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讯（记者 王萍）11月28日，《米其林指南2020北京》正式发布。这份榜单上，最高等级的米其林三星餐厅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两家，米其林一星餐厅20家。
三星餐厅一家：新荣记（新源南路）。
二星餐厅两家：京兆尹、屋里厢。
一星餐厅20家：采逸轩、萃华楼、大董（工体东路）、大董（东四十条）、厉家菜（西城）、富春居、淮扬府、IL Ristorante-Niko Romito、湘爱（工体东路）、京雅堂、老吉堂、利苑（金宝大厦）、Mio、拾久、家全七福、晟永兴（朝阳）、北京厨房、The Georg、新荣记（建国门外大街店）、新荣记（金融大街）。
今天同时揭晓的还有62家“米其林餐盘”餐厅：Amico、聚、羊大爷涮肉（麦子店西街）、百味园饺子馆、匠牛饺子、花开素食、鸢尾宫1893、紫膳、意味轩、恰（南三里屯路店）、乡味小厨、曲廊院、大里院子、德缘（大栅栏西街）、锦庭、祈年8号、席、老北京炸酱面大王（东兴隆街）、Fresco、福满圆（新源里）、孚道、贡院蜀楼、国贸79、东煦·炉端酒场、海天阁、禾家、Jing、老干杯、叶叶菩提（光华路）、乐·墨瑞、霖舍、花马天堂、莲花空间（金城坊街）、鲁采、长安壹号、福楼、文华扒房、1949-全鸭季、Opera Bombana、金阁、全聚德（前门大街）、拉兹、程府宴、左岸、三清潭、香宫、四季民福（工体东路）、苏帮袁（将台路）、夏宫、鮨龙、桐寿司、和木私厨（西城）、同春园、渡金湖、Trb Hutong、沃夫冈牛排馆、梧桐、新明园、玉、裕德孚、止观小馆、紫金阁
据了解，除了星级餐厅和“米其林餐盘”餐厅外，此次北京米其林指南还在11月18日提前公布了首版北京“必比登推介”餐厅名单，评选出了包括爆肚金生隆、宝源、北新桥卤煮、功德林、静一、Keaami、柴氏风味斋 (海淀)、柳泉居、方砖厂69号炸酱面、荣小馆 (百子湾南二路)、红馆、天厨妙香素食 (朝阳)、玺源居 (前门大街)、尹三豆汁、玉华台 (西城) 在内的15家“必比登推介”餐厅。
米其林中国区总裁伟书杰表示，米其林来到北京，将开启全新又一程美食之旅，必将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京味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符号，米其林的评审们走进胡同、四合院和现代化大厦，品味小吃、宫廷美食和各种佳肴，感受到“讲究”代表了北京态度。米其林将致敬京城精神，致敬京味美食选料讲究、博采众长。北京美食遇见米其林，将开启一段敬意旅程，致敬凝聚了中华美食的“匠心”。
■名词解释
星星、必比登和餐盘，三个都是“米其林”
虽然米其林大名鼎鼎，但是很多人还是分不清米其林的“星星”、“必比登”和“餐盘”这三个榜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米其林餐厅”一般指拿到“星星”的餐厅，比如今年9月揭晓的2020上海米其林指南中的Ultraviolet就是唯一一家最高等级的三星餐厅，吉品轩、泰安门、喜粤8号 (汝南街）、御宝轩（黄埔）、乔尔·卢布松美食坊、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新荣记 (南阳路)、雍福会8家均为二星餐厅。
“必比登”主要是“不起眼但提供物超所值”的餐厅或街头美食，这类餐厅最主要特点是人均消费不超过200元，当地的特色菜或者百姓口中的老味道可以从这里找到。前不久揭晓的北京“必比登”名单中，就不乏豆汁、爆肚、卤煮这些地道小吃。
“米其林餐盘”前身叫“米其林推荐”，2017年开始称为米其林餐盘，一般来说这类餐厅会囊括很多优质餐厅，各种类型都有，餐盘餐厅很多是非常有能力冲击“星星”的。比如上海的Jean-Georges就是曾经的“米其林餐盘”，时隔一年后摘得了一星。
不久的小长假，笔者去了一座京郊的古寺旅游。在参观这座古寺的大雄宝殿时，导游指着三世佛的雕像，用非常遗憾的口吻说，这些雕像在几十年前被砸毁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后来重塑的。有人开玩笑问：“新的和旧的有什么区别么？”导游白了一眼，用不无鄙夷的口吻说：“旧的是金丝楠木的，新的是黄花梨木的，这俩能一样么？”殿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哄笑声。
之所以有这番哄笑，想来因为在世人眼中，楠木是一种远比黄花梨木要名贵的木材，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古代，为了砍伐和运输楠木，许多人付出了血汗乃至生命，而楠木也因为“吸食”了太多血汗和生命的缘故，变成了一种拥有巨大破坏力的“神木”。
一、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明代谷泰撰《博物要览》有云：“楠木产豫章及湖广云贵诸郡，至高大，有长至数十丈，大至数十围者，锯开甚香。亦有数种，一曰开杨楠；一曰含丝楠，木色黄，灿如金丝最佳；一曰水楠，色微绿性柔为下。今内宫及殿宇多选楠材坚大者为柱梁，亦可制各种器具，质理细腻可爱，为群木之长。”
《博物要览》
