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徐 莺
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天气愈发寒冷，“围炉煮茶”成了当下文艺青年的时髦。翻看朋友圈，几波人的休闲方式近乎统一，地点不是林间树下，就是国风茶馆一隅。三五成群，架起小巧精致的炭炉，炉上搁一铁丝网盘，粗陶茶罐里滚着茶汤，边上烤着柿子、橘子、龙眼、年糕、棉花糖、红枣、花生等食物，图文间赋予“围炉煮茶”这个情景岁月静好的松弛感。围着明火取暖，亲手烹煮茶汤，煨烤食物，在不紧不慢中享受着身心的安静与放松，这究竟是新晋网红，还是传统复古？
南宋刘松年《溪山雪意图》局部
北宋燕肃《寒岩积雪图》
明代项圣谟《雪影渔人图》局部
冬为四季之末，分孟冬月、仲冬月和季冬月，大雪至冬至为仲冬。《淮南子时则训》说：“冬为权，权者所以权万物也。权正而不失，万物乃藏。”权是秤砣，将冬比拟为调节轻重的秤砣，弱可以变强，轻可以为重，可见冬在古人的四季观念中的重要性。小雪后十五天，斗柄指壬为大雪。大雪为农历十一月的节，干支亥月的结尾，子月的起始，又称“畅月”。朱熹注释：“阳久屈而后伸，故云畅月。”此月，冰益壮，地始坼，一色云，千里雪。《周书时训》曰：“大雪之日，鹖鴠不鸣。后五日，虎始交。后五日，荔挺出。”鹖鴠是寒号鸟，寒号鸟都不鸣叫的大雪之日应景了柳宗元的一句诗：“千山鸟飞绝，万经人踪灭。”但恰恰是这玄英之冬，天地之间气黑而清英，阴气最盛，盛极而转衰，阳气萌动，猛虎开始交配，兰草开始萌芽，故此为藏养之季。
大雪节气与雪相关。《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韩诗外传说：“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雪花曰霙。”雪也是云，与天同色。《诗经》云：“上天同云，雨雪雰雰。”大雪节气，北方寒地已是“冰厚三尺，地冻一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甚至因为寒冷而出现奇特雾凇景观。南方虽然较少落雪，但云层阴积，气温越来越低。
古人玩雪：塑雪狮与烹雪煮茶
农耕时代，结冰封河，田野沉睡，劳作停息，人们开始一年中的休生养息。家家户户为过年作准备，藏冰、储雪、酿酒、腌肉、制饴糖等。宋元以前棉花的栽种在中国尚未普及，御寒的衣服以丝织品和葛麻为主。大雪之时，富贵人家会用炭盆、香炉、御寒球点上碳并熏上能御寒的香。相传汉武帝时，外国进贡辟寒香，室中焚之，虽大寒，必减衣。寒冷的冬夜古人用汤婆子取暖，黄庭坚有诗云：“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到明。”天气太冷，砚台里的墨也会冻上，皇帝要熬夜批奏章，宫里就用宝砚炉，将砚置于炉上，砚冰自消。《天宝遗事》记载，李白常为明皇撰诏诰，但天寒笔冻莫能书，皇帝敕宫嫔为其呵牙笔以示厚爱。
大雪封路，难以出行，人们在庭院中发明了各种玩乐方式。从宋代开始，古人下雪玩起了堆雪狮。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豪贵之家如天降瑞雪，则开筵饮宴，塑雪狮装雪山，以会亲朋。浅斟低唱，倚玉偎香。”筵席之后便出门赏雪，“乘骑出湖边，看湖山雪景，瑶琳琼树，翠峰似玉。”周密在《武林旧事》中也写：“禁中赏雪，多御明远楼，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做雪花、雪灯、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玩好雪，吃点心，御膳房“造杂煎品味，如春盘饾饤、羊羔儿酒”。玩归玩，江山社稷也不会不顾，皇帝会在大雪之时发军费、济平民：“内藏库支拨官券数百万，以犒诸军，及令临安府分给贫民，或皇后殿别自支犒”。皇帝犒济天下，权贵人家自然效仿，于是“各以钱米犒闾里之贫者”。
