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杯茶，品得出苦涩，也品得出恬淡。”，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茶分为绿茶、红茶、白茶、黄茶、黑茶、乌龙茶6大类，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在全球茶类消费中，红茶一类占据了70%，尤其是欧洲人对红茶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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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类，因为冲泡后具有叶红、汤红、底红“三红”特征而得名。中国的祁门红茶、印度的阿萨姆红茶和大吉岭红茶，以及斯里兰卡的锡兰高地红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世界四大红茶。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斯里兰卡的锡兰高地红茶。

斯里兰卡锡兰茶并非土生土长

斯里兰卡是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以南印度洋上的岛国，大部分是僧伽罗族人，占斯里兰卡总人口的73.4%。斯里兰卡距离印度很近，在英国人殖民统治之前，斯里兰卡人是没有种植茶叶的习俗，也没有饮茶的习惯。

斯里兰卡红茶的种植始于1867年，由英国人杰姆·泰勒(James Taylar)从印度引种而来，当时斯里兰卡的主要作物是咖啡，由于那些年咖啡叶锈病的爆发和蔓延，几乎所有的咖啡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渐渐地改种为茶叶，因斯里兰卡旧名为锡兰，大部分茶叶种植在高原上，所以统称为锡兰高地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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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斯里兰卡红茶业得到蓬勃发展，1998年茶叶总产量达28.0万吨，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居世界第3位。

锡兰高地红茶蜚声世界

斯?兰卡位于?道热带地区，全年?温，年平均?温28℃，?海拔地区昼夜温差达10℃以上，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量1283～3321毫?左右，而且?壤肥沃呈酸性，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茶叶生长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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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红茶的种植基地仅限于岛国常年云雾缭绕的中央?地和南部低地，无任何污染，也无需打药，也不用施化肥，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干净的红茶”和“献给世界的礼物”，销往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斯里兰卡的茶叶出口量占国际出口总量的21%，居世界第一。

锡兰红茶的分类

在一些人印象中，锡兰红茶是高品质红茶的代名词，实际上，锡兰红茶品质也有高低之分，不同产区，其品质和口感差别大，而且饮用方法有所不同。

1、按海拔?低分类

按锡兰红茶?长的海拔?低分为高、中、低三?类，其中1200?以上的为?地茶，600～1200?的为中段茶，600?以下就是低地茶。

高地红茶平均气温较低，湿度大，常年云雾环绕如同仙境，这里生产的红茶最为香醇浓厚，有着特殊的质感，品质最为优异，是难得的上品，泡出的茶汤香气袭人，色泽清亮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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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拔种植区域产出的红茶非常适合用于制作混合茶，因产地不同色调非常丰富，泡出的茶汤有玫瑰粉红、橘红、铜红等等。而低海拔种植区域的南部省份，土壤肥沃气温温暖，红茶口感醇厚独特。

2、按产区分类

斯里兰卡有7个主要红茶产区，?各产区因海拔高度、气温、湿度的不同，均有不同的特色。其中以乌瓦茶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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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沃茶（Uva）

乌沃位于斯里兰卡中部，海拔3000至5000英尺。乌沃茶是最著名的锡兰高地红茶，斯里兰卡几乎所有知名品牌的红茶，都是采用这个地区的茶叶来做拼配。每年7～9月采摘，乌沃茶泡出来的茶汤橙红清亮，茶面环有金黄光圈，具有独特的甜味和木材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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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努沃勒埃利耶茶（Nuwara Eliya）

努沃勒埃利耶茶也是属于高地茶，位于康提东南，平均海拔在1,868米（6240英尺），为最高海拔产区，同时也是斯里兰卡避暑胜地。受西南季风影响，茶叶采摘最佳时机为每年1～3月份，此产区红茶特点是茶汤清淡，味道清香，口感有点接近绿茶，以纯茶饮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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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康提茶（Kandy）

