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特古西加尔巴8月5日电 在洪都拉斯第二大城市圣佩德罗苏拉附近的拉利马市，有一处被遣返移民的接收机构。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接收百余名遭美国遣返的洪都拉斯人。下飞机时，他们大多眼神迷离、身形瘦削，有些还戴着手铐和脚镣。
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潮已成为今年美国大选的焦点话题之一。美国政客指责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为“非法移民输出国”。然而，只要这些国家的极端贫困问题不解决，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就难以根除。
回顾历史，洪都拉斯等国之所以长期深陷贫困，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经，洪都拉斯被称为“香蕉共和国”，那里是美国资本为所欲为的“绿洲”，也是当地贫苦工人的“绿色牢笼”。
“潘多拉魔盒”里装着香蕉
“他从随身携带的工具箱里取出光学仪器，俨然钻石商人般仔细检视香蕉，再以特殊的小手术刀加以分解，用药剂师的天秤称重量，用枪炮工的脚规量宽度。”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这样描写美国人初见香蕉时的新奇反应。1870年，一位名叫洛伦佐·贝克的美国船长从牙买加运回一船香蕉，在新泽西州售卖。此后，香蕉迅速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水果之一。一大批贸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香蕉源源不断送到美国。
6月5日，一名当地工人在洪都拉斯纳纳香蕉公司香蕉园工作。戴维·德拉帕斯摄
19世纪末，美国在经历美墨战争、南北战争、西进运动后，整合了国内力量，加紧对外扩张。美国历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在《香蕉帝国：香蕉公司侵犯加勒比国家主权》中写道：“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国界之外扩张，而这恰逢我们拥有必要资源可以实现扩张，并且当时已经是由工业和金融业控制的政党来执政。”
1899年，洪都拉斯第一次将本国土地的特许经营权授予美国水果贸易商瓦卡罗兄弟。作为交换，他们要在当地修建铁路。1902年，洪都拉斯政府将5000公顷土地租给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斯特赖奇。后来，美国香蕉商人塞缪尔·塞穆赖从斯特赖奇手上拿到这片土地的特许经营权，在洪都拉斯创办了库亚梅尔果品公司。
1910年12月，在塞穆赖支持下，流亡海外的洪前总统曼努埃尔·博尼利亚带领一支雇佣军从美国回到洪都拉斯，发动叛乱。他成功夺回总统宝座后投桃报李，塞穆赖不仅不用再为出口香蕉付税，还租下洪北部1万公顷土地，获得奥莫阿角港的使用权。1933年，塞穆赖收购另一家美国水果公司——联合果品公司。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多次武装干涉和煽动政变，美国资本逐步控制洪都拉斯主要经济部门。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和库亚梅尔果品公司等美国公司占据了洪北部大片土地，大规模建设香蕉种植园，还控制了交通、电力、制造业等经济命脉。1913年，洪都拉斯90%以上的对外贸易被美国垄断。在美国跨国公司的掌控下，洪都拉斯形成了以生产香蕉为主的高度单一化的经济结构，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依靠进口解决，这导致洪都拉斯经济非常脆弱。
6月5日，一名当地工人在洪都拉斯纳纳香蕉公司香蕉园工作。戴维·德拉帕斯摄
1920年7月，库亚梅尔果品公司副总裁H·V·罗尔斯顿给联合果品公司一名律师写信，详尽描述美国果品公司在洪都拉斯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土地和资源的策略。他强调，应通过合同、特许权和特权来垄断市场、避免竞争，同时利用当地的政治人物和特权阶级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信的末尾，罗尔斯顿写道：“我们应该撕裂这个国家刚刚起步的经济，以增加其困难，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延长它悲惨的、风雨飘摇的、动荡的生活。”
“国中之国”
今天洪都拉斯的香蕉园内，香蕉树依旧葱茏，粗壮茎干托起一簇簇绿叶，其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然而，对当年的洪都拉斯工人来说，这里看似绿意盎然、充满生机，实际却是无法逃脱的牢笼。
91岁的埃斯特万·埃尔维尔曾在洪北部苏拉河谷的香蕉园工作。他回忆说，美国公司对香蕉园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在每个种植园，公司都开设一个小卖部，从缝衣针、帽子、鞋子、砍刀、斧子到手枪，什么都卖。但公司决不允许外来商人在种植园区域里卖东西，不允许有竞争存在。结果就是，工人这周刚从美国人手中领到薪水，下周就都花在了美国人开的小卖部里。
6月6日，香蕉园老工人埃斯特万·埃尔维尔在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赵凯摄
埃尔维尔说，当年那里的工作条件极差，工人们动不动就会遭毒打，甚至被打死。“无法抱怨，不能抱怨，也无处抱怨，美国公司经理的权力甚至比总统还大。”
“所谓‘绿色教皇’，就是一位先生坐在办公室中，处理数百万美元的订单。动一根指头，可令一艘船起航或停泊；说一句话，就可买下一个共和国；打个喷嚏，便可让一个总统、将军或是知名人士倒台……办公座椅向后旋转，即可爆发一场革命。”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在小说《强风》中生动刻画了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所作所为。事实上，联合果品公司一度控制了多个中美洲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在洪都拉斯，联合果品公司主要通过特拉铁路公司和特鲁希略铁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两家公司拥有关税豁免等特权，通过建造铁路获得了沿线大片土地，可以自由使用当地木材等资源。
洪都拉斯国家统计局局长、社会学家欧亨尼奥·索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为了从洪都拉斯拿到这些优惠，（美国）水果公司曾承诺在洪都拉斯修建铁路，但他们没有兑现承诺，只是勉强修了一些线路。洪都拉斯从来没有贯穿全国的铁路线。”
“除此之外，水果公司还对政治施加影响，它们实际上可以任命和罢免总统。在洪都拉斯有几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如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如果一家公司与政府关系不好，就会组建私人武装，扶植另一股政治势力，就会出现选举舞弊，政府就会被推翻。由此带来很多政治上的不稳定。”索萨说。
5月25日，洪都拉斯国家统计局局长、社会学家欧亨尼奥·索萨（左）在洪约罗省埃尔普罗格雷索市参加纪念1954年大罢工研讨会。戴维·德拉帕斯摄
美国公司之所以能在洪都拉斯为所欲为，背后倚仗的是美国政府的武力。1904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称：“我们的利益和南方邻国的利益实际上是相同的……只要它们遵守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就能以诚挚和友善的态度对待它们。只有当（它们）明显无法或不愿在国内外伸张正义以至于侵犯美国的权利时，或者招来外国入侵从而损害整个美国的国家利益时，我们才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干涉。”
然而，回顾历史，美国人眼中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实在是太多。据统计，美国军队分别在1903年、1907年、1911年、1912年、1919年、1924年至1925年、1982年至1990年对洪都拉斯进行军事干涉。
