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新华每日电讯
夜奔解放区
《水浒传》第八回，写高衙内的狗腿子陆谦陷害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把林冲刺配沧州；接着又火烧草料场，逼使林冲在风雪漫天之夜，悲愤地高呼“天哪天，莫非你也怕权奸”，上了梁山。
这是小说和戏曲舞台上《夜奔》的故事。
不料想，像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中学教师岗位的大学毕业生，竟然也“演出”了一场“夜奔”，并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那是1948年的事——
暑期，我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经朋友托朋友的介绍，千难万难在南京附近的采石矶镇中学，谋得一个教员的工作，准备赴任。当时，我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此也带有为地下党建立新据点的任务。采石矶地属安徽省当涂县，北临长江，风景秀美。诗人李白就是在62岁时病死在这个当涂县。
8月10日左右，我已到任采石矶中学一周。8月1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两个决定：一是发行“金圆券”，兑换旧法币，进一步搜刮老百姓腰包里的钱财；二是通过中央社向全国发布通缉令，给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扣上“匪谍”的罪名，进行大搜捕。我被列入通缉名单。与此同时，《中央日报》发表题为《操刀一割》的社论。国内一时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真是一声霹雳当头！当天中午，我在采石矶中学就看到了《中央日报》刊登的通缉令。所幸开明、善良的校长（可惜他的名字已记不起来了）当即把报纸藏了起来，并秘密通知我立即离校。
记得那天是个月圆之夜。皓月高悬，把大地照耀得一片银白。明月历来被文人骚客吟诵、赞美，但那天夜晚，化装潜离南京的我，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架着一副借来的金丝边眼镜，望着朗朗月光，难禁恨上心头，诅咒月亮是在“为坏人掌灯”。
我过下关，渡长江，登上北去的陇海铁路列车，奔向开封，再转赴豫西解放区。
我在开封南关马车行里，搭上一辆驶往许昌运盐的马车。
那时，许昌已经解放。从开封到许昌不足一天的路程，但是路上要穿过国共两个政权辖区之间的游击区（即中间地带）。那一带时常发生抢劫，被人们视为“凶险之途”。
当我走近这个中间地带，在一段低洼的牛车路上，迎面走过来几个神色张惶的人，他们一个个耷拉着头，默然疾行。我心头一紧：敢莫是要碰上歹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有人厉声喝道：
“站住！举起手来！”
三个穿黑衣、戴黑帽、帽沿儿压得低低的大汉，手持“盒子枪”，从右侧山坡松林疾步朝我和盐车走来。接着又喝道：“把鞋脱掉！检查！搜身！”
从开封出发时，二哥二嫂送我一只他们订婚时的金戒指和五块“袁大头”。他们想得周到，把戒指拉直，缝进了我的布鞋帮里；五块银元在我搭上盐车时，已把三块塞进一个装盐麻包，另两块放入鞋底。
歹人们抢走了我放在鞋里的两块银元，总算有所斩获，又对我厉声喝道：
“站住了！不许动！”一边呵斥，一边疾步退回松林远去了！
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被拦路抢劫。
当晚我到了新解放的许昌地区招待所。主人热情地端着新出笼的白馍和醋蒜凉拌新鲜萝卜缨招待我。虽然“平安到家了”，但是一点也吃不下去。我的心潮翻滚，五味杂陈。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三年，内战的火焰又在几个战场熊熊燃烧起来了。
老爸的三个指头
1948年10月的一天，姐夫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与世长辞。放下电话，我愣怔了片刻，继而双泪滚滚，终于抑制不住，嚎啕大哭。
那时，我刚从解放区调进新华社开封分社工作，不便请假回家。是善良、厚诚的姐夫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替我们兄弟三人持哭丧棒、扛柳木栓、摔盆送葬。我在开封扯了一块黑布，套在左臂上三个月，算是尽了孝心。之后每念及此，就悔恨自己愧对疼我爱我的父亲。
妈妈告诉我：父亲临终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他颤抖着举起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久久不肯放下。妈妈问他还有啥事要交待？他含着泪水，只是直瞪瞪地看着妈妈。
“那时，国民党要抓你，咱乡里传说，你已经被捆着塞进竹篓，沉入长江底了。你爹是心里悬着你才不闭眼呀！”妈妈垂泪对我说。
父亲是因浮肿病不治而去世的。那时，内战打得正烈，家乡刚刚解放，农村凋敝，此前的1942年中原大旱、赤地千里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里。我心里明白——重病在身的老爸再无力前行，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父亲是县里一位小学名师，桃李遍及四里八乡，重教的学校和家庭都争相聘他。他教书育人，谆谆善诱，还资助过一个品学兼优却家境贫寒无力念书的学生。
我们县城里的首富之家，曾盛情邀请父亲去他家当了三年家庭老师。那时，县城到我们村没有汽车通行，父亲体胖，黄包车（即人力车）不愿拉他。因此，他每次都步行回家，三十华里的路程，总是晌午过后才能走到家，双脚打满了水泡。到家后，母亲赶紧找出一个大号缝衣针，点起油灯，拿针在火苗上烤一会儿后扎水泡。接着，拽一根头发在手，穿进水泡的针眼，把淡黄色水液放出来。如此这般，那水泡第二天就干瘪愈合了。这情景，就像一幅图画，久久刻在我的脑海。
父亲写一手好字，每年都在宅子二门上张贴一对据称是清代张廷玉父子两代尚书创作的楹联，上联是：忠厚留有余地步；下联是：和平养无限天机；横批是：耕读传家。
父亲一生清廉、秉正，耳濡目染，成为我构架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源。
抗日战争时期，大哥半工半读，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曾在河南省财政厅短期任职。有一次，大哥从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返家休假。县政府闻讯后，给我家送来一个“点心匣子”。当时大哥已经休假期满返回开封。父亲当即决定，把这盒点心原封送还县政府。他说：“老大已经回开封了，这礼盒理当送还人家。”
我从16岁以后，常年求学在外，只在暑假、寒假回家小住，长期没有孝敬过父母。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校方决定把暑假延长到6个月。
