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森用计算机模型还原了纽约曼哈顿岛的原始面貌。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城市考古学入门
来自纽约市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生态学家桑德森，曾做过一项研究。他计划用计算机模型把旧地图、考古学记录和生态数据等数据整理结合，重现出纽约曼哈顿岛的原始面貌——这个计划被称作“曼纳哈塔工程”。
当桑德森把地图上被定居者及士兵增添的建筑一点点的去除掉，包括公路、农场、防御工事后，那些大地的原始景观——海岸线、山丘、悬崖、小溪、和池塘——就被还原出来了。
这样一项研究的意义何在，从不同人的眼里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我们有可能达成共识。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往往只能接触到城市发展的某些阶段。这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城市发展切断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所以，当我们通过文献和田野，把那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建筑，按照一定顺序从地图上一件件擦掉后，我们或许就能呈现一个动态过程，以及这种渐进的过程背后，业已存在的稳定格局。
相信我们在完成这项工作后，就有机会重新回答那个有关“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与自然”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借用了“曼纳哈塔工程”的思路，把视角放在了上海西南区的一个市镇——漕河泾镇。这里曾经是上海西南区一个繁荣但不太知名的市镇，至少不如与其同名的开发区那么著名。从隶属于江苏省上海县，到上海市上海县，又到徐汇区的一个街道，这个或许曾有一点江南水乡面貌的市镇，而今已经几乎没有了当年的模样。
我们要展开的“城市考古”，并非掘地三尺的地下工作，而是通过空间和结构的重叠，找到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即便市镇周围的农田变为楼宇，村落变为城中村，村落的外围成为开发区，我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变迁留下的痕迹。这些自带时间坐标的痕迹，显然不是出现于一日之内。通过这些坐标的考古排序，或许能帮助我们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有迹可循的发展脉络。
那么借助这这个古老市镇的变迁历程，或许也能折射出一缕上海本身的发展轨迹，帮助我们在这个变迁潮流中，找到那些没有烟消云散的历史传承。
倒叙：成为市区的一部分
1984年8月，上海县将毗邻市区的各乡部分地及3个县属镇划入市区，这三个镇分别是划入长宁区的北新泾镇，和划入徐汇区的龙华与漕河泾镇。至此，漕河泾结束了上海县管辖的历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原上海县五镇仅剩其二，其南境又设立闵行区，使上海县缩减为立县面积的18.3%。1992年，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成立新的闵行区。上海县域不复存在，这是后话。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算是漕河泾镇历史变化又一个重要时刻。1984年，在比邻上述几校区域的西部，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设立。这个区域“东至桂林路，南至漕宝路（含中科院生命科学研究院）、西至新泾港，北至蒲汇塘”，可以算是原漕河泾镇区的最西部，现在成为一个全新的地块。这个开发区的设立，和漕河泾镇脱离上海县并入徐汇区恰在同一时间，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接下去的进程由于相对晚近，而多被我们所了解。随着漕河泾开发区的出现，市区工业产业向周边的转移，以及城市动迁工程在80-90年代的出现。漕河泾周边的农业用地，及闲置土地便再次成为城市发展过程的中的目标。
漕河泾镇西南在1950年代以来早已围绕几所高校，建成了与桂林公园、康健园（科普公园）参差的稳固社区。随着开发区的设立，镇西即将成为高新产业云集之地。而镇北和镇东的田林与漕溪地块，已经被规划为新的多层或高层住宅小区，里面即将迎来市区拆迁工程开始后，向市郊输送的外迁人口。现在来看，当时的迁入者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这一毗邻上海副中心徐家汇的区域，在不久之后即与市区融合一体。而之后的外迁者，只能选择更加外围、且远离市区的移居区域。
漕河泾镇周边开发顺序
此时，漕河泾镇周边只剩下镇南与沪闵路之间，还留有成片的农地，但很快也将成为历史。1996年上海南站的建设，宣告了漕河泾镇周边农耕时代的终结。至此，漕河泾镇中街菜场上，已经没有菜贩宣称自己出售本地蔬菜。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七宝的菜农自贩菜蔬。
建设中的龙漕地区
在此之前的1995年，上海地铁一号线通车，开通区间为铁路上海站到漕河泾镇南边缘的锦江乐园，漕宝路站也成为这条地下铁路中的一个站点。事实上，地铁一号线的建成，远不仅是加强市中心与沪南之间的联系。因为在新的规划中。这条线路，还肩负着铁路南站与上海站之间旅客来往的任务。
这条地铁路线的最终延伸站，是1997年贯通的莘庄站。现在从漕河泾到莘庄之间的交通完成第三次升级，从最初依靠漕河泾的内河航运，到1920年代时沪闵路的出现（1950年代新沪闵路的更新），以及地铁一号线的开通。而交通的升级，也将意味着新的联系。沿着沪闵路和龙吴路，上海市区的工业、企业，加速了向西南方向的吴泾地区的转移，也标志着包括漕河泾本镇范围等徐汇核心区域去工业化的进程。
