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恰是上海第一个面向国际招标的地块发标30年。
土地批租是国家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即将若干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次出让给土地使用(经营)单位。土地批租对我国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此项改革在当时涉及诸多思想观念、理论和法律问题，为减少改革的阻力，确保试点工作能顺利进行，此项改革的研究决策与试点探索整个决策和实施过程，长期鲜为人知。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历时三年，对当年参与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的30余位决策者、实践者、参与者，逐一进行了口述采访，用当事人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努力还原这段鲜活的历史，相关采访成果最终结集为《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该书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孙忠利口述。
孙忠利
1934年11月出生于日本东京，祖籍浙江西坞白杜河头村。1966年在日本创立孙氏企业集团。1975年业务转向房地产开发。1985年起，集团壮大向海外开拓。1988年，孙氏企业在上海获得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26号地块50年土地使用权。1995年10月，被授予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1999年起任奉化市侨联名誉主席。
地点：太阳广场
采访：徐建刚、王安德、李钰君、周友琪、严亚南等
翻译：大友志玲
整理：严亚南
徐建刚：孙先生，非常感谢您特意从日本回来接受我们的访谈。28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事情。您作为当年国内第一个参与土地批租的外国投资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我国第一次以国际招标方式进行土地批租的地块，您在这里建设了太阳广场，可以说您是我们国家在土地批租方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今天非常有幸请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参与这块土地批租的经过。
孙忠利：我自己是一个住在日本的华侨，是一个不动产开发商，在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都有投资。我的爸爸是裁缝，他1923年从宁波到上海后又到日本。中国人是真聪明，三把刀，一把裁缝刀，做衣服；一把剃头刀，帮人理发；一把菜刀，做厨师，这三个行业不需要语言交流，日本话一句不会也可以过生活。所以，我是很佩服中国人的。那时候，他从神户坐火车到东京，一下火车站，看到拉黄包车的人一边等客人一遍看报，吓了一大跳，觉得这个国家将来一定会发达。那时候，中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是1934年出生的。小的时候，爸爸常常对我说：“孩子，你长大了一定要到祖国做一件事情。”我得到这个批租的消息后想，哎呀，正好我可以回到中国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这么来的。
徐建刚：您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孙忠利：我是在香港得到这个消息的，是程永康先生、张宇先生告诉我的。我就说，可以啊，我去看看。因为中国内地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像中国香港、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相差比较多。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马上就回到日本，因为开发商做实业一定需要很多的资金嘛。回到日本，我就找三井信托银行总经理，他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商量，问他：“怎么样？”他说：“好！你决定吧！”就这样，我过来了。
徐建刚：您之前来过上海吗？
孙忠利：来是来过，但是对上海这个地方不太了解，哪些地方地势好，哪些地方地势不好，我都不太了解。
徐建刚：当年您来的时候，这块地是不是还只是一张图？
孙忠利：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一个荒地。
徐建刚：您还记得到上海来的情况吗？市里有没有什么领导接待您？
孙忠利：那时候是程永康、张宇带我来的。倪天增副市长、夏克强副秘书长、李雅谷先生、庄晓天先生，我们都见过。我自己那时候大概50多岁。因为爸爸说过，让我长大了要到祖国做件事情，这句话，我永远没有忘记。
徐建刚：这句话，对您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动力。当时可能也没有办法看清楚，但是想好要做事情，所以就来了，是吗？
孙忠利：嗯，那时候我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都在做实业。20世纪做实业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也比较大。现在21世纪了，房地产可能不再吃香了，都做IT了，这也是一个轮转。
徐建刚：当时您想到国内投这个项目，有没有人劝您不要来？
孙忠利：我在日本长大，那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从外面看起来，中国的企业都是国家的，我们的都是私人的，有这样的分别。我也听到过有人说，孙先生的脑筋恐怕坏了。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但是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成功还是投资中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我现在的公司就比较危险一点，这个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
