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易代之际，八旗军裹挟着大批降兵降将一路势如破竹：中原，关中，江南，四川的无不渐次收入版图。濒海崎岖的东南沿海和山川阻隔的云贵高原成为复明势力与清王朝反复拉锯的战场，争斗持续了十几年，这一时期大批不愿屈服异族统治的华人出奔东南亚。在郑成功东渡台湾，李定国客死泰国后，清王朝的统治越发稳固，这些流落海外的明朝遗民也只能长期定居异国，在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顽强地延续着大明衣冠，而在越南南部，甚至有一个延续到十九世纪的华人自治政权——河仙国。
越南政局与明朝遗民
在东南亚诸国中，越南与中国地理上最为接近，海陆交通都十分便捷，在政治与文化上也深被儒风，与中土最为接近，因而也是海外移民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早在明清易代之前，就有众多华商移居越南，隆庆开关后，东南亚与华南沿海的商贸往来越发繁荣，当时东南亚本土商业并不发达，贸易主要由西方殖民者与华人海商把持。出于商业经营管理的需要，部分华商长期定居当地，而当地统治者对华商也非常优待，华商可以建立市镇，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明朝中后期在越南的大港口就已经出现了华商社区。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1642年越南会安的华商数就有四五千人。
随着满清入主中原，东南沿海战乱不止，不少明朝遗民不愿屈服，纷纷渡海移民。而这一时期的越南正处于郑氏集团和阮氏集团“南北纷争”的分裂时期，这一局面是越南国内各方势力长期演化的结果。早在大明朝如日中天的1428年，反抗明朝入侵的黎利建立了黎朝，在1527年遭到权臣莫登庸的篡夺。莫登庸上台后面对国内强大的反对势力，决定争取宗主国的支持而增加合法性，所以对北方的明朝十分恭顺。1540年，莫登庸亲到中越边境的南关隘迎见明朝使节，出降认罪及割地进贡。由于对明朝的示弱，他被后世越南史学家视为“卖国贼”，背上了千古骂名。
本图出自《安南来威图册》，由明人所绘，图中称登庸为“伪王莫登庸”
莫朝未能在全国建立有限统治，而是与黎朝南北对峙。
紫色为莫朝，黄色为黎朝，绿色为占城
南边的黎朝内部也很快崛起了两大权臣，分别是郑氏与阮氏，在将莫朝驱赶到了中越边境后，郑主与阮主并称为越南南北对立的两大势力，北方的郑氏依旧控制着黎朝国王作为傀儡，而南方的阮氏则自立为广南国。自1627年至1672年，北方郑氏与南方阮氏前后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势均力敌,最终以灵江为界形成了两个对峙的割据政权。
郑阮对峙时期的越南形势图
对于华人的到来,郑氏与阮氏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北方的郑氏是清朝恭顺的藩属,由于怕接受明朝遗民引起清朝干预，对南来的华人持敌对态度，要求华人“言语衣服当遵我国俗,不得妄为异器异服”，这样严格的同化政策使得去北部的华人移民非常有限。相反，南方的阮氏并没有得到清王朝的承认也并不与其接壤，不必过多考虑清朝态度，更重要的是南方开发程度低于北部，需要大量的劳力来开垦蛮荒。阮氏政权向北无法击败开郑氏拓领土，只有积极向南发展以图更大的生存空间。。
此时,大批能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及财富的华人的到来,对阮氏政权可谓是雪中送炭。移民以男性居多，到越南后通常娶本地人为妻，结婚所生子女通称“明乡”，阮氏政权允许华人移民建立自己自治组织“明香社”（后改称“明乡社”），并给予赋税上的优待，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人移居越南南方。
阮主南进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两股: 移民和军队。移民是指北方流民、罪犯，也包括郑军俘虏和华人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前期的拓荒工作。一旦这种初期开发完成，阮主就会派遣军队南下，在当地设营驻扎。1653 年，置泰康营(平康营)。1697 年，阮福凋置平顺营（顺城镇）。1700 年，建藩镇营，同时又将原镇边营移至鹿野处福隆县。1732 年，阮福澍建立龙湖营。广南国的版图随着这些营镇的设置一步步向南扩展开来。
1771 年广南国全境示意图
夹缝之间的艰难自立
1671年，广东雷州府一位名叫莫玖的17岁少年，由于不满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与同乡众人一同登船南逃，他选择了真腊作为落脚点。当时的东南亚土著多不善于经商，华人移民往往会垄断当地海外贸易，莫玖也取得真腊国王宠幸，主管该国商贸。后来莫玖通过贿赂国王亲信，取得了真腊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权，因为当地的河流有仙人出没的传说，所以这片土地也叫“河仙”。河仙的范围，大致就是今日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一带。
早期真腊版图，真腊是柬埔寨的前身，在中国古代典籍里，真腊的地理范围远远大于今日的柬埔寨领土。蓝色圆圈部分则为河仙大致范围
这一带原本是各方势力不及的真空，一片荒芜，海盗出没。在莫玖的经营下很快繁荣起来。莫玖的经营方针相当独到。他首先在当地招徕流民开荒耕种，在收获物产之后开港通商吸引人流。凭借贸易带来的人流，进一步经营起赌博生意，从中抽取税金。后来，当地又发现银矿，莫玖骤然发家致富。莫玖同时也在河仙组建独立的武装，建立城寨自我保护。还设立起文武官署，宛如一方诸侯，而此时他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
短短几年时间，河仙由人迹罕至的荒野，一跃成为该区的主要商港。本来驶往湄公河上游的各国商船，转而以河仙为贸易目的地。河仙有了“小广州”的美誉，18世纪到过越南的法国人波维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其领域已成为勤勉之人民安居乐业之处,其海港开放于中外商贾。不久,森林被伐开,荒土变成良田……”
此时的河仙依旧依附于真腊，但真腊已经十分衰落，内部纷争不断，外部又屡屡受到暹罗和越南的侵略。河仙地处湄公河出海口，是商业枢纽的区位，却不易防守，只要敌军由水路进攻，河仙立即四面受敌。