1999年，经过7年建设，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取代了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在镇北原有的位置。而最初为“上海游民习勤所”，后为“自动化仪表一厂”的区域，则改建为一个现代化小区。尽管建筑早已拆迁重建，但在镇区周边的格局却依然如故。
2004-2006年之间，当市镇周遭的房屋建筑格局都已翻新一轮后，最后的变迁终于轮到了镇区仅剩的中街、西街老街（东街在更早时段便已拆除改建）。由于道路拓宽，中街与西街之间的中市桥已被拆除。刻有对联的桥柱保留在沿河的绿化带中。绿化带的边上，竖着一块写着“漕河泾港”的指示牌。最终漕河泾镇中街在2006年也最后拆迁改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小区。
漕河泾港
今天的漕河泾镇
从图中可见，图右位置就是原镇中心所在。边上的操场属于当地的小学，只是操场原位于教学楼东面，现在搬到了南边，合并了原镇上镇办工场和城隍庙的位置。
历史上的古镇漕河泾
1990年代的《徐汇区志》这样写道，漕河泾“位于区境西南部，东南以沪杭铁路为界，与龙华镇、长桥街道毗连，西至虹梅路与上海县接壤，北以漕宝路、漕溪路为界，与虹梅路街道、田林街道相邻，东北以中山南二路为界与漕溪北路街道相接。面积7.6平方公里。辖38个居民委员会，有居民2.10万户，6.97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9171人。镇人民政府设在康健路65号。”
徐汇区街道总图
漕河泾街道
这个地区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按照《漕河泾镇志》（稿）的记载，该地在元代时“尚无集市，名为王家宅。”上海设县后，此地编入高昌乡二十六保十四图、十五图。当地文学之士在清代时曾编写过一本《二十六保志》介绍地方掌故，其中还记录了林则徐在江苏任职时，疏浚黄浦江及其支流的事情。
上海县境内两条自西向东的河流交汇于此，分别是流经七宝镇的蒲汇塘和流经莘庄的漕河泾，而这个镇名就源于后者。这两条河流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太湖以东，近源则可追到淀山湖，这两条平行流过的河流，穿过松江府的富庶之地，在漕河泾镇汇合成一股，继续向东，在龙华镇，汇入黄浦江。
就在这两河交流之地，两河相冲的三角洲位置，出现了最初的聚落。明中期后“松江府境内所产粮食、棉花经蒲汇塘入漕河泾（时称曹乌泾）集散于此，渐聚成市。”正是江南天然的河道网络为这个市镇的出现创造了契机。事实上，不但松江府七宝、莘庄两镇的物产经由此地汇集，向东进入黄浦江，最终进入漕路运河体系。浙北嘉兴的产品，也会从黄浦江上游选择逆流而上的路径，进入漕河泾港。因港成市，这样一种水、路交换体系的存在，便是这个市镇在清代以来日渐勃发的源头。
回到20世纪之初，漕河泾镇已有相当规模。在两河之交处，沿着漕河泾分布的是镇上的中街和西街，沿着蒲汇塘展开的则是东街，镇上的主要商业店铺都分布在中街和东街上。在1930年之前，“最为突出的是吉永盛竹器店，附近一百多户城镇豆腐店都来购买或订货。商业集中早市。街上设有鱼行代生意业务、羊肉摊、水电摊等。……当时全镇有肉店五户、烟杂店五户、小百货一户、豆腐店四户、布庄一户、米店三户、国药店三户、饭店一户、点心店二户、酒店二户、砖灰行一户、方作二户、柴行二户、竹器一户、修桶二户、铁店二户、制鞋二户、理发二户、裁缝二户、染坊一户、茶馆五望、家具油漆一户。”
漕河泾镇中市桥
中街与西街之间，以“中市桥”为界，这是一座从桥墩到桥面都由石条构成的石桥。因为桥的北面紧邻镇上的城隍庙，故又被称作“庙桥”。桥墩上东西各有两幅对联，其一书“鳞屋接参差劫历烽烟留福地，鲸波来浩渺功施疏凿溯贤侯”，另一书“百步桥通看水抱湾湾帆随塔转，五茸城还指峰横点点云共天低”。
据记载，桥南堍“在1880年有资本家张林生开设张信和轧花厂，每年农村新棉上市，河中装花船只数十艘，排列长达一里”。该厂加工的棉花大都是从金山、松江、泗泾、七宝等地经漕河泾港运来，由轧花厂加工后，运往上海。轧花厂“最盛时有其子张汝良经营。1930年张汝良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亏本倒闭。”
建国前漕河泾工厂概况
笔者所见，至上世纪90年代，庙桥下还曾泊有自嘉兴平湖驶来的贩瓜船、贩藕船，这是这条河道履行交通功能的最后时刻。后来出于河道整治、防汛需要，漕河泾和蒲汇塘上都设置多处水闸，彻底断绝了此处作为航路的基本特征。
据镇志所载，“民国初年，漕河泾街道狭窄，房屋简陋，境内无马路，仅有通往七宝、土山湾和龙华等地的小道。交通主要靠漕河泾港。”由此可见，河道网络是漕河泾镇之所以繁荣的关键，而这一结构对其日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河道体系的衰落可以追溯到20-30时代漕河泾附近两条重要道路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路线的交汇处，距离过去两河交汇的镇中心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道路体系的出现拉近了镇上与市区的联系，但对镇区周边的既有格局，不能不说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
沿着道路纷至沓来
1936年，在上海的南区漕河泾和七宝之间修筑了一条全长8公里多的马路，这条马路被称作了“漕宝路”，在漕河泾和七宝之间各取一字。（后来依此例命名的道路还有几条，分别是龙漕路[漕河泾-龙华，1951年]、虹漕路[虹桥-漕河泾，1956年]。）这条道路几乎与蒲汇塘平行。在加速了上海市区和西南郊的联系之外，也慢慢宣告了这张古老河道网络的式微。
