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现象看本质！从一家餐厅的装修风格深入看问题

奉劝大家，吃餐厅吃饭，一定要找个装修条件好一些的。

你看这个餐厅，太简陋了，首先，墙面都刷不平，一看就不是专业的师傅干的活，最基本的横平竖直墙面平整度都做不到，这样的墙面，容易积灰尘，不好打扫卫生。

第二是这个墙的颜色，采用的是这种屎黄屎黄的颜色，这个颜色用于吃饭的餐厅严重不符，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这种墙面，一看就没有首先刷墙固，腻子粉也最多只是刷了一遍，乳胶漆应该没有刷，必定属于甲醛严重超标，去这样的餐厅吃饭，无异于吸食甲醛，对个人身体健康极为不利。

毕竟餐厅里的环境，油烟水汽比较重，墙面处理不好，后期潮湿天气很容易返碱返潮掉粉的情况，采用这种劣质的腻子粉也容易造成甲醛超标。

正常的墙面装修，应该是先刷一遍墙固界面剂，以增加墙壁的附着力，第二步是刮腻子粉，腻子粉要刮三遍，第一遍横向刮，第二遍竖向刮，第三遍用胶皮刮板找补腻子，用钢片刮板满刮腻子，将墙面等基层刮平刮光，然后灯光打磨，磨平磨光，然后是刮乳胶漆，一底两面，只有严格按照这个公益，才能保证墙壁光洁如面、用手摸过才有细腻感。

其次是地板，连地板砖都没贴，也没有安装木地板，地面也没有找平，一看就是随便一些水泥砂浆抹过去就完事了，太粗糙了。

再者，这个餐厅的桌子太简陋了，一看就是那种偷工减料降低成本的做法，桌子很小，摆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桌子很不结实，稍微一压肯定就塌了，更别说坐在座子上做一些体育运动了。

还有这个椅子，不是实木椅子，采用的是这种帆布椅子，坐着容易塌陷，而且没有后腰支撑，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长期坐这种椅子对人的腰椎脊椎不好。建议采用春委会那种木质椅子，耐磨，随便什么姿势坐都不会坏，对腰椎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从整个餐厅的装修风格来看，属于那种粗制滥造，以极低的成本做了最简陋的装修，老板过于抠门，其菜品质量肯定也会大打折扣，卫生条件也让人堪忧。

我们选择餐厅吃饭，一看餐厅的人气，人气越旺说明这家餐厅越受欢迎，二看餐厅的装修装饰风格，只有舍得在装修上下血本的餐厅，才是用心的餐厅，一个连门面装修都敷衍了事的餐厅，你觉得会做出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来吗？

不知道大家对这家餐厅有什么看法想法，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973年，北京饭店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扩建工程。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著名饭店，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多重要外交活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接待外宾的需求与日俱增，扩建工程应运而生。然而，就在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浮出水面。

汪东兴，这位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的重要人物，在一次例行巡视中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他立即将这一发现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当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立刻停工！

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所有参与工程的人员都感到困惑不已。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能让一个即将竣工的重要工程戛然而止？

一、北京饭店扩建工程的背景

北京饭店，这座矗立在王府井大街上的百年建筑，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变幻。始建于1900年的它，最初只是一座两层楼高的小旅馆，名为"大清客栈"。1915年，法国建筑师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五层楼高的欧式建筑，并更名为"北京饭店"。从此，这座饭店开始了它作为北京重要地标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饭店迎来了新的使命。作为国家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它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接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也曾在此下榻。这些重要的外交活动，让北京饭店成为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特别是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来华访问的外国政要和代表团数量急剧增加。原有的接待设施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1973年初，国务院决定对北京饭店进行扩建，以提高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扩建工程的规划可谓雄心勃勃。根据初步设计，新建的东楼将高达100多米，远超原有建筑的高度。这不仅能大幅增加客房数量，还能为国宾提供更加豪华的套房和接待设施。同时，新楼还计划配备先进的餐饮设备和会议设施，以满足各种外交活动的需要。

然而，这项工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选址问题。北京饭店位于王府井商业区，周边建筑密集，扩建空间有限。其次是设计风格的问题。如何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成为设计师们需要攻克的难题。

著名建筑师张镈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曾参与设计过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对中国传统建筑有深入研究。张镈提出了多套方案，试图在现代化和中国特色之间寻找平衡。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一个融合了中西方元素的设计方案最终获得了批准。

