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的某个时间

逛街的人该休息一下，工作的人该休闲一下了

每天的快节奏，恰恰拖了生活的后腿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刻闲暇？

其实我们早该拥有一个惬意的下午，

拿出一些时间给自己，这是生活中特有意义的事儿

亲们~来猫空茶町悠闲一下吧，时光慢慢哒^-^

走进猫空茶町茶饮温馨的暖色系装修，传统文化与时尚相结合，既有亲切感又不失灵气。奶茶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奶茶系列，牛乳茶系列，半山手工系列，奶霜，沙冰，咖啡都是惊喜之选。之所以独爱猫空茶町，不仅仅是他们制作的茶饮口味好、营养丰富，更是因为这里还有为数诸多精美的甜品。

每当下午倦意来袭，我都会点一份茶饮同时搭配上几种特色的甜品，疲惫的身心短时间内便得到了舒缓！bagel面包圈，马卡龙……缤纷小食，口感丰富，怎么吃都美味，闺蜜聚会，怎么拍都完美。赏心悦目之余，更让人不禁幸福感爆棚，一杯奶茶，一份甜品，一口口甜蜜，配上或清新或浓郁的茶香怎一个闲适了得。

总想着捧一杯奶茶，或是吃下酥香甜蜜的甜点

坐在猫空茶町里与闺蜜好友交谈

与亲密爱人分享美食的回忆

才觉得不算辜负这美好的午后时光

而猫空茶町便是一处轻松的所在

在这里的一下午亦是一天中的最美的时光

哺呷哺在继推出“火锅+茶憩”的全新业态后，又推出独立茶饮品牌——茶米茶；

小龙坎火锅推出的自有茶饮品牌龙小茶主营奶茶、鲜果茶、乳酸菌等爆款饮品；

肯德基开起了卖冰淇淋、咖啡的饮品店，“tiffany蓝”的店面调性让人眼前一亮；

麦当劳与必胜客也纷纷推出茶饮新品……

2018年，在这些“大佬级”餐企纷纷尝试“餐+饮”模式后，自2018年开始，关于“餐+饮”模式的探讨就愈演愈烈，甚至，有业内人士直言，“餐+饮”将成为2019年的流行新趋势。

“餐+饮”缘何突然火了

2016年，新茶饮市场猛然崛起，大批网红茶饮店出现；2017年被称为新茶饮元年，新品牌层出不穷；2018年被称为新茶饮的资本年，动辄上亿的资本涌入让新茶饮的未来更加可期。

在新茶饮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很多分析认为，“餐+饮”模式流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茶饮火爆现象的刺激。而事实上，深度分析下来便不难发现，真正驱动“餐+饮”模式成型的主因是消费升级，是竞争加剧背景下的品牌转型需求。

1、差异化竞争的新出口

源于餐饮业对消费变化的洞察，无论是新茶饮还是“餐+饮”讲究的都是唯“新”不破，新茶饮新的是品类，“餐+饮”新的是模式，它们无一例外都是餐饮业巧妙避开同质化竞争的新出口。

向来以毛肚、野山菌等新鲜火锅食材为骄傲的巴奴火锅最近也因为饮品成为话题，原因是巴奴火锅不仅接连推出了铁棍山药汁、青桔乌龙、乌梅汤、青柠乳酸菌等新款饮品，最重要的是这些饮品可以外带了。巴奴已经特别设计了茶饮外带容器，并表示饮品、小食可外带的模式将逐步被复制到全国范围内的所有门店。

2、打造新的盈利点

在呷哺呷哺推出凑凑品牌时，其总经理张振纬曾表示，希望通过加入茶饮产品吸引消费者能来凑凑消费下午茶，以补充火锅用餐低谷时段。茶饮成为凑凑形成全时段运营新业态的关键因素。

茶饮产品的高毛利性也是餐饮品牌争相布局的重要因素。业内人士透露，一般的奶茶门店毛利最高可达85%，在使用较优质的原材料时，毛利也可达到70%。那么，对于餐厅来说，“餐+饮”模式就意味着不同时段间的顾客引流，以及“嫁接”高毛利品类后“1+1>2”盈利效果。

