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上海证券报
2019年上半年亏损317.49万元、前三季度亏损2166.91万元，但至年底业绩神奇逆转，实现全年盈利7192.66万元——先惠技术业绩反转的关键是，在2019年下半年确认来自前两大客户上汽集团系和上汽大众系合计2.53亿元的订单收入，进而实现大额利润。
先惠技术为何急于在2019年底对大额订单确认收入？何以能在上市关键期获得大客户上汽集团系、上汽大众系的“雪中送炭”？
经过多轮问询后，先惠技术带着勉强的澄清说明，走入IPO注册环节，其最终命运如何？我们将继续关注。
2019年上半年亏损317.49万元、前三季度亏损2166.91万元，但至年底业绩神奇逆转，实现全年盈利7192.66万元——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先惠技术”）业绩反转的关键是，在2019年下半年确认来自前两大客户上汽集团系和上汽大众系合计2.53亿元的订单收入，进而实现大额利润。
进一步细查，先惠技术从获取上述订单到最终确认收入，周期可能不足半年；如此“光速”，源于其异常的收入确认原则——远比同行业公司更早确认销售收入。
先惠技术为何急于在2019年底对大额订单确认收入？据招股书，先惠技术申报上市适用“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或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这一标准。如若刨去2019年下半年大订单的收入利润，公司还能符合审核要求吗？
先惠技术何以能在上市关键期获得大客户上汽集团系、上汽大众系的“雪中送炭”？据招股书，扬州尚颀持有先惠技术253.33万股，持股比例4.47%，位列第四大股东。
扬州尚颀的有限合伙人之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系上海汽车集团全资子公司；扬州尚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尚颀，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尚颀40%的股权；上海尚颀的最终受益人为冯戟，曾任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公司风控经理、风控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事实上，全面查阅先惠技术此前业务明细与财务数据，公司还存在综合毛利率长期高于同行、各项目毛利率波动之大更为业内罕见等现象。
突击订单与其背后的关联交易魅影、激进收入确认原则与其背后的财务粉饰嫌疑、异常毛利率折射出的业务真实性稳定性忧虑，这些无不为先惠技术的长期核心竞争力蒙上浓重的阴影。
就上述诸多问题，记者9日向公司发出邮件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神奇的突击大单
先惠技术在招股书（注册稿）中披露，公司2019年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上汽大众系、上汽集团系分别为第一、第二大客户，销售金额分别为2.4亿元、4491.99万元，占营收比例分别为65.86%、12.31%。
然而，在2019年上半年，公司对上汽大众系、上汽集团系的销售分别仅为480.55万元、2700.23万元。
也即，在2019年下半年，公司增加了对上汽大众系、上汽集团系2.35亿元、1791.76万元的销售收入，合计2.53亿元。
再追溯以前年度，上汽大众系、上汽集团系虽为公司的前五大客户，但销售金额明显较低。公司披露，公司在2018年对上汽大众系、上汽集团系的销售额分别为4937.68万元、4443.12万元，合计也不足亿元。
先惠技术2019年下半年对两大客户大幅新增的销售收入，来自于哪些项目订单？
先惠技术在给交易所二轮问询的回复中披露，由于公司承接了单体金额较大的大型项目，2019年公司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生产线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为27296.95万元，数量合计4台套，销售均价大幅上升至6824.24万元；而2019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生产线的销售收入为4439.19万元，数量合计2台套，销售均价为2219.60万元。另外，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中的生产线均价呈下降趋势，且2019年下降较大。
进一步看，先惠技术在给交易所二轮问询的回复中披露，公司2019年承接的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生产线大型项目中，电池包装配线和电池包测试线2个项目的合同金额分别为1.92亿元、7024.6万元，项目进度为已经完成客户现场安装调试，通过客户生产批量试制，截至2019年底，累计收款分别为77%、80%。
以金额对应看，上述2个项目大致应为公司2019年下半年2.53亿元增量收入的订单来源。
这部分项目订单又是先惠技术何时获取的？
