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局：江湖中的编户齐民
在《射雕》和《神雕》中，给武林人物查户口，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查户口需要通过单位、社区、学校，可那时候很多人是没有组织的。
有几人能准确说出沙通天、梁子翁、尹克西、潇湘子这些人的师承门派？他们给完颜洪烈、忽必烈打工，不过是兼职，不满意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找不着固定单位。至于江南七怪，顶多算个驴友组合，东跨大海、北赴大漠，说走就走。你指望去嘉兴烟雨楼附近的街道办事处查他们的来历？不可能。
放眼整个江湖。除了丐帮、全真教，和那个风流云散的铁掌帮，还能说出什么印象深刻的帮派吗？桃花岛和白驼山远不及东邪西毒的名头大。古墓派四代加起来人数都是个位数，论名气，远不及李莫愁的血掌印和杨过那只雕。郭靖和辞去帮主职务的黄蓉是什么门派？谁也说不清楚。《射雕》和《神雕》时代，“人物”是优先于“帮派建制”而存在的。
《倚天屠龙记》时代，查户口会方便很多。江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明教及其分支、六大门派、丐帮相对峙的格局。此外，巨鲸帮、神拳门、海沙派、三门帮、巫山帮、五凤刀、断魂枪等小帮派林立……大帮派制度完整、已传承数代；小帮派在编人数众多，有业务、有声名，影响力不小。
帮派，已经取代个人，成为江湖的基本单位。亦即，一个人的帮派身份是优先于个人身份的。什么铁的琴、钢的琴，哪有“昆仑掌门”来得响亮？关能、唐文亮的名字谁能记住？但一说“崆峒五老”，书里书外，大概无人不知。
在创作时间和故事背景更晚的《笑傲江湖》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无论是惊天动地的武林怪杰，还是犄角旮旯里的草莽豪雄，几乎无不在帮派教门之中，无不受制于单位的规章制度。套用一句卢梭的名言：江湖人生而自由，却时时都在单位之中。
这时候，查户口就容易多了。通过帮会单位或师承门派，你的社会关系和个人信息一下子就全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你在江湖上的权利、义务，则全部包含在帮派教门的组织章程之中。你本人是“深度嵌入”到这个单位里面的，你的世界观、行事风格要符合单位的价值理念。你选择什么样的配偶，结交什么样的朋友，都要向掌门汇报，经过上级审查。否则，“为美色所误”、“结交匪人”这些帽子就会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挂在你脑门上。
一个以自由侠客为主的江湖，变成一个帮派林立的江湖——这个过程可以视作缓慢的“编户齐民”的过程。多数武林人物被赋予了身份属性，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加入帮派，也就没有身份属性。就像是没有户口的人，或许极少部分富贵已极，可以毫不在乎；但缺失了这层身份属性，大多数人会非常凄惨。
阿珂姐妹去少林寺生事，惹出幺蛾子，少林众高僧首先要研究她们的师承门派，以此作为评估事态发展的依据。如果对手没有门派，“事情便易办了”“便无后患”。少林群僧慈悲为怀，不会下狠手。但更多的时候，对手知道你没有门派，便会“杀心顿起”“杀心大盛”。
你缺失了帮派带给你的身份属性，权利和义务便处在了一个真空地带。杀死一个在江湖上没有师承门派的人，就像杀死一个从未存在的人。
二、整合：家国大义与例外状态的营造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开篇就讲：“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借用卢梭的句式：金庸江湖的“编户齐民”是怎样形成的？我也不清楚。但什么使得江湖力量不断进行整合，并最终使得“编户齐民”获得正当性？没那么有“自信”的我，也可以试试解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如果不把林立的帮派整合成一个大的整体，很难说完成了江湖上的“编户齐民”。那充其量只能说是丛林法则下的黑社会混战。在金庸江湖中，对各大帮派进行权力整合的重要行动，大概有三组。
大家首先能想到的，其实是最不成功的一组，也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组。那就是《笑傲江湖》中左冷禅、岳不群的并派之举和任我行一统江湖的系列尝试。之所以说最不成功、不值一提，是因为这一系列整合，缺少意识形态叙事作为正当性的支撑。左冷禅霸道、岳不群的虚伪、任我行的蛮狠、都是写在脸上的，谁会相信“并派”是正义之举？
其实在更早之前的《倚天屠龙记》时代，江湖中有过较为成功的大规模帮派整合。这组整合以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开始，以少林寺大会天下英雄归心明教为结束，最终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江湖组织的有效整合。若不是张无忌横空插一杠子，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其实是一次非常有效力的多帮派集体行动，这次集体行动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持，那就是“正邪不两立”，为了“铲除魔教”而进行资源整合、群策群力。