洪都拉斯的情况并非个例，其邻国危地马拉同样屡遭美国干涉。1951年，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就任危地马拉总统后推行土地改革，其中包括将联合果品公司大量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阿本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摆脱美国垄断资本控制。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阿本斯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沉重打击了美国垄断资本，引发其强烈不满。
联合果品公司高管沃尔特·特恩布尔找到阿本斯竞选时的对手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表示愿意帮助他推翻阿本斯。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组建了一支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为首的雇佣军，于1954年6月入侵危地马拉，将阿本斯赶下台。联合果品公司此后重新获得大片土地。值得注意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都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高管，而雇佣军头目阿马斯也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雇员。
大罢工彻底改变了洪都拉斯
“1929年，危机突然爆发。纽约证券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像一块巨石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加勒比身上。咖啡和香蕉的价格直线下跌，销售量也剧减。农民被疯狂暴力驱逐，失业冲击了农村和城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贷款、投资和公共开支急剧缩减，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政府官员的薪水被砍了一半。独裁者的人马迅速赶来压制沸腾的情绪。华盛顿睦邻政策的时代开始了，但社会骚动四起，必须对此严厉镇压。”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这样描述那段动荡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深陷经济危机，急于扩大海外市场。但由于此前长期奉行“金元外交”和“大棒政策”，美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紧张，拉美人民反美情绪强烈。于是，美国提出所谓“睦邻政策”，实质上是打着“平等”“不干涉”等幌子继续对拉美进行干涉和控制。
面对美国的种种剥削、掠夺、干涉，洪都拉斯人民从未停止反抗。自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洪都拉斯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多次发起罢工。
“1932年，当拥有土地的生产者抵制联合果品公司降低（香蕉）收购价时，特拉铁路工人宣布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们抗议的原因是800名工人被解雇以及工资减少20%。罢工的正义感如此强烈，以至于除运输工人外，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也与罢工者站在了一起……由于洪都拉斯政府及其军队无力维护联合果品公司的新政策，联合果品公司毫不犹豫地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团伙，自行抓捕，绑架了最激进的罢工领导者，并用船只和飞机把他们送到数百公里外，让人们很长时间内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墨西哥作家埃德蒙多·巴拉德斯在其著作《魔鬼合同：在洪都拉斯和中美洲的香蕉特许权》中写道。
埃尔维尔回忆当年的经历说：“工头对待工人就像对待牲畜一样。工人也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如果提出要成立工会，就会被投进监狱。更糟糕的情况是再也查无此人，过了一段时间，尸体往往会在乌卢阿河或查梅莱孔河里被发现。”
1954年4月，特拉码头工人因工资待遇问题威胁停工。5月，采矿、铁路、纺织、烟草等行业的工人，以及洪北部香蕉种植区的工人、农民和小农场主加入罢工。拉美各国的劳动者都对洪都拉斯罢工者表示支持。这场大罢工持续了60多天，最终取得胜利，工人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满足。
87岁的洪都拉斯退休火车司机安德烈斯·阿尔瓦雷斯至今仍对那场罢工记忆犹新。“1954年大罢工是我们国家继1821年宣告独立后的又一次独立，从政治上到社会上，我认为这是更重要、更彻底的一次独立。在这之前说洪都拉斯是独立的、主权的国家，完全是谎言。我们一直受制于人，像奴隶一样，美国公司主宰一切。但在罢工后，工人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得到很大改善。”
1974年3月，洪都拉斯等7个拉美香蕉生产国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对出口香蕉征收每磅1至2.5美分的附加税。对此，美国香蕉公司一度采取拒绝收购和停止采摘香蕉等手段进行抵制和破坏，但香蕉生产国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最终迫使美国公司按规定纳税并赔偿损失。同年9月，洪都拉斯等5个拉美国家成立香蕉出口国联盟。
从1975年起，洪都拉斯政府宣布取消这些美国香蕉公司的一切特许权和合同，把它们控制的部分土地收归国有。随后，洪方接管了美国资本控制的码头和铁路，把香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把全部森林资源和木材加工行业收归国有。由此，洪都拉斯迈出了摆脱外国资本控制、发展民族经济的第一步。
6月7日，洪都拉斯总统顾问、前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在位于洪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总统府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戴维·德拉帕斯摄
“我们人民的反帝斗争是历史性的，与工人运动息息相关。今天的洪都拉斯正是由此诞生。”洪都拉斯总统顾问、前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彻头彻尾的不公正”
对洪都拉斯人来说，历史的不公并未就此终结。
“美国人在我们国家享受，而我们去美国却被当作狗一样对待。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不公正。”话音未落，胡安·格拉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最近被美方遣返前，这名57岁的洪都拉斯人在美国生活了5年。
在美国移民拘留所关押期间，大多数移民遭遇非人道对待。“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绑架一样。在那里待了17天，家人一直不知道我的情况。他们（美方）不允许我打电话，我与外界隔绝。每天睡在地板上，直到今天被放出来我才见到阳光。”25岁的洪都拉斯人伯纳德说。
6月6日，遭美国遣返的洪都拉斯人乘飞机抵达位于洪都拉斯拉利马市的一处被遣返移民接收机构。戴维·德拉帕斯摄
格拉与伯纳德等人都是从美国被送到拉利马市被遣返移民接收中心的移民。该中心负责人伊达利娜·博尔迪尼翁说，这些洪都拉斯人大多淳朴善良，他们只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美国等富裕国家吸贫穷国家的血，通过剥削穷国劳动力获利。美国应该更公平地对待（拉美移民），支付合理的工资，提供公平的机会。”