康提是斯里兰卡16世纪旧都，是斯里兰卡第二大城市，斯里兰卡茶产业最初的发源地，海拔在650～1300米(2000-4000英尺)，属于中等海拔的地区。这里生产的红茶茶汤为古朴的红铜色，花香明显，虽口感不如乌瓦茶浓厚，但茶香与奶茶交融后，表现不俗，仍不失为一款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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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乌达普瑟拉瓦茶（Uda Pussellawa）

该产区位于海拔在950～ 1600m (3000-5000英尺)，最佳采茶时间为 6～9月份，茶汤颜色比较深，并且伴随有金黄色光圈，有铃兰的芳香，略苦有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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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丁布拉茶（Dimbula）

位于海拔1100～ 1600米(3500-5000英尺)山坡地区，地形随海拔高度变化很大，属于高地红茶，每年1～3月为最佳采摘茶叶时期，红茶特点具有鲜花的香气，茶汤较清淡，入口甘醇。

⑥ 鲁乎纳茶（Ruhuna）

最高海拔600米（2000英尺），属于中低海拔产区，茶叶茶汤颜色较深，味道醇厚。

⑦ 萨博拉格慕瓦茶（Sabaragamuwa）

该产区最高海拔800米（2500英尺），茶汤整体呈深黄褐色，略带微红。

购买锡兰红茶的注意事项：

锡兰红茶通常以碎茶为主，一些假冒仿制品乘虚而入，使消费者难以分辨。所以我们购买时首先要认准标签上的持剑狮王标志，长方形标签上部为一右前爪持刀的雄狮，下部则是上下两排英文，上排为Ceylontea字样，即“锡兰茶”，下排为Symbolofquality字样，意思是质量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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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上还会显示产区，“CeylonUVA”表示锡兰高地乌沃茶，“CeylonDIMbula”则是锡兰丁布拉茶，这些才是纯正的锡兰红茶，是品质的象征以及表示来自原产地。

各产地口味和调制方法不同。乌沃茶适合制成奶茶或与其它茶叶拼配饮用；努沃勒埃利耶茶特别适合用于冰茶或柠檬茶；丁布拉茶除了适合制作冰红茶，还可加入薄荷等香料制作风味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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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奶茶竟然成了秋天的标配。在“秋天第一口奶茶”被热议的时候，谁曾想过，你人生中的第一口奶茶喝的是什么？

回想一通，那些藏在青春记忆里的奶茶店又逐渐清晰了起来，大口九、地下铁、绿岛村、大维、贡茶……这些让80后、90后南方人倍感熟悉的校门口奶茶，不知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杀”。而让人意外的是，很多人的奶茶启蒙，竟然来自广西这座小县城——平南。
你敢相信？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广西小县城，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奶茶之乡”。常住人口仅有约 111 万的平南县，就有着26.5 万人在做奶茶，换句话说，平均每5个平南人中就有1个卖奶茶的，应该说，基本每个平南人都会有亲朋好友在卖奶茶。
平南奶茶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凭啥能在奶茶圈这个千亿赛道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中国奶茶奶茶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广西帮”？走进平南的奶茶街看一看，或许才能找到答案。

01丨中国奶茶第一县平南凭什么？平南在哪里？

它位于广西东南部的贵港市，东接梧州市，西临桂平市，北回归线横贯其中部，珠江最大的干流浔江（西江干流中游河段）自西向东贯穿其中，将平南中部的平原一分为二，平南县主城区就在浔江北岸。
沿着西江一路向东，便进入广东境内，通达粤港澳大湾区，这也是平南人走出广西的最早通道；2014年，南广铁路开通，平南设站，坐上动车从这里出发，最快2小时06分便可直达广州，而到南宁也只需1小时左右；而“一县6高速”的交通布局，也在为平南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持续“加速度”……

如此优越的交通条件，为平南“走出去”创造了更多可能。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落广（下广东）淘金潮“中，平南人便是先行者之一，他们纷纷来到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或打工谋生，或做起生意。而“平南奶茶”的故事起点，就要从广州说起。
1999年，在广东打工的平南人陈有杰在广州开启了第一家奶茶店，一元一杯的台湾珍珠奶茶，一下子便火爆广州街头，据说，开业当天就卖出了8000多杯奶茶。从此，“平南奶茶”，漂亮开局。