一场雪引发了禁中至民间的欢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郎世宁的画作《弘历喜雪图》中，乾隆皇帝坐着烤火，碳盆中熏燃松枝，庭院中皇子们在塑雪狮子。嬉冰则是清代宫廷众多冰上活动的总称，包括滑冰、冰球、冰上射箭，是活动也是军事操练。《郎潜纪闻》中记录了清代宫廷打滑挞的游戏：“禁中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成冰山，高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健者带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此外清代还有了冰床，乡间河道通达，冬月乘冰床出行也是一件趣事。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引绳，四人可坐，行冰如飞。拖冰床还有个雅称叫凌爬云。
文人则踏雪寻梅、围炉煮茶、雪堂幽坐，藏养守静，宁身安形。唐代陆龟蒙《茶具十咏·煮茶》中写：“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陆龟蒙爱茶，曾在湖州有一片茶园，亲自种茶、制茶、品茶、评茶。诗中写他将松树上的雪放入壶中煮，雪水翻腾浪花的时候投入茶末一起烹。如此一位喝茶的行家，写下用雪水煮茶的经历，想必雪水与普通水相比是别有风味的。也许是雪落于松上比较干净，也许是雪沁入了松香，也许是隐士心中的执念。宋代陆游《雪后煎茶》写：“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诗中清甘二字是对雪水的描绘。好茶需用好水，诗人于雪中烹雪煎茶，沫饽丰腴如雪，茶汤碧英甘洌，抛却尘俗，只专注于茶，不枉此行。后世，烹雪煮茶成为风雅的象征。《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以妙玉用五年前采集的梅花上的落雪烹茶来表现她的出尘。但以雪水烹茶，并非故作风雅，而是源于古人对雪水的认知。《本草纲目》中认为雪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明代屠隆在《茶笺》中将雪归为天泉，雪水甘甜煮茶可以增加茶汤的香味。
古人体会的烹雪煮茶的乐趣，与近来社交平台上热门的围炉煮茶类似。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有茶癖的中国文士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真正的鉴赏家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乐。也许围炉煮茶在当下的走火，源于人们对返璞归真的向往。围炉毕竟不是烧烤，煮茶需待小火，茶食点心需慢慢煨热，这个过程很慢，但其中的乐趣是迅速拆开一包膨化零食，配一杯速溶奶茶所不能取代的。在慢慢的等待中感受松弛，偷得浮生半日闲，跳脱出平日里焦虑的生活状态。
古人赋予雪的放逐与诗意
灞桥风雪出自一则典故。唐代诗人孟浩然辞官归隐，冒大雪骑驴寻梅。晚唐郑相国一句“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将孟浩然的风骨形象与灞桥风雪的审美内涵相连。灞桥原是离开长安的必经之路，古人在灞桥折柳送别，此地代表离别，加上风雪二字更添萧瑟与伤感，塑造出透彻肌骨的寒冷，在强化自然环境的凛冽中彰显士人孤独与决绝的姿态。风雪、蹇驴、寒士，灞桥上的失意踌躇、风雪中心无旁骛的低头沉思，贫穷却高贵成为了士人的审美理想。此后，“灞桥风雪驴子背”成为诗人、画家笔下经典题材。南宋宫廷画家夏珪、马远，明代吴门沈周等人都曾绘有《灞桥风雪图》。文士骑驴踏雪展现了不媚权贵、不染纤尘，孤傲而坚韧的风度，脱俗又有壮气。
南宋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表现的是西湖周边燕居文人的庭院生活，第四段冬景中黑色的松树与白色的雪景相映成趣，有玄冥充寒气象，却无悲凉之意。文士从家中出发，戴上风帽撑着伞骑上毛驴，由仆人牵着毛驴出行。庭院内格局雅致，书童掀起帘子一角只探出脑袋向外张望，既显示出天气的寒冷，又显示出书童对文士雪天出行的不解和担心。前景中临水的屋子打开的窗露出室内的山水屏风，显然画中文士生活安逸，虽不能经灞桥历风霜，却可在大雪之日踏雪寻梅，以体现文人的傲骨和情怀。明末张岱在文集《夜航船》中提到了孟浩然踏雪寻梅的千古佳话，明清开始踏雪寻梅成为了表现高士的画题，高士常常拄杖前行，身后跟着一小童，踏雪寻梅梅未开，伫立雪中默等待。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有一篇《冬季行乐之法》，文中讲冬天要获得精神的快乐，就要设身处地幻想自己是路上的行人，备受风雪之苦，然后回想在家中的温暖安逸，就能感到百倍的快乐。山水画的雪景图中，常常有人持破伞，策驴，独行古道中，经过悬崖，怪石嶙峋，人有颠蹶之态。这类险画适合在冬日悬挂中堂，主人看着这些画，就是御风障雪的屏障，暖胃和衷的药物。因为乐极忘忧，乐自渐减，但将苦境从头想起，乐将渐增而不减。当官人的理繁治剧，文人的读书穷理，农工商贾的任劳即勤，都能用这个方法获得快乐。李渔的冬日行乐之法似乎有忆苦思甜的意思，也是我们如今常说的反差感。