查阅招股书（申报稿），公司在销售合同签订后，采购部门采购各项目所需的原材料，项目生产加工至完成安装调试阶段，耗用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计入在产品。由于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和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因此原材料一般不进行生产备货，根据合同采购的原材料很快即投入生产，因此公司存货以在产品为主，在产品也均有对应的订单合同。
截至2019年6月末，先惠技术在产品余额前五大项目第一位为2730万元，五项合计金额仅为7678.1万元，与上述2个项目无法匹配。
由此，这2个项目订单很可能系公司下半年才签订获得。
先惠技术披露，公司2019年1月至6月的营收为9344.02万元，归母净利润为-317.49万元；2019年1月至9月的营收为9866.22万元，归母净利润为-2166.91万元。如此，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仅收入522.2万元，2018年至2019年9月底的净利润合计仅为644.75万元。
但正是靠上述的大单，先惠技术在2019年第四季度实现了业绩大反转。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65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92.66万元。
对于谋求科创板上市的先惠技术而言，突击大单的到来至关重要。
如若没有2019年下半年的订单确认收入利润，先惠技术能否满足其选择的“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或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这一上市标准，还需要打个问号。
激进的收入确认
先惠技术为何能迅速将大订单确认为收入？秘诀在于收入确认时点的选择。
先惠技术披露，公司部分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具有合同金额大、陪产调试周期长的特点，公司从产品设计到交付周期一般在6至12个月，但现场陪产调试周期一般在后续6至18个月。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公司以产品送达客户指定地址并完成安装调试，产品由客户控制，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先惠技术的同行怎样确认收入？
根据先惠技术的披露，对于金额较低的中小项目（各公司判断标准不同），其同行业可比公司在取得客户安装调试合格的有效单据或终验收后确认收入；对于金额较高的大型项目，部分同行依据建造合同准则，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也有部分同行则在终验收时确认收入。
以先惠技术自己披露的信息，同为智能自动化装备企业，机器人、瑞松科技、天奇股份、科大智能、哈工智能等上市公司都是依据建造合同准则，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而天永智能、江苏北人等公司，则是在终验收时确认收入。
这样，同样的项目，天永智能、江苏北人等就会因为“现场陪产调试”，比先惠技术延迟确认收入6至18个月。
而正是在这个“明显提前于同行”的收入确认原则下，先惠技术有可能还卡着自述“6至12个月”的确认时点下限，将2019年下半年才获得的大单，于年底前迅速确认了收入利润。
同时，以业务层面而言，2亿元体量的大单，在半年内确认收入，是否符合行业规律？
“从接单到完成客户现场安装调试，我们一般需要10至12个月才能完成。”对于2亿元体量订单的实施周期，某同行业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6个月完成2亿元的项目，对特定行业特定供应商，不能说完全没可能，但前提是设备是现成的，接单后即发到客户那里进行安装调试。”另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解释，一般来说，一条2亿元的自动化生产线，安装需要3个月，调试需要3个月，产线跑顺还需要3个月；另外，即便是提前具备了完全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在发往客户之前，还需要一个预装和测试的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完全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这点，查阅先惠技术过往的前5名客户，单一大客户的单个年度销售金额没有过亿元的。尤其是具体到上汽大众系，公司在2017年、2018年对其销售额分别为9486.63万元、4937.68万元。而站在行业的角度，作为非标装备，一家公司也很难有完全满足下一家客户的“现成产品”，况且还是应用在前所未有的大订单上。
回到公司经营层面，先惠技术激进的确认收入原则，也给公司的稳健经营带来隐患。
上述同行业人士解释，智能装备类公司的回款一般是“3-3-3-1”原则，即合同签订后一段时间内需方预付30%、厂内验收后支付30%（也有50%情况）、量产后支付30%，质保期后支付10%尾款；如果公司在厂内验收后即确认收入，则很可能因最终未能量产等原因，无法真正收到货款，从而造成应收账款高企或坏账。
虽然先惠技术强调，未发生过无法通过量产验收，向客户退货并退还已收到款项的情况。但据披露，先惠技术在2017年5月、2018年8月、2018年9月、2019年6月进行了收入确认的多个项目，到目前都是“尚未量产验收”状态。
