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大熊的人都会在那张照片前驻足。照片是在海上拍的，大熊举起刚钓上的鱼，笑容灿烂。他上衣胸前印着一头狼，正朝着月亮嗥叫。
作为一名导游，他当时正在夏威夷带团旅游。工作之余，和人拼船去海钓，花掉100多美元。他体形大，看到当地服装店的大码上衣打折，10美元一件，他一口气买了29件，全都印着动物图案——朋友说，他最喜欢动物，也喜欢亲近自然。
7月5日，龚贺告别会现场指示牌。受访者供图
如今，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他正静静地躺在棺木中。
7月2日，大熊在颐和园带团讲解时，因高温诱发热射病，送医抢救无效去世。这名想“敛尽天下美景，尝遍各地风味”的导游，好不容易熬过了旅游业的寒冬，却在这个“充满了希望”的夏天倏然离去。
7月5日的告别会现场有300多人。除了亲友、同事，还有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同行。一位和大熊素不相识的导游在微信群看到消息后，认为自己必须要来。她哭得直不起腰，“从熊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酷暑
“大熊”是龚贺给自己起的外号，他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两百多斤。脸上挂满了肉，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缝。
7月1日，他接了一个30名学生的研学团，开始5天的北京之旅。
7月2日上午10点左右，他和助教带着30名学生，进入颐和园游览。
这不是当天最热的时候，但许多游客已经撑起太阳伞，贴上冰贴。昆明湖边，乘游船的队伍排了近百米。行道两旁的松枝被晒得泛黄发软，低垂下来。
气温继续升高。到了中午，颐和园长廊两侧座位上，几乎坐满了乘凉的游客。龚贺的多名朋友告诉记者，当时因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正在讲解的龚贺看起来痛苦不堪，一度难以继续说话。
旅游大巴司机贾志华告诉记者，龚贺坚持讲解完，将学生带回大巴。随即在自己右后方座位坐下，照原计划，他们吃完午饭后将前往北京天文馆，但龚贺再没能站起来。
据北京气象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当日中午 12 点左右，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5至36摄氏度。
这是一个难熬的夏天。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6月以来(截至7月5日20时)，观象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日数为18天，系1951年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与气温一起飙升的，还有北京旅游的热度。某知名旅游平台上，北京地区暑期酒店提前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6倍；截至7月3日，北京地区暑期景区门票提前预订量较上月增长2.6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4.5倍。
导游们很久没这么忙过了。疫情管控调整后，北京游客暴增，景点准入人数却还是照旧，热门景点一票难求。导游白天带团、晚上和旅行社一起抢票，有时甚至要连轴转。
尽管辛苦，但好在有钱赚。多名导游告诉记者，现在北京导游缺口很大，旅行社求着导游来，收入是往常的两倍。
龚贺的导游证信息。网站截图
“除了讲解外，不想再多说一句话。”一名在户外景点讲解的导游说。就连以往偶遇同行时的寒暄，现在也变成心照不宣的沉默。户外“上蒸下煮”的高温里，导游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
即便是曾经以嗓门大、情绪饱满著称的同行，近来在户外也是“蔫蔫的”，“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不少导游随身带几瓶藿香正气水，下车讲解前喝一瓶。
遇上脸色不好的同行时，也会顺手递上一瓶，“啥也别说。喝吧，喝了就好了。”
离世
司机贾志华最先觉察到龚贺身体不适，问他要不要吃药。“缓缓就好了。”龚贺说。贾志华开动大巴，驶向吃饭的地方。
约半小时后，北京翰林职业研修学院食堂门口，大巴缓缓停下。助教带孩子们下车，进食堂吃饭。
贾志华正要下车时，发现龚贺呼吸声急促粗重，上前询问。“歇会儿，歇会儿。”龚贺嘟囔着，眼看要昏迷过去。贾志华连忙叫来助教帮忙，助教拨打了120。随后，龚贺被送往航天中心医院救治。
下午4点多，龚贺的父亲赶到医院。抢救已持续近2小时，在尝试过注射肾上腺素、心肺复苏等手段后，龚贺未见好转。医生告诉父亲，（龚贺）心率室颤房颤全无，体内温度42℃。
“降温，拿冰块降温。”父亲说。
医生回答，已经做过了。
“你们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能做的措施都做了，医生说。
父亲看到抢救室里，医生还在为龚贺做心肺复苏。每按压一下，躯体就稍微动一下，停止按压，躯体就不动了。
一个小时后，龚贺抢救无效离世。和龚贺共事7年的张睿在现场，她帮忙去开死亡证明，看到龚贺的死因是“热射病”。
事实上，一个月前，龚贺身体就出过状况。当时带团游览故宫时，“有点中暑的症状，晚上回到家又拉又吐。”龚贺的同行兼发小吴蔚回忆。
龚贺向他透露，说知道自己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不再是那个去西藏也不会高反的小伙子了。今年49岁的他，在业内已算高龄。这是他做导游的第二十个年头，他打算转行。