当然，在这之前的1922年，以漕河泾和南区的莘庄镇之间，已经修筑了一条名为“沪闵路”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的起讫点分别是徐家汇和闵行的黄浦江渡口。而漕河泾则是这条20多公里道路上紧邻徐家汇的一个站点。以徐家汇代表“沪”，事实上表明，从此南去别无沪上。这种微妙的表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并未隐退，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留了“沪”与“非沪”之间有趣的区分。即便随着1958年后，另一条以漕河泾为起点的新沪闵路出现后（使与之平行的前者有了“老沪闵路”的名称），依然如此。
通过这两条道路，漕河泾便与西南方向的七宝、莘庄产生了更便捷的联系。加上更东边的龙华镇，自从清末以来就跻身江苏省上海县境内的五大镇（还有一个是北新泾镇），已经在这张网上浮现其四了。这几个市镇经济发展趋势，在之前的河道网络中已经能窥出端倪。
伴随着1927年民国上海特别市的建立，原先上海县的辖区又缩小了一点。不过，这个直辖之市的出现，以及作为市区近郊的地理位置，也为包括漕河泾镇在内，上海县辖区境内的几镇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漕河泾镇北的江苏省第二监狱
镇北与漕宝路相邻的空地，最早被辟为江苏省第二监狱，时在1919年左右（1937年改建）。有趣的是，这是漕河泾镇上有迹可查的最早现代机构。而后来的漕宝路就划监狱北墙而过。监狱的位置处于路南与镇北之间的街区位置，就是两条公路交汇处与过去两河交点的距离。其在道路体系之前的出现，有待进一步考察。该监狱初“占地面积88亩。后经扩建达120亩”。根据《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一书记载，江苏省第一监狱位于南京，三、四分列苏州、南通等地，亦见上海于时当为宁省内次要之地。
书中还透露，监狱选址于此，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从征地的经费、建筑的经费上考虑。城市郊区的土地价格一般要比城区便宜得多。二是为了便于管理，尽量不要与居民住宅交织在一起。”
监狱的出现，其实并不能自外于漕河泾镇的运行体系之外。1920-30年间，镇上绅董并镇上商家“振大染坊、义和南货店、九泰青土作、永茂鲜肉庄”不止一次，联名向有司投诉监狱行政部门，对镇上商业的侵害。此外，监狱为保证囚犯自给并从事一定身体改造，曾开设“窑工、印刷、种植、木工、炊事为主，藤工、竹工、漆工、建筑、铁工、草工、畜牧为次”，并“承接当地乡镇委托的疏浚漕河泾河道任务”。从这些活动也可看出，监狱与镇上的互动，既有物品依赖的成分，亦有服务供应的可能。
习勤路上曾经的游民习勤所大门
“德不孤，必有邻”，自监狱之后，1929年，上海乞丐教养院董事会设立的“上海游民习勤所”，也相中江苏第二监狱北面90余亩平地。于是在此设所，每年收容上海无业者500百人，“对入所游民施以感化教育及劳动技能训练”。此后，监狱与习勤所之间的道路名称，便从弼教路（“矫正教育”，适用囚犯改造）改为了习勤路（取“习勤忘劳，习逸成惰”之意，与“游民”相应），并一直沿用至今。
回到道路的问题，连接市区的沪闵路的修通，使得此镇周边空旷土地成为市郊炙手可热的新区。1930年初，原在南市开设果品商铺的民族企业家冼冠生，在镇南买地60亩，建“冠生园农场”，并在此筑冠生园路，是镇上首条花岗石路面道路（前习勤路为首条沥青矿渣路）。农场内“有果园、牧场、豆棚瓜架、花木盆景、和金鱼100余缸；有望梅村、鱼乐天、望云桥、来苏亭、菊径、果园、绿荫草堂八景”，只是今已不存。
桂林公园的前身——黄氏家祠
除了冼冠生之外，来到漕河泾建地的著名人士还有驰名沪上的闻人黄金荣。1934年时，黄金荣在镇西建有私人别墅，又称黄家花园。园西南侧为黄氏家祠及其祖先墓地所在。园内先后建有堂楼、三官庙、关帝庙、四教厅、观音阁、颐亭（湖心亭）、般若舫，静观庐、长廊、鹿亭、哈哈亭等建筑，并广植桂树、牡丹等花木。后改为桂林公园。
而镇东北，现漕溪路上，则成为了沪上棉花商曹启明的祖茔园林。这一处园林1935年建成，“门厅正中及左侧为园景部分，东部为墓地，以栅状石柱相隔。”后来改为漕溪公园，与日后的龙华殡仪馆相对。
最后一个来到漕河泾圈地设园的则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大世界”知名魔术师鲍琴轩。他在当年名震一时，积蓄有余，后来便全力投放于康健园的筹建。当时康健园占地仅二十余亩，但构筑上包含了山山水水、桥亭台阁及顾名思义的康健活动锻炼场地等等。显得别有风韵、别具一格。康健园在1947年落成后，未几迎来解放。曾一度改名科普公园，园中以养驴最为著名，后又改回原名。如今经过扩展，已成为本地最大的一片公共绿地。
成为文教之地
2010年，笔者到新疆和田田野考察。和田文物系统的一位保卫部长开车带我们寻访古迹。和田富庶绿洲之地，路上不乏私家好车，但也有骡车、驴车参差期间。我们许久没见过畜力车辆，同事见到不免掏出手机、相机，将这些咧嘴喘气的动物摄入镜头。保卫部长见我们沉溺动物，竟忘了路边屡屡出现的遗址古迹，不免起了揶揄之意。
“我以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边上有个科普公园。我进去看了一圈，就是围了一个园子，里面养着几头驴。”保卫部长手不离方向盘，偷瞥了我们一眼。“我心里就想，上海人真是好玩。我们和田满大街的驴子，到了上海，就成了科普的东西。”
笔者和同事打赌，猜他在读过上海哪所学校，因为我胸有成竹。果然，他80年代末曾就读于上海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上海师范大学），该校最初的校址就位于康健园（科普公园）的西侧。而那几头驴子，在我幼时也曾见过。
1980年代漕河泾镇及周边
