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营业执照、缺乏医疗资质，主刀医师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前不久，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件，主刀手术的陈某犯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近年来，“美容”变“毁容”、“要美”变“要命”等事件不时发生，暴露出医美行业存在的“黑诊所”“黑医生”等违法违规问题。
医美手术变“要命”手术
35岁的小丽（化名）不会想到，从走入一间开在居民楼里的医美工作室起，她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2023年7月30日下午，小丽在这里向“陈大夫”支付2.7万元费用，并接受了四项美容服务。
在做完最后一项注射美容治疗后，她开始浑身抽搐，瘫坐在客厅过道，并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症状。
主刀手术的陈某看到小丽“和之前的手术对象表现不一样”，以为是低血糖引起的，还试图给她糖吃。
察觉不对后，陈某和妻子拨打了急救电话，小丽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当晚，小丽因抢救无效死亡。后经尸检确认，小丽系因体内注射玻尿酸致肺动脉栓塞而死亡。
按照相关规定，医疗美容机构需依法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诊所备案凭证”，主诊医师必须同时具备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应具有６年以上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１年以上等条件。
然而，主刀手术的陈某既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工作室也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陈某的非法行医行为是造成小丽死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据陈某交代，他初二辍学后从外省来津，后取得土木工程专业的大专学历，跟医疗美容毫无关系。他唯一的医疗美容培训经历是在外省一家美容院进行“观摩实习”。
受访专家介绍，玻尿酸注射需要由专业医生在严格的无菌环境下操作，注射的部位、剂量、层次都有明确规定，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陈某交代，为了控制成本，他给小丽注射了主要成分为玻尿酸的丰体针，丰体针通过网络渠道购买。
“其实我也不懂丰体针到底是什么，包装上全是英文。卖的人告诉我是什么，我就怎么和客人说。”
“黑医美”机构营业六年
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君君告诉记者，陈某的工作室没有招聘其他人，只靠他自己和妻子两人经营，业务范围包括光电类项目、注射填充类项目等多种轻医美项目。
陈某负责当“医生”，其妻子则迎来送往、给客人术前术后拍照。
这样一间“黑医美”机构，却营业了6年。
陈某的工作室位于一处高档住宅小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这里安保措施比较严，楼内电梯需要刷卡乘坐。
知情人士透露，在经营期间工作室没有悬挂和张贴任何招牌标识，隐蔽性较强。
据了解，工作室“获客”主要通过朋友圈宣传和熟人介绍。
“陈某和妻子有多个微信号，他们联系广告公司制作虚假宣传广告进行包装，把从网上找到的医疗美容前后对比图和其他医疗美容机构的手术视频发布到朋友圈。”赵君君说。
为了招揽客户，陈某还和熟客约定，介绍客源后，会根据顾客消费数额给介绍人10%至50%的好处费。
有知情人表示，工作室的服务、环境看起来很正规，多数来此进行美容项目的顾客没有询问过医疗资质等问题。
“如果个别人问起来，就转移话题，一般她们不会再追问。”陈某说。
陈某交代，工作室的利润很高。日常使用的器械和耗材一部分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一部分通过各类展会上添加的“微商”购买，东西进价不贵，却可以收费数千元至数万元。
有十多年医美从业经历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一些“微商”卖的仿制药售价很低。
以医美常用药品保妥适为例，正规渠道购买价格普遍在2000元以上，但“微商”等渠道销售的仿制药可以低至几十元。
“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很难对这类仿制药进行分辨，中间的利润可想而知。”李先生说。
多管齐下让“黑医美”无处藏身
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医疗美容行业的监管整治力度，但“黑医美”导致的伤残事故、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2023年，成都一美容院非法行医致人失明，美容院被判赔34万元；2023年，一位“90后”女子经服装店店主注射玻尿酸填充额头，落下终身残疾；2021年，新疆一名19岁女孩整容时心脏骤停，被告人无行医资格……
由于一些“黑医美”藏在写字楼、酒店、小区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隐蔽性强，监管存在一定现实困难。受访人士和专家建议，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持续深入打击“黑医美”产业链条。