1973年春，北京饭店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数百名工人日夜奋战。为了赶在国庆节前完工，很多工人甚至放弃了休息时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新楼的主体结构很快就拔地而起。

然而，就在人们为工程的顺利进展感到欣喜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突然浮出水面。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北京饭店的扩建，更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它的出现，让这个原本单纯的建筑工程，突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二、工程进展与突发状况

1973年的北京，秋意渐浓。北京饭店扩建工程已经进行了大半年，工地上一片火热景象。每天清晨，数百名工人便开始忙碌，吊车的轰鸣声和钢筋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工程进展顺利，新东楼的主体结构已经拔地而起，达到了14层的高度。

负责工程的北京市建工局局长伍子玉每天都亲自到现场督促工作。他深知这项工程的重要性，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接待能力，更是展示新中国面貌的重要窗口。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伍子玉几乎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上，日夜坚守在施工现场。

工人们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程中。他们中有不少人参与过人民大会堂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深感能参与北京饭店扩建是一份荣誉。即便是在酷暑难耐的夏季，工人们也坚持在高空作业，只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

就在所有人都为工程的顺利进展感到欣喜时，一个意外的发现打破了这种平静。

10月的一天，汪东兴按照惯例在中南海周边进行例行安全巡视。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对中南海周边的安全状况格外敏感。当他走到中南海西门附近时，突然注意到远处有一座高耸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的高度明显超过了周围的其他建筑，引起了汪东兴的警觉。

汪东兴立即询问随行人员这座建筑物的情况。得知这就是正在扩建的北京饭店新东楼后，汪东兴的眉头紧锁。他意识到，从这座新楼的高层，很可能可以直接俯瞰中南海的部分区域，这对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汪东兴没有耽搁，立即返回办公室，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发现，分析了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汪东兴决定亲自将报告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后，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总理深知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立即召集相关人员进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这一突发状况。

会议持续到深夜。与会者们都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高度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机密的保护和领导人的安全。经过激烈的讨论，周总理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立即停止北京饭店的扩建工程。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就指示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赶赴北京饭店施工现场，传达停工命令。当杨德中带着一队警卫人员突然出现在工地时，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工地上原本繁忙的景象瞬间凝固，吊车停止了运转，工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困惑地看着这群突然到来的陌生人。

杨德中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简单地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即刻停工。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现场一片哗然。伍子玉试图询问原因，但杨德中只是重申了这是上级的命令，必须立即执行。

就这样，这个已经进行了大半年，即将竣工的重要工程突然停了下来。工地上的喧嚣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寂。工人们带着疑惑收拾工具，离开了工地。伍子玉站在半完工的大楼前，看着这座原本充满希望的建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北京建筑界。人们纷纷猜测停工的原因，各种传言四起。然而，真正的原因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突发事件，不仅改变了北京饭店扩建的命运，也给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问题的本质与潜在影响

北京饭店扩建工程的突然停工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在一片猜测和疑惑中，周恩来总理召集了一个由国家安全、建筑设计和外交部门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深入分析这一问题的本质和潜在影响。

特别小组首先关注的是安全隐患的具体内容。通过实地勘察和技术分析，专家们发现，北京饭店新东楼的高度确实超出了原先的预期。按照当前的设计，新楼将达到20层，约100米高。这个高度不仅远超周边建筑，更重要的是，从新楼的高层可以直接俯瞰中南海的部分区域。

中南海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其安全保密一直是国家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小组成员之一，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李明向周总理汇报说："从北京饭店新楼的高层，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南海的南海岛、瀛台等重要区域。这不仅可能暴露领导人的日常活动，更有可能被用来进行情报搜集。"

除了视线问题，专家们还指出了其他潜在的安全隐患。例如，新楼的通讯设备可能会干扰中南海的通讯系统，高层建筑也可能成为潜在的狙击点。这些问题都直接威胁到国家领导人的安全。

对中南海安全的潜在威胁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中央警卫局的专家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建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南海周边区域的安全规划。他们建议，应该对中南海周边的建筑高度进行统一规划和限制，以确保长期的安全。

然而，问题并不仅限于安全层面。外交部的代表提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考虑。他说："北京饭店作为接待国际贵宾的重要场所，其建筑设计和功能也关系到国家形象。我们需要在安全和外交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专家的认同。大家一致认为，解决方案不能简单地降低建筑高度或取消扩建计划，而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满足日益增长的外交接待需求。