我从重庆搭乘长途汽车返家。途经川北龙门山东麓。满山遍野的红杜鹃花，险峻的剑阁蜀道，以及关中路旁挺拔的白杨树，令我阅尽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
行前，想到父亲酷爱品茶，专程到重庆市区买了一个“窝窝头（沱茶）”，孝敬父亲。
回到家里，父亲捧着“窝窝头”再三端详，看得出他是满心高兴。
他把自己烧水冲茶用的洋铁壶洗了又洗，涮了又涮，灌上刚从村里那口深井提上来的“井拔凉”，又找来两块青砖，立起一个火灶，拿着一把大蒲扇，动手烹起茶来。
水开了，冲好茶，他端起白瓷茶杯，抿了一口又一口。
不料想，他皱起眉头，朝我问：
“这是沱茶吗？ ”
“是呀。”我答。
“是真货吗？ ”
“是呀，是我专程到重庆市中心茶叶店买的呀！”
父亲摇揺头，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些日子，我才懂得：茶叶是很娇嫩的物品，怕烟、怕酒，也怕太阳暴晒；保护不好，就变成一把树叶了。我懊悔自己愚钝，一片孝心竟成了“白操心”！
但父亲并没有埋怨我一句。
我从上小学初懂事起，到父亲61岁去世，绕膝多年，他从没有厉声对我说过一句话。
有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是我上初中不久。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事，和父亲谈到河南省的渑池县，我把“渑”字念成了“绳”字。父亲问我：“什么？什么？”我答：“‘绳池县’呀，不是在郑州西边吗？”父亲拿起一个小竹棍儿，在地上写了一个“渑”字，一个“绳”字，对我说：这个念“mian（音：免）”，这个念“sheng（音：绳）”。不过这个“渑”字，却也可以念作“绳”字，但那是特指山东省古时一条小河的名字。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父亲认真、求实、一丝不苟的品格。他的这种品格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尤其是当我从事新闻工作、执笔为文的时日。
飘香的木瓜树
老家后院有个竹园，竹园西南角有一棵木瓜树。这是一棵奇异的树：它主干不高，当属灌木一类。银灰色的树皮斑驳，呈块状脱落，树叶厚墩墩的。深秋树叶飘落，枝头缀着一个个金色的果实（木瓜），清香四溢。家人都知道此树是爷爷移植来的，但谁也说不清是从哪里移来，更不知道树的学名。
每年快到春节，把“木瓜”摘下来，按“品”字形放进一个“尺二”的白瓷盘，摆在厅房供来客观赏。从冬到春，放上两三个月，依然鲜亮，清香四溢。待到仲春，木瓜渐渐枯皱，还舍不得丢弃。爷爷把它切成四楞形长条，放到蜂蜜里浸泡几天，变得又酸又甜，成了我们儿时争食的美味，据说还有化痰的功效。
爷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一生没有“功名”，几次应试，都没有“金榜题名”。他重视育人，在我家腾出两间瓦屋，兴办义学，从外地请来一位私塾先生，给十里八乡前来求学的孩子们授课。
他酷爱花木，为此勤劳操持了一辈子。老家小东院种着栀子花、牡丹、芍药、金桂、银桂、蜡梅，花繁叶茂，都是他侍弄的。花木施肥需要马粪，我家不养马，他就到处去寻觅。
栀子花在麦收季节盛开。每年花开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纷纷来我家采上一朵插在发髻上，走去时一路飘着阵阵清香。两棵桂花树——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更招人爱。
中秋节前后，村外老远就能闻到桂花香。有一年逢牡丹“大年”，一株牡丹竟开了两百来朵。清晨，粉红色花瓣滚着晶莹的露珠。爷爷喜出望外，特地找来几根竹竿，用白布给牡丹搭了—个凉棚，延长了十多天花期，四乡邻里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爷爷有一个“忘年交”，是邻村一个中年人。那时农村还没有农业技术员之类的称号，但他确实是个农村的能人。他腰间常年别着两把工具：一把是剪枝刀，一把是嫁接刀。他嫁接的一种梨树被村里人称“落花甜”，梨子成熟后掉到地上能摔成八瓣。
爷爷一生勤劳。每天东方破晓，他就抄起一把粪叉，背一个竹篮出村。绕村一周，捡回一篮子狗屎人粪，往积粪坑里一倒，才去吃早饭。他的早饭也有些特别：一个煮鸡蛋，再喝一碗白开水，送下一捧生黑豆，从来不吃面食。
爷爷读圣贤书，一生乐善好施。
老家后院有一棵楸树，主干直溜溜的，有几丈高。爷爷每年在树的低杈挂个小竹篮，里面放些杂豆、高粱米，引来成群的灰喜鹊啄食。后来听说村外白河渡口需要一条渡船，还要搭建一座木桥，他立即砍了楸树，捐给渡口。至今将近百年，这渡船和木桥还一直在使用。
老家堂屋正中悬挂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字端庄秀丽，无名氏书写。爷爷一生依此践行不怠，也常招呼我们伫立字幅前念诵。
1942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千万灾民成群结队，扒陇海铁路火车西逃。爷爷决定舍粥赈灾，每天上午、下午各熬一大锅高梁面粥，放在我家大门外，供过路灾民自由取食。
爷爷晚年曾在外地任土木工程师的叔叔家小住。暮年落叶归根，倦鸟思林。家里买了一个竹圈椅，扶他上了火车，回到老家。不久后，爷爷无疾而终。
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离世。章先生去世后，在诸多悼念文章中，使我们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他的学问和思考，更在于他在不同世代所体现的风骨和精神。在今天这个时常追问何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的时代，章先生的生命历程和独立的人格，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为了追忆章先生，我们特邀章先生门下弟子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博士后张晓宇先生撰写一文回忆他从章先生治学的过往。在这篇文章中，章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学者，也是一位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亲切、随和的老人。他对晚辈后进的提携奖掖，晚年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是他在教育和学术之外留给我们的另一笔财富。
撰文丨张晓宇
章开沅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的605室。
章开沅的办公室。
2012年9月，我来到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所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是章先生开创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升级而来，资料室在607，紧挨着先生的办公室。为了扶持中国基督教史这个相对弱小研究方向的成长，先生直至晚年都还在基督教史方向带博士生。2014年先生请辞“资深教授”，也不再招收博士生，我就这样极其荣幸地忝列于诸位蜚声海内外的学长们之后，成为先生名下最小的学生。