在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的当下，不少年轻人开始向往诗和远方，远离市井去获得身心的自由。因为有了网络，工作不再局限于一处，离开繁华的都市去偏远的小城安家，或者去山中改造祖辈留下的老房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并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发布在自媒体上。这样的生活，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形成鲜明的反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类视频在自媒体走火，这背后是大众心中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同样是图像艺术品，如果把短视频比作古时候的画卷，现代人躺在沙发上刷隐居的短视频，与古人将雪景山水挂在堂间欣赏获得的精神快乐是一致的。
古画雪景中的天理世界与人间温情
大雪节气宜赏雪。雪景是历代文人最为钟爱的题材之一，是山水画“冬题”的重要内容。《宣和画谱》中记载唐代王维是雪景画的开创者，南唐董源，后蜀卫贤，北宋李成、范宽、许道宁、郭熙、李唐、夏珪等都有不少雪景作品，而五代北宋则是画史记载中雪景主题最兴盛的时期。
北宋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得到了城东一块闲置的旧地，于是他开垦荒地，种植蔬果，并盖了五间草房并取名“东坡雪堂”。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卷首有“雪堂余韵”四字，“雪堂”就是那五间屋子。而之所以得名“雪堂”，正是因为屋中挂满了雪景画。经历宦海沉浮，回归田园生活，苏轼感悟陶渊明是了悟人生真谛的清醒者，是他跨越时空的知音。苏轼在“雪堂”写下：“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之后，友人过黄州便会来访，“雪堂”成为苏轼著述交友的场所，三月米芾来访两人交流书画，五月作《怪石供》赠于佛印禅师，十月作《后赤壁赋》，次年三月僧友参寥千里迢迢从杭州来访，寄居“雪堂”，此外道师崔成老、黄州府官员徐君猷、杨君采等都常作客雪堂。《雪堂记》中写苏轼在屋内挂满了雪景画，是为了求静。苏轼流放期间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难免窘迫，于是诗文书画，与山樵渔叟为友，与僧人焚香喝茶，“作雪堂观雪画”也许是他在禅境中营造困顿中的浪漫，以此安抚受创的身心。南宋夏珪画有《雪堂客话》图，画中枯树积雪，远山萧瑟，有一舟横于江面，渔夫寒江独钓。江边草堂轩窗洞开，苏东坡与另一好友戴着风帽对坐闲谈，谈笑间仿佛忘却了精神惶恐，身心自然，当安则安。
其实苏轼建“雪堂”并在四壁挂满雪景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体现的是士人精神生活的需求。宋人挂山水画与现代不同，现代挂画多是为了装饰，宋人挂满壁的画是为了营造观想的气氛，营造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对于没有受过太多图像冲击的古人而言，这种视觉震撼，相当于当下我们进入一个沉浸式全息投影的空间。雪景最能体现静境，苏轼用观想雪景的方式修身，求静以平息内心的欲念，无论是对官场沉浮的恐惧，还是对自己名声的荣辱。苏轼刻意绘雪图于四壁，因为他明白入堂看雪与登台观春一样，“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
