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另类职场生涯

在喧闹的城市角落，一个衣服店的门外，有一个奇特的“迎宾模特”——一只身着时尚牌子的柴犬。这个令人费解的景象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否是一场神秘的阴谋。

据说，这只柴犬不仅仅是店主的宠物，更是一名真正的“打工仔”。它每天在店铺门口或橱窗附近静静守候，仿佛在等待着某个不可思议的谜题揭晓。店主敏锐地抓住了这只柴犬的潜力，将其打造成了一名“迎宾模特”，成为店铺里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

然而，这背后隐藏着令人费解的内幕。尽管这只柴犬每月领取3000元的工资，享受着包吃包住的福利，但却频频遭受各种“罚款”的折磨，导致其实际收入寥寥无几。这让人不禁怀疑，这个貌似搞笑的场景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荒诞而又神秘的故事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利益的职场中，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然而，就连一只柴犬也被卷入了这场看似滑稽的职场纷争之中。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可能被商业化和利益化所侵蚀？

或许，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无论是柴犬还是人类，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和珍视，不应被利益所束缚。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让每个生命都能享有应有的尊严和自由。

总结与点评

这篇文章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充满悬疑和荒诞的世界，通过对柴犬的职场生涯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文章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丰富的细节描述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成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引发了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通过对柴犬的经历进行深入剖析，文章不仅展现了商业社会的冷酷一面，也反映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文章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思考，促使读者反思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最后，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篇文章，思考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和荒谬，坚守内心的正义和良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评论，让我们一起为更多的人看到这个信息而努力。

三个人的故事都跟一家火锅店有关。

一

1995年，17岁的山里小姑娘杨利娟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会在这一年发生根本改变。

她的两个哥哥做煤炭生意，欠了一屁股债，家里被债权人“洗劫”一空，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在农村，女儿的家庭地位非常低，杨利娟被推到了肩负家庭债务的生力军的位置。

她来到简阳县城一家小餐馆打工，每月工资120块。除了留10块钱零花，其余全部寄回老家。

小姑娘吃苦耐劳，像一架机器一样不知疲惫地干活，隔壁火锅店的张老板躲在门后看得如痴如醉。

一天，他跑过来说道：“来我们店里干活吧，我每月给你160块！”