自我从法律转学历史以来，先生的鼎鼎大名即如雷贯耳。先生之治学和为人，早已是我们年轻学生心目中的典范。尤其是他在历史关键时刻无惧个人荣辱安危的抉择，更彰显了一个历史学家的风骨。2012年9月10日教师节上午，师兄王淼带我去605拜访章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心中甚为忐忑，生怕应答不当，给先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当得知我是山西人时，先生告诉我，他的先人节文公，就曾在山西为官，家族多人葬在太原。先生笑称，“山西也是我的家乡，我们是老乡啊”。随后又说，“我大哥的孙子也叫晓宇，名字和你一模一样”，紧接着先生又补了一句：“啊，我这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啊。”所在皆笑。这一下就拉近了距离，也消除了我的局促感。先生随后又跟我们讲了许多章氏家族的故事。那次见面只有短短二十多分钟，但让我记忆犹新，对我以后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生那时87岁，但身康体健，耳聪目朗，每天上午九点左右步行到办公室。彼时我自由散漫，迟睡晚起，经常是我到资料室时，先生已经坐在办公室许久了。先生一般是上午十点半左右步行回家，临走前还经常到607来转转，跟在资料室的小朋友们聊一聊。经常有海内外的学者来拜访章先生，刘家峰教授和刘莉老师负责联络和接待，我们学生端茶送水，帮点小忙。加之我三年学业中，还有不少文书需要麻烦先生签字，每次见面先生就顺带与我多聊一会，我因此而近水楼台，常得聆听先生教诲。
先生之教导
我在华师求学期间，学校后勤集团经常让学生搬家，三年搬了六次家，苦不堪言。2014年6月时，学校又进行宿舍调整，要求原来住在东区十栋的博士生全部搬入指定之过渡宿舍，再于9月开学时搬入新建成之国交三栋博士生楼。大家对此忧心忡忡，一来“秀才搬家尽是书”，重复搬迁未免劳顿之苦；二来东十本不在装修之列，无需过早清场。众人思量再三，决定联署向学校请求暂缓搬迁，但又因种种原因顾虑重重。那天我正好有事去先生家，遂向先生表达了一下我们的顾虑。先生阅完我写的请求书草稿后说，有意见向学校反映并无不妥，但要注意遵循合法渠道，表达合理诉求，尊重既有程序机制，逐级转呈。随后我们严格遵循先生的嘱咐，向东十宿管老师和我本人所在学院提交了请求书。后来我们与学校各级领导、老师的交流也比较顺畅，最后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我们的请求。这一事件也让我深刻领悟到了先生做事的智慧。彼时我正在研究晚清宗教自由请愿运动，这种经验也让我对先生所倡的“参与史学”，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诸多老师曾言及，先生年轻时颇严厉。而我从先生读书时，先生已经87岁高龄，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了。有一次我去武汉机场接先生和师母，提早到了十多分钟，想着怎么打发时间，于是打开手机玩起了游戏。这一下不得了，激烈厮杀中，竟然忘记了时间，直到先生站在我的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发现先生已经到了。此事我至今想起都颇为汗颜，他一定看到了那个贪玩误事的小子在做什么，可是他没有任何责备之意，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先生对我的错爱和学术上的提挈，应该是在我写完湖州教案的文章之后。我博士论文是从近代国际法角度研究清末教案的，有幸的是，这一课题竟然让我与先生所关注的章氏家族史产生了一些交集。我在研究湖州海岛教案期间，发现该案中的湖州士绅领袖章祖申，竟然是先生荻溪章氏家族的第十五世先人。章祖申尚有一海外遗孤，为瑞典亲王罗伯特·章，先生曾专文论述。我本科学习的是法律专业，从法学到历史的转型也并非一帆风顺。求学之中的挫折只是一种外在的经历，最难的是如何将两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有效结合的问题。对于许多跨专业的学生而言，一种学科范畴上的“身份认同危机”如影随形——你始终要回答“我是谁”与“你是谁”的问题。湖州教案的文章写完后，我呈予先生审阅。先生以近九十岁之高龄，不辞劳苦阅完拙文后说：“尽管你以前不是学历史的，但是从这篇文章来看，你已经是入了门了，考证功夫算是做到家了。”他还跟我讲了许多章祖申的生平事迹。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学“半路出家”的学生而言，能得到先生这样的认可，我心中的感慨、感动难以形容。2015年初，我有幸入选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近代史研习营。临行前，先生特地签了不少书，委托我带给他在台北的老朋友们。先生额外还签了十本书，只写了先生的落款，未写抬头，对我说：“这十本书，你带上，方便结交朋友。”我后来才深刻体会到先生帮我拓展学缘的良苦用心！
2017年，我的学长陈新林博士在香港设立开源书局，先生鼎力支持，并把自己1990—1994年在海外访学期间的日记《北美萍踪》贡献出来，作为开源书局出版的第一本书。我有幸受先生和学长委托，帮助先生整理日记，为其中所涉人名、地名、事件作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先生交游广泛，日记涉及人物有几百位，堪称一部海内外中国史学人的“点将录”。且先生写日记时从未想过要出版，嬉笑怒骂，落笔无间，记述内容相当丰富，这也给考订增加了不少难度。除却邮件、电话联系外，我还经常为了解清楚先生日记中人、事的背景，往返于福建和武汉之间。只是我先前从未有任何出版和编校经验，第一次就以先生的日记来“练手”，过程中出了不少错误，校不胜校，也给陈新林学长和编辑杜一鸣兄添了不少麻烦。然先生待我实在太过宽容，从未责备于我。
先生与章氏家族史研究
章先生晚年一直推动两个研究，一个是先生的老师贝德士的研究，一个是先生的家族史研究。前项有徐炳三教授着力进行，后项现在由我来协助推进。与先生初次见面时所聊的内容，也成为我后来着手章氏家族史、企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的开始。2016年12月，章先生转给我一封信，委托我查考他的外公徐襄甫的生平。先生一度以为徐襄甫在1911年前殁于四川，结果《王典章先生年谱》中的一则记载证实，直至1914年徐襄甫尚在安庆造币厂任职。得益于史学数据库资源的发展，我先通过“E考据”，基本勾勒出了徐甫陈（字襄甫）的生平，再先后前往四川省档案馆、宜宾市档案馆和安徽省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较为完整地还原了徐甫陈的一生。这一过程让先生甚为惊讶，他连连惊叹“E考据”的威力。先生就是这样具有开拓性、包容性，对学术界的新潮流保持着敏感度和接纳度。2015年，章开沅先生基金会曾邀请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其中就有关于“E考据”的专题演讲。