国家机密保护的重要性也成为讨论的焦点。情报部门的专家指出，除了直接的视线问题，还需要考虑电子监听等现代化手段可能带来的威胁。他们建议，在建筑设计中应该加入反监听和信号屏蔽等技术措施。

随着讨论的深入，专家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它不仅涉及建筑设计和安全技术，还关系到城市规划、外交政策甚至是国家发展战略。正如一位专家所说："这个问题反映出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我们需要在现代化、开放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周恩来总理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他指出："这个问题的出现，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疏漏。但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安全策略。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

在讨论的基础上，特别小组开始着手制定解决方案。他们的目标是既要确保国家安全，又要满足外交需求，同时还要考虑到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这个任务充满挑战，但每个人都意识到其重要性。

随着问题的本质被逐步厘清，解决方案的轮廓也开始显现。专家们一致认为，需要对北京饭店的扩建方案进行全面修改，同时也要制定更加严格的中南海周边建筑规划。这不仅关系到一个建筑项目，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决策。

四、周恩来的决策与解决方案

1973年11月，北京的冬天已经悄然而至。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讨论北京饭店扩建工程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会者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建筑专家、安全部门代表以及外交部官员。会议室内气氛凝重，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决定将影响国家安全和外交接待能力。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北京饭店扩建工程的问题已经讨论了一个多月。今天，我们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一个建筑项目，更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对外形象。"

首先发言的是建筑专家组组长张明。他详细介绍了修改后的设计方案："根据安全部门的要求，我们将新东楼的高度降低到15层，约75米。同时，我们调整了楼层的功能布局，将可能威胁中南海安全的设施全部移至低层或地下。"

接着，安全部门代表李强补充道："我们建议在新楼的西侧安装特殊的玻璃，可以阻挡外部视线。同时，我们将在整栋楼内安装先进的反监听设备，确保国家机密不会泄露。"

外交部代表王立则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降低楼层高度后，我们的接待能力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会议期间，我们可能无法满足所有外国代表团的住宿需求。"

听完各方意见，周恩来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影响国家发展和对外开放。我的决定是这样的：第一，按照修改后的方案进行建设，确保不会对中南海安全构成威胁。第二，为了弥补接待能力的不足，我们可以考虑在其他地方再建设一座国际饭店。第三，这次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首都规划，特别是中南海周边区域的建筑限高规定。"

周恩来的决定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立即表示："我将亲自监督新方案的执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外交部长姬鹏飞则说："我们将积极配合新饭店的建设，同时开始筹划新的国际饭店项目。这将大大提升我国的外交接待能力。"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单独召见了北京市长吴德。周恩来对吴德说："这次事件暴露出我们在城市规划上的一些问题。你要组织力量，对北京城，特别是中南海周边地区进行全面的规划。要立足长远，既要保证安全，又要适应我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需要。"

吴德认真记下了周总理的指示，表示会立即着手制定新的城市规划方案。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决策下，北京饭店扩建工程重新启动。工人们再次回到了工地，但这次他们的工作更加谨慎和细致。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检查，以确保符合新的安全标准。

与此同时，新的国际饭店选址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终，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建国门外大街被选为新饭店的地址。这个位置既靠近使馆区，又不会对中南海安全构成威胁，可谓是两全其美。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这两个项目都得到了迅速推进。尽管工程量加大，施工难度增加，但在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项目仍然按计划顺利进行。

1974年春，修改后的北京饭店新东楼终于竣工。虽然高度降低了，但精致的外观设计和先进的内部设施仍然让它成为了北京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同年秋天，新的国际饭店——北京建国饭店也开始动工。

这次事件不仅解决了一个具体的建筑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整个首都规划的完善。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北京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规划条例，其中包括了针对中南海周边地区的严格限高规定。这些规定为北京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确保了首都的安全和有序发展。

五、事件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北京饭店扩建事件虽然只是新中国建设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一个建筑项目的范畴。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首先，这一事件凸显了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平衡。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各项建设如火如荼。然而，北京饭店扩建工程的突然停工，提醒人们不能忽视国家安全这一根本问题。周恩来总理的决策，既保证了中南海的安全，又不影响国家的对外开放进程，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务实作风。