“借地留白”是北宋雪景山水中的主要方法。邓椿《画继》记载李成雪景的脱俗：“山水画家雪景多俗。尝见营丘所作雪图，峰峦林屋皆以淡墨为之，而水天空处，全无粉填，亦一奇也。”清人唐岱《绘事发微·雪景》中写：“凡画雪景，以寂寞暗淡为主，有玄冥充寒气象。《雪图》之作无别诀，在能分黑白中之妙，万壑千岩，如白玉合成，令人心胆澄彻。”五代雪景还用“弹粉”技法（用毛笔沾白颜料在画面上弹洒出细小白点以及此表现飞雪）如《江行初雪图》，到了北宋雪景多以留白和晕染来表现雪后的景色。画家明确地追求雪景中的幽玄与寂静。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尺幅巨大，全景式的构图，让人立在画前仿佛能一脚踏入雪景。整幅画面寂静如夜，雪山气息庄严，站在画前，寒气扑面而来，进入画中感受天地苍茫，人之渺小，恭敬之心顿然发生，天、地、君、亲、师，画中有一个秩序井然的天理世界，这也是北宋士人心中的世界。
古画雪景图中除了有天理世界也有人间温情。雪景绘画小品中有一个有趣的主题：雪江卖鱼。如故宫博物院藏《雪江卖鱼图》、上海博物馆藏《雪溪卖鱼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雪桥买鱼图》等等。故宫博物院藏的《雪江卖鱼图》作者是南宋的李东。李东生活在宋理宗时期的杭州，卖画为生。此小品中有明确的近景、中景和远景。远景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中景临江有一个水榭，戴着风帽的文士坐在露台上，伸手接过披着蓑笠的渔翁递过来的一条鱼。大雪纷飞的寒冬，文士隐居于远离城市的山野江村，显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鱼在古人的味觉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鲜”的基础，鱼虽好吃但也不是常常能吃到。雪天，能从渔翁手里买到一条鱼，对于文士来说是隐居生活中的调味剂。而渔翁显然也知道文士的爱好，于是钓到了鱼便主动划船送去。也许渔翁卖了鱼，就去换壶酒，也得寒冬里的一分温暖。卖鱼买鱼的一来一往，透露着人间的温情。其实真正的隐士藏在普通人的外表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渔父是隐士的象征，于是我们在《雪江卖鱼图》中遇见了两种隐士的会面。鱼在大雪天将他们联系起来，鱼不是商品，而是共同理想的精神寄托。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艺术部副教授）
来源： 文汇报
紫薇花放鸟先知 戊子秋夜剪烛山阴 任颐伯年甫写”清 任伯年 《紫薇》
宋 卫升 《写生紫薇》
“得子秋风近紫薇”清 王武 《梧禽紫薇图》
紫薇花在古代被称为“百日红”“官样花”“紫绶花”等，是深受人们幸爱的吉祥花。但古代的文人画家往往淡泊名利，对做官不感兴趣，所以在古代以紫薇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并不多见。
古人留下的“紫薇花”墨迹较少
紫薇花，有一个很高贵又很女性化的名称。在我国的传统花卉中，它的地位虽不及梅花、兰花、牡丹、芙蓉、芍药、荷花等，也算得上是传统名花之一。紫薇树姿优美，花色艳丽，花期可长达数月，素有“百日红”之美誉，南宋《全芳备祖》的作者陈景沂，甚至将紫薇花赞为“花之圣”。
《群芳谱》云：“紫薇花一枝数颖，一颖数花。每微风至，妖娇颤动，舞燕惊鸿，未足为喻。”按常理来说，这种艳丽如霞的奇葩，应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青睐。但奇怪的是，古人虽留下许多歌咏紫薇的佳作，却在“绘事”方面甚少留下墨迹。在历代花鸟画中，以紫薇为题材的作品屈指可数，寥寥无几。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文化现象，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认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紫薇绘画作品之所以不多，大概是因为紫薇的花形太过复杂，不易处理的缘故。紫薇每朵花有6瓣，瓣多皱褶，若以工笔为之，则易失之繁琐，若用大写意手法，则易失真，使人不知所画为何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非主要原因。从表现手法来讲，描绘花卉的手法，除工笔和大写意外，尚有兼工带写或小写意等手法，要表现紫薇花的自然美，对于古代许多绘画高手来说，并非难事。
