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人可以自力更生，愿意实现自我价值，同样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尽管是“全国最大经济特区”，但直到2016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只有4000多亿元，相当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地级市，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海南面临繁重的脱贫任务，特别是还有53万残疾人需要帮扶，其中1.5万是贫困加残疾。
助残募捐走万里
做好残疾人工作，需要用心，迈过的第一道坎就是助残资金不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厚着脸皮、红着脸去找钱。”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符永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符永带领团队发起了一场“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助一元钱”的爱心万里行活动。截至目前，活动已走进海南13个市县和323个乡镇(街道)、168个社区(居委会)、651家企事业单位、818所学校，以及深圳、广州、成都、杭州、哈尔滨等地开展募捐活动。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截至2017年上半年，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通过各种募集形式和渠道，共募集善款和物资1.2亿元。符永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捐助一元钱起，筹集到的不仅是善款，更重要的是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2015年以来，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用筹集到的善款共开展了助听、助行、助居、启明等系列公益项目，累计支出9000多万元资金和2000多万元物资，帮助105名听障儿童植入人工耳蜗、免费为2000名白内障患者进行复明手术、资助1000多名残疾人子女上大学，10万多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受到帮助。
残疾人的“双创”路
“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好朋友。”20岁的小伙程治仁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不是海南残疾大学生创业团队成员吴钟娇告诉记者，还真看不出程治仁是个自闭症患者。
2015年毕业后，程治仁的第一份工作做了调奶茶的师傅，不到半个月被辞退。随后去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不到一天就被轰走。他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曾是在海南一所学校当录单员，但别人异样的眼光让他很不舒服。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他换了七份工作。
“程治仁刚开始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不跟任何人说话，陌生人跟他说话他都会突然打人。”吴钟娇说，“很多自闭症患者都是这样。”
在海南残疾人创业就业基地，改变发生了。现在，程治仁的工作是操作电脑，帮助与海南省残联合作的爱心企业管理后台、审核信息、计件发放工资。审核一条五毛钱，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在这里，他已经工作快满一年了。
受访残疾人事业从业者认为，要使残疾人生活得有尊严，不能仅仅给予他们物质生活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和创业条件，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
为此，海南创新探索解决残疾人就业新模式，通过互联网承接爱心企业部分项目为残疾人“找活干”，通过政府帮扶优秀残疾带头人的创业项目带动集中就业，通过社会帮扶残疾人困难家庭脱贫。
目前，海南全省已创建“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街”和“残疾人就业扶贫示范基地”16个，部分项目如椰壳餐具厂、服装厂等实现盈利，锻炼成长了一批残疾人技术熟练工，吸收了1000多名残疾人并带动近万残疾人家庭就业，月收入普遍达到2000元以上。
奔小康路上不掉队
帮扶助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残疾人就业创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困境。