楠木不仅自贵，还能贵人。《太平广记》中写樵叟八人，每天去冯大亮家饮酒，从来不给钱，冯大亮性情豪爽，亦不计较，任他们吃喝。有一天，其中一人从袖子里拿出一根五六寸长的楠木树枝，栽在冯大亮家院子里，对他说：“劳置美酒，无以为报，此树径尺，则家财百万。”言讫而去。没几天这棵楠木就长到十余丈高，直径逾尺，而冯大亮家自此“金玉自至，宝货自积，殷富弥甚”——楠木的“贵气”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楠木名贵、吉祥和拥有“群木之长”的地位，所以明史记载，明代的宫城和城楼、寺庙、行宫等重要的建筑，其栋梁必用楠木。楠木的贵重，除了因为数量稀少、质地坚实和质量精美之外，还有从深山老林里砍伐和往外运输的难度极大。《四川通志》记载为了营建宫殿而“采楠”所耗费的力气：“楠木一株，长七丈，围圆一丈二三尺者，用拽运夫五百名，沿路安塘，十里一塘，一塘送一塘，到大江”，等于为了将一棵楠木运到长江航运，中途几乎要开通一条运河。那么一棵楠木运到长江边的花费是多少呢？“计木一株，山林仅十余金，拽运辄至七八百人，耽延辄至八九月，盘费辄至一二千两之上！”凑齐八十株树，扎一大木筏，召集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民夫四十名，“出三峡，道江淮，涉淮泗，越历江湖，逶迤万里，由蜀抵京，恒以岁计。”这期间伐木工人和运输的民夫遭遇“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当时蜀地流行一谚语叫“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以至于“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
也许正是因为一棵楠木上浸染了太多的血和泪，加之多用于宫廷，导致民间对此种木材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敬畏感。明代钱希言著笔记《狯园》中记湖广襄阳道中有一“楠木神”，商旅行舟，触之皆碎，相传是有个运输楠木的木筏遇到暴风，散了架，“失此一木无获，岁月浸久，便成精怪”，岸上的百姓和往来的船家以其破坏力惊人，特地建了一座“南君庙”而祝祷平安。
《狯园》
褚人获所著笔记《坚瓠集》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个姓卢的，坐船在长江中航行，突然遭遇一阵狂风，船在江心颠簸欲翻，吓得船家连呼“楠木大王保佑，楠木大王保佑”，姓卢的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等到风平浪静时问船家，船家说，此地有一楠木成精，每天漂浮江中却难见踪影，不知为什么，它专喜欢“鼓弄风波，破舟损命”，所以遇到突然袭来的狂风，必须连呼楠木大王的名号告饶乞命，才能不至翻船。这姓卢的想来是个胆大的书生，上岸后即作文一篇，牒报水府，上面有“象穷魍魉，转深铸鼎之思；诚格神明，欲下燃犀之照。惟川灵之失纲，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风师亦助虐。其与首恶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来，屈期，命驾诣江上，大集人夫缚木”的字样，大致意思是说妖木竟敢在江上鼓风作祟，害人性命，我现在给你三天时间投案自首，过了三天期限，看我不召集民夫将你捉拿归案！岸上的人们都望着他偷笑，谁知没过多久，真的看见一块巨大的楠木顺江漂了过来，姓卢的让人将其打捞到岸上，正好县里正在修学堂，直接拿去用作明伦堂柱了。
《坚瓠集》
二、大楠将军，二楠将军
除了楠木大王，还有楠木将军。
宣鼎在《夜雨秋灯录》一书中写元代发生在自己的老家安徽天长石梁镇一事。
《夜雨秋灯录》
当地有一座古刹，是酷爱佛学的梁武帝所建，“殿宇甚宏，院产尤沃”，但寺中的和尚仗着香火旺盛，不守清规戒律，重金买了几个美貌的妓女养在地窖里，表面上念着阿弥陀佛，背地里却干着淫秽下流的勾当，外人无从察觉。
这一天，寺里正在进行修缮工程，有个漆工发现大殿的梁上有光芒在闪烁，正惊诧间，突然从上面掉下一块砖来，上面绘有两只守宫（即壁虎），“睛赤髯苍，鳞爪沃雪，一瞥眼，已长尺有咫”，工匠们一时间全都吓懵了，片刻，有人大喊一声“这是龙啊”，众人全都醒悟过来，四散奔逃。这时只听殿外雷声大作，暴雨如注，翻卷的黑云中一条青龙从天而降，直往殿里俯冲，“门小，龙首碍，因侧角蜿蜒入”。这时那两只守宫已经彻底化为两条小龙，像迎接青龙一样向它飞去，三龙戏舞间，只见瓦砾飞舞，屋宇楼阁一齐成齑粉。那条青龙攫取了大殿内宝瓶中的一颗“大如碗”的宝珠，而两只小龙则各挟一根楠木横梁，冲天而去。
“少顷，雨霁，烟雾散”，原来富丽堂皇的古刹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遍地积水浸瓦砾”，附近的人们和先前逃走的工人纷纷返回来观看，只见所有的僧人都不知去向，只剩下正殿地下的洞穴中，暴露出女人穿的鞋和用的净桶，人们这才知道，原来那些僧人将这里变成了泄欲的淫窟。
再说距离石梁镇不远的一处村落里，“其雨之倾盆时也，远村见黑云如山，垂垂扑庙下，旋即腾上，犹约略见龙伸巨爪，持殿梁舞”。不久，那两条小龙飞到湖的上空，似乎挟不动楠木横梁了，“蓦然抛坠湖心，泛泛忽不见”。
从此以后，每逢阴雨天，住在湖畔的人们和船家，就听见两块木头相撞的声音，噔噔噔噔的，一旦声音停止，就要转晴，屡验不爽。经过明代数百年的浸泡，那两根漂浮在湖面的楠木横梁“受日星精气，渐为厉虐”，此后就像鱼雷一样，只要遇到游船或是渔船，逮谁怼谁，“如箭激赶，至则船碎”。长此以往，渔民和渡河的旅客苦不堪言，以至于每次放船之前，必须先高呼“大楠将军、二楠将军保佑”，且香帛礼祭之，才有可能幸免于难。
直到道光年间，有父子渔夫两人，夜间撒网捕鱼，凌晨时分，一网下去突然感到特别沉重，两个人很高兴，以为捞到了大鱼，但“网重，轻易不能达岸”，时间一久，船仿佛抛了锚一样丝毫动弹不得，而且渔网越来越重。父子二人开始急躁起来，“欲弃网割缆则不舍，欲曳则船将覆”。正在惶急间，忽然远处开来一条官船，“男子数十人，皆箭衣窄袖”，容貌端庄，气度不凡。父子二人急忙大声呼救。那艘官船立刻靠近了渔船，几个人跳上来，将两只船联结在一起，一边帮他们拽渔网，一边将两条船一起往岸边划。渔夫父子手忙脚乱中，不小心还将一只鞋甩在了官船上，还来不及捡，船已经靠岸，而网中之物也被抛到了岸上。官船随即解开了联结两条船的缆绳，准备离去，“渔人将烹茗炊饼以酬，不受，匆匆去”。
