更甜，而且大量使用鸡肉以及油炸的烹饪方式。
< class="pgc-img">传统中餐里有很多带骨头的菜肴，比如各种方式烹饪的排骨。而美国人不喜欢吃骨头，所以美式中餐厅几乎不会出现骨头类的食物。因此去骨了的凤爪在美式中餐馆就很受欢迎。
< class="pgc-img">还有一种叫幸运饼干的食物，它可以说是美式中餐馆的标配。实际上，这种里面带小字条的饼干在中国本土是没有的，它是来自一种叫“辻占煎饼”的日本甜点。
< class="pgc-img">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幸运饼干特别受欢迎，等到了1950年代后期，美国每年消耗2.5亿个幸运饼干。
< class="pgc-img">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式中餐特辑。希望我们的文章会对你有所帮助哦~
者按：在城市进入静默的时刻，街头热闹的餐厅消失了。五一假期以来，北京餐饮机构为满足疫情防控要求而暂停堂食，街道一下子安静了，夜里从餐厅窗户透出的灯光也黯淡了。一些餐厅改为在橱窗或门口摆摊售卖熟食，一些餐厅仍开放外卖服务，也有一些餐厅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直接闭门。在我们的日常感受里，道路或快递服务是城市里血管一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餐厅也是，至少承载了输送城市活力的部分功能。
餐厅存在的意义从不仅仅是购买食物、果腹充饥，更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共空间/场所之一。外出就餐是自古便有的一种人类社交行为、一种公共场所互动，正如《下馆子：一部餐馆全球史》一书所言，“餐馆是为人提供饱腹之物的文化机构。”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人们分享同样的空间、同样的习惯、同一个盘子里的食物，是分享经历的一种方式，是社群共生性的体现，这种共生行为正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原型形式”。
在古希腊男人们的激情会饮中，连针对鱼的讨论都成为了缔结社交纽带的一部分，构建政治和经济同盟的一部分，建立和加强非亲属关系的一部分。一千多年来，世界各地城市的外出就餐场所与古希腊大致相仿：小酒馆、茶馆、咖啡馆、小吃店、小吃摊、小商店、俱乐部。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酒馆文化与古希腊一样发达。在东方，中国与日本的街头也有许多酒馆，巴黎人和杭州人都能买到相当于近代外卖的食物。《下馆子》一书里提到，中国餐馆早在近1000年前就已经完全形成，而欧洲餐馆还要再经过700年才会出现。除了餐馆和茶肆，杭州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可以“同时举行100场不同的宴会”，有人在大宴宾客，有人在庆祝婚礼，井然有序，互不打扰。不仅如此，中国的餐厅还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最早的礼仪参考，早在《梦粱录》中就出现了关于如何正确点餐的说法。
在盼望城市早日恢复正常运行的心愿里，一定有一部分是关于餐厅的。我们想念那些食物，更想念共同就餐的人们，想念塑造和联结整个社会的社交行为。
《外出就餐：漫长餐馆史》（节选）
撰文 | [美] 凯蒂·罗森 & 埃利奥特·肖尔
翻译 | 张超斌
01 在家吃饭是外出就餐的延伸，而不是相反
外出就餐是一种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活动，有人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有这种行为，而且餐馆一定是人类文化中非常古老的一部分。因此，餐馆的历史也是文化、社会、技术、政治、美学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历史。
在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去外面吃饭。一家人聚在家里做一顿丰盛的大餐，成为一种庆祝家庭生活的特殊场合。如今，人们在家里吃的食物要么是从餐馆直接送到家门口的外卖，要么是在超市里购买包装好或是已经加工过，只需打开微波炉加热就能吃的食品。从许多方面来看，在家吃饭如今已成为外出就餐的延伸，而不是相反。