3、餐企长线发展的新尝试在茶米茶成立之初，呷哺呷哺创始人贺光启曾强调，茶米茶不是呷哺呷哺的子品牌，是其个人创立的独立品牌。那么，茶米茶就可以被视为是贺光启对其餐饮帝国的全新布局。

相较于火锅红海特征明显，翻台率较低，对人工与租金成本较高等特征，茶饮则是一个高坪效，对门店要求较低，且易复制的一个餐饮品类，它无形之中补充了火锅运营的一些短板。那么，呷哺呷哺的茶米茶，小龙坎的龙小茶，都可以被视为餐企的前瞻性布局。

是“+菜单”还是“+品牌”

从瓶装水、罐装饮料到酸梅汤、玉米汁，再到一些现榨鲜果汁，其实，“餐+饮”的模式早已深植于餐饮运营之中，就如同中国传统的“四菜一汤”一般早已形成了固有的“餐饮”基因。那么，又何来今日的“餐+饮”新趋势呢？其实，与传统的“餐+饮”模式相比，当下正流行的“餐+饮”的区别在于如何体现“+饮”板块！

1、+品牌

2018年11月，茶米茶位于北京、上海的两家店面同期开业，分别是100平米与200平米的大店。茶米茶方面透露，未来将打造50平米、100平米和200平米三种承载不同功能的门店，目标覆盖社区与写字楼两大热门区域。呷哺呷哺布局茶饮市场的“野心”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在2018年8月，特色火锅品牌小龙坎也开了一家茶饮店，名为“龙小茶”，主售酸梅汤等中式饮品与奶茶等新式饮品。未来，龙小茶或将借鉴小龙坎的发展之道，以“直营店+加盟店”的模式逐步投放市场。

可以说，在这场“餐+饮”的流行趋势中，茶米茶与龙小茶“们”功不可没。如果说是新茶饮的崛起刺激着餐饮业的投资风向突转，那么，就是龙小茶与茶米茶等品牌的成立让“餐+饮”成为热门新议题。

2、+档口

茶米茶的“前身”是凑凑，早在茶米茶之前，呷哺呷哺就利用“火锅+茶憩”的复合型餐饮业态，对茶饮产品与运营进行了一年多的打磨，凑凑的茶饮档口为茶米茶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与智慧。在茶米茶成立之初，凑凑餐饮市场总监徐毅文就曾表示：“凑凑已经拥有足够的运营能力去做一个独立的茶饮品牌……在我看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此时，凑凑的茶饮部分已经占到凑凑营业额的20%，其中，茶饮外卖的营业额已超过40% 。“火锅+茶饮档口”的成功不言而喻。

不只有凑凑的茶饮档口，2018年7月，旺顺阁宣布代理台湾珍珠奶茶品牌“嚮茶”，且表示将在门店内试水，待到模式成熟后将会单独开设门店。特辟的茶饮档口不仅是餐厅利用全时间段运营提升店面坪效的有效方式，还是相对“保险”的“餐+饮”尝试模式。

3、+菜单

几乎每一家餐厅的菜单都有饮品区，但是，对于当下的消费者来说，当“拼食材”的健康时代到来，鲜榨果饮对决瓶装饮料，高低立现！从街上鳞次栉比的现制茶饮店就可以看来，人们对于饮品的需求特征愈发健康、新鲜。

如何让“餐”与“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产品的搭配也是一门学问。比如海底捞的自有品牌——乳配菌饮品鲜小菌与精酿啤酒hi啤，西贝莜面村的沙棘汁；牛排店里的红酒，披萨店内的咖啡一样……加入菜单的饮品一定是符合餐厅特色的产品。

尝试“餐+饮”前必须理清的几大问题

如果说消费者的关注重点正在从味道转移至食材与体验上，那么，与之相匹配的餐厅运营重点就正在从后厨转移至差异化定位、供应链整合等品牌塑造内容上。真正要做好“餐+饮”并非易事，首先，就需要理清以下五大问题。

1、供应链升级

仔细观察“餐+饮”的发展便不难发现，很多餐厅对“餐+饮”模式的尝试均来源于其原有供应链上的食材创新。比如，麦当劳打造了咖啡品牌McCafe，椰子鸡餐厅推出了椰汁类饮品，港式茶餐厅推出了鸳鸯奶茶……对于餐厅来说，对食材的驾轻就熟，不仅有利于产品的深度研发，还同时弱化了因产品类型的增加带来的供应链升级难度。

