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民众饮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秦汉，？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饮茶风俗从中国西南沿着长江向下游拓展，上演了一部“东游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已有饮茶之事，但还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鄙俗文化。然而入唐之后，风气为之一变，茶文化全面发展和成熟，饮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全国快速普及。无论是汉族，还是边疆的少数民族，都将茶叶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饮料”。
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不由得感叹：“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甚至，历史学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一个理由是，在他的游记中并没有记载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和象征的茶叶。饮茶为何在唐代开始迅速传播？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为“饮茶”保驾护航
1.唐朝是中央集权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统一，这为茶的传播创造了政治环境。可考的饮茶记载起自汉代，汉代之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争频繁，动乱不休。隋代实现统一，惜其命短。唐承隋制并发扬光大，通过出台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唐代的统治版图空前扩大，阻碍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交流的无形之墙被推倒了，唐朝长安成为亚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长期统一统治局面，为饮茶之风的自由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唐代全盛时期疆域全图。
2. 唐代经济发展与繁荣为茶叶传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兵乱不断，生灵涂炭，物质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全方位停滞、甚至倒退。进入唐朝后，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物质生产有了极其迅猛的发展。在生存尚不暇之时，茶叶消费自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唐代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提升后，生活品质才会成为问题，茶的饮用才会成为可能。
3.唐朝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社会开放，为茶的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李唐王朝一改以往严防华夷的政策，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玄宗朝李华云：“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在这种文化政策的带动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人嘲笑南人饮茶习惯的现象不见于史册，相反，茶文化在北地逐渐盛行。
唐代 阎立本《步辇图》（局部），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者供图）
4.饮茶的兴盛还与唐朝政府颁布的禁酒令有关。唐代人口增加以及战乱造成农民大批流亡、土地丧失，这使得唐中期以后的粮食特别匮乏，而造酒却需要消耗大批粮食。中唐以后，唐王朝多次颁布禁酒令，提高酒价，实施政府专卖。政府禁酒使得不少嗜酒的人转向饮茶，以茶代酒的现象频频出现，大大促进和普及了饮茶风尚。
水利、交通与技术：唐代“饮茶”的基础设施
