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时期，作为国都的长安不仅是朝堂政治活动与都城民众生活展开的世俗空间，亦是天子宗庙及国家祭祀之所在，是天子祭拜诸神的神圣空间。即相较于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郡县城邑而言，长安还具有强烈的神圣内涵，并在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政权合法性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平常之时，如是内涵往往因习焉不察而隐没不彰，但在神器转移的非常时刻，其神圣内涵，包括对政权合法性的关键作用，便会特别显露出来。由是，两汉之际诸政权围绕长安及位于其间的汉家宗庙的种种言论与举措，便成为我们窥探长安神圣属性的重要窗口。
我们先从王莽谈起。王莽对待长安的复杂心态，在其篡汉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呈现。王莽最初以“安汉公”自居，希望为汉家解除“三七之阸”；即位后亦欲承绍天命，稳居国都，宰制四方，而成圣王之太平伟业。因此，王莽在即位之前便据《周礼》《礼记》等典籍所载古典礼制，开启了对长安的儒教化、神圣化改建工作。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五年，又奏在长安城南北郊外祭祀天地，并依据《周礼》厘定“六宗”概念，将天地群神有序纳入长安东、西、南、北四郊。其言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六宗及六宗之属，或未特祀，或无兆居。故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地祇称皇墬后祇，兆曰广畤。又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于长安城之未墬及东、南、西、北四郊。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
概括言之，王莽在长安礼制建筑及礼仪实践方面的巨大调转，乃是其整体性社会变革思想和行动的部分表征，亦是其有别于汉家“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呈现。通过王莽的激进推动，高祖以来逐渐积淀起来的长安神圣性，得到了重新梳理和全新界定。王莽即位后，对长安的神圣化建设工作仍有推进。始建国元年（9），为去“汉号”，王莽对各类职官名称及建筑名称、地名等进行修改，“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改“长安”为“常安”，表明王莽对长安仍然寄予积极期待，所以基本延续其旧意，唯作象征性的同音同义替代，并未彻底改弦更张。然其所愿所求并不顺利，在遭受一系列现实挫折及频繁的灾异警告后，王莽对长安产生了不能控制的畏葸与恐惧。此般心理的曲折变化可在其对长安高庙态度的转变中得见一斑。
天子宗庙是皇室独一无二的祭祖场所，在国都中占有核心地位，可谓皇权独特性与神圣性的重要表征。揆诸历史，先秦时期的宗庙未必皆在国都，亦有不少在“宗邑”，与之相关，当时的宗庙祭祀亦局限于统治家族之中，并不构成国家的祭祀中心。洎乎秦汉时期，宗法血缘等级体系终被一君众臣万民的天下体系所取代，宗庙与国都之间方才建立起比较稳固的联系。易言之，国都与宗庙之间唯一的对应关系，以及宗庙之于国都、王朝的神圣性，乃是在秦汉以来宗庙制度不断演进，特别是西汉末年的宗庙改革中真正确立的。总之，典籍中的经典化描述，理想化的“圣王之制”，以及受此影响而逐渐落定为历史事实的祭政合一的国家祭祀，都标示出西汉后期以降宗庙在国都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可以如是说，汉家高庙即长安与汉家天命之核心所系，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代表长安，并内在地体现出长安的神圣性格。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仔细审视王莽对待高庙的态度。史载初始元年（8）十一月底王莽即真，代汉立新，其中的一个关键程序便是前往高祖庙拜受象征神圣天命的金匮图策。见高庙后王莽随即诏告天下：
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
又以十二月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开启系列改制，包括“以汉高庙为文祖庙”。莽曰：
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于定安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诸刘更属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始建国元年秋，又遣五威将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中有总括之言曰：
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
由此系列举动可以发现，王莽此时尚充分认可、敬畏高祖的神圣地位，甚至以继承高祖天命为己任，所以才会选择前往高庙受命。
不过也是在同年，王莽因“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之事，对高庙心生嫌隙。次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即以西域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举号“废汉大将军”，贼杀校尉、亡入匈奴，以及长安男子武仲诳称成帝下妻子刘子舆，并言“刘氏当复，趣空宫”两事为由，“奏废刘氏”，言：“（汉氏高皇帝）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臣愚以为汉高皇帝为新室宾，享食明堂。成帝，异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复入其庙。元帝与皇太后为体，圣恩所隆，礼亦宜之。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莽曰：“可。”于是，连带着对于象征高祖帝业和汉家天命的高庙之忌惮，对于象征着前汉功业的长安，王莽亦心生忧惧，并逐渐萌生迁都念头。始建国四年二月，王莽诏令仿周之东都、西都，分设洛阳、常安为新室二都。诏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次年，王莽又根据谶纬言说洛阳符命，以此论证都洛的合法性，安定人心。《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王莽前后重复申述，并欲借助符命的神圣力量，这说明都洛的无形阻力较大，人们对长安尚存强烈认同，故迁洛之事终不得行。