所以我们不能从紫薇花的外形上去查找原因，而应从其文化内涵上去一探究竟。我国传统的花鸟画，早期以院体画为主流，宋以后则以文人画为主流。院体画追求工整、形似，文人画则藉绘画以抒发胸中之逸气，并不追求工整与形似，也不讲目的与价值，只是“适一时之兴趣”，画外流露出作者独特的情趣和思想。因此院体画家和文人画家不仅创作手法不同，在题材的选择上也大异其趣。院体画家重外形美，喜以名花奇木为描绘对象。文人画家则不然，他们选择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之类的“君子花”。在文人画家心目中，描绘对象的文化内涵才是最重要的取舍标准。
唐代以后，
紫薇花有了“官样花”之名
而历代文人画家之所以不甚喜欢画紫薇，就可能与紫薇的文化内涵有关。前面说过，紫薇的名称很高贵。高贵在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紫色很高贵，与“紫薇”谐音的“紫微”更高贵。“紫微”即古代天文学上“三垣”中的“紫微垣”，位于北天中央位置，又称“中宫”。古人认为，“紫微垣”内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故自汉代起，常用来比喻人世间的帝王居处。而早在东晋时期，人们就将紫薇花和天上的“紫微垣”联系在一起。据东晋王嘉的《拾遗记》记载：“怀帝末，民间园圃皆生蒿棘，狐兔游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荧惑犯紫微，若不早避，当无洛阳。及诏内外四方及京邑诸宫观林卫之内，及民间园圃，皆植紫薇，以为厌胜。至刘、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绝也。”文中的“荧惑”即火星，“荧惑犯紫微”就是火星接近帝星，古人认为是凶兆。因“紫薇”与“紫微”谐音，所以东晋皇帝下诏，令包括京城宫宛在内的所有地方都要种植紫薇，以“厌而胜之”。这是古代的“厌胜术”之一，是对禁忌事物的克制办法。由此可见，“紫薇”这个名称，在晋代已有了。
到了唐代，“掌军国之政令”的中书省，也曾一度易名为“紫微省”。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元年，改中书省曰紫微省，中书令曰紫微令。”中书省不仅改了名，在中书省的庭院内，还种植了紫薇树。故曾任中书舍人的韩偓有诗曰：“职在内廷宫阙下，厅前皆种紫薇花。”白居易也曾任中书舍人，便自称“紫微郎”、“紫微翁”。他曾写过两首《紫薇花》诗，其一曰：“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其二曰：“紫薇花对紫微翁，名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浔阳官舍双树高，兴善僧庭一大丛。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唐代中书省易名为“紫微省”的时间虽不长，但后来却成为历史掌故。唐代以后，诗人们纷纷为此赋诗，因此紫薇花也就有了“官样花”的别名。如陆游有诗曰：“钟鼓楼前官样花，谁令流落到天涯。少年妄想今除尽，但爱清樽浸晚霞。”
文人画家淡泊名利，对紫薇花不感兴趣
此外，紫薇花又称“紫绶花”。如唐人刘禹锡有诗曰：“明丽碧天霞，丰茸紫绶花。”紫绶，即紫色的丝带，古代高级官员常用作印组，或作服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称紫薇花为“紫绶花”，其含义类似于“官样花”。因有此含义，虽然紫薇花有红、紫、白等多种颜色，但古人仍然“以紫为贵”。如王世懋在《学圃余疏》中说：“紫薇有四种：红、淡红、紫、白，紫却是正色。”就连民间，也受这种观念影响，认为“门前种株紫薇花，家中富贵又荣华”。
