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正式步入春季的嘉兴，犹如开启了美颜增强特效，像是蹦跳的孩童般欢快，又有江南成熟女性的婉约，这样的感觉从何而来，喏，从盛开在角角落落的鲜花堆里来的啊！
仔细看这几天嘉兴人的朋友圈，有一位“明星”占据了重要地位，那就是樱花。眼下气温升高，樱花已经初绽。以前，想赏樱花就得去公园里，范蠡湖公园或者植物园，但现在，小区里、甚至马路边，都开始能看到“落樱缤纷”了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嘉兴的樱花突然就多了起来。
嘉兴作为国家园林城市，出门见绿已经成为常态。这几年在城建过程中，更加注重苗木的观赏性，比如前几年的海绵城市改造和近年的中心城市品质提升“绿城花海”专项行动等，“近几年我们的绿化率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绿量够了，就要在景观品质上下功夫。”嘉兴市园林市政管理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玉兰、海棠、樱花等都成了备选树种。
这一变化，在我市的《“绿城花海”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也能印证，要把提升城市绿化生态服务功能、提高城市园林景观品质作为行动目标，通过“补绿、增花、添彩、提景”，建设生态节约型、景观艺术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绿城花海”。
于是乎，在改造行道树、小区、绿地、社区公园时，园林绿化部门经常会推荐种植好看的樱花。一年年种下来，加上园林工人的养护也越来越精细，嘉兴的樱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社区、街头走走，随处都能看到樱花曼妙的身影。
在双溪路的湘湖大道-甪里街段已经于去年底在首届国际马拉松赛上亮相，沿线种植了317株染井吉野樱。染井吉野樱是早樱的一种，这几天已经开始绽放了；
在烟雨小区烟波苑，去年新改造的中心公园里，也多了一抹粉色，不仅有粉红色的塑胶园路和粉色的火烈鸟小品，新增的樱花也迎来首次绽放；
现在嘉兴有多少株樱花树呢？园林部门表示没有专门统计过，但是在项目评审过程中，他们经常能在设计中看到樱花、海棠等扮靓春景的植物配置。
把这些观赏性较强的植物，“请”到我们的身边，而不是仅仅在公园里让我们能在上下班的途中、在住宅小区里，让我们的眼前为之一亮。
樱花知识学一点
其实，樱花是一个大家族。记者也查了一些资料，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从花期的先后顺序来看，分早春樱花（早樱）、阳春樱花（中樱）、晚春樱花（晚樱）三种。
早樱，比如河津樱、迎春樱、华中樱、福建山樱、红色山樱，一般3月初就早早开花。它们大多是先花后叶开放，也就是一棵树上只有花没有叶子。而且，它们不但开得早，花瓣颜色也更粉嫩一些。在嘉兴，这类樱花相对较少。
由于早樱的花期与紫叶李的比较接近，所以也有人误把紫叶李认作樱花。但其实两者比较好区分，最大的不同是叶子颜色不同，紫叶李的树形较为挺拔，花朵也比较细小，不如樱花那样枝叶舒展。
中樱，接档3月中旬，陆续开到4月上旬的样子，它们有的先花后叶，也有的花叶同放。比如染井吉野，也叫东京樱花、日本樱花，几乎都是单瓣花，只有5片白色的花瓣，根部带一点点粉色，成片盛开时花繁艳丽，满树烂漫，远看一片樱花林，就好像一片白云。
我们平常说的樱花，指的都是它，可以说染井吉野才是代表樱花的“主力部队”。
4月中旬以后才开的，就是晚樱了，这类樱花一般都是花叶同放，代表是关山樱、普贤象、松月等。和其他樱花不同的是，晚樱的花瓣很多，重叠在一起，属于重瓣花，甚至数不清有多少片花瓣，看上去，很饱满，有立体感。而且，刚开的晚樱是浓浓的粉红色，开着开着，颜色慢慢就淡了，变成粉嫩粉嫩的浅白色。
晚樱落花的时候，由于花瓣较多，也是规模和观赏性最佳的。
赏樱地图请收好
一般来说，樱花的花期主要集中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赏花，我们请嘉兴市园林市政管理服务中心帮忙梳理了我市的一些赏樱胜地，趁着有太阳的日子，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找人少的赏花地看看它、打打卡吧。
市本级：
1、范蠡湖公园：这是嘉兴人赏樱的首选之地，最早是在1998年，公园里栽种了一棵松月樱花树，被称为中日友好树。之后，又陆续种下近200棵樱花树，形成了樱花林景观。据公园负责人介绍，预计到下周末，能迎来樱花的盛放，而公园另一边的垂丝海棠已经在悄然盛开了。
2、岗山路六里长泾樱花大道：岗山路可能是道路边种植樱花树的一个早期样板了。每到樱花季，岗山路这条樱花大道便成了禾城网红打卡地。缀满枝头的粉色花瓣，褪去了岗山路六里长泾厚重的工业外衣，平添了一份温柔的气息。