严亚南：孙先生，当时上海的投资环境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的基础设施比较差，投资环境也不是很好。那您当年到上海来，这座城市给您的印象是怎样的？
孙忠利：我第一次回国是1983年，我妈妈想要到中国来，我就陪她来。那时候从日本到中国来很难，班机还没有，我们是通过Red Cross（红十字会）来的。那时的上海根本就没有商业化的服务，没有个人企业。比如说，我要在上海打电话到日本，要等3个钟头，没有国际长途；出租车也没有，用车要预定；晚上路灯也没有。
严亚南：我记得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中国将来的经济中心还是在上海。1988年的时候，上海还没有全面开放，您是怎么作出这个判断的？
孙忠利：上海是有历史的，过去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比香港进步得多。中国开放了，我相信经过一年又一年，一定会发展起来，很多人都会来。我相信上海一定会超过香港。
徐建刚：您当年进来投第一块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可能输掉？
1988年8月8日，成功签约后的孙忠利等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口留影。（前排左二起：张宇、阎明光、孙忠利、大友志郎）
孙忠利：当年投标的时候，一定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我放进投标箱的价钱，比普通人高一点，所以我相信不会失败。我自己本身是一定要到中国来做一件事情，那张宇、程永康就说，你要做的话价钱提高一点，就这么一回事。
严亚南：您是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中标的，当时香港的很多媒体说您是“孙疯子”，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您是用什么方法来测算价格的？又是怎么看待这些评价的？
孙忠利：这是中国第一次批租，和社会主义国家做土地买卖的开发商，过去是根本没有的，没有可以参照的。投标价格是我自己定的，我是根据日本的土地价格，决定了我自己的价格。那时候，日本泡沫经济，土地很贵很贵，我就从日本的价钱想起，我相信30%就够了吧，30%等于2800万美元。
中标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在中国开始我的开发计划了，我自己感觉就像生了一个特别好的孩子一样。至于人家说“旋风”、“二呆子”什么的，都听过，但真的没关系。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华人，中国不可能不发展。我们开发商做的事情很大嘛，我的事业是我一个人的事业，没有其他股东，全部是由自己决定，所以我自己的责任非常重。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和银行的关系，我和日本银行的关系非常好。做一个实业家，你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成功以后，等到第三个实业来了，不需要自己说，银行就会来看你：“老孙，这个实业你有没有兴趣？”我们的实业，有时候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资金。
徐建刚：这个地块是在虹桥开发区，您知道虹桥开发区大致的规划吗？当时旁边有没有已经开始造的房子？
1988年，成功中标虹桥26号地块的孙忠利接受媒体采访。
孙忠利：我知道，都有介绍过。当时就是一块荒地，什么都没有。我拿了26号地块，地块隔壁有小的工厂，还没有拆掉。
徐建刚：当时的规划给您看过吗？
孙忠利：规划看过的，但是我们开发商最需要知道容积率是多少。
王安德：容积率当时是5倍多一点。
徐建刚：当时这个规划已经有了，是不是也没有做得很详细？
王安德：用途规划还是比较细的，连建筑的位置不能超过什么都有的，红线范围、周围有多少管线都告诉他们了，他们可以算，大概可以盖多少房子。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很勇敢的一个试验，因为周围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当时上海的房子还比较便宜，不像今天这个价钱，所以孙先生非常有眼光。
徐建刚：太阳广场建成是哪一年？
程永康：入住是1995年。
徐建刚：您是1988年拍下土地的，为什么到1995年才建成？
孙忠利：我的实业停过一年半的时间，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碰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日本的泡沫经济两个因素。地拿下来的时候，资金在日本已经准备好，但是碰到这场风波，问题出来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规定钱不能到中国来。所以，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周友琪先生和永康到日本来说：“哎！老孙，资金准备好了！”那时候，我自己是非常感谢祖国的。听说那时候上海市政府只有两亿美元的外资贷款额度，把5600万美元资金借给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如果没有这个5600万美元的资金，可能太阳广场的项目就要停止了。1993年中国经济还没好转，我耽误了一年半，等到太阳广场建成，已经是1995年了，然后整个市场一下子好起来了。所以说，是我个人运气比较好。
徐建刚：我听说1995年的时候，太阳广场的定价很高，比市中心丁香花园对面的总统公寓还高。当时为什么定价比市中心的房子还高呢？
程永康：因为我们是批租地块的房子，是外销房，总统公寓是华侨房，性质不一样。总统公寓的老板也在我们这里买了房子。
王安德：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太阳广场是批租房，购房的政策范围是最宽的，所有的外国人、中国人、华侨都可以买，所以这个市场是全球的、全方位的，所以他们有信心。当时，对日本人来说，这个房价还是很便宜的。
徐建刚：当时一平方米定价是多少？
程永康：1800美元一平方米。
徐建刚：那您还是很有信心开这个价？大部分的房子是通过日本代理卖掉的吗？
