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颜值时代，演员能否将提升自身修养当作职业信仰，关乎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未来。
2018年4月，楚尘文化策划出版了演员方子春和丈夫宋苗合写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中信出版集团发行），书中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蓝天野、吕中、朱旭等41位“人艺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更有吴刚、濮存昕、冯远征、杨立新、何冰等人的口述实录。
作者方子春是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方琯德的女儿，从小成长在人艺的大院中，亲眼目睹和见证了北京人艺的人和戏。她在书中为读者展示了这些演员荧屏之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看完41位人艺人的经历，你会对“戏比天大”、“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和“一棵菜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刊发的是演员何冰的口述。
何冰
何冰，认识多年，他与我哥和我都合作过。快人快语，能说能侃，笑声爽朗。1968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喜欢表演这个行当，八九岁时就想当演员。1987年考入人艺在中央戏剧学院的代培班。同学有徐帆、陈小艺、胡军等人，此班由人艺的苏民、童弟等艺术家授课，为剧院培养定向人才。1991年毕业时有10名学生分到了北京人艺。当时的何冰内心充满了阳光，考上了大学，也找到了工作，而且是进入北京人艺工作，要知道北京人艺门槛有多高呀！比如林连昆先生，在他人生后来的阶段是多大牌呀，可在剧院内还是被称作“小林”。董行佶先生，那是大师级的人物，到死也叫“小董”。黄宗洛先生的夫人尚梦初至今八九十岁了，人们还是叫她“小尚”。还有灯光专家方堃林“小方”了一辈子……总之，人艺谱大啊，人才济济，初进人艺的小青年除了仰视，头都是懵的，能和大师们一起工作是何等的幸福与自豪。
何冰说，当年刚毕业后最想干的是把老师教的知识快点儿变成人民币。要先吃饭呀！实际上，老师所教授的内容暂时用不上，那是原理，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悟透。像播种一样，需要在心中有一个生发成长的过程。吃饭问题和得到社会的认可是矛盾的。何冰也曾怀疑过，学校的教法对吗？这么多年过来，才算真正体会到学与用的内在联系。急于求成的何冰和所有演员一样，进剧院先跑龙套。他在舞台上猛“戳大杆儿”四年（在《蔡文姬》中演群众，站在台上举旗杆，俗称“戳大杆儿”）。此时在院外他已演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在学校时也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好学生。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何冰在剧院这样的境况里还真有点儿想不开。那时龚丽君已经是《北京人》的主演了，徐帆、陈小艺也担任了重要角色，虽说女生容易比男生早出头，自己还是不免有些想法，觉得老天爷待自己不公平，觉得剧院领导难为自己，觉得导演看不起自己。戳了四年大杆儿也让踌躇满志的他从内心一团火的青年变成了满肚子牢骚的怨妇。现如今何冰不这么想了，回头看看，这是一个演员成长的正常过程。
何冰平静地告诉我：“人呀，不到四十总是觉得自己卓尔不群很了不起。只有用岁月，用时间来打磨一遍，有了经历，见过人，见过事，见过自己的内心，再看看别人，你才知道自己冤不冤。”何冰感慨地接着说：“我们这一代人太不冤了，我们是时代的宠儿。”是啊，看看人艺培养出来的这些青年演员，现在活跃在舞台和影视界的，都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能挑得起大梁的人。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不冤”这四个字的分量。
人艺对何冰影响最大的是“二林”：导演林兆华和演员林连昆。在台上何冰和林连昆老师演了好几百场戏，《鸟人》和《北京大爷》。同台演出时，何冰看到了高度，学到了林先生在舞台上的走路、喘息、语言、组织等一整套表演方法，不是模仿，是方法。在北京人艺没有特定跟某位艺术家学戏的制度，在和众多老一辈艺术家排戏、演出、日常生活中，要自己有心默默地学习。何冰明白，你不用看各位艺术家的高度，衡量的是青年演员自己内心的高度，你拿谁作为学习的高度，这是最要紧的。比如和朱旭老师演《北街南院》，那时正是非典时期，全北京都“关张”了，只有北京人艺演出。那戏演得空前成功，剧场内人声鼎沸，知道是看戏，不知道以为看球呢。这里就有艺术的高度，没有高度怎么可能有这番景象。
何冰在人艺演过许多部戏，经历过四位话剧导演，除排演过任鸣、李六乙、徐昂三位导演的四部话剧之外，其余的话剧都是由林兆华导演的。是林兆华导演帮助何冰拆掉了内心中的“第四堵墙”。在舞台上，室内布景只有三面墙，将台口称为并不存在的第四堵墙，它试图将演员与观众隔开，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一个优秀的导演要帮助演员拆墙，启发演员做到心无杂念，演无痕迹，进入人物角色，从而感动观众。
何冰忘不了初上舞台的感觉。他站上舞台，就脚下一块儿是亮的，面对着台下黑乎乎的一片，好像一个大黑窟窿似的。窟窿里有一千多张脸，静静地坐着，用一千多双眼盯着你,审视着台上的自己。他怎么想都觉得不公平，这太可怕了。好似一个人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开始自己生活了。生活中可能会有家长站在你身后，对你说：“走吧，孩子，没问题，哭了回家来，妈给你做饭吃。”有的人有这种幸福，有的人没有。在舞台上，林兆华永远是何冰的天使，大导永远是在默默地说：“孩子，去吧！安全，勇敢地站在那。”何冰的内心在问：“您给我预备了什么？”大导指指舞台，可此时台上什么都没有，台上是空的。林大导这样做是为了让演员不要靠外部的东西去建立，完全靠演员自己的内心去建立，从而历练了演员的胆量。何冰经过几番磨砺，从对舞台虚无的恐惧到内心的丰满，再和其他人演戏就太简单了。
《狗儿爷涅槃》剧照（摄于1986年），（右起）林连昆饰狗儿爷，马恩然饰祁永年。
林兆华排的戏完全和老先生们不一样，有大的审美样式，完美的舞台呈现。对演员在方向性上有要求，美学样式上有把控，但落到表演上比较自由。好比初学游泳，到池边后，将你一脚踹了下去，要么淹死，要么学个狗刨，先活下来。
这段时间，有了林兆华的指导，又有幸近距离观察林连昆老师的表演，何冰把学校的知识附着在具体的角色上，理论和实践在舞台上有机地结合，自身慢慢地产生了变化，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对我说：“北京人艺是我第二个家。”同是家里的孩子，北京人艺是不会埋没人才的。何冰曾在北京人艺的话剧《李白》里跑龙套，只有一句台词，喊一嗓子“报—”；在人艺经典剧目《鸟人》中的饰演黄毛，仅仅7分钟。可就这7分钟让人艺的老前辈发现“这孩子会演戏”。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到了1996年，何冰熬到工夫了，机会自然也就来了。