天津社会科学院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所副所长段威表示，可以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黑医美”机构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进行动态监测，畅通网络维权渠道；把常态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保持从严监管的高压态势；同时加强部门协作，健全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动，需要有资质的医生、在有资质的机构开展相关操作。”国家整形美容质控中心副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龙笑提示，求美者要选择正规机构，咨询正规医生，使用正规产品，医疗机构及医卫人员资质均可在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查询。
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洋认为，一些医美机构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贩卖容貌焦虑等方式吸引顾客，消费者应充分认识医美服务的风险与危害，理性看待医美需求，审慎做出医美决策。
中国消费者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皮小林提醒，消费者应留存好消费凭证和证据材料，如果遇到权益受损问题，及时与医美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向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综合新华社
来源： 央视网
视网消息：今天，商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正式启动，补贴力度再创新高。其实，今年3月，国家就出台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要支持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企业、回收企业开展以旧换新促销活动，对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给予补贴。
政策发布之后，部分地区开展了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随后在今年7月，国家又继续出台《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再次提出支持家电产品以旧换新。今天商务部等四部门又一轮新政，推出了哪些更有吸引力的政策？相比较上一次有哪些大变化？消费者能享受更优惠的价格吗？
新政有哪些变化？哪类家电产品适用？
新政有哪些变化？哪些产品适用以旧换新呢？
此次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明确了参与补贴的产品品种，一共有八类家电产品，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油烟机，都可以以旧换新。而且，政策还鼓励地方结合当地居民消费习惯、消费市场实际情况、产业特点等，对其他家电品种予以补贴并明确相关补贴标准。也就是说，补贴的产品不只是上述八类家电，各地可以拓展补贴产品品种。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曦：从补贴的范围来说，给予消费者更大的选择空间，也更贴合这种消费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居民对这个补贴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同时，这次的补贴额度明显提高了。国家直接向地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按照总体9∶1的原则实行央地共担。而补贴标准分为两档，越绿色的产品补贴越高：
对个人消费者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上述8类家电产品，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20%的补贴；
对购买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产品的消费者，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
而且，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都可以补贴1件，最高补贴金额为200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邹蕴涵：对于比如说一级能耗和水耗的家电来说，它的销售价格的20%都是由政府来补贴的，就相当于五分之一的钱是由政府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了。基本上中央政府掏9成，地方政府掏1成，然后对于西部来说，基本补到了95%，财力更薄弱的一些地方，其实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了更大的补贴责任。
有哪些补贴方式？怎么领取补贴折扣？
这次政策还提出了全新的“优化补贴方式”，目的都是尽快让真金白银的优惠直达消费者。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补贴方式？要是想给家里换个电脑，要去哪儿领取补贴折扣呢？
早上8点多，湖北武汉一家商场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有的市民自带小板凳，坐等商场开门营业，准备参与以旧换新活动。
火热的背后一方面得益于以旧换新的优惠力度大，另一方面也源自消费者获取补贴更加快速便捷。正在挑选家电的胡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微信上搜索“湖北供销回收”小程序，输入旧家电信息，即刻就能领取补贴折扣。拿着补贴代金券，她打算换一台洗衣机。