疫情前，他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导游吃的是青春饭，他想多挣些钱投资置业，为自己多攒些养老钱。按计划，再挣几年钱，他就可以不干了。
龚贺在亚马逊带团旅行期间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疫情打乱了龚贺的规划。他带的出境游全部停摆，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他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低门槛行业。他和朋友合伙开了糖果店，投进去十几万元，糖果店要进货、付房租、雇人，钱只出不进，他不得不消耗积蓄来维持生意运转。
那段时间，隔壁邻居见他整天只吃泡面、喝冰红茶。表妹和他视频，感觉他比2018年见面时至少胖了不少。收拾遗物时，表妹看到自己寄给他的营养品动都没动。
终于挨过疫情，旅游业回暖，在“家门口”就有接不完的地接单，龚贺计划赚些快钱挽回损失。这一单5天的研学团，他可以收入大概4000元。
谁也没想到，7月2日，研学团行程的第二天，龚贺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7月5日，很多还没反应过来的亲友，就要与龚贺做最后的告别。
告别仪式上的照片是吴蔚挑的，照片里有龚贺最爱的自然与动物。龚贺喜欢动物，从小就爱去动物园。长大后养动物，养过狗、乌龟、热带鱼、龙猫，等等。喜欢军事的他，给自己的柯基犬起名Luger（一种手枪）。
龚贺去世后，Luger失去了他的主人，被朋友领养。
全陪领队
疫情前，龚贺是一名有着良好口碑的北欧专线全陪领队。这个头衔，是他用十几年的行业积累才换来的。
起初，他的能力只够当地接导游。摸爬滚打几年后，他开始带东南亚的团。又过了几年，凭借专业的服务和扎实的口碑，他终于有机会跟欧洲出境游的领队学艺。
出境领队分两种：一种只负责将游客带到目的地，并保障游客安全，业内称“纯领队”。抵达目的地后，当地的导游会对接负责讲解景点、安排住宿餐饮等事宜。
这种方式与国内旅游类似：组团社派一名领队保障游客安全，地接社派一名地陪负责讲解景点、住宿餐饮等事宜。
另一种出境领队则要全程负责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业内说法叫“全陪领队”。
在导游行业，全陪领队的待遇非常可观，因此门槛很高。外语只是基础，科学安排行程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才是硬门槛。在保证几十人安全的前提下，还要让大家玩得尽兴，不是件容易的事。
想要胜任这种高度依赖经验的工作，通常需要实地学习。龚贺找到一位愿意带徒的师傅，他自掏腰包，跟着师傅的团踩了两条线。
路上，他全程跟着师傅路演，观察师傅的各种反应，努力记住每个细节。“录音、记笔记，反复听、反复练。”吴蔚回忆。
相较于中西欧，导游讲解北欧需掌握的地理、历史知识要少一些。因此，龚贺选择了北欧专线：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
龚贺在景点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疫情前夕，正是出境旅游火热的时候。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所所长杨劲松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8年，中国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增长到1.49亿人次，相比2017年增长14.7%。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00亿美元，增速超过13%。
吴蔚告诉记者，口碑是导游能力的体现，良好的口碑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2014年，龚贺成为一名北欧出境游领队。每年6至9月，龚贺会带9到10个团，每个团三四十人，一趟能挣4万到5万元，每趟约两周。
稳定的客源、火爆的出境游市场持续了将近五年。也正是这几年，龚贺卖掉常营老房，在通州买下一间南北通透的花园洋房，买了一辆车，都是一次全款付清。
在同行看来，龚贺仗义、局气，从不藏着掖着。后辈想跟他学带团技巧，他倾囊相助。地陪跟领队发生矛盾，他第一个赶去拉架。地陪一气之下把团甩了，他能顶上去。类似的忙，他几乎每年都会帮几次。
一年剩下的时间里，龚贺做纯领队，到从没去过的境外路线游玩。他去过肯尼亚看长颈鹿，在南极逗过海狮，在太平洋上钓过鱼。
2019年11月，龚贺带团前往捷克，参观完一间人骨教堂后，他在朋友圈写道，清冷而肃穆，体验生和死的悲凉。那是他最后一次境外旅行，回国后，疫情暴发。
疫情
2022年的最后一天，龚贺发了条朋友圈，“2020至2022无疑是很多人难以忘却的三年！”吴蔚说，三年间，龚贺的收入缩水好几倍。无法出国，他只能做地接社导游，稀稀拉拉地接点散客。
2020年，旅游业停摆，龚贺待业在家。直到10月份，他才接到当年的第一个团。
2021年9月，是龚贺疫情期间为数不多、工作稳定的一个月。全托北京环球度假区试营业的福。
彼时，龚贺挂靠的旅行社拿到第一批门票代理，他被派去当客人引导。像贴身管家那样，他开车到酒店接客人，安排游园路线，在园区帮忙拿行李、照相。从早八干到晚八，日工资1000元。
试营业结束，龚贺想继续做园区内部导游。但因定价过高，购买服务的游客越来越少，收入又不稳定了。龚贺只有等待，偶尔朋友间互相介绍，他零星地接过博物馆研学、故宫深度游等团。
龚贺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热爱户外、喜欢和朋友小聚的他感到憋闷，“像苍蝇乱转。”除了睡觉，他一刻也闲不住，不是去钓鱼就是在遛狗。