随后，一个平南老乡凭借奶茶生意从“打工仔”摇身变成“大老板”的传说，在这个小县城里逐渐流传开来，而陈有杰在衣锦还乡时，也毫不吝啬地分享自己的“奶茶生意经”，手把手教亲朋好友们做奶茶生意。
一传十，十传百，奶茶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平南县迅速生长，而平南人也自然而然地将“平南奶茶”推向广东、海南等省份，同时，孕育了超过200多个奶茶品牌。
随着“平南奶茶”版图的不断扩张，2006年，平南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奶茶店就有5万家，以65%的市场份额，霸占了当时新式茶饮的大半江山。

就是在这一年，很多小镇学生喝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口奶茶，也是这个时候，CoCo都可刚入驻大陆市场，蜜雪冰城也仅有一家门店。这时，让人们熟知的，更多是大口九、地下铁、贡茶、布拉品、茶里屯等“平南系”奶茶。
2020年底，平南人靠着奶茶，营收近490亿元，这“泼天的富贵”怎能让人不向往？在当地，只要有人想做生意，很多人会直接选择开奶茶店，而这一年，就有将近26.5万平南人从事奶茶行业，占到了当时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甚至把生意做出了国门。

正如平南奶茶协会官方简介所言：
“几乎中国的每个省市，甚至东南亚都留下了平南人的足迹。我们就是中国奶茶史上不可不提的一支力量——平南奶茶人，业内将其尊称为‘广西帮’。”
如今，广州成为了“中国奶茶之都”，这其中也有平南人的功劳吧，不过，早在这之前，这座低调的广西小县城就以“中国奶茶之乡”出道了。

02丨平南人逛街，首选奶茶街

走进“中国奶茶之乡”平南，这里浓厚的奶茶氛围，着实让人惊讶。在平南中心广场旁的一条半圆形街道上，就挤着50多家奶茶，说“十步一家奶茶店”也毫不夸张，举目看向“平南奶茶街”，整日客流不断，几乎容不下前来喝奶茶的平南人。

如果你去拜访平南老朋友，他们一定会对你说：“扯（走）！请你饮奶茶！”如果你恰好是本地人，只要你上街，肯定有人对你说过“帮打包盅奶茶喂。”在这里，上街喝奶茶，成了待客和消磨时间的首选。
好喝的饮料那么多，平南人为什么在一开始就选择了奶茶？

这和当地气候是有着必然联系的，身处亚热带气候区的平南，常年都被“焗（闷）”在湿热天气之中，避热解暑是当地人最急迫不过的生理需求了，这时，吨吨吨……喝一杯冰冰凉的奶茶，降温去热效果是极佳的。
同时，一条浔江水，也将平南的命运与珠江沿岸的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早年走出广西的平南人，敢闯敢拼且商业嗅觉敏锐，所以才能抢先在繁华大都市中紧紧捉住奶茶致富的商机。

像奶茶这样的好东西，既能解暑降温，还能赚钱，谁能不爱？不过，透过奶茶，我们也能窥见平南人爱吃爱玩的一面。
作为曾入选“中国特色小吃百佳县市”的平南，也是吃货天堂。石硖龙眼、钵儿糕、酸糟大肠、酿菜、大安粉角、同和扣肉、六陈粉占……味味都是平南的专属美味。

如今，让平南人津津乐道的“平南新八景”，红陵远眺、畅岩怀古、田湖映翠、花洲腾龙、碧海银川、白马双英、鱼洲雁信和新隆丰碑，也是当地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值得一提的是，让老一辈沉迷不可自拔的牛哥戏，也在大大小小的乡镇，甚至农村活跃了起来。
这座小城的文化生活，真是精彩。
浸润在奶茶香中的平南小城，其实和大部分广西小县城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慢节奏和舒坦，知足且长乐，安静又美好。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范围，广西许多地区也有同样的奶茶氛围。