程永康：当时在古北，侨汇房［注：侨汇房，指仅限出售给归侨、侨眷居住，并用外汇结算的商品住房。侨汇商品住房于1992年改为高标准内销商品住房，1994年停止立项审批。］是卖500美元一平方米，钻石公寓［注：宝石公寓、钻石公寓（水城南路51弄），由中华企业公司开发，于1991年2月与1991年8月先后竣工。］是500美元，宝石公寓是300美元，后来到600—700美元。外国公司来上海，只能买我们的房子。
孙忠利：我的太阳广场盖好以后，日本的贸易代表处放在我的大楼，领事馆也决定盖在那边。我是日本来的，我的客户85%都是日本客人，所以房子的价值就提高了。来买房的，主要是中国台湾的、中国香港的，华人也有。日本人一般是不买房的，大部分是租房。日本公司来，在投资之前，都是租房子的。
王安德：租也是好的，因为产权在自己手里。如果当时一千多美元卖掉了，现在反而不划算了。他现在这个房子可能卖六七万人民币一平方米了。
孙忠利：我计划造的太阳广场，设备一定要好，我们要有游泳池、网球场，以及小孩子可以玩的地方，要从日本引很多东西进来。当时国内没有健身俱乐部、游泳池、网球场这些设施。
王安德：刚刚孙先生提到的倪天增副市长，就和我们说：“一定要让孙先生成功，他如果输掉了，上海市政府也输掉了，因为他开创了历史。”为什么说当时外销房的市场，只有太阳广场一家在卖？因为倪天增副市长说，孙先生是2800万美元拿的这块地，我们不能让其他人冲上来，跟您抢这个市场，他叫我们把后面的政策做好。如果对其他人也放开这个政策，他们也卖同样的价格，您就不划算了。所以，就像比赛一样，一定要让您跑在最前面，让你们有六七年的政策领先期。到后来，政策才一点点放开，现在全上海的房子政策都一样了。所以说，第一个市场机会是给你们的。
因为孙先生是同我们一起走了改革这条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和您绑在一起，大家都要赢。这是当时搞改革开放非常明确的一个想法，一定要保证先来的人成功，这样也就保证我们改革的成功。那时候，政府是非常有诚意的。后来，孙先生的资金进不来，领导就说由我们给孙先生提供贷款，钱贷出来以后，他就可以起来了嘛。政府那时候外汇额度非常少，但是关于给太阳广场贷款的事情，黄菊有批示，朱镕基又批，批完以后，我们内部开会，小李他们去找银行。
倪天增副市长在孙忠利等陪同下参观太阳广场的建造模型。
李钰君：当时动员了不止一家银行，组织银团贷款。
程永康：一共贷了三笔款。第一笔1000万美元，来自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第二笔1000万美元，是中国建设银行给的；后来，政府又组织了一个银团，5600万美元，所以前前后后一共是7600万美元。
李钰君：土地可以抵押给银行，贷款给外资，这大概也是国内的第一笔。当时有的领导是不理解的，我们既然是吸引外资进来，怎么会把我们的钱又倒过去给外资？梁振英先生在见朱镕基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这是财产，以后要流转。如果你现在不贷给他，他这个项目死掉了，后面就发展不下去了。一定要把它看作是财产，这样土地就可以作为抵押物，抵押权就设立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有“按揭”，这个词是从香港过来的。但当时大家不理解，什么是按揭？听也听不懂。
土地为什么能抵押？因为孙先生投了2800多万美元，所以土地就变成有价值的财产。孙先生的这个房子不仅有房产证，而且还有土地证。刚才讲的总统公寓、宝石公寓，是侨汇房，它们只有房产证没有土地证，不是全产权房，而且规定只能华侨买，外国公司不能买，在买卖过程中是受限制的。孙先生的房子价值更高是因为不仅有房产证还有土地证，这个财产是全流转的，全世界的人都能买。所以，就像王主任刚才说的，政策上、法律上是全面保护了您的这一块利益。
王安德：土地抵押给银行以后，可以抵六成的土地款额度，但是如果建设需要的资金不够，就需要用各种办法增加抵押额度，使得这个建设抵押款可以保证建设的需要。
孙忠利：房地产需要很大的资金，一定要有银行支持，没有银行支持是不行的。如果这个项目失败，对海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也是互相帮忙。
程永康：孙老板在美国加州有两个办公楼，当时就叫在美国的Jackson把这个资产抵押给上海投资信托公司。
周友琪：后来又碰到了问题，就是外国的资产没法拿到中国来抵押。为了美国这幢大楼的抵押的问题，搞了好几个月，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走通。
程永康：因为从来没有过先例，万一我们失败，中国的银行怎么去拿在境外的抵押资产？我记得当时两方面的律师，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中方律师就问，你们万一有什么问题，我怎么把钱拿回来呢？
孙忠利：我们在美国的大楼，最后没有抵押。俞浩明［注：时任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副总经理。］最后说：算了，我相信你！就一句话。
李钰君：孙先生，您可能现在也还不知道，因为您吃了这个螃蟹之后，一大批吃螃蟹的人就跟上来了。我们政府现在之所以这么富有，有这么多钱，是因为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知道土地是值钱的，是可以招商引资的。您这个项目促进了中国很多法律法规的建设，包括行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突破。没有办法嘛，各方面都要和您的项目相配套、相适应，不是光在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方面取得突破，而是全方位的突破，这在历史上，我觉得是要大书特书的。
王安德：孙先生，您不是单单买了一块地，您参与了这样的改革之后，土地使用方式改了、银行政策改了，房地产管理政策也在改，老百姓开始有产权证了。您拿的土地证是第一张，土地证出去以后，您的房产证就变成新的房产证了，因为这是连地权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改革，其实是开了一个门，里面有一大套的改革，包括规划。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专门有个规划小组，帮助你们批这个规划。开始的时候你们的日照有问题，后来他们专门来开会，协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其实是大家一起走的一个过程，幸亏
这个改革最后没有失败，这是很开心的。
李钰君：孙先生您也应该感谢我们周总［注：周友琪，时任上海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土地批租办当时搞这项改革的时候，到处去找适合批租的地块。人家还不理解，我的土地干嘛拿出来给你们去招标？我们虹桥公司的周总，包括已经过世的谢武元总经理，他们毕竟到国外去过，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前途和方向。虹桥公司当时能把这块地拿出来，很不容易，因为这块地上面的基本建设已经全部弄好了，拿出来给市里去招标，这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转弯的事情。