1679年，暹罗入侵真腊殃及河仙，莫玖战败被暹罗军队俘虏，在暹罗滞留多年，直至1688年才趁暹罗内乱逃出，又真腊境内徘徊多年才得以重返河仙。1700年，莫玖已是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回到已成废墟的河仙，半世基业又要从头再来。
真腊积弱已久，已经不能保护河仙，而暹罗又成了宿敌，莫玖权衡利弊，最终在谋士苏公的建议下，决定背弃真腊，转而投靠日益强大的广南阮氏。1708年，莫玖亲自到广南向阮主奉表称臣，被封为河仙镇总兵。“南朝天王睹其相貌魁真腊杰，进退敬慎，嘉其忠诚，敕许为属国。名其镇为河仙。”同时莫玖改其姓为“鄚”，以与越南历史上的篡位逆臣莫登庸相区别。（本文以下既称鄚）
越南河仙市的莫玖雕像，至今仍受当地人祭拜
鄚玖穷尽60年光阴经营河仙，于1735年病逝，得年81岁。阮氏政权追赠他为“开镇上柱国大将军武毅公”。 鄚玖儿子鄚天锡继位后河仙迎来了鼎盛阶段，1739年真腊发兵攻打河仙反被鄚天赐打败，只能放弃对河仙的领土要求。河仙政权地位也有所提升，成为广南、真腊、暹罗三国之间的缓冲，并屡屡利用中间斡旋的机会从乱局中受益。
蓝色圆圈为河仙政权大致范围，当时真腊衰微，暹罗和广南强大，河仙主要的政策是帮助越南控制真腊，抵抗暹罗
在海角天涯的异国，鄚氏统治下的河仙依旧延续着大明衣冠，招揽文士，兴办儒学，据《清朝文献通考》载：“港口国……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其风俗重文学,好诗书。国中建有孔子庙,王与国人皆敬礼之。有义学,选国人子弟之秀者,及贫不能修脯者弦诵。其中汉人有傲居其地而能句读晓文义者,则延以为师,子弟皆彬彬如也。”
第二任统治者鄚天锡，不改中土文人的趣味，招揽文士吟咏河仙美景，编篡成《河仙十吟》的诗集流传于世。
然而就在一片繁荣安详之中，河仙国的劫难又要来临，这一次是双重的打击。
归于沉寂
危机最先来自于宿敌暹罗，1767年4月7日，缅甸军队攻陷暹罗国都，灭亡阿瑜陀耶王朝。末代王子出奔河仙寻求庇护，鄚天赐没有放弃从中渔利的机会，宿敌暹罗的乱局对他而言无疑是个利好。但事情并未如愿，潮州华人后裔郑信在暹罗迅速崛起，建立起强大的吞武里王朝，开始四处扩张。收留了前朝王子的河仙成为征伐的重点，与郑信的几次交锋河仙都没占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双方都能联络当地华人社群作为帮手，尤其是潮汕籍的华人几乎都倒向郑新，使得河仙内部叛乱迭起。
郑信在泰国的塑像，郑信又名郑昭（昭意为“王”），暹罗名字叫达信（Taksin）。史称“达信大帝”或“吞武里大帝”越南方面则称其为丕雅新，郑新等
1771年吞武里王朝发兵进攻河仙本土，鄚天赐急向阮军求援，而阮军拥兵不救，致使河仙失陷。暹罗军队将河仙城池夷为平地，人民四散逃亡，只余一片焦土。近百年来繁盛一时的河仙，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盛况。来自西边的侵扰刚刚退去，一向安全的广南后方又发生了变故。
同年越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西山起义,广南阮氏在西山起义军和北方郑氏的夹击之下风雨飘摇，几近亡国。鄚天赐则亲率残兵勤王，但战局依然不利，在窘迫关头，君臣对泣，阮主心如死灰：“今贼势猖獗难拒，而我疆土十去七八，安能再图恢复？不若先觅一干净之地死之，免遭逆贼之害。”鄚天赐则依然忠心耿耿，叩头泣奏：“国家之难，自古有之，望皇上宽心，以图大事。”他甚至提出帮阮主避难清朝，借兵复国。但未得成行，阮主就被擒杀。鄚氏绝大部分领地被西山起义军占领，鄚天赐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靠死对头郑信，郑信受到西山军的反间计，猜疑他暗通广南，81岁的鄚天赐不得不自杀，子孙多数被株连杀害，只有少数后人幸存。后来阮福映复国，曼谷王朝取代吞里武王朝，中南半岛的再度恢复安宁，河仙镇守需由两国共同任命，鄚氏形同傀儡。在暹罗与阮朝的认可下，鄚子泩、鄚公柄、鄚子添先后出任河仙镇守。随着阮朝统一越南，南圻也被开发完毕，河仙的自治政权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蓝色部分为越南南圻部分，是越南扩张中最晚取得的土地，在法国殖民之前，南圻还包括今日柬埔寨的部分领土
1809年鄚子添去世后，阮朝委派官员直接统治河仙镇。1832年，则改河仙镇为河仙省，废除镇守、协镇，改设巡抚、按察使等职务，鄚氏河仙政权走到历史的尽头，河仙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小港口。
阮福映，广南阮氏后人，后来灭亡西山阮氏重建统一的越南国家。其复国过程中受到华人大力援助，也借助了法国殖民者力量
17世纪以来，越南的华侨华人在谋求生存的同时,受阮氏政权的驱使,也充当了侵略真腊的先锋。以鄚氏家族为首的移民开发河仙，扩展并奠定了越南西南部的疆域。河仙华人保有对故国明朝与侨居国阮朝的“双重认同”，在历史的漩涡之中，最终与整个“明香人”群体一样，融入到越南本土社会里。
参考文献：
“海上明朝”:鄚氏河仙政权的中华特色_李庆新
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 与18 世纪中南半岛局势 李庆新
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 武世营
越南阮主政权的对外关系(1600-1802) 徐芳亚
17-18世纪华侨华人与越南阮氏政权 屈凤梅
有读书声最佳
——中华文明中的读书重学传统
作者：刘绪义（国家税务总局党校〔长沙〕教授、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要问这些突出的特性是怎么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书重学的传统。泱泱中华，一直以一个读书大国、学习强国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文明最前列。
“为人皆不可以不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志之一的文字的发明，也是书籍的第一要素，意味着文明与读书一开始就结下了深厚的因缘。考古发现，汉字，作为中华文明原创性重要特征的标志，不仅起源早，而且以其独特的表意文字优势，成为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功臣”。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这里的“书”虽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但是，隐然可见中华民族对书籍的崇拜。在中华民族的文明早期，书是著之于竹帛的，书写和阅读都不方便，但这并不影响先民对书的重视。着眼文明的传承，古代官制中就设立史官，甲骨文中就有“乍（作）册”“作册右史”等职官出现，《后汉书》记载“古之帝王，左右置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有着众多职能，如记事工作、藏书工作、占卜工作、文书工作等，兼具治史与从政之职能。史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亦巫亦官”，地位崇高，“通天人之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才有传之后世的书籍。