到了少林寺大会后，天下英雄归心明教，一种比“正邪之辨”更有说服力的正当性理由凸显出来，那就是抗击蒙元、恢复中原的“家国大义”叙事。
“正邪之辨”高于六大门派的利益，所以这个理由可以统摄六大门派进行集体行动；“家国大义”则高于江湖中的一切，甚至高于“正邪之辨”，所以，所有单位组织要整合在这样一个目的之下。
在《鹿鼎记》的组织整合中，政治理由成为更纯粹和更单一的理由。这次整合就是“杀龟大会”上十八省“锄奸盟”的成立。为惩处“大汉奸”吴三桂、完成恢复河山的反清大业，杀龟大会对各帮派组织进行了整合。虽说联盟不会影响各帮派的权力独立性，但这次整合范围更广、整合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整合范围囊括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延伸到十八行省内部、设立了省级的盟主。早已被纳入到各个帮派组织中的江湖群豪，又被纳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细密的联盟网络中。
如果说当年郭靖时代，大家守卫襄阳仅仅是受到理想的感召，那么此时江湖群豪反清锄奸，则是在怀有理想的同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
在左冷禅那次不成功的并派中，他说出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词：“来日大难”。你不进行组织整合，抵挡不了“来日大难”。
以此延伸，无论你强调“正邪不两立”还是“胡汉不两立”，都是在强调敌我矛盾的尖锐和事态的紧急，强调江湖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例外状态”。（所谓“例外状态”，是施米特、阿甘本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在《政治的神学》中，施米特开篇就谈到“例外状态”是没被纳入现行法制框架中的东西，常指一种威胁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危险状态。怎么办？施米特告诉你，这种时候只能搁置法制，由主权者以非常之举进行非常处置。）
放到江湖上，就是说，有人会不断告诉你：面临“来日大难”、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魔教威胁和越来越艰难的恢复河山的重任，靠以前那种日常状态下的帮派自治，已经行不通了。所谓非常之举，就是要停止这种原子化的帮派状态，进行大规模权力整合。
但例外状态是个有点模糊的概念。你说紧急，我觉得不紧急，谁来判定？施米特说由主权决定。而在江湖上，这个问题往往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掌握了“正邪不两立”和“家国大义”话语权的一方来决定。
随着这类话语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例外状态也被越来越多地被营造出来。于是，组织权力的深度整合，成为“不得不做”的事情。个体和帮派对自身权利的不断让出，也成为“应该要做”的事情。反过来，例外状态的营造，又进一步凸显了“家国大义”这些话语的重要性。
终于，整个江湖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家国大义”的正当理由居于最高，并以此延伸出一条条网络，是为联盟机构。在这个网络上，是大大小小的帮派。裹在帮派内的，则是一个个江湖人。他们不仅获得了帮派的身份，还获得了“家国大义”赋予他们的联盟身份。
金庸江湖的“编户齐民”，获得了正当性理由，也真正在武林中得以实现。查户口变得快捷又方便。
三、审视：被植入的武功芯片与卖力的表演
整合之后，还有一个管理的问题。
江湖人有了身份属性，却没有大数据、电子眼，你在道上走，谁知道你是谁？
其实，当帮派成为武林基本单位之后，你只要加入这个帮派、习得了他家的武功，你的内力、身法、步伐、招式，便被深深地打上了门派烙印，等于是一个具有单位特色的武功芯片植入了你的体内。
谁来读取呢？每个帮派的基础武学资源，更像被存入了一个共通的数据库，多数高手都能够进行一般性的辨识。那能不能隐藏呢？可以。但能够隐藏自己内力身法的高手，如凤毛麟角。这就像刻意躲避电子监控的极少数人，一来是“别有用心”，二来成功的概率极小。
因此，你在人前动手，几乎等同于亮出了自己的电子证照。即便不动手，举手投足之间，还是会被分辨能力更强的电子眼（功力更高的高手）识别出你的个人信息。那我不动、我睡觉总行吧？谢逊能够通过睡眠时呼吸声，分辨你的武功来源……