这时天已大明，渔夫父子打开网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并无寸鳞，唯一极大楠木，满身生绿苔如毛”。他们哭笑不得，不知这算什么收获，但仔细一想，若非官船上那群人的帮助，恐怕连这块木头也捞不上来，便到岸上的龙王庙里焚顶酬神，无意间发现庙里悬挂的一艘神船湿漉漉的，船底和船帮上覆满淤泥，甲板上还有一只草履，正是刚才甩丢的那一只，“恍然悟神之冥助也”。
三、奉旨砍树，未能得逞
无论“南君”、楠木大王、楠木将军，从称号到故事，都不难体会到时人对这种树木无可名状的恐惧。但说来讲去，之所以恐惧，也是因为其太过值钱，而诱发了从皇室宗亲到达官贵人无穷的占有欲的缘故——这种占有欲是搬出多么强大的神鬼也遏制不住的。
《子不语》中写四川有一处人迹罕至的森林，“古木万株，有首尾阔数十围、高千丈者”，一个负责采办贡木的官员杨某到这里查看，发现“有极大楠木一株，枝叶结成龙凤之形”，这可把杨某乐坏了，正在组织伐木工人施以斧锯，谁知锯齿刚刚贴近树干，“忽风雷大作，冰雹齐下，匠人惧而停工”。
当晚，杨某梦见一个穿戴古代衣冠的人，拱手对他说：“我乃是燧人氏钻木取火的大树。当天地开辟后，三皇递兴，一万余年，天底下只有水，并无火。燧人氏从我身上钻取到火种，从此人们才能吃到煮熟的食物，不惧严寒风雪，不信可以看看我露出地面的树根，上面还有当年的灼痕，难道您忍心让那些伐木的工人把我砍伐吗？”杨某说：“当初人们吃生食的时候，肠胃没有火气，很少生病，都能长命百岁，自从吃了熟食，小则痔疮，大则肺热引发的痰壅，皆火气熏蒸而成，何况我是奉诏采办，不砍伐你，不能销差。”第二天，他还是指挥砍掉了那棵极大的楠木，哪知运到河道里，“忽风浪大作，一木沉水中，万夫曳之，卒不起”……
杨某的话语和姿态都令人厌恶，无论从哪个角度统计，吃熟食的人的平均寿命都远远超过生食者，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强词夺理，真正霸蛮的是搬出自己的皇差身份，一副钦命一亮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嘴脸，但最终也没有得逞。我很喜欢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说过的一段话：“老树阅世至百年，得日月之精华，受雨露之滋培，其灵气愈积愈厚……古圣人断一树杀一兽必以其时，盖以天地所生之物，不忍无故残损也，而况老树阅世至百年以外者乎？彼违天地好生之德，肆意戕物，可以无伐而必伐之，则获祸宜矣！”
但推究来去，获祸的究竟是谁呢？是指使砍树的官吏？还是享用宫殿的权贵？掩卷细思，楠木为厉、为王、为鬼、为怪，最终残害的都是弱小无辜的百姓……鲁迅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由此看来，这楠木也很沾染了点儿欺软怕硬的国民性。
“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原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解读三星堆文化
嘉宾许宏
主讲人：许宏
时间：3月27日、28日
晚8：00至9：30
方式：线上课程
近几天，三星堆遗址的最新发掘成为疫情时代一道亮丽的考古风景线，媒体竞相报道，大众关注度日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应邀开设线上课堂，就大众的众多疑问给出了专业解答，既有答疑之功，又有解惑之效。
讲座中许宏提到，自己的新著《发现与推理》刚刚面世，三个小时的讲课容纳不了太多内容，主要在答疑解惑。好在他把作为考古人的学科反思，以及考古队长二十年的亲历都写在了书里。
许宏的这本书，是几十年摸爬滚打后的厚积薄发。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本版特将讲座内容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二里头的青铜文明比三星堆青铜文明，要早好几百年
按我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国古代文明史可以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满天星斗的无中心多元时期，这是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也可称为前中国时代。从二里头开始直至西周王朝，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即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三星堆就是这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星。
大家对三星堆出现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而没有文字感到讶异，其实这讶异恰恰说明我们的常识可能存在问题，那就是潜意识里的中原汉字霸权主义意识。日本和欧美学者就把三星堆看成内亚地区到南亚地区的纽带和桥梁，也是沟通中原的纽带和桥梁。
有网友曾说，许老师你就是大二里头主义、大中原中心主义，三星堆比二里头强多了。我回答，首先要先弄清谁在先谁在后，实际上二里头的青铜文明比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年代要早好几百年。三星堆器物坑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与殷墟大体同时。
