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退休后违规在企业任职”……一些干部在政商之间暗通款曲捞取好处
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腐败
“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妄图逃避监督监管，继续恣意敛财”的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被开除党籍；“退休后违规在企业任职”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府原副市长薛培明被开除党籍……近期，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释放了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腐败的鲜明信号。
领导干部在职期间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即便离开岗位，其原有职权在一定范围、一段时间内依然会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因此，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违规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收受报酬，显然不妥。如何斩断政商之间暗通款曲的灰色联系，有效防范利益输送，防止政商“旋转门”成为“腐败门”？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一些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利用政商“旋转门”捞好处
2018年7月，已提前退休六年的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原副巡视员邱平，主动要求放弃退休待遇。由于当时没有收到线索反映，组织便按正常程序处理批准。三年后，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邱平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浮出水面。
办案人员介绍，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设立了公务员离任回避制度，对公务员离职从业作出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调查发现，退休以来，邱平先后接受杭州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报某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邀请，出任安全法务顾问，收受“顾问费”320余万元。其间，邱平通过创办“互联网安全与治理”论坛，帮助上述企业扩大知名度，为其网络风险防控积极出谋划策。
调查进一步查明，在杭州市公安局网监部门任职期间，邱平利用职务便利，为两家公司在网络安全监管方面提供帮助，并约定退休后收受好处。
显然，邱平之所以提前退休，并非心血来潮。办案人员分析：“邱平在职期间在互联网企业圈中广积人脉，有些企业伸出‘橄榄枝’，表明提前退休后可到企业领取高薪。他还与一些企业来往过密，存在一些违纪违法行为，企图通过提前退休并放弃退休待遇来逃避纪法惩治。”
审查调查组最终以三个标准来厘清界定邱平违纪违法行为：一是在职期间与管理对象认识，有具体谋利事项和输送利益的约定，提前退休后，在原管理对象处获取经济利益，界定为违法；二是在职期间与请托公司不熟识，也没有具体谋利事项，提前退休后接受邀请，出任顾问获取收益，将其在放弃退休待遇之前获取经济利益界定为违纪；三是在放弃退休待遇后获取的符合规定的顾问收益，界定为正常劳务所得。
到曾经“帮助”过的企业任职的，不只是邱平。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骆旭升早年间结识了商人张某，张某通过请吃和送消费卡与其一直保持联系，骆旭升多次在拆迁补偿、资金借用、商标及股权转让等方面为张某谋划争取利益，张某则主动邀请其到自己公司任职，并承诺给予“安家费”。骆旭升辞去公职到张某公司任职，扣除手续费后，实得261万元“安家费”。
高压震慑下，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导干部贪腐行为愈发隐秘。一部分人为求“稳妥”，在任期间先行向外输送利益，却并不急于兑现回报，而是等到辞职后再到昔日的管理服务对象处任职，堂而皇之领高薪。如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詹某某，在办理提前退休后不到两年，就到某知名地产公司任高管领取高薪。还有一些人“退而不休”，利用过往人脉，游走于政商之间，帮助企业非法获取关键资源。如甘肃省白银市政协原主席郭德清退休后，到一家公司担任监事，通过兰州市发改委、国土局的领导干部，为该公司协调商业项目有关手续，其退休期间收受的钱财是在任时违纪违法所得的两倍多。
政商之间的人员交流不应涉及公权私用、权钱交易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公职人员离职再就业作为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渠道，本无可厚非。公职人员退休后在新的岗位发挥余热，同样如此。
“公私之间的人员交流，有利于促进不同人群换位思考，产生更多的合作和互动，共同促进社会进步。然而，不健康的政商‘旋转门’，则会异化为通向政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腐败之门’。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是否涉及公权私用、权钱交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2003年，50岁的陈建设得知将从浙江省绍兴市副市长的岗位调整到政协任职，一时心态失衡，便开始利用手中权力“铺路搭桥”，决定与商人孙某某合办房地产企业，同时提交了提前退休申请。
临近退休前，其权力“余温”实现了巨大的利益交换。在副市长任上的最后一个月，陈建设为孙某某公司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协调办理了建筑资质，使其可以参与重要项目的招投标；二是移建了一个文保项目，确保公司的项目规划不受影响。
“没有股份，自己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对于一心想办企业的陈建设来说，股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进一步形成利益共同体，孙某某给予陈建设半价入股的“优惠”。