周友琪：我们就是听党的话。现在看以前的很多事情，觉得很幼稚、可笑，但确确实实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李钰君：我觉得孙先生特别爱国，但他没有宣扬自己。当时比孙先生实力大的开发商，在香港比比皆是。但没有哪一家能够像孙先生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参与招标。当时，他们是存在些顾虑的，怕政策多变。
孙忠利：中国香港和日本的立场不一样，历史也不一样。香港的大老板对当时中国内地的看法和我一个日本华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怕。但是我进来了，他们也会跟进来的，应该要理解那时候他们的立场。
大友志玲：我记得孙先生那时候和我讲：“我在日本住了那么久，现在我来中国投资，第一个心态是，可能我可以对中国做一件好事。”那个时候，他在日本做生意做得很好，来投这块地，不全是为钱，第一个目标是可以对中国做一点好事。
李钰君：孙先生，您当时在香港尖东的广东道有一个太阳广场大厦，我记得是蓝白玻璃的，挺大的一个项目，挺有影响的。那块地也是通过招标拿下来的，那块地您的出价是多少？
孙忠利：那块土地本来是胡文虎女儿胡仙的。因为他们公司有一点问题，渣打银行就来问我，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我接受了。那时候很贵，那块地是过去的九龙巴士仓库，大概要两亿五千万美元左右。
李钰君：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在香港的报纸上曾经看到他们说，您可能会投资上海这个虹桥项目。大概就是从这块地开始，把您叫做“孙旋风”的吧？那时候王安德主任让我们去香港做招标宣传，我们见了香港很多大老板，我还专门到尖东去看过您的这幢楼。
孙忠利：世界华人都集中在东南亚嘛，东南亚的华人事业很成功。日本的华人呢，规模小小的，香港人想不到日本年轻的华人会到香港。那时候日本银行想去外国投资，但是对香港不太了解。我和日本三井信托银行的朋友说想去香港投资。行长就说：去！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他说，你能不能找一个好的投资对象？我说，好！于是我就介绍渣打银行给他们，所以这两个银行联合起来，大概贷给我两亿五千万美元，把这个地订好，把我的计划也弄好。建好以后，就把楼租给了日本的三越百货和美国的一个经营公司，另外还有一个写字楼。因为地方好，后来写字楼都进来了。所以，从我个人的人生看起来，运气是非常重要的。
徐建刚：您踩的点都很准。
王安德：那个时候，日本房价正好是高的时候，您来到中国内地，那是低的地方，中国香港那时候也比较低。等您进去以后，这两个地方的房价上去了，日本的下来了。所以，孙先生，您是踩得非常准的。您在上海投标的这块地，是翻开了历史的一页，有很多历史的作用，大家都会记得。
徐建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有标志意义的。在此之后，每走一步，其实都是把历史向前推进了。每走一步，对后面的人来说，就是教科书。特别是对我们上海老百姓和政府官员来说，观念都发生变化了。以前我们不知道，原来经济是可以这么搞的，通过这件事情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孙忠利：现在中国知道了，我相信中国会更发达。
严亚南：孙先生，您对我们现在的土地批租工作，能不能提供一些意见或者说建议？
孙忠利：中国规定50年、70年的使用权，一开始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海外的土地买卖是有永久产权的。对我们开发商来说，是希望有永久的权益。但是，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还不能一下子开发出去，实行50年、70年期的使用权是应该的，一下子和其他国家一样，会搞乱，这一点我是很理解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就是土地是国家的。这个土地不会生钱，只有租掉，钱才可以拿过来，政府才可以去利用这个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好，政府要坚持住，继续做下去。你要做生意，我就租给你50年，50年以后，土地要延期吗？要的话，付点资金嘛。第一个50年成功了，第二个50年就可以卖贵一点。这个方法，我相信对中国政府有好处。这样，国家也可以算出预算，这个地方可以拿多少钱，那个地方可以拿多少钱。这个钱也是可以为老百姓所用。中国有很大的希望，一个人口13亿的大国，这么快地发展，从历史上看，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
徐建刚：孙先生讲得很对。对中国来说，这么大的国家搞现代化，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东南亚一些小国的经验放到中国来，不一定行得通。对小国来说，两三个大公司就可能把国家带起来，在中国则完全行不通。中国确实是在探索一条新的路，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要走现代化这条路。孙先生，您做的这件事情，对中国历史来说，是开辟了一个时代。28年前，您走出了第一步；28年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讲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您讲的事情，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人，永远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我觉得我们不仅是在同历史对话，也是在同一位非常有爱国情怀的华侨对话。非常感谢您！
孙忠利：我对自己是个华人，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华人对中国有最深的感情，国家强起来，我们海外的华人也有地位。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没有力量讲话的，现在谁还会欺负我们？国家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会提振起来。