1.唐代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气候温暖湿润，为茶叶的生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唐代重视水利事业的兴修，在北方开沟凿渠，在江南兴建和修复水利。安史之乱后，南方农田水利建设迅速发展，这些水利设施可以灌溉成千上万顷土地，覆盖了太湖流域、鄱阳湖附近、浙东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是重要的产茶区。另外，气候的变化也是引发茶叶种植发展的重要原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第二寒冷期约从公元初期持续到公元600年，第三温暖期为600年到1000年，我国气候在7世纪中期变得暖和。茶树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肥、耐荫的生态习性，气候转暖，随之而来的是降水充沛、光照充足，这极有利于茶树生长。气温升高，容易人困乏渴。唐以前，人们的饮料主要是酒、水、羹、汤，酒太浓烈、水淡而无味，羹过于浓稠，汤制作太复杂，这就迫切要求一种能够止渴生津的饮料出现，而茶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2.唐代交通运输业发达，以大运河为基础形成漕运，以沿海港口为据点形成海运，驿馆制度改善了陆运交通状况，这为茶叶的北运提供了必备的运输条件。茶是一种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首先需要一定的光照、温度、土壤、气候等方面的条件。在唐朝的疆域内还有大量的地区不产茶，产不出好茶。唐代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开凿休整，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上交通网，这个网路覆盖了唐代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大运河将唐代的漕运事业推向了高度繁荣。《封氏闻见记》记述了茶叶运输的盛况：“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大量商人通过陆路和水路将江淮等地的茶叶向北地输入。
隋唐大运河形势图。（作者 供图）
3.茶叶栽培技术取得突破，茶叶种植业发展迅猛，产量巨大，为茶叶大规模的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唐代，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被打破，经济作物的种植成为农民的新宠，而茶树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唐初，茶叶种植主要集中在寺院，中唐以后种植面积颇大的茶园开始出现，茶叶产量也直线飙升。天宝元年（742年），浮梁这一唐茶集散中心茶叶产量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茶叶的大规模生产为茶叶消费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饮茶之风的兴盛又刺激着茶叶的生产水平、制茶技术的进步和茶叶品质的提升。终唐一朝，其茶叶生产和饮茶之风始终处在这样一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之中。
内开外掘：茶性、精神与推广大使
1.茶的功效。唐人对茶药用的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众多医、药、经、史文献中都有论述，如苏敬《唐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孟诜《食疗本草》、孙思邈《千金要方》、陆羽《茶经》以及诗词歌赋和散文作品等。我国学者根据五百种左右的有关资料将其中有关茶叶医疗效用的内容总结成茶的传统功效二十四项：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通便，利水，治痢，祛痰，祛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所列茶的功效，有些已经超出了医药的范围，属于保健的范畴了，如醒酒、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等。茶有如此众多的功效，可止渴生津，满足人们对味觉的需求，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长期饮用对人的身体有保健作用。并且在茶叶普及后，茶的价格并不昂贵，一般人都消费得起。茶自身的这些优点，是茶能够被人们接受并迅速传播的最根本性的原因。
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
唐鎏金鸿雁纹银茶槽子、唐鎏金团花银碢轴。
2.佛教和道教的引领饮茶之风。唐代佛教和道教盛行，佛教最重要的修行之一便是坐禅。坐禅很枯燥，容易昏昏入睡，难以达到求佛的目的。茶驱睡魔的功效有助于佛家修禅，于是茶在各名山大川的寺院中广泛种植，僧人饮茶之风极为盛行。僧人饮茶成风，民间奉佛者自然转相效仿。道家跟佛家不同，道家信奉神仙，讲求方术，重视养生，茶提神、解乏、保健的功效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可以说，佛教和道教在唐代被推广的同时，也带动了饮茶风气特别是北方饮茶风气的传播。