1998年，何冰因小剧场话剧《雨过天晴》获得第十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何冰的话讲：“给我机会，我就得奖”。得奖后，就像小孩得了三好学生，多高兴呀，一心想去领奖，天天就等着剧院的通知。他遐想着院办的人拿着机票跟自己说：“何老师您住哪，到那和谁联系……”光荣地穿着新衣服上台去领奖。结果今天没有，明天不来，最后就一天时间了，剧院也没人搭理他。何冰终于忍不住了，找到院长刘锦云说：“请一天假行吗？”“你干吗去？”院长问。“我领奖去。”何冰回答。院长奇怪地看着何冰问：“你还去吗？”“什么意思？”何冰心想，我获戏剧最高奖了呀！但他没说出口。沉默了一会儿，院长低声说：“哦，去吧，去吧……”他理解年轻人初次获奖的兴奋。不让去吧，对个人讲有所失落，谁得点儿成绩不都想让别人夸夸嘛，得。“去吧，就一天，回来排戏。”后来何冰咂摸出味儿来了，历来北京人艺就拿得奖不当一回事，太多啦。在别的地方，得个梅花奖就不得了了，在北京人艺是极正常的普通事。之后的十几年当中，何冰在三十六岁之前，把中国所有的话剧奖都拿到了，梅花奖当时已得了两回。这是他不断进取，努力学习的结果。他却再没有为领奖分过心。
1991年，何冰进剧院时，赶上《李白》上演。观看吕齐老师排练道士吴筠，老师从对完词儿，“下地”的那一刻，到第一次走上舞台，无论演出多少场，那人物把握的，好比射箭“嗖”的一箭就是红心，自始至终在人物的准确性上没有任何偏差。说排练，那就是等着你，在排你，不是排他。何冰当时看得目瞪口呆，真神了，这怎么可能？下场子就能有人物的东西？可老演员就是能做到一开始就牢牢地拿住人物核心的东西，可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说法一点儿不假。年轻演员背词就要半个月，对词磕磕巴巴，下了地再找调度，戏都演了几十场了还稀里糊涂没找到北呢。人家老先生不是，一上台就来啦，活灵活现。何冰说这一手，自己今天也没做到。
后来发现，这事儿不光吕齐先生会，林连昆先生也会。1993年排《鸟人》，等“二林”来排戏。先等导演林兆华，后等在外拍电影的林连昆，一等就是两个月。何冰在戏中饰演黄毛，副导演带着住宿舍吃食堂的孩子们先行排练，对词走位动起来。林连昆先生来后他要怎么演谁也不知道，孩子们就这样大致把第一幕先排出来了。终于有一天，林连昆老师回来了，导演说：“老爷子，我们给您走一遍，您瞧瞧，跟您没关系啊，我们是这么弄的……”给先生走了一遍他们排的戏，先生抽了颗烟，导演说：“老爷子，来都来了，比画比画吧？”林老师客气地说：“我这岁数了……这词儿呀……错了可……那就比画比画。”只听导演一声“开始”，就听后面“呵—”的一声，整个排练厅内就愣了，哑然无声，就是后来观众见到的三爷出场了。下地人家就有！您所有的调度？“呸”，不管你排的那个，在场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就像一盘磨一样，“嘎吱”一下，就转起来了。就像观众看到的首演，戏活了起来，要人物有人物，要节奏有节奏，这是何冰记忆中一次伟大的排练。
《鸟人》剧照（摄于2009年），（露脸者左起）徐白晓饰马料儿，王堃饰朱点儿，马星耀饰黄胆，何冰饰三爷，张福元饰百灵张。
同样是《鸟人》这部戏，三爷给杨立新饰演的查理讲京戏，连昆老师开始的表演是大开大合，站丁字步、拉山膀、收腹立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板有眼。明眼人一看这几下子，就知道演员有功夫。后来林先生不这么演了，冲着查理耐着心烦儿，小动胳膊，仔细道来：“坐可有个坐相，乱来可不成。”何冰就问林先生，“为什么不那么演了？怎么差这么些呀？”林先生向何冰招招手，“来来来”，把他带到一旁，轻声说：“那样演，不对。打比方，如果是个小孩儿，四岁，问你话剧是个什么呀？你是跟他说声、台、形、表，还是跟他说装猫像猫，装狗像狗呢？”先生说着，好像何冰是那四岁的孩童，他装作猫装狗地逗着。何冰答：“肯定说装猫像猫了，他是小孩儿呀。”林连昆先生说：“对呀，查理是个外国人，他哪懂什么是京剧呀，戏里我是京剧大师，还犯得上跟他使那么大劲吗？”这一下，让何冰记了一辈子。如果大开大合站丁字步拉山膀，这一刻的演员是在演自己的手艺，不是演这个人物。如果演的是这个人物的话，就会放弃在观众面前秀的机会。稳稳地站在人物上演，褪去一切哗众取宠的念头，这就是艺术大师的胸怀与高度。
随着老先生们的年龄渐渐大了，年轻演员经过多年的历练，从演戏到做人都趋于成熟，逐渐从舞台的边上往中间蹭，最终站到了舞台中央。当何冰真正在人艺舞台上挑大梁已到了2003年，在话剧《赵氏孤儿》中饰演主要角色程婴，此时何冰到剧院已有十多年了。对他来说，舞台上新的挑战是如何在角色创作的过程中，寻找忘掉自我，诠释角色的高度。
何冰回忆，2009年，他接演了《鸟人》中林先生饰演过的三爷一角。在首演的前夜，何冰真的在黑暗中看见林连昆老师出现在他眼前，反反复复就是一个画面，老师穿着包公的衣服—一身官袍，带着官帽，独自站在舞台上，静静地看着坐在观众席的何冰，两人默默地相对，一言未发。第二天，何冰穿上了写有“林连昆”三字的戏服，登台扮演三爷，从这一刻起，何冰正式迈进了北京人艺主演的名单。
我被何冰这位北京大爷连说带比画地侃晕了，听他“呵”“叭”出着响动的描述好似听书。排练场加舞台，熟悉的人和地儿在我眼前活起来，大有身临其境之感。接下来何冰聊得更生动。
他说，剧场的考验对演员来说太极端了，几乎让人无处可逃。你站在舞台上，今儿有千儿八百的人在底下坐着呢，一是不容出错，二是观众冲您来的。这时候，您装，您往哪儿装啊？您还能回后台是怎么着，大幕徐徐拉开，光渐渐地亮起来，演员往那儿一戳，为什么一戳？上台那会儿是一个极限状态，得把戏奔下来呀，演戏需要技巧，演员可以躲在技巧的后面。北京人艺不是这样的，她把演员放到舞台上，那是最危险的地方，一招一式，一言一语，都瞒不过观众。你必须把自己掏出来搁在舞台上，那才是安全的。
《窝头会馆》剧照（摄于2009年），何冰饰苑国钟。
2009年演出《窝头会馆》，有一天何冰受伤了。《窝头会馆》集中了北京人艺五位重要的演员，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和徐帆，何冰饰演苑国钟（苑大头）。戏中有一段戏要扔酒瓶子，基本是五场碎一个。那天何冰估摸瓶子该碎了，想着扔远点儿，没想到一出手瓶子就碎了，血立马就下来了。他赶忙用棉袄一捂，袖口一攥，里面的血立马满了，再转身，血泼了出去。一下子血流得太多了。对面的宋丹丹一激灵，瞬间就出戏了，她感觉到了危险，担心何冰站不住，只要一晕倒，就关大幕不演了。何冰此时插了句题外话，说：“丹丹真是好人，突发事件的一刹那，就看出人内心的善良。”他接着讲述。台上的何冰定下神，体会了一下，感觉自己没问题，用眼睛告诉宋丹丹没事。之后他坐在皮箱边接着演，边幕站满担心的人。后面四五分钟的独角戏何冰集中精力地演完了。谢幕后，到医院去缝针。回到家已是午夜时分。他回味起刚才四五分钟的戏，感觉太美妙了，怎么演这么好呀……心里怎么这么干净呀……想了一会儿他知道了，因为当时心中没有跟观众抖机灵的杂念，没有逗观众笑、没有自我表现的想法，既不巴结观众，也不巴结戏，只想着静悄悄踏踏实实地把戏演完。这是非常美妙的时刻，是禅修的境界，心静如水，所以浮在上面的心火和情绪全部落了下去。因为你受伤了，害怕了，没有产生杂念的机会了。此刻何冰才理解于是之、林连昆在台上的荣辱不惊，原来心里是这么一种状态。他想明天一定还这么演，可第二天上台再找状态，结果是该怎么还怎么，什么也没找到，昨天的感觉没有了！于是他明白了，因为昨天有外力，如果可以主动做到那种状态就厉害了，原来修为的道路还有那么远，表演的境界还需要修炼。
何冰认为，他现在有的功夫是嗓门能听见了，舞台调度极其合理，演技娴熟，人物清晰，该有包袱有包袱，该动情动情，都做到了，可这不是最高峰。最高峰是心如止水，荣辱不惊。我看着何冰，静静地听着，体会着，没想到，一个表面不拘小节的人，内心竟是这么丰富。
何冰想继续说明这个问题，话锋一转，谈到1992于是之先生主演《茶馆》，最后一次登上人艺舞台的情景。当时是之先生的手是抖的，腿也在抖，演着演着，他卡壳了，说不出台词，蓝天野老师巧妙地接了下去。是之先生望着已出场的郑榕老师，叫不出“常四爷”，郑榕老师看见是之先生脑门子上的汗呀，“哗哗”往下流。是之先生还在第一场就把第三场的词说了，可观众还是看得如醉如痴，何冰想，于先生怎么拿得住观众的？怎么那么好呀。
通过这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例，何冰深有体会地说，演戏的未来不是对技巧和理解力的要求，而是对自己的打磨，你自己可以活到什么份儿上，技术解决不了。活得好，才能演得好。犹如大书法家写字，烟火气全无，静静的。我那天是在首都剧场二层的一间小贵宾室采访何冰的，晚上要演出《白鹿原》，下午剧场里空无一人静悄悄，我被他的话感动着，回想着那场于是之先生在舞台上的绝唱。