家电以旧换新启动以来，湖北省搭建了一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平台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收旧、售新、核销服务。为缓解企业垫资压力，湖北省简化补贴审核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湖北省商务厅流通处二级调研员 陈洁：我们在平台上面开设了一个核销专区，小程序能够自动抓取消费者购买新机的所有的信息，商户通过小程序提交发票信息、送货信息，第三方审计人员就能够在线实时开展核销，切实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让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资金能够真正惠及广大消费者。
此外，针对不少消费者担心的虚假打折等问题，这次政策要求各地要依法查处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并且指导企业在支付环节向消费者明确提示获取政府补贴金额，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如何享受上门回收服务？旧家电都去哪儿了？
为了方便消费者以旧换新，这次政策还提出要为参与以旧换新的企业进社区提供便利条件。怎么享受上门回收家电服务？收回来的旧家电是如何处理的呢？会不会有非法翻新二手旧家电再次流入市场的可能呢？
在山东青岛的一个居民小区，一家家电企业正在开展以旧换新活动。前来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遇到合适的家电，有的人直接在现场下单。
不仅价格优惠，企业还提供免费上门送新、收旧、拆卸、安装等一条龙服务。在现场换新热水器的市民刘先生，从下单到完成上门安装，一共才用了两个多小时。
从刘先生家收回来的旧家电是如何处理的呢？记者跟随企业的回收车，来到了一个家电回收站点，门口摆满了临时存放的旧家电，这里的负责人正在对旧机信息进行核对。
某品牌家电回收站点负责人 郭奎：这些都是暂存的旧机器。每一台回收的旧机，都会生成一个对应的编码，旧机器到了暂存点、仓储中心、拆解工厂，都要验证这个编码。这样就保证每一台回收的旧机器最终都上了数字化拆解线。
这些回收的废旧家电，最终的归宿是位于青岛莱西的一个家电再循环互联工厂。在这里，一台220升的冰箱，可以被拆解重生为大约9kg的塑料、38.6kg铁、0.6kg铝和1.4kg铜。这些数据都会上传到生态环境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核查校验，从而确保拆解后的旧家电不会被翻新再流入市场，造成安全隐患。目前，工厂已经布局了废旧冰箱、洗衣机、空调等6条全自动智能拆解线，能够实现自动上料、分选、清洗等功能。
某品牌再循环互联工厂总经理 周杰：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我们的拆解量逐月上涨，比第一季度增长了300%。拆解的旧家电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化再生，而不成为二次污染。
“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从今年3月到7月到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好几轮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各地也都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那么，"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呢？
从今年3月国家出台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以来，各地都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其中，电商平台多元协同，支持40多万种商品以旧换新、300多个品类同步回收。商务部数据显示，7月份，主要电商平台电视、洗衣机、冰箱以旧换新销售额增长92.9%、82.8%和65.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邹蕴涵：电商平台实际上现在成了大家主要的一个消费方式，它在以旧换新的这个地方具有一个更成熟的渠道，提供了旧家电的回收，这个是解除了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顾虑，就是我们旧家电去哪儿的这个问题。
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今年1—7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5221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绿色、智能产品供给持续优化，高能效等级家电、智能家电零售额增速明显快于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的平均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曦：政策有利于引导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升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在生产端，会刺激家电企业增加高效能等级的家电生产，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会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 央视网
