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其实很少“下馆子”吃饭，年轻时穷，路边摊上胡乱吃几口充饥。“北漂”时期的他，甚至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更别提什么“下馆子”了。战争年代，“下馆子”更是不可能，一则多是偏远之地，二来也没时间，经济上可能也不允许。解放后，毛泽东即便是想“下馆子”换换口味，估计也很难，一个把照片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让人不认出来几乎不可能，“馆子”没下成，被人围观确是十有八九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都成了笼子里的老虎了，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即便是解放后，他也很少“下馆子”吃饭，查阅资料，找到了毛泽东五次“下馆子”的经历，可能不全，权当参考罢，吃货朋友可以去“拔草”。
查阅到的第一处馆子，是杭州的楼外楼饭店。时间是1953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谭震林的陪同下参观完钱塘江大桥和六和塔，当晚，毛泽东在浙江省委一帮人的陪同下，去了杭州的楼外楼饭店。杭州楼外楼饭店始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位于西湖畔孤山脚下，其店名由来似出自“山外青山楼外楼”诗句，店内的招牌菜为“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叫花童鸡、宋嫂鱼羹、东坡焖肉”。
< class="pgc-img">查阅相关记载，毛泽东这趟下馆子点了两道菜，一道是“鱼头”，一道是“叫花鸡”，什么“鱼头”？没有具体的记录，我专门查阅过这家饭店的菜单，找到了一个疑似菜品——八宝鱼头。这是一道浙江菜，选用的鱼头出自千岛湖，以河虾等八种原料为配料炖制，故名“八宝鱼头”。毛泽东一生都很喜欢吃鱼，他曾对身边人说：“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死后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楼外楼饭店最出名的菜品应为“西湖醋鱼”，是酸甜味，可能不合毛泽东的胃口，故没有点吧。
至于“叫花鸡”，即“叫花童鸡”，是一道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吃，其做法也很简单，把加工好的鸡用泥土和荷叶包裹起来烘烤，我查了一下楼外楼的菜单，这份“叫花鸡”现在已经卖到380元一份了，不知道当年毛泽东点菜时，是个什么价。不过这家饭店确实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吃完后，毛泽东对饭店的人说：“这个饭馆有特点，做的饭菜确实好吃。”后来，楼外楼饭店的厨师韩阿富调到了中南海，给毛泽东当厨师。
查阅到的第二处馆子，是北京新街口的陕西羊肉泡馍馆，时间应该是1955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去往西郊参加劳动后，在返回途中，车行至阜成门外时，毛说：“肚子饿了，想吃饭。”随行的工作人员高智原本是劝说毛泽东回家后再吃，但毛泽东坚持要找个饭店，高智是陕西人，对羊肉泡馍情有独钟，于是就推荐了新街口的陕西羊肉泡馍馆。
< class="pgc-img">到了饭店后，随行人员与饭店的工作人员沟通，把毛泽东安排到了一个用木板隔出的小房间，这家馆的羊肉泡馍分大、中、小碗，毛泽东点的是中碗，大薄片的羊肉，掰成小块的馍块已经泡在了碗里，几个小碟子，盛着辣椒、糖蒜和香菜。毛说：“我吃不了这么多。”高智用筷子把毛泽东碗里的馍拨给了卫士长李银桥和自己一些，毛端起了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与其说是要吃羊肉泡馍，还不如说毛泽东是想满足一下下馆子的愿望，自由自在地过一下老百姓的生活。
吃完羊肉泡馍，毛泽东走出隔间，就被人认了出来，于是被围观。这顿饭毛泽东一行人总共吃了六元三角九分钱，结账时几个人的兜掏空了，也凑不齐这顿饭钱。最后高智与老板商量，第二天来付钱。翌日一早，高智骑着自行车，把饭钱送了过来。这家新街口的陕西羊肉泡馍馆后来改名叫“西安饭庄”，据说彭德怀也很喜欢这家饭馆，至今仍旧在新街口，我去过几次，个人认为很一般，真的很一般。
查阅到的第三处馆子，是武汉的老通城饭馆，时间是1958年4月3日晚。老通城饭馆是汉口的百年老字号，前身为“通城饮食店”，由汉阳人曾厚诚创办于1929年，招牌菜三鲜豆皮。豆皮其制作方法是将绿豆、大米混合磨浆，在锅里摊成薄皮，内包住所的糯米、肉丁等馅料，用油煎好，至于所谓的三鲜，是以鲜肉、鲜蛋、鲜虾仁为主制作馅料，故名三鲜。