以科普公园为参照，在1954年，漕河泾镇西农田空地出现了三所高等院校。分别是科普公园的西南，上海师范学院建立，占地40余万平米。公园南面，建立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只是这所高校在此仅延续了四年（1956年改名“上海音乐学院”，1958年迁入汾阳路），后来这片校舍并入上海师院，为其东校区。1954同年，科普公园的北面，还建立了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占地10万平方米。最后，1959年，在镇西北漕宝路上，也就是前“上海游民习勤所”的西边，建成了上海化工专科学校，占地11余万平米。就这样，在漕河泾镇的西面，在1950年代出现了4所高校，后两所高校（加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在2000年合并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当然，在紧邻漕河泾范围的梅陇镇北，还有一所同期建成的华东化工学院（90年代后易名华东理工大学）。可以与之前几所学校视为一个整体。
与此同时，当年沪上颇有薄名的“上海游民习勤所”旧地则改建成了“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时在1959年。从后来发生的趋势来看，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因为，随着两所工科学校的建立，镇境内便出现了一系列颇具技术含量的企业，详见下表：
1980年代漕河泾范围内的部分科技企业
由此可见，漕河泾镇北境，在1950年代末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当时产学研结合的新技术集中地区。与80年代以后，该地出现的新状况之间，已经可以构成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年的冠生园农场及厂房旧址，改建为上海感光胶片总厂，而冠生园食品厂则搬迁至漕宝路沿线（70年代曾改名为益民食品五厂，后恢复原名）。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位于镇北的原江苏省第二监狱旧址，改建为“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中间经历变迁，但一直延续到1992年，才最终迁往青浦。
并不是所有的都烟消云散了
无论是镇上驰名的轧花厂还是竹器店，都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那些康健公园、桂林公园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其实康健公园也有所扩大）。至于监狱和习勤所，各自还有它们在空间上的继承者。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这场挂一漏万的漕河泾城市考古。笔者的意图，不在于唤起微不足道的乡愁情节，而在于把握趋势。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说过，“怀旧和恋古癖是毫无必要的，如果人们都过得和两百前一样，连最粗心的游客都能看出什么是古董，那还要研究者干嘛？”我也是这样想的。
漕河泾镇北格局今昔之对比
换句话说，那些消失的历史，其实变成了结构的一部分。虽然不太容易发现，但仍在那里。“游民习勤所”留下了一个路名，监狱的围墙并没有全部拆除，还有当年栽下的监狱外墙，如同哨兵一样挺拔的水杉。几所高校的校园里建了新楼，可校园面积早被固定，只能去奉贤另谋校舍。漕河泾镇周围那些小区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当年征地时对应农田的范围。黄家花园依旧在，蒲汇塘和漕河泾，仍在流淌，只是没有了跑船的船家和平湖的西瓜。可我们现在都吃上宁夏和新疆的西瓜了。
参考文献：
消失的魔都古镇——漕河泾镇http://www.oldkids.cn/user/home/blog.php?uid=9065
徐汇区地名志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108239/n111726/index.html
《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徐家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漕河泾镇志》（稿），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主编，漕河泾镇镇志编写组，1985
日，《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修订本） 出版，本书从《侯岐曾日记》着手，讲述了明清易代之际，以侯岐曾家族及亲友为代表的嘉定文人群体的人生遭际和价值选择。
书 名：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修订本）
著 者：周绚隆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周绚隆，男，1969年生于甘肃庆阳。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和散文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有《陈维崧年谱》《元文选》（与邓绍基合作）等。现任中华书局总编辑。
内容简介
明清易代，是一个生命与历史紧密交织着的沉重话题。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
全书共分八章，每章择取一个或几个主人翁，分别讲述了其在易代之际的个体遭遇，意在为《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物立传，并由此深入探讨朝代鼎革之际，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夏完淳、陈子龙、侯峒曾、侯岐曾、陆元辅等士人的生死选择、遗民心态以及女眷的遭遇、师友仆人的行止等充满戏剧性和张力的诸多历史问题，还原了大变局中小人物的人生遭际和价值选择。
关于这本书，