紫薇花的这种文化内涵，固然是高贵，但不一定符合文人画家的理想和志向。文人画家多淡泊名利、超凡脱俗、性情洒脱，对“官样花”自然不那么感兴趣。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画那些高洁之花、隐逸之花。即使画紫薇花，也用于与其他花卉对比，或采用紫薇花的其他含义。清代画家石涛有一幅画名为《荷花紫薇图》，绘荷塘夏日风光。画面中，一丛蒲草，几枝新荷，俯仰偃侧于清波之中，岸边的紫薇，花枝横出，盛放的紫薇花与荷花互相呼应。从画面布局来看，显然是以荷花为主，紫薇为映衬。其自题诗曰：“紫薇花放庭前树，花放紫薇郎正来。却羡繁红今日好，始知草木爱仙才。”这首诗，虽引用了“紫微郎”的典故，却意在“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不羡紫薇而爱“仙才”（指荷花）。
明代画家陈淳的《紫薇图》，绘一枝紫薇斜出，墨色富于变化，却不着色，表现了文人画家重墨不重色的审美情趣。其自题诗云：“何处堪逃墨，园林丝正浓。晚凉临水坐，花影自重重。”画家兴之所至，便将重重花影绘出，悠闲自在，潇洒自如，并不将紫薇花视为“官样花”。清代画家任伯年的《紫薇图》，绘一鸟站立在紫薇树枝上，自题曰：“紫薇花放鸟先知。”是写紫薇于夏天开花的自然景象。
至于宋代花鸟画中的紫薇，也是凤毛麟角，甚为罕见。在《宋元集绘册》中，有一幅卫升款的《写生紫薇》。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称：“卫升，画花鸟甚佳。”将卫升与南宋画家并列。这幅图绘紫薇由左下方挺出，花红叶绿，欣欣向荣。画家将蕊丝如穗的花心、皱褶细碎的花瓣及饱满的花苞都描绘得非常精细，是一幅非常逼真的写生作品，与后来的文人画紫薇作品风格完全不同。从画面还可以看出，画家所画的，与如今栽培的紫薇并无二致，是颇为靓丽的复合色。工笔重彩的紫薇绘画作品，宋代以后还有明代画家陆治的《百花图》等，但依然不多见。宋代之后以紫薇为题材的画作，还是以兼工带写或小写意居多。
文、图/钟葵
华社银川９月３日电 题：喜看乡村新画卷——宁夏奋进６０年巡礼之乡村变迁篇
新华社记者靳赫
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既有高山大漠的雄浑，又有“塞上江南”的温婉，自然造化之美自古入诗入画。自治区成立６０年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片热土上的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发展特色农业、建设美丽乡村、树立文明乡风，绘就一幅全新、壮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农”墨重彩绘山河
由北向南，从平原到山区，蓬勃发展的农业正重绘宁夏山川：黄河两岸，绿油油的稻田迎风起浪；贺兰山东麓，数十万亩酿酒葡萄渲染出梦幻般的紫色；清水河畔，火红的枸杞压弯枝头；南部山区，马铃薯变成致富“金豆豆”……
这幅色彩缤纷的农耕画卷来之不易。改革开放后，宁夏老百姓解决了吃饭问题，然而由于当地总体上山多川少、气候干旱，产业发展一度难以突破“口粮农业”瓶颈。
为实现农业进一步发展，宁夏利用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地貌生态类型多样等优势，聚焦优质粮食及草畜、瓜菜、枸杞、葡萄五大特色优势产业，逐步走出“特色产业、高品质、高端市场、高效益”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固原市地处宁夏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评价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如今走进固原乡村，随处可见农忙兴旺景象。原州区河东村，连片的菜地一眼望不到头，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设施滋润着农田，农民将蔬菜收割并打冷，再装进冷链运输车。“以前为了生存‘土里刨食’，现在‘土能生金’，种出的蔬菜品质高，还能错季上市，成为广东等地市场的‘抢手货’，价格远高于普通蔬菜。”河东村党支部书记钱亚伟说。
目前，宁夏农业总产值已从自治区成立初期的２．２亿元增加到５３６．４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改革开放初的１００多元增加到１０７００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农业新技术应用到生产中来，三产融合、绿色农业、品牌建设等工作顺利进行，推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在宁夏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