没想到她一口回绝，就像当年关羽拒绝曹操一样，颇有几分忠肝义胆。

然而老天这时帮了张老板一个大忙。

没过多久，餐馆倒闭了，张老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她挖了过来。

17岁的杨利娟从此正式成为火锅店的一名传菜员兼洗碗工。

火锅店的活儿是真累，别的餐馆忙的时候是快走，在火锅店要小跑。

一个星期下来，差点儿没累趴下，但她咬咬牙坚持下来了，并且做得越来越顺手。

然而，年底的时候传来一个噩耗，债主又一次把老家搬空了。母亲坐车到县城，哭着找杨利娟想办法。

每个月工资分文不剩寄回老家的杨利娟哪里来的800块。于是张老板出面拿了800块给杨母回家。

最后那800块，他既没有从杨利娟工资里扣，又没有拿她的年终奖抵。

“从此，我就把火锅店当家里了，谁要损害公司的利益，我敢跟谁拼命！”20年后，杨利娟回忆此事，仍然记忆犹新。

由于做事认真负责，敢闯敢拼，杨利娟店里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女汉子。

3年后，她当上了店长，又过了3年，她走出四川成为西安总店店长，独立管理全市7家店。

21岁，对于现在的姑娘来说，还在象牙塔里看电影吃爆米花。但对杨利娟来说，她已带着100多号人，整整一个连的兵力开疆扩土。

有一次，几个人在店里发生纠纷，叫来了两卡车 黑社会。黑压压的一片，要么赔钱，要么砸店。

杨利娟被吓到了，但她很快镇定下来。

誓死捍卫火锅店！她一声令下，100多员工男的在前、女的在后，冲出店和黑社会对峙起来。

1米6的杨利娟站在最前面，硬杠了半个小时，直到警察来了。

还有一次，她组织员工去街上贴广告，结果被城管抓个正着。

城管跑来店里扣了营业执照，通知交一笔罚款才能领回来。

没钱没势，如何是好？杨利娟想了一晚上决定放弃尊严，带着两个女服务员，跑到城管所嚎啕大哭，不给执照不回家。

最后，一个科长看不下去，只能对她们处分一次口头警告，退还了执照。

西安第一家店开了几个月仍然生意惨淡，杨利娟急得觉都睡不好。

她用暖壶装上豆浆，挨家挨户去送，甚至还送到了汽车站，只为告诉他们西安有家火锅店味道很不错。

一天，她在公交车上看到两个时髦女郎，愣是跟到她们下车，才找到搭讪机会。

她紧张地跑过去：

“两位姐姐好，我是四川来的，在××路开了一家火锅店，味道挺好的，价钱也公道，请你们过去尝尝。”

女郎刚开始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杨利娟是骗子，直到3天后她们真的找到了火锅店。

在杨利娟的带领下，火锅店捞起死回生。从此以后，无人不服她，而她也顺理成章成为张老板手下第一得力干将。

二

杨利娟的几个哥哥还在简阳挖煤矿时，在离他们200公里外的宜宾，一个叫袁华强的小孩子正在山上放牛。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6岁的袁华强每天早上把几头牛赶到山上去吃草，然后再赶回家吃点辣椒泡饭，最后去上学。

为此，他每天都会迟到，每天都要罚站。

稍微长大一点后，他要开始干农活了。8亩田地，全部由一家四口人力完成。有一次割草，一刀下去，半个指头就没有了。

这个伤疤一直到现在还留在手上。

家里穷，妹妹早早就辍学了。而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读了个初中就进了简阳一所中专。

命运的伏笔就在这里铺开了。

中专毕业后，学校包分配，把他推荐给了一家火锅店。

那一年是1999年，袁华强这个中专生迎来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洗碗。老师送给他八个字：先求生存再图发展。

火锅店洗碗真的很累，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十点才下班。他整个手都泡在洗洁精和水里，手上的皮都可以直接撕下来。

干了一段时间洗碗工后，他又去传了两个月的菜，然后被派去当门迎，做了半年，店里会计师因为家里有事辞职了，所以他又当上了会计。

他自己回忆说：“小时候吃的苦特别多，所以火锅店的苦都不算苦。”

更重要的是，他在苦中学会了作乐，保持乐观和学习的心态，从未咒骂过苦逼的生活。

所以每次顾客来，他都特别认真对待，帮顾客拎包、带孩子。后来那些小孩子长大了，有的叫他哥，有的叫他叔叔。

2002年，22岁的袁华强受任于危难之中，去了火锅店一家亏损的分店当店长。

他二话不说，走马上任。

他推出一系列改革，每天去同行门口数客人，带着厨师长去试吃，到附近寻找新菜品。

有一次，隔壁一家店忽然顾客暴增，他打听到原来他们推出了一款“九尺肠”新品。他跟踪隔壁的采购车，一直跟了200多公里，才找到“九尺肠”的货源。

几个月后，这家店终于扭亏为盈，而他又被派去开拓新店了。

2005年，袁华强被派到北京开店，担任大区经理，首都成为了火锅的海洋。

凭着极为出色的工作能力，2007年，年仅27岁的他拿到几十万的年薪。他在望京买了一所200平方米的房子，把千里之外的父母接到了北京团聚。

三

袁华强到火锅店洗碗的第二年，一个叫苟轶群的大学老师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

没办法，他只能走出校园找点外快赚。

正好，他看到一家火锅店在招兼职会计，而自己又是教会计的老师。二话不说，他就接了这份兼职。

入乡随俗，在火锅店干会计，不会点其他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会计师。

每到火锅店人手不够时，他就放下财务的担子，钻进厨房帮着后厨人员洗碗。

除此之外，只要对火锅店有利的事情，他都抢着去干。

渐渐地，他觉得自己更适合火锅店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他干脆把大学教师的工作辞了，专心扑到火锅事业上来。