来看看作者周绚隆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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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是我在繁重的工作之馀，一点点挤时间写出来的，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其中当然包括遇到疑问查材料的时间。
对于明清易代之际，以侯岐曾家族为代表的嘉定文人群体，我以前并未认真关注过。关于侯岐曾的事迹，知道得也非常简略。
《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
真正开始了解这个家族，要到2002年以后了。那年冬天，我到曲阜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会议，正好与陈大康教授同住一屋。
陈先生当时身兼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及古籍所长，闲谈中讲起他们古籍所得到了一批明清时期的上海地方文献，其中有《云间人物志》、《释柯集》、《侯岐曾日记》、《淞南随笔》、《三略汇编》等，但出版遇到了困难。
我当即断定这批东西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来即以《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的名义，申请了当年的古籍出版专项资金，并将其列入了我们的出版计划。
这五种文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侯岐曾日记》，它似乎把我直接带回了当年的历史现场。时至今日，每次重读这部日记，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的作者重新恢复了生命，直接和我在对话。过去读明清史，对清兵下江南时遭遇的抵抗和其镇压的残酷，也有过关注，特别是关于“扬州十日”、“江阴围城”、“嘉定三屠”的有关记述，读来曾使我震惊。
但这些材料，多从第三者的立场来书写，采用报道的笔法，叙述过于冷静，感染力有所不足。我从没像读《侯岐曾日记》那样，能透过一个人的内心来理解这段历史，甚至跟着日记的主人一起经受种种煎熬。
《侯岐曾日记》
当初看《侯岐曾日记》的整理稿有个遗憾，就是整理者只给它加了标点，而没对里面的人事做哪怕是最简单的笺注和说明，日记里涉及的许多人与事，叙述都很简略，有些地方只是点到为止，事件的前后关系，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读起来难免吃力。我曾就此给整理者王贻梁先生去信，建议他增加一些注释，但他因材料太少而未接受。
《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于2006年出版后，我心中的遗憾并未消除。此后，一直留意收集有关嘉定侯氏的资料，对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及作品，也加意关注。
几年下来，断断续续收集了一些材料，也做了大量笔记。在反复阅读日记的过程中，借助掌握的资料，经过不断梳理，我逐渐弄清了里边的人物关系，曾萌生过做《侯岐曾日记笺证》的想法。
但是在王贻梁先生标点的基础上做笺证，还涉及标点授权的问题。王先生因病作古已经多年，不打招呼直接使用他的标点，当然是明目张胆的侵权。
我如果重新做标点（当年为了审稿需要，王先生曾提供过一份底本复印件），难免有欺负逝者的嫌疑。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不断涌现的疑问和思考，最终使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从问题生发开去，把考证的结果，按话题一篇篇地写成文章。
侯岐曾画像
《侯岐曾日记》产生于侯家遭遇的两场大难之间的相对平静期，此时他们在精神上尽管仍然压抑焦虑，但生活还算比较平稳。日记开始的时候，嘉定守城已经结束，长房的侯峒曾父子四人死了三个。日记结束的时候，则是另一场大难爆发的开始。这一次，付出牺牲的是侯岐曾本人。
日记虽因侯岐曾被杀中断了，却在我内心勾起了重重疑问：针对这个家庭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男人们死丧逃亡之后，侯家的女性是怎样熬过灾难的？侯氏后人的处境如何？深受侯岐曾思想影响的家庭教师陆元辅，在日后走向社会时，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这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不断寻找材料和线索，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一直想知道，对侯岐曾这个案子，处理此事的地方政府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写给朝廷的奏报里又是怎么表述的。
为此，我购买了全套的《明清史料》，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但遗憾得很，不论是洪承畴还是土国保，在给朝廷的奏报中，都没有专门提到侯岐曾的名字。
《明清史料》
他们重点汇报的只是名士通海和吴胜兆谋反这样的大案，在他们的眼里，侯岐曾的分量远不如参与通海的夏完淳和侯玄瀞。侯岐曾被抓和被杀，只是因为藏匿了陈子龙，可以说他连正式的案犯都算不上。这让我内心有了巨大的失落感！同时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的差异到底能有多大？
我之所以说侯岐曾在官方文书里没被重视，不仅是因为他的名字没被专门提及，还因为他未报朝廷批准就被处决了（刑部题本里用的是“斩”，而不是“正法”），更因为地方政府在给朝廷的奏报里，错把侯玄瀞当成了夏完淳的姐夫——这至少说明地方当局对他的审讯是非常草率的。