“美国公司给洪都拉斯留下了什么？贫穷、疾病、疲弱、剥削、被剥削的人民……这就是美国公司留下来的。它们掠走这里的财富。美国公司的确在这里建设了铁路，但那是为了把出产的香蕉运到港口，再运到美国。美国人走的时候，把铁路的一切也带走了。虽然特许经营的协议规定铁路的固定资产应该留下，但美国人并不遵守。他们带走了车厢、铁轨，甚至连枕木也带走了。”埃尔维尔说，“洪都拉斯是中美洲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却是拉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原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夺了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美国就是殖民者，是侵略者。”
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时任总统塞拉亚被迫下台。随后近半年，洪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这次政变背后可以见到美国的身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达娜·弗兰克在《洪都拉斯长夜》一书中写道：“（美国）通过接管洪都拉斯，推动为洪都拉斯寡头和（美国）跨国公司谋利的经济议程。他们经济计划的目的是榨取教师、工厂和种植园工人，以及走上街头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人的血汗钱。”
政变过后，发起反抗的洪都拉斯人民遭到镇压，许多人流离失所，暴力和贫穷迫使一些人前往美国。弗兰克说，美国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人士都不承认美国在破坏洪都拉斯人的生计，不承认美国对移民潮的产生负有责任。
塞拉亚说，20世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生的政变，许多都与美国的跨国利益集团有关。“我曾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美国是否有一本煽动政变的指南。他告诉我，美国不是只有一本，而是有4本煽动政变的指南，还有一本正在制作中。”
洪都拉斯正在经历团结和觉醒
2021年年底，塞拉亚的夫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塞拉亚说，2013年、2017年经历了两次大选舞弊，直到2021年洪都拉斯人民终于取得胜利。人民在不断抗争中形成自主意识，这是“伟大的征服，是一次觉醒”。
卡斯特罗上台后，拒绝向外国利益集团低头，对内着手改变外部势力支持下的寡头政治局面，重建具有财政主权的国家体制，大力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推进基础设施、能源、环境、安全、医疗、教育等领域改革。
这是3月20日在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拍摄的城区一景。新华社记者李梦馨摄
对外，洪都拉斯政府顶住美国压力，于2023年3月与中国正式建交。卡斯特罗说，同中国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作出的历史性抉择。“我带着洪都拉斯人民的期待而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国建交、与中国合作，可以为洪都拉斯带来发展机遇。”
今年3月，洪都拉斯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2024年轮值主席国。卡斯特罗承诺，将加强地区一体化、加强民主，倡导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公平和繁荣的地区。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海地危机、调解厄瓜多尔与墨西哥外交争端等议题上，洪都拉斯积极发声。面对最新一轮巴以冲突，洪政府主张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启动和平谈判。
在洪都拉斯约罗省埃尔普罗格雷索市的中心，坐落着一处纪念1954年大罢工的广场，它斜对面矗立着一座香蕉工人肩扛大串香蕉的雕像。今年正值那场大罢工70周年，洪都拉斯政府专门举办一场研讨会，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洪都拉斯最大香蕉生产商之一纳纳香蕉公司负责人桑德拉·德拉斯介绍，洪都拉斯有5万多公顷香蕉田，过去大多属于美国公司。现在大部分香蕉生意都由洪都拉斯人运营。“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香蕉种植资源的所有者，我们始终把洪都拉斯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目前，这家公司生产的香蕉大部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她强调，每种植一公顷香蕉，就能为两个家庭提供就业机会。洪都拉斯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避免移民涌入美国。
6月5日，一名当地工人在洪都拉斯纳纳香蕉公司香蕉园工作。戴维·德拉帕斯摄
在塞拉亚看来，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首位女性总统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创”。洪都拉斯政府“在谴责（美国）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封锁时体现了勇敢立场，在谈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独立、共存时怀有伟大愿景。我们的国家正在参与全球南方的发展”。
【专访】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教授艾伦·法哈多
美国香蕉公司在洪都拉斯扮演了灾难性的角色。20世纪，洪都拉斯经历了多次政变和内战。不同的香蕉公司资助各自支持的洪都拉斯政党夺取政权，目的是从“自己人”手中拿到优惠，导致政变接连不断，直到最好的土地被他们瓜分殆尽。之后，他们不再相互对立，而是支持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建立起长达16年的统治，用武力和独裁来实现“香蕉和平”。但这种繁荣只惠及美国公司，洪都拉斯工人的生活条件依然恶劣。
6月9日，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教授艾伦·法哈多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戴维·德拉帕斯摄
1954年，洪都拉斯工人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斗争持续了60多天，得到全社会关注与支持。这是洪都拉斯人民的大起义，不仅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推动了劳动法的出台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尽管如此，美国对洪都拉斯的影响至今未能消除。美国在洪都拉斯长期推行以香蕉出口为主的产业模式，使我们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严重，经济发展仍较为滞后。
2023年，洪都拉斯顶住美国压力决定与中国建交，不仅体现了洪都拉斯自由行使国家主权的姿态，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洪都拉斯经济发展，还体现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洪都拉斯的独立自主。
洪都拉斯的历史充满了美国香蕉公司的干涉和剥削，但通过工人阶级的觉醒与斗争，洪都拉斯人民展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今天，洪都拉斯通过与南方国家合作，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和国际地位。这一转变标志着洪都拉斯从“香蕉共和国”向更加独立和多元化的国家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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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记者：赵凯 席玥 蒋彪