对湖州教案的挖掘，也加深了我对先生祖籍地湖州的认识。2017年4月28日，我随先生、师母和马敏教授、田彤教授一同来到湖州，在先生的祖居地寻踪访古，也有幸结识湖州当地的多位学者和章氏宗亲。
2017年4月28日，章开沅先生与本文作者（张晓宇）等在湖州荻港村合影。
长期以来，关于章氏家族及其企业史的研究未能获得较大推进，并不是这个议题不重要或不具有学术价值，其直接原因在于相关史料的缺失。安徽社科院钱念孙研究员收藏的章氏家族手稿《手泽珍藏》的发现，为这一研究带来了转机。章先生指出，“这批遗存函札文稿，大体上可以体现维藩公西北从戎，芜湖设厂，当涂采矿，乃至晚年策划在秦皇岛营建钢铁冶炼基地的雄图大略。”
《手泽珍藏》原稿封面（上）和内页（下）。
《手泽珍藏》彩印出版封面。
2019年10月底，章氏家族资料搜集工作也迎来重大突破。我兴奋地给先生打电话，报告新发现。我说，我找到的您的家族史、企业史的资料太多了，周锡瑞教授有《叶家》，我想我也可以写本好书《章家》了！先生在电话里说：“你还有你的其他安排，慢慢来，你的时间还长，我的时间不长了。”那一刻我怔住了，以至于后面怎么回复先生的，我都忘记了。
11月2日，在和徐炳三教授交换了意见后，我郑重给先生回信：
关于章氏家族的研究，我之前一直不敢下手，主要原因就是找到的资料不够多。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找到的资料，已经只有看不完的烦恼了。我完全可以写好一个家族史的故事了。我既可以把您家族的故事讲清楚，还可以保证它的学术性。无论如何，徐老师和我都会努力，让您尽早看到关于贝德士的研究著作，和我关于您家族史的研究著作。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请教，请您和黄老师保重身体！
2019年11月28日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的“企业家精神与工业文化遗产：章氏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会议上，我得以结识《手泽珍藏》原稿的收藏者钱念孙研究员。会议结束后，我又在马钢集团朱青山先生的带领下，实地考察了马钢的南山矿、姑山矿各矿场，与史料记载相核对。朱青山先生还带我深入到地下四百米的采矿作业面，现场感受采矿的过程。12月，我又在安徽省图书馆找到一册章维藩书信集，遂第一时间前往查阅。在皖图古籍部主任石梅老师和钱念孙先生的帮助下，我得以获得这份宝贵的资料。有如此丰富的史料，我有信心在章氏家族史和章氏企业史等方面，开展扎实且有深度的学术研究。章氏家族从章节文、章棣父子历仕林则徐幕府、左宗棠幕府以来，一直随着中国近代史的波澜而同进退。他们家族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章先生在《实斋笔记》中自述他从事张謇研究的缘由：“一是由于干臣公（维藩）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先生所言实际上颇为谦抑。举个形象的例子，我们历史系师生常开玩笑说，你怎么敢来学历史，家里有矿吗？章先生家里还真有矿，而且不止一座，当然是民国时期的。
章先生的曾祖父章维藩（1859—1921），是安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他生于山西太原，少年随父章棣参与左宗棠西征，负责粮饷转运等，因军功保举，先后就任安徽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令、宣城县令等。1895年他辞官从商，在芜湖开办益新机器面粉厂。民国初年，他又筹资在安徽当涂县创办了宝兴铁矿公司。宝兴公司极盛时期，在当涂拥有十余座矿场。抗日战争期间，宝兴铁矿公司被日伪以低价强购，纳入伪华中矿业公司。1945年光复后，国民政府称其为敌产而拒不发还原所有人，并谋筹组国有铁矿公司。解放后，宝兴公司的原有产业成为马鞍山钢铁厂的一部分。2019年，安徽省国资委将其所持马钢集团股份的51%无偿转让给中国宝武钢铁集团，马钢集团成为宝武集团控股的子公司。这一股权变更，使得宝武集团的历史渊源可直接上溯至民国初年。先生这样的家世和出身，为他从事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商会的研究，提供了共情的先天条件。
章维藩绣像。
2020年以来，我陆续完成了章维藩书信集的点校和注释工作，并撰写了《章维藩书信所见人物交游》和《怀宁徐甫陈生平考述——兼论“E考据”在家族史研究中的应用》两篇文章，发给先生审阅。2020年9月我再回母校，与马敏教授商议《手泽珍藏》的识读和点校工作。在李寿昆教授及其弟子张萌的帮助下，前项工作得以完成。此时，我对先生家族史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章节文、章棣、章维藩到章兆奎、章学海直至章开沅先生，纵观章氏家族成员在近代中国历史大潮之中的选择，他们既不冒进，又绝不保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每次都能准确地踩在历史的节点上，既能顺势而为，又有所秉持，创造了章氏清芬堂近百年的辉煌。
9月中旬，先生抱病起身，为我筹备出版的资料集写序。序中先生称，“我从事家族史研究为时较早，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来，大半辈子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张謇家族研究。”早在给周锡瑞教授大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家族》的序中，先生就指出，当前仍然要倡导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与实体上仍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2021年4月2日下午，我随马敏教授、彭南生教授、徐炳三教授和刘莉老师，一同去楚园拜访先生和师母。我带着初步整理好的《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详细向先生汇报章维藩在创办益新面粉厂和宝兴铁矿公司中的各种经历，及章氏家族的各种故事。先生听着，不时补充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家族往事。先生气色很好，除了行动不便，依旧那么睿智、健谈，思路清晰、敏捷。
4月2日下午，张晓宇拜访章开沅先生（照片为徐炳三教授所摄）。