3、博雅酒店、雅迪厂区等：博雅酒店内的绿地里，有一条浪漫的樱花隧道，经年的生长之后，已经形成了一方气候；如雅迪厂区等企业内，也有成片的樱花景观林。如果你的单位里也有这样的景观，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4、双溪路（甪里街—湘湖大道）段、凤桥镇凤篁公路（余云公路—新康路）等：如果你从这些路段经过，不妨摇下车窗，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看看它们。
5、秀洲新区北区生态公园（东北角沿河）：这里的樱花主要为单瓣早樱，花色为白色，集中在园路两侧，另外生态公园靠近新塍塘路的九里园（园中园），有大片的油菜花和二月兰正在盛放，除了樱花、油菜花和二月兰外，倭海棠也花开正艳，随后郁李和桃花也即将进入赏花期。
6、秀洲大道（秀湖东门）：秀洲大道中分带的樱花株型高大，盛花期满树白色或粉色，一树成景，但因为在道路中分带，赏花需注意安全哦。
各县（市、区）赏樱点：
1、嘉善云澜湾四季花海乐园：从下周起，这里将有一场 2020樱花花海旅游文化节的活动，满园烂漫的樱花林和郁金香，将是赏花的不错选择。
2、平湖经开樱花小镇樱花公园：这里有吉野樱、中国红、牡丹樱等8个品种的樱花，在阳光中盛开，在风中摇曳，花开如雪，含烟带雨。在这里，无须刻意营造浪漫，“唯美”二字就已经浑然天成！
3、海宁大道（北转盘至长山河、01省道至翁金线）长约19.8公里，道路两侧种植樱花树6000余棵；海宁百里钱塘（九里桥）樱花林约350亩，7000余棵；九虎路东侧九虎时代文化公园占地约11公顷，种植樱花树1000余棵；海宁洛溪河（文苑路至农丰路）两岸种植樱花树约1200余棵。
4、桐乡的赏樱地点不少，首推凤凰湖。凤凰湖的樱花几乎环湖种植，西边有一条樱花大道，北岸多是树龄较大的大树，东北部还有一片小树与海棠交叉种植。每一段路都是各有特色，环湖一圈便能把这些景致尽收眼底。只是凤凰湖建成年限不久，树木大多还没恢复元气，树冠不够茂盛，待再过几年，一定会形成一片繁花的气势。
5、桐乡北港河，这里的樱花从2002年开始，算桐乡最早的一批樱花，在闹市区，效果也最好，2015年新增了一批染井吉野樱，景观上又增加了一层。2019年“两河一湖”工程又增加了500多株。
6、嘉兴港区的汤陈绿道（陈山路-南湾路）段共种植570棵樱花，港区市民不妨去那里转转。
如果你身边也有美丽妖娆的樱花，还请留言告诉我们哦，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美丽的嘉兴吧。
来源：读嘉新闻 文字记者：周佩佳 通讯员：沈鹏 杨世涛 编辑：徐丽萍 责编：张超柱
图采用了典型的倪瓒笔墨技法，笔墨苍逸，极好地表达出萧散简远的意境，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晚年身历劫乱后的苍凉心绪。董氏之作非简单地仿古，数株盘屈虬结的古木就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创造，它们攲侧的走势以及相互之间纠结牵引的姿态，都使冷寂空阔的景色趋于活跃，表现了董其昌多方面的笔墨技巧。
■范景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是从我的家乡这个角度跟董其昌结缘的。董其昌是松江人，我是在天津长大的，天津有一个大收藏家叫安岐，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对安岐感兴趣。我在读安岐编著的《墨缘汇观》的时候，就感觉到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巨人的身影，实际上这个人就是董其昌。安岐的《墨缘汇观》是中国著录书里面最特殊的一部，因为这部书就是按照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来进行著录的，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我就在想，安岐是一个收藏家，他按照董其昌的想法来著录他的藏品，无形中就从收藏家变成了美术史家，我觉得这是中国著录书里面最有趣、最有意思的事。可以说，安岐的藏品一方面反映了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乾隆的收藏观念。我们知道，乾隆在编《石渠宝笈》的时候有一个初编，完成以后立刻有一个续编，那是因为他把安岐的藏品都收入宫里面以后，他才赶紧又加进去，因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乾隆在刻《三希堂法帖》的时候，里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东西都是安岐的。可是安岐的收藏观念从何而来？其实是从董其昌那儿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因为这个缘分，让我经常想起董其昌。