我问何冰：“你在外边有那么多机会，收入也多许多，你觉得干演员，在舞台上值吗？”他看着我，说：“影视的表演，全部的营养来自舞台。没有舞台的锻炼，是不可想象的，说话剧过瘾，就在这儿。”接着他讲了两个小故事，通过这两个小故事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戏剧的魅力。
话说2011年演《喜剧的忧伤》，何冰饰编剧，陈道明饰审查官。一天，演出结束后走出剧场就看见几辆警车停在那儿，闪着灯，不知是怎么了。第二天一问，原来全剧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在第四幕第50分钟的时候，一位观众正看戏，旁边坐着一小偷偷东西，被偷者“梆”的一把将小偷抓住，对小偷说“你不许走”，随即请场务员报了警，两人接着看戏。一个被偷的，一个贼，两人手拉手看着戏，还一块儿乐，一直到把戏看完后，警车接走。
《喜剧的忧伤》剧照（摄于2011年），（左起）何冰饰编剧，陈道明饰审查官。
再有一次，在天津演《窝头会馆》，第一幕刚开始，台上就觉得台下怎么这么乱呀，转身用眼偷着一扫，只见在剧院两阶之间，俩爷们儿在地上滚着抡上拳头了。边上的观众还小声地劝阻：“别出声，别出声。”俩人应了“好好好”，憋着声继续打。
何冰回想着当时的情况，一边笑，一边说：“一个演员面对这样的观众，难道不值得吗？怎能不玩儿命地表演呢？”
还有一次，何冰陪弟弟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考完试后没事了，那时又没在外面吃饭的钱，晚上何冰还有演出，就到食堂吃饭吧。下午就一起来到了剧院，当时是4点45左右。何冰随口对弟弟讲，干文艺这行不容易，这会儿，可能有的老先生已经来了。弟弟不信：“7点半开戏，这会儿还差着三小时呢！你说得过了吧。”何冰拉上弟弟到后台一瞧，林连昆先生已在那儿了，沏了碗茶，点了根烟，抽几口，喝口水，慢慢地默戏找人物的状态呢。你说和这样的先生同台演戏怎么能不进步，怎么能不努力嘛。二十多岁的孩子本就想学好，很快就会归到剧院的传统里。演戏，好好排练，演好点儿。做人，实实在在，真诚点儿。两个都做到了，再加上勇敢地面对观众和自己，怎么会不成为好演员？
人在世上生存，都会掩饰，不会全部袒露自己的内心。在人艺的舞台上不是，真诚是光荣是尊严，在这个团体里生活，演戏和做人一样，需要真诚，再真诚。你会发现，真诚的人在人艺受欢迎。
何冰说：“你问我在剧院演话剧，值不值？我愿意回剧院演戏，只是希望剧本难些，更艰涩点儿。年轻时害怕困难，中年是渴望困难。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困难是让我前进的真正原因。”他非常热爱这行，总念叨没干够，没干够。期望只要身体还好的情况下，永远在舞台上。如果有一天两个小时顶不下来，希望表演的密度越大越好。如果第一幕有半小时，只要占几分钟的集中表演，就不错了。做到能享受心如止水平平静静的表演，和观众一起共赴“戏剧天堂”。从这一点来说，一辈子也不应该对生活有所抱怨。谋生手段和自己的精神境界完美地合一，这是多大的福分。
何冰最高兴的时候是拿到剧本的一刻，话也密了，走路也快了，事儿也多了，媳妇一眼就能瞧出来。何冰认为，目前来说，北京人艺还是离表演真理最近的地方。现在演出通用的手段是商业，是资本运作。社会多元的文化，使得剧院不能一家独大。可是作为一个剧院来讲，北京人艺依然是非常棒的。何冰说，回过头看自己，就是喜爱舞台，舞台表演最上心，他有站在舞台上表演终生的冲动。
我又问他：“你不光在舞台上，在镜头前，在影视圈的成绩也很突出，你谈谈这个过程好吗？”何冰想都没想答道：“演员经过舞台的历练，再到镜头前表演，太安全了。影视可以重来，戏一遍遍地拍。只是需要卸掉演员自身的一切伪装，从舞台到影视，表演上就像扒层皮一样。”
我又问：“你一定有许多难忘的经历，举个例子吧。”何冰想了想：“例子嘛……就说说1996年吧。”
1996年拍电影《红棉袄红棉裤》，当年何冰不到三十岁。农历大年初六，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剧组来到北京斋堂，20多天后拍最后一场戏。夕阳西下，机器架在对面山头上，拍这边山路上日本兵骑着马，马后面用杆子拉着双手被绑着的何冰扮演的队长一路前行的一队剪影。那时还没有什么抠像啊，借位啊，甚至替身，一切全来真的。那天从这山头拍到那个山头，拍摄距离相当远。又是剪影，其实什么服装都不穿也看不出来，可那会儿不行，要的是真实。开始造型。服装师先把何冰身上的服装撕吧撕吧，撕成片儿似的，这还不够，还要有从死人堆中拽出来的效果，要用“血浆”做效果。化装师上前说：“兄弟，对不住啦。我只能保证血浆没毒，到嘴里随便吃，用箩筛过的细土不会把你划伤，哥哥只能做到这了。”说完，三个化装师拿了几瓶血浆“咚咚咚”从头上往身上淋，旁边有人“哗哗”的往头上、脸上、身上攘细土，然后用报纸在身上来回抹。数九严冬，山里的黄昏，气温零下二十几度，身上立马儿挂满了冰碴子。那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何冰笑着回忆说，要赶是现在这岁数，还不弯回去了。
那日，天色已暗，大队都走了，去对面山头上拍摄去了，只剩何冰跟群众演员在这边山头上灌冷风，从下午4点拍了四个小时。当兄弟们回来营救时，人已经冻得没戏了。制片打着电话高喊：“烧水！烧水！赶快救救这‘孙子’吧。”何冰说起这段事儿，我听着都冷，可他却一直开怀大笑着，称自己是“傻小子”，笑谈救救这“孙子”吧。可我却笑不出来，我知道斋堂的冷。我也大冬天在那里拍过大夜的戏，就在过了一线天的山坳里，跑了一夜的旱船。每当导演喊停时，我的头上直冒热气好像戴了个蒸气帽，周围的人看着我一阵哄笑，笑声未落，汗水又结成水珠挂在头发上成了冰碴，湿头发成了小冰柱，而里边贴身的衣服被汗水湿透，冷风一吹，全贴在身上，外面的棉袄结了霜，寒气入骨浑身打哆嗦，当晚戏没拍完我就发高烧了。
想想何冰，他不是在山坳而是在山顶上，浑身无棉，又被沙子、血浆弄得没人样儿，又绑了四个小时……我除了心疼，只能说，他不成功谁成功！这不能不说是北京人艺给他打下的认真演戏的基础。
北京人艺对人艺人来说，是个家。在外边再风光的人也愿意常回家看看。人们常说北京人艺是京腔京韵，其实不然：马恩然一辈子没改过来大葱味，朱旭是沈阳普通话，刁光覃的曹操、方琯德演的伊索讲的是安徽音……拿北京话作为北京人艺的标签何冰觉得是不恰当的。北京人艺的演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包容了很多文化元素在其中。有延安来的欧阳山尊、赵起扬，有上海来的舒绣文、吕恩、方琯德，有香港回来的杨薇和平原，还有从敌后演剧队来的田冲、刁光覃、朱琳、胡宗温，有北京的地下工作者蓝天野、苏民，等等，他们都说着南腔北调，是焦菊隐先生把这些人聚在了一起。焦先生说：“剧院的名字一定要有‘人民’两字。我们要建立一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提出的“一棵菜精神”，带领来自五湖四海为艺术走到一起的人们下生活、走基层，演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戏。
何冰动情地说，北京人艺就像家一样，“父亲”就是焦菊隐，“母亲”是老舍，他们哺育出一批艺术家，他们给予的财富直到今天还在花。下面就要看谁能真正地带领大家继续向前冲。现在，人艺天天在演戏，但都是北京话、京味，就都那么好吗？我看也有不好的地方，要是成为一种壳，刻意地去追北京味就错了。京味不解决问题，真正话剧里的内容应该是理解，是人情链，是对生命的体会，用最真实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在这个大家庭中，让何冰感受到的不光是艺术上的不断升华，还有亲人般的感情。人们每天一起工作、吃饭、外出演戏，还要一起生活。吵过、闹过、恨过、爱过，人与人之间有几十年割舍不断的情感。
记得，一次去南方演《古玩》，因谭宗尧病了，何冰替演金鹤鑫这个角色，穿戴都是谭宗尧的戏装。剧组到了深圳，大家在屋里打牌，其中有任鸣导演。突然电话铃响了，何冰离电话近，拿起就接，对方讲：“任鸣在你那吗？”“在，等等啊。”何冰顺手把电话要递给任鸣，任鸣没接，把牌往桌上一摔，说了声：“完！”推门就出去了。电话传来的消息是“谭宗尧病逝了”。