书籍地位之高，也是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老子曾经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公元前6世纪初，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失败，率族人奔楚。作为王子，在逃难之际，竟然将宗周藏有的典籍都带到了楚国。毫无疑问，一个人在逃难之际，随身所带的东西当然是最重要的。老子因此失望“下岗”，楚国却因此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
夏商周三代时期，“学在官府”。可以说教育为王官所掌控，足见官府对教育的重视，也可以说，囿于条件限制，私人与民间没有条件办学。清人章学诚说：“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正是由于教育，士由一种等级转变为一个阶层。士在战国之前属于贵族，接受过正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管仲进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规定士的主要职能就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至战国，武士向文士转变，或者说，文士更多地活跃在社会。墨子称文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这就是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一类人，这些人就是后世所谓的“读书人”。
读书人社会地位之高，在春秋末至战国，从诸子的活跃即可见一斑。孔子有弟子三千之说，即使不是确数，也足见数量之大；墨子一次性可以召集300名弟子帮助宋国守城；吕不韦有门客三千，能帮他写成《吕氏春秋》。这当然得益于王纲解纽，学术下移。其时的私学盛行，也充分说明了民间对读书的渴望与重视。
汉代以后，官学更向平民子弟开放，同时鼓励私人办学，教育的普及性远胜于同期的西方。西汉读书人群涵盖帝王公卿至平民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许多经学博士，刚开始都是自己潜心读书，影响日著后被征召为博士；东汉更甚，有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千里负笈，诵经读书，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
唐代在中央、各省各地有官学，民间富户兴办有私学。更有许多东洋学子，不远万里，来到大唐，“打卡求学”。宋代书院大兴，读书之风更是盛行。
不唯如此，中华民族基因里重教兴学传统也表现在女子教育与读书风气上。《礼记·内则篇》载，10岁前的基础教育并不分男女，从6岁始，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教之数与方名”，因此，先秦通诗书、善属文的贵族女性很常见。齐姜可顺口引用《诗经》“莘莘征夫，每怀靡及”，穆姜通《易经》；据考，《诗经》中很多篇章，如《燕燕》《柏舟》的作者都是女子。汉代皇后多爱读书，窦太后好《老子》，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和帝皇后邓绥6岁“能史书”，12岁时精通《诗经》《论语》。班昭能指点皇帝绘画和书法，指导皇后习经史、天文和数学，被尊称为“大家”。
普通士民家也有不少识文断字的女子。汉代有“小戴”之称的大学者戴圣，早年丧父，其母能够跟他释《礼》，这样一部被现代人视为难懂的经典，在她这里却可以随口道来。前秦的宣文君出身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父亲传授其《周官》，并告诉她：“我膝下无子，你若不用心学习，这门学问便要从此断绝了。”
唐代社会更开放，女子教育涵盖道德、女红、儒家经典、文学、书算、音乐和宗教等方面，《女史》《女则》《女仪》《女诫》是唐代女性常读之书。因而，自嫔妃女官到村妇尼姑，皆善诗词文墨。唐代小说诗歌之中的女性无一不是知书达理、舞文弄墨之人。《唐才子传》记载：“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全唐诗》载女诗人113位，诗作达600余首。宋代被视为对女性苛刻的时期，其实，理学家们大都赞成女性读书，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女人如果知道怎样阅读，会成为更好的妻子：“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
明代，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阅读活动增多，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也从对女容女德的欣赏转向对才华气质的推崇。以女性阅读为主题的仕女画大量涌现，明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女性阅读最活跃的时期，女学神频出。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面世后风行一时，唤起了万千闺中女子的梦想，内江自信有才貌而不轻许人的女读者爱上汤显祖，扬州女子金凤钿干脆直接托人寄书给汤显祖。1792年春，袁枚暂栖杭州西湖宝石山庄，江浙一带女弟子闻信后纷纷带上诗作前往拜谒。
上海大观园内“宝黛共读西厢”雕塑 资料图片
六经勤向窗前读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教传统，历代帝王都兴文教，重视并倡导读书。