江湖之上，高手如云。除了识别你的武功芯片，他们有各种各样来无影、去无踪的侦查手段。刘正风和谁交朋友了——尽在左冷禅掌握之中。至于海沙派在余姚、在海门如何害人啦……巨鲸帮在闽江口又是如何滥杀无辜啦……神拳门掌门又是如何逼死嫡亲嫂子啦……谢逊如数家珍。所有背人的隐秘之事，高手想要知道，就可以精确地掌握所有细节。
更有甚者，江湖上还流传起种种关于大人物能够洞悉一切的夸大的神话。大家称赞洪教主“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称赞星宿老仙“洞察过去未来”“普天下事物，有哪一件不在老仙的神算之中”，这虽是阿谀奉承之辞，但也确实有不少人对这些大人物“无所不知”的能力深信不疑。他们相信大人物只要愿意，可以读取所有人的武功芯片、洞悉所有人的小动作。
这种情况，倒有点像边沁提出、福柯阐释过的“全景式监狱”。所有囚室呈环形拱绕在中心塔楼周围。监视者未必时刻盯着你，但只要想看，所有囚室都一览无余。每个人不知道何时被盯着，所以也就感觉无时无刻不被盯着。
当然金庸江湖也与“全景式监狱”并不完全一样，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清晰的“中心监视者”的角色。你可能被每个人监视，当然最终制约你的，是帮派规章，是更高高在上的“家国大义”和“正邪之辨”的正当性理由。但那种时刻被读取所有信息、时刻处于注视下的感觉，是相同的。
在这种压力下，江湖人快意恩仇的空间被空前地压缩。更为严重的是，江湖心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越是在聚光灯下，越要表现自己的人设。你有门派、有单位，你可能时刻被注视着。所以，每个人都要卖力地表现对“家国大义”和“正邪之辨”这些最高理由的忠诚；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表达对魔教和所谓“鞑子”的愤恨，以及像强迫症一样敏感地寻觅其他人的不忠诚迹象。
在正派与魔教之间、在中原武林与所谓的“鞑子”之间，原本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和众多的其他选项。那里有人情、常识，有许许多多日常情感。可这些，都被欲裂的目眦和冲冠的怒发取代，都被高涨的情绪慢慢淹没。
每个人都在“正当性理由”下被注视，每个被注视的人都要表现出对“正当性理由”的无限认同。于是，正邪之辨和家国大义变成越来越锋利的叙事，而铲除邪魔、为家国锄奸则成为唯一的声音。
杀龟大会上，群雄满怀愤恨、咬碎钢牙齐声喊出一声“吴三桂”，“当真便如雷轰一般，声震群山”。此时，其他的声音大概什么也听不见了。
栋
一、给坏人排座次
金庸迷喜欢讨论各种排名：武功排名、兵器排名、暗器排名……其实如何给金庸江湖中种种之“坏”进行排名，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到底哪一种坏人，才是武林“坏人榜”的榜首大哥？
政治学者施克莱曾对五种常见的恶进行了观念史的考察。她认为，尽管随着世俗人道主义的发展，人们普遍很介意“残忍”，但很少有人把“残忍”当成首要的恶。与此对应，不少人却将“虚伪”视为首恶。西方历史上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每个时代、每种文学体裁以及每一个公共舞台都在鄙视和嘲笑伪君子”，“即使是在恶棍陈列室里，伪君子也最受鄙夷。”（朱迪丝·N.施克莱：《平常的恶》，上海人民出版社）无独有偶，汉娜·阿仑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也发现“伪君子”往往“荣”登坏人榜首：“我们总以为，伪善是微不足道的丑恶之一，孰料人们恨之入骨，即便其他一切丑恶加起来犹恐不及。”（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事实上，对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大家争论比较多、研究比较详细的是比较“伪君子”和“真小人”谁更坏的问题。但是，在人们的一般认知中，二者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即使能够论证出孰优孰劣，似乎也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
可“残忍型”的暴徒就不一样了，在戏里戏外，都享受了与伪君子截然不同的待遇。
这类人坏起来，让人汗毛倒竖：南海鳄神一言不合便拧断底层打工人的脖子；叶二娘专门虐杀幼儿；殷素素一口气杀掉龙门镖局满门七十余人；任盈盈云淡风轻地将刚刚刺瞎双眼的下属永久发配荒岛；欧阳锋几乎是毫无理由地杀人作恶；阿紫又放人体风筝又用铁面具毁人容貌，折磨起人来花样翻新，足可申请专利；至于任我行、萧远山、谢逊，更是手段狠辣、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
但这些人远没有伪君子讨厌，甚至还挺有人缘。人们厌恶装成翩翩君子的岳不群和装成好客孟尝君的汤沛，也厌恶人前光鲜的鲜于通、把老实人演得惟妙惟肖的戚长发。却对这些杀人如麻的老手展示出罕有的宽容。尤其是南海鳄神，他浑话连篇的样子甚至让你觉得有些可爱呆萌，全然忘记那把鳄鱼剪还滴答着无辜者的鲜血……