其次，这一事件推动了首都规划的完善和发展。在处理北京饭店问题的过程中，相关部门意识到了现有城市规划的不足。随后制定的一系列新规定，不仅解决了眼前的问题，更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些规定包括了建筑高度限制、安全缓冲区设置等内容，为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这一事件促进了中国接待外宾能力的提升。北京饭店新东楼的完工和北京建国饭店的兴建，大大增强了中国接待国际来宾的能力。这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饭店接待了众多国际要人，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迅速发展。

第四，这一事件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工作作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实事求是、民主决策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此外，这一事件还推动了中国建筑业和安全技术的发展。为了满足新的安全要求，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都得到了提升。例如，为北京饭店新东楼开发的特殊玻璃和反监听设备，后来在其他重要建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建筑水平，也增强了国家安全保障能力。

在外交领域，北京饭店扩建事件的妥善解决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智慧，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随后几年，中国与多个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与增强的接待能力密不可分。

1976年，当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时，他入住的正是新建成的北京饭店新东楼。基辛格对饭店的设施和服务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无疑是对中国接待能力的一个有力肯定。

在城市管理方面，北京饭店事件也带来了深远影响。它促使政府更加重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此后，北京市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不仅考虑经济发展需要，还更多地关注历史文化保护、环境改善等方面。这种全面的规划理念，为北京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事件还推动了中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完善。在处理北京饭店问题的过程中，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这种跨部门协作的模式，后来在处理其他重大问题时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提高了政府的决策效率和水平。

从长远来看，北京饭店扩建事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所体现的安全意识、规划理念、务实作风等，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中。每当人们漫步在繁华的长安街，看到巍峨的北京饭店时，都会想起这段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历史。

我们为一间餐厅写评价时，食物是否可口至关重要，其次，服务、空间设计和洗手间则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完整的用餐体验。对于餐厅来说，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无法回避的是洗手间。

汉语中有「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约定俗成的词来描绘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排泄相关的表达通常被隐匿或漫不经心地对待。对厕所文明发展史稍加了解便会发现，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人类如厕观的变化。餐厅作为以进食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公共空间，不论从何种角度考虑，都与厕所有着紧密的关系。

洗手间是餐厅的门面之一。许多餐饮界人士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但在实际运营中，环境参差不齐。? Bon Appetite

如今，餐厅洗手间早已不再局限于解决生理需求，尤其是重视消费体验的高档餐厅，洗手间的好坏与厨房、前厅的优劣表现有着不相上下的重要性，诚如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一个在非政府性组织，目标是破除人们对厕所问题的偏见，让厕所和卫生问题被所有人公开关注和讨论）发起人沈锐华所说「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洗手间犹如一把不露锋芒的标尺，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餐厅的水平与形象。

在大众点评中随机点进一家餐厅的评论区，输入关键词「洗手间」或「厕所」，大概率会看到食客对其卫生状况的吐槽，这类负面反馈几乎发生在所有餐厅身上。可以说，国内餐厅的洗手间普遍达不到令食客满意的程度。将这一现象简单归咎于餐厅经营者缺乏重视或使用者素质不高实在过于粗暴，尽管大部分由餐厅独立运营的洗手间属于私有，但它仍然处在公共厕所这一概念范畴，而中国社会有意识地发起「现代厕所革命」才不过 30 多年，漫长的农耕文明形态才是造成这种滞后性的主要原因。

英国著名环卫设计师 George Jennings 为 1851 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设计的厕所马桶。? Getty Images

公厕的出现，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社会流动人口的生理需求。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安土重迁，人口流动性不高。从西周开始，人们在路边掘地为厕，但数量不多，且缺乏专业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厕所排泄秽物大都由百姓自行处理，与豢养的家禽粪便一并当作肥料。到了百业兴旺的南宋时期，城市人口聚集，商业态势层出不穷，迫于社会发展的需求，方才出现专门的公厕治理技术。彼时汴梁等大城市的餐饮业欣欣向荣，往来食客众多，对厕所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为了在竞争中抢占优势，一些老板与「倾脚头」—— 南宋专门收集厕所秽物出售给农民的行当 —— 合作 ，定期治理餐馆附近的公厕，提升客人的用餐体验。精明的商人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为食客制造更多的正面体验，于无形中建立一种情感纽带。在官治与民治的协作下，宋朝城市的卫生水平远超前后代，然而受限于农耕文化下的生产方式，「积粪为肥」的排污途径仍给社会文明的发展埋下了隐忧。