唐代赵州禅师“吃茶去”公案。
3.陆羽的大力推广。陆羽之前，尽管南方饮茶已经比较普遍，北方也开始饮茶，但是人们对茶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了解，对茶叶的种植和栽培技术没有系统的论述，茶的制作和饮用方法也没有固定的模式。陆羽生于茶乡，长时间与茶打交道，掌握煎茶的技艺，与皎然等众多茶人颇有往来，他具备了写作一部关于茶叶的著作的经验和理论知识。《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敎其造，设其器，命其煮”，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对我国乃至世界茶叶开发和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湖北天门陆羽公园雕塑。（作者 供图）
4.文人的推崇宣扬与政府的宣导。茶能涤烦提神、醒脑益思，又能够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特别是陆羽提升了茶的文化品位后，茶代表着高洁、脱俗，与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不谋而合，正如诗僧皎然所言“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他们进行对弈、弹琴、赏竹、观景等活动时，总要一壶香茗相伴。在茶香的陪伴下，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他们执社会文化活动之牛耳，他们借茶抒发一己情怀的同时，又提升了茶的文化内涵，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文人的嗜茶、赞茶之风，相互之间赠茶、谢茶、敬茶，引领着社会的新风尚，在这股新风的吹拂下，茶逐渐渗透到寻常百姓之家。
文人之间的这股潮流自然会波及到皇室、王公贵族，他们对茶的需求也旺盛起来，皇帝提倡饮茶，热衷于茶事，还经常向大臣们分茶、赐茶，朝廷之中的饮茶之风也很兴盛。并且，他们一般都需要好茶，这在客观上提升了茶叶的品质，唐代名茶大量涌现。唐代宗开始（762年），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要，建立了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度。宫廷对贡茶的需要及因此而设置的贡茶制，客观上刺激了茶叶的生产，推动了饮茶之风在全国的传播与推广，并对兴起竞制佳品名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写作》杂志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茶史及茶文化论文、译作70余篇。出版《唐代茶史研究》等学术专著2部，主编教材和论著3部，参编教材2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质量规制的路径比较”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刘梦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胡俊
编辑 | 郭晖 齐子通
制作 | 胡琪
来源： 中国民族宗教网
源:成都商报
图集
卖炸鸡的、奶茶的、卤菜的……今年中秋都来卖月饼
跨界联名月饼背后 究竟算的什么账？
中秋节将至，月饼作为节日具象化的代表，也迎来了销售旺季。除了传统月饼企业之外，近年来，月饼行业的入局者也越来越多。肯德基、必胜客、西贝莜面村等餐饮企业，喜茶、奈雪の茶等茶饮品牌、百草味、三只松鼠等零食品牌都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
不仅如此，部分企业推出的月饼还不是“简单”的月饼，而是和其余品牌跨界推出“联名月饼”，例如奈雪の茶跨界故宫IP“朕的心意”推出国潮月饼，必胜客跨界敦煌联名推出“飞天踏月来·胜享中秋礼”月饼礼盒……中秋月饼，已成为各大品牌比创意拼脑洞的战场。餐饮、茶饮、零食品牌入局月饼领域已成为一种常态，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
跨界
茶饮、餐饮品牌
纷纷做月饼
9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奈雪の茶成都国金中心店，在这家以销售茶饮和面包为主的店内，记者并没有看到有关月饼的宣传物料，也没有看到月饼礼盒在售。记者询问店内工作人员是否有月饼出售，工作人员回答称：“早就卖完了。”
记者在奈雪の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在9月4日，公众号便推送了《宫廷月饼抢先购》的文章，点击文章中的购买链接，看到月饼的优惠价格为298元一盒，一盒有6枚月饼，但是商品已下架。