中原地区历来是中国历史的重中之重，从民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考古田野工作做得扎实细腻，年代框架也比较清楚。三星堆发现之初搞不清楚年代，但其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中原来的文化因素，为其起到了断代的作用、提供了标尺性的线索。
三星堆文化的前身宝墩文化属于龙山时代，后来受包括二里头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影响，导致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发生变容，从而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
这样看来，三星堆一直接受着中原地区的影响，但是二里头高精尖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当时还未传过去。到了殷墟时期，三星堆才进入了青铜时代，比中原至少迟了三四百年，所以没有必要对三星堆的青铜文明做无限度的拔高。
我是一个搞中原考古的学者，没有发掘过三星堆，但我常说观史需要距离感，太远了看不清楚，太近了“不识庐山真面目”。三星堆本身是客观的，但学者对它的解读是一种建构，我讲的不是真理，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对三星堆的解读和阐释。
三星堆文化和蜀国文化，在认知体系上很可能有重大差异
我倾向于先用“器物坑”来称呼三星堆发掘出的八个坑，暂时不宜直接称为祭祀坑。因为祭祀是当代人的解读，即便最大的可能与祭祀有关，也不排除属于第二现场，有些是祭祀后的埋藏坑。而没有当时的文字确证，便都是推测甚至想象。
如果我们以中原人、华夏人自居，会感觉三星堆出的东西“非我族类”，充满浓重的巫术色彩，跟中原人及后来的所谓华夏人在认知上有比较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后者注重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而二里头及以后的中原王朝，成为后来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大家知道甲骨文中有“蜀”这个字，但此“蜀”是不是成都平原的蜀？是不是三星堆？存在争议。有学者就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在汉中甚至陕西关中，早期的蜀对应于四川，都是后代人根据晚近文献所做的追溯。
我认为这些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夏”，是春秋时期尤其是战国至汉代的人，在所谓的“夏”千年之后的说法，应先归于传说。所以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的文字材料出来，就说不清楚三星堆是不是蜀，因为没有扎实的铁证。现在看三星堆——金沙系统的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蜀文化，二者在认知体系上很可能有重大差异。作为考古人当然非常希望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前面的“非”字去掉，但那是需要铁证的。我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人，就是认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实话说，考古学上的很多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不是谦虚，而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只能说不知道。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不知道的永远都会比知道的多得多。
三星堆是沟通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文明的纽带吗？
最大的不同，在于眼界和视野。大家要知道，人类把世界看作一体化的空间来书写全球史只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五六十年之前是各自写区域史，比如西方人以欧洲为中心书写，而我们也是写我们自己的。500年前的大航海把全球串联起来，而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最后有了地球村的概念，只有五六十年。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一直要重写？老电影一直要重拍？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界在提升，史观在变化，审美在变化。
在全球史方兴未艾的情况下，许多海外学者已经不把新发现当作某一个国家的特殊发现，而是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在如此大的背景之下，我们悠久的历史究竟是宝贵财富，还是一个负担，就是个问题。如果我们执着于我者和他者，就好像一个人总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是不是反而反衬出自己无所夸耀的作为子孙的不肖？