工作停摆，但生意的周转资金仍要维持，龚贺每月要支出。银行账户上的积蓄开始只出不进时，他又琢磨起投资。见朋友开的糖果店不错，他
想投资租赁充电宝，被吴蔚拦住。想做一次性碗筷，跑到河南工厂考察，最后没成。同行加盟艾灸馆挺成功，他跟着去开加盟商代表大会。脑袋一热，回来就把房子抵押掉，准备贷款融资。
疫情时最热的自媒体创业，他也参与过。他爱吃爱做菜，就拍探店短视频。但视频里，他看着总有些疲惫。头发花白、眯眼皱眉，像是没睡醒。衣服上的图案快被凸起的肚子撑变形了。图案还是动物，但不再是猛兽，换成了猫、狗、鹿。
疫情期间，龚贺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探店视频。短视频应用截图
有些事情没变。网友劝他减肥，但烧饼、炒肝、羊杂汤他照吃不误，他爱吃重口味的京城早餐。
他依旧做事认真，网友说视频镜头抖，收音差。他换掉使用多年的便宜手机，买了台最贵的iPhone14 pro max，再配上一部云台，视频越拍越好。
生活不太如意，他试着让自己乐观起来。2022年10月给糖果店进货时，他误入有确诊病例的村子。“喜获隔离在家七天，我心中有句mmp（脏话）要讲”，他在朋友圈发布这段文字，并配上一幅书法作品——“多挣钱少生气”。
2022年的最后一天，龚贺在朋友圈说，未来（充）满了太多的希望，一切都会变得更好，2023年快点来吧。4月底，北京旅游业回暖，“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井喷，”他感叹，“毕竟生活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怀念
在亲戚眼中，龚贺是爱折腾、能吃苦的“小胖子”。大专毕业进入社会，他先是干装修，后来因为爱好，跑去当厨师。“从学徒做起，干到五星级酒店的厨师。”最后转行做导游，一干就是二十年。
“我看过拉普兰飘过粉色的雪，雷克雅维克的天空闪极光。我讲过北京故宫的龙吐水，哈尔施塔特的天鹅向天歌。我坐过斯里兰卡的火车摇啊摇，跟着南极的企鹅扭啊扭。我在稻城亚丁拍过照，哥本哈根打过卡，太平洋里钓过鱼，放浪河里泡过脚。”朋友为龚贺写的悼词里，讲述了他短暂但丰富的一生。
龚贺最重友情，这是大家的共识。去家里收拾遗物时，他床头柜抽屉里全是同学录，有三十多年前的。当年吴蔚要出国留学，他帮着跑公证、银行和留学中介。一起吃饭，他总是抢着买单。朋友也都记得他，离世至今，仍不断有朋友在他朋友圈下留言。
龚贺和外甥女。受访者供图
在朋友眼中，龚贺粗中有细。生活中的他，邋里邋遢，“家里像猪窝。”但只要遇到自己看重的事，他马上变得一丝不苟，比如请朋友到家吃饭，他总是先叫来一两个朋友帮忙打扫，然后他亲自下厨，用心做好一桌菜肴。
石锅牛蛙、酱肘子、豉汁蒸排骨、煲仔饭是他的拿手菜。龚贺对美食极挑剔，对饭馆的最高评价是“一般”。他在家备了口石锅，牛蛙烧好前，先在火上烫热石锅。牛蛙烧好，再倒进石锅内，发出“刺啦”的声音。
“我们都吃过熊哥做的饭。”丧宴上，不少同行回忆道。但除了怀念大熊，同行们聊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天热、票难抢，以及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
来送别的同行中，不少人已步入中年，养老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他们自己缴社保，每天都在想怎样能多挣些养老钱。吃饭的间隙，不少导游一直在刷群消息，留意有没有能接的团。
张睿告诉记者，国内的旅行社一般规模很小，除计调人员外，不会养导游和司机。导游是从外面请的，司机是汽车公司派遣的。
导游不专属于某一家旅行社，只是必须将导游证挂靠一家旅行社。因为导游不能作为个体去接团，必须以旅行社的名义。
地接社负责制定旅游线路、住宿餐饮等，外地旅游团到京会寻找北京的地接社对接。地接社在本地的导游群里发布地接导游带团信息。
就是在这样的导游群里，龚贺接下了地接社的研学团，最终因高温不幸身亡。如果没有意外发生，7月5日研学团结业，龚贺就可以开始新生活。张睿说，出事前龚贺曾讲过，这是他干导游的最后一单。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慕宏举 实习生 吴依晨 宋漪静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
新江
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和赵莉共同主编的《龟兹石窟题记》终于出版了，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也有悲伤和遗憾。在这部书产生的过程中，有不少人热情相助，其中我所感念的一位先生，就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平，等到我们的书出版时，他已不在人世。我手捧着三册装饰精美的著作，欲送无门，欲哭无泪，过去几十年的交往，一起涌上心头。
一
张平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从小生长在天津新港，对于整天在铁道线上扳道岔、挂钩、巡视路基的这些工人，十分熟悉，知道他们很能吃苦，又耐得住寂寞，而这些正是一个考古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大概受舅舅宋兆麟先生的影响，张平很早就喜欢考古。也应当是因为宋兆麟与穆舜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5级的同班同学，所以1974年张平得以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考古队，跟从穆舜英、吴震、王炳华诸位先生学习田野考古技术，并曾参加吐鲁番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虽然没有机会读科班的大学，但他和诸位先生所学到的，却是真正的考古本领。