随后，记者来到肯德基春禧餐厅，向点餐的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购买月饼，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店内是否有月饼。而后，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内可以购买月饼。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记者在肯德基点单小程序的“中秋月饼”一栏中看到了售价为168元的月饼礼盒。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下单后就可以从店内提走月饼，“一般都是年轻人来买，不过比较少。”
此外记者看到，必胜客、周黑鸭、瑞幸、西贝莜面村、喜茶、百草味等品牌也纷纷跨界推出月饼，试图分一杯羹。
联名
联合故宫、敦煌等博物馆
设计特色礼盒
记者注意到，这些跨界月饼大多都有“联名”这一标签。
奈雪の茶联名故宫IP“朕的心意”推出国潮月饼，在购买链接的介绍页面中写到“汲取故宫典藏文物和书画为创作灵感”。记者注意到，月饼礼盒共有两种不同的样式，分别以清朝“掐丝珐琅双凤纹镜”和“素三彩暗花云龙花果纹盘”为创作灵感而设计。不少购买者正是被月饼的礼盒所吸引。
肯德基今年是首次涉足月饼领域，联名故宫博物院推出“繁花簇月”月饼礼盒。必胜客则与敦煌博物馆联名出品“飞天踏月来·胜享中秋礼”月饼礼盒，包含“盛世鎏金”和“胡璇生莲”两款敦煌文化限定月饼。
此外，瑞幸咖啡联名LINE FRIENDS推出月饼礼盒，元気森林携手祥禾饽饽铺推出“人间喜乐”月饼礼盒，旺旺联合“起承文化TRADITIONOW”发起桃花坞木板年画项目，推出年画韵味的“旺月欢聚”和“旺月喜乐”两款月饼礼盒……联名，已成为品牌跨界中的重要标签。
跨界热的背后
品牌有自己家的月饼
促销活动就有了灵魂
餐饮、茶饮、零食品牌纷纷踏入月饼领域，背后有什么原因？
首先，是“容易”。营销大咖、高臻臻的脑细胞营销公众号主理人高臻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食品类的供应链支持越来越好，品牌方非常容易找到月饼生产厂家进行合作和代工。“所以餐饮商家生产月饼的执行难度和操作成本不高。”
另外在这背后的商业逻辑，是借势营销。高臻臻说，中秋节这样的节日是自带关注势能的。“品牌在没有自己家的月饼之前，最多打折做做促销，但是现在有自家的月饼了，让促销活动更加有灵魂和产品了。”
“自己做月饼，又得名又得利，能卖则卖，不能卖，相当于做了一个噱头活动，至少得了名。”
各品牌选择联名的形式推出月饼，对此，高臻臻表示，其实现在国内的很多品牌喜欢联名。“联名是一个互相赋能的过程，强强联合，创造传播内容，互相得益。”
对传统品牌的冲击
销售渠道不同
传统月饼不会增加竞争压力
那么这些跨界、联名月饼的出现，是否对传统的月饼品牌产生了冲击？记者采访了新都冠生园相关负责人。新都冠生园宣传部经理钟华告诉记者：“不会增加太大的竞争压力。”提及原因，钟华表示，这是因为大家所面对的客户群体是不同的。“餐饮店、茶饮店的月饼更多针对的是到店消费的客户。而月饼厂商的月饼主要是通过批发流通到市场，通过商超系统售卖。”
同时，钟华表示，众多品牌跨界月饼领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大家对传统节日越来越重视。“需求刺激了消费，自然就带来了市场。”（记者 彭惊）
责任编辑： 詹婧
者｜云妍、陈志武、林展
雍正初年的抄家以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被抄影响最大，在雍正帝亲口“承认”的几起抄家中，年羹尧案居于首位。
年羹尧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被提拔为川陕总督，而此前任四川巡抚时尚不满三十岁，可谓年少得志。有清史学家认为，年羹尧坐镇川陕，冥冥中已为雍正嗣位布就了形势；因当时对雍正帝位最有威胁的皇十四子胤禵（据说是康熙晚年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选）在青海任征西统帅，年羹尧总督川陕，正达到钳制弹压之效。后来康熙驾崩，雍正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皇位继承遂得稳固。
关于雍正继位与年羹尧到底有多大关系，学界至今无统一结论。然而雍正初年大力表彰和眷宠年羹尧之事确实存在。雍正元年（1723）三月，上谕“封太保川陕总督兵部尚书年羹尧为三等公”；继之十月，“诏拜太保三等公总督川陕兵部尚书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爵二等公，以剿罗卜藏丹金”；同年十二月，又封其妹年氏为贵妃，位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嫔妃之前。雍正帝且亲与年羹尧言，“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另一批折中向年羹尧叙一趣事，临末称“闲写来令你一笑”。类此相昵之语颇多，年羹尧之承受殊宠其实已越常情。清代官方史录中多载年羹尧各种骄横狂妄、违制僭越，这其实岂是他本人一手造成？雍正的故意纵容、养其骄性不可忽视。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对年羹尧之态度骤变。先是四月，上谕责年羹尧诸多轻慢怠玩事，着调补浙江杭州将军，后有署山西巡抚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尧侵蚀茶盐之利，年羹尧之败已启端绪。五月，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劾年羹尧奸欺罔贪婪五款，继之直隶巡道宋师曾等一批年党被逮捕，年之失势已成定局。