徐建刚：您说得非常好，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尊、长信宫灯、青铜太阳轮亮相大展“何以中国”
涓滴源流汇聚文明长河
故宫开年有大展。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29家博物馆举办的“何以中国”展览正在展出，何尊、长信宫灯、藏文《四部医典》等130多件(套)珍贵文物齐聚故宫文华殿，展现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展览单元依水而定，聚焦中华文明长河的“源”“流”“汇”
从源头出发，一路奔流融汇，终成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浩荡洪流……如果将中华文明比作水，文物便是水的沉积和创造。“何以中国”展览设计依水而定，将文明的起源、传承、发展连为一体，比为河水的“源”“流”“汇”。
中华文明始于涓微，“源”是文明起源时的点点光芒。在展览第一单元“源”，三星堆青铜太阳轮竖于展柜中，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青铜太阳轮于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二号坑，因形状酷似太阳而得名。“我们的祖先很早便对太阳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而青铜太阳轮很可能就是这个情感的见证。”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说，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已经在好几个祭祀坑里再次发现了青铜太阳轮、神树、眼形器等与太阳崇拜有关的青铜器，另外还有很多青铜器上面饰有太阳纹，体现了古蜀人对于太阳、自然的敬畏和思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民族由多民族凝聚而成，血肉相连，唇齿相依。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创造灿烂文化。步入展览第二单元“流”，民族与民族之间、本土与外部之间、人类与天地自然之间交流融合的痕迹处处可见。
状如花树，金枝摇曳，来自辽宁博物馆的花树状金步摇可不只有美那么简单。它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特有的一种冠饰，源于西亚，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传入，流行于辽西地区。它的样式不仅影响了北方的少数民族乃至东亚地区，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小口、小底、长鼓腹，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的造型就像一颗竖立的橄榄，表面施有蓝绿釉色，业界称之为“孔雀蓝釉”。经考证，这种造型、釉色、纹路相结合的陶器是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从古代波斯地区传来的代表性器物。小小陶瓶，成为海上丝路、东西交融的文化使者。
长信宫灯“点燃”冬奥火种，何尊化身冬奥火种台
先民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中国又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什么？在展览第三单元“汇”，一盏灯给出了它的答案。
“终于见到长信宫灯的真身了！”在北京从事平面设计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这次展览他最期待的展品正是出土自河北满城的西汉长信宫灯。“长信宫灯不仅造型美，更有设计上的巧思，被誉为‘中华第一灯’，咱们冬奥会火种灯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
长信宫灯造型轻巧华丽，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右臂高高举起，垂下的袖管成为灯罩；设计巧妙环保，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袖管徐徐进入中空的身体，从而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北京冬奥会火种灯创意源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是希望借‘长信’之义，表达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向往。”北京冬奥会火炬设计者李剑叶介绍，设计团队在保留长信宫灯基本外形的基础上，对火种灯进行了现代化处理，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顶部，与火炬“飞扬”视觉上相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精神。
定源重器，宅兹中国。在一个独设的展柜内，一尊来自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揭开了“中国”的身世之谜。
何尊内底铸有一百二十二字铭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铭文中的‘中国’，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李岐介绍。
何尊的故事不止于此，它还是冬奥会火种台的设计灵感来源。据了解，北京冬奥会仪式火种台以“承天载物”为设计理念，采用尊的曲线造型，基座沉稳，象征“地载万物”。顶部舒展开阔，寓意着迎接纯洁的奥林匹克火种；祥云纹路由下而上渐化为雪花，象征了“双奥之城”的精神传承；红色丝带飘逸飞舞、环绕向上，与火炬设计和谐统一；红银交映的色彩，象征了传统与现代、科技与激情的融合。
一盏灯、一鼎尊、一束光，穿越千年时空，深邃浪漫的华夏文化光芒永恒，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契合，熊熊燃烧。
用现代表达方式激活文物生命力，感受中华文明源流之长、滋养之广
“何以中国”展览犹如窗口，斗室之内可观中华乾坤之大、意蕴之远；一如矩尺，俯仰之间可度文明源流之长、滋养之广。“作为一次展现中华文明的展览，我们在指导策展和大纲撰写的过程中，紧紧聚焦‘何以中国’的主题，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金瑞国说。