后经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陈建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建筑资质办理、项目移建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25万元。2019年9月，陈建设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最大的问题是容易滋生腐败，包括权力市场化、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一系列问题。”庄德水告诉记者，这种政商“旋转门”还会损害市场的公平性，破坏市场秩序。比如可能导致项目招投标存在暗箱操作，公共资源配置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如此一来，会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危害匪浅。”
披着“任职领薪”的外衣，故意推迟收受财物的时间，在离职退休后完成利益输送，“自以为瞒天过海，实际上是掩耳盗铃，其本质仍是权钱交易。”在浙江省台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蒋知轩看来，一方面，“任职领薪”多为不上班但取酬，或虽实际工作但领取高于正常的薪酬，属于行受贿中的收受财物；另一方面，公职人员在职时已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并与请托人约定贿赂，主观上具有明显的受贿故意。
蒋知轩分析，查处此类案件，重点在于固定“事先约定”的证据。双方的约定既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既可以是言语表达、也可以是行动表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只要在公职人员离职退休前双方达成默契，明确请托人在其离职退休后会给予回馈就应认定存在“事先约定”。
诸多例证一再表明，只要伸了不该伸的手，拿了不该拿的钱，做了不该做的事，不管身在一线还是离岗离职，都不会“一笔勾销”“既往不咎”。“辞职或退休并不等于进入‘保险箱’，无论是任期内‘打擦边球’，还是离任后‘踩红线’，一旦底线失守，任何人都逃不过党纪国法的制裁。”庄德水说。
完善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的任职约束，有效防范政商“旋转门”腐败问题
“前期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规定，从银保监会直接离职，肯定不能到过去监管对象机构或和这个行业密切联系的机构任职。还有保密过渡期、解密期的限制。”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退（离）休后，其原有职权还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因此，对于他们决不能放任自流，不能“说走就走”，而应细化相关规定，对离职后的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出“硬杠杠”，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审计机关等也要严格把好“出口关”，防范政商“旋转门”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将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从警告直至留党察看的处分。
2017年，中央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为公务员辞去公职后再就业划定红线，设立“地域”“行业”两道“隔离墙”：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其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2年内，不得接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严格落实有关规定，完善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的任职约束，成为不少地方在实践中的做法。广州市2019年印发防止领导干部利益冲突若干规定，要求对辞去公职或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到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确因工作需要到企业任职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审批。杭州市2022年制定出台《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严禁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在规定期限内利用原任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辞去公职（退休）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和报告承诺制，加强对各单位落实此规定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斩断政商之间灰色联系，严防政商勾结、利益输送
规范政商关系，关键在于斩断双方暗通款曲的灰色联系。堵住政商“旋转门”的漏洞，领导干部要谨记“为官发财两条道”，切莫把手中公权力错当作私人能力。
专家建议，对在职人员的监督管理，重在经商办企业、投资入股或配偶、子女及亲属经商办企业等方面；对离职退休公职人员的监督管理，一方面是离任经济审计，重点关注其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和决策情况，另一方面要注重其离职退休后的“冷冻期”，比如定期向原部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加强对辞职或离退休领导干部的监督。浙江省义乌市对离任人员从业行为做好跟踪清理，建立离任干部从业台账；与职能部门主动对接，确保督查实效。台州市黄岩区组织开展“自查摸底+部门联查”，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督促相关人员主动申报兼职（任职）取酬情况。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工商联、区市场监管局、区民政局建立联席制度，就党政干部在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任职情况进行跨部门数据比对，与各单位自查摸底情况进行对照，严查隐瞒不报行为。