03丨得闲饮奶茶广西人最愉快的消遣

广西，好像总是因为吃而出圈。
刷羡慕完广西人有10元3斤的荔枝，又有10元70个广西火龙果的热搜上榜，即使是大闸蟹，也卖出了10元3只，更别提9块9一斤的“阳光玫瑰葡萄”、4块一盅的米粉、5块一杯的奶茶了……
在广西这片土地上，似乎没有比吃得好、喝得好更重要的事了，作为美食爱好者里的“乐天派”，广西人本着“能吃是福”的信念，从不会亏待自己的胃。

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米粉，他们都能吃出各种花样，螺蛳粉、老友粉、桂林米粉、猪脚饭、牛巴粉……真的馋哭了不少人。
在喝方面，他们也同样有着自己的追求，阿妈煲的靓汤，山上长的好茶，“公文包”里的“土茅台”……只要好喝，便要一喝到底。这也不奇怪，为什么广西人这么爱泡奶茶街了。
在南宁，市中心朝阳商圈的奶茶街成了年轻人聚集的网红街；而在柳州人熟知的五星美食街中，奶茶一条街成了打卡胜地；在桂林，两步一个奶茶店的文化宫奶茶街，更是桂林人的逛街消遣的首选地；就连平南县的邻居藤县，热闹的奶茶街里有时也有超1万的人流量……

在广西，几乎每个城市、甚至小县城或者小乡镇，都有属于自己的奶茶街。（采访一下广西老表，你们老家是否也有奶茶街？）因为太爱喝奶茶，广西人还喝出了当地人十分喜爱的奶茶本土品牌，热力雪、贡茶、茶道夫、梁小糖、煲珠公、茶桂坊……都是广西奶茶圈里的“明星”，而被视为“广西之光”的阿嬷手作奶茶，甚至开到了上海。
对于热衷奶茶的广西人来说，能在他们心里有一席之地的奶茶店不仅要有好味道，还必须有好环境——有奶茶喝、有Wi-Fi、有空调、有充电插座、还要装修好看、座椅舒适……也只有兼备了这些要素的奶茶店，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奶茶街里开得下去。

就是这样的轻松休闲氛围中，广西友仔们在奶茶店里打发了一个又一个下午。
“世界纷纷扰扰，广西永远美好”。老家，永远是广西人最难以割舍的牵挂，无论广西人在外漂泊多远、多久，只要回到老家，喝一口甜滋滋的奶茶，脚步便又慢了下来。
当慢悠悠地游走在熟悉的街巷，听着亲切的乡音，吃上久违的美味小食，那一刻，沉睡在心底的乡愁，才终于得到舒展。

转载自《地道风物》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10部门《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

在绝对贫困消除之后，我国仍存在少数低收入人口和困难家庭，成因更加复杂，也对帮扶救助工作提出更加多样化的需求。

如何更精准、更有效地满足这些困难家庭多样化的帮扶需求？上海长宁区开展“艺术护照”项目，带动1000余位困难家庭儿童走进艺术课堂，让他们通过另一本“护照”，看见人生另一番景色。

从小奇家到上海艺术品博物馆（下称艺博馆），全程2公里，走路20分钟，骑电动车的话，三两分钟就到。

这家坐落在上海长宁区天山公园里的博物馆，他们路过好几次，从没进去过。

2016年，街道主动找上门，说有个叫“艺术护照”的项目，每周末让孩子去艺博馆学艺术，不花钱。“来上课吗？”

作为困难家庭，政府给的向来是救助金、米面油。艺术课？没听过。

“表都没填一张”，4岁的小奇成为“艺术护照”第一届学生。7年过去，长宁区1000多位和他一样的低保、低收入等困难家庭孩子，在周末走进了这家博物馆，从素描排调子学到油画的点彩法，从印象派毕沙罗听到写意国画到底是用生宣还是熟宣。

让4岁的孩子越过2公里走进一堂艺术课，背后是一个国家走了数年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社会救助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单一型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转型，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理念、方法乃至体系的变革。