4月6日下午，我再随刘家峰教授和陈新林博士来楚园看望先生。陈新林博士请先生和师母保重身体。刘老师向先生汇报，山东大学的杨加深教授对《手泽珍藏》中维藩公的书法、诗词造诣，评价极高。这让先生也颇为意外。先生高兴之余，提笔为《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题字：野叟知难，古今如此。意即像章维藩这样的“野叟”，不为公众熟知，查考起来颇有难度。我突然想起来，先生曾言，华君武先生的姐姐曾给章先生的长兄章开平写过一封信，叙述章家与华家之间的姻亲关系，我遂向先生讨要信件。先生略一沉思，转头看着我说，“这封信你那里有，你那时候都拍了的！”经先生这么一提醒，我方想起来，2018年一天我回武汉的时候，先生特地拿出那封信，让我拍照留存。只是我拍完之后未详细阅读，即束之高阁。那一刻我除了汗颜之外，倒也非常高兴，因为先生记忆力竟然如此之好。我们甚至觉得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也毫无问题。谁知那天竟是我们三人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4月6日刘家峰教授向章开沅先生汇报。
4月拜别先生后，我再前往合肥，查阅皖图所藏的另一本章维藩遗作，为《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增补材料，收获颇丰。5月16日，我写完《章维藩函札所见人物交游考》初稿三万五千多字，5月20日在鄙校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报告。5月26日，我终于整理、点校完《荻溪章氏清芬堂函札史事录》的第六部分。点校期间，我还向先生的长女明明老师汇报进度。5月27日，我又在近代芜湖海关报告中找到数则关于益新面粉厂的记载。那天我还在想，下次再去见先生，我又能给老爷子多讲几个乃祖的好故事了。谁想次日，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4月6日章开沅先生题字：“野叟知难，古今如此”。
4月6日，章开沅先生与张晓宇等人在楚园合影。
5月28日上午，当我得知消息后，我脑中一片空白，浑浑噩噩，懵了很久。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是来的这么早，我们都没想到。下午，我坐在办公室帮学院起草唁电完毕，自己又写了一副挽联，痛悼先生。
别楚园五十二日，病未奉殁难视，更伤怀数载庸碌无为愧对教诲，小子一恸千里外；
居武昌六十三年，宏道德著文章，尤可敬毕生不媚时语独寻真知，士林如公有几人！
挽联难称对仗，但情真意切。小子不才，承蒙先生错爱！怪我做事太慢，拖延成性，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以至先生未能等到资料集出版即撒手人寰！我想起2015年6月我毕业临行前，想着不能常陪先生左右了，特来向先生辞行，向先生鞠了一躬，情绪有点激动。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来日方长，来日方长。”那时候，我们又有谁知道这来日究竟有多长呢？天道无知，不假吾师三百岁！痛哉！
5月29日早上，我抵达武汉。我想起以前在武汉念书时，先生每年冬天去广州过冬，春天再回来，我经常在这个到达口接先生和师母。我多么想先生能再拍一次我的肩膀。上午我赶回母校，来到追思堂吊唁先生，实在抑制不住，泪如雨下！中午，我来到先生办公室瞻仰。605室陈设一切如故。我又想起每次面见先生时，先生坐在桌子的那头跟我说话的情景。先生桌上有一放大镜，遇到字小的文书时，先生就会拿起放大镜来读一读。
章开沅先生的办公桌。
以前，当我坐在607乱翻书时，我常能听到先生从605出来时关门的声音。紧接着，就会看到老爷子戴着他的鸭舌帽，拎着他的小黑包，缓缓走过607的门口。
现在，那个身影不会再有了。
作者｜张晓宇
编辑｜李永博
校对｜李世辉
现曹操墓？
说曹操，曹操到
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字样的圭形石牌、剑残块、玛瑙饼……曹操墓出土文物在4月27日开馆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首度集中亮相。
博物馆以东汉、三国时期崇尚的黑红为主色调，外观借鉴汉代建筑的特点，肃穆大气。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供图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园区由遗址展示区、博物馆展示区及陪葬墓展示区组成。”曹操高陵管委会主任、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馆长孔德铭介绍，在遗址展示区，观众可以通过栈道近距离参观曹操墓本体、神道、陵前建筑基址、围壕等；博物馆展示区集中展示1：1复原的模拟墓室、500余件(套)高陵出土文物及借展自其他文博单位的汉魏时期相关文物；此外，还以地面植被标注的形式展示了4座陪葬墓。
魏武遗风，道出千年往事。有人说他是超世之杰，也有人说他是乱世枭雄。
千百年来，曹操的长眠之处也有如他的人生一样，备受关注与争议。2009年底，经专家综合论证，确认河南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的主人，正是曹操。
传说中踪影成谜的曹操墓是怎样被发现的？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折射出曹操那个时代怎样的性情？十余年来，曹操墓所在的高陵陵园考古都有哪些发现？全国目前考古发掘的三国大墓，异同之处有哪些？
新华社记者经过多年跟踪采访调研，完成了系列报道，为大家讲述曹操墓的千年风华。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古代中国，鲜有哪个时代能如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一般星汉灿烂，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挥洒英风豪气的人物。
公元220年春，曹操去世。两汉时代，厚葬成风。史料记载，他葬在邺城以西的高陵，却践行薄葬，不封不树；两年后，曹丕更是以“躬履节俭”为由拆毁高陵地表所有建筑。
《资治通鉴》中，唐太宗李世民率军途经邺地时，特意拜谒高陵致祭。宋人文献里，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对高陵在内的十座陵墓给予“置三户，岁一飨以太牢”的保护。
可见虽无封土和陵园建筑，从曹操去世到宋代初年，其安葬之处，并非秘密。
北宋中期，王安石写下“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到了南宋范成大笔下，则是“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此时，曹操墓的具体所在消失在人们视野中，而其设有重重疑冢的说法正甚嚣尘上。
明代《三国演义》中，曹操遗命“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的内容，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到了清代，《聊斋志异》更称曹操墓真身在“七十二冢之外”。
1998年，后赵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在西高穴村出土，指出其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鲁潜与曹操生活年代仅间隔百年，所言所指，具有较高可信度。