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案件显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是一些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投资入股、利益输送的重要目标。台州市椒江区纪委监委聚焦地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与审计部门联合开展排查，梳理排摸企业所有投资项目股权架构、股东名单及出资情况，将企业每年薪酬发放和股权分红人员名单与近三年离职退休党员干部名单进行数据比对，排查离职退休人员突击入股、违规返聘等违规违纪问题。
推进简政放权，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当大多数资源可以由市场调节时，意味着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削减，也就减少了因“旋转门”而产生的寻租空间。针对市人防办原主任白广华“期权腐败”案，湖南省郴州市纪委监委督促市人防办开展系统整治，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健全审批监督制度，梳理人防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完善人防系统内部控制、外部监督体系，截断期权腐败变现之路。
增加政策透明度，防范利益输送。政商之间通过职务转换而产生不当勾连，关键在于公共政策透明度不够，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足。江西省南昌市纪委监委督促深化政务公开，提高政府重大投资项目、政府采购、产业引导资金分配等领域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积极推动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湖北省襄阳市纪委监委出台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正面清单鼓励“清”不远疏，从10个方面设定交往“区间”，负面清单严明“亲”不逾矩，从党纪党规中梳理出与企业交往相关联的10项禁止性条款，划清政商交往“红线”。
“哪些是合理的、正常的离职退休，哪些是故意转换角色软着陆，辨析其中的差别，一要看事情缘由，二要看在职期间的廉洁情况。”庄德水认为，“不能等到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再来分析其中的廉政风险，而应在其在职期间，通过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强化监督管理。”（记者 管筱璞 韩亚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米粟
一部《梦华录》，半部创业史。从门可罗雀的“赵氏茶坊”，到被茶坊同行竞相模仿的“半遮面”，直至开张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最好的酒楼“永安楼”，赵盼儿和她的“北宋合伙人”，以优质的服务和独特的品牌营销方式，叱咤东京餐饮业，更引得当朝皇帝慕名微服出宫品尝。
最近的网络热播剧《梦华录》，不仅让观众见识了女主赵盼儿的营销之道，更让人们一睹北宋的城市喧嚣。
一个从钱塘北上的“外来妹”，果真能这么轻松地在东京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吗？一度被认为“积贫积弱”的宋朝，真有剧中如此繁华吗？
电视剧《梦华录》剧照
夜市未了，早市开场，甚至还有鬼市
宋朝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认为是“积贫积弱”，最早来源于钱穆《国史大纲》的一篇文章。然而，这一说法在近年来也受到一些质疑。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在其著作《人间烟火》中写道，“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1～12世纪，北宋东京的人口在120万以上；而欧洲的中心城市巴黎在13世纪时，人口才刚刚达到24万；僻处一隅的伦敦在12世纪时的人口是3万，13世纪才达到了4.5万人。”
欧洲人记忆中的伦敦，“街道非常窄小，大部分都未铺上石板，整天都挤满了人、狗、马和猪。街道两旁排满房屋和店铺，在缝隙处填着稻草。”拥挤、肮脏，给人的感觉实在谈不上愉悦。
再看宋朝人记忆中的东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不惜笔墨，用绮丽的词句赞美了东京，“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大街小巷绿柳繁花，茶坊酒肆莺歌燕舞，夜色阑珊，更是意兴不减。就人口和物流规模而言，北宋东京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足的城市。尤其是入夜之后，还颇有“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景象。
电视剧《梦华录》剧照
可是宋朝之前，出于管理需要，历朝政府都施行宵禁制度，坊和市分开，采取封闭式管理。即便是繁华如梦的盛唐时代，城、坊、市门也必须日头一落就关闭。
入夜后，甚至燃烛张灯也有限制，一年中只有正月十五到十七日的三天，才允许观花灯、做买卖，其余夜晚，人们是不得在户外从事任何活动的。可是谁家晚上还没个急事呢，有事还不能出门，确实有些不近人情。
直到宋朝，城里人才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夜生活。《宋会要辑稿·食货》中记载：“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也就是说，太祖赵匡胤允许夜市可以营业至深夜12点。
到了宋徽宗时期，东京的商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夜市更是盛况空前。没有了营业时间的限制，店小二不得不深夜三更（23:00-1:00）下班，凌晨五更（3:00-5:00）又要上班，繁华地段的夜市更是通宵不绝。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州桥夜市和马行街夜市。
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或甚至还有鬼市（当然不是为小鬼们开的，而是黑市），东京城完全变成了一座不夜城。如此也便应验了辛弃疾的那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那么，琳琅满目的东京市场都卖什么呢？