视频：缪培源 王植樱 吴宝澍
新华社国际部制作
/记者 张嘉 供图/SIFF
近年来，国内外纪录片都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如何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故事性”？创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对纪录片的加持还是弱化？科技进步如何影响纪录片的创作？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本届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比尔·尼科尔斯，今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塔拉尔·德尔基，以及去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阿塔纳斯·乔治夫一起出席了尼科尔斯的大师班，分享了他们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感悟与见解。
比尔·尼科尔斯
纪录片的核心是“提供知识”
美国学者、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学荣誉教授比尔·尼科尔斯是当今学界享有盛誉的纪录片理论家之一，他编辑的《电影与方法》帮助建立了电影研究的学科规范；《现实的再现》开创了当代纪录片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纪录片研究工作才得以快速和大规模地展开。他的电影普及著作《引人入胜的电影》是第一本将电影的形式特点作为社会表现媒介的电影研究著作。而对于所有纪录片创作者、研究者而言，尼科尔斯的《纪录片导论》更是不容错过的作品。
人们为什么越来越爱看纪录片？尼科尔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提升个人智慧，而看纪录片就是方式之一。“事实并不是纪录片的核心，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提供‘知识’才是我们的核心，无论是具象事物的知识，还是非实体、非具象的知识，抑或是经验性的知识，这些都是纪录片的核心所在。”
尼科尔斯进一步解释说，他所谓的“知识”远不止字面意思这么简单，尤其是“经验性的知识”。它涉及到感受、情感和思想等多个方面，“这是我们从自己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理解到的知识，它能够影响我们人类，这就是我们讲故事所提供的知识。信息非常重要，但是与纪录片如何触动和影响我们相比，它是次要的。”
尼科尔斯表示，现在很多纪录片通常以故事的形式讲起，有开头、中间、结尾，最后有结论，会去给观众创造一个完整的体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尼科尔斯列举了目前六种被广泛使用的纪录片开场方式：问题探讨、行动呼唤、情形审视、媒体呈现、情绪唤醒和表达讽刺。他表示，“这些不同的开场，从特定的角度将我们带入纪录片的世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思考世界，可能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以某种方式来进行行动。”例如问题探讨、情形审视类的纪录片开场，都在强调某种“具象的经验的知识感”。比如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危险的小动物，一位在荒蛮土地上孤独行走的女性，这些极具冲击感的画面，“目的都不是分享信息，而是创造一种‘知识’、一种感觉。可以让我们强烈地参与进来，表达讽刺的开场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所见所闻，并怀疑它是否是表面上的这个样子。”
《蜂蜜之地》剧照
纪录片讲故事，是为了促成人们的理解
比尔·尼科尔斯认为，纪录片要像虚构类的剧情电影一样，会讲故事，人们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讲故事，已经是纪录片力量的重要部分。讲述故事一直是我们创建意义的方式，但不是仅仅去做解释，而是促成人们的理解。”
一部纪录片能否创造“理解”，或者创造出怎样的“理解”，考验的是观众和作品能否实现双向奔赴。从观众的角度而言，对一部优秀纪录片的理解，情感和理性都不能或缺。尼科尔斯强调，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录片的理解方式，“这个理解已经超越了我们平常所说的信息、意义，它是基于体验的。我们对纪录片主观的参与，使我们能够通过片中一个代表生活的隐喻，把握生活本身的形状和感觉。”
他以纪录片《蜂蜜之地》举例，《蜂蜜之地》讲述了北马其顿山区的女养蜂人哈蒂兹·穆拉托娃因为游牧民族侯赛因·萨姆一家的到来，使得她平静的生活开始被打破的故事。尼科尔斯说：“看到片中一个女性在一个荒蛮的土地上行走，你会想这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花一些时间去理解，理解这些故事和体验。所以纪录片开端，就会邀请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纪录片的制作人努力向我们表现镜头中的世界，那里居民的价值观，那里生活的过去和未来。而我们作为观众则是开启了一段旅程，我们的目的地是未知的，但我们被其吸引，愿意充分享受这段旅程，愿意理解片中的故事。”
阿塔纳斯·乔治夫
纪录片更加主观、更具表现力，但必须客观真实
由于纪录片更加追求故事性，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故事性”？
观众可以“主观”，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则必须自律。事实上，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一部纪录片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作者们“主观创作”，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论题。
在纪录片出现早期，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纪录片必须是对现实诚实、真实的反映，但随着不同类型的纪录片出现，尼科尔斯等研究者们均提出，在客观真实之外，纪录片人能否给出一个特定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不是有助于观众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尼科尔斯认为“纪录片讲述感动和影响我们的故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讲述’同样重要，”他说，从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来说，“强调更加主观、更具表现力的表现形式，也是纪录片的一个重要转变”。
尼科尔斯表示，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强调更加主观，更具表现力的表现形式，从说明性和诗意性的纪录片向观察性和对谈式的纪录片转变，纪录片制片人的视角、观点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因此，尼科尔斯认为制片人一定要谨慎地对待你对素材的处理。“你要表达情感，但是你一定要反映人们现实的生活，一定要真实。”
在纪录片新的表现形式中，“摆拍重演”“情景再现”“动画演绎”等，都曾引起过争议。尼科尔斯表示，现在的纪录片有很大变化，有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服了我——纪录片也是一种艺术，它需要任何艺术所具备的素质，甚至可以是虚构的，但是这种虚构不能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那种虚构，因为它必须代表着真实，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表达这个真实。”