西依太行，北临漳河，西高穴村位于曹魏都城邺城遗址以西十余公里处。村民代代相传，曹操曾在附近练兵。鲁潜墓志的出土，更让人们对这个村落的过往心生猜想。
2002年，有村民在一块这样的区域取土烧砖，发现土质异样、结构特别紧实，但是并不了解原委。到2005年，这里已被挖成一个5米深的取土坑。
消息不胫而走，引得盗墓分子垂涎。
2005年，村民听得一声闷响，只当是过节燃放爆竹。殊不知，盗墓分子此时正破墓而入。
此后，有人在取土坑底部发现大洞，方知地下有古墓葬存在。当地非常重视，督促派出所尽快破案，并让村民封填了盗洞。然而，仍不断有盗墓分子前来“探墓摸金”，封一次、盗一次，成了常态。
2006年，盗洞的洞口再次被打开。为解开这座古墓何以频受侵扰的谜底，当地请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
“当时墓内有较厚的淤土，被盗墓分子挖得高低不平，墓室内空间巨大，层层叠叠，我根据结构判断该墓是东汉末年王侯一级的大墓，而且很有可能是曹操墓。”时隔17年回忆起当年情景，被用绳子绑着放进盗洞的潘伟斌心情仍难以平复。
为避免它被继续盗掘破坏，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08年12月，大墓抢救性考古发掘开启。
随着近十年考古工作的推进，曹操墓千年之久的谜团慢慢被揭开。
曹操善打虎？
《三国志》里的打虎往事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众多曹操墓出土的文物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字样的几块石牌，尤为瞩目。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三块石牌。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这几枚石牌为确认墓主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然而，曹操打虎，史料本无记载；这座多次被盗的墓葬，还出土了哪些颇具魏武遗风的文物，更让人不能不心生好奇。
2009年9月，曹操墓考古清理进行到墓室，墓内一片狼藉。
盗墓分子在曹操墓的地面、墙壁打出多个坑洞，在盗洞下方的墙壁打桩方便上下。墓内还发现方便面袋、矿泉水瓶、烟盒、手电筒、电池等盗墓分子遗留的物品。其中，一个矿泉水瓶生产日期为2008年6月28日。
多次盗掘，导致泥土通过盗洞不断进入墓室。据介绍，清理墓室时墓内淤土平均近2米，但也正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对墓内部分文物进行了有效保护。经清理，遭到多次洗劫的曹操墓仍出土了刻铭石牌、武器、金银玉饰等重要随葬品。
——60余枚刻铭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黄绫袍锦领袖一”“黄豆二升”“香囊卅双”“竹簪五千枚”……
这些石牌或为圭形，或为六边形，以汉隶书体刻器物名称、数量，大都字态雅逸而不失端庄，规矩间不失浪漫。
这样的石牌在此前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直至2016年，疑为魏明帝曹叡安葬爱女曹淑之地的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300余枚尺寸、格式相类的石牌，人们方意识到，这些精致的刻铭石牌，是曹魏时代墓主崇高身份的象征。
左：曹操墓出土的刻铭石牌。新华社记者李安摄；右：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刻铭石牌。任超供图
2009年11月11日，考古队员清洗一块石牌残片后发现其上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字样，领队潘伟斌非常重视，安排大家立即对近日出土的其他石牌残片进行清洗，发现恰有残片能与之组成一枚完整圭形石牌，石牌上有铜链，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考古队员日复一日，对土壤网筛水淘，反复检查，生怕遗漏任何研究线索，那种感觉十分艰苦和孤独。”现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潘伟斌至今仍记得，那时天下着大雪。
潘伟斌（左）清理曹操墓墓圹内的填土。潘伟斌供图
曹操的时代，并不乏勇者与虎搏斗的故事。《三国志》记载，曹操因曹真“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令其统帅精锐部队虎豹骑；曹丕“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
“亲射虎，看孙郎。”曹操的老对手孙权，更在《三国志》中留下生动的记述。公元218年，孙权于今日江苏丹阳一带射虎，在马为虎所伤的情况下用双戟刺虎，随从进而出击，最终将虎擒获；另一则记载则更为生动，称孙权年少时爱骑马射虎，遭张昭劝谏后非但不收手，还制作了“射虎车”……
“挌虎”石牌，便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文物实证。
——《三国演义》的刀光剑影中，曹操的“倚天剑”“青釭剑”锋利无比、削铁如泥，时至今日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据介绍，曹操墓中共发现4件剑身残块，均为钢质，部分还带有剑鞘残痕，分属3个不同个体。
文献记载，曹操曾命人以三年时间锻造五把锋利程度超过勾践与楚王佩剑的“百辟刀”，其中三把赐给曹丕、曹植等三个儿子，余下两把亲自佩带。
曹操墓中出土大型刀4件、中型刀2件、小型刀11件，大部分已残损，其中一把刀的环首上发现含有金箔的编织物包裹。
曹操墓出土的环首刀。潘伟斌供图
墓中还发现铁质铠甲、镞、蒺藜等兵器。其中，3000余枚铠甲残片散落在墓内各处，更有锈蚀在一起、保存着原始状态的甲片。这些甲片十分轻薄，中部均向外隆起以增加抗击性，边缘用皮革包边，相邻铠甲片之间用牛筋连缀。
曹操墓出土的铠甲残片。潘伟斌供图
——石圭一件，长28.9厘米，宽7.4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表示，它的尺寸规格，体现曹操获得了超出诸侯、近乎天子的礼制。
——石璧4件，均已残破，直径均28.9厘米；陶鼎12件；错金铁镜一枚，直径21厘米，其上有数层丝织品残留……
“璧、鼎皆为礼器，数量的多少代表了墓主人身份的高低。能够用4件石璧、12件陶鼎随葬反映了墓主人帝王一级的身份。”孔德铭说，汉代错金铁镜发现较少，技术要求比铜镜高，反眏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手工业生产技术。
曹操墓出土的错金铁镜。潘伟斌供图
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穿孔的云母片，有长方形、圆形、月牙形、水滴形等多种形式，推测来自替代玉衣的云母衣。
曹操墓出土的云母片。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煤精虎雕一件，长3.7厘米、高2.6厘米，小老虎双目圆睁，四爪抓地，作随时向前奔跑状，用刀简捷，刻法娴熟。