生态点染美乡村
８月的一天，雨后初晴，走进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龙泉村，树木茂密、泉水叮咚，成片的向日葵羞答答地低着头，丛生的百日红、波斯菊等小花滴着水珠，一座座气派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整个村庄仿佛一幅山水田园画。
龙泉村是宁夏一些美丽乡村的缩影，而曾经的宁夏农村并非这般模样。“山像和尚头，有沟无水流”“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这些都是当地村民的深刻记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宁夏农村生态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曾长期存在“欠账”。
为改善乡村群众生活条件，宁夏实施全境禁牧封育、退耕还林还草等，使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并累计组织１１０多万人从“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贫困村庄搬出，易地安置，近年来又加快推进特色城镇、美丽乡村等建设，先后改造提升小城镇９２个，建设整治村庄４８８个，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２０１４年，海文武一家从宁夏南部山区搬迁到银川市永宁县原隆村，他不再离家外出打工，而是在家门口“上班”。
“柏油路、网络、热水器、抽水马桶，这些城里有的东西我们村一样不缺，而且环境优美，越来越多城里人跑来休闲旅游，村里的３０００多亩红树莓种植基地成了热门景点。这两年我和村民在基地种红树莓，每月能挣５０００多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海文武说。
文明乡风添新韵
“三夏”农忙时节，农村文化活动进入“淡季”，但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文化站里却人气十足，大厅里数十名村民排练着秦腔、扇子舞、国标舞，图书室、书法室里也有不少读书、写字的村民。
“这几年镇上隔三岔五地组织文化活动，场地也越修越好，一些原先有‘牌瘾’的人现在常和我们跳舞，连麻将都顾不上打了。”７０岁的新堡镇居民王绪兰说。
像新堡镇这样的文化站及各式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已在宁夏农村遍地开花，群众文化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乡村好人家”“好家训进庭院厅堂”等农村道德典型评选活动也重点推进，乡村群众文化生活大大丰富，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近些年，宁夏部分农村出现了婚丧嫁娶活动跟风攀比、人情消费迅速攀升等现象，给不少农民造成负担。为此，宁夏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通过深化宣传教育、加快建设乡村红白理事会、倡导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等措施引导农民移风易俗，高额彩礼、盲目攀比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石嘴山市惠农区西永固村村监会主任王学礼说：“以前村民办红白喜事，不跑到县城办就觉得没面子，现在大家都喜欢就近简办，不要彩礼的人家也越来越多。”
乡村之美，既有生态宜居“面子”，更有乡风文明“里子”。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远山近树、长街小院、风土人情、邻里和睦等元素，正在构成宁夏乡村和谐兴旺的动态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