七月，勅令各省严查年羹尧藏匿资财。随后，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查获年羹尧由西安运往京城及保定府、冀州等地并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属官之皮箱、包袱、匣子等物；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有江安粮道马世兴举报“雍正二年九月，候知县员缺之陕西庄浪县殿试朱尚文随年羹尧所购买四川地方杉松、柏等木大小二筏输运至江南，以交付木商于国典变卖，除费用外，现有市井称银八千二百两”；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保定府有年羹尧房屋一所，查出“锁子甲二十八身，密针箭头四千根，各长七寸，盔四个，并银两金银器皿纱缎绸匹玉器瓷器铜器字画什物等项”，又在定州有房屋一所，称“今检其物件除见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外，其余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
九月，刑部等衙门议复审理年羹尧诬罚茶商、私占盐窝案；而在浙江杭州，年羹尧也被皇帝所派钦差散佚大臣都统拉锡逮捕并押赴京城。
十月，京城出现一则怪事，一只野虎入年羹尧在京住宅。“虎由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入年羹尧旧宅，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卫枪毙之”；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雍正帝借题发挥，降谕：“朕将年羹尧解京，本欲仍加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当诛。”
十二月，刑部宣布了年羹尧大逆、欺罔、僭越、狂悖、贪黩、侵蚀、忌刻、残忍罪八款，共计九十二条。雍正以“念年羮尧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为词赐令自尽，所有家资“俱抄没入官”，族中有现任候补文武官者“俱着革职”，年之嫡亲子孙未来长至十五岁者“皆陆续照例发遣，永不许赦回，亦不许为官”，有匿养年子孙者“以党附叛逆例治罪”。
在刑部十二月宣布年羹尧罪状的同时，杭州官员奏来年羹尧在杭州任所的家产处理情形。
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尧杭州任所的资财：（一）金子2748.3两，金器簪子等物462.3两，银47924.2两，银器簪子等物2250两，又银550两、银壶1把、匙子9个（从井中挖出）；（二）房子，变价银1100 两；（三）“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贵重物（已运往京城），其余财物折银8923.4两；（四）家人304口，变价3285两，骡马39头、牛6头，变价683.2两。
《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云妍、陈志武、林展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1月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资料不全的缘故。《清实录》载雍正皇帝处置年羹尧的谕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现银百十万两，着发往西安，交与岳钟琪、图理琛，以补年羹尧川陕各项侵欺案件”，说明曾抄出过年羹尧一笔110万两的现银，只是这一情节在目前的资料中都未涉及。
另一方面，《清实录》所载实际上只反映各种“进项”，而年羹尧“出项”亦多。比如，杭州方面曾报，年羹尧自革去将军职后，给将军衙门之笔帖式四名、亲军校六名每人一楼房；对跟随其来杭州之轿夫十余人，每人给盘费银百两，此外又多给五十两，遣回各自原籍；再如，江苏也曾报，康熙五十九年有江都县民人向年羹尧领银三千两，后来年羹尧差家人讨人二十口即作销算。凡此行为，可知年羹尧平日气派甚大，被革职后又广散钱财，故被抄时的资产存量，未必如《清实录》所列数目巨大。
关于第二个问题，仍是由于文献的佚失。清代官方自始有消除记录甚至篡改史实的行径，故今日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直接资料甚少，年羹尧属其中之一。不过，据后来乾隆九年（1744）的一份奏折显示，年羹尧当年确有地亩。这份奏折里提及年羹尧城外有地“四百亩零二分”，由此可补年家产资料中地亩之缺。当然，这未必是年羹尧土地资产的全部，甚至未必是田产（资料中未提及任何田租，也很可能是房屋基地和周边附地），但总算聊胜于无。如以每亩1.5两估计，则约值银600.3两。