著名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明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意味深长，大意是现在在做探寻本民族文化源头工作的，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极少数区域，绝大部分区域的学者已经不这样考虑问题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中国有丰富的古代典籍，有证经补史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一种史学情结。我们这些学者也都一直致力于追溯我们悠久的历史，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
所以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反思，三星堆是不是沟通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文明的一条纽带和桥梁？该如何看待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每个严肃的中国文化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两天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位朋友说，智人的几万年历史、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从来不存在某个区域或某个民族的单独叙事。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半月形、“中国弧”是大众应该了解的文化概念
最新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测年数据，随着测年技术的进步，越测越短，越测越晚。现在二里头的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20年，中间只剩200多年时间，以前的认识是从公元前1900年前后开始，延续了400年。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如果不随之调整就会发生时间上的错乱，导致各地区在探索早期中国过程中的困惑和混乱。
到现在为止，还有专家在推定三星堆文化上限时用距今4000年的概念。一方面承认三星堆文化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二里头文化在一段时间内共存过，同时又说三星堆距今4000年，这就比现在确认的二里头文化的上限早了二三百年，这是矛盾的。
说到文化传播，实际上欧亚大陆那时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像青铜冶铸技术都是一点一点传过来的。我的《东亚青铜潮》这本小书很快面世，就勾勒了这个西风东渐的框架。探究历史非常不容易，有许多学术以外的因素。探索源头更有这个问题，因为事物总是在变的。所以文明的传播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基因复制，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以变得面目全非。
青铜冶铸技术传到中原就发生了质变，二里头文化先掌握了高精尖的技术，之后是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时代只有二里头都邑、二里岗时代只有郑州商城能够铸造青铜容器，这就导致了王权对青铜冶铸技术高科技的独占。这种中原独大的状态到殷墟时期被打破。因为从晚商到西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殷墟青铜器做得非常好，都邑大，人口多，但对外的统治范围反而收缩了，各地土著文化崛起，把独家秘籍的高精尖青铜冶铸技术学去了。技术泄密，这一泄密自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
给大家引进两个概念，一个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这是已故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提出来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指的是从我国东北南部开始，经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到云南这一区域。后来英国的罗森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美丽的“中国弧”，是用另一个语汇来形容童恩正先生口中的半月形地带的概念。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中国弧之外，是高原、戈壁、沙漠这样的地形地貌，中国弧以内才适合农耕。大家想一想，秦汉帝国的版图是不是就在这？后来所谓的中国本部是不是就在这？外边是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四大边疆”，里边是小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外边是后来形成的大中华。开始是小中国加蛮夷戎狄，后来蛮夷戎狄融合进来成为大中华。所以一定要有中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演变的概念。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昭示了中原中心的形成。