如果有一天找不到工作了，你是否愿意靠打零工活着？”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学者孙萍在2023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上向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关于零工，她给出了一个直观的数据：“未来，我们每4—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靠打零工活着。”
紧接着她又问大家：“你愿不愿意当一个外卖员呢？”
跑外卖，似乎成为很多人考虑打零工时不假思索的选择，平台成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角色。孙萍认为，平台在使零工规模化、制度化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劳动文化。
（图/《逆行人生》）
平台以无比兼容的姿态接入了数以亿计的零工劳动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2021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其中，互联网灵活就业人数近1亿人，这一数字持续高速增长。
在2017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以来，孙萍就开始研究外卖骑手这一群体，并进行了长达7年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孙萍几乎每次遇到新认识的骑手就问：你为什么跑外卖？“过渡”这两个字是她最常听到的答案。“先跑跑试试，就过渡一下。”因为不知道能干什么，所以先来跑外卖，这对他们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孙萍最近出版的新书《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她直白地说，劳动的工具性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平台零工劳动者来说，没有多少人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尽管他们十分勤恳。她称外卖骑手为一个“碎片化群体”，他们无所适从，缺乏对未来的规划。而正是劳动的永久过渡感，使“未来”二字变得面目模糊。
她在书中解释：“短暂性正在影响庞大的人群。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份零工可以干多久，也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会是什么。送外卖就是这样一种短暂的、过渡的劳动。”
《过渡劳动》
孙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4-7
孙萍认为，平台化的零工劳动包装了这样一幅美妙图景：普通人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在哪个平台、几点开工、干多长时间，皆由自己决定。然而，在美好的新自由主义幻象背后，是普通劳工日渐缩减的跃升机会。尽管他们流动得很频繁，却像被困在了一堵围墙内，永久地处在“过渡一下”的状态里面。
7年来，孙萍在田野调查中结交了不少骑手，老冯算是最交心的一个。尽管才30岁出头，老冯的社会阅历却颇为丰富。小学三年级辍学后，老冯打过无数零工，做过装修，送过雪糕，给人当代驾，甚至还当过理疗师。他至今送了7年多的外卖。
2020年12月末，孙萍接到老冯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老冯说起老刘碰上店家索赔的事情，想找律师咨询，希望孙萍可以帮忙。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聊起私事。有一次，他们一起救助了一条在高速公路旁被撞得五脏裂开的狗，花了好几万元也没救活它，最后小狗还是离开了。
这是孙萍做事的风格。她拒绝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苦难承受者，也不想踏入那套关于“控制—反抗”的二元叙事框架，转而关注个体劳动者鲜活的生命体验。他们从何而来，又流向何处？这关乎广大劳动者“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
新书出版前，老冯给孙萍写了一大段封面推荐语。孙萍觉得这种原生态的粗糙感很可爱，比那些高大上的理论要好，所以她尽可能保持了原文。在推荐语的最后，老冯写道：“送外卖和快递应该不算很辛苦，但被压榨让外卖员和快递员变得越来越辛苦，尤其是劳动伤亡等保障问题，这可能是快递和外卖辛苦的根源吧。”
以下是《新周刊》与孙萍的访谈实录。
打零工迈向“永久过渡”
《新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外卖骑手的劳动处境，包括算法系统和组织管理的转变。你的书似乎不局限于此，而是以外卖骑手出发，指出了更为广泛的过渡劳动。你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过渡劳动”这个概念的？
孙萍 ：可能从秦汉时期开始，零工就存在，只是劳动方式不一样。以前在地主家放羊、当店小二，都是打零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也只有30%左右的人口是工人阶级，其他广大人口都是农民、半工半农的零工劳动者，只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不这么称呼他们。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开始往城里的工厂跑，去往皮鞋厂、制衣厂、建筑工地。
到了平台经济时代，劳动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劳动者的流动率。以我们在北京调研的一个外卖站点为例，一年内流转或离职的骑手能达到90%。在这方面，以前的工厂没法比。