< class="pgc-img">毛泽东来到这家饭馆后，先是去了厨房与厨师交谈，然后才去用饭的，在品尝豆皮时，毛泽东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并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要吃完，不准浪费。”毛一个人吃了一大盘子豆皮，有3两重，他称赞道：“三鲜豆皮制作精巧，味道鲜美，这才是湖北口味呢。”
查阅资料，找到了毛泽东那一天的菜单，除了三鲜豆皮之外，其它分别是：炒鳝鱼片、山药牛肉、炒空心菜、炒绿豆芽、西红柿鸡蛋。小菜有：黑鱼籽、糖蒜、烧菜花。主食是：豆米饭和肉丝汤面。据说，毛泽东在武汉期间，先后去过这家饭馆三次。
查阅到的第四处馆子，是长沙的火宫殿。时间是1958年4月12日。火宫殿原本不是个饭店，是古代祭祀火神的地方，在火神庙的旁边，小商小贩、三教九流，杂居其中，就有了很多小吃店，就如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其中最为出名的小吃，就是臭豆腐。
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臭豆腐，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最为出名，其真正的做法也颇有讲究，现在早变成快餐食品了。火宫殿的臭豆腐选用上等的黄豆做成豆腐，把豆腐泡在放有冬笋、香菇、曲酒、浏阳豆豉的卤水中浸透，待其表面长出白毛，颜色变灰后，用油锅慢慢炸，直至颜色变黑，表面膨胀，捞出来佐以辣椒、蒜末、香油，初闻臭气扑鼻，吃起来芳香松脆。
毛泽东青年时曾在长沙久居，火宫殿必然是他常去之所，1958年的这一次再访，路边摊已经有了雅间，毛与厨师和饭店工作人员交谈后，便品尝起了臭豆腐，他一边品尝，一边幽默地说：“火宫殿里的臭豆腐，有三个特点：闻起来很臭，看起来很脏，吃起来很香。”
火宫殿除了臭豆腐，还有其它几种小吃，也值得推荐，它们分别是姐妹团子、红烧猪脚、荷兰粉、八宝果饭、龙脂猪血、三角豆腐和牛肉馓子。不过最为出名的还是臭豆腐，我是臭豆腐的铁杆粉，虽然是湖南人，火宫殿却是八年前才去过一次，至今还记得，饭店外有一条横幅广告，上面写着：“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 class="pgc-img">查阅到的第五处馆子，是天津正阳春饭店，时间是1958年8月13日。正阳春饭店前身就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在天津的分店，始创于1909年，为表明与北京全聚德同属一家，在黑匾金字的招牌上标有“京都”二字，正阳春饭店主要经营烤鸭，其独特的挂炉烤鸭色泽枣红、外焦里嫩，香酥可口、肥而不腻，被评为“天下第一美食”。1935年，饭店改名为“正阳春鸭子楼”，因为店门东开，每日清晨，太阳照在店堂如沐春光，故名正阳春。
这一天，毛泽东在天津视察完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之后，已至午时，便提出来想找个饭馆随便吃顿饭，随行的工作人员就选择了这家正阳春饭店。一行人在二楼餐厅就座，按照惯例，毛泽东先是见了厨师和工作人员，与他们聊了一会天，然后便开始吃饭，点的肯定是烤鸭，至于别的菜，已经无从查起。
毛泽东吃完饭后，打开二楼的纱窗看街景，不想正巧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妇女看见，消息传出，无数人想亲眼看看毛泽东，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正阳春”，从几千人聚集到上万人，毛泽东是吃午饭进的正阳春饭店，直到下午5点多，毛泽东依旧被人群“包围”在饭店二楼，真成了他所说的“笼子里的老虎”。最后天津警备区动用了一个排的兵力，把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饭店门口，然后由一群精干的兵士，把毛泽东从二楼“抢进”到车里，然后兵士前面开路、后面推车，才冲出了“包围圈”。事后，天津公安局在现场收集到的人群失落的鞋子、帽子、钢笔都有几筐。
6岁董竹君因怀孕，浑身浮肿，连鞋都穿不进。她的丈夫一脸嫌弃：“又是个赔钱货！”但这一胎，是儿子。生产时，她的丈夫正在牌桌上大杀四方，消息传来，他不敢置信地站了起来，然后欣喜异常：“我回去准备喜酒，大家都要来啊！”
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小时候，为了还债，她被父母卖去了青楼。
12岁那年，她在青楼结识了四川副督军夏之时，后来，她成为他的妻子。
她没有让夏之时为自己赎身，而是偷偷跑出青楼。
她不要彩礼，只求夏之时带自己去日本留学。
夏之时信守承诺，带她去日本，两人在日本结了婚
17岁那年，她在日本完成学业，然后跟随夏之时回了四川老家。2年后，夏之时仕途失意，渐渐染上了赌博、抽鸦片的恶习。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再也不是当年遇见董竹君的那个翩翩公子了。
在1926年以前，董竹君为他生了4个孩子，可惜都是女儿，为此，夏之时一直没给董竹君好脸色。
怀儿子大明时，董竹君浑身浮肿，连鞋都穿不进去，但夏之时无动于衷，每天只知道出门打牌。
董竹君怀孕后期，在医院住了很久的院，可直到生产，夏之时都没来看过她。