都城居民的“快乐星球”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想必大家都知道。如果仔细端详，千年名画之上，一眼望去，尽是满满的商业气息——美酒、美食、民宿、医馆、占卜……
不知大家是否留意过《水浒传》中，杨志卖刀的街市之一，就在马行街。电视剧《梦华录》中，赵盼儿的茶坊也选在了这里。这里也是酒楼聚集地，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根据《东京梦华录·酒楼》的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这里所说的七十二户正店是经过官方批准，有能力和规模可酿酒的大酒楼，通常资金雄厚、实力不凡；而脚店可不是什么“洗脚城”，指的是那些没有能力酿酒，只能从正店批发酒水的小店。
说到正店，有一处堪称东京城的“五星级酒店”，那就是——樊楼。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樊楼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算得上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楼有常备的自酿好酒，名叫“眉寿”“和旨”。据《宋会要》的记载，当时，樊楼每天上缴官府酒税就达二千钱，每年销售官酒竟至五万斤。樊楼的营业额还会经皇帝亲自过问，足见樊楼在东京餐饮业中龙头老大的地位。
除了马行街，还有一处“网红打卡地”当属东京城的州桥夜市了，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美食街”。不仅有各种小吃和水果，商家们还会根据时令节气，煎炒、熬炖、蒸煮、凉拌，实可谓“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儿、烧子鹅……”珍馐美馔，应有尽有。
如果不想出门吃饭，可还馋饭店那口，外卖服务在现代人看来非常轻松，在宋朝的东京城一样不难。《清明上河图》中就能看到一个系着小围裙、拿着食盒的外卖小哥，出现在一家叫做十千脚店的店铺前。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没有智能手机，也不妨碍东京人享受生活。东京城的外卖不仅能走陆运，还能走水运。小巧精悍的一叶扁舟，满载羹汤、蔬果、酒水，甚至茶百戏，游走于湖水之上，穿梭自如，这样的外卖小船俗称湖船。你看，东京外卖小哥的坐骑可不只有电动自行车这么简单，是不是比现在的外卖服务还高能。
大流量和高消费促进了宋朝的酒店管理和服务标准，酒店提供包间供客人挑选，还能请歌姬助兴。说到娱乐表演，不能不提东京城的“勾栏瓦舍”。
瓦舍又叫瓦子、瓦市、瓦肆，早期是简陋的民房，有艺人在里边表演节目，后来渐渐发展成为集歌舞表演和商业表演等为一体的休闲娱乐场所。酒足饭饱之后，在这里听个小曲、赏段琴艺、看场杂剧，或许这就是古人的“快乐星球”吧。
就是一盏省油的灯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二》中曾写道，“凡京师酒店，……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最豪华的樊楼，“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如此丰富的夜生活，自然离不开宋朝照明技术的长足发展。可以说，没有照明技术的进步就没有宋代夜经济的繁荣。
宋朝曾设有“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类似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倘若有意大摆宴席，可雇佣“四司六局”承办全部流程。在“四司六局”中，又设有“油烛局”，职责便是“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如此可知，宋代的百姓生活中常常用到蜡烛。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年间，定州采购的防城器具计有“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十二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定合用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如果我们忽略掉松明与桦烛的价差，则可以计算出，每根蜡烛约20文钱，相当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显然是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的。
尽管如此，点蜡烛的成本还是高于点油灯。南宋的读书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燃灯读书”。你看，彻夜点灯，也才耗油4～5文钱。而通宵燃烛，少说也需要3～5根蜡烛，却要花费50～90文钱。
宋朝医生庄绰在《鸡肋编》中介绍了各种油脂和其使用方法。其中的大部分油脂既可以食用，又可以用来点灯。这反映了宋朝人对这些油料作物的充分利用，也反映了宋朝榨油技术的进步。
我们现在常说的“省油的灯”也在宋朝得以推广。这种油灯盏壁是一个中空的夹层，侧边有一小孔，从小孔可以往盏壁内注入清水。灯油放在盏上，清水可使盏温度降低，减少燃灯时灯油的挥发，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陆游曾写道，“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盎最省。”
宋朝还发明了灯罩与挑灯杖，更加助力了东京城的“点亮工程”，使人们越来越喜欢流连于夜色，不再只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商贾不通，财用自困”
中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并不重视，甚至是采取打压政策。但是宋朝单单独一份，不仅商业发达，夜市也得到了兴盛，让后来的元明清时期也难以超越，这离不开宋朝统治者对商业的扶持。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民众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释兵权”，收回将领手中的兵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权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此后，太祖推行以文治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面对周边的军事强国，硬拼自然是打不过，宋朝就拿钱搞外交，如此也就得到了“弱宋”的名号。不过，避免军事战争而发展经济，一方面可以减少战争伤亡，避免百姓遭受战火煎熬；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征战的时间和土地，用以休养生息，以此更好地发展经济。