尼科尔斯以真人秀《比弗利娇妻》为例，该节目邀请家庭主妇们来探讨自己的生活，好像是真实生活的体现，但其实是有脚本的，大部分主妇的表现都是经过节目精心策划的，既不是真实的她们自己，也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因此，尼科尔斯认为“这是一种对生活过度夸大的版本，它是娱乐，并不是纪录片”。
塔拉尔·德尔基
而对于纪录片的虚构和非虚构，今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塔拉尔·德尔基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塔拉尔·德尔基是导演、制片人与编剧，他的纪录片《重返霍姆斯》和《恶魔的育成》分别于2014和2018年荣获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评审团大奖。《恶魔的育成》还提名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2023年，他执导的新片《大马士革天空下》提名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他担任制片人的影片《好莱坞大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
《恶魔的育成》剧照
塔拉尔·德尔基表示，有的纪录片会通过制片人的叙述来解释观点，他认为这种解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它可以很快地把观众拉进到我们的故事当中，观众需要一种指引，特别是你把他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其实不理解这个环境当中发生了什么。”
对于纪录片当中的戏剧性，德尔基认为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纪录片的故事线，涉及到虚构和非虚构，这也是纪录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它并不是由任何编剧写出来的，是由现实当中的人所带来的。”
德尔基还表示，纪录片素材并非拍得越多越好，“我们必须要选好角度，基于我和主题的关系，素材要反映出来这个关系，然后再去拍。同时我一定要想清楚这个故事的结构、方向，从第一幕怎么走到第三幕。” 德尔基的这个观点也得到尼科尔斯的认可，“有时候‘少即是多’。”
要考虑观众，努力拍有永恒性的精品
虚构的剧情电影常常为了票房，要考虑观众需求，拍纪录片是否也要考虑如何吸引观众的问题呢？
塔拉尔·德尔基认为，拍纪录片应该很纯粹，“你只是为了想拍这部片子。有一些影片，比如说和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对世界有影响的作品，过了两年、三年，人们还是想去看，因为它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纪录片中讲述的某个故事，你很难说哪一个时刻最吸引观众。在《恶魔的育成》当中，观众都能够感受到父爱、母爱，这是人们比较能够共情的，他们能找到和这部影片的一些连接。在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他们不是很快就忘掉影片，而是还会继续思考这部影片，我认为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阿塔纳斯·乔治夫是去年金爵奖纪录片评委，他以剪辑师身份进入电影行业，2019年其担任制片与剪辑的纪录片《蜂蜜之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70多个奖项，也是奥斯卡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被同时提名最佳纪录长片和最佳国际影片的电影。
他认为吸引观众当然重要，这也是记者和纪录片电影人的一大区别，“作为纪录片的制片人，我想首先要注入情感。我经常和我合作的导演会有一些争论，这个影片到底是做给谁看的，导演总是希望能够取悦每一个人，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影片不应该是取悦每一个人的，我们一定要有侧重的人群，如果做到了这点，这个影片就会更好。因为我们没办法指望满足所有人，一定要有所侧重。”
阿塔纳斯·乔治夫也希望能做出精品，“甚至一百年之后，人们都要想去看，所以说我们要做永恒的精品。当然如何做到这点，挑战很大，但至少我们要尝试去做，一定要以很高的水准来要求我们自己，让我们所针对的每一个人有共鸣。”
比尔·尼科尔斯认为很难去说什么作品会是永恒的，但是它一定是和历史、质量相关的，还有观众的感知，“它是非常神秘的东西，但是它非常美妙，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生命就是充满未知的。”
塔拉尔·德尔基也认为很难预测什么作品是永恒的，所以，电影人一定要有愿景、有信念，拍好的作品，“我们看到很多观众现在越来越喜欢非虚构故事，因为通过纪录片，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一种冒险，它会让你的人生与众不同。”
纪录片拍摄者要重视伦理、道德问题
纪录片拍摄者常面临伦理问题，比如拍摄中是否可以干预？尼科尔斯认为需要考虑的是，如果这个摄像机不在那里，我们只是在观察，是否这一切还会发生呢？“如果拍摄过程中，电影人做出了某种干预，那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现实。如果你与纪录片中的人物互动，而并不只是安安静静地观察他们，可能故事走向就会是另外一种。所以你需要考虑如何做，这取决于怎么样做比较符合伦理。”
阿塔纳斯·乔治夫坦承这是他一直在挣扎的问题，“现在还会挣扎。我并不是愿意去进行干预的导演，我更希望自己待在摄像机后面。”乔治夫说自己经常在拍摄时觉得两难，处理起来不容易，以至于他甚至希望将来不再拍摄关于人的纪录片，而是拍动物类的自然纪录片。
塔拉尔·德尔基也表示，对于纪录片工作人员来说，道德、伦理是非常需要重视的话题，“你向国家和社会的观众去展示这些话题，需要担负比较大的责任，如何通过纪录片进行正确的重现，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AI只会改变讲故事的方法，而不会改变其意义
AI技术势不可挡，那么AI将对纪录片有哪些影响呢？
尼科尔斯表示，自己对于未来发展的趋势是非常好奇的，对于AI,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科学技术并没有好坏之分，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去评估它，去赋予它价值，AI如果用不对的话，会带来很高的危害威胁，但是它也能带来一些新的潜力，所以我现在期待着看到它未来走向何方。”
就电影创作而言，尼科尔斯认为，技术革新只是意味着人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表达观点、讲述故事，比如，最早人们用石头在山洞里画画，后来有了文字、有了影像，现在又有了AI。“也许20年之后没有人会使用数字摄影机了，但不管怎样，讲述故事这种需求肯定仍是人性的一部分，所有国家、所有文化都需要这种故事的讲述。这涉及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即便现在有了AI，我们讲故事的方法可能会有改变，但是讲故事的意义本身并不会改变，这是永恒的。”
阿塔纳斯·乔治夫认为，从AI的发展来说，观众可以自己去创建内容，他们会想象一些故事，然后花几个小时就能做成电影。“因此AI对纪录片来说也是机遇，我觉得这对于剧情类影片的电影人来说会带来很大的威胁，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会被机器人替代掉，但是对于纪录片行业来说，我们是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和真实的事件打交道，所以机器人并不会替代掉这些人和事件。讲真人真事的过程永远不会停下来。”