尽管即位之初王莽已通过改名的方式，对长安做出象征性的“去汉家化”处理，并遵照古典礼制对长安予以大规模改造，但是勉强都于前汉国都，对王莽来说仍然如坐针毡。尤其是当“思汉”思潮不断涌起，对汉家天命复兴之疑虑简直成了他的最大心病，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王莽在该时期的诸多荒唐之举。首先是于地皇元年（20）在长安南郊修建新室宗庙“九庙”， 为此王莽还专门编造了自己家族的“神圣”谱系，目的在于通过“神道设教”增进人们对新室的服膺和崇信，并进一步抹除前汉帝室在人们心中的印记。由此我们亦可理解王莽在建造九庙过程中的如下行为：“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摧毁前汉宫殿，将宫殿材料运用到新室祖庙中，其褒贬寓意及压镇意味，清晰可辨。此外，王莽还对汉家宗庙特别是高庙，采取了类似厌胜的荒诞之举。地皇二年，“莽坏汉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又“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又感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令轻车校尉居其中，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地皇四年，在兵临长安的危急之际，王莽又“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这些行为看似荒诞，实际上却可视为笃信符谶、鬼神的王莽因畏惧汉家宗庙和长安原有神圣性，而企图通过宗教方式应对解决的合理举动。
除王莽外，汉家宗庙尤其是高庙所具有的神圣性，也为同时期更始、隗嚣政权所了解和正向利用（王莽为反向厌胜），而其判断和实践的依据乃是该时期人们对汉家宗庙的普遍情感。《后汉书·郑兴传》载更始帝即位恢复“汉”号，郑兴奉命迎接其迁都长安，然更始诸将皆山东之人，“咸劝留洛阳”，于是郑兴便从人心所向、礼制传统、军事地理三方面展开劝谏。其一，“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故当顺从民心，急入关安抚翘首以盼的百姓，以免盗贼复起。其二，既以承汉自居，按照汉家法度，不朝拜汉家宗庙便不可谓得天命，政权便不合法。稳固政权合法性乃当务之急，也是关乎成败之根本，故亦须急入关，以免被人占领先机。其三，从军事防御角度看，长安也远胜洛阳。郑兴对当时人心、时势、礼法传统的分析可谓透彻，无怪乎更始帝听罢即言“朕西决矣”，于是以刘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还迎更始都长安”。这说明，更始政权对汉家宗庙和容纳宗庙的西京长安所具有的天命所属的神圣性是熟识的，故可自觉遵从、利用之。
稍后历史发展确如郑兴所逆料，隗嚣和赤眉都先后以汉家宗庙或刘氏相号召，与更始展开有关天命和正统的竞夺。先是隗嚣见刘玄称帝而与当地豪族联合起兵，打出复汉讨莽的旗帜，军师方望谏言：“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方望深知隗嚣既非刘氏之后（不似称帝的刘玄），又偏处西北，无法前往王莽据守的长安奉祀汉家宗庙，处于“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的舆论下风。为此，他建议“求助人神”，通过对礼仪的弹性解释，就地“急立高庙，称臣奉祠”，以此见信于众。隗嚣显然也深解其中之秘，故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并郑重其事地歃血盟誓（通过歃血结盟的“古礼”可形成“虚拟血缘”关系），“允承天道，兴辅刘宗”。隗嚣政权企图通过宗教化的形式和组织，强化其奉祀汉家的形象及其复汉之决心，由此达成“神道设教”之目的。而高庙在时人心中的巨大影响力，包括其神圣的内涵与地位，亦于此得一明证。
与之相对，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载，更始三年（25）正月，在赤眉军连连战胜更始军、快速向西京推进之际，方阳由于更始杀其兄方望之事，怨而言于樊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加以齐巫传递军中所祀城阳景王刘章之神意，希望一改群贼身份，引发人心震荡，立宗室的问题随即被推到台前。樊崇等遂于其年六月立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可见，以祠祀聚众的赤眉同样面临正统化危机，这是其尊立刘氏的内在原因。军中大众之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转变，原因或在于刘章生前本为刘氏诸侯王，加之时人皆以宗庙有神，所以从城阳景王祠之“神”到刘氏宗庙之“神”，殊为亲近，其情可通。此外，刘氏宗室和汉家宗庙在大众层面的巨大影响力亦如袁宏所总结：
王莽乘权，窃有神器。然继体之政，未为失民，刘氏德泽，实系物心。故立其寝庙，百姓睹而怀旧；正其衣冠，父老见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卢芳，臧获之俦耳，一假名号，百姓为之云集，而况刘氏之胄乎！
隗嚣也在与班彪的辩论中提及这一现象，谓之“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这些细致的观察和论说皆可谓理解宗庙、长安神圣性，及其在两汉之际历史命运的重要思想背景。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历史延长线上，再看东汉初年的宗庙迁移及相关讨论，我们或可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元年（25）六月，刘秀正式称帝于鄗；九月，坚镡等十一将军攻克洛阳；十月，车驾入洛，遂定都焉。第二年正月，“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同月，赤眉焚烧西京宫室，发掘帝王园陵，大司徒邓禹遂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从称帝定都到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再到迁十一帝神主于新都，这一系列前后连贯的行动，不仅呈现出时人默认的称帝建都之合法程序，显示出定都—建庙—立坛—奉神主的内在递进关系，还将时人对国都神圣性格的“熟视无睹”或模糊认知，以具体行为实践而非言说的方式清晰表达出来。
相较于《光武帝纪》中近乎“无情”的记录，一些颇耐人回味的细节性描述出现在事件主人公邓禹的传记中。《后汉书·邓禹传》载建武二年：
时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南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飨士卒。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邓禹自幼熟读经书，曾与光武帝刘秀一同受业于长安，颇有儒将风范，对相关礼制亦甚明了。故其率军至长安，先是驻军于城郊昆明池，慰劳士卒；在带领诸将认真斋戒，择定吉日后方才入城；拜请神主时，亦特别注意“修礼”以谒，一切遵照礼节，无有违制。谢承《后汉书》记载，他还专门招徕西汉时的高庙郎，命其“守高庙，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扫除诸园陵”。奉收神主后，他又特别遣使奉诣洛阳，依礼纳于高庙。邓禹随之循行园陵，置吏士奉守，迁十一帝神主之事于此告结。细绎之，十一帝神主实可谓国都神圣性乃至汉家天命的载体与象征，故邓禹奉请神主过程中丝毫不敢怠慢的谨慎言行与毕恭毕敬的心态，甚合情理。
如果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及立郊兆于城南基本完成了定立国都的礼法程序，那么奉请十一帝神主纳于新都高庙，则可谓真正实现了“西汉”至“东汉”的天命转移和政统续接。其背后的依据和逻辑在于，凡天子受命治理天下、牧养万民，必土其地、制其域以为邦国，而后居于都城之中以制四方，同时建庙设坛而神统立，与上帝的沟通权至此为其所握，故古人言毁其国必隳其庙。据此，定都洛阳后不久，光武帝刘秀便先后主持完成了国都合法化的系列工作，为新都注入了一定的神圣内涵。不过，如何切实完成从旧都长安到新都洛阳，继而从“西汉”至“东汉”的天命转移，以减少民众对旧政权之眷念踟蹰所带来的离心力，增强人们对新政权的内在认同，的确是光武帝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加之天下尚未完成统一，诸多军阀势力尚存，地方动乱时兴，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剪断时人的家园故土羁绊、完成心理“迁都”的紧迫性。对十一帝神主的转移，堪称漫长而神圣的天命转接仪式中的最后一步。伴随着神主的移动和安置，寄寓在神主之上的“汉家”情愫亦当随之流转，继而逐渐稳定下来。