一个在日记里满负着民族情结和家庭责任的鲜活生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却微如尘埃！日记里那些泣血的文字和强烈的感情，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并未能留下任何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宏观历史关注的只是一些重大事件，强调的是历史的最终结果，至于忠、孝、节、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只是敌我双方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宣扬和利用的概念。
《侯忠节公全集》
有一天，在查阅材料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微观史学这个概念，觉得可以用它给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进行定性。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地碾压着一切，不断地让未来进入当下，让当下成为过去，使过去变成历史。历史学家在与时间竞争的过程中，为了从瞬息万变的各类表象中探明因果，寻找规律，概括意义，常常只能抓大放小，这就决定了宏观史学一些基本的特征。
因此，在官修史书中，只有对历史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才会被著录，其馀的芸芸众生们都被吸进了历史的黑洞。这既埋没个体，有时也会掩盖真相。《侯岐曾日记》的面世，让我们仿佛在历史的某一书页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撬开夹层往里看，又发现了一个过去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们的世界。
因此，依据日记、私人书信、回忆录和诗文作品，来还原和描述侯岐曾家族几代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遭际，并由此观察这段历史的所谓“过程”，自然就成了我后来努力的方向。
通过收集和整理零散、私人的文献材料，来分析和描述一个家族或社群的浮沉变化，以丰富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这正是微观史学所强调的方法。我的研究其实暗合了这一思路。
陈子龙画像
在《侯岐曾日记》的末尾，作者以谨慎的态度，记录了陈子龙最后的行踪和精神状态，这与我过去形成的印象颇有距离。进一步的阅读使我意外地发现，不论陈子龙还是黄淳耀、侯峒曾等一批烈士，原初并没有殉国的计划，他们的死有着许多未曾预料的原因，特别是陈子龙，他死得很不甘心。这引发了我对易代之际士人的生死观和出处选择的关注。夏完淳的诗句“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自叹》），其实道破了大多数人的内心纠结。
江南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剃发令”的强制推行激发起来的，此后的一系列事件，都显示了清初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随意性。《侯岐曾日记》不但记录了“剃发令”在苏州府颁行的时间，还记载了具体的实施办法（设立清发道督办）和定罪标准（分五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剃发的抗拒和内心的痛苦，这对剃发政策的负面作用是很好的佐证。日记中提到的另一个细节是，清政府曾在江南向士绅定价摊卖人参，这也印证了洪承畴给朝廷揭帖中讲到的事实。
清初地方秩序的混乱和官吏队伍的趁火打劫，都在日记中有触目惊心的反映，这与朝廷稳定江南的政治目标显然是矛盾的，也部分地说明了抵抗此起彼伏的原因。
侯峒曾致侯岐曾信札
清兵下江南时，因多次遭遇抵抗，为了报复而大开杀戒。同时由于前线供应紧张，加上地方失序，所到之处纵兵掳掠，扰害百姓，对妇女的种种伤害更是令人发指。
侯氏的儿媳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才华。家族的灾难，她们是不能幸免的。虽然侯氏后人对此讳莫如深，周围人出于同情也不愿提及，但还是有零星的文字涉及了一点。如无名氏的《吴城日记》卷中就说：“松宦陈子龙投水死。嘉定宦侯峒曾家被抄提。……家资一洗而空，妇女大受惨辱。沿及邻家，皆被抢掠，闻者无不痛心。”她们的人生遭际，对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有重要意义。
侯氏一门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周围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有些暧昧，这大概是他们决定全节尽忠时所没料到的。在新、旧秩序大调整，利益和机会重新分配的易代之际，随着新的地方势力崛起，侯家这个“犯顺”之族，必将无条件地退出地方精英的行列。但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侯氏的后人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迁？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我注意到了他们几代人在坚守过程中，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前面几代人坚持不参加科举，彻底断绝了他们在社会中上升的通道，而长期的贫困，则加剧了后世衰落的步伐。一代名门，终成寻常百姓。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画像
最令我无法释怀的是夏淑吉和夏完淳姐弟。夏氏姐弟自幼锦衣玉食，才貌为人所艳称，但后来命运之不幸，又非常人所堪。夏淑吉自成婚后，就迭遭不幸，一直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死亡。先是丈夫侯玄洵病亡，接着是父亲投水自尽，后来公公、弟弟被杀，祖母和庶姑（岐曾之妾）自杀，最后连唯一的精神支柱独子侯檠也未能保住，遭逢之惨达到了极点。在诸多的灾难面前，她表现出了罕见的冷静和担当。夏完淳的刚烈，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心要给他们立传。