第二天开会时要说一下这个事儿，赵崇林主持，他平时和谭宗尧死掐。可这会儿，刚说到“各位”他就讲不下去了，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大家觉得谭宗尧就在台上。北京人艺这些同事，打是打，闹是闹，到了此刻，心情是非常难过的。“原来我们打架是假的，所以活的时候别打架。”听到何冰说到这，我眼泪一个劲儿在眼眶里打转。
何冰接着回忆。一次《茶馆》巡演，从成都转到昆明。山路难行，运景时间长，人员先到了，空闲时间放了假。第二天该演出了，李光复母亲去世了。李光复年幼失去父亲，兄妹二人由母亲一手拉大，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后台主任四处打电话怎么也找不着这人。这戏还演不演呀？一开场大傻杨话一完，第一句词可就是李光复的啊。大伙儿看着后台主任，主任坚定地说：“演，正常演，到台上再说。”7点半开幕，6点45分，李光复到了，眼睛和烂桃似的。他一句话没有，“啪”往那一坐，一笔一笔地勾着脸儿赶紧化装。这时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人走过光复身边时，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或攥攥胳膊，给以无言的慰问。何冰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一刻坚信他会来，我们了解他！演出之后我们了解到，为了不误晚上的演出，李光复没有给母亲停三、五、七日再下葬，而是在母亲过世的当天，处理好后事，赶飞机到了昆明。
这使我想起了杨立新母亲去世的情景。立新的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母子连心。母亲去世的当晚有演出，他谁也没告诉，把眼泪一擦照样去了后台。是他太太放心不下，悄悄给同事打了个电话，大家才知道。见到立新走进后台，没有一个人问他，只是拍拍肩膀，握握手。立新从人们的眼神中看到了关爱与温暖。如果说父母是天，这不正是戏比天大吗？何冰说，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人艺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我们是这样的，演戏是这样的。
是啊，北京人艺是这样的，演戏是这样的，可现如今社会的风气却不是这样的。谈到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小鲜肉”，何冰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一点抱怨。
他说，我们都年轻过，虽然不是小鲜肉，但演技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有小鲜肉现象是时代的恩宠，说明国家进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一辈艺术家整整停滞了十年，那是正值年富力强，生气蓬勃的黄金十年呀！他们到哪儿去哭，到哪儿去告状！大家把小鲜肉片酬的问题歪曲了，其实这不是片酬高的问题，因为片酬的数字太惊人了，把大家的视线带走了。关键点是要有与高酬薪相匹配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品质。新中国刚成立时马连良两次降薪整1200元，那时普通老百姓工资十几块，可人家有本事，配呀，大伙谁也不说他挣得多，都没意见。只要有相应的手艺，就应有高待遇。现在演艺界的一些人没手艺谁都知道，他们还没学呢就被扔进了市场，他们不是演员，只是充当了为老板赚钱的工具，这不赖他。审美审美，美是审出来的，大家审美的标准变了。演戏这事不是强制性的工作，必然离不开观众，投资方、制片人、导演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干，一定有原因。一个孩子没礼貌，你说这是孩子的原因还是家长的责任呢？我看其中70%的问题在家长。对于这些年轻的艺人，不用为他们多担心，生活会教育他们。日子慢慢地过，艺术这碗饭能养小也能养老，自己能否吃好老天爷给的这碗饭，全在自己的悟性。
是啊，全在自己的悟性。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看来光做到认真演戏，清白做人还不够，还得不断地攀登。预祝心有大志的何冰兄弟早日达到顶峰！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书封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何冰——勇攀高峰）
要你自己的心气不倒，生活就无法将你打败。
医生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和老医生正谈得热闹。小伙子个头不高，精精干干的模样，头顶上染了一撮黄发，骄傲地翘立着。我猜想，他是带家人来看病了。
医生见到我，示意我先坐下，这一年来和医生早就成了熟人。老医生指着小伙子，兴奋地对我说：“这孩子呀也是我治好的，19岁就得了淋巴癌，现在31岁了，早娶了老婆，还生了孩子。”
我吃惊地盯着小伙子，连忙说：“真看不出来啊，你是个病人。”我有意向他讨点经验，小伙子说，一直没把病当回事，该吃的吃，该玩的玩。
“你现在是习惯了吧？一开始，心情一定也不好？”我追问着他。“一开始也没多想，我还天天找同学玩，去歌厅K歌呢。就是尽量给自己找乐趣。反正治病是医生的事，不用我考虑，所以一直没觉得有多苦。你看，我现在不是和正常人一样吗……”小伙子说得很轻松。
19岁就得了绝症，在他人看来一定人生尽毁，可他却娶妻生子，每天活蹦乱跳的，比健康人过得还要有滋有味。
好像他一直活得如此喜乐，是不是正如小伙子所说，我喜欢给自己找乐趣，这是我战胜病魔的法宝。
我想起一个微信好友，原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长得帅，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几年前患上严重的肾病，但幽默的本性没变，依然喜欢和大家山南海北地闲侃，一桌子人常常被他逗得前仰后翻，他到哪里，笑声就到哪里。
因为不能再工作，闲着无聊，他迷上了旅行，几年来，走遍了东南亚地区，出版了一本摄影集。他说一边拍摄一边赏风景，是世间最美的享受。现在的每一天都活得很快乐。
有人问他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开心，难道不怕病情会随时恶化？他说我无法掌控每一件事，但我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
如果一个人怀着对疾病的恐惧，那将会是心理上最大的负担。不妨把眼睛用在寻找开心的事情上，快乐多一点，忧愁就少一点。
乐观与豁达，的确是医治的良方。
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你强一点，它便退一点。你若让一步，它便进一步。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也不要放弃自救，而心怀阳光积极乐观，是自救的最佳方式。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人，即使在逆境中他也不悲观、不绝望、充满活力，以豁达的态度去战胜一切挑战。
电影《美丽人生》的主人公圭多，是个身材瘦弱、幽默风趣的男人，然而在苦难中，他的精神却无比强壮和高大。
圭多和儿子被强行送往集中营，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哄骗儿子这只是一场游戏，奖品就是一辆大坦克。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的儿子，在阴霾之中，依然能快乐天真的生活。
因为在腥风血雨里，圭多画了一轮太阳，挂在了儿子的心上。让儿子相信前方依然是光芒万丈。
尽管集中营的生活风云莫测，圭多仍然带给他人很多快乐，他还趁机在广播里问候妻子：“早安！公主！”