初创的残疾人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活难接、货难销等问题。琼海市从事残疾人椰雕音箱创业项目的张必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生产的椰雕音箱有专利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荣誉认证，60多户农村残疾人贫困家庭参与其中，但就是缺乏稳定的销售渠道。
“我们在农家乐卖了一些，挣了点钱，但作为特色旅游产品进景点、进超市摊位，销售利润还支付不起租金。今年海购会，有1000万元、500万元和100万元的三个单找到我们，但我们最终只敢接100万元的单。”张必弟说，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企业资金量有限。
此外，由于特殊教育发展水平有限，残疾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海南特殊教育发展存在公办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不足、学位少，民办特教学校上不起，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质量低，送教上门更是遥遥无期，特教老师面临招不来、留不住等诸多问题。
“‘十二五’以来，地方政府和残联对特殊教育越来越重视，加大了对公办和民办特校的支持力度。我们正在争取实现特殊教育学校每个市县全覆盖。”海南省残联教就部主任李辉表示。
受访残疾人事业从业者希望能多方发力，切实改变目前一些企事业单位吸纳残疾人就业比例达不到国家要求的状况，使企业与企业联手，政府与社会联手，共同为实现残疾人的全面小康生活贡献力量。(记者陈江 刘邓)
< class="pgc-img">们都发现，已经很久没有和同事们一起点奶茶了。陈江和同组的伙伴们在复工后拼过一次，去园区门口拿回外卖后，还要再经历一次测温、登记、消毒、洗手，后来，他们没有再点了。
文 | 史千蕙
编辑 | 楚明
运营 | 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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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杭州的某大厂员工陈江已经复工两周了。两周以来的每一天，陈江和同事们可以免费得到两个产自韩国的KF94口罩。他查了价格，在网上，这样的口罩一个要卖34元。他跟同事开玩笑说，现在即使啥都不做，每天也能赚34元——因为他只用一个口罩，另一个存起来。口罩急缺，他不敢奢侈。
每天要戴着口罩在室内坐8个小时，闷。但也不能轻易解开，每隔一小时，陈江公司的物业会上楼检查一次大家的口罩佩戴情况。他会趁着出去抽烟的功夫，悄悄透会儿气。现在连快乐的摸鱼时光也不得不压缩了，在吸烟区，新挂了一块明显的告示牌，建议大家“放松时刻也要注意安全”，不能聚集，不能交谈，默默抽完了就赶紧戴上口罩走人。
吴佩是安徽一家国企的财务，她每天能领一个口罩。复工第一天下午4点左右，因为戴了一整天口罩，她突然感觉呼吸困难。但即使如此，她也没敢摘下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她的办公室里总会进进出出很多人，放肆地大喘气儿，是一件冒险的事。
在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做运营的郑琦，每天可以领至少一个蓝色医用一次性口罩。其实，口罩就放在进门处的盒子里，如果脸皮厚，拿一沓都行。郑琦现在的口罩库存，有一部分来自于公司的发放，另一部分来自朋友的接济。
袁泉所在的媒体公司发绑带型口罩，每天一个——需要对着教学视频，专门腾出时间来学习如何穿戴的那种。袁泉形容，戴上就跟小龙女一样，“脑袋边上飘着白绳”。她也把公司发的口罩存起来，然后用自己的。
2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一则规定：企业复工要为职工配发口罩等防护用品。但落地到实践的过程中，这项规定并不能百分百被执行。
南京的齐敏在一家留学中介工作。复工前，公司答应每天都会给员工发口罩。允诺只持续了一天，到了2月25日，复工第二天，人事告诉他们，口罩没有了。
公司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更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员工拿不到应该发的口罩，但口罩可以单个卖给有需要的员工，3.5元一个。并且，每个前来咨询的学生，都可以免费得到5个口罩——这甚至被写进了招生的宣传文案里。
齐敏和她的同事们闲聊，如果口罩真的没有了，那怎么办？他们开玩笑说，哺乳期的同事可以把防溢乳垫用起来，还可以多囤一点尿不湿，大不了就把尿不湿围在头上出门，反正，现在买尿不湿比买口罩容易多了。
< class="pgc-img">▲ 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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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了口罩，仅仅是能够复工的必要条件。要想回去上班，还必须突破重重关卡。
朱迪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心地带。复工第一天，身份证上的武汉户籍差点让她连楼都上不去。然而事实上，她甚至都没有在湖北的家里过年。