有诗称“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谬矣。刘邦尝为吏，秦朝文吏是有知识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史载“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汉文帝说：“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汉景帝说：“夫吏者，民之师也。”项羽虽学书学剑皆不成，但他爱学兵法，兵法有书传世。否则，刘项二人如何能各自写出《大风歌》《垓下歌》？汉代皇帝如昭、宣、元、成诸帝皆爱读书。昭帝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元帝“多材艺，善史书”，成帝“壮好经书”，等等。西汉诸王如梁怀王刘揖、淮南王刘安以及刘向、刘歆等都是大学者。东汉皇帝如光武、章帝等亦颇有学术造诣。此后历朝历代皇帝无一不是经过多年读书熏陶出来的。
出身武将世家的赵匡胤常于军旅中读书。有人向周世宗告密，称赵氏用几辆车满载私物财宝，经检查，原来所谓的财宝其实是数千卷书。世宗问：作为武将，要书何用？赵氏回答：多读书以广见闻，增智慧。做皇帝后，他以读书多少作为考察选拔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赵匡胤曾问疑于宰相赵普，赵普竟无言以答，再问学士陶谷，得以解答。赵匡胤因此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其他皇帝，如太宗也一样，史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有一次，宋琪对太宗说：“陛下好古不倦，观书为乐。然日阅三卷，恐至罢倦。”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以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真宗说：“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机务之暇，惟以观书为乐焉。”
朱元璋苦于年少时与书无缘，从军以后刻苦读书，称帝后，“命鸿儒进经史，自批阅，终日忘倦”。明朝还确立了专门为皇帝开设的经筵制度，延续数百年之久。清自开国之初就重视文教。皇太极即位刚三年，宣布“兴文教”，称“从古至今，历来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高宗乾隆更是组织各类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纂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目之巨观也。”继明成祖时编纂《永乐大典》后，修《四库全书》，堪称文教之盛。
“帝王所图治，立学当为先。”这几乎成为历代君臣的共识。不仅帝王以身作则，表率天下，而且许多皇帝都在劝学。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最有名的莫过于宋代皇帝赵恒的“书中三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总之，“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此，不仅士人读书，官员读书也成为风气。
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不仅看其出身门第，还要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文教大盛之时，许多武将也爱读书。关羽夜读《春秋》定格于史册，吕蒙因读书而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不少武将本身就是文人，如曹操、诸葛亮、辛弃疾、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既有“百战归来再读书”的自觉，也有始终以读书人自诩的荣耀，践行了“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的信条。
读书引领风气，学风先导世风。宋代胡瑗在《松滋儒学记》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士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基石，学风是士风的核心。由士而出仕为官，化民成俗则是士大夫的使命，也是考察官员的重要内容。宋代周敦颐看来，为官的最高境界是“上安下顺，风清蔽绝”。明代首辅李东相认为：“论吏治，则先风俗。”清代帝师朱轼将正风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地方官不仅有掌风俗之职，朝廷也重视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一个地方学风好坏，自然也在其中。士大夫对学风也保持着敏感，如宋代真德秀就批评当时的学风：“今之学者，自幼不由小学，以养其良知良能之本。不进之大学，以充其仁义礼智之性。”朱熹晓谕沧州精舍学者，读书是为了贪道义而不是贪利禄，是要做好人而不是做贵人。
不唯如此，大批士大夫官员践行着这一宗旨。他们关爱读书人，建书院，设书局，创学堂，礼名师，劝学资助，编书著书，刻书藏书，寄托着正人心、通时务、开风气的厚望。如清代名臣张锳在贵州兴义府任上免费给读书人添灯油，坚持长达13年；同光之际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大批督抚大兴书院之风、劝学之举，张之洞总督湖广18年间在武汉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有120多所，总督直隶的曾国藩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勉励他们：“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张之洞作《劝学篇》告诫两湖读书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希望他们通过读书正心同心。这种情怀正是中华文明能够辉映千年的内因之一。
读书声里是吾家
池塘四五尺深水，
篱落两三般样花。
过客不须频问姓，
读书声里是吾家。
官事归来衣雪埋，
儿童灯火小茅斋。
人家不必论贫富，
惟有读书声最佳。