这不仅仅是戏外观众的感知，更是戏中江湖人物的感觉。岳不群和汤沛为天下英雄所不齿，可叶二娘、谢逊等人却最终获得了武林的尊重。欧阳锋变成了男主角全力维护的好爸爸，任我行本就是令狐冲又反对又敬佩的尊长。
当然，大家对他们的宽容甚至喜欢，与他们身上的其他品质有关系，但也说明了“残忍”这一品性并没有将他们一票否决。
人们是如此厌恶岳不群、汤沛，可是我们细细想想，将二人的罪行量化——岳不群究竟害死过多少无辜？可能只有英白罗和恒山派两位师太。害死与世无争的徒弟和为人正派的武林同道，当然罪孽深重，无可辩驳。但比起大半辈子都在滥杀无辜的谢逊、南海鳄神之流，岳不群的罪行并没有那么“出类拔萃”。汤沛逼奸民女，当然恶劣之极、为武林所不齿，但比起杀人如麻的任我行、萧远山，以及虐杀幼童的叶二娘，老汤的罪未必更重。人们对他们的愤恨厌恶，可能不在于他们作恶多少，愤恨的焦点仍然是虚伪本身。
通过林平之的一句话，可能更清楚地呈现了这一点：
“这姓余的矮子、姓木的驼子，他们想得我林家的辟邪剑谱，便出手硬夺，害死我父亲母亲，虽然凶狠毒辣，也不失为江湖上恶汉光明磊落的行径……哪像……哪像……”回身指向岳灵珊，续道：“哪像你的父亲君子剑岳不群，却以卑鄙奸猾的手段，来谋取我家的剑谱。”
在林平之看来，救过他性命的岳不群，比害死他父母的木高峰、余沧海更加恶劣。原因就在于前者卑劣虚伪，后者虽残忍却光明磊落。
林平之的话，代表了江湖的某种普遍看法：虚伪是比残忍更加难以接受的恶行。
二、奇特的并存：拒绝“残忍”与容忍“残忍”
江湖群豪能一定程度上容忍“残忍”，但是不能容忍“虚伪”，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江湖是武人的世界，血雨腥风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刀头舐血就像我们竹签撸烤串一样寻常。“残忍”虽不是好事，但确实是他们业务范围的必然延伸。甚至有些武功本身就自带残忍属性，给对手以极强的心理震慑。大韦陀杵、摧心掌都属于此类。至于九阴白骨爪、化骨绵掌、腐尸功，单是听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
可“虚伪”却不同。它隐藏甚至扭曲了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真性情，违背了真刀真枪、光明磊落的行事规则，恰恰走向了武林中人业务精神的反向。人们愿意将这种品质和阴险卑劣联系在一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江湖群豪能容忍残忍，却对虚伪深恶痛绝。
但我们从更宏大也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审视江湖武人的主要业务，似乎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在金庸世界中，江湖群雄有两项最为重要也最为宏大的事业，一个是抗击来敌、“为国为民”；一个是区分正邪、扫荡邪魔。
抗击来敌、“为国为民”在金庸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如果少数民族政权恰好已经入主中原，则此事业以恢复活动（如恢复故宋、反清复明）的面貌呈现。而区分正邪、扫荡邪魔主要是在判定正邪的基础上，铲除以魔教为代表的邪魔外道。
若说业务，这两件事情，才是贯穿金庸十几部小说，江湖群雄最主要的核心业务。
做这两件事情的理由是什么呢？对于前者来说，“胡汉恩仇”并不能构成一个具有道德内容的理由。郭靖、杨过守卫襄阳，张无忌力图恢复，都不仅仅是因为“夷夏之别”，更直接也更实质的原因在于他们深知敌方的残忍，如不进行抵抗，天下苍生将陷于水火之中。郭靖曾随成吉思汗西征，对大军屠城的惨景有着深切的感知。杨过曾目睹蒙古兵行凶，那一幕对他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当先一人手持长矛，矛头上挑着个两三岁大的婴孩，哈哈大笑的奔来。那婴儿尚未死绝，兀自发出微弱哭声。
张无忌幼时从海外归来，和父母一同看到了类似的残酷景象：
十余名元兵手执钢刀长矛，正拦住了数十个百姓大肆残暴。地下鲜血淋漓，已有七八个百姓身首异处。只见一名元兵提起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用力一脚，将他高高踢起，那孩子在半空中大声惨呼，落下来时另一个元兵又挥足踢上，将他如同皮球踢来踢去。只踢得几脚，那孩子早没了声息，已然毙命。
从始至终，在江湖群豪的所见所想所闻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有任何对于元兵或清兵伪善、虚伪的描述，但残忍残暴的行为却随处可见。在这里，恰恰是对“残忍”而不是对“虚伪”的义愤，构成了大侠们判别事业正义与否的首要情感基础，也构成了他们“抗击来敌”这一主业的持久动因。