财务数据显示，先惠技术2017年至2019年末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13211.58万元、21866.66万元和17809.97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0.80%、53.17%和28.99%，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5.48%、67.23%和48.80%；而各期末逾期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4370.78万元、6040.34万元、5122.59万元，占比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30.70%、25.31%、25.15% 。截至2019年底，公司合并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04亿元，公司仅计提坏账准备0.26亿元。
确认收入法事关业绩含金量以及是否埋雷，监管层对此非常重视。此前，已经有一家冲刺科创板的公司在注册环节，因为此类问题而被否。这家公司就是恒安嘉新。
据披露，恒安嘉新将2018年当年签订的4个重大合同，在当年底未回款、未开具发票的情况下，确认在2018年合同收入。2019年，公司以谨慎性为由，将上述4个合同收入确认时点进行调整，相应调减2018年营收及净利润。对此，证监会认为，恒安嘉新将该会计差错更正认定为特殊会计处理事项的理由不充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失的情形。此外，公司还存在未按招股说明书的要求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披露。
或许是吸取了前车之鉴，另有某科创板申报公司，经过监管部门问询与关注，将收入确认方法由“完工百分比法”变更为“取得客户终验报告后确认收入”，从而顺利过关。
朦胧的关联关系
于上市途中的先惠技术而言，上汽大众系、上汽集团系突如其来的大额订单无异于雪中送炭，他为何会有这样的好运气？
记者注意到，根据招股书（申报稿），本次发行前，扬州尚颀持有先惠技术253.33万股，持股比例为4.47%，位列第四大股东。扬州尚颀在2016年9月以3000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53.3333 万元，取得公司股份6.25%。
扬州尚颀背景如何？公司的招股书申报稿并未披露。
记者查阅天眼查发现，扬州尚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上海尚颀”），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尚颀40%的股权，而上海尚颀的最终受益人冯戟曾任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公司风控经理、风控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然而，对于扬州尚颀、上海尚颀与上汽集团系之间的关系，先惠技术先在招股书（申报稿）中只字未提，后经上交所问询，方才在回复函及招股书（上会稿）中简单确认了背后关系。
据公司后来披露，扬州尚颀的有限合伙人之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上汽集团系）的全资子公司。上汽大众系又是上汽集团和大众汽车集团合资经营。
同时，先惠技术亦未将扬州尚颀与大客户上汽集团系之间披露为关联方，也未将公司与上汽集团系的订单视为关联交易。
对于上海尚颀的最终受益人冯戟，根据天眼查介绍，冯戟此前曾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业务主管，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公司风控经理、风控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扬州尚颀持有先惠技术股权比例未及5%，按资本市场规则，公司可以不将其界定为关联方。但鉴于其背后与上汽集团系及上汽大众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汽集团系及上汽大众系在先惠技术营收占比之大，至少构成了明显的大客户依赖。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扬州尚颀与上汽集团系等是否应界定为关联方？先惠技术与上汽集团系等客户的订单是否为关联交易？值得深入探究。”某券商投行负责人对记者说。
需要说明的细节是，先惠技术于2017年4月26日签署IPO辅导协议进入辅导期。自2017年4月起，先惠技术进行了四轮增资，至本次发行前，扬州尚颀持股下降至4.47%。
换言之，如果没有后续增资而且扬州尚颀在这些增资过程中放弃优先认购权，扬州尚颀的持股比例在5%以上。
更值得玩味的是，先惠技术股东扬州尚颀、君盛峰石、嘉兴高鲲、姜金明、张荣忠及原股东新余加博在增资入股时，同时签署了以发行人经营业绩、发行上市等事项为标准，以发行人股权归属变动、股东权利优先性变动、股东权利内容变动为实施内容的对赌协议。
2019年11月，也就是公司申报IPO前夕，各方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原协议中的相关对赌条款自公司向上海证监局申请辅导验收之日前一日起全部终止。
这份对赌协议具体细节是什么？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什么？有无涉及股东方帮助先惠技术获取订单、增加销售之条文？这些公司并未披露。