之于连锁餐厅，供应链对品牌的影响已经无需赘述。“餐+饮”模式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餐企能否将饮品供应链有效融合至全有供应链中。

2、产品研发与创新

在这场“餐+饮”的风潮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吃喝一体化”的更多解读。肯德基卖起了最潮流的脏脏茶、奶盖茶、北海道冰淇淋等，抛开了肯德基一惯的“碳酸饮料”印象；巴奴的外带业务主要针对红糖糍粑、铁棍山药、乳酸菌等带有明显品牌特色的餐品，正契合巴奴的新鲜、健康形象……

曾经，所谓餐饮，餐前饮后，而如今，“饮”大有与“餐”平分秋色之势，与正餐一样，消费者希望得到的是在口感、食材营养搭配等多维度上实现差异化的产品。先有拿得出手的饮品，才有真正的新“餐+饮”模式。

3、成本预算

相对于推出子品牌或发展子业务，甚至收购成熟的茶饮品牌，更多餐企对于“餐+饮”的尝试始于菜单与档口。毕竟，黄记煌收购许留山，小南国成立米芝莲的实力，不是每一家餐企都有。随着成本增加而加持的风险值，是每一个餐企都必须提前考虑的问题。

吉野家也曾试图经营茶饮品牌茶町叮，但发展并不理想。如今的吉野家依然在饮品上持续发力，不过，已经换了一方式——增设自制饮品，不断推出新款饮品，售卖下午茶。没有深耕自有品牌，吉野家的经历正是大多数餐企的顾虑，及时收势或是为了及时止损。

4、管理

凑凑总经理张振纬曾表示：“火锅解决了亲朋好友聚餐的需求，茶饮则满足了休闲聚会的需求，这两种业态嫁接在一起，能发挥出1+1>2的效应。”在所有餐厅门口区域特设水吧的丽小馆品牌总监邹杏梅曾表示，与价格透明，欠缺新颖度的成品包装饮品相比，自制饮品才是拉动消费，避免同质化竞争的一大利器。

而随着饮品站的嫁接，产品、团队、客群都在无形之中发生着变化，那么，餐厅管理也只有“以变制变”，才能迎合餐企的发展。

5、定位

无论是运作子品牌，还是增设饮品档口，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饮品的销售与原品牌均有一定意义上的捆绑。特别是对于特设饮品档口的餐厅来说，饮品的定位事实上餐厅定位的延续。所以，与独立的茶饮品牌稍有不同，“餐+饮”饮品的设计除了需要锁定目标人群，研究当前潮流形态外，还需要结合母品牌的品牌基因。

以西贝莜面村为例，在消费者眼中，深度挖掘西北食材的西贝选择沙棘作为原材料开发饮品仿佛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沙棘汁推出之时便戳上了西贝自然、健康的特色，并且沙棘汁的包装设计也延用了西贝的一贯形象，让人一看便知这是一瓶拥有“纯正西贝血统”的沙棘汁。

参某说

英敏特Mintel公司出具的一份消费者外出就餐报告指出，15%-20%的饮品销售额能为餐厅贡献50%的利润。

“+饮”已经成为很多餐企提升盈利与顾客体验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大多数餐企来说，“餐”依然是主营业务，“饮”还处于探索阶段，如果盲目跟风，让“饮”跻身主位，喧宾夺主，很有可能得不偿失。所以，“餐+饮”模式固然是值得跟随的一大趋势，但前提需是“稳健”试水。

欢迎在评论区写留言，与我们互动讨论！

原创声明：本文作者饮Sir，由餐饮界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餐饮界（canyinj.com ），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文 | 徐悦东

昨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北京也将推动垃圾分类立法，罚款不会低于上海。但北京的垃圾分类标准与上海并不完全一致，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及可回收物。

北京垃圾分类介绍。视频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个号称“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管理条例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的个人（包括外地来上海的游客）或者单位，都将面临着较为严格的处罚：个人混投垃圾，最高可罚200元；而企业或单位混装混倒垃圾，最高可罚5万元。