陈江所在的杭州推行“健康码”，只要有绿色的二维码，就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他发现，进入健康码得点好几次，且公交车司机们大多凭肉眼识码，只要是绿色的，就可以上车。陈江有熟人会把绿码截图，保存在相册里，然后出示给司机看——他们同样顺利地上车了。
和陈江相比，袁泉的上班路显得更艰难险阻一些。她住得离公司远，在以前，她有时候坐地铁，有时候打车。复工以来，为了防止在地铁上交叉感染，她基本每次都打车去公司。路况好的时候，一趟要70元，如果堵车，单程要100块出头。除了路费高，出租车还不好打。周一上班的时候，袁泉在小区门口等了一个小时才叫到一辆车。
吴佩对于复工本身没意见，许多财务软件只有公司的电脑上才有，并且由于相关单位大多没有开工，实际工作量和以前相比减少了一半。让她头大的是，现在上班实在是太麻烦了，而她又是个怕麻烦的人。
她所在的小区实行封闭制管理，每家每周可以有三次机会，出去一个人，负责采买生活用品。如果是必须回去复工，则得用红头文件换一张贴在车上的通行证，才能畅通无阻。偶尔，吴佩的妈妈也坐车出门买菜，人数超标，就要被拦下问话。
对于大多数复工的人来说，脑门儿上先来一枪额温枪，意味着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
< class="pgc-img">▲ 上班族们一天的工作，从量体温开始。图 / 视觉中国
电梯被黑黄相间的宽胶带划分了区域，大一些的电梯分成九宫格，小一点的分成四宫格。袁泉所在的公司电梯按钮，用保鲜膜包裹了起来，就像以前人家里喜欢用保鲜膜包住遥控器一样。这还不够，电梯壁上还挂了纸巾，要用纸包住手，再按按钮。
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即使戴着口罩也可以清晰地闻到。尽管一层层的防疫设施已经严格到不方便的程度，一些人还是会担心。
吴佩每天在门口量完体温后，需要自己在表格上登记。桌子上摆了两个盒子，左边的盒子是消毒完毕的笔，签完字后，就把笔放进右边的盒子里，等待着统一消毒。但她仍觉得不放心，从复工的那一天开始，她多了个随身带笔的习惯。
< class="pgc-img">▲ 在电梯里放置一包纸巾，是疫情期间避免直接接触电梯按钮的常见做法。图 / 网络
袁泉为复工做好了万全准备。她给自己划定了小小区域，胳膊和脚都不能伸出安全范围。她还带了一盒一次性乳胶手套和酒精喷雾，放在公司。喝水必须摘下口罩，她就到窗户边再喝。敞开的杯子也不安全了，她就从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带盖的保温杯，而在此之前，她从来不用保温杯喝水。
只要离开工位，她就会往自己的脚底喷酒精消毒，手套则在上厕所的时候戴上。有一次，她去上厕所时发现上一个用厕所的人忘了冲，一瞬间，“气溶胶”“粪口传播”一类的词语就在脑海中出现，像拉响了警报一样。她憋着气不敢喘，匆忙逃窜出去。
等到复工的第二周，这些麻烦事儿就消失了，因为她对此感到疲劳了，“爱谁谁吧”。她所在的部门从第二周开始实行轮班制，大多数时候，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属于她的“安全范围”越来越大，酒精喷雾越来越少用，再碰到忘记冲马桶的同事，她竟然多了一丝理解：想必也是忙着擦手消毒，忘记冲了。淡定地冲完马桶，回到工位上，晚点再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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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隐形的变化正在熟悉的环境里发生。
袁泉发现，她花在吃上的开销比以前更多了。由于在家隔离期间吃了太多顿半成品的家常菜，在回到位于CBD地区的办公室后，她开始对“复杂的外卖”展开了报复性消费，比如浇汁意面，手打牛肉做的汉堡，班尼迪克蛋。她算了算，复工以来，恩格尔系数大幅提高，“这一天天的，感觉上班好赔钱。”
陈江所在的大厂，原本以食堂的种类丰富而引人羡慕，而现在，连黄焖鸡都限量150份供应。每天中午，他都能收到公司内部系统的用餐提醒，上面告诉他今天的用餐时间是几点几分，并且可以选哪一种搭配的盒饭。
为了防止在就餐期间出现感染，食堂重新安排了座位。桌子和桌子间相隔两米，每张桌子上只能有一个人吃饭，就像考试一样。公司鼓励大家把饭带回工位上吃，因为那样更安全，或者从家里带便当，然后用公司的微波炉加热。陈江注意到，复工以来，他所在的那层楼新增了7台微波炉。
< class="pgc-img">▲ 陈江公司的食堂，明确提示员工用餐时“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图 / 受访者供图
和陈江一样，郑琦公司的食堂原本是自助餐，现在也改成了配送盒饭。可选择的范围从满满一桌，缩小到一次性塑料盒里分出的餐格。
原先，郑琦会在下班后参加公司的瑜伽课，然后再回家。现在，这项活动也被取消了。同样取消的还有严格的打卡制度。在以前，必须上午9点到公司打卡，超过每个月能够宽限的迟到次数，就要扣钱。现在，哪怕超过10点才去公司，也没关系了。
和袁泉一样，郑琦所在的公司也施行轮班制。她一周去公司一两次，具体周几去上班，则是由同事安排好，提前一周告知她。
即使去了公司，她也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工作，也见不到同事们。如果要开会，也依然是开线上电话会。郑琦揣测，要求员工回公司上班，可能是出于工作效率的考虑，然而，她觉得自己在家和在公司的效率差不多高，如果要算上被重重防疫关卡磨损的耐心，可能在家效率还更高一些。