然而，没多久，苟轶群就闯了大祸。

由于经验不足，他在做出纳的时候上了别人的当，直接让火锅店损失了300万。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

出事后苟轶群情绪低落，非常不安。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火锅店张老板一点都没责备他，还对他说，钱能追回来就追，追不回来就算了。

张老板告诉他：“你的价值比那300万大多了，别让我看到你垂头丧气的样子。”

那300万到最后也没能追回来，不过苟轶群却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亲手给火锅店运作了许多大项目，设计了火锅店现代化物流体系。

人们都说，苟轶群就像朱元璋旁边的刘伯温一样。

四

洗碗工、迎宾员、兼职生的三个故事讲完了。

巧合的是，他们都与一家火锅店有直接关系。

没错，这家火锅店就是最近上市的海底捞。

在海底捞的20年左右时间里，杨利娟拿到3.6798%的股份，袁华强拿到1.38的股份，苟轶群拿到1.84的股份。

背靠海底捞1000亿的市值，他们三个的身家分别达到30亿、11亿、15亿。

同时，他们都还是上市集团的高管。

这是一个造富的时代，如果你没有拼爹的资本，没有高大上的学历，没有万人迷的颜值，那么请保持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你要相信天道酬勤，时代不会亏待任何人。

作者：政军

（本文为电商报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片：沈洋

撰文 | 沈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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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玉出生在安徽农村。她在生儿子之前在上海流星饭店（化名）当过两年服务员。在生育之后不久，她又从安徽来到流星饭店继续打工。一次，一位男顾客跟她说：“要不是我们来饭店吃饭，你还在农村种地呢。”凤玉反击：“要不是我们来饭店打工，你只能吃屎！”

勇也来自安徽农村，是流星饭店的男传菜员。和其他女服务员一样，凤玉不太看得起小勇，觉得在饭店打工的男人没什么出息。勇来饭店打工是为了找对象，他听说饭店里女服务员多，容易找对象。但没想到在饭店打了四五年工，仍然没找到对象。在从厨房把饭菜传到大堂之后，女服务员还经常不配合，不及时把饭菜端到饭桌上，男传菜员与女服务员之间的冲突频繁。

凤玉和勇都是在初二辍学之后跟随家人来上海打工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有大量农民工遵循这一路径，经历了农村到城市的迁移。2017年，中国有1.7亿农业户口居民离开家乡，在异地从事非农劳动，占中国总人口的12.4%。和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类似，服务业GDP占上海GDP总量的70%，流动人口对服务业GDP增长贡献巨大。国内80%的餐饮从业者为农民工。从凤玉和勇的案例里可以看出，顾客与工人的互动、男工与女工的互动，基于阶层、户口、性别的歧视，使得工作场域、工人的个体经验变得复杂。

为了探索农民工在社会经济剧变中的人生经历，我从2011至2014年间七个多月在饭店打工，通过参与式观察与访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后在2016到2018年对于饭店与员工进行了数次回访，并把这些记录在了一本书中。

我的观察主要聚焦于上海餐饮业农民工的工作经历，与伴侣以及父母的亲密关系，以及休闲生活。我同时关注男工与女工的经历，从中分析性别、社会阶层与户口在社会分化中起的重要作用。

性别化与女性化的工作场所

在2011年底我刚开始打工时，流星饭店有5层楼，约300名员工，其中前台的员工约占一半。前台的工种包括迎宾、收银员、服务员、传菜员、酒水吧工作人员和保洁员。由于我主要是通过当服务员和传菜员来收集数据，并且重点观察服务员和传菜员是如何与顾客互动的，因此后厨不在我观察范围之内。