上海长宁区2016年开始的“艺术护照”项目，是率先启动的探索之一——不再停留于给困难家庭现金或实物，而将发展赋能的社会救助服务，放进了政府菜单。

7年来，“艺术护照”到底带来了什么？又是怎么带来的？

艺术护照。（受访者供图）

一堂免费艺术课

在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社区救助顾问施元雯的印象里，变化起码在十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救助金和米面油被定时精准地发放到低保、低收入等困难家庭手中。回访、发放，再回访、再发放，几年下来施元雯发现，为什么一些有基本能力的家庭即使再努力也总是没法脱困？她逐渐意识到，只“发袋米给点钱”可能不够了。

在这个全国少数一幢写字楼的年税收可能超过一个县的城市，极少数困难家庭之“困”呈现的是另一种面貌。

困难家庭之“困”，外面看几乎了无痕迹，每一位申请救助者都衣着体面。观察一段时间，端倪就出现了：自强的努力，由于受教育水平低、技能不足，频频遇阻；自卑、焦虑、社会融入难等问题也更容易将他们击中。

他们的帮扶需求更复杂，能力欠缺和精神贫困更突出的特点，让施元雯和同事感到有些棘手。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林闽钢教授更早意识到这个问题。2010年，他在论文中写道：“随着社会救助对象需求的多样化，社会救助的重心会从生活救助向能力救助转变。”

十年后的2020年，他的团队受长宁区民政局委托，在当地做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相比单一的实物，困难家庭对救助服务的需求“十分强烈”。其中多数困难家庭子女教育负担重，近三分之二有儿童的困难家庭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的救助服务项目，帮助困难家庭缓解育儿压力。

长宁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徐军参与了这次调研。他记得，这还是“艺术护照”实施4年后的情况。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针对困难家庭儿童的非物质帮扶的想法，在长宁萌生了。

没想到，刚开始的两年流了标。当时，社会救助仍然集中在物质层面，非物质、精神层面的救助即使有尝试，也多是活动，不够系统持续。大家看不到可能的模式和收益。

2016年，艺博馆理事长胡木清听说了这个项目，很早就关注到儿童心理问题的他，觉得太重要了，拍板，投标。结合民办博物馆的特长，他们决定以艺术为载体进行德育美育。

具体怎么设计，没有参考。大家反复商量，形成了几个共识。

首先被确定下来的，是尽量多地惠及困难家庭儿童。经过商量，年龄段定为3-12岁。从艺术角度，3岁已经可以握笔，12岁面临升学，精力少了。从人格角度，3-12岁正值性格塑造、知识储备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急需加强正向引导。

再者，不做活动，要做项目。不论艺术还是精神滋养，都需要时间。他们决定每轮服务以一年为周期。

大家还一致认为，学艺术技法不是主要目的，而是要以艺术为载体，融合心理慰藉、社会支持，“去爱、去关怀、去帮助”。

给项目起名时，有人提到世博会的“世博护照”集章很有意思，何不叫“艺术护照”，上一课盖一个章，集齐有奖励。

一切在谨慎中开始了。第一年，只在一个街道试行。根据街道提供的困难家庭儿童名单，居委会和艺博馆一家一家问，只要感兴趣，都能来。

没人上过这样的课，有家长觉得“免费的能好吗”，有人以为就是来走个过场，不少人担心项目的“诚意”，万一上两节课收费怎么办？一个被多次提及的不能参加的理由，老师们也没料到——孩子没人送。一些父母周末要外出打工，把孩子锁家里更省事；一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家中老人觉得麻烦或送不了。

艺博馆宣教部副部长、项目负责人梅婷婷和同事把老师们的简历贴出来打消顾虑，给家长做工作，好说歹说，终于凑够了预设的50个名额。

那是2016年的冬天，谁也没想到，它会“弄这么大、持续这么久”。

孩子们在上创意绘画课。（受访者供图）

眼泪比画宝贵

拘束。

这是不少老师对新学生的第一印象。

艺博馆展陈设计部部长韩蓉是“艺术护照”项目的老师之一。她记得，刚开始，班上孩子都不怎么讲话。有孩子不敢自己坐在座位上，必须拉着父母的手；有的性格孤僻，带着戒备。韩蓉觉得，他们有种“被困住太久”的感觉，“特别希望孩子能放松下来，随心所欲做一些事”。