在夏之时心中，这一胎，肯定又是女儿，是“赔钱货”！
但董竹君的这一胎，其实是双胞胎，可因为太虚弱，一个胎没成熟，只生下了儿子大明。
生产时，董竹君打了麻药，第二天中午才苏醒，此时，丫鬟已经飞快去给夏之时报信，而在牌桌上通宵的夏之时，根本不敢置信。
但很快，他就狂喜，非要大摆宴席，庆祝小少爷出生。
董竹君不想这么铺张浪费，夫妻俩为此还吵了一架，但最终，夏之时还是摆了酒席。
没多久，夏之时对董竹君说：“儿子就过继给三房。”
董竹君愣了，还没说什么呢，夏之时就很不耐烦了：
“就是一个名义上的事，你年纪轻，就喜欢小家子气，大明不还是你的孩子吗？”
这些都是小事，但最终，董竹君还是选择离开，因为夏之时对待女儿的态度，让她难以接受。
当时，董竹君一心送女儿读书，可丈夫却认为，早早嫁人才是正路。
最终，董竹君决定带着女儿出走。
她舍不得儿子，可她知道，儿子是夏家的命根子，自己要带走儿子，难于上青天。
可让她眼睁睁看着女儿辍学嫁人，更是绝无可能。
董竹君没有要任何钱，她只是提出离婚，自己带着女儿生活。
夏之时非常不屑：“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夏之时也不是真的盼着董竹君跳黄浦江，他只是在等她低头。
他不愿意离婚，最终，董竹君退了一步，提出先分居5年。
其实，董竹君一直想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可仕途失意的夏之时，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的模样。
当初，意气风发的他，带着董竹君离开青楼，前往日本留学，带着她组建自己的家庭，日子欣欣向荣。
可如今，一切都变了。
其实，连董竹君的父母都不理解，放着好好的贵妇人不当，非要闹什么离婚呢？
但董竹君就是不信邪，她带着女儿，吃了很多苦头，但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935年，董竹君创办锦江川菜馆，这家店非常红火，连黄金荣、杜月笙都是这里的常客。
后来，这家店的名字，叫锦江饭店。
董竹君不仅带着女儿活了下来，还给了女儿非常好的教育，她以身作则，教会了女儿什么叫做自立自强。
帝都”北京、“魔都”上海……在当今的中文互联网上，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称呼。比起北京那名副其实的“帝都”称谓，上海被称为“魔都”倒是带上了几分语焉不详的奇幻色彩，以至于“魔都”的本义却与这个名词的发明人——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一起湮没在历史中。
二流作家
这位村松梢风（1889年-1961年），他出生在静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求学，但他将学生时代的大好光阴都耗费在纸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少壮不努力”的村松日后当过教员、记者，自己也曾办过杂志，直到28岁时仍籍籍无名。只是在1917年，他试着将处女座小说《琴姬物语》投寄到当时著名的《中央公论》杂志。这部实际上是以作者大学时代寻花问柳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作品，却意外地得到了总编辑的赏识，从而令其一举登上文坛，并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村松梢风
村松梢风的代表作当属《残菊物语》，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说里，女仆阿德陪伴菊之助四处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着他走向艺术的巅峰，为了让他回归演艺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离开。1939年，著名导演沟口健二将其搬上银幕，大获成功。《残菊物语》此后又两次被改编成电影，这无疑是对小说原著的一大肯定。
1956年版《残菊物语》海报
村松梢风既是一个写故事的好手，也是一位业余围棋高手。1926年，当时的日本围棋第一人本因坊秀哉名人（当时唯一的九段棋手）与宿敌雁金准一（七段）进行了一场决战，村松梢风受连载棋谱的《读卖新闻》邀请撰写“观战记”。他的生化妙笔加上棋盘上的龙争虎斗使得此一“杀棋之名局”夺尽读者眼球，《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居然因此暴涨三倍。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同时期群星璀璨的日本文坛上，村松梢风的光芒自然无法与川端康成或是芥川龙之介这样的名家相垺，大约只能称得上是一位二流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只是止于通俗小说的层面。