对此，有资本市场人士建议，为彻底撇清关联关系，先惠技术应披露投资协议及对赌协议的相关细节，来表明不存在量化的贡献业绩指标等条款。
此前，某科创板拟上市公司也存在非常相似的情况——大量销售收入来自持股比例低于5%的股东，由此被界定为非关联交易。监管部门在现场督导时查明，公司未充分披露其与第一大客户之间的采购合作安排，招股书及问询回复相关披露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最终，该公司终止IPO，项目保荐代表人被上交所监管警示。
异常的毛利率波动
纵观先惠技术报告期内财务数据，其异常的毛利率亦是一个谜团，折射业务真实性、稳定性，乃至公司长期核心竞争力存疑。
先惠技术披露，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为30.92%、31.14%和46.11%。而同期，可比公司的平均毛利率分别为26.98%、25.45%、22.45%。
奇异的是，先惠技术毛利率在2019年突然大幅跃升至46.11%，比2017年增加了逾15个百分点。进一步查阅招股书，先惠技术在2019年上半年的毛利率还只有35.74%。
蹊跷依然出在了2019年下半年的大单上。
先惠技术披露，其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2019年的毛利率为46.69%，该项业务在2017年、2018年毛利率则分别为36.82%、21.18%。而其2019年的新能源智能自动化装备项目正是对上汽大众系和上汽集团系的订单。
除了毛利率偏高，其毛利率波动性之大，更为离奇。从先惠技术披露看，部分项目的毛利率超过50%，甚至超过70%，而毛利率最低的则仅有个位数，甚至毛利率为负。
如，先惠技术披露，其2018年最大的新能源项目一汽集团系的项目（代号SK17.45）MQB BEV 电池装配线具有技术升级意义，产品应用于一汽大众公司新宝来等重点换代电动车型，市场前景广阔，收入规模达到4849.57万元，但毛利率仅有5.61%。
对于该项目过低的毛利率，先惠技术解释，该项目系为开拓一汽集团系重点客户一汽大众，故做出了适当的价格让利，同时项目后期实施过程中成本较预计成本上升，导致项目毛利率偏低。
同样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业务上，先惠技术在二次问询回复中披露，其2018年的毛利率为21.18%，但2019年在该业务的毛利率就跃升到46.69%，显著高于同行天永智能此类业务的毛利率18.06%。
简单对比就可知，先惠技术2019年毛利率的突然跃升，源自下半年接到了上汽大众系、上汽集团系的大单。
对此，公司解释，一是公司2019年部分重大项目毛利率较高；二是与天永智能新开拓业务相比，公司自2013年起切入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领域，进入时间较早，客户合作期间较长，技术相对成熟，因此毛利率较高。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技术相对成熟”情况下，同样是新能源业务，公司2018年需要让利才能接到一汽集团系大单（导致毛利率降低），2019年更大的单子，却可以售卖出高价从而大幅提升毛利率。
一低一高的背后，是不同销售对象。低者，一汽集团；高者，上汽集团系。
此外，更为诡异的是公司的改造项目毛利率。
根据公司在二轮问询函回复中的披露，公司改造项目的毛利率从-23.13%到70.34%不等，跨度之大实属罕见。虽然公司在回复中解释了原因，但细究则显得颇为牵强。
综上所述，先惠技术于IPO报告期内，诸多业务细节与财务指标存在异常，有为冲刺IPO而进行财务粉饰的嫌疑。其背后，不仅是异于同行的确认收入方式，更牵扯出与公司关键股东晦暗不明的关联关系。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昔日乐视网IPO时，以异于同行的会计处理法则，满足了IPO财务条件，带着争议登陆创业板。十年之后，已成一地鸡毛。
如今，经过审核中心多轮问询后，先惠技术带着勉强的澄清说明，走入IPO注册环节，其最终命运如何？我们将继续关注。
京报快讯（记者 陈琳）“我刚开始维权的时候，北京的鲍师傅‘山寨店’有300多家，现在还有不到30家。”12月20日，鲍师傅糕点创始人鲍才胜对记者说，随着北京易尚公司主要用于招商加盟的两个侵权商标均被裁定无效，从明年起，他的主要精力不会再放在维权上，“终于可以坐办公室了。”
鲍师傅logo设计。受访者供图
直营店开了十几家，市场上却有千家加盟店
网红糕点“鲍师傅”这几年比较火，一个原因是糕点确实好吃，另一个原因就是维权经历坎坷。2014年，随着品牌走红，各种打着“鲍师傅”名号的山寨店面不断涌现。鲍才胜创建鲍师傅品牌十多年来，只在北京开过十几家直营店，然而五花八门的山寨加盟店，在北京已经开到了300多家，消费者很难买到正宗的鲍师傅糕点。放眼全国，号称可加盟的“鲍师傅”已开店上千家，其中以北京易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最为典型。
易尚商标组合。受访者供图
据悉，2013年，鲍才胜申请了30类糕点类“鲍师傅”商标，但并未在更多品类注册。随后，北京易尚注册了更多的“鲍师傅”商标，其商标为人像、汉字、拼音，通过三个商标混合使用进行加盟授权，在2017年，迅速抢占了全国200多个城市。而这些加盟店生产的糕点质量、口味参差不齐，不少消费者购买后认为，“鲍师傅”味道也不过如此。面对模仿者对“鲍师傅”品牌的冲击，鲍才胜走上了打假维权之路。
易尚侵权店铺。受访者供图