梅婷婷说，最初课程居多，但渐渐发现活动更能敞开孩子天性，于是内容越来越丰富，最终固定为艺术课程培训、艺术文化活动、艺术场馆参观、艺术主题讲座四类。

踏进这里之前，大多数孩子没接触过艺术教育。还有人跑来问老师：“什么叫护照？”

考虑到这些，课程设计都从零基础开始。孩子们学过素描、动漫、国画、油画等十几门美术课，不仅听过宣纸刺绣、吹糖人、埃及纸莎草纸画的讲座，还亲手做过。他们在母亲节学花艺、春节玩翻花，去过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游学。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是放松，到郊区采摘。

知识之外，还有见识。博物馆邀请丹麦、阿根廷、捷克等国总领事和孩子们见面，介绍本国文化。傅抱石的女儿、画家傅益瑶给大家讲美育，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讲纸张的寿命。

“我们希望他们就算物质条件有限，但见识过。别人讲起来，不是茫然的，甚至可能比其他小朋友了解得更多。”韩蓉觉得，这关乎“自信的建立”，比学技巧更重要。

大约三四年前，韩蓉邀请一位古典吉他演奏家在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听完后，让孩子们把自己的感觉用蜡笔画出来。她把其中一些画做成海报，有美术学院的老师跑来问她，为什么这些设计师都是中文名字？得知是6-8岁孩子的作品后，“很震惊”。

也有孩子没能画出来。韩蓉问，你开心吗？对方点点头。一个孩子听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一下哭了。韩蓉觉得，点头和眼泪，比一幅画宝贵。

在这里，对能力的批评是不存在的。老师们的原则是，不要评判做得好还是不好，要发现闪光点，让孩子们被肯定。

有的孩子手工做得不精致，韩蓉会说，但是你动手比较快，不磨蹭。他们还会引导家长，不要说别的小朋友多好，你不行，不是这样的。

接受采访时，提到孩子，韩蓉总爱说“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自己”两个字咬得重。小奇奶奶至今记得，第一届“艺术护照”的开班式上，小奇跑上台要求发言，他太小，够不到话筒，一位馆领导就全程抱着他，凑在话筒前。

不平等和缺失，在这里被努力熨平。只要有可能，项目就会将困难家庭和非困难家庭的孩子安排在一起参与活动。外国总领事来时，一些非困难家庭的孩子会无意间提到自己去过这个国家。韩蓉马上接话：“老师这么大了也没去过，我们以后一起去看好不好？”

但更多时候，心疼会被有意收起。他们对上课说话的孩子黑脸，越过人群大喊“谁谁谁给我把游戏收起来”，或者拍着肩膀开玩笑。

不为别的，只希望孩子们感到一件事：你和其他人一样，不特殊。

孩子们在上素描课。（受访者供图）

让各方都受益

在这里，一节课的出勤率常年在90%以上。好几次，台风天，已经通知停课，有孩子就是要来。老师便为这三四个人单独讲，其他人之后再补。这些孩子家里没有私家车，是冒雨坐公交或走来的。

谨慎被热情驱散了。2018年开始，“艺术护照”的服务范围扩大到长宁全区，每年的名额从50人增加到200人，依旧“5秒抢光”。一年年下来，用韩蓉的话说，小朋友“只多不少”。他们至今已服务困难家庭儿童1000余位、2万人次。

上课就在艺博馆的一间空屋。除了自己的老师，艺博馆和一些院校有实习合作，便邀请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兼职做教师，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一些外请的老师听说是公益项目，授课费也比市面上低。这里还有一支144人的志愿者队伍，每节课都有两位志愿者协助，有专业能力的，还被邀请做助教。