唐人翁承赞诗中的这句“读书声里是吾家”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多少书香家庭的自豪。出身礼乐名家、东南茂族的翁承赞是大家族重视读书的代表，更多的普通士人则是渴望耕读传家，既希望“万卷藏书宜子弟”，又钟情“一樽满意说桑麻”。整体上，社会是以“家有读书子”为基本要求，以书香门第为无上光荣。
最晚至唐朝，城市街巷、乡村农家听到琅琅读书声就不再是稀罕事了。作为读书氛围深厚的朝代，唐朝的社会风尚近乎全民读书。不仅读书启蒙早，“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书”，而且涌现出大量少年英才。王勃、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大批被后世敬仰的文人，少年时即善诗。究其原因，不外乎良好的家教和浓郁的社会读书氛围。
如果说唐以前，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学、孙康映雪读等甘贫苦学的事迹尚属特例，那么，唐以后则不论贫富和智愚，勤学读书则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书籍进入寻常百姓家。四岁而孤的欧阳修，家贫只能用荻画地学书，“勤读书史”；“博学而无所不能”的司马光，读书至不知饥寒酷暑；“读尽天下八分书”的郑樵，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家庭条件好的，如熟读百家的苏洵，用自身的优势为孩子创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家境差的，如元稹、欧阳修皆幼年丧父，均受益于母亲的教育。明清时期“良母课子”的主题更是绘画中的一大风景。
家族和地方也鼓励赞助读书。族中富人或个人或几家合作，出资办学，邀请名师教子弟读书的情形非常普遍。史载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载：两浙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会稽自建炎以来，“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浙江青田“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福建“城里人家半读书”，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有人认为，读书风气与科举紧密相关。其实不尽然，科举固然是读书人的一条出路，有不少因子孙科甲鼎盛而成为世家名门的例子，然而更多家庭重视读书并不以科举为目的。如曾国藩家风好，然亦教子弟“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左宗棠家风正，书香浓，然其戒子求学切勿为功名。
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诚然，其中也未尝不涵盖了读书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意思在呢？
书自香我何须花
“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自香我何须花。”这句出自清代小说《狐狸缘全传》的名诗，道尽了古今多少读书人的心意。千百年来，无数读书人既有“三更灯火五更鸡”饱读诗书以图康济万民的宏伟政治抱负，也有“天为读书留种子”寄情诗书以图自修自娱的惬意人生襟怀；既有“以读书著文忧国爱君为事”的名臣，也有以“愿读尽世间好书”为人生乐事的普通士人。
《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读书的三重境界，即由“知”至“好”而“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达到“好学”的境界不容易，如孔子所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或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要实现“乐学”的境界更不易。孔子尚且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己忧。然则古代历史文化画卷中常常出现以读书为乐、以书香为美，以读书充实人生，修养品格，提升精神的读书风景。最有名的莫过于晋陶渊明不仅种豆南山下，还“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初唐宋之问茅斋读书：“暝还探旧史，颇知古人趣。”武元衡“惆怅管弦何处发，春风吹到读书窗”。宋代翁森有《四时读书乐》，“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赵季仁自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欧阳修也感叹，“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朱熹读书，能读到如此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说：“人生一世，有三乐：开卷读书，闭门修禅，一语济世。”郑成功亦说：“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清人曾国藩以“读书读出金石声”为一乐。
更能引起人们心向往之的风景有三：一是打卡山林寺庙读书。自隋唐始，寺庙就成了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唐肃宗时，李泌隐居南岳十二载，潜心读书。后其子李繁任随州刺史时，于南岳建邺侯书院以纪念，就成中国书院之始。刘长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读书；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读书；温庭筠、杜牧、杜荀鹤都曾在庐山读书；王播寄居扬州木兰院中读书多年；范仲淹在醴泉寺僧舍中读书；苏轼更与寺庙僧人佛印交友，留下不少趣事。一则古代山林寺庙环境清幽，可以息却红尘功名之心，可以陶冶性情诱人诗性；二则寺庙省钱，省去不少烦恼；三则不少寺庙有藏书，僧人有学识，可以交流请教，真正是个读书好去处。