饭店前台是高度女性化的，并且存在性别隔离。性别隔离不仅存在于不同工种，即使在同一工种内部也存在性别隔离。比如，三楼的酒水吧主要负责榨果汁，榨汁对环境卫生要求高，管理层认为女性更心细，于是就把女性安排在三楼酒水吧；而二楼的酒水吧主要是发放酒精饮料和软饮料，需要搬运酒水，管理层认为男性力气更大，因此二楼的酒水吧工作人员都是男性。

女性化表现在饭店前台63%的员工都是女性。一方面，无论管理层还是员工，都认为女性更加适合从事服务行业，更加适合某些特定岗位；另一方面，在餐饮业的女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享受产假，她们通常在怀孕之后就辞职回老家待产。通常雇主并不需要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也不需要给员工交纳生育金。因此，在正规就业领域（formal sector），雇主可能会因为需要为女员工额外支出的成本而更倾向于雇佣男性，而在餐饮业并不存在在招聘环节对于女性的歧视，这是导致餐饮行业女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流星饭店前台这样一个女性化的工作场所，男农民工并不具备性别优势，反而会因为“没出息”遭受到女工的嘲笑，男工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社会底层”。有一天居然有三位男工主动跟我提起在饭店打工让他们觉得自己处于“社会底层”，而我并没有听过女工有类似的抱怨。此外，尽管传菜员的收入比服务员少，部分男传菜员不愿意当服务员，因为觉得服务别人需要忍气吞声，而他们很难接受。

Bourgois（2002：141）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工人阶级男性在需要服从的服务行业处于劣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会感受到羞辱，处于屈从地位。我的观察是，社会对于男性的期待与饭店男工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弱势形成了反差，因此会受到女工嘲笑，一些男工因无法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而自卑，而女工并没有展示过这种自卑。城乡流动并没有颠覆性别等级制度，但是男工在工作方面也会处于劣势。性别等级制度与工作等级制度的交织使得工作场合的性别关系变得复杂。

虽然女工会嘲笑男工没出息，但女工也会在服务客人的过程中被言语歧视，甚至拳打脚踢。员工在面对顾客的歧视时，有的选择逆来顺受，有的会选择抗争。公开反抗顾客的行为包括骂还嘴，打还手；暗地里的反抗包括偷偷在顾客的饭里吐口水，在茶里倒调料等。在工厂里常见的劳资冲突与工人集体抗争在饭店里很少见。饭店内的劳资冲突更可能是隐性的，而服务员和顾客之间的阶级矛盾显得更为突出。性别、阶层与户口交织的多层次的鄙视链，向我们展现了工作场合的复杂性。

亲密关系协商：服从、妥协与反抗

农民工迁移后的居住模式常被看作是一种暂时性非父系模式（temporal non-patrilocal residential model），尽管多数农民工婚后会在丈夫的老家筑建小家庭，然而新婚夫妇一般很少使用到老家的“婚房”，因为在婚后不久就会返回城市打工。新婚夫妇迁移到一个距离双方“老家”都不近的城市打工可能是暂时的，但却是普遍存在的。

迁移在某些方面是农村未婚与已婚妇女得到赋权的过程——参与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经济独立，脱离农村的父权制家庭意味着打破传统“男主外、女主外”模式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追求浪漫爱情与履行孝道义务之间的矛盾。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和孝顺之间可能会引起激烈的家庭冲突。

例如，小月的父母以老家距离太远为由，反对她和她的男友恋爱。她不顾父母反对，和男友从上海的闵行区“私奔”到静安区。但在私奔之前，她把身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父母。她表示：“我还有一个弟弟……那时候我哥刚结婚，我父母家还欠账吧。因为从小就知道父母存钱不方便。就是，我反正是把自己的钱都给他们。”后来，小月时不时主动联系父母，希望他们的爱情与婚姻能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小月怀孕之后，父母终于同意了她的婚事。从小月的案例可以看出，未婚女工通过在寻找结婚伴侣时与父母不断谈判与协商的过程，来重新定义“孝顺”。