采访时，记者问了胡木清一个问题，项目这么丰富，会不会非困难家庭也来参加，占了名额？

“绝对不可能。”他说，因为考核严得“没法捣糨糊”。

除每年投标时要对全年计划进行一次预审，每个月、每季度、每半年，艺博馆都要上传实时进度到社区公益招投标网。每年，民政局还会按照政府购买服务要求，委托第三方进行两次绩效评估和一次专项审计。

每门课、每次活动都要有一本台账，附课程方案、教案、签到表，以及课程不同时段的3至5张照片以证明上课时长，所有照片都要打上日期、地点的水印。

审核人员要对比签到表上的字迹，数照片上穿不同衣服的人头。如果某次服务人数不达标，就要补课，补课费由艺博馆自负。审计专家还会随机给家长打电话，问是否参加了项目，满不满意。

记者看到这些审计报告和绩效评估报告，里面提出的改进建议包括签到表不能打勾、活动安排不能过于集中、发放物品签收要留痕……他们平均得分在90分以上。“属于优秀，完成得很好了。”徐军说。

胡木清坦陈，他们在这个项目上基本收支平衡，有时还亏损一点。不过，他颇自豪地告诉记者，博物馆目前是“良性发展”。他们主业聚焦国际文化交流，成立15年来，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业务体系，其他项目的营收填补了公益的投入，“转起来了”。

采访中，徐军一直强调社会组织在这类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解决相对贫困的救助模式专业化了，必须多元主体参与。而从全国看，成熟的社会组织依然稀缺，也是此类项目之前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需要培育，也需要鼓励。

“政府给了我们很多。”胡木清说，艺博馆所在的天山公园内的场馆，政府有租金优惠。政府支持人才引进的住房补贴，一般针对纳税大户，现在也向优秀社会组织倾斜，艺博馆有员工已连续两年获得。

胡木清用“规范”形容上海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很多事情都有明确规定，但又没有把手脚捆住。”

采访的这几天，艺博馆员工分身乏术，他们不光要为接下来的多个新展备展，还要为5A级社会组织复审准备材料——2018年，他们首次获评这一社会组织最高等级。一般来说，级别高，政府采购更有优先权。

和记者见面当天，胡木清还要赶去参加一场颁奖彩排，他刚刚被评为长宁区“十优”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得知获奖那天，他还在出差，“十分意外”。

在他看来，荣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埋头干活时，感到“有人推了你一把”。

徐军认为这就像马太效应：“做得好，获得的荣誉高，等级也高，方方面面会更重视。”

单赢的事难以持续。胡木清说，“艺术护照”这样的项目做到的是，让各方都受益。

长远的眼光

“艺术护照”不是沙漠中的大树。相反，它是一套生态系统——社会救助改革——结出的果子。

“困难家庭之‘困’，原因、程度、周期都存在差异，救助的需求更为多样。因此，帮扶起来更复杂、更繁琐，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长宁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昕告诉记者。

“‘艺术护照’恰恰伴随着长宁参与全国社会救助改革创新的整个历程。”徐军说。

“艺术护照”开启两年后，2018年，长宁成为全国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之一，启动了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改革。这年年底，社区救助顾问制度在长宁设立，线上线下结合，第一次实现了从“坐窗口”到政策主动找人。不久后，困难群众救助需求综合评估体系建立，选取物质、健康、教育、就业、社会支持、儿童青少年家庭6大维度10个指标，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和需求。一套分层分类的“物质+服务+心理”救助体系也逐渐成型，实现针对不同圈层、不同类型的困难家庭提供不同救助服务。

多多就是这样来到艺博馆的。她家不是低保家庭，北新泾街道的救助顾问和未保站工作人员摸排时发现，多多无户籍且未就学，属于边缘人群，多方协调后，不仅落实户口和学籍，还配套了“艺术护照”等帮扶项目。

“之前来申请，只是给你物质上的，现在精神层面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北新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仲莫测说。

就这样，复杂的救助帮扶逐渐汇入一条精准的流水线，经过“政策找人”、需求评估、资源匹配，得到分层分类救助。其中一条支流，最终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了一堂艺术课。