二是古代读书人笔下那一幅“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唯美画面。清代亦学亦商的管斯骏在《题查履光〈红袖添香夜读书图〉》中抒怀：“怜我青灯常寂寞，泥他红袖细商量。”“红袖添香”出自宋代词人赵彦端的《鹊桥仙》，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将其化为诗意：“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静夜、青灯、红袖、暗香，这一幅有声有色、动静适宜、别有韵味的文人夜间生活图景就此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一种赏心乐事。如果加上雪，那就更妙了：“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汤显祖《与李太虚》)。
这并非古代文人的情色幻想，实则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开始接受女性作为智力型的同类，认同女性才华，甚至渴望拥有能与他产生共鸣的伴侣有关（参见李晓愚《明清才女文化与女性读书图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泥他红袖细商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清人毛大瀛初婚时，赠诗其妻：“他日香闺传盛事，镜台先拜女门生。”其妻笑道：“要改一字。”毛问何字？其妻将“门”字改为“先”字，就成“镜台先拜女先生”。那种自信，就是学神配学霸的自信。席佩兰伴夫读书至深夜：“夜深衣薄露华凝，屡欲催眠恐未应。恰有天风解人意，窗前吹灭读书灯。”（《夏夜示外》）颇有画面感。
三是书与茶、知己组成的黄金搭档图。要问古之读书人，什么是简单人生，什么是惬意活法？无他，一书一茶一知己而已。《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游学交友就成了一种古老的读书风景。孔子本人就是著名的游学者。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李白、杜甫等更是亲身体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找寻他们的“诗和远方”。一如《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所说“游学博闻”，游学不仅可以开阔视界，增长见闻，而且可以寄情山水，拜师访友，留下了诸如“兰亭雅集”“岳麓双讲”“程门立雪”“雪夜访戴”等经典文化史话。不仅传播了思想文化，也践行了知行合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茶和书无疑是最好的伴侣。古代读书人嗜书与嗜茶，几乎达到了浑一的境地。本来，茶就是伴读之首选。“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其堪夸。”一杯茶，使人神思清明淡定；一卷书，使人沉静冲融从容。茶似禅，书似友；一个清心，一个明智，再加一知己，让人情悦。风轻云淡无如茶，书卷多情似故人，在这里达到一个高度和谐而完美的统一。这种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怀，正是中华文化中读书传统的重要价值体现。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读书重学传统基因居功甚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这一传统基因，推动全民阅读。既要有“读书破万卷”“读书如克名城”的劲头，也要善于“从无字句处读书”，养成读书好习惯，端正读书价值观，做新时代知行合一的实学实干者。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19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铁柱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虽然《吴越春秋》讲的是吴越争霸，但实际上伍子胥才是《吴越春秋》中仅次于越王勾践的二号人物。赵晔花在他身上的笔墨，远远多过吴王夫差，这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起来我们看的是吴越争霸，实际上却好像是越王和伍子胥在斗法。
这其实不是错觉，而是事实。吴王阖闾的称霸，可以说伍子胥居功至伟；而吴王夫差走向失败，看起来也是不听伍子胥“忠言”的后果。这其中的转折点，就在阖闾死后。吴国的的确确是“成也伍子胥，败也伍子胥”。
也许有人会问，分明是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怎么能把这笔账算在伍子胥头上？当然能！可以说，和阖闾时期的伍子胥相比，夫差时期的伍子胥有了巨大的转变——变得不会说话了。正是这种转变让夫差完全无法听进去伍子胥的话。
当然，他不是真的不能说话。只不过阖闾时期的伍子胥伶牙俐齿满嘴谎言，而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却变得一张嘴就是正义凛然的“实话”。有趣的是，说谎和伍子胥的成功有着高度的正相关，随着伍子胥说谎技术的日益提高，他的权势也不断上升，直到在吴国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谓物极必反，达到权力顶峰后的伍子胥忽然之间就失去了说谎的能力，变成了一个“正直”的人，而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越来越无法获得夫差的信任，最后落得个被夫差赐死的下场。
伍子胥的前后转变既自然又生硬。“自然”是因为他有了大权之后居功自傲，觉得说话不需要再小心翼翼，这是人之常情；“生硬”则是他前后判若两人，转变得过于彻底。“自然”是读者的第一感觉，因为随着阖闾的去世，伍子胥在年轻的夫差面前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而“生硬”则是读者冷静下来后的思考：一个人何以会有这样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伍子胥的前半生：说谎与复仇
和勾践一样，伍子胥并非天生就擅长说谎。当楚平王听信奸臣的谗言而囚禁了其父亲伍奢三年后，决定斩草除根。伍子胥的哥哥伍尚决定与父亲一起赴难，而伍子胥则选择了逃跑。正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说谎。