哪里有圭多的出现，哪里就有光明和希望。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圭多就是那个用乐观作画笔，描绘太阳的人。
听过这样一句话：“出了这个门，有人遭遇风雨，有人逢着彩虹；有人看见虎狼，有人逢着羔羊；有人在春天里发抖，有人在冬天里歌唱。悲苦是蜜，全凭心酿。”生活的苦甜，是能人为改变的，只要你自己的心气不倒，生活就无法将你打败。
身处磨难中的人，如同被一大片阴云笼罩住一般，看不见曙光，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凝重。有人自此丢掉了一轮鲜红的太阳，让自己沉溺在无边无涯的黑暗里。
聪明的人会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画个太阳挂在心上，让它永不西沉。
主播｜刘玉婷
作者：若蝶｜来源：若蝶翩翩（ID：tym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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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王咏涛
图片：袁尚统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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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太阳，处处是阳光！
祝你长命百岁！”
这真是俗滥到家的祝福语，但真个活到一百岁，又将如何？
漫长的一个世纪，有太多的故事可以用来点数，有太多的故人可以用来凭吊，更有太多的余生可以用来回顾，回顾那个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过去。眼看着走过的足印消失在岁月的尘雾中，只剩下声音飘荡在脑海——这声音是哭还是笑？还好，还好，就算活到一百岁，是哭还是笑，还能由自己做选择。
6月13日，黄永玉动身前往了另一个世界，距离他的一百岁还差那么一点点儿。或许对活着的人来说有点儿遗憾，但对他来说，或许只是一趟新的旅程。这位“湘西老刁民”本就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想必他终于拿到了那张船票，正兴冲冲地去赴新世界的邀约，又何必哭天抢地地把他生拉硬拽回这人世间？到了这把年岁，如果死后的世界真存在，倒比这个世界更具有吸引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汽车飞机钱都省了。”
所以他不留骨灰，也不要纪念，想要脱掉这身老皮囊赴死亡的邀约。但人活一世，又岂能真走得如此干净彻底？尤其是有过他那么精彩纷呈的一生，又岂能真的随着他的肉身一并化作尘灰飞烟？如果死后所谓的纪念，就是一群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借着掉几滴眼泪、颂几句死者来联络感情，那么这样的纪念，不过是一场糊弄死鬼的闹剧，不搞也罢。
但记忆却不同，记忆是证明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也是抵抗遗忘的唯一武器——因为总有人想让世人忘记一些人和事。黄永玉深深地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为何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去写下那么长自述与回忆的原因。他要为那个时代，为他认识的那些人，为那些本应讲述却来不及讲述的人们，留下珍贵的记忆。因为史书上，不该只有天下，更应该有苍生。
在哭与笑之间，他选择笑着去讲述，因为他知道，总有人会打着“哭过了就算了”的旗号，去强迫人们遗忘，所以他要笑，他相信人们会循着他的笑声，找到这位差一点点一百岁的湘西老刁民从遗忘深渊中抢救出来的记忆。
至于他自己——
我尝够了长寿的妙处，
我是一个不惹是非的老头，
我曾经历过最大的震动和
呼唤，
我一生最大的满足是
不被人唾骂，不被人诅咒，
我与我自己混得太久，
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好。
……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十分好笑：黄永玉的九十九个年头》B02-B03。
B01 「主题」十分好笑：黄永玉的九十九个年头
B02-B03 「主题」哈哈，我经历一切
B04-B05 「主题」黄永玉说黄永玉
B06-B07 「文化」在线的人 ——从《线的文化史》延伸出去
B08「文学」西尔万·泰松：好故事未必是好小说
撰文 | 李夏恩
死：它更像是唱歌。有人盼望他早些结束，他却唱个没完；有人希望他一直唱下去，他却优雅地谢幕，静悄悄地走了。——黄永玉《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
死，会是怎样一副尊容呢？会是挥舞镰刀的农夫，瞬间收割生命的果实？会是满脸阴惨的巡捕，用铁链锁走最后的气息？抑或是悲悯的母亲，将如婴孩般的灵魂，抱在宽柔的臂弯之中？
对黄永玉来说，死或许是个冷面笑匠，一本正经地来到自己身边，伸出长长的手指来胳肢自己，一下、两下、三下……胳肢了这么多下，这老家伙居然还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皮不笑肉也不笑，看来真是死透了——可是说不准，“如果真有灵魂的话”，这位在这个世界笑惯了的家伙，在那个世界里被胳肢得哈哈大笑呢。
笑，几乎成了黄永玉的标签，他是个如此会讲笑话的人，任何事情他几乎都可以当成笑话来讲，再琐细的小事都可以成为他逗人发笑的笑料。他在北京西城鸟市相中了一只鸟，“羽毛特别漂亮，歌声也婉转动人”，是他没见过的，对方也会开价，张口要一二百元。黄永玉急着要买，一摸口袋却没有带钱，于是他和卖鸟的打商量，把自己的一幅小画押在对方手里，第二天取钱来赎。卖鸟的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答应了，还不肯连笼卖，借来一个盒子把鸟放在里面，用绳子捆好交给他。永玉得意洋洋地回到家，向亲爱的老婆张梅溪大夸自己得到了一只好鸟，“谁知打开一看，却是一双跛脚和独眼的老乌鸦”。
这本来是狠狠地上了一当，但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连说带比划的样子，却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仿佛这不是一件倒霉事，而是一个特意表演的搞笑小品。黄永玉就有这样的本领，把一切都变成笑话讲出来。他的杂记里满是切中时弊又不合“时宜”的笑话，他的回忆里满是令人捧腹大笑的餖饤碎屑，他的自画像，笑得嘴一直咧到耳朵根，笑得违反身体状况和物理定律地蹦起来冲天高。
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买鸟上当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笼子里装着的那只“羽毛特别漂亮，歌声也婉转动人”的鸟儿，正是黄永玉哈哈大笑的一面，也是众人透过他的图画和文字看到的那一面，永远充满激情与兴奋，永不停歇的乐观与好奇。但是内里，装在那个盒子里带回家的那只“跛脚和独眼的老乌鸦”，则是他的另一面，他的愤怒、失望、无奈、不甘……
以及悲伤的哭泣。
《笑》出自黄永玉《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
就像他画的一幅漫画一样，两个嘴角向下咧开的哭脸中间，是一个嘴角向上吊起的笑脸，在这幅漫画的下面，他写道：
“笑，两个哭的演出中间那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他的文字里也会流露出这种悲伤，尤其是当衰老的皮囊难以完好地包裹住内心的悲伤时，眼泪会顺着笔端淌在纸端上：
长寿、长寿，