虽然已经做到如上程度，但在此后较长一段时期里，回归旧都的思想暗流依旧在朝堂上涌动。建武十二年，随着天下统一大业的完成，迁都之议悄然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光武帝自己释放了一些信号，由此将潜藏于“长安系士人”内心深处的西都情愫重新点燃了，积攒日久的情绪遂喷薄而出。据史书所载，建武六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二年，光武帝皆亲幸长安，并完成祠高庙、祭帝陵、修补西京宫殿等事宜。如是行为自然会引发朝堂揣度。一方面，“长安系士人”激动地认为“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于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另一方面，“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洛邑制度之美”，并以“神雀诸瑞”证“洛邑之美”。当然，此次迁都之议由于朝廷不置可否，亦未有圣断，故很快便消歇无闻。不过，通过此次争议可以清楚发现，西京长安影响力尚在，部分人心如同王莽和更始时期一般，依旧沉浸在“汉家”和“长安”的神圣荣光中难以走出。
至此，当我们再度仔细检视东汉初期的迁都之议，在杜笃奏上《论都赋》之后，王景即作《金人论》以应，“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细审之，其背后逻辑与王莽都洛以应天命，并试图以此覆盖或转移凝结于长安的神圣性，挣脱“汉家”神学的强大影响与牵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进言之，西汉时期所铸就的长安的神圣属性，正是王莽、刘玄、隗嚣、刘秀等人所必须面对和承受的信仰负担。从王莽对汉家宗庙特别是高庙的废除、破坏，到隗嚣和更始政权对汉家宗庙之奉祀、修补和重建，再到刘秀对西京宗庙中十一帝神主之迁移，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家宗庙对于长安形象、地位和神圣性的形成，对于两汉之际政权正当性之确固，以及对于两汉政权的继承与转化，都展现出至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亦应注意，刘秀果决地冲破王莽至更始时期的政治文化“牢笼”，完成与西都长安的切割，最终定都洛阳，这一选择背后似乎已然隐含东汉王朝摆脱高祖阴影、寻求自立，继而走出一条兼容创革和继承的“受命—中兴”之路的政治立意，顺此而下或可理解东汉初期包括宗庙、都城在内的若干礼制因革。
综之，从王莽对长安所施以的诸种荒唐的“去汉家化”行为，更始、隗嚣政权通过汉家宗庙神道设教的相关言行，以及光武遣使将十一帝神主由长安迁至洛阳，都可以透见时人对汉家宗庙与长安神圣性的默识心通。迁移神主的目的和本质即在于将“可视化”的神性予以转移，而从东汉初期那场史籍不彰的迁都之议同样可以看出故都长安的影响力以及该种影响力依以存立的神圣属性。
（本文选摘自《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冯渝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清朝宗室的等级介绍，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皇室宗亲作为古代最为尊贵的特殊群体，历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以往人们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宗室男性成员，对宗室女性成员则关注甚少。实际上，宗室女性作为宗室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亦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和重要的研究意义。因此，对清代宗室女性成员进行系统考察，可以说是加深人们理解清代宗室群体多维面相的重要环节。
“往代王朝，宗室一般就是指整个皇族，皇族也即宗室”。而清代的皇族人员，则被依照其祖源分为“宗室”和“觉罗”两支。具体言之，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宗室成员之中，既包括亲王、郡王，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等男性成员，亦包括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君、县君等女性成员。
而作者所考察对象，即为具有宗室身份的女性群体。值得指出的是，清代宗室的封爵规范，在清朝初年几经变更之后，方才得以确立。且单就男性宗室所获爵位而言，主要依靠亲缘和功绩来共同决定。换言之，单纯依凭亲缘或单纯依靠功劳，皆不能保证某一宗室定可获封高爵。所以，有人虽贵为皇子，亦不过只可得封贝勒、贝子;有人虽广有劳绩，其爵级亦不过仍为奉国将军。
宗室爵位等级
与此相对应，清代宗室女性所获得的封爵，却完全取决于其父母双方的身份。譬如，宗室女性所能够获得的最高爵级为固伦公主。而获得此一爵位的先决条件十分明确且简单：一是皇帝之女。二是中宫所生。而皇帝“庶妃所生女为和硕公主”，以为区别。除位居宗室女性最上层的皇女之外，其他宗室女性同样仅需依照其父、母身份，便可确定其可以被封授的爵级。
具体言之，亲王嫡福晋所生之女，封郡主，又称和硕格格;郡王嫡福晋所生之女，封县主，又称多罗格格;贝勒嫡夫人所生之女为郡君，又称多罗格格;贝子嫡夫人所生之女为县君，又称固山格格;入八分公嫡夫人所生之女称乡君，又称格格。应该说明的是，“在我国古代礼仪制度中，宗女的封号一般只与其生父的爵位相关。”传统的王朝在对公主封授时“一般只有名号的区分，并不会因嫡庶出身而区别对待。”
例如，明代以“皇姑为大长公主，皇姊妹为长公主，皇女为公主”，“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郡王孙女曰郡君;郡王曾孙女曰县君;郡王玄孙女曰乡君。”并不会因是妃嫔所生而与皇后嫡女有所区别。清代皇女以外宗室女性的爵级，起初亦只依照其父亲爵位而定，与其母亲身份关系不大。直到康熙皇帝提出：“亲王以下、不入八分公以上侧福晋、侧室所生女，与嫡出一例受封，实为过优。”
这才使得清朝宗室女性的爵级，与其母亲地位完全挂钩，并得到进一步规范：“亲王侧福晋所生女降二等，视贝勒嫡女授为郡君;郡王侧福晋所生女降二等视贝子嫡女授为县君;贝勒侧夫人所生女降二等视镇国公嫡女授为乡君;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侧室所生女并无应降品级，将贝子侧夫人所生女食五品俸;镇国公、辅国公侧夫人所生女食六品俸;其余并称宗女，不受封。”
清代宗室女性与宗室男性成员一样，可以获得高低不等的爵位，同样的，她们也可因其身份在礼制、经济、司法等诸多领域，获得各项权利。而这些权力皆与其所获封的爵级相互关联。譬如，清廷曾于乾隆二十五年修订公主出嫁礼制：“固伦公主著筵燕二次，和硕公主著筵燕一次。”乾隆五十一年又规定：“固伦公主品秩著视亲王;和硕公主品秩著视郡王。