张平先生
1982年到1983年，张平有机会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他是辽宁沈阳人，和宿白先生是老乡，所以得到宿先生的特别关照，可以上宿先生开的各门课程（一般人是不准听的），并参加其他相关的考古实习。与此同时，他也得到当时还在北大的俞伟超等先生的关照，并向张广达先生请教西域史方面的问题。在北大的进修，对于他的考古专业素养来说，无疑进了一大步。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并且经常交往起来。他生于1947年，长我十多岁，以“小荣”相称，因为都在一起听课，所以我也把他当作老学长，称他为“老张”。记得他租住在当时还没有围墙的圆明园里，大概在长春园一带的农户中，我时常到他那里去聊天，向他了解有关新疆的历史、考古和现状。他当时急于看到一些西方探险队的新疆考古报告，我就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给他，有时也帮他翻阅或翻译一些材料。
1983年秋，我第一次有机会随张广达先生入疆考察。记得10月初的时候，我们从敦煌到乌鲁木齐，此时张平已经从北京回来，他和我见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到当时的红山巴扎，吃红柳枝烤的羊肉串，看我一口气可以吃多少串。现在虽然已经忘记吃了多少，但记得他表示我还行，可以下南疆考察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好像是没怎么吃过羊肉的，口内的羊肉很羶，我从不进口，但没想到新疆的羊肉这么好吃，一口气吃了不知多少串。我们在乌鲁木齐办理去南疆的手续，而且要租车，我除了跟着张广达先生到各个朋友家吃请之外，主要就是跟着张平跑，因为除了在新疆社科院中亚所工作的北大同学王小甫之外，我在乌鲁木齐只认识张平，而我投宿的社科院宿舍，距离张平家所在的铁路局也不远。记得正赶上乌鲁木齐要军演，让各家各户用木板子把窗户封好，免得玻璃震碎。我没有见过真枪真炮，部队打靶的那天，张平带我在铁路局的一个平房顶上，看着乌鲁木齐两边的山上不时冒出一股浓烟，随后一声巨响。我不知道炮弹是从什么地方打过来的，但第一次在电影之外见到炮弹爆炸，听到枪炮声响，真是过瘾。
此后，张平先生就是我了解新疆考古情况的最重要窗口和信息来源。最早出版的《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也就是创刊号，就是张平送给我的，封皮上写着“小荣指正，张兄”。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其中有他撰写的《瓦石峡元代文书试析》，介绍并考释了1979年他在新疆若羌县瓦石峡第三组居住遗址发现的两件元代文书。我当时哪有资格指正，而近年来读《马可波罗行纪》，了解马可波罗行程，这些年代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三十年（1293）之间的文书，倒又翻出来拜读，因为它们是真切反映元朝统治塔里木盆地的重要实物证据。
记得在90年代时，侯仁之先生把我和林梅村招到燕南园的家中，和王北辰先生一起讨论《中国国家地图集·沙漠图卷》的古代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绘制问题，他希望梅村和我能根据考古资料，把这个图的草图弄出来，梅村兄负责汉以前，我负责汉唐时期。这事如何着手，我只能求助于张平先生了。他为我提供了当时还没有出版的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资料，一个个档案袋装着，密密麻麻的图表。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些包含经纬度的遗址表格弄懂，然后把一个个点点到沙漠草图上，加上此前西方探险队的考察结果，全部绘制在图上，交给侯先生（侯先生作古多年，这个图卷好像还没出版）。如果没有张平先生的帮助，侯先生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
二
说到瓦石峡，这是张平做的一个十分艰苦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秋冬季节，他睡在地窝子里，把一只耳朵冻坏了，后来慢慢听力成了问题，我们和他讲话，他常常用另一只耳朵对着我们来听。一个普通考古人的奉献，是没有多少人关注的，但他们的确在默默地奉献着。
几十年来，他围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追寻着古人的遗迹；他踏遍塔里木盆地的边边角角，搜寻着埋藏在地下的考古文化。除了率队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的阿克苏地区、轮台地区的工作，他和他的同伴们北上天山，考察温宿县的天山岩画，调查西部天山南麓的石围墓和石堆墓。他主持发掘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160座墓葬，得以对该区域的考古文化加以详细研究，他先后撰文讨论其中出土的玻璃珠、铜器、人骨，揭示龟兹地区青铜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早期青铜冶炼，以及人种构成等重要问题。
80年代古龟兹范围内发现过大量龟兹铜钱，1980-1981年轮台县阔那协海尔古城和拉伊苏烽燧戍堡出土汉龟二体五铢钱200余枚，1983年库车县唐王城遗址出土龟兹小铜钱60余枚，1986年库车县墩买里买契特遗址出土窖藏钱币17400余枚，1989年唐王城还出土几十块小铜钱铸范，库车硝里汗那古城、拜城温巴什千佛洞、克孜尔千佛洞等地也都出土多少不等的钱范。张平在当地进行文物普查时，特别关注到这些龟兹铜钱和钱范，撰写过多篇文章讨论它们的形制、文饰、铸造技术、原料来源，以及龟兹王国的货币经济等问题。我还记得某一年他带着汉龟二体钱龟兹文字的拓本来京，让我带他去见季羡林先生，请教钱文的释读。季先生提出他的意见，并把龟兹文的字母表复制送给张平，让他继续探讨。