然而，用中国传统的农业税收来充当国家的“保命钱”是远远不够的，宋朝统治者开始转向商业税收，并形成了以商业税收为主要税收的局面。宋朝的很多皇帝都颁布过保护商贾和减免税收的诏书，同时还对各级官吏压榨商贩的行为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
宋代的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两大类。在《宋史·食货志》中就有记载二者的税率：“行者赉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鬻谓‘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过税”即是商品流通税，专向贩货的商旅征收，商旅沿途经过税务，按其货价的2%收税，此即“过税”。“住税”是买卖交易税，凡开店的商人在当地做生意，或行商到其他地区，该地税务按其物价的3%收税，即为“住税”。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完备、严密的商税网和专职的商税机构。
然而，宋朝统治者不只收税，在税收管理上也有很多条条框框。
例如，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就曾“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就是说，税收条款必须张贴于税务、官署的墙上，以此彰显公开透明，便于互相监督，“非则例所载，商旅可以拒纳并越级上诉”。如果税务部门私收税款，商人们还可以越级上诉。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给宋朝的商人们带来了的安全感，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升。这也是电视剧《梦华录》中，女主赵盼儿能够在北宋东京城放心做生意的一大保障。
宋仁宗曾在一道诏书中称，“商贾不通，财用自困”。正是由于宋朝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规范了商税行为以及商税的征收与缴纳，宋朝的商业才得以发展与繁荣，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参考文献
《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钱穆，商务印书馆，2019。
《人间烟火》第三章“‘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赵冬梅，中信出版集团，2021。
《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宋：吃货的黄金时代》第二章“舌尖上的大宋”，刘海永，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
宋代的商税法律制度，金珍珍，北京法院网，2011-12-05。
来源： 新华社
者：余寒
据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投诉，称亲人的手机一直被收取名为“亲情省”的漫游套餐费。对于已经被取消的业务为何一直收费，中国移动客服给出的解释却是“用户不取消会一直默认收费”。并且，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情况不是个案。
关于漫游高收费的问题，前些年曾有过激烈的讨论，在政策和舆论多方强力推动下，这一明显不合理的收费项目终于在2017年全面取消。然而，收费取消之后，移动却还在暗中收取“亲情省”的漫游套餐费，实在令人费解。
正如之前舆论对漫游费的批评所显示的，消费者漫游到外地接打电话，并不会给运营商的通讯网络带来太多成本，以此为由额外收取的任何套餐资费，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产物，是运营商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强大地位优势的结果。
而且，像报道提到的“亲情省”套餐，还是当初移动为了应对批评而推出的优惠。在漫游费已经全面取消的背景下，它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移动为何还在收取？
该套餐每月只需要1元，的确不算高，但从媒体报道看，相关隐藏收费不是个案，以移动的体量来看，积少成多，未必是一笔小数目。而且，此事的关键并不是套餐费用多少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收的问题。没有依据还继续收，那就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乱收费。
移动方面表示，“用户不取消便会默认扣费”，言外之意是，责任在消费者。这样的辩解明显是颠倒黑白。既然是统一调整，那对于漫游费的所有相关收费项目，理应全面叫停，将隐藏收费解释为消费者没有主动退订，无疑是在转嫁责任。
事实上，在《中国移动通信客户入网服务协议》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如遇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调整资费标准的，本协议按政府主管部门调整后的资费标准在规定的时间起执行”。取消漫游费后的三四年间，移动还在继续征收漫游套餐费用，也有违自己定下的协议规定。
还要注意的是，停办却收费的业务，不只是漫游费。比如有网友称，一些在小学里才能用的校园局域网业务，在孩子已经上了初二后才发现仍在继续收费。类似案例说明，一旦运营商的一些收费按钮开始，想要让它的收费冲动停下来有多么困难。
正因如此，即便网上吐槽声浪一片，携号转网、流量降费等惠民举措的推进一直都艰辛万分，运营商的提速降费像挤牙膏一样。这种局面说白了，无非是因为平台垄断地位优势，收费项目不透明等，为运营商通过各种手段“捞钱”创造了便利条件。
因此，对于漫游费等乱收费行为，除了声讨运营商之外，行业监管层面也应该拿出更大的监督力度。一方面，要系统地梳理下还有哪些停不下来的收费项目；另一方面，对于没有任何凭据的乱收费行为，要严厉处罚，让运营商感受到应有的痛感。
无论如何，提速降费不能是口惠而实不至，运营商也不能一边喊着服务民众，一边将手伸进消费者的口袋“捞钱”。严肃执法、严厉处罚，只有给运营商足够的压力，它们才不会动辄店大欺客，完全不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一回事。（余寒）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