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喜欢寻找起源和最早案例：人们喜欢了解那些似乎一直存在的事物是从何而起的、又是如何演变成人类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吃的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大约250万年前，早期古人类形成了切割和粉碎食物的习惯，以便更容易吞咽和消化食物。这些习惯意味着更少的咀嚼，使人类能够进化出更小的下颌和更能发出清晰声音的嘴唇，从而允许人类说话并更好地保持平衡。在30万到3万年前之间，人类开始烹饪，农业迅速发展。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习惯于携带食物上路或工作，而从小贩那里购买加工好的食物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餐馆似乎是一个出现相对较晚的现象，在餐馆就餐的所有要素都是后来被发明出来的。在西方世界，当欧洲人开始在政治上摆脱对世袭贵族的依赖，餐馆的要素才开始显露出苗头；但这并不能说明餐馆是民主的产物。餐馆在欧洲的兴起一定是与18世纪中叶的世界巨变紧密相连的——这场政治和社会的巨变消灭了君主政体，改变了历法，至少暂时推翻了宗教和先例认可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第一批餐馆并不是在那里诞生的，而是始于12世纪的中国，当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政府结构的变化和城市人口的激增。
外出就餐一直受到社会规范和经济的双重约束。全球各地的经济发展催生了餐馆的诞生，即一种旨在为远离家乡的人们提供饱腹之物的文化机构。
在古代，人们每天都会和固定的一群人一起吃饭；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扩大这种小群体。而改变人们用餐行为（与陌生人共餐、在公共场合用餐）的场合则包括：出行（工作、宗教、战争、贸易）、谈判（商务、外交）和庆祝活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享食物和水，这是有历史可考的最古老的社会特征之一。虽然餐馆的概念经过较长时间才形成，但宗教游行的夸张特性及特殊场合下的特殊食物，都被改变成为餐馆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行为变化的开始，而行为的改变最终会演变成：等待就座，与侍者交谈，看菜单，吃表面上煮好的食物；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你和你的同伴在一个允许私人群体存在的公共或半公共场合下用餐。在餐馆用餐就是在公共场合吃饭，要与那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以及提供服务并因此得到奖励的人交流。
02 会饮：古希腊的激情聚餐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曾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人们其实不能共享食物——一个人吃过的，另一个人不能再吃。”他解释说，分享同样的空间、同样的习惯，以及同一个盘子里的食物，这是分享经历的一种方式。这是共生性。西梅尔更进一步指出，共生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原型形式”。尽管古代共生性最明显的时刻围绕着宗教实践（庆典、仪式、节日）展开，但古代共生性并不仅限于宗教框架。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古希腊，或者再具体一点，转向雅典，作为一种世俗习俗的“一同就餐”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特征。
会饮（symposium）是雅典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消耗激情的就餐方式。“会饮”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一起饮酒”，后期的罗马形式为“欢宴”。会饮将分享食物的共享性转变为以饮酒为中心、世俗性、社会性、感官性的活动。虽然饮酒可能是餐馆发展史的核心，但其他四个历史悠久的特征也开始受到关注，即性别差异、性游戏、音乐娱乐和谈话。当人们把过度饮食和过度饮酒这两种过度行为结合起来，再加上奢侈的食物和美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餐馆的萌芽。
会饮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男人的酒会，他们可以在这里建立、扩大联盟和友谊。会饮在一个私人住宅内举行，在一个专为男性准备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块被抬高的地板，可以容纳11～15人，参与者通常用左肘倚在双人沙发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圆圈，只是被一扇门打破，所有的人和食物都要通过这道门进来。谈话似乎更像是一种仪式，从左至右，一圈又一圈，小而亲密，觥筹交错，创造了一方与外界隔绝的天地。