同辈的人全都死了，
倒像是一个新来的
外乡人，
我孤零零茫然四顾。
……
……
长寿、长寿，
厮杀了整整一个世纪，
同志们撇下我走向天堂，
战场是那么寂静，战壕里，
剩下一个活着的我。
……
我是干瘪的橘子，
我是熬过了冬天的苦瓜。
……
人们用好奇的眼光，
盯我身上的每一部分，
发皱的双手
和颤抖的步伐。
吃饭时老打翻的饭碗，
满身衣服是板烟烧的洞眼。
低头看一行书，
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
爱情和我这么遥远，
仇恨像一缕轻烟。
我知道，
存在对于我，
早已和别人无关。
黄永玉画的猫头鹰，题曰“此作余遭灾之图也”。
黄永玉写下《假如我活到一百岁》这首诗时，是在1980年，他也不过56岁，距离那个“假如”的一百岁，还有足足44年。妻子儿女都环绕在他的身旁，旧日的朋友也大都健在，时时往来，但他却似乎真的预见到了自己去掉了“假如”二字的百岁那天，亲朋故去，孑然一身的孤寂与悲伤。但他的悲伤并不会洇成一片，依然会聚拢成那张永远真诚的微笑着的脸，就像去赶赴一场未知的旅行：
嘿！
那一天将会到来，
像一次旅行一样，
我将提着小小的行囊，
在前胸口袋插一枝未开的玫瑰，
有如远航的老手，
不惊动别人，
反手轻轻带上住久了的
家门。
家
蜜泪
家门打开的时候，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坐在窗台上。
这孩子的模样长得不讨喜，爷爷当着全家人的一句评价“近乎丑！”让黄永玉记了一辈子。他爸爸的一句“嗳！无所谓。”也让他记了一辈子——尽管当时的黄永玉肯定听不懂爷爷和爸爸对自己戳戳点点说的是些什么，但足够他把这两句记了一辈子的话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听，写进自己的自述里，直到他的每一位读者都记住这个老头儿曾是个“近乎丑”的婴孩。
“肿眼泡，扁鼻子，嘴大，凸脑门，扇风耳，幸好长得胖，一胖遮百丑”，除了最后那句“幸好长得胖”没有坚持下来，其他的样貌，黄永玉坚持了一辈子，在他的著名的私家园林“万荷堂”里，他特意为自己塑了个像，像个小孩子一样，腰间系着块布，光着上身，腆着肚子，叉着腰，手里却握着一只烟斗。肿眼泡、扁鼻子、大嘴、凸脑门和扇风耳，都足足被夸大了好几倍，好像自己还挺得意这一副被评为“近乎丑”的相貌。他还画过一幅小老鼠，一样的肿眼泡、扇风耳，只是尖鼻子小嘴，得意地翘起一条新月似的尾巴，下面配了一行小字：
“我丑，但我妈喜欢。”
黄永玉生于1924年，岁在甲子，属鼠。
尽管老鼠总是一副不讨人喜的嘴脸，但它也分明有令人敬佩的地方——极强的适应力，足够敏捷的身手、足够小心的勇敢，以及足够旺盛的生命力，在任何艰困的环境下，老鼠都能凭借自己的三样长处活下来。从这点来说，黄永玉真是个货真价实的鼠年生人，他的适应力强得令人瞠目结舌，这种能力一开口便能体现出来，湘西凤凰话，自不待言；闽南话，也不在话下；上海话，反正耳朵听得明白；粤语，高兴了也可以来两句——这种天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体现了，12岁那年，他爸爸给他买了两位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合著的《漫画小事典》，看着漫画中人物的对白，他和朋友们认真地研究过，漫画中上海人的那句“妈特皮”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的东西。直到多年后，那句曾蒙鲁迅笔下垂青的国骂，从他那张阔嘴当做发言后缀吐出来时，已经炉火纯青得像个世居胡同里的老北京。
1931年左右，火灾后古椿书屋的合影，自左至右：黄永厚（二弟）、黄永玉、黄永光（四弟）、黄永端（堂妹）。
适应力强，对个人来说是种赞美，但同样也是一种重负，它意味着周遭的环境对待自己并不那么友善，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艰险，适应是唯一的存活之道，不然面前便只有死路一条。黄永玉生长的家乡湘西凤凰是个典型缩影。诚然，在黄永玉的笔下，他的家乡总是满眼生意盎然，就像他在两三岁时，透过“古椿画屋”的窗口，看到外面的世界一样：“栽满了长着青嫩绿色大刺，开又白又香小花的矮棘树，除了蜜蜂和蝴蝶，连猫也挤不进去”。
少年时代在家乡凤凰县城的漫游，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场面，北门外的清水河“河底满是鹅卵石和房子般大的石块。行家们在那儿钓鱼，孩子们在那儿洗澡”，河上游则有着“苍翠之极”的峡谷，“太阳要在一定时候才照得到某块地方。黄鹂和画眉在里头唱歌，高高的岩石上懒洋洋躺着等太阳的豹子”，北城河岸上洗衣的女人，“用‘芒槌’在使劲地捶着衣裳，大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就在河边打了起来，滚在水里搏斗！”黄永玉还特意描述了她们的年轻丈夫“居然搭着肩膀坐在城垛子上观战，褒贬着战况的得失”。
如此热闹喧嚷的生命力从纸端呼之欲出，这当然并非黄永玉向壁虚画的创作，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乃是他有意无意布下的障眼法。一如又白又香的小花长在棘刺中间，凤凰的田园牧歌般的美景也生长在艰困的环境之中——孩子之所以在河中洗澡，是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几种娱乐活动之一，河流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游戏场所，更是谋生之地，洗澡在凤凰是游泳的代名词，年纪小小的孩子在河中不仅要学会游泳，更要下河捉鱼补贴贫乏的家计，只是这些懵懂的孩童善于把劳作当成游戏来让自己开心。峡谷的山林不仅会传来动听的鸟鸣，更可能传来死亡的咆哮，那只“在高高岩石上懒洋洋躺着等太阳的豹子”，在某一天，便突然咬死了黄永玉童年时代好友苗人隆庆，咬掉了他的半个脑壳。
艰险困厄是无处不在的，只是它并非时时呲出它的獠牙而已，但也会透过一些细节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些滚在水里搏斗的洗衣女人和在城垛上观战的青年丈夫们，当然可以视为一场令人发笑的活剧，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刚好体现出弥漫在这座湘西边城暴戾之气的一体两面：好勇斗狠和麻木冷漠。翻看记述凤凰地方史的《凤凰厅志》和《永绥厅志》便会轻易发现，叛乱与镇压几乎占据了这座小城的绝大部分岁月，下面的一条史料是颇具典型性的记载：
“四十年三月，乾州苗叛，镇筸游击队长沈长禄剿之，破老家寨，既而马鞍山、毛都塘等十余寨苗复出，杀守备许邦恒及千总孙清并官兵百二十余人……四十二年九月……歼戮四千余人，生擒无算。”
北门河边行走的女人，用肩子遮住脸。有男人在河里洗澡。出自黄永玉《往日，故乡的情话》。
暴戾之气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是幼小的孩童，只要抬起眼睛，就不难看到暴戾留下的痕迹，就在距离那条孩子们游泳洗澡、女人们洗衣打架和男人们嬉笑观战的河流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北门考棚的对面，有座高大的影壁，钉着几排铁钉，“时不时从乡里挑来一担担切下来的人头，其中还有几岁大的孩子，一串串人的耳朵，人们才明白钉子的用处”。
“为什么诗意、牧歌、欢乐能跟苦难、愚昧糅合在一起呢？活像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眼泪。”
多年后，黄永玉在自述《蜜泪》中如此描述自己生长的家乡，回顾过往，他很清楚那座哺育他的湘西边城“那时候文化、政治、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了，山雨欲来，当地老百姓若不是找一片屋檐躲起，便得让鲜血淋得全身湿透”。
个人面对压到头顶的腥风暴雨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适应它，努力从中找寻生存的法则。黄永玉找到的生存法则，可以说也是湘西人的共性，那便是坚忍与豪爽，前者帮助他扛过那些随时奔袭的痛苦，而后者则在忍受痛苦时提供发泄的渠道和忍无可忍时的勇气。