据了解，鲍才胜针对北京易尚用于加盟经营的第32类饮料类和第43类餐饮类商标，分别于2017年7月和2018年2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交了无效宣告申请。随后，商标局分别作出裁定，宣告北京易尚上述商标无效。北京易尚对裁定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今年11月19日和12月4日，这两个案子分别进行了开庭审理。
12月9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放针对第43类鲍师傅商标无效宣告案的一审判决书，法院认定，北京易尚的第43类餐饮类商标和鲍才胜公司第30类糕点类的商标构成类似商品与服务，维持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无效宣告裁定，驳回北京易尚的全部诉讼请求。“预计第32类商标无效宣告案也将于近期拿到法院一审判决书。”
截至目前，鲍才胜公司对北京易尚加盟店进行证据保全的有162家，立案了147家，涉及北京、南京、苏州、扬州、南通、西安等多个城市。现判决和调解结案的已达61家，鲍才胜公司全部胜诉，全部由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维权案件时效加快，赔偿金额也在增多
法院在判决书中解释，判断商品和服务是否类似，应当考虑商品和服务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相关商品和服务是同一主体提供的，或者其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联系。本案中，两个公司使用的商标在实践中具有密切关联性，考虑到鲍才胜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商标使用在糕点、蛋糕、面包等商品上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如果两家公司的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
鲍才胜代理律师朱叶分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具有重要意义，“最早打击侵权店的时候，往往是左边摁下，右边又冒出来，因为没有把最基本的商标拿掉。”她表示，此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于易尚第43类对外授权使用商标的无效判决，从源头上对打击山寨店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谈及维权经历，鲍才胜说，对今年以来的维权进展感到不可思议。“最开始我们的维权非常艰难，取证、公证、起诉，花费的精力很大，最后赔偿还很少，有很多次我都觉得很悲观，想要放弃。”鲍才胜说，随着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越来越好，今年以来案件审理速度越来越快。
朱叶说，“最早一个案件一审的周期大概在8到9个月；今年我们9月25号在成都立了20个案件，现在已经结了14个了。现在都是批量结案，推动的非常快。”而赔偿金额也在增加。据介绍，鲍才胜公司已在全国18个地区针对213家侵权门店进行了诉讼，其中易尚加盟方的被告门店一共有163家。这213个案件的判决和调解金额已经达到了618万元，其中涉及易尚公司被告的金额约在461万元左右。
鲍才胜表示，所有判决的钱将全部捐做扶贫，公司不会留下一分钱。
新《商标法》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加大商标侵权监管力度
记者了解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重要举措之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于2019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改的《商标法》加大了商标侵权监管力度，提高了商标侵权的赔偿金额，还加强了对恶意注册行为的规制等。
据悉，《商标法》第4条修订后增加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的内容。同时，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上限由3倍提升到5倍。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企业今后注册商标时很明显是为了傍名牌，在商标实质审查阶段即使没有当事人的介入，也会被主动驳回。”朱叶说。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吴兴发
源:新华每日电讯
破“四唯”可谓抓住了牛鼻子,但还需“破立并举”,才能彻底解放高校青年教师的生产力
漫画:曹一
前不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涉学术不端、教学敷衍等问题,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多起抄袭、撤稿乃至师德沦丧的事件,背后都有典型的“四唯”问题。在相关讨论中,不少青年教师说出了自己关于学术与科研的困惑:不刷论文指标,收入降低、考核难以应付；不认真上课,会招致学生吐槽、举报；兼顾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几乎是奢望……