清朝末年，现代意义上的水冲厕所才进入中国，国内的厕所状况在西方文化的推波助澜下发生缓慢转变。几乎同一个时期，英国伦敦修建了第一所抽水马桶公厕，1870 年后，抽水马桶在美国迅速普及。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一套符合现代公共卫生标准的下水系统在欧美地区投入使用，为人类公共生活提供了便捷。遗憾的是，短时间内西方工业文明并没有撼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影响下的「厕所文化」。1950 年代，各种形态的化学肥料和农药涌向中国市场，但广大城镇和乡村仍存在排泄秽物的市场交易，即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直到 1980 年代才彻底淘汰了「掏粪工」。

自贡餐厅食神更为人熟知的昵称是厕所兔。? SaloMeow

改革开放迫使中国不得不直面愈加严峻的厕所问题。1978 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将改建公共厕所列入「为民办实事」的内容之一，在全国率先启动生态型公厕建设。所谓生态型公厕是指将过去单一的沟槽式内部结构升级为坐便器，配置上除了盥洗台、整妆镜，还有洗手液、卫生纸、烘手器等。在此之前，由于公办厕所数量不足，中国城乡内分布着不少私人建造的公厕，这类厕所普遍重收费、轻管理，卫生配置十分简单，不仅没能明显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公厕「脏乱差」的刻板印象，以至于给后来商业空间独立运营的公共洗手间的环境维护增加了难度。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仅带来了与日俱增的流动人口，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变。1980 年，上海和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馆接连开业，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个体餐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下馆子成了那个年代最时兴的社交活动。这些餐馆大多开在窄街陋巷中，凭着低廉的价格和可口的饭菜招徕客人，川渝地区称其为「苍蝇馆子」。鲜少餐馆设置独立洗手间，食客需要到几十米外的公共厕所解决生理需求，这种不便利并没有削减人们下馆子的热情，与亲朋好友分享食物是光顾餐馆最重要的事情。

麦当劳于 1975 年进入香港，当时公共厕所卫生差，麦当劳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香港的「公厕革命」。? 麦当劳

1987 年，西式连锁快餐品牌肯德基落户北京前门，带来全新的餐饮体验之余，也让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进入大众视野，潜移默化中影响并改变了消费者的厕所观念。与国内个体餐饮企业不同，肯德基和麦当劳作为世界级连锁餐厅，在洗手间运营上拥有独特的规则。众所周知，两者的洗手间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定公厕职能，这意味着将承接比其他餐厅更多的人流。然而在一套严格细致的清洁规则下，肯德基和麦当劳洗手间的地面、台面、镜面在一天中任何时间都洁净喜人，厕纸也总能及时填补，狭小空间内全无令人掩鼻屏息的恶臭气味。很多人回忆起对这两家连锁快餐店的第一印象，想到的不是汉堡炸鸡的滋味，而是洗手间很干净。

这套背靠大型集团的餐厅运营法则难以直接移植到国内个体经营的餐厅身上，但它的确引起了部分中国消费者和餐饮人的关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全面发展，1990 年代的中国餐饮业进入快速发展与升级的周期。以全聚德、广州酒家为代表的老字号国有餐饮在经营管理上起到模范作用，宽敞的空间，周到的服务，当然还有配套的独立洗手间。外部环境的变化势必会影响人的意识与行为，加上消费主义浪潮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席卷，人们逐渐开始注重隐私、个性与体验。在餐饮业增速最快的二三十年里，有条件的餐厅几乎无一例外都考虑到洗手间的必要性，男女分开的隔间、根据不同性别需求配置小便池、盥洗台和洗手盆等是最基本的共识，至于卫生标准，则受到运营能力、成本投入以及使用者素质等各方面因素影响而良莠不齐。

马德里餐厅 DiverXO 的洗手间。? Google

餐厅洗手间终归与城市中公共厕所扮演的职能和服务人群不同，在法律规范的缺失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相对落后的厕所卫生意识的共同作用下，洗手间并没有成为影响食客就餐体验的关键要素。直到互联网兴起，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让人们愈加注重消费体验与分享，其中也包括一家餐厅的洗手间是否设计精良、用品周全。