这份奏折还可补年羹尧现有家产资料中房产记录之不足。年羹尧的房产，之前资料已提及三处，一是直隶保定，一是直隶定州，一是浙江杭州（变价1100两）。除此之外京城房产如何以及其他地方是否还另有房产等未见记录。
《永宪录》载虎入年“旧宅”之事，可知年羹尧在京城至少有宅一处，那么年羹尧在京城是否还有其他住宅？雍正元年（1723）李煦的抄家档案中，曾有一句话提及李煦被抄房产中其住宅二百三十六间被“赏给公年羹尧”——这处住宅位于草厂胡同，而虎入之年宅是在“西江米巷”，可知两宅并非一处。
由此，年羹尧在京城里应有两处宅邸。而此份奏折中提到“城外”并大兴、宛平县，显然又是另外的房产了，这另外的房产在入官接管之时有“瓦土房并灰棚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间、一十五半间”，唯价值无载。“瓦土房并灰棚”系不同类型房屋之合称，如果粗以每间10两估计，则总价值约为14415两。
关于放贷与典当二项，目前年羹尧家产资料中的确不见任何记录，《清实录》罗列年之罪款中也不曾涉及，也许是金额不大、不值一录，甚或不存在。但年羹尧在商业经营方面有多笔记录。前文已提到一笔贩运四川木植之银（8200两），这些其实仅是年羹尧全部商业财产之冰山一角。据雍正四年（1726）的一份奏折，年羹尧在陕西行盐，有路泽等十七处“现存银两并房屋等项，共银二万四千七百余两，……其存积盐斤应变银一十五万七千余两”， 咸宁等七处“应变盐价银四万六百余两”，总计约222300两。凡此，似乎显示出年羹尧对行盐事业非常看重。
对于第三个问题，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直接的年羹尧家产清单，对其财物的价值只能粗做推测。已能确知价值的部分有二：一是前文已提到的年羹尧杭州任所留在当地变价处理的财物（折银8923.4两）；另一是前文资料中未出现的、根据雍正元年李煦家产档案推断的京城部分财物。李煦被抄后，年羹尧除被雍正赏赐其京城住宅，还以折价购买的方式继承了宅内贵重财物，这批财物因今日保留的“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可知约值1631两。但很显然，这两部分实在只是年羹尧财物之边余。
目前无法确知价值数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其一是杭州任所送交京城的裘皮、古物、字画等物。如前述，这部分物品因无明细，价值很难确定。但雍正六年（1728）发觉的一起贪污案提供了一条线索：事缘雍正三年年羹尧杭州任所被抄，雍正帝下旨“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交佟吉图，派可信妥善之人送来京城”，而奉旨接收这批财物的佟吉图却乘此之便私自窃取了年羹尧的一些古玩物件；这个案子提到了当初送交京城财物的数量——“宜送京城之物品及古物五百六十三件，旧衾一床及枕装入匣内”。在目前没有更理想的估价参考依据的条件下，如果以李煦的财物价值为标准做参考的话（年羹尧继承李煦之财物均折每件约10两），那么价值推测至少在5630两。当然，这批送交京城之物多系古董等物，价值应更高；如果以每件20两估计，则约11260两。
其二是年羹尧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运送京城的财物。雍正三年九月年羹尧在杭州被捕，官员曾审问其管事家人关于家中资财的情节，据家人张定交代，大部分财物已送京城：
去年我主子四子年福赴京时，将我主子一应家产都带走了。我主子年羹尧说：我病了，自将军任上告退赴京。等语。故所有什物俱送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来时，仅带金子二千八百两、银子五万余两。来此路上盘费，及在此买房租住耗去数千余两。
此处所供金银能和前文之金银数目对应上（《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同时可知在雍正二年，年羹尧之子年福曾将一大批财物带往京城，当时年羹尧尚在西安川陕总督任上。可惜关于这批物品及其价值，目前所见资料中没有任何线索。
其三是年羹尧在直隶保定和定州房屋内的财物。前文已提出，虽然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这些“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但十万两这个数目很难凭信。李维钧同一奏折中另有一句提及，“保定郡城年羹尧房屋系去夏所置，其资财系今年二月四月内从西安运来者”，据此可知屋内财物是年羹尧由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之际从西安运来，而非年家原有旧物，价值应该不菲。如果结合年羹尧之子带往京城财物一节及新置保定府房屋，可以推想出，实际上至迟在雍正二年年末，年羹尧已开始预为安顿家产，内容主要是将在西北多年积累的家财从西安运回京城和直隶方向。
其四是所有散落于各地方的已运、未运、寄存、在途物品。雍正三年（1725）陕西巡抚图理琛的奏折还显示出，尚有由西安运往其他目的地的资产：