这两者对黄永玉来说缺一不可，只有坚忍，那么坚忍最终只会逐渐蜕化为屈服于苦难的苟活；只有豪爽，则会时时以好勇斗狠的方式发作，无法自控，最终同样会走向自我毁灭。能忍受痛苦，也能在适时的时候发作，这就是黄永玉的生存法则，也几乎铺就了他前行的道路。
前方的道路是条极为现实的道路，“风景与情调当不得饭吃，正如一年不看画、不听音乐死不了人一样”，就像黄永玉所发现的那样，家乡并非一个奇幻的温柔乡，成长就是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现实并且去适应它，因为“生命的末端是个最实际的存在，也是最令人费神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人活着，就要实际的活下去。
“上海跑马厅有没有我们的‘大教场’大？”出自黄永玉《往日，故乡的情话》。
生
浪荡汉字的生存法则
活下去的第一步，是要吃饭。
但遗憾的是，在黄永玉的生命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却是饥饿。16岁的他离开学校，独自闯荡，栖身德化，正值长身体的年龄，却只能和他同样贫穷的小伙伴们以当地的竹笋果腹，“我们买来剁成丁子，抓两把米煮成一锅清粥，几个孩子一口气喝得精光，既不饱，也不补人，肚子给胀了半天，胀完了，和没有吃过一样。半年多，我的大腿跟小腿都肿了起来，脸也肿了”，但“人也长大了”。
尽管饥饿与贫乏时时折磨着他，但他依然豪爽不改从前，他甚至还收了两个徒弟，一个瓷厂小工，一个小学教员，当这两个徒弟一个被抓了壮丁，一个妻子遭受强奸却只能忍气吞声时，黄永玉决定出头帮他们报仇，他找了一些“清朝开大炮的小铁球”，找到那个他认为是欺负他朋友的家伙，“当然给了他一下”。
虽然三年后，当他特意回到当年“作案”现场去看看时，才发现自己当时打错了人，但是他发现自己打的是个抓壮丁的狗腿子保甲长后，又释然了，“但是也不错，打了保甲长”——这次替人报仇的侠客之举让他被迫离开，再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贫困与饥饿之旅。
黄永玉不仅要忍受贫穷与饥饿，暴戾的鞭笞也会不知何时就狠狠落在他的背上。最残酷的一次暴行，就发生在他44岁生日的那天，已经遭受数日无休止口水和拳打脚踢的折磨的黄永玉被押到台上，打手们勒令他下跪，接着用带着铜头的皮带狠抽他的脊背，他的衬衣被打得稀烂，他的背后血肉模糊，但是他依然坚强地忍住了遭受的痛苦，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喊疼，如果他求饶，那只是满足了那些施虐者们残暴的欲望，“我不能让打手们得到满足”，因此，他一边数着鞭数，一边告诫自己：
“老子叫一声痛，便是狗娘养的！”
“春君幸毋相忘。”出自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
坚忍，让黄永玉撑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他如此能忍耐，以至于一位打手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折磨黄永玉的身体是办不到的，要摧毁他的意志。”多年后，他将自己当时的感受写进了一首诗中：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人们偷偷地诅咒，又暗暗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火车不幸，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每个正直的人都需要学会坚忍，才能撑过最艰难的时刻，坚忍让人不至在暴戾的鞭笞下屈服倒下，豪爽则让人可以在一次次摧折下再度站起来，挺直腰杆面对不断袭来的冲击，黄永玉将其称为“无可奈何之外幽默的回响”，他确实要配合在这场荒诞而暴戾的大戏中扮演一个为自己安排的角色，但如何表演却由乎自己的内心，在下放的农场里，他每天来回二三十里地去种地，和他的难友们一起卷在队伍中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些狼狈落难的家伙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就像他在家乡时，从注定即将袭来的血雨腥风中找到了奇幻而瑰丽的童年时光一样，他也在坑坑洼洼的泥路和押解般的劳作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派他看菜园子，他能发现“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仿佛这不是苦作，而是一场美丽人生式的游戏，在被迫的荒诞中创造出能让自己继续坚持下去的乐观的真实。就像他在无数个深夜，弓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给妻子写的情诗《老婆呀，不要哭》一样，尽管坚忍就像蜗牛的外壳一样抵御着暗夜生冷的鞭笞，但是内里藏着的豪迈之情，却温暖而柔软：
我们有过悲伤，
但我们蔑视悲伤。
它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丝上的游丝，
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
我们有太多的欢笑，
我们有太多的为中年的欢笑，
而设想的旅程，
在我们每一颗劳动的汗珠里，
都充满笑容……
《不忍之言》，讲述黄永玉家一只老猫在特殊年代的不幸遭遇。
哭不出来
哭，总归是年轻人的资格。唯有年轻，才能哭得眼泪滂沱，泪如雨下。人衰老的特征之一，就是泪腺的萎缩。年轻时眼睛之所以清澄明澈，大都是因为眼泪的滋养，人老了，眼泪干了，眼睛也变得浑浊不再明亮。老年人的悲伤不再是年轻时的号啕大哭，甚至老泪纵横这四个字随着年纪增长，都变得力不从心起来。
“我的朋友死了，我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他点数了一个个死在他前面的朋友“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
这些死在他前面的朋友，几乎都被他写进了那本回忆《比我老的老头》里，李可染死的时候，他离着太远，“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沈从文表叔死了，他望着书房墙上一幅围着黑纱的照片，想着“表叔真的死了”。黄苗子对死的安排，和黄永玉最投契，他写了三份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不搞遗体告别”，并且打算吩咐自己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黄永玉声称这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
但是有一位朋友，却没有出现在这些朋友的行列里，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死的时候，黄永玉在佛罗伦萨，一天，他在楼上时，他的女儿黑妮回来告诉他：“爸爸，汪伯伯去世了。”
青年时代的黄永玉与沈从文。
“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黄永玉把这种感受比作“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了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是真的没有悲哀吗？
汪曾祺与黄永玉之间的友谊从热络到隔膜，始终是一个谜，这两个天才的头脑在终于解脱了捆绑的束缚之后，却没有再度碰撞在一起，激出灵感的火花，这让许多人都觉得倍加遗憾而又不解。他们的分开似乎莫名其妙却又毫无缘由，只有许多碎屑如蛛丝马迹一般提示着可能的答案。