在这方面，“一二八事变”之后，在时任日军驻上海参谋本部少佐的田中隆吉撺掇下，村松梢风写出了一本风行一时的畅销小说，《男装丽人》。这部小说以一个没落王朝出身的名为“满里子”这样一个女性为中心展开：她受过特务训练，16岁时返回中国，时而以舞女的姿态出现吸引了人们的注目；时而又接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命令，参与了破坏淞沪抗战的地下活动等等。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大小“事变”中，仿佛都有“满里子”的身影。
身着伪满军服的川岛芳子
明眼人一看即知，所谓“满里子”的原型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村松梢风后来直言不讳，为了写作这本小说他曾用两个月时间专门采访了川岛芳子。据说在此期间两人住在一个房间，“按照日本的生活方式来说，每天晚上两个人的被褥都是并排铺着就寝的”……这话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不得而知了。尽管村松梢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再苍白无力地辩解，“（《男装丽人》）情节完全是空想的、内容是虚构的”，但他的这部小说还是在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审判中成为坐实川岛芳子罪行的铁证——“日人村松所编《男装丽人》小说，为其具体说明”，“该书前部，详细叙述了被告在沪活动情形；后部，则为其在‘满洲国’建国前之功绩。”结果，罪有应得的川岛芳子“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自己的小说反成了故事原型人物的“催命符”，对此，作为小说家的村松梢风恐怕是不曾想到的。
沪上见闻
从创作《男装丽人》这点来看，村松梢风似乎完全不了解中国人民坚定的抗日意志，竟自甘堕落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吹鼓手。事实的诡异之处在于，在当时的日本，村松梢风偏偏是以“支那（中国）通”闻名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说句老实话，我有点几近疯狂地喜欢支那（中国）。喜欢也有好几种，我是恋爱的那一种。支那（中国）是我的恋人”。
这是因为他来过中国。
说起来，少年时并不热衷汉学的村松梢风之所以会想到来华，是受到了另一位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影响。1921年3月22日，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踏上了访华的旅程，于30日下午4点抵达上海，在中国开始历时三个多月的访问，这也是芥川人生中惟一的一次海外行。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自幼爱读《唐诗选》等中国古典文学，汉学素养很深。但这次上海之行却令他产生了一种幻灭感。他所看到的上海并不是一个充满中国文化意味的地方，也不像外人所说的是一个近代化的都市；相反，是一个“粗鄙的西洋”。芥川回国后在报上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等多种游记，许多人因而认识了作为“野蛮都市”的上海。
村松梢风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文坛，村松梢风是被称为“用脚写”的一类作家，他经常需要各处走动去收集直接用于创作的素材。他不是那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自谓“我的想象力还是仅限于身边几尺范围之内”。他需要“用脚”来扩展自己的想象力。因而，在读到《上海游记》之后，当时正陷于有种“走投无路”的创作窘困感的村松梢风，决定一访中国，去看看那“不是古典的现实”的古老国度，从中寻找写作的生活素材。他在1923年4月1日到达上海。
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获是使得村松梢风成为首位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作家们（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的日本访华作家。其中，郭沫若的妻子（佐藤富子）来自日本这一点令村松梢风影响尤为深刻，“听说夫人是仙台人。来到我所敬重的外国人家里，而他的夫人却是自己的同胞，这使人有种奇迹般的感觉。总之，我沉浸在一种感动的气氛中，异常兴奋”。
佐藤富子
但更重要是，就像村松梢风在几十年的《回忆中的上海》活灵活现地描绘的那样，这位初次来到上海的日本作家结识了浙江省定海（今舟山）出身的“青年绅士”朱福昌。他们是经由虹口日本人俱乐部的一个叫作山田的新闻记者介绍而认识的。初次见面就对对方的印象极好，产生了好感。之后村松几乎每个夜晚都被介绍去上海的欢乐街（红灯区），两人关系很快就变得很深。在朱福昌的引导下，村松梢风游遍了被分割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复杂的有着异国色彩的上海大都市。