在社交媒体上晒出餐厅洗手间的风潮最先发生在精致餐饮业。马德里唯一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DiverXO，从前厅到洗手间都装饰着拥簇在一起的梦幻蝴蝶，曾有食客被这如同爱丽丝梦境般的氛围触动，站在洗手间光洁无污的整妆镜前情不自禁掏出手机按下快门，与精心料理的食物一起分享到社交平台，成为与人交流的谈资。在大众点评北京壮壮酒馆餐厅主页的评论区，也有不少食客称赞洗手间整妆台上提供的 Byredo 护手霜、屈臣氏牙线和独立包装的漱口水十分贴心，细心程度超出预期，并配上照片作为强调。当食客用手机镜头捕捉下洗手间的画面，并当作一次有趣的经历，意味着传统观念里「隐藏不洁净」的态度正逐渐褪去，人们对公共卫生提出更高要求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如今，餐厅卫生间中的备品成为影响食客评价餐厅的因素之一，尤其是精致餐饮。? MINGCHU

食客对餐厅洗手间的包容程度总是与消费门槛呈负相关，但这不代表大众餐饮品牌可以潦草对待洗手间。英国媒体曾对一家休闲餐厅的消费者进行调研，其中 72% 的受访者表示「干净的洗手间」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洗手间通常被置于餐厅运营的神经末端，如果它的卫生状况良好，那将表明这里的食物准备区足够令人放心。放眼国内，虽然没有一项专门的调查报告可以直观地反映食客对于餐厅洗手间的重视程度，但凭着用户在高频使用的餐厅点评软件里留下的评价，也能窥见人们对于公共卫生的态度愈渐严格。

一坐一忘云南菜是北京颇具人气的大众餐饮品牌，其三里屯店在北小街一幢三层楼运营了近 20 年。受建筑本身排水管道的限制，门店洗手间设在二楼，基础卫生设施与用品配备齐全，但因下水管道使用年份较长，曾有客人对洗手间气味表示不满，除此之外，用餐高峰时段卫生间的清扫频率也是食客抱怨的重点。尽管这些并不影响食客再次光顾一坐一忘，但依然引起了餐厅运营人员的重视，从过去指派专人负责洗手间卫生清洁调整为所有服务人员「人人有责」，尽可能创造多方面安心良好的体验，对于维护品牌形象和声誉有利无害。

瑞典咖啡馆 Thimons 的洗手间，几乎考虑到所有类型顾客的需求。? yingying.

新的中高档餐厅则考虑得更多。壮壮酒馆从餐厅选址时就身临其境地站在客人角度规划洗手间，让渡出用餐空间来保证其宽敞舒适，卫生用品也切实地关照了老人、女性和儿童的需求，选择有品质的厕纸、香氛和护手霜等。另一家经营法国菜的小酒馆 The Even，则把约会的用餐场景考虑进去，将洗手间整妆镜安装在餐区客人的视野盲区，同时为了不影响客人对一款酒香味的判断，在卫生用品上选择避开香气过重的产品。精致餐饮在洗手间用品上更为讲究，奢侈品牌几乎成为标配。上海高端闽菜遇外滩的洗手间常备爱马仕洗手液和护手霜。高级北欧料理 EHB 的洗手间则提供 3 种不同味道的 Byredo 香水，无疑是贴心又体面的表现。

与窗明几净的厨房相比，洗手间是餐厅里更具挑战的「隐秘角落」。尽管国内许多餐厅经营者已经意识到洗手间问题不容小觑，但在对客人实际需求的体察上仍有待改进，比如增设残障人士专用的盥洗室和母婴洗手间，或在使用上提供更符合人体工学的设施，就像《体验经济》腰封上写的那样：「精心设计用户的体验是一切伟大产品的灵魂。」不过规划一个令人满意的餐厅洗手间并不仅仅是餐厅的责任，卫生部门人性化的制度、使用者信任且维护公共卫生环境的文化自觉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我们期待走进一间餐厅，在洗手间里也能收获一段安心甚至美好的经历，或许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参考资料：

《Elevating the Dining Experience: The Influence of Serviced Bathrooms in Restaurants》，Smart Chem Hygiene
《提升用餐体验：餐厅服务浴室的影响》，Smart Chem Hygiene

《Why Your Bathrooms Matter to Your Restaurant’s Brand》，Response Agency
《为什么你的浴室对你餐厅的品牌很重要》，Response Agency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餐饮业发展历程、成就与战略思考》，于千千、赵京桥

《「厕所革命」在中国的缘起、现状与言说》，周星、周超

《厕所革命视域下的公厕文明建设》，刘鑫虎

《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 —— 以近代上海为例》，苏智良、彭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