向来固伦、和硕公主俱乘银顶轿，嗣后固伦公主著乘金顶轿，和硕公主仍著乘银顶轿。”此外，清代宗室女性皆拥有获取赏赐和年俸的权利，并在法律上依照其爵级被详细规定。具体言之，“固伦公主岁给俸银四百两，和硕公主三百两，郡主二百五十两，县主二百二十两，郡君一百九十两，县君一百六十两，乡君一百三十两。”并且可以在婚、丧之际获得拨款：“婚礼给银百两，丧礼给银百二十两。”
宗室女性成员的俸禄
值得说明的是，具有较高爵级的宗室女性，其不但自身享有经济上的各种权利。还可以经由婚姻，使其丈夫获得许多相应的经济收益。譬如，按清朝规定：凡娶具有爵级宗室女性为妻者，每年皆给予年俸。其中，“固伦公主额驸二百八十两，和硕公主额驸二百五十两，郡君额驸二百三十两，县主额驸一百八十五两，郡君额驸一百五十五两，县君额驸一百三十两，乡君额驸百有五两。”
除年俸之外，清代额驸还可以凭借其妻子的尊贵身份，在随丁权上获得优待。例如，清政府于顺治五年规定：额驸随丁数额，固伦额驸40名，和硕额驸30名，多罗额驸20名。与此同时，清代宗室女性还可通过婚姻，使其夫君在法律层面享有一定权利。例如：“郡主以下以及宗女之夫，有犯发遣之罪者，应否随行旨请。”有司衙门不得自行对其进行处罚。
宗室女性不仅为其夫君带来各项权利与利益，也为其子女提供了相应权利。譬如，在进爵权方面，蒙古固伦额驸、和硕额驸与公主所生之子为一等台吉，郡主额驸与郡主之子为二等台吉，郡君额驸与郡君、县君额驸与县君之子定位三品台吉，均为年满十八岁授予。除上述权利外，清代宗室女性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权利。例如，由后妃抚养或外嫁蒙古的宗室女性，可被授予更高的爵级。
宗室女性子女的进爵权
按照清代的规定：“中宫抚养宗室女下嫁，可请封为和硕公主”，“亲王、郡王庶出女许字外藩者，著宗人府照公嫡出女请封。”另外，许多宗室女性在婚配时，可得到皇帝指婚，并由清廷为其提供与爵级和礼制相对应的嫁妆。并在婚后的生活中，享有一般女性难以获得的家庭地位：“在公主与额驸婚后，早晚各一次，额驸都要向公主问安，依照清代礼制规定额驸与其父母还要对公主叩头谢恩。”
当其丈夫去世后，宗室女性亦不必像一般女性那样留在夫家守寡，可以请旨回到宫中或娘家与家人一道生活。死后，亦由宗人府为其操办葬礼。除少数例外被皇帝指令随夫落葬外，其大多数皆可返归北京入葬。如上所述，清代宗室女性因其身份，享有礼制、经济和司法等诸多领域之权利。在婚姻生活中，亦享有普通女性难以获得的家庭地位。
但是，必须予以说明的是，在清代宗室女性中，所有权利皆以其所获封之爵级相呼应。而仅能获得较低爵位或无法获得爵级的宗室女性，才是这一群体中，为数最多的成员。她们只能拥有少量的，或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若干权利。另外，清代宗室女性的身份权利与男性宗室一样，存在被剥夺的可能。例如，清代宗室女性在成婚后，如其额驸严重违法，那么她亦会被连带剥夺爵位。
清代宗室女性成员老照片
自乾隆朝开始，清廷便做出规定：额驸因罪“革职及缘事斥革者，将额驸品级革退，其格格品级亦革退，不准食俸。”再者，清代宗室女性在享有诸多权利的同时，也必须为其身份付出相应之牺牲。清代宗室女性———特别是公主、格格，几乎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婚姻与命运。“从她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们的婚姻只是皇帝政治联姻的工具，政治联姻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多半会被外嫁蒙古。
且宗室女性一经嫁予外藩，非奉特旨留京者，成婚后必须立即随夫前往边地，不得留京居住。婚后若想返回娘家省亲，至多“十年回京一次”。如私自回京及往他地，则要受到惩罚，并牵连其额驸。此外，宗室女性虽因其身份尊贵，可在婚后家庭生活中享有较高地位。但是，夫妻双方受君臣名分的制约，往往使额驸很难与妻子建立起亲密关系，多数时候宁愿对公主、格格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极难获得婚姻幸福。
结语
总而言之，清代的宗室女性因其特有之身份拥有许多权利，涵盖经济，司法，婚姻地位等诸多方面。但是，由于受到我国传统父权与夫权社会伦理影响，其所享有的权利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则远少于同爵级的宗室男性成员。与此同时，清代宗室女性在享有诸多权利的同时，亦必须为此付出许多牺牲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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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出江汉平原后，在大别山脉西南缘冲积出一片狭长的平原，同时接纳了源出大别山的6条一级支流，这“一江六河”所在的山水相映之地就是湖北最东部的黄冈市。
你肯定知道董必武、李四光、闻一多、熊十力、黄侃、汤用彤、胡风、王亚南等一个个星辰般的名字，但不一定知道他们都是“黄冈老乡”。
“惟楚有才，鄂东为最。”走进黄冈，无论是沿江分布的团风县、黄州区、浠水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还是北部沿山分布的红安县、麻城市、罗田县、英山县，最让人叹服的还不是这里的发展变化，而是遍布各领域的杰出人才从明清始层出不穷，至近现代更是形成“喷涌之势”。如何解读这块鄂东岗地人文荟萃、大师辈出的“群星现象”？记者近期数度踏访，一探究竟。
大江东去，留下千古文学风流
走进黄州，漫步东坡赤壁公园，流连在赭红的岩壁与众多的碑刻亭阁间，远眺水天苍茫的长江，感受“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旷达情景，体会“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豁然，顿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豪情。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相亲，最易让人因寄所托，幽思感怀。黄冈的山水，遇见唐宋的文人，开始在历史的长河中闪亮。
陆游在《入蜀记》中评价黄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
陆游说的牧之就是中唐大诗人杜牧，杜牧在任黄州刺史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写就《赤壁》等多首怀古咏史之作。王元之是早苏轼82年到任黄州知州的北宋文学家王禹偁，他组织修缮黄州城垣，写下《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寄托了“听雨如瀑”“闻雪若玉”的从容和“岂惧竹楼之易朽乎”的情志。
由杜牧、王禹偁开启，至苏东坡达到巅峰的黄冈文脉，从此汩汩流淌，到了明清之际逐渐厚重，及至近现代形成了“蕲黄广，才放旷”的特点。
从黄州顺江而下，来到古称蕲州的蕲春县，大别山在此逐渐舒展开来，形成一片树叶状的版图，叶片上的主脉就是蕲河。一条支脉白水河与蕲河交汇处，夹岸耸峙着两棵千年古樟，这就是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先后生活过十余年的大樟树村。村民大多以黄姓为主，据传是黄庭坚的后人，由江西迁移至此。
黄侃故居背靠螭堆山，身后山形宛若一把太师椅。故居历经风雨侵蚀，房屋已经坍塌，只剩下屋基和一座牌楼，仍能清晰看出一进四幢的府宅轮廓。故居前有两口池塘，一名砚池，一名洗笔池，环池栽种豫章树，池旁是黄氏名人事迹文化长廊。大樟树村党支部书记蔡小舟说起“黄氏一门七教授”头头是道，还顺带介绍，在蕲春有10名以上教授的“教授村”竟有31个。