在更多地方，匹配正在进行中。

2021年初，我国宣告消除千年绝对贫困。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首次提出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并提出创新社会救助方式，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形成“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

林闽钢认为，这带来的是一个整体性变化。

首先是理念上，少数困难家庭之“困”已不在于生存，而是由于家庭成员自身因素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促进传统的单一现金或实物救助向物质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能力提升和社会融入相结合的复合式救助转变，成为发展趋势。

手段、队伍、评估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林闽钢说，困难家庭救助已涉及整个社会治理的内容，需要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系统性、协同性，从更大层面着眼。

“整体上，社会救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林闽钢说，较早进入这个阶段的上海，一些经验有可复制的价值。

新纪元

谁也不能准确说清，这7年到底带来了什么。但改变确实发生了。

小奇已经11岁，他跟记者细数自己在这里上过的课：动漫、素描、水彩、书法……几乎每一次活动他都参加，虽然会被奶奶埋怨，“一整堂课都在说话”。

他爱好广泛，喜欢素描、编程，会吹笛子、打小军鼓。记者问他，学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怕完成不了？他很笃定：“我对未来没有‘负望’的，因为好像我做的很多事都成功了，就不再那么害怕失败之类的。”

他细数自己做过的难事：记住很长的单词，考小军鼓，编程也难，还有刚来“艺术护照”时怕同学“凶他”。后来他发现这里这么有趣，担心的事没有发生。

去年，他把自己在这里画的一幅画投稿到学校，竟然展出了，得票超出他的预料，虽然不算多，但他还是高兴，因为“获得了别人的认可”。马上，他的画还要第一次出国，由艺博馆组织在伊朗展出。感到自己“艺术天分还是充满全身的”，他觉得长大了“做充满艺术的工作比较好”。

和小奇一样，飞明也是这里的老会员了。他喜欢色彩，提到“护照”会想到绿色，“艺术”想到紫色。

采访时，妈妈和老师坐在身旁，他突然提出，想和记者单独聊聊。

然后，话锋一转，他说自己最近正在设计一款游戏。接下来的10分钟，他详细介绍了设计游戏必须得有的“三个体系”：吉祥物、抽卡系统、高一点的自由性。抽卡已经设定好，现在他正考虑“地区问题”。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实现，“只要给我一个团队”。他打算先学编程，然后组队，最终，他要开家游戏公司。

他把“艺术护照”的一次动漫课，视作这一切的起点。“从学动漫开始，我才发现我有多么喜欢二次元。我以前只是单纯想成为画家，现在我不一样了，我想制作出属于我的一款游戏，属于我的新纪元。”

当被问到“你觉得艺术对人意味着什么”时，11岁的少年答得很认真。“意味着人类的一个发展。因为艺术不仅可以让人心静，还可以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热爱。”

韩蓉几乎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你要是早来三四年，可能都采访不出什么，基本问一句就是停顿、沉默。”她说，现在“老接话茬儿”。

当然，这样的蓝图和壮志还不多见。更多时候，细碎、缓慢，才是成长的常态。

有些小朋友开始“攀比”，炫耀自己会点什么，韩蓉很高兴。“起码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些内核和精神的东西，变得自信与强大。”

改变不只发生在孩子身上。早几年，有家长觉得是不是学好文化课就够了，现在，疑问越来越少，一些家长主动来当志愿者，因为“不是面子工程”，“我们眼界也开阔了”。

越来越多孩子知道了什么是护照，有人拿到真的，会来跟老师“报喜”。虽然，他们早已通过另一本“护照”，越过短短2公里，看见人生另一番景色。

有一年，画画课上，韩蓉和孩子们又聊到护照。一位八九岁的孩子突然跟她讲，我将来要坐一次飞机的，我要看看那种蓝天白云，我要看看上面的世界。韩蓉说，你一定会坐上飞机的。

马上就要升学，课业忙起来了，但今年的“艺术护照”，小奇还是报了名。他骑着滑板车，带着自己DIY的奶茶，冲进了秋天的下午。（小奇、飞明、多多均为化名）（记者 徐欧露）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