沪上餐馆、妓院、茶馆、戏园，都是他喜欢涉足的地方。当时的福州路上有一家著名茶馆“青莲阁”，在村松梢风笔下，它足可以容纳几千人。这或许有所夸张，不过“青莲阁”的确堪称近代上海的一个象征，不仅因为它的规模，而是因为它的“杂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此交汇，是参与，也是旁观，是观众，更是舞台。有人就专门在青莲阁茶楼上泡上一壶清茶，临窗而坐，观赏妓女出局、马车飞驶。其实马车没有什么好看的，好看的是马车上的俊男靓女，“飞车拥丽”成为一景。至于闻名上海滩的“大世界”，在村松梢风看来，
则是“将什么都包容在一个地方，极其通俗，极富大众气味且又是大规模的，这里反映了全中国的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的众相世态，有美丽，有丑恶，有矛盾，这样的娱乐场便是大世界和新世界。说得准确一点，就是这儿是上海人（中国人）的生活体现，中国这一国家的缩影”。
大世界
“魔都”诞生
就这样，村松梢风被上海的纷杂、喧闹和异样所迷惑，“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既闪耀着远东第一国际都会的夺目光彩，但处于帝国主义压制下，畸形的半殖民地悲惨景象也随处可见。这种对比鲜明、魔幻般的景象，让他感受到巨大的魅力。
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风在沪逗留了两个多月。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风立即撰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载在1923年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其中写道，“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人们自由的生活。（上海）这里没有传统的束缚，也没有任何约束。人们做什么都很自由，只有任性的欲望在生动而又露骨地蠕动。”
第二年，村松梢风又将其余几篇记述上海的文字与《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将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的意象，用自创的“魔都”一词来加以浓缩，用于新作的书名。在《魔都》的自序里，村松梢风写道，“上海……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实在不可思议的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国际世界主义俱乐部。在这儿文明的光明闪烁辉煌同时，各种各样的秘密和罪恶如魔鬼样出现。极端自由、眩惑的华美生活，胸口堵得慌的淫荡的气氛，像地狱样的凄惨的底层生活……既是个天国，又是个地狱。我高高兴兴地跳进其中去了……”简而言之，在其看来，“魔都”的“魔”实际同时表示“摩登”的“摩”与“魔鬼”的“魔”。
“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
在日本文坛当时的“上海物（以上海城市为主题的书的总称）”中，《魔都》一书最为出名。由于作者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上海的魅力，所以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期，日本作家中兴起里一股上海旅游热。也是伴随着《魔都》的出版，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上海就此成为了一座繁荣与罪恶并存的“魔都”。
大概村松梢风自己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自己创制的“魔都”一词竟会成为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肆挞伐的对象——“上海究竟属于东洋，还是属于西洋”、“上海到底还是给人以‘魔都’的印象”……日本人在上海创刊的报纸《大陆新报》从1943年7月11日起开始举办以“归还租界与今后的上海”为题的系列研讨。最后一次讨论的题目就是“再建上海的觉悟——一扫‘魔都’的恶名”。这些座谈会和讨论会的目的自然是妄图通过日本的占领政策，一举消灭“英美化”了的“魔都上海”。当然，恐怕更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近一百年后的当今中国网络社会，由日本作家创始的“魔都”一词竟然成了“上海”的代名词，其使用频率早已远在日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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