会饮还包括一场盛宴，通常是用一种特殊的食物来激发一种特殊的激情：鱼。对于出席者而言，鱼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也是一种深深沉浸于消费文化和鉴赏中的新食物客体。与其他许多食物不同——它们要么因随处可见而变得索然无味，要么是宗教仪式上的供品，而鱼类此时在雅典人心中则是彻底的世俗食物。会饮上的人对待鱼，就像未来3000年里评论家对待许多食物一样：把其当作一种值得讨论、评价、争论且出大价钱去了解和各抒己见的东西。这些针对鱼的讨论是促使大家坐在一起的一部分，是缔结社交纽带的一部分，是构建政治和经济同盟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和加强非亲属关系的一部分。
03 酒馆文化与近代外卖
一千多年来，世界各地城市的外出就餐场所与古希腊大致相仿：小酒馆、茶馆、咖啡馆、小吃店、小吃摊、小商店、俱乐部。大城市里可供选择的场所较多，也会向更多的就餐人群开放。
对于下层社会来说，从开罗到伦敦，从马德里到开封，小吃店有时是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场所。通常来说，城市的工人阶层自家没有厨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只能吃现成的。虽说他们可以把食物带回家，但历史记录表明，这些食物有时会在公共场合被食用。尽管小吃店的食物千差万别，但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时间上，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据一位18世纪的西班牙作家所说，小吃店每天只会提供一道菜，通常用普通的陶器盛放，就被放在“地窖或入口”的地方。而正如14世纪编年史学家阿尔·麦格里齐所描述的，那里可能只有泥土地面。这些空间不是用来娱乐的，不能用来选择食物，也不能用于观看或被观看——而这些因素正是餐馆所能提供的重要功能；然而，小吃店显然是外出就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以餐车、摊贩、加油站餐馆和小外卖店等形式存在。
咖啡屋、茶馆和咖啡馆是可以同时进行社交并获取地方新闻和饮料的重要场所。这些场所在服务模式和可供选择的食物上都不能算是餐馆；不过，它们在发展一些最终被餐馆接管的政治空间元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中国的喀什，还是在法国的巴黎，能提供茶和咖啡的场所往往都是社会事务兴旺的地方。在威尼斯，花神咖啡馆自1720年开业以来一直持续营业，现在仍在圣马可广场为游客提供服务。在日本宇治市，通圆茶屋自1160年就一直是达官贵人的活动中心，比如幕府将军德川家康（1543—1616），如今它正由通圆家族第24代人经营。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酒馆文化至少可以与古希腊一样发达。小酒吧、小酒馆和啤酒屋随处可见，这类场所的饮品要比食物更加出名。喝酒才是正事：男男女女在公共场合一同畅饮。葡萄酒、苹果酒、啤酒、麦芽酒或（稍晚些出现的）白兰地和杜松子酒，都是这类场所的引擎，这些场所大多明确禁止提供食物或住宿，或只允许提供奶酪和面包。
中国也有酒馆文化，就像在古希腊，其中一些酒馆是性娱乐场所（交际花和娼妓）。为突显自家的排面，这些酒馆通常装饰得非常奢华：“红绿栏杆，蓝紫屏风，红色镀金灯笼，花台矮树，造型典雅的椅子。”相对简陋的小酒馆则是用竹子搭建，挂上简单的窗帘。来这些酒馆是要了解一些门道的：懂规矩的可以去楼上的包间；而不懂规矩乱闯的人不仅会被嘲笑，还会被收取更多的费用。
从巴黎到杭州，人们都能买到相当于近代外卖的食物。在巴黎，人们晚餐的典型食物，比如香肠、汤品和禽肉，通常由不同的餐饮服务者提供。这些场所提供外卖或即食食品，但其食物的种类必须在经营者执照的允许范围内。直到今天，西班牙的传统面包店都只在星期日营业，并专门为教堂礼拜的课后餐提供烤鸡。