椭圆体珠一枚，长径2厘米，短径1.4厘米，质地纯净，通体光滑，它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夜明珠”。经测定，珠子的材质实为水晶。
曹操墓出土的煤精虎雕与水晶珠。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曹操墓中还出土一枚直径3.7厘米的玛瑙饼，由酱红色渐变为铬黄色，中部有呈波浪形的白色纹带横贯，晶莹剔透，华丽美观。
曹操墓出土的玛瑙饼。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供图
潘伟斌认为，水晶珠、玛瑙饼极有可能是曹操及陪葬女性的口含。
虽多次被盗，曹操墓仍出土有金、银、玉饰品。金器主要有金丝、纽扣等，银器有环、箱饰、带扣等，玉器有珠、佩、觽等。
曹操墓出土的金扣。潘伟斌供图
在其遗令中，曹操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潘伟斌认为，墓中所见金、银、玉均为衣饰等日常生活器物，并不与曹操所言相违。
曹操墓出土的玉觽。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从曹植为曹操所写的悼念文章看，随葬明器未经加工修饰，陶器亦是素面。高陵出土的陶器种类包括礼器、餐饮用具、文房用具、游戏用品等，体形偏小，工艺粗糙、未施彩绘，与曹植的记述相合。
曹操墓出土的陶鼎。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曹操墓中，还出土了青瓷、白瓷等多件瓷器。有陶瓷专家认为，这批带釉的器物实际上涵盖了长江以南几个不同的地域类型。
曹操墓出土的白瓷罐胎体纯净，白色微微泛红，莹润发亮，有细小冰裂。潘伟斌供图
“东汉墓葬中同时出现多个窑口的瓷器实为罕见，它体现了曹操的特殊地位及当时魏、吴的往来。”潘伟斌说。
卞后今何在？
曹操墓外的秘密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考古队员在曹操墓中发现三个头盖骨及散乱肢骨，经测定为一男二女，男性有严重龋齿，3具骸骨面部均被破坏。经过对骸骨测定，其中一位年长女性年龄在50岁左右，另一位年龄在20岁左右。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结果排除了年长女性是70余岁时去世、史料明确记载祔葬高陵的曹操正妻卞夫人。
曹操墓中共有三处盗洞。最早的盗洞形成于西晋初年，盗墓者对随葬的石圭、石璧、陶鼎等重要礼器和带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进行了砸毁。专家猜测，很有可能是西晋司马家族为破坏曹操墓的“风水”而实施如此有针对性的损毁。
盗洞二中，发现了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搪瓷杯；盗洞三正是2005年来被盗墓分子炸开后反复使用的通道。
曹操墓北侧20米，发现有并列的墓葬一座，被编为一号墓。2009年1月至2011年5月，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清理。
一号墓共发现6个盗洞，最早的形成于明清时期。墓中仅发现一件带有刀鞘的铁刀，一件铁棒及数枚瓦片。一号墓初步确定修建时间早于曹操墓，且在修建高陵陵园时已被回填，与卞后并无关联。
神童曹冲称象的故事千古流传，史料记载，曹丕将曹冲迁葬高陵，卞夫人公元230年去世后与曹操合葬高陵。卞夫人和曹冲身在何处？
高陵的考古，没有止步在对曹操墓的发掘。2010年至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对曹操高陵周边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部分发掘工作，发现了陵园、陪葬墓、疑似晚期守陵户建筑等重要遗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立刚介绍，大面积考古勘探在曹操墓周边发现各时期墓葬数百座，规模大小不等，曹操墓西侧可确定的同时期墓葬共计4座，墓道长度在15米左右，均为坐西向东的砖室墓，与曹操墓位于一条自西向东的直线上。
其中，四号墓经考古发掘，确认为未使用的废弃墓室。周立刚介绍，四号墓可能在曹丕毁弃高陵地表建筑时拆毁回填，其余三座陪葬墓情况如何，因未开展发掘工作，暂无法做出判断。
“在二号墓东北侧还发现一座大型墓葬，年代稍晚于高陵，打破陵园的东北角，勘探结果表明其形制具有魏晋时期高规格特征。这座墓葬目前暂未发掘，是寻找卞后安葬之处的新线索。”周立刚说。
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3年下诏为前代帝王名人墓冢设置守陵户，其中包括高陵，设置三户守陵户。可能与之相关的遗址和文物也在高陵考古中浮现。
2012年，在曹操高陵西侧200米处发现宋元时期砖砌地下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出土大量瓷器、钱币和包括骰子、围棋子、陶球在内的娱乐用具及建筑构件。
周立刚介绍，通过出土瓷器的年代特征可以判断此处建筑可能始建于北宋早期，一直沿用到元代，其中较为精美的器物和娱乐用具多为金代，反映出这一时期此处公共娱乐活动比较频繁。
“根据出土的建筑遗物和排水设施特征，以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瓷器推测此处建筑并非普通民居。”周立刚说。此外，这里出土的釉陶龙头形建筑构件在北宋韩琦家族墓地和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祭祀建筑中也有发现，因此这处建筑可能与北宋时期墓葬祭祀有关。
高陵西侧出土的北宋釉陶龙头形建筑构件。周立刚供图
“结合文献记载，这里可能是北宋为曹操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周立刚说，北宋之后，朝廷南迁，守陵户可能遭废弃，原有建筑遂改作他用，可能被用作公共娱乐活动场所。
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为配合高陵保护展示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陵园及建筑遗迹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陵园内的建筑遗迹，为研究汉魏时期陵墓制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
周立刚介绍，此次发掘结果表明，高陵陵园为内垣墙外壕沟结构，曹操墓为陵园中心，还在陵园东部发现残长33米、宽约5米的神道，神道南北两侧分布有规模较大的礼制建筑，建筑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在洛阳东汉帝陵陵园遗址，亦曾发现类似结构的陵前建筑，两地出土瓦当纹饰相似。目前国内尚未发现其他带有陵上建筑的东汉王侯级陵墓，进一步确认了曹操的特殊地位。”周立刚说。