董其昌不但在他在世的年代，对江南一带的绘画、书法和收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他身后，对于清代的文化发生的影响比他在世的时候还要深远，还要广大。可以说，董其昌的书法对于清代馆阁体的出现影响巨大，正是他和赵孟頫合力把馆阁体建立起来了。这当然还要通过后人的努力，可是他们后面的身影就是赵孟頫和董其昌。
关于董其昌对收藏的影响，我们知道，清代有几个著名的大收藏家，除了安岐（安岐可以说是乾隆之前的最后一个大收藏家），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高士奇，他也是满脑子的董其昌观念。高士奇跟董其昌的渊源非常深，他专门有一个目录用来记录董其昌的作品。
董其昌对于绘画的影响更大，比如“四王”，可以说是直接传承自董其昌。“四王”对于宋代的书画，特别是宋代的绘画，他们的风格也好，技法也好，意境也好，做了一个分析性的传承，我们想要了解宋代人的绘画成就，就可以通过“四王”。“四王”是从哪儿来的？是受了董其昌的影响。
“烟云供养”是了不起的观念
我们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中国思想史，或者说中国观念史，我觉得写中国思想史、写中国观念史的人，他们几乎都把董其昌给遗漏了。因为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的观念，“画禅”的观念，他的“烟云供养”的观念，对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思想，包括他们之后进行的一些创造性活动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这是观念史学者、思想史学者应该关心的，因为这不是一点点影响，而是相当巨大的影响，可惜，他们遗漏了。所以，如果美术史做得好的话，一定会对人文学科，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文学研究、思想史研究提供很好的一个领域和新的视角。
我也经常说，中国美术史有三位了不起的人，一位是张彦远，他在八世纪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观念，那就是“不为无益之事，焉能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不干些不带功利，而只是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愉悦的事情，那我们这一辈子该怎么过呢？他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句话呢？他天天赏析绘画作品，他的家里人，甚至连他的仆人都在嘲笑他，天天干这事有什么用呢？然后他有了这样的回答，这种回答可以说是惊天泣地，因为在世界文化史上没有这么一个超功利观念的回答。这也对我们现在读书、做研究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的世界，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普通读书人也好，我们知道“功利”太现实了，会把我们绑束住，当我们想让思想、观念飞跃起来的时候，就要做一些超功利的事。
米芾是第二位提出了不起观念的人，他认为唐代的“五王”没什么了不起的，薛稷才是了不起的。（“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薛稷是书法家，也是画家。米芾认为“五王”轰轰烈烈的事业几年可能就被人忘记了，而薛稷的书画流传后世，绢破了有人修补，书法见不到了还有人给他刻石，他才是流芳千秋的。米芾提出的这个观念，让我想起康有为。康有为说，意大利人能够把拉斐尔的坟墓跟教皇的坟墓放在一起，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说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于是就写诗来表达他的感慨，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个画家居然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实际上，不光是米芾有言在先，而且就在拉斐尔生活的年代，中国正是董其昌的年代，董其昌提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他提出了“烟云供养”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生活除了我们现实的这面之外，我们还要靠烟云供养，就是要靠书画来供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观念。