社会的变化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不可能选择历史，也没有谁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时代。这种影响既见诸士人阶层，也见诸底层民众。不论早年参加过直言社、深受侯岐曾思想影响的家庭教师陆元辅，还是侯氏家仆的身上，都有世易时移、人心变化的痕迹。
考察这两类人，对我们理解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态变化，认识历史转折中这一看不见的过程，是有参考意义的。
最后，关于材料的收集与处理，需要做一点说明。
侯峒曾画像
由于日记书写的私人性，侯岐曾对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不作解释，今天理解起来常常比较困难。为了完全读懂它，我前后花费了不少精力。比如对家庭成员和仆人的称呼，常常一个人会出现多个名字——其出家的侄媳与儿媳，法名前后也有变化。朋友之间为了保密，从顺治三年开始，互通书信时都更换了名字，但有的却没说明是谁。
《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出版后，学术界曾有人写文章引用过这部日记，明显看出有些人物关系就被搞错了。另外，对当时有些地方政策，要弄清楚也很费精力。我之所以曾想对这部日记做笺证，目的就是想理清里面的人物、事件和个别典故，以方便读者理解。
另一个困难是，侯氏家族文献散失严重。据张云章回忆，侯开国曾对家中五世文献进行了编辑整理，但因家贫未能付梓，最后都散失了。
侯氏在清初的特殊身份，使当时人的著作也不敢多提及。如吴伟业《梅村诗话》提到侯玄瀞时，只举法名，并说是“故练川大家子”。这对我们今天了解这个家族和他们的遭遇，造成了不少困难。
《月蝉笔露》
侯氏著作留存至今的只有侯玄汸的《月蝉笔露》和侯开国的《凤阿集》，跟他们关系较近的陆元辅和张云章，虽然也保留了一些可贵的资料，但更多的细节还需从零散的地方文献和一些材料的字里行间去挖掘。
当然，坚持不懈的搜求，有时候是会有回报的。比如，通过偶然的渠道，我找到了新发现的《疁城龚氏族谱》，查到了侯岐曾三女儿的传记和其夫家的重要材料，她的丈夫龚元侃字得和，在日记中曾多次被提及。
第三个困难是相关文献依据传闻较多，舛误不少，需要花大力气辨别后才能使用。今天重读历史，我们会发现，由于时代隔膜，加上侯氏后世乏人，清初发生的一些事情，到了清末，相关记述就已经模棱两可了。这对我当然也是挑战。
《朴村文集》
本书原计划还有一个话题要写，是关于侯岐曾在日记中提到的“读书雪恨”的问题。但是限于时间和精力，我最后决定放弃了。新的材料随时还会发现，我知道修订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随时等待着行家的批评。
撰稿：周绚隆
编辑：武利荣
锡新传媒
上个月，央视四套《国宝·发现》栏目之《吴越春秋》热播。跟随主持人和考古专家的脚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鸿山墓群的种种谜团被一点点揭开。节目播出后，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进度受到关注。未来，这将是一座什么样的公园？何时能与我们见面？昨天，记者深入鸿山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及相关工程项目工地一探究竟。
明确定位
“郊野公园”设计理念被点赞
无锡鸿山墓群位于新吴区鸿山街道，北依伯渎河，南靠九曲河，西至飞凤路，东接漕湖，与苏州相望。鸿山墓群分布范围约7.5平方公里，百余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土台、土墩遗址星罗棋布，是长三角地区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2004年被发现后，鸿山墓群就接连顶上了多个国字号头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保”单位、国家“十一五”期间100处重点大遗址保护专项、2010年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鸿山墓群规模庞大，文化层堆积深厚。为有效保护鸿山墓群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展示吴越文化的风采，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上日程。除了在墓群中最大的土墩墓丘承墩上建成了鸿山遗址博物馆并于2008年开放外，由于种种原因，以墓群的保护展示为主体的公园建设进展缓慢。2012年，国家文物局批复了鸿山墓群本体保护展示工程设计方案。2017年，新吴区公共文化中心作为实施主体，启动了鸿山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及相关工程的建设工作，由中国建筑设计院历史研究所设计方案，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速。
工程启动前，根据省市文物局及文物专家的意见，工程方案做了多次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了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属于“城郊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除具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各项功能定位外，尚可作为“城市郊野公园”。无锡市考古所所长刘宝山介绍，专家们对鸿山墓群“郊野公园”式的设计理念给予了充分肯定，而这也是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色所在。带着这样的理念，工程于去年9月开工建设。按照总体规划，鸿山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共划分为16个保护区，先期实施范围为BH3、BH4、BH5，3个保护区，面积约42万平方米，共对46个土墩墓进行保护和展示。