上：高陵陵园出土的瓦当。周立刚供图；下：洛阳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出土的瓦当。王咸秋供图
此次考古工作还发现，垣墙和相关建筑只剩基槽和柱础部分，地面以上部分均无存，且基槽和柱础表面都比较平整，附近也未发现建筑废弃堆积，这表明高陵的陵上建筑曾遭到有计划的拆除，并在之后经历了仔细清理，可能与曹丕毁弃高陵地表建筑有关。
“高陵的考古工作仍未结束，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候着我们去研讨与解读。”刘庆柱受聘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希望十余年来考古界关于曹操墓所做的研究，能通过博物馆呈现给观众，答疑解惑，并推动关于高陵更长远的研究。
三国墓谁为大？
曹休印信、比翼鸟形金饰身后的大江风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曹休印信、琥珀小儿骑羊串饰、朱然“名片”、比翼鸟形金饰……这些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大墓中出土的文物，曾见证过怎样的大江风流？这些墓葬又各自具有什么特点？
曹操墓墓道长39.5米，墓室长13米，深15米，由前、后室及四个侧室组成，墓室四壁及顶部由长方形大砖砌成，底部平铺方形青石板，规模宏大。
2009年，洛阳在配合连霍高速公路洛阳段改建的过程中发现魏国大司马曹休墓，墓道长35米，墓室长12.5米，深10.5米，分前、后室，前室两侧设有侧室，甬道北侧有一个耳室，出土的曹休印信为断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洛阳曹休墓出土的印信。王咸秋供图
2015年，洛阳西朱村发现推测为魏明帝曹叡高规格安葬女儿的大墓，墓道长33.9米，墓室长18.2米，深12米，有前、后室而无耳室、侧室，出土的琥珀小儿骑羊串饰巧夺天工，栩栩如生。
洛阳西朱村大墓出土的琥珀小儿骑羊串饰。平如恒供图
“从规制而言，曹休墓体现的是列侯制度，西朱村大墓的规制高于曹休墓，却逊于曹操墓。”主持曹休墓及西朱村大墓发掘工作的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咸秋说。
2005年在南京发现的上坊大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孙吴墓葬之一，墓道残长10.5米，墓室长20.16米，由前、后室与四个耳室组成，出土刻有对视龙纹的金指环和制作精巧、釉色莹润的青瓷群俑。一些观点认为该墓为东吴少帝孙亮时的权臣孙峻逾制而建，而主持该墓发掘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高认为，该墓墓主较有可能是孙皓晚期的一位宗室之王。
南京上坊大墓墓室，前、后室四角均镶嵌石质牛首，石棺座两端雕有虎首。王志高供图
上：南京上坊大墓出土的青瓷群俑；下：南京上坊大墓出土的羊圈，四周有镂空围栏，一侧上有蹲熊，内有一羊跪卧于底板。王志高供图
安徽马鞍山1984年发现的东吴大都督朱然墓墓道长9.1米，墓室长8.7米，深1.5米，有前、后室但无耳室、侧室。虽然朱然墓规模远小于曹操墓且亦曾被盗，墓中所见，仍能表明这位东吴重臣身后备极哀荣。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副馆长费小路介绍，约6000余枚钱币散布于墓室地砖上和棺木内，其中数百枚为魏、蜀铸造，墓中还出土诸多做工精美的漆器及带有“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等墨书内容的“名片”。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名片”。费小路供图
1987年，马鞍山在宋山村西山山麓再度发现东吴墓葬。宋山墓墓道残长4米，墓室长17.68米，有前、后室及两个耳室。墓中出土青瓷鸡首罐是被认为是越窑的巅峰之作。宋山墓规模之大，一度被认为是孙权之子、吴景帝孙休之墓。
马鞍山市当涂县有座被称作“天子坟”的大墓。2015年至201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发掘。该墓墓道长13.9米，墓室长15.4米，深3.6米。墓葬有前、后室及两个耳室。前室四角镶嵌石质牛首，与南京上坊大墓同为全国仅见。墓中出土掐丝金龙头、鎏金铜鹿角，持节羽人、飞天、天狗食月等造型的金饰和陶质九鼎八簋等代表性随葬品。
马鞍山“天子坟”全景。叶润清供图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表示，马鞍山宋山墓墓葬形制偏向东吴早期，与孙休所处的年代不符。“天子坟”的形制、规模、地望、环境、年代，“九鼎八簋”陶礼器随葬品，“七寸铁镜合八枚”漆器文字等显示出的帝王等级，二次墓道、二次封门反映的合葬墓及其与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入葬特殊历史的高度吻合，均为推断该墓为孙休夫妇合葬墓提供了确凿依据。
上：马鞍山“天子坟”出土的掐丝金龙头；下：马鞍山“天子坟”出土的天狗食月造型金饰及妙音鸟造型银饰。叶润清供图
2016年至2018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一处大型东吴时期家族墓葬进行发掘，发现疑似东吴“小霸王”孙策的长眠之地。
五号墓中有数十枚“吴侯”及一枚“建兴二年”字样的铭文砖。“根据史上曾获得‘吴侯’爵位者的经历及纪年，我们推断五号墓墓主为孙策之子孙绍，家族墓中地位最为尊贵的一号墓墓主为孙策。”主持挖掘工作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铁军介绍。
一号墓墓道残长9米，墓室长14.2米，深4.2米。墓室有前、后室及两个耳室。紧邻的二号墓被推测为其妾室安葬之处。两座墓中出土了金质手镯、指环，比翼鸟、交颈鸟造型的金饰，以及两支造型极为精美的金钗——一支龙头昂扬，另一支双鸟相对构成心形。张铁军认为，这些物品反映出墓主在乱世中对爱情的理想期待。
苏州虎丘路东吴家族墓出土的金质比翼鸟、交颈鸟、虎造型串饰与指环。新华社记者翟翔摄
苏州虎丘路东吴家族墓出土的龙首、鸟首金钗。动脉影供图
这些东汉末年及三国墓葬面积经大致测算，上坊大墓140平方米，曹操墓120平方米，曹休墓100平方米，“天子坟”、西朱村墓90平方米，宋山墓80平方米，疑似孙策墓60平方米，朱然墓30平方米。
与曹魏大墓清一色的东西向相比，东吴大墓朝向各异，未能从中发现规律；曹魏大墓深度在10米以上，而东吴大墓则离地表较浅。天子坟中棺木已朽，但与其规制最为接近的上坊大墓中棺木与朱然墓、宋山墓棺木多为整段木料做成，体现了东吴的独特葬俗。
“曹操墓及上坊大墓均有四个耳（侧）室，体现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王级的葬制，两墓在等级上是一样的。”王志高说。
东汉末年与三国时期的鼓角争鸣已然远去，而大江大河早已在风起云涌中铭刻下永恒的记忆，等待千年后的我们穿破历史的云烟，不断去叩问答案。（记者桂娟、翟翔）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