在这时候，董其昌能提出来，这是因为书画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能够影响到后来的康熙，能够影响到乾隆。乾隆在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上题跋了20多次，这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时拉斐尔他们虽然已经很受教皇的重视了，可是整体上西方艺术家还在艰难地为他们的艺术地位奋斗。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可以给世界的文明，给世界的思想史、观念史提供一面非常好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来观察全球历史的发展，以及整个文明发展的脉络。
怎样看待真品和赝品
所谓真品跟赝品的问题，也是美术史里边最纠缠人的问题，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说，西方人借助现代的科学手段，对西方大师的作品都有严格的研究分析和鉴定。中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要差一些，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书画的真假问题可能要比西方绘画麻烦得多。我经常跟朋友聊天时说，中国美术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跟假画纠缠在一起，研究假画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研究了几个小的收藏家，比如说平湖的陆烜，他有一个藏书画的地方叫春雨楼，春雨楼有一部《春雨楼书画目》，从魏晋时期到明代间的大家在书画录里几乎都出现了。但这与明末时张泰阶《宝绘录》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宝绘录》中书画大家都出现了，但是张泰阶那是造假。造假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可以分析他可能是有商业的动机，也可能有炫耀的动机，种种原因比较复杂。但是春雨楼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就是自娱自乐。所以，我想说应该写篇文章叫《赝品的魅力》，因为中国的收藏家太多了，很多收藏家恐怕就是靠这些赝品来每天自娱自乐的。如果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把这些赝品都排除出去，我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如果你觉得我们看到的反正不是真迹，就可以轻视它。那怎么办，研究从何入手？中国早期的书画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公认的珍品，尤其是早期的作品没有多少件，屈指可数。所以说，跟赝品打交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董其昌也有这种情况，他的赝品可能比真品还多。这些赝品一方面是满足了很多收藏家——很多希望用书画来烟云供养的人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研究美术史造成麻烦。
中国的书画，鉴定起来真是不容易。尽管徐邦达先生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这么大量的阅目的经验，是不是百分之百都准确，也不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了，这方法论就是：对于真和假，我们怎么样看待。在某一个时期认为真的，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期被推翻了，也可能又过了一段时期又被肯定了。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书画的研究不是理工科一样做数学公式的推导性质的研究，任何权威也好，业余爱好者也好，我们提出的看法实际上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提出的都是见解，都是一种解释，不是一种定论。在我们现实的变化的世界当中，不论你有多么高的权威，你谈的也只是你个人的见解。你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总之，在文史哲领域全是见解，不可能是真理。古希腊人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即使真理被你抓住了，你可能也不知道。这就告诉我们，文科的研究要谦虚。