一夜之间，网上出现了许多吐槽垃圾分类的段子。很多网友表示搞不清楚上海垃圾分类所分的四大类——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和干垃圾之间的界限，尤其是湿垃圾和干垃圾的区别。这不仅要求民众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更要求民众要学会辨别生活垃圾的成分，以及了解其后续处理的措施。这使得平常的丢垃圾变成了一件麻烦的事。

珍珠奶茶该怎么处理？首先，得将剩余奶茶倒掉；其次，得将珍珠、果肉等丢入湿垃圾的垃圾桶；再次，我们得把杯子和吸管丢入干垃圾的垃圾桶；最后，塑料盖要放到可回收垃圾桶。网友调侃称，未来为了减肥还是不要喝珍珠奶茶了。

这些关于垃圾分类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要知道，真正推进垃圾分类的落实，不仅需要规则与监督 ，更需要公民观念的建立与垃圾分类教育的推进。那么，有着相对先进的垃圾分类经验的国家是怎么处理垃圾的呢？他们的经验我们是否都值得借鉴？ 对于垃圾分类来说，标准应该如何制定更为恰当？

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呢？

据《南华早报》报道，仅在2017年，中国就产生了2.1亿吨的城市生活垃圾，仅比美国少4800万吨。而据上海市政府的数据，上海的垃圾处理厂每天处理19300吨干垃圾和5050吨厨余垃圾，每天只能收集到3300吨可回收垃圾。据官方的报告，全国物流行业在2016年里使用了超过130亿个聚丙烯塑料袋以及3.3亿卷胶带，而其中只有不到20%被回收利用。

而此次“史上最严格”的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虽然给市民带来了暂时的麻烦，但是若取得成功，让大家思考并讨论垃圾分类，提高环保意识，这将对中国的其他城市带来非常大的示范效果。

中国处理垃圾的经验也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毕竟如何处理堆积成山的垃圾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烦恼。这也是提高中国的软实力的方法之一。

日本

垃圾分类教育从幼儿园开始

每讲到垃圾分类，我们都会首先想到日本。日本是全世界垃圾分类最严格并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日本，塑料垃圾中 60% 得到循环再利用。

根据日本的《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相关法律》，各个县市区得有计划地对垃圾进行分类和收集处理。而由于日本不同地区对垃圾的处理能力不同，日本不同地区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有些地区的分类的类别有七八种，而有些地方能有二十多种垃圾类别。日本德岛县上胜町的垃圾分类类别是最多的，有45类。而上胜町在2013年通过了“零浪费宣言”，提出在2020年之前实现零垃圾排放，建设不产生垃圾的社会。

日本横滨市的垃圾分类手册

不过，一般来说，日本的生活垃圾大体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和大型垃圾四大类。每一类垃圾必须放入装每一类垃圾的垃圾袋里，包装好才能丢到特定的垃圾桶。

假如我们要在日本扔一个饮料瓶，我们首先需要撕下瓶身的包装纸，拧下瓶盖，然后洗干净瓶子，将其压扁或剪开，再分别放进不同类别的垃圾桶里。若我们要扔一个纸质的牛奶盒，我们也得洗干净，剪开晾干，然后才能归为资源垃圾里，否则就是属于可燃垃圾。

而若住在日本没有24小时垃圾房的公寓或者独栋别墅里，我们则要注意扔垃圾的时间。不同类别的垃圾在什么时候扔都是有规定的。而日本的街道上几乎没有公共垃圾桶。日本的当地政府会在每年年底给每一家住户送上垃圾投放的日历，上面注明了各种类别的垃圾收集日的信息。若错过时间未扔某个类别的垃圾，住户只能等待下一个垃圾收集日。

此外，在日本，扔大型垃圾是需要付费的。有的地方的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也需要按体积付费，市民得通过到指定地点买特制垃圾袋来完成付费。还有很多地区的垃圾袋还实行实名制。

因此在日本，若居民不按垃圾分类标准扔垃圾，在日本这样一个“邻里社会”里，首先可能会引起邻里纠纷。而这种邻里之间的监督，是使得这套制度执行下去的原因。而且，为便于监督，日本的垃圾袋只可能是透明或者白色的。其次，根据1970 年日本的《废弃物处置法》和其后出台的相关法律，若乱扔垃圾可能会被判处于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最高一千万日元的罚款。这是垃圾分类制度在法律层面上的保证。