伍子胥先到了宋国，后来到了郑国，结果在郑国介入了政治纠纷，被迫出逃前往吴国。在逃离郑国的路上，伍子胥讲了第一次谎言。他一路狂奔路过昭关，关吏想要抓住他，伍子胥骗他们说，郑国的君王之所以要抓他，是因为他有一颗珍珠却不小心丢了，自己现在出关，就是要去找这颗珍珠。于是官吏就把他放了。
这是一个蹩脚的谎言，正常人一听就觉得不可信。有趣的是，它居然成功了。可见说谎是需要对方配合的，一个再好的谎言，如果遇到了一位极其警惕的人，也完全可能毫无效果；相反，一个糟糕的谎言，却依然有可能让人相信。伍子胥的初次尝试让人感觉像是一场水平低下的比赛，他发挥得不怎么样，可是对手更加业余，最后也能获得胜利。
没错，从一开始，伍子胥就告诉我们说谎其实就是一场比赛。赢了，他才能够来到吴国，进入下一轮的争夺，而输了就会惨遭淘汰。可是，他的技术实在还很一般。追兵继续追赶，接下来前面是一条江，江中刚好有个渔父划着小船，走投无路的伍子胥只好大声喊：“渔父渡我！”很显然，这时候的伍子胥已经完全忘记了掩饰和说谎，幸好渔父冷静地救了他。
在历尽艰辛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的说谎渐入佳境。一开始，他“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装疯卖傻是常用的掩饰手法，但是在集市中装疯卖傻则在掩饰与不掩饰之间：他既渴望得到伯乐的赏识，又想隐藏自己的身份，毕竟集市就是待价而沽的地方，人才也不例外。果然，集市里的普通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而善于相面的小吏在第二天就看出了他是谁，并把他带给了吴王僚。伍子胥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吴王僚对他一见倾心，想要为他兴师复仇。可是他看出了公子光（未来的吴王阖闾）有谋反之意，于是首次上演了高段位的说谎，拒绝了吴王僚的好意。他义正辞严地对吴王僚说，诸侯的责任在于管理好国家，如果“为匹夫兴兵”，就不符合“义”了。当初他选择逃离楚国时，就信誓旦旦地要“雪父兄之耻”，而要复仇，则一定需要借用别国的军队。因此，劝告吴王僚不要为他复仇，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谎言。可以说这是伍子胥的一个里程碑，它的难度在于作了一次赌注巨大而时间漫长的赌博：不但赌公子光能成功地替代吴王僚，而且赌当上吴王之后的公子光也愿意为自己复仇。
这一等，就是八年。八年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楚平王都过了世。伍子胥用八年的时间，等待时机帮助公子光成功篡位，而篡位则靠的是刺杀。谎言永远是刺杀的亲密战友。从选择刺客到策划刺杀，都是伍子胥一手包办的。但是这还不是伍子胥说谎的巅峰。在吴王阖闾登基之后，伍子胥依然再接再厉。
当阖闾对他说自己想要成为霸王应该怎么做时，伍子胥“膝进垂泪顿首”说：“我不过是从楚国逃出来的下贱之人，大王没有杀我已经是我的幸运了，怎么敢谈论政事呢？”可以看到，伍子胥作为功臣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居功自傲的模样，膝进、垂泪、顿首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这一套组合拳很好地掩饰了自己渴望掌权的真实内心。
随着伍子胥说谎技术的日益精进，他在吴国的地位也稳步上升，成功地成为了吴王阖闾之下最有权力之人。为了解决阖闾的后顾之忧，他故伎重演，再一次用刺客暗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保持了一贯用谎言解决问题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当吴王阖闾想要庆忌的性命时，伍子胥一开始表示了反对，认为这么做可能违反天意；但是在阖闾的坚持之下，他马上就熟练地作了策划，又物色了一名刺客，成功地欺骗了庆忌。伍子胥可以根据阖闾的需要随时提供刺客，这一细节表明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说谎做准备。很显然，谎言是他用来获得权力的手段，当他的权力还不足以复仇时，就需要通过不断说谎来做持续的交换，直至权力的顶点。在阖闾执政九年后，伍子胥终于打败楚国，得以雪父兄之耻。
伍子胥复仇的过程告诉我们，说谎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谎言，他就无法一路逃到吴国；没有谎言，他就无法获得接近阖闾的机会；没有谎言，他就无法成为吴国首屈一指的重臣。伍子胥在离开楚国时曾咬牙切齿地说：“闻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今吾将复楚，辜以雪父兄之耻。”复仇是他这些年来念念不忘的心愿，而谎言则是他完成心愿的重要武器。
面对成功复仇的伍子胥，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吴国掌权的那个伍子胥，究竟把自己当作要复仇的伍奢之子，还是吴国的大臣。如果他从始至终都把复仇看作是自己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目的，那么吴国对他来说是什么。换言之，他说谎是不是都只是为了“自己”？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系到对伍子胥的评价。尽管有人说要给中国历史上的忠臣排个座次，伍子胥肯定在前十之列，但是从汉朝开始，就有扬雄对伍子胥的“忠”提出了质疑，宋朝的苏轼对扬雄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不过关于伍子胥是不是忠臣这个问题应该说并没有广泛接受的答案。其实，当我们讨论一个人是不是忠臣时，已经默认他的身份是“臣”。然而从阖闾时期伍子胥的自我定位来看，“子”才是他最主要的身份。他是要为父亲复仇的儿子，为兄长复仇的弟弟，臣这个角色只是他为了复仇而不得不扮演的。因此，是不是忠臣对他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伍子胥的后半生：直言与死亡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不再说谎。他的说谎似乎是和复仇紧密相连的，既然大仇已报，说谎也就不再需要。如果说阖闾时期的伍子胥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子”，那么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则变成了“臣”。与此同时，他和夫差之间的交流变得火药味十足。君臣之间这样的交流是否合适？这是后期的伍子胥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问题。