分类保护
最小干预原则保持原貌
“我们主要通过覆土保护、原状保护和加竹罩保护三种方式，尽可能还原历史。”鸿山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工程代建单位负责人许治民强调，施工中严格保持着原历史地理地貌。这也是4月份江苏、浙江的文物专家到现场实地考察后给出的意见，即依据考古勘探成果，采取分类保护措施，依据最小干预原则对文物本体适当修补、覆土保护。在许治民的带领下，记者穿过田野，来到工程现场，有的土墩墓已完成保护修复，清理掉了杂草、树木、农作物，高的4米多，低的跟土地一样平。
修复好的几个墩上种植了慢生长、浅根系的垂盆草，野趣十足。一座土墩墓旁，工人们正用铁锨一点点挖壕沟。“环壕起到排水和防盗的作用。”施工方、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李俊岭介绍，原先土墩周围有壕沟的就恢复，没有的绝不会多挖。往里走，几名工人在筛土，覆土用的土往往要筛好几遍，经过晾晒，再掺入生石灰才能用，便于塑型加固。穿过树林，爬上一座正在覆土的土墩墓，工人们排成一排，人手一个石夯用力向下夯土，全部靠人力，不提倡机械作业。
千年岁月，沧海桑田，鸿山墓群的所在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环顾四周，有农田、农房、树林、荷塘。施工人员为了避免破坏农田，都是通过机耕道在土墩墓间穿行。工程方充分考虑到区域内自然地理环境、植物群落特征，尽可能保持场地内的地形地貌、植被群落，补种的少量植被也全部使用无锡本地常见绿化品种。
由点到面
共筑鸿山墓群整体展示体系
根据鸿山墓群的保护总体规划，涉及博物馆、湿地展示区、农业生态展示区等。鸿山遗址博物馆按要求建成并对外开放。部分湿地生态展示区即中国吴文化博览园梁鸿湿地公园一期工程也已建成并对外开放。此外，遗址区内的农业用地成了鸿山生态农业示范园，并作为江苏省万顷良田工程示范基地。在鸿山街道的支持配合下，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西头巷、沈家里、何家里、陈家里等村庄均已实施搬迁。
据了解，按照规划，鸿山考古遗址公园展陈体系由遗址现场和遗址背景环境组成，与遗址博物馆共同构成鸿山墓群的整体展示体系。通过合理布局，使公园在空间上实现“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全方位展示遗址与环境，多角度揭示其历史信息。点即以遗址博物馆、各墓葬点、重要景观节点为展示重点；线即以电瓶车路及伯窦港、九曲河、东新桥港等河道为主要参观路线，连接各主要展示景点；面即以整个建设控制地带为遗址背景环境，由遗址展示区、遗址博物馆展示区、湿地生态展示区、功能服务区和生态农业展示区组成。
既然定位为考古、郊野公园，就要有相应的功能分区。据了解，按照展示利用的要求，规划将开放展示范围划分为遗址博物馆展示区、遗址展示区、湿地生态展示区、生态农业展示区、功能服务区等，停车场也在规划之中。许治民告诉记者，鸿山遗址博物馆与遗址现场的直线距离不过800多米，从博物馆步行到遗址参观用时不到10分钟。由点到面，让游人在这个大型遗址公园内充分感受千年吴越文化之美。
文旅融合
争创全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典范
用公园的方式保护鸿山墓群，兼具保护作用与展示效果，同时兼顾了游客和文物本体保护的安全，为文物本体的可持续性保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专家建议，作为城市郊野公园，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可将其融入鸿山省级旅游度假区的总体发展，实现文旅融合。据了解，遗址展示区内将建观光塔，土墩墓周边会设置指示阐述系统，游人可将博物馆的出土文物与墓葬遗址进行对比，深刻了解鸿山遗址。
“我们会新建数公里的木栈道和园路，将土墩墓进行串联，方便游人参观。”许治民指着远处的空地说，整个游览环境都将按照公园进行设计，农田内会种上油菜花，还会种植300多亩的向日葵，即使是墓群遗址也能营造出赏心悦目的环境。此外，公园内还将设置考古站和游客服务中心，游客可以学习考古小知识，参与互动体验。施工方透露，遗址本体的保护修复预计今年底完成，接下来是公园的景观、亮化等配套建设，预计明年夏季，先期施工的3个保护区即42万平方米的遗址公园将完工，免费对外开放。
“相信开放之后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刘宝山认为，该工程为大遗址的本体保护展示利用提供了多角度的方式，完工后，会对新吴区文旅融合发展起到极大的示范作用，为鸿山梅村片区纳入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规划打下良好的基础。新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霞表示，新吴区将高位统筹、科学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促进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提升大遗址保护“无锡模式”内涵，全力将鸿山遗址打造成为吴越文化传播基地、考古科普体验基地和生态休闲文化旅游基地，争创全国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典范。(张月 巫晓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