黄侃家学渊源，父亲黄云鹄是晚清进士，经学家、散文家。他自幼随父求学于武昌，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事章太炎，加入同盟会，既是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音韵训诂学家，又以笔为枪，从事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活动，是辛亥革命先驱之一。同时也因恃才傲物、桀骜不羁被时人称为“黄疯”。
告别大樟树村，沿着蕲河来到长江边上赤龙湖畔的蕲州镇菩堤村，但见一派烟雨江南的田园风光。这里就是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和文学翻译家胡风的出生地。胡风本姓张，原名张光人，从小活泼好动，一次抓鱼时掉入渔民挖的深坑，直到天黑才被路过的乡民救出。
灰瓦红柱的张氏宗祠内设有胡风纪念馆，以“我从田园来”“时间开始了”等单元展出与胡风有关的书籍、书信、照片等500余件，从中可以领略他作为一名率真文人的“恃才放旷”。
走进浠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的闻家铺村，闻一多故居“闻家新屋”原址虽只剩下田地与丘壑，仍可见闻一多在诗歌《二月庐》中描述的故乡：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闻一多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他们的家训推崇“清白乃躬心似水，笔耕世业是家风”。闻一多的童年基本在这里度过，他从小学习刻苦，一捧起书本就如醉如痴，与他后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埋首书斋、皓首穷经，被同事戏称“何妨一下楼”斋主一脉相承。世人皆知闻一多是爱国诗人、民主战士，若读过他的《唐诗杂论》，略知一些他的《古典新义》，当为他深厚独到的国学造诣而惊叹。
一路走来，记者还在黄梅县城小南街、京派小说鼻祖废名用过的水井上沐雨掬泉，在团风县回龙山镇枣树店村、著名作家秦兆阳的故居遗址听风感念，在武穴县梅川中学、新闻骄子郭超人上过初中的母校座谈追忆。
经过实地感受后再读他们的作品，一种如见故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逐渐感受到这一区域的文化人，就像交错其间的山水河湖一样，既有山的耿直厚重，又有水的灵动进取。
吴头楚尾，贯通中西究天人之际
吴头楚尾、山南江北，看似封闭落后的黄冈，却出了一批“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哲学、史学大家。
今红安县西紧邻武汉黄陂的二程镇街道上，立着二夫子并立的铜像。二程指的是宋明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和程颐。铜像底座上写着：红安县二程，因“二程”兄弟在此出生，成年后在距此2公里处的大程山、小程山筑书院讲学而得名。
记者查阅朱熹《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并后世方志专家的考证，二程父亲程珦任黄陂尉届满后，继续安家在今二程镇前身滠源乡所在的桥店村茅屋岗塆，二程在这里出生、学习有十四五载，“因受学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引人趣思的是，写下“横渠四句”的关学大儒张载，竟是二程的表叔，张载的姑妈是二程的祖母。
从二程镇沿大别山西南缘行车百余公里，就到了团风县上巴河镇熊坳村，这是新儒家一代宗师熊十力的故里。在张家湾通村公路旁的一个山嘴上，静卧着尚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熊十力墓。墓碑刻有梁漱溟手书题词：“熊十力先生暨韩阮光夫人之墓”。
巴河岸边，绿树绕塘。恍惚间，记者仿佛看到120多年前的场景：放牛郎熊继智（熊十力原名）骑在牛背上，以书代笛，手不释卷。兴味盎然时竟吟诵起陆九渊的诗句，“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熊十力归葬故里，也算是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滋育他的故乡怀抱。
熊十力自幼家境贫寒，为邻家放牛，10岁才入乡塾就读，中间又因父亲病故和家庭贫困两度辍学。但他酷爱读书，常与附近村庄的李四光、吴崑、刘子通聚在一起讨论学问和时事。这四人后来一同到武昌参加新军，被称为“黄冈四杰”。
参加了武昌起义和反袁护国运动后，熊十力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掉背孤行”，以自学为主，研读佛儒，吞吐百家，独创“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以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蔡元培称之为“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熊十力的学生，出生于浠水县的徐复观，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另一个邻村的小老乡殷海光也曾问学于熊十力，后来成为在海峡两岸都很有影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
哲学的故事还在延续。设在黄梅一中校园内的汤用彤纪念馆，如今成了学生们接受文史哲熏陶的殿堂，学校还专为理科生开设了国学班。国学班语文老师沈燕讲起汤用彤、汤一介父子哲学大师来滔滔不绝，手上一本《论语》已经翻得烂熟，内页写满了注解。
汤用彤的父亲汤霖出生于黄梅县孔垄镇汤大村，是清末进士，曾任甘肃渭源知县。汤用彤虽然出生在渭源，但从小会说黄梅话，特别爱用黄梅话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汤家三代人遵循“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家训，怀朴抱素，孜孜学问。
汤用彤学贯中西、语接华梵，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多部书籍皆为学术经典，被誉为“中西印会通第一人”。汤一介则是聚集古代儒家的大百科全书《儒藏》的首席专家，为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贡献。
从黄梅北上，大别山主峰天堂寨脚下的罗田县同样是人文荟萃之地。出县城向东约20公里，山峦渐有起伏，河流时缓时急，河畔682棵百年古枫杨傲然挺立，一条新修过的道路取名书香路，路上围起一棵古枫杨唤作“状元柳”。路边展示板上介绍着这条河的不同凡响：仅明清就出了1名翰林、6名进士、16名举人、75名贡生，所以叫作“进士河”。又有“一河六进士、两岸四将军”之说。
沿进士河上行数公里，照镜崖山环抱的古楼冲村，绿树掩映，窈溪奔流。近现代方志学集大成者王葆心的故居就在路边。故居堂屋里挂着的“蔸子火”，让人联想当地一句民谣“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当年王葆心坐在火盆旁，给村民们“挖古”（讲故事）该是何等的惬意。
王葆心是晚清民初的著名爱国学者，曾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毕生著述百余种。抗战时期，王葆心避乱罗田老家，保护、藏书达10万余册，为防书籍受潮和虫蛀，创立“晒书节”，至今为村民津津乐道。王葆心墓就在村子附近，墓门上有董必武题写的挽联：“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
山水相映，经世致用迭出科学巨匠
出自黄冈的人才群星虽类别多样，但多追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他们或遍尝百草，著书悬壶济苍生；或探幽入微，献身科学结硕果；或研精覃思，考究百业献良策……