多年来，张平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无疑是古代龟兹国的广阔领域，为此他也对这一地区的古城和其他遗址多所留心。他先后发表过对库车县唐王城、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克孜勒协海尔古城、轮台县阔那协海尔古城（乌垒州城）、柯坪县托木里克古城（故达干城）的调查研究成果，也对从焉耆经库车到巴楚的烽燧、戍堡、馆驿、关隘做过系统的普查和考证，包括部分石窟寺和佛寺遗址，都有他自己的见解和收获，是西域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
张平这样一位默默奉献给大漠的考古工作者，常年在野外奔波，又没有什么正经的文凭，许多重要的文章发表在内部发行的《新疆文物》上，外界无法看到，所以成绩很容易被人所忽略。作为他的知心朋友，作为他的小老弟，我深知他在新疆所拥有的学术资源极为有限，所以常常想利用北京良好的环境，为他做点事。那时我在主编《唐研究》，也是唐研究基金会的学术委员，基金会每年年终开会，讨论资助一些专著，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曾经鼓动他准备一本书，以便我申报这个丛书出版。但他的文章并不都属于“唐研究”的范围，所以一时没有弄成。到2006年，冯其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让我来帮忙。我又鼓动张平编一本书，并且和人大国学院的孟宪实一起，推荐给后来出任所长的沈卫荣教授，得以列入《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经过一年多的编撰、整理，张平的《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终于交稿。因为他的文章成于不同时期，发表在不同书刊上，本身也不够规范，所以我自告奋勇，做了一番编辑加工，排版后的校对工作，我也贡献了力量，最后终于在2008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书应当说收录了张平最重要的文章，主要是涉及龟兹的考古文化研究，它的出版，在整个西域历史考古领域，也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因为过去出版的龟兹专著，主要都是和龟兹石窟有关的著作。
张平著《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
三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北枕天山，南邻大漠，是孕育了佛教高僧鸠摩罗什的地方，也是唐朝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从各种角度来看，都是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但与高昌、于阗相比，学术界投入的力量不多，因为龟兹研究投入大，产出不一定多，有时让人望而却步。
受各种力量的驱使，我从2009年开始，联合北京大学、龟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想借助从法国学习“吐火罗语”的年轻学者庆昭蓉与荻原裕敏加盟北大和人大的机遇，进行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那些婆罗迷文字书写的题记。那以后几乎每年我们都去龟兹地区各个石窟寺考察，有时也对周边遗址进行有目的的寻访，其中行走范围最大的一次，是2011年8月5－7日的三天考察，这也是我和张平先生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考察同行（此前是1992年一同穿越塔里木盆地），值得特别记录下来，刚好我有当年的考察日志可以参考。
这个时候新疆局势不稳，在南疆考察有一定的风险，我和北大博士后研究员庆昭蓉女史从北京过来，已经邀约了时在新疆师范大学任教的朱玉麒教授，但仍感到有点不安，因为和地方上相关部门不那么熟悉。于是8月4日一到乌鲁木齐，我就在北京路全聚德店设宴，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新疆社科院《西域研究》主编刘国防，还有张平先生吃饭，席间向他们请教新疆最近的考古发现，了解考古历史界学人的近况，以及南疆目前的形势。我表示希望张平先生与我们同行考察，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张平（左）、荣新江（中）、朱玉麒（右）在考察中
8月5日上午11时从新疆师大出发，与张平会合，12时到机场，乘12：50天津航空公司航班飞阿克苏，下午2时抵达，朱玉麒的学生来接，在阿克苏吃过午饭后，直奔拜城。傍晚到拜城时，车子的空调烧坏了，只好去维修。乘着修车的时间，张平介绍我们见了拜城县文物局长图逊江先生，商量第二天从黑英山乡到库车城的考察路线。晚上，我们赶到克孜尔石窟，住在龟兹研究院的新宾馆里。
8月6日是星期六，张平先生再次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日，这在考古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上午，我们从克孜尔出发，在公路上和拜城来的图局长会合。当天的主要目的，是想考察从拜城到库车（龟兹古都）北面的交通道路。我们从克孜尔乡向东北方向偏北前进，经铁提尔，到黑英山乡，转东北偏东方向继续前进。到喀拉果勒村，基本就在天山脚下了。我们在一户农家前停下，树上的杏子还没有掉下来，主人招待我们吃杏子。如若在其他地方，这季节杏子早已熟了，而这里因地势较高，所以晚熟。在喀拉果勒村东面几百米处向北，有山口，据图局长说，进去是草场，拜城和库车的老百姓都喜欢到里面放羊，有古代戍堡和冶炼遗址，从这里可以向北翻过天山。张平曾经在这一带做过文物普查，说起冶炼遗址，津津乐道。