我们再看看另一项宏大事业，即人们在区分正邪、扫荡邪魔这件事情上的心理动因究竟是什么。对于名门正派中人而言，邪魔外道确确实实会被想象成阴险卑劣之徒。但魔教的这个身份标签导致了他们的阴险卑劣属性都是被明明白白写在脑门上，他们不会被认为是伪君子，因为没有君子的面具可戴。那大家憎恨魔教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令狐冲因结交匪人，被罚到思过崖面壁思过，经过一阵思想斗争，最终成功竖立起是符合名门正派的“是非观”，燃起了对魔教的熊熊仇恨。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重温魔教行事的残酷：
霎时之间，脑海中涌现许多情景，都是平时听师父、师娘以及江湖上前辈所说魔教中人如何行凶害人的恶事：江西于老拳师一家二十三口被魔教擒住了，活活的钉在大树之上，连三岁孩儿也是不免，于老拳师的两个儿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济南府龙凤刀掌门人赵登魁娶儿媳妇，宾客满堂之际，魔教中人闯将进来，将新婚夫妇的首级双双割下，放在筵前，说是贺礼；汉阳郝老英雄做七十大寿，各路好汉齐来祝寿，不料寿堂下被魔教埋了炸药，点燃药引，突然爆炸，英雄好汉炸死炸伤不计其数，泰山派的纪师叔便在这一役中断送了一条膀子，这是纪师叔亲口所言，自然绝无虚假。想到这里，又想起两年前在郑州大路上遇到嵩山派的孙师叔，他双手双足齐被截断，两眼也给挖出，不住大叫：“魔教害我，定要报仇，魔教害我，定要报仇！”
这之中，有道听途说、口口相传，也有令狐冲的亲身经历。但或真或假，这都构成了当时名门正派人士对于魔教行事的普遍想象：残忍无比。而令狐冲要靠重温这些关于“残忍”的记忆、而不是其他内容来唤起仇恨，恰恰说明，“残忍”是判别正邪、划分是非的重要标准。消灭魔教，也正是要消灭这种“残忍”。
因此，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出现了。在江湖群雄最重要的两项事业里——无论是抵抗来敌，还是诛灭魔教，得以维持的情感基础都在于他们对“残忍”的义愤，因此群雄要抵抗“残忍”、消灭“残忍”。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江湖，在具体到微观的层面时，却偏偏对“残忍”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并不将“残忍”视为首要的恶行。
三、以“残忍”为手段消灭“残忍”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分析过“同情”与“怜悯”的不同。
在她看来，“同情”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所感知的是一种具体而真切的苦难，“同情是因别人的痛苦而痛苦 ，似乎痛苦是会传染的”。但与此同时，同情却很难施加于宏大的集合，“缺乏普遍化之能力”。
“怜悯”则不同。“怜悯”的对象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即“将受苦者非个体化，把他们打包成一个人民、不幸的人、受苦大众，等等的集合体。”因为它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所以阿伦特认为怜悯是一种“毫无切肤之痛下的悲痛”。
“怜悯”不能说和“同情”毫无关系，它最初也是从对于具体的苦难感知出发的，但在将对象扩展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对同情的扭曲，最终“生于痛苦，却不受痛苦指引”，变得“冷漠而抽象”。经过不断的延伸与变形，“怜悯”已经与具体的苦难感知太过遥远，它“缺乏切肤之痛并保持着产生情感的距离”。（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在金庸江湖中，当杨过、张无忌目睹敌兵屠戮无辜百姓妇孺时，当令狐冲回想起魔教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普通武师时，他们感同身受的，都是惨遭不幸之人的真切苦难。这种情感纯粹而强烈，所激起的是制止暴行、对抗施暴者的简单决心。这个过程无暇他想，也无暇做过多的推论。
但当“抗击外敌、恢复中原”和“判定正邪、铲除魔教”一旦成为江湖中两项持久的主业，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群豪对“残忍”本身似乎已经没有那么敏感，甚至为了达成这两件事情的最终目标，而不惜自己去做一些残忍的事情。
一个常被提起的例子是灭绝师太在明教锐金旗教众无法抵抗后，仍然疯狂切割他们的手臂。割裂他人手臂这件“残忍”的事情似乎不再重要，血肉淋漓的景象已经无法触动她的同情心，感同身受的情感被一个更恢弘的目标所遮盖。这个目标就是铲除魔教，消灭对于全体武林的大号“残忍”。
如果说灭绝的行径还可以从“义愤”的角度予以辩护，张无忌允许属下放火这件事情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明教群豪为了救出被囚禁在万安寺中的六大门派高手，决定四处放火，焚烧民房，以扰乱敌人视线。张无忌犹豫过一阵，“觉得未免累及无辜”。杨逍则说“世事难两全”，他说服张无忌的理由是：“咱们救出六大派群侠，日后如能驱走鞑子，那是为天下千万苍生造福，今日害得几百家人家，那也说不得了。”