“这件展品的名字是‘白玉透雕龙凤纹壁’，时间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带女儿前来观展的于先生。
“前阵子看《国家宝藏》，得知会有这个展览，正好孩子也放假了，就过来一起感受学习一下。”于先生说。
这场故宫开年大展，也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展演季》的文物特展。《国家宝藏·展演季》从节目前三季国宝的前世今生中汲取灵感，用舞剧、音乐剧、歌曲演唱、器乐演奏等多元的艺术形式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国宝故事。而这次展出的文物由各地博物馆精心选取推荐，其中有多件文物是曾在《国家宝藏》往期节目中推介过的“文物明星”。
近年来，“文博热”渐成气候。从《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热播，到《国宝档案》《国家宝藏》等现象级电视节目季季火爆，再到故宫日历等博物馆文创产品热卖、三星堆发掘掀起全民“考古热”……文物宣传方式创意频出，讲好文物故事的有益探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持续绽放。
据了解，“何以中国”展览将持续至5月4日。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按照预约、限流、错峰原则，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网络售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使用二代身份证或护照信息进行实名预约。（记者 柴雅欣）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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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刘世炎
最近，笔者看了一部2016年非常火的抗战题材电视剧《伪装者》，豆瓣评分8.6分，未删减版评9.3分。故事内容是老套路：抗战时期，一个上海的富家公子怀着报国热情，加入国民党军统组织，被训练成特工，在沦陷的上海从事抗日工作，在工作中得到了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情报人员的帮助，同时富家公子发现了军统上层通过情报路线走私紧俏商品，大发国难财，在中共地下党的教育下，这个军统特工投奔了共产党。
本来，笔者不太看抗战神剧，特别是出现日本女军官的电视剧，因为日军没有女军官。这部《伪装者》里面不仅出现了日军女特高课长，还有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女处长，显然是胡编乱造。但是，这部电视剧的情节确实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剧里男女演员的演技和颜值都非常高，两个男主角胡歌和王凯因此上了今年央视春晚，再加上电视剧表现的故事就发生在虹口的地面上，所以我一口气把它看完。
见组图【1】
国内当红男星靳东饰演的明楼在电视剧中角色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汪伪政府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其实，我党历史上确实有一个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的优秀特工，名叫袁殊（1911.3.29－1987.11.26），但是没有同时在三方敌对情报机构都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电视剧中，明楼到上海后与中共地下组织接头，约会地点是窦乐安路咖啡馆。窦乐安路就是现在虹口区的多伦路，在虹口的新闻报道中，多伦路因为是文化名人街，曝光率自然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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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路（窦乐安路）修建于1912年，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的产物，全长550米，呈L字型，东、北两端都与四川北路（1945年以前称北四川路）交汇，1943年改名为多伦路。1999年被虹口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这条小街曲折幽静，街边的小楼风格各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条小街却是卧虎藏龙之地，许多彪炳史册的文坛名流曾经工作和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等，台湾作家白先勇也在此地白公馆内度过童年。这里有景云里、永安里等海派旧里，鸿德堂、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等近代优秀历史建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太阳社成立处等，营造了多伦路众多的历史遗址遗迹和百年海派建筑“露天博物馆”的历史地位。多伦路北出口与四川北路交汇的地方，是海军411医院，也就是日伪时期的日本海军医院和海军俱乐部遗址，道路对面即原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大楼遗址。位于多伦路123号的老电影咖啡馆，是该条路上非常有名的老字号咖啡馆。多伦路南出口与四川北路交汇处是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遗址，二三十年代由日本人经营，楼下买糖果，楼上咖啡馆，当年中共地下党和许多左翼人士经常在那儿活动，1930年2月16日，左联最后一次筹备会（又称上海新文学运动讨论会）在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鲁迅、郑伯奇、沈端先、冯乃超、彭康、阳翰笙、蒋光慈、戴万平、洪灵菲、冯雪峰、柔石。《伪装者》中的明楼与地下党接头地点是否是这个咖啡馆，电视剧里没做交待，但在多伦路这样有档次的地方喝咖啡，又符合明楼的汪伪政府高官身份，更能起到掩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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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组图【3】