德森用计算机模型还原了纽约曼哈顿岛的原始面貌。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城市考古学入门
来自纽约市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生态学家桑德森，曾做过一项研究。他计划用计算机模型把旧地图、考古学记录和生态数据等数据整理结合，重现出纽约曼哈顿岛的原始面貌——这个计划被称作“曼纳哈塔工程”。
当桑德森把地图上被定居者及士兵增添的建筑一点点的去除掉，包括公路、农场、防御工事后，那些大地的原始景观——海岸线、山丘、悬崖、小溪、和池塘——就被还原出来了。
这样一项研究的意义何在，从不同人的眼里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我们有可能达成共识。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往往只能接触到城市发展的某些阶段。这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城市发展切断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所以，当我们通过文献和田野，把那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建筑，按照一定顺序从地图上一件件擦掉后，我们或许就能呈现一个动态过程，以及这种渐进的过程背后，业已存在的稳定格局。
相信我们在完成这项工作后，就有机会重新回答那个有关“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与自然”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借用了“曼纳哈塔工程”的思路，把视角放在了上海西南区的一个市镇——漕河泾镇。这里曾经是上海西南区一个繁荣但不太知名的市镇，至少不如与其同名的开发区那么著名。从隶属于江苏省上海县，到上海市上海县，又到徐汇区的一个街道，这个或许曾有一点江南水乡面貌的市镇，而今已经几乎没有了当年的模样。
我们要展开的“城市考古”，并非掘地三尺的地下工作，而是通过空间和结构的重叠，找到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即便市镇周围的农田变为楼宇，村落变为城中村，村落的外围成为开发区，我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变迁留下的痕迹。这些自带时间坐标的痕迹，显然不是出现于一日之内。通过这些坐标的考古排序，或许能帮助我们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有迹可循的发展脉络。
那么借助这这个古老市镇的变迁历程，或许也能折射出一缕上海本身的发展轨迹，帮助我们在这个变迁潮流中，找到那些没有烟消云散的历史传承。
倒叙：成为市区的一部分
1984年8月，上海县将毗邻市区的各乡部分地及3个县属镇划入市区，这三个镇分别是划入长宁区的北新泾镇，和划入徐汇区的龙华与漕河泾镇。至此，漕河泾结束了上海县管辖的历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原上海县五镇仅剩其二，其南境又设立闵行区，使上海县缩减为立县面积的18.3%。1992年，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成立新的闵行区。上海县域不复存在，这是后话。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算是漕河泾镇历史变化又一个重要时刻。1984年，在比邻上述几校区域的西部，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设立。这个区域“东至桂林路，南至漕宝路（含中科院生命科学研究院）、西至新泾港，北至蒲汇塘”，可以算是原漕河泾镇区的最西部，现在成为一个全新的地块。这个开发区的设立，和漕河泾镇脱离上海县并入徐汇区恰在同一时间，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接下去的进程由于相对晚近，而多被我们所了解。随着漕河泾开发区的出现，市区工业产业向周边的转移，以及城市动迁工程在80-90年代的出现。漕河泾周边的农业用地，及闲置土地便再次成为城市发展过程的中的目标。