我们继续向东，过了河就是库车县的阿格乡辖境，相较于拜城的石子路，库车显然有钱，已经铺了柏油路，道路比想象得要好的多。路向南偏东，中间经过炼铁厂，还有煤矿，大量的运煤车集中在一个地方，尘土飞扬。一条新的铁路正在修建当中，据说是北京的商人投资，为的就是往外拉煤。我们继续往东南，路沿着库车河而行，到阿艾石窟所在的天山大峡谷区，我们没有进峡谷，而是继续往前。中午我们就在河边野餐，吃西瓜和馕，体验一下张平先生他们考古人风餐露宿的感觉，别有风味。
饭后继续南下，然后上了独库公路，不远即到阿艾古城，又称阿格古城，在阿格乡苏博依村北，城垣基本完整，规模不大，或是镇戍守捉一类的建置。其东门临河，有瓮城。再往南，到阿格乡的康村（“康”是维吾尔语“矿”的音译），听老乡说，南面库车河修了水库，无法直通到兰干村。于是，我们沿217国道，到盐水沟，在高速公路旁停下，登上伯希和曾经发掘的盐水沟关垒遗址，现存两个烽火台式的夯土建筑，张平说原本构成一个建筑。伯希和在此曾发掘到相当于唐初的龟兹国王苏伐叠纪年第20-21年（公元643-644年）的木简，内容是“盐关”检查行人的通行证的情况，证明这里在古代也是一条交通要道。
2011年张平先生在盐水沟遗址考察
我们此番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想了解从龟兹王城（今库车县城所在的皮朗古城）到克孜尔石窟的道路，因为在克孜尔石窟的题记中，记录了龟兹王及王后前来巡礼或供养的史事，那么他们走的是哪条便捷的道路呢。从克孜尔的渭干河谷可以进入亦狭克沟，龟兹石窟研究专家霍旭初先生曾告诉我们亦狭克沟可以直接和盐水沟相连。我们没有亲自走一遭，所以不知道是从沟里能走得通，还是要到沟顶上才能行。张平说亦狭克沟的西部，在东北方的顶部有戍堡或寺院遗址，1989-1990年他曾前往调查，现在情形不明。我们检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材料，他说的应当是坦塔木佛寺遗址。这次我们远远望到亦狭克沟的北部山脚下是一片低地，古代的道路也可以沿雀勒塔格山北麓而行。当天白天的温度高达摄氏38度，盐水关的整片地方在烈日暴晒下，温度在40度以上。我们有点中暑的感觉，只好打道回府。经过盐水沟，走吐哈油田修的小车路，傍晚回到克孜尔石窟宾馆。
晚上，我们与张平先生继续讨论柘厥关问题，这也是我们此行想解决的问题之一。
8月7日上午出发，先到库车县文物局，和张平先生联系的库车县文物局局长吐尔地先生见面，说明我们想考察的道路。然后吐局长陪同我们往城北，先到可以望见克孜尔尕哈烽火台的地方，然后向东，到博其罕那（博特罕那）佛寺遗址。这里位于克孜尔尕哈石窟和苏巴什佛寺中间的位置上，是一个丁字形的佛寺，地面尚有较高的建筑遗迹，张平曾撰文论证这里是阿奢理贰伽蓝遗址（《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其说不无道理。除寺院外，张平说外面还有居民遗址。我们考察完博其罕那，由此东行，经过另一个可能的居民区，即到达苏巴什。
我们没有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停留（这里已经来过多次），就沿着库车河（铜厂河）西岸的路往北，来到兰干村，问了前来迎接的村支部支书，说现在村子有两百多人居住。我们之所以到兰干村，是因为20世纪初德国的勒柯克（A. von Le Coq）发现的一件提到“柘厥趁水”的汉文文书上，标有“L?ng?r”这个出土地点的名称，此名勒柯克在《新疆的土地与人们》（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一书中，也称作Su-baschi L?ng?r，即“苏巴什的兰干”，显然这件文书确实出自苏巴什遗址区。吐尔地说维吾尔语“兰干”的意思是走了一天、该歇脚的地方（即客栈、驿站的意思），库车老乡在北面放羊，回来时一般在兰干过夜，所以有此名称。兰干为自然村，主体在库车河西，过去有六家在河东苏巴什东寺向东的地方，前几年并入河西村里。从兰干到库车老城赶集，也需要一天时间。张平认为从兰干向北，铜厂河东西岸边都有路。河东可能是更佳的路线，现在铁路也是选择的东岸，地质构造来说是最稳处，车马可行。吐尔地局长还说到，兰干村周边没有古代遗址，第三次文物普查也没有任何发现。从前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来看，所谓苏巴什西寺，其实范围非常广阔。这件文书既然可以判断是在苏巴什西寺发现，则西寺范围内也可以容得下柘厥关的关城，迄今还没有全部清理苏巴什各个建筑物，所以性质还难以判定哪些建筑可能是关城遗址。不过，经过此番调查，柘厥关在苏巴什，大概不错。庆昭蓉后来撰文《重议柘厥地望——以早期探险队记录与库车出土文书为中心》（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应当也有张平先生的贡献在其中。
我们在兰干村调查之后，继续往北，登上新修的拦河大坝，北面还没有蓄水，但看上去非常壮观，将来又是“高峡出平湖”，但不知道对下游的苏巴什佛寺遗址会有什么影响。
中午回库车，吐局长请我们吃了便餐。下午，张平带我们继续考察，先到渭干河口东岸的玉其吐尔。张平解释这个遗址有三重，故称“玉其”，维吾尔语意为“三”。他坚持认为这里是以军事系统为主，有马圈和厚厚的马粪；其中第一重靠近314国道的建筑，他说是烽火台。此重建筑之外，还有一个土台，庆昭蓉以为或许就是德国探险队所说的佛塔，现已倾屺，她从出土佛典来看，认为是佛寺。按照这里的位置，靠近道路的地方有军事设施是可以理解的，但往上也可能是佛寺。