在电视剧中，经常提到的地址，除了“76号”（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在沪西，即极斯菲尔路76号（现在万航渡路435号），其他的基本都在虹口。电视里提到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建筑现还在，位于虹口区黄浦路106号，占地3670平方米。日本领事馆于同治十年（1871年）6月，始建于扬子江路，宣统三年（1911年），迁入现址。原南北各有一幢红楼，1941年，北面红楼改建成灰楼。红楼：由日本建筑师平野勇造设计，协盛营造厂承建，1911年落成，建筑面积2705平方米，砖混结构四层，坐北朝南，古典主义风格。灰楼：位于红楼北面，中间隔着一个小天井，现称黄浦大楼，建筑面积4092平方米，砖混结构四层，坐南朝北，早期现代派风格。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领事馆成为控制上海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处建筑由国民党政府接管。1947年3月28日，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后改名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设于此。1994年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日本驻沪领事馆旧址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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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组图【4】
电视剧里提及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建筑格局跟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相同，现在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原址上建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411医院。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块“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牌长52厘米、宽12厘米、高5厘米，是海军411医院院内施工时，从地下挖出来的。据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专家考证，1914至1932年间，日本海军俱乐部位于今虹口区惠民路、保定路口的上海感光胶片厂内，在1914至1928年的《行名录》（《字林西报》出版社）记载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地址是贝开尔路53号（即现在惠民路保定路口）。约1932年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才搬至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当时俗称北四川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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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回忆录》第76页，将军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指出：“十五、十六两天都是奉令作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卅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就中以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八连与第七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最为壮烈，最英勇。”1937年8月18日的《申报》以《我三度占领俱乐部》为题报道了国军与日军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激战的情况。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中有1945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接收“日本海军在江湾路新建的俱乐部全部房产，以为中美所上海特警训练班”的记录。这个日本海军俱乐部是日军在上海的重要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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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组图【6】
电视剧里有一情节描写军统特工在司各特路137号租房子，佯装刺杀日军特高课长，特工乘救护车进入日军医院，刺杀军统叛变人员，然后故意把出车记录地点改为千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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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组图【7】