近期,多部委启动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专项行动。业内人士认为,唯有破立并举,才能让高校评价体系回归正途,回归教育本质。
当代“青椒”分三派,派派挠头派派愁
刚留校任教的游泳教师,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论文的教研任务；受到学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师,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记者采访了从985、211高校到民办三本的数十位高校青年教师,既有刚刚入职的“嫩青椒”,也有刚刚评上副教授、教授的学术新星。总结他们的生存状态,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大派——论文派,致力于用论文铺平自己的晋级路。
武汉某211高校体育学院27岁的教师田耘(化名)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作为刚留校任教的一名“嫩青椒”,他教的是游泳与人体运动健康课程,但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教研任务。
“年终就要考评,我天天愁得头发都要抓掉了。”田耘说,以自己学术水平、相关资源,根本无法完成一年两篇C刊论文的任务,“但真的没其他办法,评职称必须得靠论文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发不出C刊就没有未来。”
河海大学一位刚刚入职的“海归”告诉记者,他入校时和学校签了协议合同,必须在入校6年内申请到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并且评估中要得到“优秀”才能留下来继续参评职称,否则这几年就等于白干。“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其实很难申请到。青年教师没什么资源,你想搞创新,搞一个国外前沿的东西,他说你没有前期成果；搞国内选题,又很容易同质化,评审获得‘优秀’就会相当难。”
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海归”副教授表示,大家有种共识——在国内一年没发论文等于一年啥都没干。“新教师5年或者6年非升(晋升职称)即走的压力很大,大家都是有点东西赶紧写了发掉,哪怕没有实质进展,也只能硬写。”他无奈地说。
随着学校对青年教师科研指标越定越高,记者采访的多数“青椒”都表示自己只能努力朝“论文派”方向发展,即使当下很难完成要求,也只能“一边抓着头发,一边硬着头皮去码字。”
第二派——“既要又要”兼顾派,努力在科研重压下平衡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
南京一所民办三本学校的教师马康(化名)说,民办高校与公办的985、211相比科研压力要小得多。所以,他能花更多心思在课堂上,有更多精力备课,也能多想一些新鲜的教学方式。
“能做到这样完全是因为学校对发论文没有负向考核。”马康说,不仅如此,发了C刊论文后学校会给予数额不等的奖金,甚至能报销版面费。
而在公办的985、211高校,不仅对刊物发表的要求更高,并且普遍存在负向考核。这意味着,如果未能完成指标,考评、奖金都会受“牵连”。
苏州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陈强(化名)表示,将论文作为大学对教师职称评定的标准之一,本意是要鞭策教师积极奋进多做科研,但随着大学越来越机械地追求“科研GDP”,论文这个评价指标发生异化,反而成了滞缓科研和教学探索的障碍。
南京大学一位名叫张云开(化名)的同学反映,梁莹就曾表达出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评上教授了),没什么好怕的了。”多位青年教师反映,身边的同事评上教授职称后多年不写一篇论文的情况并不鲜见。
在中国,学术评价依靠SCI,然而很多国外学者对SCI并不认可。上海某大学商学院教授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大部分高校关注高水平论文、国家基金等,老师在高压下只能有所取舍。他在今年上半年评上教授,终于可以松口气下企业调研做一些产学研转化等一直想做的事了。
第三派——教学派,顶着压力操心学生。
江苏某高校的一名30岁的青年教师王飞(化名)表示,当时进入校园时也是抱着教书育人的理想,可终究扭不过现实。“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一旦操心班里的学生,真的就很难再顾及科研。”
王飞说,他入校时就和学校签了合同,6年时间内必须完成科研指标,论文发不出来就得出局。一边是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一边则是跟自己能否保住饭碗直接相关的指标与要求。“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作为同事的老师是缺席的,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缺席的。很多受到学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师,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培养自己挺认真,培养学生太马虎?