这个流动率还在不断增加。到最终，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永久的过渡状态。这群人从A跳到B，从B跳到C，再从C跳到D，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零工平台上跳来跳去，很多人已经回不去工厂里边了。以前我们会说，打零工的人像“候鸟”，每年折返于两地。现在我觉得他们正在变得像“小蜜蜂”，来来回回地跳动，看起来更加聒噪。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这些骑手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通常出于什么目的进入这个行业？
孙萍 ：我们在北京地区的调查问卷里发现，他们80%以上是农民工群体。他们以前在工地或者工厂里边，这些人是骑手的主要劳动力。而剩下的20%，组成就五花八门了，做什么的都有。比如有大学生暑期跑外卖、挣点外快，也有两口子去体验生活。
我们还遇到过不少破产的小老板，有以前开台球馆的、开火锅店的、开美甲店的、开理发店的。他们可能因为疫情、网络赌博、家人生病而破产，生意倒闭。我把他们称作“曾经辉煌，现在落魄”的一群人，有的人身上还背着高额债务。
这群人来跑外卖，其实是希望能够以相对快速但又不太冒险的方式返还债务和积累财富。相较其他行业，送外卖有几个特点：第一，绝不拖欠工资；第二，多劳多得；第三，收入相对不错。
有个小伙子，疫情期间在北京开了3年台球馆，每年都亏50万元，3年亏了150万元。他就开始跑单还债。跑单一年能挣20万元，这是因为他很能吃苦。你要知道，这种“单王”一天要超长待机16个小时。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他们入行前会被广告中“月薪过万元”的话术所吸引。在真正进入这行之后，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这一目标？
孙萍 ：有，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发现，“外卖小哥月入过万元”的话术是2015年那会儿传出来的，当时是平台扩张的早期，资本会砸钱扩张市场，补贴特别高，送一单可能给骑手补贴10块钱。如果赶上那一波红利期，月入过万元是很简单的。但这些人是少数。
在三四年间，这一话语像波纹那样一层一层地往外推开。到2020年，还有骑手会相信那样的话。所以很多后来加入者是略有失望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靠跑单赚到1万多元。说实话，万元收入的比例在不断缩小。
迅速扩张期过后，平台给骑手的补贴少了，对于每一单的计算精确度也在不断提升。疫情之后这种情况加剧，因为僧多粥少，原本一个地方一天有5000单外卖订单，有300个骑手，但现在变成有500个骑手，那么人均收入肯定会降低。
（图/《逆行人生》）
骑手与系统的游戏博弈
《新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了许多“单王”日常跟算法系统“斗智斗勇”的过程，包括骑手“困在系统里”，近几年不断被讨论。算法系统是如何规范骑手的？
孙萍 ：骑手和算法之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我们首先可以想象整个算法体系，它的搭建初期是依靠程序员，但后期无论是数据的生产也好，算法体系的完善也好，其实都是依靠外卖骑手。算法没有数据，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需要不停有人给它生产数据。
那这些数据靠什么来生产呢？骑手作为不停流动的“人肉电池”供给生产。骑手每跑一单，智能头盔、手机GPS就自动生成时速、送单时间和轨迹，这一套东西传回后台系统里边，系统进行实时运算，再基于已有数据动态地掌握和细化对骑手的认知。
骑手给我看他们的送餐系统，校园的地图上清晰地标出了每栋宿舍楼对着哪一道栏杆。这些地图数据是骑手一单单跑出来的，系统把地图越做越细，包括等待商家出单和等电梯的时间。这就是算法智能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它变聪明了之后，会主动压缩骑手的送餐时间，于是就出现了“困在系统里”的问题。
在书的最后一章《数字韧性》里，我分享了一些骑手利用算法的漏洞来赢得额外收入的方法，比如集体抢单，怎么“引单”出来，又怎么“放空单”，和店家联合起来挣钱。后台发现了，很快把漏洞堵起来。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款开发出来的“游戏”，骑手就是初期试玩的玩家，而平台则利用这些劳动力来不断完善算法系统。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骑手在跑单过程中会意识到自己和算法的关系吗？
孙萍 ：他们对于算法的认知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当然知道有一套技术体系在规范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发展出了非常有趣的“人—技”关系——他们会把算法系统拟人化，把它当作一个亦敌亦友、既合作又相互battle的事物去对待。
比如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养系统”。大强哥是个30多岁的众包骑手，他有一次坐我旁边扒了口米饭，没好气地说：“系统就是爷爷，需要时时养着！”
大强哥说，要把系统养好，首先得任劳任怨，不能老拒单。一天拒很多次，后台就会知道，它会把你定义为一个“不听话”的骑手。拒单到了一定数量，你不但接不到单，还可能被封号。所以有一些骑手会比较“听话”。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除了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包括我们自身作为“玩工”（playbor，指在电子游戏中无意识地为游戏厂商劳动的玩家），都处在一种新的劳动文化之下。劳动被平台中介化，这是否导致劳动力“平替”的一个原因？
孙萍 ：可以这么说。关键点在于，现在平台的管理模式和以前工厂式的管理模式非常不一样。以前工厂讲究8小时工作制，管理工人在这8个小时或更长时间里最大限度地生产。它对工人的控制是很强的，比如什么时间不能上厕所，或者不能请假。