此计划一旦付诸实践，可能会酿成几百户人家或被活活烧死、或房宅被毁的惨剧。这种残忍行径在杨逍口中成了为实现宏大目标而“难两全”的必要代价。杨逍等明教群豪不在乎“残忍”吗？当然不是。他们在乎一种整体性的更大的“残忍”。“驱除鞑子”便是消除更大的残忍，为了这一目标，实施小的残忍似乎无可厚非。同样，为了这一宏大目标，他们面对老百姓亲人烧死、家宅被毁这种直观的惨象，必须保持铁石心肠。
为了消除更大的“残忍”，韦一笑可以高喊着“处大事者不拘小节，哪顾得这许多”去残忍地抢劫路人的马匹。为了消除更大的“残忍”，陈家洛可以说服自己的爱人去给皇帝做老婆，却全然不想这件事情对这位活生生的身边人有多么“残忍”。
这种逻辑的终极形态就是《笑傲江湖》中嵩山派群豪对刘正风家人弟子的疯狂屠杀：
大厅上群雄虽然都是毕生在刀枪头上打滚之辈，见到这等屠杀惨状，也不禁心惊肉跳。有些前辈英雄本想出言阻止，但嵩山派动手实在太快，稍一犹豫之际，厅上已然尸横遍地。
但更为惊悚的是，介意“残忍”并因“残忍”而深恨魔教的名门正派人士，竟认为嵩山派的残忍行径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各人又想：自来邪正不两立，嵩山派此举并非出于对刘正风的私怨，而是为了对付魔教，虽然出手未免残忍，却也未可厚非。”
在他们看来，出手残忍屠杀妇孺儿童，是为了对付魔教，是为了正义消灭邪恶，是为了更大意义上消灭整体性的残忍。于是乎，当下直观的真切的残忍，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砍俘虏手臂的灭绝师太、预谋纵火的明教群豪、将女友送给皇帝的陈家洛、围观嵩山派屠杀暴行的名门正派人士，当他们置身于“正义”事业里，就如阿伦特分析的那样，他们不再 “同情”具体的个体，而是空泛地“怜悯”一个抽象的宏大整体。
与此相呼应，这个以抽象整体为“怜悯”对象的宏大事业，目标却是消除最大的残忍。为了这个目标，残忍的手段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与阿伦特的论述如出一辙。阿仑特认为，这种“怜悯”所导致的政治后果“业已证明比残酷本身更残酷”。对残忍的不接受，不再是对具体生命个体遭遇残忍命运的深切同情，而是“为了历史进程……他们将个人牺牲掉而毫无悔意。”她列举了在法国从巴黎公社某区陈情书到国民公会随处可见的一些话语：“以怜悯和爱人类之名义，你要变得冷酷无情”。（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当江湖群豪距离一种直观的同情心越来越遥远，他们对“残忍”的厌恶也越来越抽象，内心越来越冷漠。大残忍与小残忍、目标与手段、当下与长远——这些概念竟然成为可以不断推算和计量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杨过面对矛头上挑着幼童的蒙古兵时，脑子里会做这么多推理、取舍和计算。
最终，最具体的过程变得不重要，抽象的目标成为压倒一切的宏大的使命。为了完成消灭残忍这一正当使命，实施残忍变成了正当的。
四、“伪君子”令狐冲
这项以消灭整体性残忍为己任的宏大事业，是如此重要，为了达成它的目标，连“实施残忍”都不过是必要的代价。同样，它也必须是纯粹的，容不得杂质的。它是不能被腐蚀的。
阿仑特写道，罗伯斯庇尔及其信徒深信心灵之特性即是美德，因此他们要追溯革命时期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要审查每个人幽暗的内心。被审查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所以罗伯斯庇尔“每天都要公然表演他的‘不可腐蚀性’”。揭露伪善、清洗伪君子，成为法国大革命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娜·阿仑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
在金庸江湖中，人们也非常热衷于审查他人的内心是不是绝对忠诚于两项重要的事业。《笑傲江湖》中第一个被当成“伪君子”的，不是岳不群，其实是刘正风。当他被污名为魔教同党之后，在众人眼中他成了一个表里不一的坏人：内心背叛侠义事业、但仍然披着名门正派的衣衫。
第一个被严格审查心灵是否被腐蚀的，则是主人公令狐冲。一回到华山，岳不群就不断深挖徒儿的内在自我，进行灵魂深处的拷问：“我只问你，今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嫉恶如仇，格杀无赦？”在发问前还尤其要强调徒儿应把内心真实袒露：“此事关系到我华山一派的兴衰荣辱，也关系到你一生的安危成败，你不可对我有丝毫隐瞒。”
对于魔教中人，是否应“不问是非，拔剑便杀”成了困扰令狐冲的灵魂之问。为此，令狐冲要面壁思过，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当你还身在这名门正派之中，还在“铲除魔教”的“正义”事业之中，一旦你的内心被腐蚀，你便是某种意义上的伪君子了。当令狐冲被岳不群革除门墙之后，他遭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污名化，为整个正派武林所不齿。在正派武林群雄眼中，他和刘正风一样，正义的衣冠下掩藏了被魔教腐蚀的邪恶内心。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均先于岳不群成为了江湖中的“伪君子”。