塔拉尔·德尔基则没有这么乐观，他不认为AI发展是机遇，“可能AI会抢我们的工作，会让我们失业，也就是说，AI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担忧和恐惧。这也要求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做出好的电影，能够让我们自己喜欢，对世界有好处。而且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去用好AI，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来加以使用，改善我们电影的质量。”
技术影响再大，内容仍旧“为王”，尼科尔斯表示，纪录片发展至今，受社会、时代、科技等诸多因素影响，现在最为难得的是“新意”。“其实每一部纪录片呈现的都是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容，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电影。每一部纪录片都来自于鼓舞人心的想法，我想看电影本身是否有新意，我希望用开放的心态在这些电影中找到新的内容、新鲜的元素。”
来源： 北京青年报
新华社特古西加尔巴8月5日电 在洪都拉斯第二大城市圣佩德罗苏拉附近的拉利马市，有一处被遣返移民的接收机构。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接收百余名遭美国遣返的洪都拉斯人。下飞机时，他们大多眼神迷离、身形瘦削，有些还戴着手铐和脚镣。
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潮已成为今年美国大选的焦点话题之一。美国政客指责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为“非法移民输出国”。然而，只要这些国家的极端贫困问题不解决，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就难以根除。
回顾历史，洪都拉斯等国之所以长期深陷贫困，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经，洪都拉斯被称为“香蕉共和国”，那里是美国资本为所欲为的“绿洲”，也是当地贫苦工人的“绿色牢笼”。
“潘多拉魔盒”里装着香蕉
“他从随身携带的工具箱里取出光学仪器，俨然钻石商人般仔细检视香蕉，再以特殊的小手术刀加以分解，用药剂师的天秤称重量，用枪炮工的脚规量宽度。”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这样描写美国人初见香蕉时的新奇反应。1870年，一位名叫洛伦佐·贝克的美国船长从牙买加运回一船香蕉，在新泽西州售卖。此后，香蕉迅速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水果之一。一大批贸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香蕉源源不断送到美国。
19世纪末，美国在经历美墨战争、南北战争、西进运动后，整合了国内力量，加紧对外扩张。美国历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在《香蕉帝国：香蕉公司侵犯加勒比国家主权》中写道：“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国界之外扩张，而这恰逢我们拥有必要资源可以实现扩张，并且当时已经是由工业和金融业控制的政党来执政。”
1899年，洪都拉斯第一次将本国土地的特许经营权授予美国水果贸易商瓦卡罗兄弟。作为交换，他们要在当地修建铁路。1902年，洪都拉斯政府将5000公顷土地租给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斯特赖奇。后来，美国香蕉商人塞缪尔·塞穆赖从斯特赖奇手上拿到这片土地的特许经营权，在洪都拉斯创办了库亚梅尔果品公司。
1910年12月，在塞穆赖支持下，流亡海外的洪前总统曼努埃尔·博尼利亚带领一支雇佣军从美国回到洪都拉斯，发动叛乱。他成功夺回总统宝座后投桃报李，塞穆赖不仅不用再为出口香蕉付税，还租下洪北部1万公顷土地，获得奥莫阿角港的使用权。1933年，塞穆赖收购另一家美国水果公司——联合果品公司。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多次武装干涉和煽动政变，美国资本逐步控制洪都拉斯主要经济部门。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和库亚梅尔果品公司等美国公司占据了洪北部大片土地，大规模建设香蕉种植园，还控制了交通、电力、制造业等经济命脉。1913年，洪都拉斯90%以上的对外贸易被美国垄断。在美国跨国公司的掌控下，洪都拉斯形成了以生产香蕉为主的高度单一化的经济结构，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依靠进口解决，这导致洪都拉斯经济非常脆弱。
1920年7月，库亚梅尔果品公司副总裁H·V·罗尔斯顿给联合果品公司一名律师写信，详尽描述美国果品公司在洪都拉斯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土地和资源的策略。他强调，应通过合同、特许权和特权来垄断市场、避免竞争，同时利用当地的政治人物和特权阶级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信的末尾，罗尔斯顿写道：“我们应该撕裂这个国家刚刚起步的经济，以增加其困难，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延长它悲惨的、风雨飘摇的、动荡的生活。”
“国中之国”
今天洪都拉斯的香蕉园内，香蕉树依旧葱茏，粗壮茎干托起一簇簇绿叶，其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然而，对当年的洪都拉斯工人来说，这里看似绿意盎然、充满生机，实际却是无法逃脱的牢笼。
91岁的埃斯特万·埃尔维尔曾在洪北部苏拉河谷的香蕉园工作。他回忆说，美国公司对香蕉园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在每个种植园，公司都开设一个小卖部，从缝衣针、帽子、鞋子、砍刀、斧子到手枪，什么都卖。但公司决不允许外来商人在种植园区域里卖东西，不允许有竞争存在。结果就是，工人这周刚从美国人手中领到薪水，下周就都花在了美国人开的小卖部里。
埃尔维尔说，当年那里的工作条件极差，工人们动不动就会遭毒打，甚至被打死。“无法抱怨，不能抱怨，也无处抱怨，美国公司经理的权力甚至比总统还大。”
“所谓‘绿色教皇’，就是一位先生坐在办公室中，处理数百万美元的订单。动一根指头，可令一艘船起航或停泊；说一句话，就可买下一个共和国；打个喷嚏，便可让一个总统、将军或是知名人士倒台……办公座椅向后旋转，即可爆发一场革命。”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在小说《强风》中生动刻画了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所作所为。事实上，联合果品公司一度控制了多个中美洲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在洪都拉斯，联合果品公司主要通过特拉铁路公司和特鲁希略铁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两家公司拥有关税豁免等特权，通过建造铁路获得了沿线大片土地，可以自由使用当地木材等资源。
洪都拉斯国家统计局局长、社会学家欧亨尼奥·索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为了从洪都拉斯拿到这些优惠，（美国）水果公司曾承诺在洪都拉斯修建铁路，但他们没有兑现承诺，只是勉强修了一些线路。洪都拉斯从来没有贯穿全国的铁路线。”
“除此之外，水果公司还对政治施加影响，它们实际上可以任命和罢免总统。在洪都拉斯有几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如联合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如果一家公司与政府关系不好，就会组建私人武装，扶植另一股政治势力，就会出现选举舞弊，政府就会被推翻。由此带来很多政治上的不稳定。”索萨说。
美国公司之所以能在洪都拉斯为所欲为，背后倚仗的是美国政府的武力。1904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称：“我们的利益和南方邻国的利益实际上是相同的……只要它们遵守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就能以诚挚和友善的态度对待它们。只有当（它们）明显无法或不愿在国内外伸张正义以至于侵犯美国的权利时，或者招来外国入侵从而损害整个美国的国家利益时，我们才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干涉。”