漕河泾镇西南在1950年代以来早已围绕几所高校，建成了与桂林公园、康健园（科普公园）参差的稳固社区。随着开发区的设立，镇西即将成为高新产业云集之地。而镇北和镇东的田林与漕溪地块，已经被规划为新的多层或高层住宅小区，里面即将迎来市区拆迁工程开始后，向市郊输送的外迁人口。现在来看，当时的迁入者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这一毗邻上海副中心徐家汇的区域，在不久之后即与市区融合一体。而之后的外迁者，只能选择更加外围、且远离市区的移居区域。
漕河泾镇周边开发顺序
此时，漕河泾镇周边只剩下镇南与沪闵路之间，还留有成片的农地，但很快也将成为历史。1996年上海南站的建设，宣告了漕河泾镇周边农耕时代的终结。至此，漕河泾镇中街菜场上，已经没有菜贩宣称自己出售本地蔬菜。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七宝的菜农自贩菜蔬。
建设中的龙漕地区
在此之前的1995年，上海地铁一号线通车，开通区间为铁路上海站到漕河泾镇南边缘的锦江乐园，漕宝路站也成为这条地下铁路中的一个站点。事实上，地铁一号线的建成，远不仅是加强市中心与沪南之间的联系。因为在新的规划中。这条线路，还肩负着铁路南站与上海站之间旅客来往的任务。
这条地铁路线的最终延伸站，是1997年贯通的莘庄站。现在从漕河泾到莘庄之间的交通完成第三次升级，从最初依靠漕河泾的内河航运，到1920年代时沪闵路的出现（1950年代新沪闵路的更新），以及地铁一号线的开通。而交通的升级，也将意味着新的联系。沿着沪闵路和龙吴路，上海市区的工业、企业，加速了向西南方向的吴泾地区的转移，也标志着包括漕河泾本镇范围等徐汇核心区域去工业化的进程。
1999年，经过7年建设，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取代了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在镇北原有的位置。而最初为“上海游民习勤所”，后为“自动化仪表一厂”的区域，则改建为一个现代化小区。尽管建筑早已拆迁重建，但在镇区周边的格局却依然如故。
2004-2006年之间，当市镇周遭的房屋建筑格局都已翻新一轮后，最后的变迁终于轮到了镇区仅剩的中街、西街老街（东街在更早时段便已拆除改建）。由于道路拓宽，中街与西街之间的中市桥已被拆除。刻有对联的桥柱保留在沿河的绿化带中。绿化带的边上，竖着一块写着“漕河泾港”的指示牌。最终漕河泾镇中街在2006年也最后拆迁改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小区。
漕河泾港
今天的漕河泾镇
从图中可见，图右位置就是原镇中心所在。边上的操场属于当地的小学，只是操场原位于教学楼东面，现在搬到了南边，合并了原镇上镇办工场和城隍庙的位置。
历史上的古镇漕河泾
1990年代的《徐汇区志》这样写道，漕河泾“位于区境西南部，东南以沪杭铁路为界，与龙华镇、长桥街道毗连，西至虹梅路与上海县接壤，北以漕宝路、漕溪路为界，与虹梅路街道、田林街道相邻，东北以中山南二路为界与漕溪北路街道相接。面积7.6平方公里。辖38个居民委员会，有居民2.10万户，6.97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9171人。镇人民政府设在康健路65号。”
徐汇区街道总图
漕河泾街道
这个地区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按照《漕河泾镇志》（稿）的记载，该地在元代时“尚无集市，名为王家宅。”上海设县后，此地编入高昌乡二十六保十四图、十五图。当地文学之士在清代时曾编写过一本《二十六保志》介绍地方掌故，其中还记录了林则徐在江苏任职时，疏浚黄浦江及其支流的事情。
上海县境内两条自西向东的河流交汇于此，分别是流经七宝镇的蒲汇塘和流经莘庄的漕河泾，而这个镇名就源于后者。这两条河流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太湖以东，近源则可追到淀山湖，这两条平行流过的河流，穿过松江府的富庶之地，在漕河泾镇汇合成一股，继续向东，在龙华镇，汇入黄浦江。
就在这两河交流之地，两河相冲的三角洲位置，出现了最初的聚落。明中期后“松江府境内所产粮食、棉花经蒲汇塘入漕河泾（时称曹乌泾）集散于此，渐聚成市。”正是江南天然的河道网络为这个市镇的出现创造了契机。事实上，不但松江府七宝、莘庄两镇的物产经由此地汇集，向东进入黄浦江，最终进入漕路运河体系。浙北嘉兴的产品，也会从黄浦江上游选择逆流而上的路径，进入漕河泾港。因港成市，这样一种水、路交换体系的存在，便是这个市镇在清代以来日渐勃发的源头。