过去上海租界没有司各特路，倒是有施高塔路，从英语读音看（scottroad），应该是同一条路。施高塔路就是现在虹口区的山阴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条路。山阴路（施高塔路）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11年越界修筑的一条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的马路，全长651米。这条小马路南接四川路，可触及商业的便利和都市的繁华，北接郊野，可享受清新空气和乡野之趣，夹道梧桐树，在夏日里浓荫蔽日，闹中取静，从开辟以来就被定位为住宅区，以质量较好的早期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为特征，保留了多种样式和风格的住宅建筑，是一处自然形成的近代民宅“博物馆”，已被列为12处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
山阴路44弄和64弄的两排老房子本名留青小筑，是面对面和背靠背对称式格局设计的新式里弄，极为罕见，已被列为市级保护建筑。山阴路的众多住宅风格基本可分为四大类，以恒丰里为代表的早期石库门里弄；以大陆新村为代表的有小绿地和卫生设备的新式里弄；以施高塔公寓为代表的独立成套式“公寓住宅”和以千爱里为代表的花园式里弄。其中，位于山阴路132弄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先生故居，鲁迅先生1933年起居住于此，直到1936年去世，在这里写了许多战斗性杂文，并编辑《译文》杂志，翻译《死魂灵》等作品，提倡木刻版画，还编辑整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茅盾、谢旦如曾分别住在大陆新村6号、8号。山阴路133弄，过去叫东照里，又称日照里，这里的12号曾是瞿秋白的故居。山阴路145弄，过去叫花园里，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2号曾居住过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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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8】
山阴路（施高塔路）的恒丰里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标。恒丰里建于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属69弄和85弄两条弄堂。85弄是西班牙式双坡屋顶的花园里弄，69弄则是石库门建筑。山阴路69弄69、70号是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机关旧址，当时罗亦农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恒丰里69号成为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在69弄90号设立办公机关。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l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6月26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在此召开，陈延年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下午陈延年等人在此不幸被捕，江苏省委机关遭破坏，7月，陈延年在枫林桥英勇就义。1985年1月，恒丰里90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0月31日，该处的恒丰里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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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9】
电视剧里，抗日人士把日军医院救护车的出车记录从司各特路改为千爱路，从现实看，是有道理的。千爱路也叫千爱里，是山阴路（施高塔路）2弄的一条里弄，最初系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的产业，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据说取“千爱”之名，是因为日文中“千爱”两字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之千家”之意。三十年代战前就住满了日本人，寓居在3号的就是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抗日人士把刺杀地点引向日本人的住宅，打乱了特高课破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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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10】
历史上，在山阴路（施高塔路）真的发生过一次国民党军统特工刺杀汪伪政府高官的事件。1940年10月13日的《申报》有条醒目的标题：“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事搜查并无所获。”报上所说的傅筱庵时为汪伪政府上海市市长，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傅宅为今祥德路26弄2号，原来是“施高塔路祥德村”，是日本人为他物色的花园住宅。军统策反了傅宅里的厨师朱升源，1940年10月10日深夜，朱趁傅睡熟，用刀把傅砍死后，从容逃出傅家，在约定地点乘军统事先备好的汽车，避居于法租界，然后辗转逃往重庆。其实，策反朱升源的军统上海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陈默居然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2月，他策反国民党上海海巡大队未果被逮捕，4月27日被秘密杀害。9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证明其为中共正式党员，1950年追认为革命烈士，遗体葬于虹桥公墓，后移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电视剧《伪装者》虽然是编出来的，但透过电视剧情节探究现实中的历史，仍然感觉非常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