然而，回顾历史，美国人眼中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实在是太多。据统计，美国军队分别在1903年、1907年、1911年、1912年、1919年、1924年至1925年、1982年至1990年对洪都拉斯进行军事干涉。
洪都拉斯的情况并非个例，其邻国危地马拉同样屡遭美国干涉。1951年，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就任危地马拉总统后推行土地改革，其中包括将联合果品公司大量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阿本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摆脱美国垄断资本控制。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阿本斯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沉重打击了美国垄断资本，引发其强烈不满。
联合果品公司高管沃尔特·特恩布尔找到阿本斯竞选时的对手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表示愿意帮助他推翻阿本斯。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组建了一支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为首的雇佣军，于1954年6月入侵危地马拉，将阿本斯赶下台。联合果品公司此后重新获得大片土地。值得注意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都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高管，而雇佣军头目阿马斯也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雇员。
大罢工彻底改变了洪都拉斯
“1929年，危机突然爆发。纽约证券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像一块巨石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加勒比身上。咖啡和香蕉的价格直线下跌，销售量也剧减。农民被疯狂暴力驱逐，失业冲击了农村和城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贷款、投资和公共开支急剧缩减，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政府官员的薪水被砍了一半。独裁者的人马迅速赶来压制沸腾的情绪。华盛顿睦邻政策的时代开始了，但社会骚动四起，必须对此严厉镇压。”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这样描述那段动荡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深陷经济危机，急于扩大海外市场。但由于此前长期奉行“金元外交”和“大棒政策”，美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紧张，拉美人民反美情绪强烈。于是，美国提出所谓“睦邻政策”，实质上是打着“平等”“不干涉”等幌子继续对拉美进行干涉和控制。
面对美国的种种剥削、掠夺、干涉，洪都拉斯人民从未停止反抗。自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洪都拉斯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多次发起罢工。
“1932年，当拥有土地的生产者抵制联合果品公司降低（香蕉）收购价时，特拉铁路工人宣布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们抗议的原因是800名工人被解雇以及工资减少20%。罢工的正义感如此强烈，以至于除运输工人外，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也与罢工者站在了一起……由于洪都拉斯政府及其军队无力维护联合果品公司的新政策，联合果品公司毫不犹豫地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团伙，自行抓捕，绑架了最激进的罢工领导者，并用船只和飞机把他们送到数百公里外，让人们很长时间内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墨西哥作家埃德蒙多·巴拉德斯在其著作《魔鬼合同：在洪都拉斯和中美洲的香蕉特许权》中写道。
埃尔维尔回忆当年的经历说：“工头对待工人就像对待牲畜一样。工人也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如果提出要成立工会，就会被投进监狱。更糟糕的情况是再也查无此人，过了一段时间，尸体往往会在乌卢阿河或查梅莱孔河里被发现。”
1954年4月，特拉码头工人因工资待遇问题威胁停工。5月，采矿、铁路、纺织、烟草等行业的工人，以及洪北部香蕉种植区的工人、农民和小农场主加入罢工。拉美各国的劳动者都对洪都拉斯罢工者表示支持。这场大罢工持续了60多天，最终取得胜利，工人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满足。
87岁的洪都拉斯退休火车司机安德烈斯·阿尔瓦雷斯至今仍对那场罢工记忆犹新。“1954年大罢工是我们国家继1821年宣告独立后的又一次独立，从政治上到社会上，我认为这是更重要、更彻底的一次独立。在这之前说洪都拉斯是独立的、主权的国家，完全是谎言。我们一直受制于人，像奴隶一样，美国公司主宰一切。但在罢工后，工人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得到很大改善。”
1974年3月，洪都拉斯等7个拉美香蕉生产国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对出口香蕉征收每磅1至2.5美分的附加税。对此，美国香蕉公司一度采取拒绝收购和停止采摘香蕉等手段进行抵制和破坏，但香蕉生产国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最终迫使美国公司按规定纳税并赔偿损失。同年9月，洪都拉斯等5个拉美国家成立香蕉出口国联盟。
从1975年起，洪都拉斯政府宣布取消这些美国香蕉公司的一切特许权和合同，把它们控制的部分土地收归国有。随后，洪方接管了美国资本控制的码头和铁路，把香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把全部森林资源和木材加工行业收归国有。由此，洪都拉斯迈出了摆脱外国资本控制、发展民族经济的第一步。
“我们人民的反帝斗争是历史性的，与工人运动息息相关。今天的洪都拉斯正是由此诞生。”洪都拉斯总统顾问、前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彻头彻尾的不公正”
对洪都拉斯人来说，历史的不公并未就此终结。
“美国人在我们国家享受，而我们去美国却被当作狗一样对待。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不公正。”话音未落，胡安·格拉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最近被美方遣返前，这名57岁的洪都拉斯人在美国生活了5年。
在美国移民拘留所关押期间，大多数移民遭遇非人道对待。“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绑架一样。在那里待了17天，家人一直不知道我的情况。他们（美方）不允许我打电话，我与外界隔绝。每天睡在地板上，直到今天被放出来我才见到阳光。”25岁的洪都拉斯人伯纳德说。
格拉与伯纳德等人都是从美国被送到拉利马市被遣返移民接收中心的移民。该中心负责人伊达利娜·博尔迪尼翁说，这些洪都拉斯人大多淳朴善良，他们只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美国等富裕国家吸贫穷国家的血，通过剥削穷国劳动力获利。美国应该更公平地对待（拉美移民），支付合理的工资，提供公平的机会。”