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也较为粗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日本的垃圾分类仅分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到1997年，日本开始实施《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后，完成了垃圾分类标准的细化，这种分类规则沿用至今。至今以来三十余年成效卓著，这也使日本成为年人均垃圾产生量最低的地方。这还得归功于日本的地方政府长年累月地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众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的宣传。

此外，日本的垃圾分类教育从幼儿园的娃娃就抓起了。在小孩上小学高年级时，他们还会被邀请去当地参观垃圾焚烧厂，去了解不同类别的垃圾会影响垃圾焚烧的转化率和资源回收的再利用率的情况，以增强其环保意识。这些日积月累的观念教育是垃圾分类制度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

德国

垃圾费按量收取

德国是最早实施垃圾分类的国家。在 1965 年，联邦德国各市便成立垃圾处理中心。在1972年，德国就出台了《废物管理法》，关闭当时不合规范的填埋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德国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 65.6% ，资源化利用率高达88.2%，是世界上垃圾分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德国的生活垃圾通常分为以下五大类，分别装入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废纸、玻璃容器、包装材料、可降解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此外，碎玻璃、大件垃圾、有毒有害或电子废弃物得投放到专门的回收站内。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垃圾分类没有像日本那么详细，而垃圾被初步分在这些大类里面，将再由专业人员进行更细致的再次分拣。

德国的饮料容器实行押金退还制度，这是非常具有特点的。目前在德国出售的塑料包装的饮料和易拉罐都有0.15到0.25欧元的押金，这些押金包含在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中。该押金要在消费者将空瓶归还超市的自动回收机后才可退回。除饮料容器之外的包装垃圾，德国则实行了“绿点”回收制度。

《弃物》，作者：（美）布莱恩·蒂尔，译者：刘欣玥，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关于垃圾的文化随笔。作者说：“如果说‘垃圾’是这本书的讨论对象，那么其背后真正的主体其实是欲望和时间。”

“绿点”商标许可证在减少废旧包装材料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德国的生活垃圾回收体系在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道路。每个有着“绿点”商标许可证的包装的生产商、运输商、代理商和销售批发商都得向“绿点”公司

（DSD）

支付费用，其费用用来支付这些包装垃圾的处理。这使得许多企业为了少给“绿点”公司费用，会优化其产品的包装。而普通消费者将印有“绿点”标志的包装垃圾扔进专用垃圾箱，就可以享受免费清运。这种“二元回收系统”，使得德国近几年包装废物的回收维持在 75% 以上。

此外，德国有着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其中，有关垃圾处理的核心法律是1996年的《循环经济与废物法》，这是其垃圾分类制度的法律保障。如果垃圾分类不到位，根据2015年生效的《循环经济法案》，拒绝履行者将处以30欧元到5000欧元的罚款，且信誉也会受到影响。

与日本类似，每年年初，德国的当地政府会将新的《垃圾分类说明》和《垃圾清运时间表》投到各家邮箱里。其不同的垃圾清运的时间也不同。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人就将条形码技术引入到垃圾分类管理中，实现了城市综合性区域垃圾分类的精准溯源。此外，德国各地还有“环保警察”，每天巡逻进行监督。而德国的垃圾费更是按量收费，所以许多德国家庭和小区的垃圾箱还都上锁，以防有别人家的垃圾扔进自家的垃圾箱里。

当然，德国人的环保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中，德国政府和民间的环保协会对民众的宣传活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日本类似，德国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垃圾分类的教育。健全的法律保障、行业内的监督、产业化、市场化的处理方式、以及政府与教育机构的环保宣传，都是德国垃圾分类取得成就的原因。

垃圾分类标准越细越好吗？

在中国近代史的语境中，这种深入民众生活规范的文明教化运动，都享有一个共同的谱系。在深町英夫的《教养身体的政治》里，他回顾了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新生活运动。

在新生活运动里，蒋介石主张，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家常便饭”之中。他由此想树立“规矩”和“清洁”，改变当时中国人的不恰当的餐桌礼仪、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的行为。这些规矩非常广泛，囊括了生活的各方各面。