在亲密关系中，虽然女工与男工都受到了父母催婚的压力。但不同的是，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衡，单身男工在婚恋中处于劣势，订亲时的聘礼成为他们家庭沉重的负担。在亲密关系中，男工想维护他们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孝顺的儿子以及负责的父亲的形象。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上海处于劣势，他们不一定能维持这些形象。相对于农村女性，农村男性更难进入婚姻，这损害了他们作为孝顺儿子的形象，增长了他们的焦虑与绝望。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中有80%已婚，大多数夫妻同赴上海打工。有的已婚男工与妻子相比做更多家务，赚钱赚得更少。他们由于“女主外、男主内”这种颠倒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而被同事嘲笑。

在暂时性非父系居住模式中，一些已婚打工妇女得到了赋权，因为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收入，少做家务。但她们仍然受到孝道义务的约束，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原生家庭作出贡献，即使他们无权继承家庭财产。孝道、传统性别规范和崛起的权力是这些打工妇女必须调和的因素，她们的主体性影响了自己的实践，同时实践又会推动主体性的构建（Shen, 201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男工在饭店工作场合和相亲时处于劣势，他们在日常性别互动时仍会实践男性特权，例如用言语与行动性骚扰女员工。这些发现展示了性别微妙的运作方式。这些复杂矛盾的性别关系使我们在中国语境中重新理解性别权力关系与性别化的主体性。

性别化的休闲娱乐时光

由于饭店工人通常一周工作六天，一天要在饭店停留10个小时以上（见下图），他们的生活与朝九晚六的”主流”生活相距甚远，娱乐方式受到了工作时间的局限。由于下班时间通常在9点半之后，通宵K歌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在工作中受到的委屈、父母催婚的压力以及对于婚姻伴侣的失望，全都可以在KTV的喧闹中得以片刻发泄。

工作时间表，Shen(2019: 22)

流星饭店的工人午休时间从1点半开始，到4点结束，男女员工打发时间的方式也有性别差异。

女员工通常会去贩卖廉价商品的百货商场购物，或者坐在饭店两楼玩手机、绣十字绣。她们会绣”家和万事兴”、“人世间条条路坎坷,勇往莫退缩,谋富贵”、牡丹花等图案和汉字（见下图）。一副十字绣作品通常需要几个月来完成。在绣的过程中，女工们把主体性以及对生活的期待投射到作品上。

十字绣“家和万事兴”，Shen(2019:137)

男工除了玩手机，还会去饭店附近赌博。正因为在工作场合的不顺以及婚恋方面的焦虑，使得他们在休闲娱乐中投身于赌博，期望能一夜暴富。然而十赌九输，赌博反而加剧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劣势。

从我2011年年底开始在饭店调研至今，一晃7年。我与几十位饭店工友加了微信或者QQ，并偶尔联系。无论饭店、工友和我个人都经历了诸多变化。尽管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很多工人在饭店离职之后，很可能去工厂打工、去当外卖员或者去开黑车。没有听说有谁发家致富、或者拿到了上海户口。

遥想在建国前，由于战乱，我祖父母辈从江苏逃难到上海静安寺附近，他们得以凭自己辛勤劳动，在上海扎根落户，在国企工作，有了稳定住房和社保，作为后代的我们才会有各种他们当年无法想象的机会。而在如今更加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下，外地来沪打工者已经很难在上海定居。

农民工对于中国的经济贡献巨大，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提供更加全面的福利与稳定的居所，是执政者、学者和身处于大城市的“受益者们”需要反思的。

作者简介：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基于作者于2019年2月在Palgrave出版的新书Beyond tears and laughter: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service sector in China改写。通过聚焦于在上海餐饮业农民工的工作经历，亲密关系，以及休闲生活，这本书致力于阐述性别和阶层是如何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运作的，来沪打工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他们的经历如何呈现性别、阶层与户口的区分。

相关文献：

Shen, Y. (2019).Beyond tears and laughter: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Palgrave,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81-13-5817-3.

Shen, Y. (2016). Filial Daughters?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of Rural Migrant Women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6, pp. 519-537.

Bourgois, P. (2002).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