即使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大家也尽量不说话。陈江和他的直属领导只隔着三个工位，在往常，由于领导看消息不那么及时，有急事的时候他会直接到领导旁边当面说。现在，领导回复消息依然不那么及时，在这种时候，他选择给领导打个电话。
他所在的组一共20个人，有几个同事虽然回到了杭州，但还处在14天隔离观察期，于是，需要开会的时候，大家坐在工位上，打开自己的办公软件，然后戴着口罩打语音电话。
他们都发现，已经很久没有和同事们一起点奶茶了。陈江和同组的伙伴们在复工后拼过一次，去园区门口拿回外卖后，还要再经历一次测温、登记、消毒、洗手，后来，他们没有再点了。
陈江还发现自己多了个脸盲的毛病，以前他不是这样的。有时在电梯里碰到一起合作过的同事，俩人一人站在九宫格的一个角里，同事和他打招呼，陈江单凭上半张脸认不出来那是谁，只能跟着回一句“好久不见”。
一切都被包裹起来了，人们的下半张脸，电梯里的按钮，专车司机的座位。熟悉的世界被包上了一层隔膜，变得陌生而异样。一天下班后，袁泉坐在出租车里，外面下起了雨，窗户上的水滴反射着北京傍晚的夜空，即使是晚高峰时期，也没有往日的车水马龙。在以前，袁泉最喜欢这种“雨在窗外，我在车里”的感觉了，但现在，她开始想，雨滴里和泥巴里，会不会有病毒呢？
< class="pgc-img">▲ 图 /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应访谈对象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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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惠州仲恺高新区召开“先锋出租屋”党建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期评优评先表彰座谈会，现场表彰了一批优秀党员房东、优秀房东、优秀志愿者和先进出租屋管理党组织。
据悉，2022年1月以来，仲恺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打造“先锋出租屋”党建品牌，通过构筑四级组织体系，激活党员房东、非党员房东等力量，解决租客“急难愁盼”问题。
针对接下来如何持续深入推进“先锋出租屋”党建工作，当天的会议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坚定信心，充分肯定“先锋出租屋”党建工作成效。二是直面问题，深入剖析“先锋出租屋”党建工作不足。针对当前存在的议事会发挥作用不够显著、小程序使用率不高和志愿服务队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找准问题症结，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三是精准施策，深化打造“先锋出租屋”党建工作品牌。
此外，各镇（街道）还汇报了“先锋出租屋”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并对第二期6个“先锋出租屋”先进出租屋管理党组织、10名优秀党员房东、10名优秀房东、10名优秀志愿者进行了表彰，获奖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和自身经历进行了交流分享。
仲恺高新区6个先进出租屋管理党组织获表彰，为他们打call！(可多选) 陈江街道曙光社区出租屋管理党支部 陈江街道万麓湖社区出租屋管理党支部 惠环街道红旗村25号小区网格出租屋管理党支部 沥林镇沥林村出租屋管理党支部 潼侨镇学溪社区出租屋管理党支部 潼湖镇三和村出租屋管理党支部 提交
致敬！仲恺高新区“先锋出租屋”优秀党员房东表彰名单出炉(可多选) 黄创林 陈江街道五一村党员房东 王 君 陈江街道甲子社区党员房东 赖永鸿 陈江街道索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王 健 惠环街道中星社区三坳岭居民小组组长 黄健威 惠环街道红旗村“两委”干部储备人选、红旗村双坑网格出租屋管理党支部书记 邓培彪 沥林镇恒长清自来水公司员工 田振军 沥林镇君子营明宗小学教导主任 赖伟珍 潼侨镇菠萝山社区党员房东 张小龙 潼侨镇宏村村宏三小组组长 李锦浩 潼湖镇仲恺高新区永兴畜药有限公司店长 提交
点赞！仲恺高新区“先锋出租屋”优秀房东表彰名单公布(可多选) 朱才 陈江街道御湖社区热心房东 杨兴利 陈江街道曙光社区热心房东 钟海生 陈江街道曙光社区热心房东 薛爱华 惠环街道西坑村热心房东 黄伟英 惠环街道古塘坳社区立新一组居民小组副组长 张国娣 沥林镇泮沥村热心房东 翟春得 沥林镇山陂村一队村民小组组长 谢友军 潼侨镇侨冠社区热心房东 杨秀峰 潼侨镇新华社区热心房东 李子阳 潼湖镇三和村热心房东 提交
这些人获评仲恺高新区“先锋出租屋”优秀志愿者，向他们学习！(可多选) 罗桃芳 陈江街道胜利村先锋出租屋志愿服务队队员 陈秀媚 陈江街道曙光社区先锋出租屋志愿服务队队员 周建广 陈江街道五一村“两委”干部 祈瑞梅 惠环街道先锋出租屋“益起爱”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付 义 惠环街道三协精密有限公司品保部经理 吴 玲 沥林镇美丰塑胶有限公司职工 张龙真 沥林镇迭石龙村出租屋管理党支部书记 邱玉英 潼侨镇金星村先锋出租屋志愿服务队队员 李宗球 潼侨镇光明村护村队队员 唐计顺 潼湖镇永平村起点奶茶店店长 提交
南方+记者 于蕾
通讯员 李嘉瑜
【作者】 于蕾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