而在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恢复大业中，名门正派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张无忌的质疑。要么怀疑他一开始就和汝阳王府狼狈为奸、联手演双簧，要么怀疑他后来被“妖女”赵敏的美色迷惑而暗中倒戈。总之在不少“正义人士”的想象里，张无忌总摆脱不了言行与内在不一致的虚伪嫌疑。而一旦他被怀疑是别有用心，那么他现实中做得越有利于武林，越是包藏了更大的祸心。
阿仑特认为理解“伪善”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与表象的关系”。她为此追溯到了苏格拉底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与阿仑特笔下不同的是，金庸江湖追查伪君子的哲学根源，早已深深蕴藏在名门正派对武功的理解之中。
在金庸江湖中，名门正派尤其重视内功与心法的根本性与纯正性。全真教的招牌是“玄门正宗”的上乘内功；武当派号称“内家拳剑之祖”；不同时代的少林寺，最高阶的武功或是易筋经、或是九阳功，都是内功心法的范畴。内功心法为体，外在的拳脚刀剑为用。
《笑傲江湖》中强调“气是纲”“剑是目”的华山派气宗之所以获胜，看似是偶然，但其实是整个金庸江湖名门正派对武功内外差别理解的“绝对精神”在风清扬岳不群时代华山派这一特殊时空的具体呈现。
正是因为内在的功夫如此重要，保持它的纯正极有必要。内功心法的传授都是私密的，是带有身份标识的，故而金庸小说中多次强调：招数可以偷学，但是心法无法偷学。为了保持这种纯正，修习功夫的过程尤其强调循序渐进，本立道生。故而全真教弟子短期内不如白驼山传人，武当七侠需假以时日才能与明教法王一战。而内功驳杂不纯，或受到邪魔外道的腐蚀，是习武者最恐惧的事情。
在武林世界的想象中，内功从来不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同样是一种哲学境界，影响一个人的习性、认知乃至价值观念。这种对于内外差别的理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个体的内在世界就变得无比重要。当这种普遍观念具体到“江湖侠义事业”之中，保持对事业的内在忠诚、从灵魂深处追查“被腐蚀者”也就成了头等紧要之事。对虚伪的极端痛恨，变得顺理成章。
但这种极端痛恨却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于他者的内在世界有着洁癖一样的敏感，于是出现了无穷无尽的灵魂拷问。更可怕的是，还有左冷禅等人借此为名，为杀戮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金庸世界的帮派首脑不是每个人的内在都能符合严苛的道德要求。但表率不能不做，内心不纯，也要装纯。你我的内心无法被人读取，但言行可以呈现于天下。罗伯斯庇尔乃“不可腐蚀之人”，仍然要时不时公开坦露心迹，何况可能被腐蚀的众家掌门？但凡哪个掌门口中的仁义道德喊得不响，或者对魔教中人没有表现出切齿的仇恨，他都会担心自己的内心的纯正程度被别人怀疑。于是，一些内心蝇营狗苟的人，越发要表现得道貌岸然和嫉恶如仇。真正的岳不群诞生了。
五、江湖中人对恶的容忍度
施克莱认为人们将“虚伪”而不是“残忍”视为首恶，或与宗教有关。能当得起“首恶”的，必须是冒犯了至高无上的超越者和神圣秩序。残忍，是对造物所犯下的罪，伤害的是“人”。但虚伪则是在破坏内在纯洁，如果将其纳入到宗教的视域，伪君子是要试图“蒙蔽万能的上帝”。（朱迪丝·N.施克莱：《平常的恶》，上海人民出版社）
伪君子灵魂深处的“不纯正”，直接影响的，是宏大的侠义事业。人们因此深深痛恨虚伪。令狐冲内心是否被腐蚀，是否做到对魔教中人拔剑就杀，在岳不群看来，事关令狐冲个人“一生的安危成败”、华山派“一派的兴衰荣辱”。大概他想说而未说的，是还事关整个天下名门正派铲除魔教大业的成败。
就像施克莱所言，“残忍”在西方人理解中所冒犯的不是最高的超越者，它在金庸江湖中冒犯的也不是最高的侠义事业。残忍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龙套、配角，甚至是连名字都没有的百姓。而在江湖群雄心中，那些本就是可以为了消除更大的整体性残忍所可以牺牲的代价。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局面：江湖中最重要的两项事业，都是源自对“残忍”的厌憎和对苦难者的同情，但为了推进这两项事业，人们所厌憎的“残忍”反而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许的。“虚伪”事关内心对这两项事业的忠诚，因此成为最不可接受之恶。而恰恰是对内心纯正程度的不断追查，催生了真正的伪君子。