回到三星堆，为什么三星堆既有中原因素，也有外来因素？为什么三星堆用金子来制作权杖？我们说半月形地带既是文化交流传播带，同时也是一个保护膜，其中的鼎文化和爵文化都没有超越半月形地带，而从西边传来的权杖文化也被挡在了这条弧之外。金和青铜都是从西边来的。而古代中国人好玉，对于金属制作不擅长也不喜欢，所以二里头时代才进入青铜时代，却还没有金器。殷墟时代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接受了殷墟文化的影响，又有外来的使用金器和权杖的传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历史考古问题，要使自己的思维复杂化。
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而这个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说法
我提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是华夏第一王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老先生们探索的前提下，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众多中国之最，前无古人，继而开创了后世古代中国诸多制度的先河。
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作为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华夏族群从多元到一体的一个节点。另一个节点是秦王朝。从秦王朝开始才从有中心的多元演变到一体化的中央集权帝国模式。
2018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大节点，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迹象。
第二大节点，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良渚等一批文明古国开始出现。
第三大节点，距今约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指的就是二里头文明的兴起，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文明。
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基本结论，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大家知道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才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此前的西周各王，只能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的武丁以下各王，可以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因为有甲骨文了；而商代前期，只能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至于夏代，则只能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一个确切的时间基点。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这样一个按说应该很明确的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结论，前后相差112年。也就是说基点已经差了112年，学者们再采用关于夏、商总年数的不同说法，可以想见其累积误差，所以彻底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关键问题还任重道远。
作为一个学者，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以我是带着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这些探索的。二里头文化有了更细腻的年代框架，我们是在借着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之力，推进着学术研究。