“美国公司给洪都拉斯留下了什么？贫穷、疾病、疲弱、剥削、被剥削的人民……这就是美国公司留下来的。它们掠走这里的财富。美国公司的确在这里建设了铁路，但那是为了把出产的香蕉运到港口，再运到美国。美国人走的时候，把铁路的一切也带走了。虽然特许经营的协议规定铁路的固定资产应该留下，但美国人并不遵守。他们带走了车厢、铁轨，甚至连枕木也带走了。”埃尔维尔说，“洪都拉斯是中美洲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却是拉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原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夺了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美国就是殖民者，是侵略者。”
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时任总统塞拉亚被迫下台。随后近半年，洪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这次政变背后可以见到美国的身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达娜·弗兰克在《洪都拉斯长夜》一书中写道：“（美国）通过接管洪都拉斯，推动为洪都拉斯寡头和（美国）跨国公司谋利的经济议程。他们经济计划的目的是榨取教师、工厂和种植园工人，以及走上街头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人的血汗钱。”
政变过后，发起反抗的洪都拉斯人民遭到镇压，许多人流离失所，暴力和贫穷迫使一些人前往美国。弗兰克说，美国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人士都不承认美国在破坏洪都拉斯人的生计，不承认美国对移民潮的产生负有责任。
塞拉亚说，20世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生的政变，许多都与美国的跨国利益集团有关。“我曾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美国是否有一本煽动政变的指南。他告诉我，美国不是只有一本，而是有4本煽动政变的指南，还有一本正在制作中。”
洪都拉斯正在经历团结和觉醒
2021年年底，塞拉亚的夫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塞拉亚说，2013年、2017年经历了两次大选舞弊，直到2021年洪都拉斯人民终于取得胜利。人民在不断抗争中形成自主意识，这是“伟大的征服，是一次觉醒”。
卡斯特罗上台后，拒绝向外国利益集团低头，对内着手改变外部势力支持下的寡头政治局面，重建具有财政主权的国家体制，大力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推进基础设施、能源、环境、安全、医疗、教育等领域改革。
对外，洪都拉斯政府顶住美国压力，于2023年3月与中国正式建交。卡斯特罗说，同中国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作出的历史性抉择。“我带着洪都拉斯人民的期待而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国建交、与中国合作，可以为洪都拉斯带来发展机遇。”
今年3月，洪都拉斯成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2024年轮值主席国。卡斯特罗承诺，将加强地区一体化、加强民主，倡导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公平和繁荣的地区。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海地危机、调解厄瓜多尔与墨西哥外交争端等议题上，洪都拉斯积极发声。面对最新一轮巴以冲突，洪政府主张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启动和平谈判。
在洪都拉斯约罗省埃尔普罗格雷索市的中心，坐落着一处纪念1954年大罢工的广场，它斜对面矗立着一座香蕉工人肩扛大串香蕉的雕像。今年正值那场大罢工70周年，洪都拉斯政府专门举办一场研讨会，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洪都拉斯最大香蕉生产商之一纳纳香蕉公司负责人桑德拉·德拉斯介绍，洪都拉斯有5万多公顷香蕉田，过去大多属于美国公司。现在大部分香蕉生意都由洪都拉斯人运营。“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香蕉种植资源的所有者，我们始终把洪都拉斯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目前，这家公司生产的香蕉大部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她强调，每种植一公顷香蕉，就能为两个家庭提供就业机会。洪都拉斯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避免移民涌入美国。
在塞拉亚看来，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首位女性总统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创”。洪都拉斯政府“在谴责（美国）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封锁时体现了勇敢立场，在谈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独立、共存时怀有伟大愿景。我们的国家正在参与全球南方的发展”。
【专访】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教授艾伦·法哈多
美国香蕉公司在洪都拉斯扮演了灾难性的角色。20世纪，洪都拉斯经历了多次政变和内战。不同的香蕉公司资助各自支持的洪都拉斯政党夺取政权，目的是从“自己人”手中拿到优惠，导致政变接连不断，直到最好的土地被他们瓜分殆尽。之后，他们不再相互对立，而是支持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建立起长达16年的统治，用武力和独裁来实现“香蕉和平”。但这种繁荣只惠及美国公司，洪都拉斯工人的生活条件依然恶劣。
1954年，洪都拉斯工人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斗争持续了60多天，得到全社会关注与支持。这是洪都拉斯人民的大起义，不仅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推动了劳动法的出台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尽管如此，美国对洪都拉斯的影响至今未能消除。美国在洪都拉斯长期推行以香蕉出口为主的产业模式，使我们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严重，经济发展仍较为滞后。
2023年，洪都拉斯顶住美国压力决定与中国建交，不仅体现了洪都拉斯自由行使国家主权的姿态，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洪都拉斯经济发展，还体现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洪都拉斯的独立自主。
洪都拉斯的历史充满了美国香蕉公司的干涉和剥削，但通过工人阶级的觉醒与斗争，洪都拉斯人民展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今天，洪都拉斯通过与南方国家合作，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和国际地位。这一转变标志着洪都拉斯从“香蕉共和国”向更加独立和多元化的国家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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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记者：赵凯 席玥 蒋彪
视频：缪培源 王植樱 吴宝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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