为了消除更大的“残忍”，江湖群豪可以不管手段是不是“残忍”。可如果不能对每一个无辜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在金庸江湖整体化的“怜悯”的对象将是模糊不清的。“千千万万的人”如果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就只能最终抽象成天地会万云龙的“万”字，其含义云山雾罩、语焉不详。
将对一个苦难者的同情，推及到更多人，是一项极为可贵的美德。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能忘记：再多的人、再大的群体，也不该是抽象的，也是由每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每一个生活在万安寺旁民居里的老百姓，都应该是张无忌和明教所同情的对象，而不是预谋牺牲掉的对象。而一旦忽略这一点，整个江湖对残忍容忍度会越来越高，岳老三、谢逊对无辜者砍瓜切菜般的滥杀，注定会被原谅。
没错，江湖对伪君子倒是接近零容忍，岳不群、汤沛固然得不到原谅，但与此呼应，任何人都可能会被“岳不群”化。因为会有很多双眼睛，始终盯着你，试图穿透你的衣衫与皮肤，直抵灵魂深处，随时捕捉你不符合江湖价值尺度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念头。因为在岳不群的放大镜下，你的心电图上的每一道波动都关系到“一派的兴衰荣辱”和“你一生的安危成败”。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
为沈州正在铸剑。
受访者供图
“叮——铛——”锤子与铁块撞击，铮鸣之声不绝于耳，火花绚烂四溅。这是古法铸剑过程中的“炼钢”步骤，也是伴随铸剑师沈州的日常情景。在他的快手视频下，许多网友留言“大片既视感”“中华瑰宝”，赞叹这一锤锤打造出来的精湛技艺。
今年46岁的沈州已铸剑20余载，是中华老字号沈广隆剑铺的第五代掌门人。沈州的父亲沈培新作为剑铺的第四代掌门，对宝剑的品质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臻于完美的追求。
铸剑这门手艺要求铸剑人体力好，手劲大。沈州回忆，父亲希望他早点练手，上初中时，沈州每天早晨要先练习抡几百下大锤再去上学。铸剑工艺复杂，要经过浇铸、锻磨、淬火、养光等28道工序才能完成。学徒时期的沈州曾吃过不少苦头，也遇到过一些磨难：“有的复合材料在锻造时特别难黏合，老是打坏，剑就成了次品；打造完成后，雕刻过程中有些纹路很细致，如果细腻度没有达标，剑就成了二等品。”一天工作下来，沈州经常满手血泡，手抖到吃饭时无法夹菜。
手工铸剑的优越性在于铸剑师与剑亲密接触，可凭手感不断为剑整形，精雕细琢打磨剑身，这是机械自动化无法比拟的。磨剑如同给宝剑上妆，使剑体光洁如镜、凛若秋水，最终达到锋利无比、寒光逼人的境界。为追求精细手感，沈州从不戴手套，因此在初学时被剑割伤过手。“好剑慢慢磨，磨的是耐心。”一开始沈州重复做磨剑的工作会觉得枯燥乏味，但现在已心若止水，更何况，“千锤百炼之后，宝剑终于出世的自豪感和满足感是什么也取代不了的”。
出身铸剑世家不仅意味着以此谋生，还意味着必须担负传承弘扬中华剑文化的使命。沈州十分注重研发复原古剑。通过查阅资料、探索古法技艺，他打造出玄武剑、冷月剑、紫英圣剑、君子剑、蝴蝶剑等多柄复原剑。其中玄武剑是沈州与父亲游学武当山后，花费一年时间才制成的，其剑鞘用乌木，凸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个标志，并设计了太极阴阳鱼图案，蕴藏道家文化内涵。
在铸剑之路上，沈州也不断“熔铸”进自己的理解和创新，进行新产品和新销售模式的探索。沈州带领沈广隆剑铺已经研制出300多款适合现代人审美的剑。“古剑奢华、精美，但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太复杂，因此我们更强调简约设计，同时加上一些画龙点睛之笔。”他还将铸剑与其他国家级非遗项目结合，比如尝试将花丝镶嵌融入铸剑工艺，受到剑迷欢迎。7年前，沈州尝试开设线下门店，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开设网店。他认为，网络渠道能让剑铺和消费者直接沟通，减少中间环节，从而让利于消费者。
一年前，沈州获邀成为“快手新市井匠人”，融入由“老铁文化”组成的新市井圈，通过算法的力量与更多网民连接。沈州因此开始通过短视频向网友展示龙泉剑的制作过程以及关于剑的各种知识，比如各国不同的剑种、不同气质的人适合的配剑类型等，“毕竟刀剑不是生活必需品，我们要先让网友们喜爱、认可相关非遗文化。”
沈州对剑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父亲曾告诉我，剑是百兵之君、正义之神、天命之威、众生之望，象征着正义、公平、权力。”他说，“剑绝不只是一块铁，更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成果。”沈广隆剑铺也因高超的铸造技艺，近年来多次给外宾制剑。“将中华剑文化传承下去，永远被后人铭记，是我毕生不懈的追求。”沈州说。（张子涵）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