平台的管理模式则放松了对劳动力本身的控制，转而控制劳动过程。谁来送这个单，平台不在乎。平台只在乎你有没有按时送到，至于你是唱着歌去还是跳着舞去，都跟它没关系。平台控制零散的劳动过程，只需要按单计价。
在这个语境下，平台让个体劳动者的流转变得非常快，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接入这个系统。以前工厂缺人，招工时还得面试，看这个人长什么样，得安排他住宿舍，然后他才开始劳动。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一键注册就解决所有问题。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这也导致劳动者会觉得“我必须要拼命干”。劳动的“上限”被取消了，劳动者处在过度积极的状态。
孙萍 ：这是韩炳哲所讲的“主体性过剩”，我在论文里将其称为“黏性劳动”（sticky labor）。我和另一位老师曾合作过一项研究，发现从2018年到2021年这4年间，骑手在平台上耗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就像“黏”在上面了一样。以前跑8小时以下的可能占40%，到后来可能只占20%。这就是我在书里说的“跑单上瘾”。
这也跟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模式逐渐精细化有关。这几年，骑手发现挣钱不那么容易了，要延长劳动时间才能挣到和过去一样的工资。2020年，上海一个站点的骑手从站长那里得知，跑一单的价格从8.5元变成了8.1元。他们的直接反应是，一个月跑1000单，原先能挣8500元，现在少了400元。
2020年5月，某家外卖平台经历算法改革后，单价按照骑手月送单量进行累积式计算。简单来讲，送的单量越多，单价越高。大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骑手只有在每月送单达到1600单上下时，工资才会比以前高。而一个月要送1600单，在全月无休的情况下，一天需要送够50单以上才可以。站里一位骑手说：“这么改，就是让我们这些骑手不吃饭、不睡觉地跑单，‘黏’在平台上！”
（图/《逆行人生》）
“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
《新周刊》：进入现代社会，劳动者普遍感到自己失去对所从事工作的控制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你认为当下的平台经济如何重塑了劳动？
孙萍 ：我想从一件事情说起。上海疫情期间，市面上的平台整个瘫痪了，怎么办呢？有民众当起团长，自发组织社区团购，实现自我的平台化。大家发现，没有平台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平台，把自己按照平台的模式组织起来，再重新分配资源。这是一种平台意识嵌入每个人生活中的直接体现。
在这种平台文化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依靠面对面的社交。以前在工厂，有工长、经理、流水线的工人，回到宿舍还有工友，维持社会信任靠的是人际关系。
但在算法中介化的平台里，你打的网约车不好——投诉，骑手送餐送晚了——投诉。整个信任机制现在被算法技术所替代，它见证了一种传统劳动信任关系的退场，同时还伴随着对中国乡村传统差序格局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效、直接甚至无情，但就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我称其为一种工作伦理的重塑。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这不仅是外卖劳动的特征，也是平台经济下社会关系的变化。最近，杭州一骑手向保安下跪的新闻引发关注，你怎么理解这件事？
孙萍 ：对于骑手和保安来讲，这件事关乎社区治理空间中资源使用权的争夺。高效残酷的体制会让事件中陌生的相逢变得非常不愉快，因为每个人身上都牢牢地牵着一条线，这条线的背后是各种各样对于人的规制。
《新周刊》：骑手主动或被动地转变为“个体工商户”，等于说把风险也转嫁给个人。个人会更直接地曝露在市场之中吗？
孙萍 ：书中提到一个从河北的县里走出来的农民，他叫阿兵。2019年，他从海淀区某个专送站点离职时，被劳务公司扣了3个月工资，理由是“没有提前报备”。在同事的帮助下，他得知与他签订劳务协议的公司地址，便找上门去。但是他到了才发现，那里只有一间空房子。
阿兵曾在电话里不止一次发问：“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这个问题直击平台雇佣关系的本质。平台与中介公司建立了更加隐秘的管理方式，看似管理者放弃了对于骑手的劳动管制，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雇主与骑手的关系。总体上讲，层层外包会导致骑手的个体化风险不断增加。
（图/《逆行人生》）
《新周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承载着大量零工生计的平台一方，应该有哪些劳工保障共识？或者有什么方法能让平台建立共识？
孙萍 ：我觉得这种共识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共识在逐渐形成。2020年之后，非常明显的转变是消费者对骑手多了很多理解。我也和平台方交流过，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很多有人文关怀的人。他们也希望能帮助这些骑手。
有骑手反问我：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我们的跑单时间延长了吗？好像也没有。但是平台开始做延长等单时间的按钮，顾客开始更加体谅骑手，国家开始推出职业伤害保障，这都是好兆头。
我是乐观的人，我觉得每一个参与这个社会互动网络的个体都在一点一点地努力，有的人可能埋下了种子，种子现在并没有发芽，但总有一天它会发芽。
作者：邹露运营：小野
排版：黄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