此外还有俱乐部和公共礼堂。比如在欧洲的某些德语区（Geschlechter-、Zunf-、Trinkstuben），它们通常采用会员制，并设置规则，但作为回报，会员们可以一起社交，一起吃饭喝酒。通常来说，这种组织会有一个官方厨师。在上莱茵沿岸和瑞士北部地区，曾一度开设265家餐馆。在巴黎和英国，这种会员制半私人的就餐场所也很常见，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除上述之外，也有完全公共的就餐场合可供选择。15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套餐餐馆”提供的是固定价格、固定时间的一餐。这种有固定就餐时间且所有人一同吃饭的就餐形式，是在餐馆发明之后才出现并一直留存下来的。食物被放在桌子上，顾客可以随便取用。如果来晚了，可能就会错失最好的食物。无论是想要饱餐，还是只想随便吃点，在餐桌旁用餐的乐趣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许多套餐餐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但也会为松散的旅客提供服务，只要他们能准时出现。在英国，“普通酒菜馆”通常服务于工人阶层，基本都是一种形式的套餐餐馆（固定时间、固定价格、固定食物）。这些场所大多相当普通，只是增加了座位和比小吃店稍微复杂一些的饭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套餐餐馆”或“普通酒菜馆”为辛普森鱼餐馆，位于伦敦的英格兰银行附近，自1714年开始营业，提供定价2先令一份的鱼类普通套餐——12个牡蛎、汤、烤鹧鸪、3种开胃菜、羊肉、奶酪。
04 中国餐馆先于欧洲餐厅出现
其他关于早期餐馆的故事则来自杭州。1132年，宋都从开封迁至杭州（当时称为临安）。马可·波罗到达那里的时候，蒙古人已经在1275年完成了对杭州的入侵。马可·波罗称这座城市为“昆赛”（Quinsai），这是汉语“首都”的波斯语变体。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蒙元入侵前夕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提到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他把杭州描述为“昆赛之大，举世无匹……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么多的乐趣，简直恍若步入天堂”。杭州城中心与之前的开封很相似，只是货物来自更遥远的海外：中东和东南亚。
除了被称为“茶酒厨房”的宴席承办者（包办饮食、餐具和装饰的餐馆）之外，还有一种大型餐馆。（法国也有类似从宴席承办者向餐馆老板转变的趋势。）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这种大型餐馆：
湖心有两个岛，每个岛上都矗立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其间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房间和独立的包间。当有人想要举行婚宴或盛大的宴会时，就会在这其中的一座殿堂里操办。所有的物件都已准备停当，诸如碗碟、餐巾、桌布及其他任何用得着的东西。室内的装饰摆设都由这两座殿堂的公民共同出资兴建和维修，他们也正是为此目的而建造的殿堂。有时，这些殿堂里会同时举行100场不同的宴会，有的大宴宾客，有的庆祝婚礼；然而所有人都能在不同的房间和包间里找到很好的去处，而且被安排得井然有序，谁也不会妨碍到谁。
和开封一样，杭州城内也有餐馆和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食物被盛在精美的瓷器和漆器上，小曲入耳，可谓逍遥自在（这里的女孩会唱曲，而不是像古希腊的女孩吹笛子）。约1300年，在宋朝编纂的文献《梦粱录》中，除了对餐馆本身的描述之外，还开始出现了关于人们不知如何正确点餐的故事：
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问酒多寡，然后别换好菜蔬。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谙识者，便下箸吃，被酒家人哂笑。
我们会在许多场合遇到“乡巴佬”（贸然闯入自己不熟悉的文化）这种说法，包括先于餐馆出现的欧洲旅馆，以及19世纪早期巴黎人通过使用出行指南和餐馆指南学会如何举止得体。对于经常光顾餐馆的新一代人来说，18世纪的中国餐馆指南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尽管中国餐馆早在近1000年前就已经完全形成，但欧洲餐馆却还要再经过700年才会出现。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从面条到瓷器，众多的饮食文化在欧洲和亚洲之间传播；然而拥有侍者、菜单、丰富的食物选择、不可思议的装饰及娱乐的餐馆并没有随之迁移。相反，欧洲餐馆的出现非常突然。更进一步讲，它们像中餐馆一样，均出现在一个丰富的场景之下：获取食物的多种方式、在公共场合一起吃饭，以及客栈、小酒馆、俱乐部和茶馆的出现，等等；但却基本上没有菜单、侍者、隐私或外出就餐的礼节。
本文节选自《下馆子：一部餐馆全球史》一书，书摘部分及图片来自本书第一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