“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因为他只会读PPT”
梁莹事件虽尚未尘埃落定,但其折射的“高等教育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值得继续讨论。
韩愈的《师说》曰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老师,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识,解决疑惑的人。老师的职责与“教”“授”“答”有关,但放眼当下,高校“师者”却出现了另一副面孔。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国内多所高校的学生梳理后发现,不重视教学的老师在课堂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堂堂课都是“注水猪肉”。杭州一大学的毕业生朱珠(化名),回忆大学期间选修的一门电视剧赏析类课程时说,一学期老师放了好几部国内外影视剧作品,但都是只赏不析,最后交一篇论文了事。泰州学院一位学生则告诉记者,他们的钢琴专业课老师迟到是家常便饭,40分钟的课几乎要迟到半小时。
——“翻转课堂”,美其名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上海某大学学生李延(化名)在校期间上过一门课,一学期一共18节,老师将班上32人分为16组,每组负责一堂课的内容；一头一尾两次课,一次由老师解释这门课的上法,一次则为期末考试。该课程老师从不点评,学生上完课,老师拎包就走。
——借课堂之便行利己之事。南京某大学毕业生章韵(化名)告诉记者,曾有老师将自己的课题项目化为学生的课堂作业来写,完成后整理一下就当作自己的项目成果。“老师会说这个作业和课堂有多么多么大的关联,实际上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学术训练,知识、方法、技能上都没有提升。”
扬州大学一位副教授说,20多年前自己刚当老师,学校会每周三组织一次教研活动,大家商讨课程内容,集体备课。“如今这种活动早就没有了。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因为他只会读PPT。”
如今,“PPT老师”在高校确实不少见。南京某大学学生张幼之(化名)保送读研后,研究生期间上的一门课与本科期间课名相同,只多加“研究”二字。不仅如此,同一位授课老师用着同一份PPT,3年过去连数字都没有更新。
有网友总结,下课比谁走得都慢的是高中老师,下课比谁跑得都快的是大学老师。一定程度上,正是有了部分专心培养自己、敷衍学生的老师,也才有了一些吊儿郎当的学生。
“好多大学老师行踪都是谜。”师范专业学生徐静好(化名)正处在完成毕业论文的阶段,她说部分老师在学生论文上有“三不”:不催、不帮、找不到。“好不容易‘抓’到老师人了,就简单说两句:你这题目太大了。我自己知道题目大,需要具体意见,才去找老师的啊。”徐静好说,特别期望能有更多对学生负责的老师。
评价体系重论文,制度导致轻教学
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科研的指标却定得很高
是什么让“上课还是写论文”成为两难?记者采访了解到,一方面“学术GDP”压力层层传导,学校奖惩手段花样百出；另一方面,学制设计偏教学与教师考核重研究存在冲突,导致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成风。
一是评价体系的功利。
“大到一个学校能获得多少财政投入,一个学院在各个层面能得到多少支持,小到一个学者能不能评上职称、获得多少科研经费,都与发表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相关,身在其中很难不被裹挟。”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举例说,填写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表,不是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无法录入；不是青年长江人才计划,无法录入；不是教育部这个奖那个奖,不算成果……
所以,当类似梁莹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刷掉半个系的学术指标”的人出现,即便她的论文比较水,也不妨碍被计入学术成果。对此,校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说,大部分的高校以“帽子”为引进人才条件的依据,并以大额的资金以及配套的资源奖励来激励学者发论文,根源在于考核指挥棒。“但人文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老一代积累了一批成果,新一代在老一代的基础上通过刻苦研究取得新的成就。主管部门注重推动老中青的代际接力,将资源相对平均地分布在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身上,而不是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头部。”
华东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一位副教授说,与人文社科类专业不同的是,理工科需要做产学研对接的工作。即便如此,学校对老师的考核仍然能够看出孰轻孰重。“我自己有一个项目,完成技术转移给学校挣了300万,拿了一个国家青年基金30多万,学校奖励哪个?后者。”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学校也为学生保研制定了论文加分政策。一些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学生,却能通过发论文来提高总分排名,获得保研的资格。例如,一些学科成绩很差的学生,到了年底突然冒出来好几篇论文,加了很多分,从班里十几名一下子到前三。但那些所谓论文,内容是上网买的,发表是交了版面费的,学校对此并不认真审核。
二是制度导致的轻慢教学。
“除个体师德问题之外,高校现有的评价体系和学制设计是导致整体轻慢教学的根源。”一位高校讲师说,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但科研指标定得很高,科研项目的级别、数量,论文发表的数量、刊物级别都要求得很高。高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家对学校的要求就是如此。