随后，我们通过转弯抹角的乡村小路，在张平的带领下找到玉奇吾斯塘乡阔什吐尔村西的“科实吐尔塔”，张平说是烽火台，庆昭蓉也疑为佛塔或佛像。玄奘法师出龟兹西行，见到两个九十丈的佛像，今已不明所在。“科实”维吾尔语是“二”的意思，另一台地在若干年前修水库时毁掉了。
8月8日，我们在龟兹研究院参加“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张平先生没有与会，继续他的考察行程。
此后，我忙于各种应酬，和他联系很少，记得曾经把自己新出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于阗与敦煌》等书寄给他。记得某年我们路过焉耆的锡克沁佛寺遗址，这里为了配合大遗址保护，把外国探险队发掘殆尽的遗址清理维护起来，张平作为一位退休人员，不辞劳苦，来做监工……他就是这样一位不知疲倦、离不开大地的考古人。
我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7月16日我从北京赶往乌鲁木齐参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举行的“李征先生追思会”上。那一次，张平先生大病初愈，耳朵完全失聪，但他还是赶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他看上去像是在静听大家的发言，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什么也没有说，就以这种静默的方式追念他的前辈。
张平生前考察过的地点
2020年5月25日晚，接到于志勇微信：“李所（新疆文物考古所李文瑛所长）告知，张平老师突发心梗，刚刚在铁路医院去世。”疫情期间，无法奔丧，也只能黯然神伤，默默祈祷……
（2021年1月15日完稿）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亮亮
前，由广东省文物局、南方日报社、南方 联合制作的《宝览南粤》第二季首播，带领观众走进沉睡800多年的宋代沉船“南海I号”，揭秘沉船最新的考古发现。“南海I号”出水文物目前发现已超过10万件，各式金器、瓷器、漆木器、玉器、古代钱币，以及人体与动植物遗骸，一幅宋代远洋航海生活图景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在公众看来，与“南海I号”揭示的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同样神秘的，还有鲜为人知的考古技术。这项从前“活跃在小说里”的神秘工作，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科技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以往不能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古人的生活片段也被逐一还原。现在，本报记者带您细数近年关于考古科技的那些事儿。
多学科联动合作
13500年前“老广”重现“真身”
今年1月，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上，“2018年六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榜上有名。
2016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清远英德青塘遗址黄门岩1号洞，发现岭南地区最早的古代墓葬(见上图，李细华摄)，并发掘出广东13500年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人类骨架。这一发现为研究东亚—东南亚史前人类与文化发展等课题提供了新契机。
岭南地区土质酸性很高，一般有机物都难以在泥土里保存。然而，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貌，青塘遗址的人骨得以钙化并完整保存下来。不过，溶洞内水中的碳酸钙，也将土壤胶结得像石头一般硬。人骨化石与堆积地层牢牢结合，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巨大难度。
铁锤、钢钎、手术刀、牙科工具……“几乎所有手头上的工具都被我们用上了，才将人骨一点点清理出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中心副主任、青塘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刘锁强回忆道。
重大发现的背后，离不开一批考古工作的“幕后功臣”，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项目工作之初，他们就设计了明确的课题目标与技术路线。除常规田野考古发掘外，还引入年代学、古人类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土壤微形态、残留物分析、石料产地分析及三维重建等多学科理念与技术手段，全面提取、分析遗址内各类信息，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经初步研究，考古专家将青塘遗址文化遗存从早至晚分为四期，清楚地显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期技术、人类行为与史前文化演变的过程。遗址的环境考古结果显示，文化的演进过程与气候环境变迁较为吻合。