据访问得，将现查获年羹尧财物、家口，相继发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扬州、四川成都等地时，从西安雇乘骑、驮载驴、驮轿驴一千八百余条。又送保定府、京城、湖广襄阳等地时，从西安雇大车一百余辆。又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府知府赵世朗庋藏皮箱一百余个、匣子一百余个、包袱等物六十余件，交付提塘王卫庋藏毡、毯、包袱、铜锡器皿、皮箱、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一百八十余项。又白蜡两千余斤，交付武生员张希凡藏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七十项。等情。
以上四部分财物，细节缺乏，头绪复杂，因此价值难定。
那么是否可以参考同时期被查抄的其他当时有估价记录的官员家产案例，来推测出各部分大致的数目？雍正时期被查抄官员中有财物原估记录的案例目前共发现3例，最有参考价值的是雍正二年湖南布政使宋致原籍家产——“其书画玩器等物除平常各样动用器皿并各府州县志书外，原估价银五千五百五两二钱八分”。
宋致的财物与年羹尧存放在直隶保定、定州资财的情形可比，因为在内容上，宋致同样有“书画玩器”，在年代上二者也接近；更重要的是，这是经过确估的数字，可信度高。当然可以讲，年羹尧与宋致在地位权势和财富聚积能力上不是一个级别，但至少可以认为年羹尧存贮在保定、定州的财物价值不会低于这一数目。假设年羹尧散落、在途财物价值亦与之基本等量，则亦估5505两。
所有以上能确定价值和推测其价值的部分，加总起来约三万多两。目前仅剩年羹尧之子年福带往京城的一大批财物无法估计了，由于年羹尧家人供词中讲，带往京城的家产才是其主人财物的主体，那么年羹尧财物的总体价值应该远超过这三万多两。因此联想到直隶总督李维钧称直隶所藏年之“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虽然难以凭信，但这一数目如果作为年羹尧的全部财物价值或许可取。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年羹尧的家产大略为：其家产总值估计约1595000余两，其中，金银数目所占比重最多，价值达122万余两（约占77%）；其次是盐业等商业资产，有23万余两（14%）；财物次之，粗估10万两（6%）；房地又次，约3万余两（1.8%）。
年羹尧的家产至此可能仍未穷尽，但新的发现只能有待新的史料的出土了。
探讨年羹尧的财富积累过程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年羹尧既非满洲贵族出身（本人曾言“我不懂清语”），又无证据表明其有商人的身份背景（仅知其在得重用之前系出雍王府邸），但是他如何能在短短几年之内积累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家产？
从现有资料来看，年羹尧的积累之途有五。
一是皇帝赏赐。例如雍正元年（1723）身任抚远大将军，遣兵败罗卜藏丹金之众于北川之新城，消息传来，赐年羹尧“貂一千二百张，内缎百端，库缎千匹，分奖有绩官将”。7再如苏州织造李煦家产被抄后，将其京城住宅赏赐予年羹尧。
二是战事中劫掠。年羹尧在西北用兵之时，“陕西喇嘛寺内僧四五千人，不分奸良，诛无孑遗，获其辎重数十万金”。
三是接受馈送。如《永宪录》载鸿胪寺少卿葛继孔贿赂请托，献宋元图书字画、瓶杯等古董于年羹尧；再如《清实录》中所载收受赵之垣、宋师曾等金珠银两。
四是侵用公项。刑部宣布年羹尧九十二大罪时，其“侵蚀之罪”十五项，包括冒销军需、加派银两、冒销运米脚价银、隐匿关税入己、侵用各种工程银。
五是投资商业。在川陕任上时，革退原有行盐商人，以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名色，私占多处盐窝行盐，“前后得利银十七万二千二百两”；又如四川产木，差遣四川庄浪典史朱尚文将各种木植运至湖广、江南、浙江发卖，获利数十万；还如贩茶，“令马起龙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两”。
年羹尧财富之积累，无论是来自赏赐、战事劫掠，还是纳贿侵贪，抑或自己运营，究其始源，皆出自其特殊地位，更进一步，是拜皇帝所赐，然而生杀予夺，其实亦皆在皇权。年羹尧在史籍文献和后世学者眼中的性格形象，乃属“粗才浅躁”（孟森语）之辈，但以其家产积累情形观之，看来并不那么简单。一位当时深得皇帝宠信、无须为前途担忧的重臣，在私蓄财产方面却不遗余力，其原因亦是耐人寻味。
据《永宪录》载，年羹尧被抄后，雍正皇帝以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并金银绫绮首饰衣服器皿什物”，赐予吏部尚书蔡珽，蔡珽辞谢，仅受房屋。不知这所房屋是否正是年羹尧从李煦那里得来的产业，但是仅仅一年之后，蔡珽亦获罪被抄，家产没收。雍正皇帝曾自言所抄没之家资乃“以备公事赏赉之用”，这话用在年羹尧、蔡珽身上倒也不假，但是从李煦到年羹尧，再到蔡珽家产被抄，所谓“赏赉”无非是将抄家所获在外“流转”一番，最终仍要收回，甚至加倍返还的。真可谓《红楼梦》中“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上文经授权节选自《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有删节。
撰文丨云妍、陈志武、林展
摘编丨李永博
编辑 | 徐悦东
导语校对丨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