我于1999年接任二里头队队长，那是二里头遗址发现40周年。在此之前，我们的两任老队长，都在任20年。我也干了20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那一年，主动辞去了队长职务，把它交给年轻人去做。我觉得这成为一个传承，相信二里头在年轻学者的努力下能展现出更大的辉煌。我自己希望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写自己喜欢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作为考古老兵，我这个人是一根筋，一生只干一件事。作为一线学者，我主编了《二里头（1999-2006）》这套大报告，厚厚五大本四五百万字，由国内外62位作者参与编写。一套价格2000元，出版1000套左右，这套书在全球范围内就不用再重印了，因为一般人看不懂，连考古人也打憷翻，但它是我作为学者的安心立命之本。后面的这些小书，都是由此厚积薄发而来的。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我的责编从书中选摘出来印在《何以中国》书封底上的一句话：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听众提问]
问：艺术、冶金、技术等都很发达的三星堆文明，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文字？
答：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本来就没有；第二，有，还没有发现。我觉得后者更有可能。一般而言，在发达的文明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下，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没有文字还可以理解，因为青铜铸造可以在现场发号施令，然后组织安排、协调管理，有语言就可以了。而到目前为止在三星堆文化中还未发现复杂的聚落层级和社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问：请教遗址和文化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非常好。公众对于三星堆一直处于云山雾罩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学界没有把遗址和文化的概念向公众讲清楚有很大关系。考古学上的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面貌相像、经常共出的一堆东西的组合。三星堆遗址从早到晚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人群，城头变幻大王旗，三星堆遗址延续2000年，但三星堆文化只存在于其中几百年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把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混淆了，就会造成混乱。
问：目前三星堆的发掘占整个遗址大概多少比例？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发掘有什么原因吗？
答：考古是一个“磨洋工”的活儿，二里头至今挖了60多年，只挖了遗址的不到2%。请想象一下，300万平方米只挖了4万多平方米。三星堆应该不会比二里头多。所以说考古发掘是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新的钻探与发掘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这六个器物坑以前没有发现，也没有被盗，非常万幸。新的发掘是因为三星堆遗址公园改造提升，考古工作先行，于是在木栈道边上发现了三号坑的一个角，至此才揭开了这六个坑。
问：为什么考古发现惯用发掘地名？
答：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一般以最小地名命名，是为了避免重复。如果三星堆遗址命名为广汉遗址，大家知道现在广汉市内三星堆时期的遗址很多，以后再发现了重要遗址如何命名？而以村名，甚至村旁的小地名命名，如西北冈、月亮湾，这就具有可辨识性和排他性。同时，也是要保持客观性和准确性，如以夏、古蜀这类国族来命名，就是一种具有相对性的推断了。
问：二里头和三星堆是如何消失的？
答：军事占领和政权更替，只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有很多。无论三星堆还是二里头，都有可能因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污染、瘟疫病毒等等原因，导致整体外迁。南方一般又是以单一稻作农业立国，遇到旱灾、涝灾，很可能颗粒无收，导致统治基础垮塌。但只要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好多东西我们依然搞不清楚。
问：三星堆遗址里为什么有那么多象牙？
答：当代人将象牙作为奢侈品、装饰品，极力获取以显现自己的身份地位。现在看来古今相通，可以推想三星堆人也认为象牙很重要。如果我们认为这几个坑与祭祀有关，那么象牙也应该是用于祭祀的。
具体的就说不清楚了。考古人的发现，肯定是说不清楚的比能说清楚的多得多。我们考古人有个自嘲的说法：什么东西解释不了就往祭祀方面推。因为祭祀的理念和对象是形而上的，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我们担忧这样的泛祭祀推论倾向，但也没有办法，因为确实不知道。
另外关于象牙的来源，商代时中原地区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一些，还有大象生活。河南省的简称叫豫，在甲骨文中就是以手牵象。所以三星堆人和金沙人在四川当地获取象牙并不是个麻烦的事，是不是也可以旁证两个遗址里为何有如此多的象牙？
本版文并整理/本报记者 王勉
来源： 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