过去三年，考古发掘工作持续进行，不断有重要发现浮出水面。考古工作人员采用加速器质谱测定的方式对人骨化石的共存碳样进行检测，显示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随后，专家们也搞清楚了墓葬人骨的年龄、性别等信息。人骨被证实属于一位年轻女性。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出土文物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如石器技术分析、动植物种属鉴定、测年工作等多学科测试与分析，更全面复原新旧石器过渡阶段岭南先民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发展程度。”刘锁强说。
为馆藏文物“延年益寿”
木雕尘屑被制成“DNA样本”
不少博物馆、美术馆都设有专门为馆藏文物“延年益寿”的神秘部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是国内较早推动藏品保护修复与研究的机构之一。1999年，广州美术学院创立了材料技法修复研究室。四年前，在中央财政支持下，修复研究室升级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作品修复保存研究基地。
不久前播出的《国家宝藏》第二季中，广东省博物馆的金漆木雕大神龛惊艳全国观众。但鲜为人知的是，广州美术学院库房里也珍藏着400件套潮州金漆木雕。上世纪50年代起，潮州不少祠堂里的金漆木雕被村民拆卸，用碱水洗去上面的金箔变卖。广美师生不忍文化遗产被糟蹋，遂动手抢救。最终幸存下来的一部分藏品被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另外一部分来到了广州美术学院。
这批命运多舛的金漆木雕虽然逃过一劫，却长年被遗忘在广美附中楼底一个肮脏狭小的仓库里，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加以妥善保存修复。“不过，我们找不到成熟的潮州金漆木雕修复案例可供参考。”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品修复保存研究基地副研究员许炀说。
潮州金漆木雕修复难在哪？这不得不从它精美绝伦的工艺说起。“潮州金漆木雕是多层镂空的，最多可达7层，而且每一层雕刻的内容都不会互相遮蔽。现在3D扫描技术通常也只能扫描浮雕或两层的作品。”广州美术学院材料技法修复研究室修复师陈景茵告诉记者，工作人员此前曾想对潮州木雕小件进行3D扫描，却没有成功。
许炀留意到，民间修复木雕时常常直接给木雕打上钉子，结果这些铁钉在木雕里生锈，导致裂口膨胀、锈蚀，从而形成新的“病灶”。许炀将清除这些生锈铁钉的过程，比喻为从人的骨头里取“弹片”。然而，这些工作在木雕修复中还算简单，与之相比，清洗木雕却要“危险得多”。
为避免清洗过程中对木雕的金箔和漆层造成破坏，修复师为木雕吸尘前，都要先给吸尘器小心翼翼地包上纱布，以免有脱落隐患的部件与尘埃一同被吸走。接着，他们会用弱碱性电解水棉棒拭去木雕上的顽固污垢(见上图，罗斌豪摄)。那些洗下来的灰尘还要集中起来提纯、萃取，制作成每件文物独有的“DNA样本”，留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广东省博物馆近年还引进装备对潮汕木雕金箔层进行检测。“这些金箔来源不一，可能来自北京、南京、香港、泰国等地。搞清楚他们的来源，就可以推断出文物的赞助人是谁；他们的老化程度，也能帮助我们断代。”陈景茵期望，黑科技的加盟能帮助后人还原文物背后的工艺，从而推动非遗传承。
在水下给文物做“CT”
“江口沉银”有了“3D藏宝图”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句在四川流传的民谣，随着四川彭山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得到了印证。超过4万件文物出水，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的秘密(见上图，新华社发)。
作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四川彭山古战场遗址的发现不仅破解了“江口沉银”的历史之谜，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中500余件代表性的发掘文物也将在今年7月亮相广东省博物馆。
据介绍，江口沉银古战场遗址是中国考古界首次在内水域开展围堰考古。电阻率成像法、两栖地质雷达、高精度磁法、频率域电磁法……这些高科技都在这次考古中派上了用场。
面对出水文物分布零散、规律复杂、单件尺寸小等情况，科研团队在遗址区开展了“CT”扫描试验，采用综合探测方案绘制“3D藏宝图”，使考古工作游刃有余。
“在发掘中，我们使用全站仪来精确定位文物坐标，以三维成像和航拍技术来采集文物信息。这种对文物分布区域探测、对文物富集有利区段预测、对河床基岩结构测绘的方式，其实相当于在水下做CT。”团队负责人周军介绍，工作人员还在现场配备了“文物移动医院”，以便对即时出水的文物进行保护。
考古学家不但希望通过“黑科技”发现文物，更希望尽可能完整、直观地为后人保留发掘现场的细节信息。如今，三维重建技术与常规田野考古方法的有机结合，使还原考古发掘过程成为可能。
三维重建，即对三维物体建立适合计算机表示和处理的数学模型。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现，创新性地将这一技术应用在考古学中。项目执行领队刘锁强通过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将从40平方公里考古现场的地理环境，到5米×5米探方里的出土文物，所有三维影像数据信息都收入囊中。
这些技术上的变革，标志着考古学已经从“二维时代”步入“三维时代”，过程和结果将变得更精准。周军期望，火爆的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应用到考古学中。(杨逸 黄堃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