而在当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内忧外患，深町英夫很好奇，为何国民党政权会发起如此碎屑的启蒙运动？国民党政权何故且如何干预、介入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当时胡适批判这场运动并不能解决国民正面临的紧急而重大问题，是一场有着非民主倾向的政治运动，而其本应该是要通过教育，而不是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谈“文明”的经济水准也过低了。而胡适对这场运动的批判，我们在未来也能找到类似的回响。

《教养身体的政治》，作者/译者: [日] 深町英夫，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7月

深町英夫认为，像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的除“四害”、1981年的“五讲四美”、 还包括新世纪以来像“自觉排队日”，反思“中国式过马路”等，都在“新生活运动”的谱系之下。民众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小事被政府赋予了“文明化”的宏大意义，是摆脱在国际秩序上落后地位，实现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平起平坐，甚至引领潮流的愿望的举动。而类似胡适对这种“教养身体的政治”的批评，也出现在今天的舆论场中。

在FT中文网上，李牧之认为，上海的垃圾分类政策，形成了简单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并不是基于居民一致同意的产物。垃圾分类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分类标准直接影响居民的垃圾分类成本。而由于低收入的拾荒者因各种原因的退出垃圾分类，居民承担起垃圾分类的任务。而由于如何分类理念并没有那么深入人心，街道干部和志愿者还得对居民家庭扔垃圾进行不断的监督，甚至包括使用高科技如人脸识别进行监控等。财政必然要为此大量补贴，才能让这个系统运转起来，这无疑提高了政府管治的成本。

而日本垃圾分类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首先他们通过从小的教育，在观念上就达成了共识。若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冲突，日本还有民间组织来平衡各方利益，居民自治会对上与政府、企业对话，对下解释政策、宣传教育。尽管如此，日本垃圾分类的经济效率并不高，除了家庭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之外，日本每个地区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这要求每个地方都有垃圾处理厂。但这样缺乏规模效益，处理起来也不经济。

梁文道在其《八分》节目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质疑。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需要居民能够付出足够的时间成本和生活成本。而且，垃圾分类的背后需要一个极为庞大且复杂的物流和垃圾分拣系统支撑，若大家发现自己辛苦分类的垃圾，最后一起被随意处理了，那么我们垃圾分类也是枉然的。

而在日本和德国，垃圾分类与环保意识的兴起是相关的。德国人更多依靠自发自助来进行垃圾分类，而不是全靠行政执行。梁文道认为，日本的垃圾分类模式不一定值得学习。日本的垃圾分类进行到如此细致的地步，与日本那种强大的统一的国民纪律性非常相关。而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究竟有没有用，也是存在质疑的，从经济效益上来看，分类越细致，其中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越多，而物流带来的碳排放也会随之增加，结果可能会得不偿失。

王久良拍摄过的有关垃圾分拣产业的纪录片

相比之下，梁文道更推崇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做法，他们只需要民众把垃圾粗略分为几类，然后垃圾会交付到专门的垃圾处理业者手中，由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这样效率更高，分拣也更精确。而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也创造了一个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在日本，由于老龄化使得人力资源高度短缺，这种垃圾分拣工作也许并不经济。但是在中国，这种垃圾资源回收处理实际上为许多底层人群，提供了一份工作和重要的生活收入来源。当然，问题是他们身处的环境也许并不安全，这就需要后端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的业内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安全标准，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此外，除了从上至下的顶层设计的思考之外，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参与感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垃圾议题有10年经验的郝利琼在澎湃新闻撰文认为，由于居民投放和垃圾车清运非同时发生，居民心里始终不知道自己分好的垃圾，到底被分类清运了没有。若没有让居民亲眼所见自己分类的垃圾是被分开清运的，这个疑问很难被消除。所以，让垃圾末端处置场所“被看见”的过程，也是让居民受教育、理解和参与的过程，更是培育起居民环保意识的过程，也将会有利于垃圾分类制度的施行，而这条路也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参考资料：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015647/can-china-sort-its-household-waste-recycling-problem-2020，https://mp.weixin.qq.com/s/JvXBghyOuj4hgobREhdisA，https://mp.weixin.qq.com/s/ssvd77pMXnXgn3BSzLuMAw，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3418?full=y#ccode=2G188002

作者：徐悦东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