鄂东至今流传“四大名医”之说。“四大名医”各有所长，北宋比苏东坡小5岁的浠水人庞安时精于伤寒，明代比李时珍大19岁的罗田人万密斋善于养生，蕲春人李时珍专于本草，清代比林则徐长5岁的武穴人杨际泰长于戒毒。
记者先后走访了李时珍纪念馆和万密斋墓。李时珍纪念馆由邓小平题写馆名，其中的本草碑廊墙壁上嵌有96块黑色大理石，石上刻有明代文坛巨匠王世贞的《本草纲目序》及从《本草纲目》中节选出来的128种本草药图。纪念馆馆长胡庆华娓娓道来这些草药的妙用奇效，让人很长知识。
李时珍墓位于馆内园林深处、雨湖之畔，保存完好。胡庆华说，李时珍从小戏水雨湖，泛舟问方、采荷入药；一生淡泊名利，心境如水，用雨湖的水醮笔润墨，“费三十年之殚精”，写成如李约瑟所言，“那部在中药书中登峰造极的《本草纲目》”。
在罗田县大河岸镇石井头村，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盘曲而上，穿过一片板栗树林，三碑相连的老墓碑出现在眼前。正面碑刻“明考授廪膳生国朝加封医圣万公讳密斋先生之墓”等字，两侧分立清康熙年间罗田知县沈庭祯所刻万密斋事迹碑和光绪年间十二节妇捐产建万密斋记事碑。
万密斋自幼天资聪颖，科场失意后随父习医，行医50余年，足迹遍及鄂、豫、皖、赣，著《万氏全书》计二十余种，在养生保健方面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华养生第一人”。他发明的“万氏牛清心丸”，至今仍是治小儿急惊风的良药。
从罗田县往东行数十里，即来到英山县。这里地处天堂寨南麓，境内万山磅礴，素有“鄂皖咽喉、江淮要塞”之称。古为皋陶部落，汉为英布封疆，宋为毕昇故里。
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毕昇何许人也？《梦溪笔谈》之外几无记载。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英山县草盘地镇伍桂墩村睡狮山南坡发现毕昇墓和墓碑，碑中两行阳刻大字：“故先考毕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墓”，毕昇四子三孙的名字亦可辨认。后得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的鉴定确认，现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去年4月，以毕昇文化为主题的英山毕昇纪念园开园迎宾。走在纪念园里，记者不由想到曾经采访过的三苏祠。三苏父子博览群书，即得益于眉山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后迅速成为印书重镇。历史的机缘让饱学的苏轼在毕昇的家乡升华为旷达的东坡。毕昇之于天下读书人，功莫大焉！
走进团风县回龙山镇沙畈村李四光故居，一进三重的瓦房中间，一个小天井光线透亮，恰似主人的“四面有光”。墙上写着李四光的一句话：“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15岁时留学日本，成为年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又留学英国，走上全身心投入科研的报国之路，终成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
李四光之后，把所学知识全部奉献给祖国的黄冈籍科学家还有很多，彭桓武和朱英国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桑梓炊烟萦梦里，楚云凡物展花前。请君致意家乡忆，九十衰翁眷念拳。”这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在2005年中秋节写给家乡麻城的一首诗。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作为从罗田走出来的农民儿子，朱英国把53年的工作生涯全部奉献给了杂交水稻和植物遗传研究、教学，常年奔波在湖北、广西和海南，被称为“水稻候鸟”。朱英国团队培育出的“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马协型”杂交稻在全国推广面积已超过2000万亩。
黄冈还有一个经济学家“群星现象”。中国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王亚南是团风县人，第一位在国际七大顶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邢慕寰是黄梅县孔垄镇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是红安人，知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哲民是黄州区人。
风云际会，家国情怀激荡热血忠魂
在近现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黄冈成为红色的热土。出席党的一大13名代表中，黄冈籍有3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仅新中国开国将帅黄冈籍就有102位，其中红安县61位，麻城市乘马岗镇26位。红安，还是共和国两任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的故乡。
将星闪耀，源于中共“八七会议”后掀起的黄麻起义和随后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走进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密密麻麻写着22552个烈士名字；走在乘马岗镇蜿蜒的柏油马路上，三条半枪雕塑、宣誓广场、望郎台、饮马河、得胜门楼、28年红旗不倒雕像……叙述着从“三条半枪”起家的峥嵘岁月。
溯源28年红旗不倒，不得不走访与红安西邻的团风县的一个山村。这里是黄冈革命风云的更早策源地。
从大别山南麓的大崎山主峰龙王顶望去，一条山脉绵绵南下，盘旋出众多的山前湾村。其中一个叫林家大湾，三面环山，水碧池清。村庄后山的八斗塆，有一座修缮一新的寺庙，门上挂着“浚新学校”四个大字，寺后茂林修竹，绿意葱茏。
100多年前，在这座寺庙里，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开办私塾，吸引了附近村庄的林育南、林育英等一批青年前来求学。1919年7月，历经“五四运动”洗礼的林育南、林育英、胡亮寅等在此创办浚新学校，联络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的恽代英，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共存社。
百年后回眸，就是这个偏僻山村寺庙内的小学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石破天惊的一幕。1922年初，参加完中共一大回到家乡的陈潭秋，来到浚新学校通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恽代英、林育南随即提出取消共存社，其成员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此成立了八斗塆党小组，成为全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这批热血青年后来成为信仰坚定、铁骨铮铮的早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领导者。
陈潭秋、林育南、林育英，这些革命的火种都与年长他们10岁左右的董必武有关。董必武原名贤琮，号璧伍，参加辛亥革命后，改用谐音“必武”为名。