人们的习惯是给结果一个具体的原因。黄永玉因为“黑画”事件被打入另册后，朋友们纷纷来偷偷看望，但这其中却少了汪曾祺的身影，这不免让这位性格耿直的汉子心生不平。另一件事似乎也为这两位多年老友分道扬镳提供了一个注脚，汪曾祺被控制使用成为《沙家浜》的编剧，在朋友们眼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在多年后，黄永玉用一种淡然的口气解释道：“也许是他太忙”，但当时的心态或许没有那么淡然，在1976年7月18日写给黄裳的信中，他写道：
“汪兄这十六七年来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入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
无论是出于明哲保身，还是那个更阴暗的“一阔脸就变”的推想，是汪曾祺最先疏远了这段友谊。在那个时代终于过去后，汪曾祺曾经去过黄永玉家里，“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给我。可就是没话可说”，多年后，黄永玉用了“创口”这个词来形容两人友谊的隔膜，“这个创口要慢慢地愈合，后来我也开始忙了，然后越来越忙……唉，我也变得忙起来了。”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
忙似乎能将许多问题一带而过，尤其是情感问题，因为忙而顾不上联络彼此，而友谊依赖的是不断的修补，因此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但忙也是个用以回避问题的借口。
如果仔细查考的话，就会发现，所谓的渐行渐远，并非双方背对而行，而是黄永玉在信中所言“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是汪曾祺刻意与黄永玉保持距离，他对昔日的龃龉不加任何辩解，只是保持沉默，尽管他明知只要自己走进那扇熟悉的大门，那串给他下酒的豆腐干，会依然吊在厨房显眼的地方。
但是，他无法迈出这一步，原因或许是像他在《随遇而安》中所写的那样“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颗受过伤的心，并非不想念，而是，有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不一定要随身携带，远离它，反倒是更好的保护。
汪曾祺与朋友宋志强的一次谈话无意中透露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当宋志强问起汪曾祺“您家里怎么没有黄永玉的画？”汪曾祺答道：“没有！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黄永玉的画现在值钱了。每幅画，拿到国外都能卖一万块钱，我和人家要一幅，不就是要人家一万块钱嘛？”
黄永玉如今已经享誉中外，尽管汪曾祺的名气并不亚于这位老友，但是在他心中，友谊是不能沾染任何市侩气的，哪怕他明知黄永玉送给朋友的画作不能以金钱衡量，但于他而言，与黄永玉的交往依然可能被架在金钱衡量的天平上，无论他接受或是不接受，他都无法承受这份于他而言昂贵的友谊。如果，黄永玉还是那个一张版刻卖个五块钱的浪荡子，而自己依然是个西服都穿不整齐的小老师，指望着去蹭一顿黄裳的饭吃，那么他们依然会是亲密的朋友。
黄永玉作品。
可是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场为黄永玉接风的聚会中，黄永玉特意开列了宾客名单，其中包括汪曾祺，而汪曾祺也没有再刻意推辞，而是应邀而来。聚会中的黄永玉是绝对的主角，“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而汪曾祺则只是“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两人或许彼此都明了这一点，只是，再没有机会向对方亲口说出自己的心意。黄永玉还记得在这场聚会上自己和汪曾祺说的最后的话：“听说你又在画画了？”汪曾祺则答道：“我画什么画？”
说到画，汪曾祺在参加常德的一场笔会时，曾经在饭厅看了一幅黄永玉的泼墨大中堂，“是画在一块腈纶布上的，题曰‘索溪无尽山’，烟云满‘纸’，甚佳”——这是他对老友画作诸多称赞的一次，在这篇游记的最末，他特意写了一副对联，与老友的画作配：
欹枕听雨
开门见山
在座的所有人，除了汪曾祺之外，或许都不知道其中暗藏的典故，那是四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是1948年，他和黄永玉还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把他称为“天才的画家”，他们会把臂而行，“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然后，他回到学校的铁皮棚子里，独自批改着学生的作业，“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
在那一年的年底，他在给黄永玉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笑的安魂曲
“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汪曾祺去世多年后，黄永玉如此说道。但他终于还是下了笔，在他的《无愁河的流浪汉子》的第三部《走读》中，他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自己和这位老友最初的交往：“曾祺个子和序子（黄永玉在书中自称）长得差不多，嗓门清亮。第一次见面好像今早晨、昨天、上个月、几年前常常见面的兄弟一样，犯不上开展笑颜，来个握手”。不知是真实还是虚构，黄永玉在书中还特意为汪曾祺打抱不平。当他的其他朋友批评汪曾祺“骄傲，一晚上三四个钟头混在一起，没听见说几句话”时，他有些愠怒地起而回道：
“喔！这话有点混蛋。说话少就是骄傲？怪不得各位少爷在这里谦虚得我一晚不得安宁。曾祺这人天生能抵抗纷扰，甚至还觉得有趣，也可能是一种不愿吹皱一池春水的诗意——有时我跟他一整天地泡，自觉话多，有点抱歉，他就会说：‘说、说，我喜欢听！’”
他似乎已经明白了汪曾祺在最后那些年保持缄默的原因，明白了这段渐行渐远的友谊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写在书中的这番辩护，既是为了七十年前的新朋友汪曾祺辩护，也是为了半个世纪后的那位缄默的老朋友辩护。虽然，他已经听不到了。
但或许这一切都不要紧了，因为当他写下这段话时，他已经97岁了，“如果不摔，不病，九十七岁的人还有几年活？开了刀，一切正常又还有几年活？”
黄永玉《神灯》木刻，1948年。
这番咄咄逼问，似乎让人觉得他很在乎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但接下来，他又恢复了自己的本色：“前些日子我九十七岁生日，晚辈们对我祝贺：‘祝你老人家长命百岁。’”
“我的天，只剩三年的命啦！”
这是一个唯有活到他那个年岁才有资格讲的笑话。他毕竟是黄永玉一个哪怕浸泡在苦涩泪水里，还是会让自己笑出来的湘西老刁民，一个年过半百就安排好自己骨灰去处，打算和孤魂野鬼一起热闹的浪荡子——如果这世上真的有所谓的灵魂，那么，这个爱笑的灵魂，一定会在离开的那一刻，把在这个世界花了99年搜集好的笑话，带到那个世界去讲给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灵魂去听，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告诉他们，他虽然没有埋下自己的骨灰，却在这世上埋下了一颗笑的种子：
挖个洞，把笑埋进土里，
到春天，种子发芽，
长成一棵大树，
像座高高的钟楼，
风来了，
满树都响着
哈！哈！哈！哈！
《时间》，出自黄永玉《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
撰文/李夏恩
编辑/宫子
校对/薛京宁，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