还有所谓“非升即走”的制度。该制度源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入,目的在于通过刚性的制度设计鼓励竞争。非升即走的核心是,在规定期限内拿不出相应的科研成果即须离职。某高校甚至规定,青年讲师几年内不准上课、专心科研,到期升不到副教授自动离职。
不少青年教师吐槽,几乎将全部精力花在科研上后,因科研达标升上副教授,就一定能熟练地授课吗?“研而优则教”的逻辑何其怪哉!尤其是文理有别,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科研成果的井喷期,至少都在40岁以后,迫使他们在刚毕业时就大量发文出书,不啻为透支未来。
“中国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级!”南京某985高校的团委书记严斌(化名)说,我国高校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部分名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序列,但学制设计仍处于“教学型”而非“研究型”大学。在这些学校,课时设计太满,高校教师科研和教学研讨时间被大量挤占。但客观上,高水平大学教职又要求教师拥有前沿的视野,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整体性的轻慢教学。
三是人事制度的懒惰。
多位教师提出,“四唯”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事上的懒惰症,了解一名老师不应该只停留在表格上、框框里,不应该因为“老鼠”短时间内比“马”跑得快、反应敏捷,就选择“老鼠”,不应该医生救人一命不如文章一篇,这就简直是本末倒置的制度笑话了。
“什么都推给评价标准是推诿。问题不只是标准问题,而在于人事安排和执行者,有没有伯乐之心和伯乐之能?难道真的就调查不清楚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沈华清说。
坚持“四个回归”,以新标准破“四唯”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四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校精神所在,实在老师。
必须看到,即便在当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广泛存在的大环境下,仍有退休返聘授课,因家中老母亲过世不得不中断课程,事后给大家鞠躬道歉的老师；有收到得意门生婚礼邀请,却因两天后有课要认真准备而放弃出席的老师；也有对跨院系旁听的学生都能认真征询意见,及时回复邮件的老师……这些,恐怕才是中国高校大师精神的灵魂所在。
“必须坚持把‘四个回归’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近日在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强调,一是回归常识,学生要刻苦学习,高校必须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二是回归本分,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一责任,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三是回归初心,高等学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用知识体系教、用价值体系育、用创新体系做。四是回归梦想,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做强,而是把国家做强,回归梦想要落实到建设一流本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
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次行动的清理方向有三,其中包括“对部门和单位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的规定进行修改；对本部门和单位牵头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四唯’的规定,提出修改建议”；“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手册、评审细则等”。
采访中许多“青椒”认为,中央进行“反四唯”的专项整治行动势在必行,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完善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也很重要。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四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业进说,按照理想状态,文科学术评价本应是结合科学的量化标准和学术同行评价而产生,但现实中往往是不懂行的行政人员主导,导致好制度难落地,最终还是成了简单的量化考核。强调论文本身没有问题,但既要重视“小同行”的意见,也要辅之“大数据”的手段,准确评价一篇论文或一篇研究成果的真实影响力。
还有一些“青椒”提出,要警惕借破“四唯”虚化标准,变成特权当道、学阀当道、没有标准的改革。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反映,中央提出破“四唯”之前,在替代方案都还没有的情况下,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打着改革的名义降低标准、虚化标准。许多青年教师担忧地说,硬性标准虽有缺陷,但好歹能打通人才上升的渠道。如果依赖同行打分,科研之外可能还需要和领导、行业权威搞好关系,更加助长关系、圈子、权力对学术的渗透。
采访中很多人呼吁破立并举,一些高校已经在积极探索。据了解,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方案》,提出将成果评价范围扩大至: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文献整理、决策咨询报告、学术译著、优秀案例创作、文化艺术创作等。其中后四类成果在成果认定和绩效评价时,参照标准折合计算为论文绩效,相应评价结果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中给予同等认定。（记者蒋芳、眭黎曦、邱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