1919年8月，董必武和张国恩等共同筹办了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是学校的英语老师，恽代英、李汉俊等常到学校演讲，这所学校成为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后来黄麻起义的一批领导者也是董必武从武汉中学选拔派去的。
在红安县城老城区，一座砖木结构的房子显得清幽古朴。大门左手边写着“董恒豫米行”，右手边写着“董恒豫酱菜铺”。院子里一棵曾被反动派烧毁的石榴树奇迹般复活，枝繁叶茂。讲解员王超告诉记者，董必武的少年时代在此度过，家中主要靠经营酱菜铺、米店维生。母亲蔡氏常常一边坐在石榴树下纺线，一边教导董必武。董必武17岁时考取秀才，他拒绝了当地惯例的贺仪礼俗，只要了母亲一针一线为他缝制的一件新蓝布长衫。
直到70岁时，董必武仍不舍得丢弃这件已经褪色、破旧的长衫，嘱咐家人将之改成自己双胞胎外孙的婴儿服。如今，这两件婴儿服展陈在湖北省博物馆。
参观完这些故居，颠覆了记者之前关于黄冈北部山区多是穷苦人闹革命的想象。其实，最早起而行之的是一批家境还不错、饱含家国情怀的青年读书人。正是他们，把更多的穷苦青年引导到追求革命理想的道路上。
从红安走出的将军中不乏战功赫赫的大将、上将，还有两位中将也特别值得缅怀。他们就是塔山阻击战的指挥员胡奇才和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近山。
高桥镇程河村是王近山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小山村。村庄中央，一棵参天的红枫古树在微风中舒展着绿叶。曾经，反动派想要砍掉这棵枫树，王近山的弟媳张氏拼死保护，将铁片等硬物钉进树干，防止树被锯掉。多年以后，铁片与枫树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个“鼓包”，后人称此树为“将军枫”。
王近山出身书香门第，后来家道衰落，父亲早逝，他只读了一年私塾就回家务农。1930年，不满15岁的王近山“软磨硬缠”，由少先队长转为红军战士，一年后就担任机枪连排长。在许多硬仗恶战中，王近山敢于破常规出奇招，大家称他“王疯子”。邓小平听到后评价：“他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王近山指挥的最后一次著名战役是上甘岭战役。在战场胶着的关键时刻，他向彭老总报告：我决心跟美国佬在上甘岭打到底。不在这里把龟儿子打服气了，他还会从“下甘岭”来找麻烦！
平凡烟火，脱胎顶流的唱念坐打和顿悟禅定
有生活的地方就会有艺术，有心性的砥砺就会有觉悟。
黄冈的江湖田畈是民间文化的沃土。早在北宋时期，苏轼就注意到黄州山民爱唱山歌这一文化现象，他在《书鸡鸣歌》中记载：“余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反高下，如鸡唱耳……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
从山歌中走来的民间小戏，逐渐成了灾荒之年的谋生手艺。北高南低的大别山区在梅雨季易发洪水，尤其是位于南部的黄梅县，水网交织，号称湖北的“水袋子”，至今仍是全省防汛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县之一。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黄梅又发大水，农民食不裹腹。15岁的邢绣娘随哥嫂到江西卖唱，后又辗转江苏，恰逢乾隆南巡，为之献艺，深得赞赏，后又被三次请去献艺。乾隆为其婉转动听的曲调和生动逼真的表演所打动，亲笔御赐“黄梅名伶”，从此流传“不接京城大戏王，愿请黄梅邢绣娘”的美誉。她中年后定居于安徽青阳县，致力于将黄梅戏发扬光大。
邢绣娘是黄梅县孔垄镇邢大墩村人。据这个村的邢氏族谱记载，她的本名叫秀莲，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生人，自幼随母赵氏学成孔垄数一数二的挑花能手，被大家唤作绣娘，同时耳濡目染，善唱黄梅采茶曲，唱腔甜美，扮相俊俏。
比邢绣娘约晚半个世纪，从罗田走出的民间艺人余三胜，先在大别山区演唱东腔戏，后辗转汉口、天津、北京，入春台班，独创“反二簧”唱腔和京韵念白，成为京剧界公认的老生唱腔主要奠基人，被艺界誉为“京剧鼻祖”。京剧汉派的主要继承人谭鑫培正是余三胜的入室弟子。
记者在罗田县走访了王葆心故居后，继续向大别山深处的九资河镇七娘山进发。群山环抱、山路回旋，当地司机几经周折，驶上了一条路边陡坡，来到一个名叫七娘山的小山村。村中央有座余氏宗祠，其侧后早已废弃的房址就是余三胜的故居遗址。
虽然位置偏僻，但七娘山上松竹葱郁、风景独好。余氏宗祠门前一棵桂树亭亭如盖，树龄190余年，据传是余三胜出走前手植。经重新修缮后的祠堂内陈列了余三胜的不少故事。余三胜原名余开龙，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喜演艺。他因故出走家乡三年后传来喜报，被嘉庆皇帝御旨封为“戏状元”。
近年来，罗田县以东腔戏排演的《余三胜轶事》广受好评。有考证认为，楚剧、汉剧、京剧和黄梅戏四种戏的源头都与黄冈有关，形成“四戏同缘”的独特文化景观。
黄梅县不仅是黄梅戏的故乡，还是佛教禅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均在黄梅完成衣钵传承。道信本姓司马，出生在黄冈武穴市梅川镇。弘忍俗姓周，是黄梅县濯港镇人。
建于初唐时期的四祖寺和五祖寺分别坐落在黄梅县城西北、东北的大别山余脉上。而在山林更深处，还隐逸着一座相传由印度僧人宝掌和尚于东晋时期创建的老祖寺。三座寺院呈三角形分布，各相距20多公里。2011年5月，黄梅县申报的“禅宗祖师传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项目类别名录。
记者走访了号称“天下祖庭”的四祖寺和五祖寺。四祖寺所处地面比较平坦，很适合四祖道信禅师力主的“农禅并重”，就是要求僧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在平凡劳作中实现农禅双修。这一禅修原则后来由五祖弘忍禅师发扬光大。五祖寺至今保留着“慧能舂米处”的复原场景，六祖慧能日复一日为寺院僧众舂米，因身材瘦小而腰悬重石“为法忘驱”，在重复的劳作中悟到了非树非台、明心见性的“东山法门”。
五祖寺山势较陡。废名先生在其散文《五祖寺》中，讲述了自己幼时大病初愈，随大人去五祖寺，被留在寺外一天门的茶铺里过门不入，“过门不入也是一个圆满，其圆满真仿佛是一个人间的圆满，就在这里为止也一点没有缺欠。”
废名成年后多次游览五祖寺，却再无记述，或许是因为有过童心的禅悟就够了。如今人们去五祖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山门进出处的匾额，进门题“放下著”，出门题“莫错过”。寺内僧人解释说，这是提醒人们上山悟禅放下羁绊，下山入世“满血复活”。
试解秘笈，“黄冈密卷”秘何在
清乾嘉时期史家陈诗在其所著《湖北通志·人物志序》中说：“惟楚有才，黄郡实当其半。”有关地方史志专家整理出黄冈历代名人达1600多位。
黄冈何以成为孕育人才的热土？近年来已有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和史志专家予以关注和研究，有的还提出范畴更为宽广的“黄冈学”研究课题。记者结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和采访感受，试从历史地理、人口迁徙、家风人文三个层面予以归纳解读。