当然，伍子胥对夫差的“直言”离不开勾践这个重要因素。正是战败后的勾践到吴国为奴，才有了伍子胥、夫差和勾践之间的明争暗斗。准确地说，在这三个人中，勾践是说谎者，伍子胥是看穿说谎的那个人，而夫差则是相信谎言的那一个。伍子胥的不会说谎，主要体现在他对夫差。也许是伍子胥自己擅长说谎的缘故，勾践对夫差所说的一切谎言都逃不过他的双眼。在勾践刚到吴国向夫差表明自己的忠诚时，在一旁的伍子胥“目若熛火，声如雷霆”，力主将勾践处死。“目若熛火，声如雷霆”这八个字与当初的“膝进、垂泪、顿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目光和声音是对勾践的怒斥，那还合情合理，可是他这表情的对象是夫差，而夫差是他的君王。
伍子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夫差面前痛斥勾践，完全把夫差当作受教育的对象。因此，虽然他痛斥的是勾践，但给人感觉他痛斥的是夫差。在勾践前无古人地尝了夫差的粪便后，伍子胥进谏说：“今大王好听须臾之说，不虑万岁之患，放弃忠直之言，听用谗夫之语……岂不殆哉？臣闻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愿大王察之。”
这段话从头到尾都是真话，可就是不中听，很难让对方接受。在《战国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劝谏例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上来就把对方劈头盖脸骂一顿的。直接将对方比作桀纣，把他说得愚蠢无比，很显然是连普通领导都无法接受的，何况是一国之君！也就是说，伍子胥这样的劝谏，注定会是失败的。
于是可以想见的是，夫差越来越不听他的话。伍子胥感到了害怕，觉得自己已经被抛弃，但是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交流模式，反而趁着自己出使齐国的机会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齐国。当夫差决定讨伐齐国时，伍子胥又直言进谏，认为伐齐会“危国亡身”，并指出和越国联手是“与贼居不知其祸”。是的，这的确是正确的判断，但是他说话的方式依然无法让夫差接受。而在夫差得胜回到吴国质问伍子胥时，他先是把夫差比作桀纣，说“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现在大王如果要诛杀他的话，那就和桀纣没什么两样。我们且不论他这么说的原因，但从效果而言，这样的话语除了激怒夫差之外，对伍子胥个人也好，对吴国也好，都无任何正面的作用。接着，伍子胥更是攘臂大怒，继续用最为直接的方式批评夫差，指出先王阖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听了他的话，现在夫差如果能觉悟，那么吴国还能继续下去，否则吴国马上就要亡了。最后他说，自己死了之后，让人把他的眼睛挂在城门之上，“以观吴国之丧”。这究竟是忠臣的悲叹，还是恶毒的诅咒？
如前所述，阖闾时期的伍子胥将自己看作为父亲报仇之“子”，而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则似乎并没有找到如何做“臣”的感觉。忠臣固然会直谏，但是却不会诅咒自己的国家。同样是楚国人的屈原，也是充满悲愤而死，但一直都没有对楚国说过这样的话。对伍子胥来说，楚国已经回不去了，而吴国不过是复仇的工具，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归属感。在复仇成功之后，他更多的是试图控制夫差，而不是如何让吴国更加强大。如果能用吴国的灭亡来证明自己的准确预判，对他来说也在所不惜。所谓的直言，似乎不过是一些证明自己比夫差更聪明的话。换言之，他在阖闾面前的掩饰和谎言，是因为阖闾比自己强大，需要用阖闾的力量来复仇；而他对夫差近乎粗暴的直言，则是觉得自己比对方要强大，以至于认为没有了自己，吴国就一定会灭亡。
从比干等“忠臣”开始，直谏就成为了“忠”的必备武器。可是，《吴越春秋》用伍子胥的前后对比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直谏与忠臣是不是可以划上等号？如果用委婉的方式让君王接受自己的建议，从而挽回王朝的衰落，岂不是更理想？至少从《吴越春秋》的叙述来看，伍子胥前后说谎能力变化的背后是其权力的变化。自以为居功至伟的伍子胥在最后还会对夫差说先王（阖闾）靠的是他，但可悲的是，即使夫差的能力逊色，却也依然是吴王，依然是吴国的主人，依然有决定伍子胥生死的权力。因此，《吴越春秋》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伍子胥不应该主动放弃说谎。如果他继续说谎的话，那么夫差就完全可能接受他的建议，吴国也会继续强大而伍子胥也不会落得被赐死的下场。
权力与说谎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仅在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与阖闾时期的伍子胥身上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在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与同一时期的勾践身上也形成了有趣的比照。勾践一步一步从低谷走出来，正是靠他日益纯熟的说谎技术，而与此同时，伍子胥的说谎技术迅速退化，其地位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此消彼长，给人一种权力与说谎力都守恒的感觉。
和伍子胥不同的是，成功复仇后的勾践是越王，是越国之主，更是春秋的霸主，再也没有人能够拥有剥夺他生命的权力。凭借说谎一路忍辱负重的勾践在复仇成功之后可以有资格不再说谎，而伍子胥的地位则令不再说谎的他陷入了困境。这样的反衬极具戏剧性，让人觉得说谎就是一场比赛，更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恍惚间觉得勾践重复的就是曾经伍子胥的道路，勾践和伍子胥似乎就是在按照某一种既定的轨迹，用某一种既定的方式在复仇。那么，复仇成功之后是不是还需要说谎？是不是不同地位的人需要有不同的选择？不知道在城门上看着越国大军进城的伍子胥的双眼会不会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