一是由区划沿革、地理方位、地形地貌综合形成的历史地理因素。在《尚书·禹贡》的记载里，黄冈大致以巴河为界，分属荆州、扬州。以后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分裂时期，黄冈长期处于不同州国的“交叉地带”，先后分属吴、楚，吴、魏，南朝、北朝，蕲州、黄州，南唐、后周，宋、金，直至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蕲黄合一，形成一个大“黄州”。行政区划的分合更迭使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原文化乃至草原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
从地理方位上看，黄冈地处吴头楚尾，“水从霄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地域环境的开放与封闭影响着文化的多元与独特。在黄冈各地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完全独立存在的文化属性，各遗址的文化风貌呈现出长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对此有一个结论：“鄂东地区是古代东西南北文化荟萃之地，不仅因为黄冈地处长江中游，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水乳交融，而且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也在这里交汇。”
从地形地貌看，黄冈北靠大别山，南滨长江，中间是低山丘陵和沿江平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冲垄丘岗，山水交错，既有南北不同风物之别，又有江河纵横分割之闭；既要与自然搏击求生存，又相对独立于外界纷扰，超然自适。开放与封闭，多元与独特，这些看似矛盾的文化特征共存共生，塑造了人才耿直刚硬、傲而不孤的性格特点。如光绪《黄州府志·例言》：“其地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文朴而不陋，尊德乐道，异于他邦。”
二是由人口迁徙形成的融合性、变异性共存的地域文化因素。文化的交融交汇随着人的迁徙而来。鄂东地区水资源充沛，低山丘陵也大多具备开发条件，所谓“襟山带江、土沃民萃”，成为周边省份移民最先考虑到的迁入地。至今黄冈人口居湖北各市州第二。
研究考证，黄冈历史上曾有10次大规模移民，其中8次以迁入为主。包括春秋战国时期邾国君民迁入黄州，东汉时期巴人2次入主黄冈五水流域，西晋“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侨置，以及北宋、南宋、元、元末、明初、清初等年代的大移民，如非常著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记者在此次采访中才得知，李四光的家族原是“库李”姓蒙古族，为躲战乱，从蒙古草原流落到黄冈的，王近山也是元末明初一位蒙古族王爷的后代。
麻城孝感乡是我国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在麻城市区原孝感乡所在地，走过一座“奉先继序”的恢弘牌楼，就进入移民纪念馆。馆内大量图片、实物介绍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悲欢离合，一部模拟重现迁徙之路的数字短剧，让记者深切感受到先民们徒步千山万水的艰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脉相连。
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积淀、孕育、转化为黄冈人敢说敢当的风骨和敢为天下先的气度。武汉大学教授李维武研究发现，这种宝贵的精神传统，在黄冈知识分子中表现尤为明显。正如熊十力在《心书》中所写：“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
三是由勤于谋生、崇文重教、家国情怀构成的家风人文因素。勤于谋生既体现在勤劳耕作上，也体现在善学手艺上。如明代嘉靖《罗田县志》中写罗田山区：“其俗勤而专一，惜费而惮役，习业而不迁。”黄冈北部山区田地不阔，南部平原洪涝频仍，学会一门手艺成了移民及其后代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因此，民间手艺门类众多，有“九佬十八匠”之说。
而当生活稳定之后，送子上学成了主要的追求。清末民初，团风县回龙山一带的青少年到武汉上学、乃至出国留学者不在少数。从经济基础上讲，缘于这一区域的东乡布业鼎盛一时；从精神追求上看，正是整个区域崇文重教的典型表现。
崇文重教推动了办学成风。唐宋之际，黄冈境内开始出现塾学。北宋时潘大临等在苏轼留下的雪堂著述讲学，形成雪堂书院。其后的河东书院跻身江南著名书院之列。明清时期，塾学遍布黄冈城乡，李贽、冯梦龙曾在黄安、麻城讲学；黄冈籍学者耿定向、顾问、顾阙、陈诗等也曾在家乡设帐授徒。《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曾在蕲州荆王府任纪善一职，相当于王府教师。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逐渐形成的重教兴学之风，到了明清两代，汇聚成“黄冈进士冠荆楚”的现象。根据有关学者整理的数据，黄冈在明清两代的进士数量，约占到湖北全省的三分之一。
直到如今，黄冈仍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大市。著名的黄冈中学，仿佛千年人文底蕴的历史回响，“黄冈秘卷”曾风靡全国，至今仍是湖北中学教育的重镇。
家庭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举足轻重。“霍桑效应”认为，被关注的心理需求比物质待遇更能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自家族的文化熏陶能够营造出被关注、被激励的强烈心理氛围。有计量研究表明，家庭对人才成长权重高达40%。这应该就是黄冈人才中屡见不鲜的“家族成窝”现象的重要原因。据民国《湖北通志》统计，麻城梅、周、李、刘四大家族，在明代共培养出43名进士，占麻城县104名进士中的41%。
不少人才不仅家学渊源，而且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崇尚气节、急公好义、嫉恶如仇、朴诚勇毅，在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奋不顾身、前赴后继，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秀代表。
大别山巍巍，长江水滔滔。黄冈人才群星涉及的领域之广、层次之高、贡献之巨、影响之大堪称人才地理中的“黄冈现象”。记者前后七次寻访，越访越感到高山仰止、诚惶诚恐，笔力不逮、挂一漏万。这些文化名人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集中体现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滚滚长江东逝水，淘不尽千古风流人物。文化是挖不完的富矿，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近年来，黄冈市更加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自编自导自演了《寻找毕昇》《众人划桨开大船》等数十部地域特色文化小剧，以小切口探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续发掘弘扬优秀文化资源，必将为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自信的力量。（记者惠小勇 徐海波）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