回到20世纪之初，漕河泾镇已有相当规模。在两河之交处，沿着漕河泾分布的是镇上的中街和西街，沿着蒲汇塘展开的则是东街，镇上的主要商业店铺都分布在中街和东街上。在1930年之前，“最为突出的是吉永盛竹器店，附近一百多户城镇豆腐店都来购买或订货。商业集中早市。街上设有鱼行代生意业务、羊肉摊、水电摊等。……当时全镇有肉店五户、烟杂店五户、小百货一户、豆腐店四户、布庄一户、米店三户、国药店三户、饭店一户、点心店二户、酒店二户、砖灰行一户、方作二户、柴行二户、竹器一户、修桶二户、铁店二户、制鞋二户、理发二户、裁缝二户、染坊一户、茶馆五望、家具油漆一户。”
漕河泾镇中市桥
中街与西街之间，以“中市桥”为界，这是一座从桥墩到桥面都由石条构成的石桥。因为桥的北面紧邻镇上的城隍庙，故又被称作“庙桥”。桥墩上东西各有两幅对联，其一书“鳞屋接参差劫历烽烟留福地，鲸波来浩渺功施疏凿溯贤侯”，另一书“百步桥通看水抱湾湾帆随塔转，五茸城还指峰横点点云共天低”。
据记载，桥南堍“在1880年有资本家张林生开设张信和轧花厂，每年农村新棉上市，河中装花船只数十艘，排列长达一里”。该厂加工的棉花大都是从金山、松江、泗泾、七宝等地经漕河泾港运来，由轧花厂加工后，运往上海。轧花厂“最盛时有其子张汝良经营。1930年张汝良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亏本倒闭。”
建国前漕河泾工厂概况
笔者所见，至上世纪90年代，庙桥下还曾泊有自嘉兴平湖驶来的贩瓜船、贩藕船，这是这条河道履行交通功能的最后时刻。后来出于河道整治、防汛需要，漕河泾和蒲汇塘上都设置多处水闸，彻底断绝了此处作为航路的基本特征。
据镇志所载，“民国初年，漕河泾街道狭窄，房屋简陋，境内无马路，仅有通往七宝、土山湾和龙华等地的小道。交通主要靠漕河泾港。”由此可见，河道网络是漕河泾镇之所以繁荣的关键，而这一结构对其日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河道体系的衰落可以追溯到20-30时代漕河泾附近两条重要道路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路线的交汇处，距离过去两河交汇的镇中心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道路体系的出现拉近了镇上与市区的联系，但对镇区周边的既有格局，不能不说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
沿着道路纷至沓来
1936年，在上海的南区漕河泾和七宝之间修筑了一条全长8公里多的马路，这条马路被称作了“漕宝路”，在漕河泾和七宝之间各取一字。（后来依此例命名的道路还有几条，分别是龙漕路[漕河泾-龙华，1951年]、虹漕路[虹桥-漕河泾，1956年]。）这条道路几乎与蒲汇塘平行。在加速了上海市区和西南郊的联系之外，也慢慢宣告了这张古老河道网络的式微。
当然，在这之前的1922年，以漕河泾和南区的莘庄镇之间，已经修筑了一条名为“沪闵路”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的起讫点分别是徐家汇和闵行的黄浦江渡口。而漕河泾则是这条20多公里道路上紧邻徐家汇的一个站点。以徐家汇代表“沪”，事实上表明，从此南去别无沪上。这种微妙的表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并未隐退，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留了“沪”与“非沪”之间有趣的区分。即便随着1958年后，另一条以漕河泾为起点的新沪闵路出现后（使与之平行的前者有了“老沪闵路”的名称），依然如此。
通过这两条道路，漕河泾便与西南方向的七宝、莘庄产生了更便捷的联系。加上更东边的龙华镇，自从清末以来就跻身江苏省上海县境内的五大镇（还有一个是北新泾镇），已经在这张网上浮现其四了。这几个市镇经济发展趋势，在之前的河道网络中已经能窥出端倪。
伴随着1927年民国上海特别市的建立，原先上海县的辖区又缩小了一点。不过，这个直辖之市的出现，以及作为市区近郊的地理位置，也为包括漕河泾镇在内，上海县辖区境内的几镇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漕河泾镇北的江苏省第二监狱
镇北与漕宝路相邻的空地，最早被辟为江苏省第二监狱，时在1919年左右（1937年改建）。有趣的是，这是漕河泾镇上有迹可查的最早现代机构。而后来的漕宝路就划监狱北墙而过。监狱的位置处于路南与镇北之间的街区位置，就是两条公路交汇处与过去两河交点的距离。其在道路体系之前的出现，有待进一步考察。该监狱初“占地面积88亩。后经扩建达120亩”。根据《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一书记载，江苏省第一监狱位于南京，三、四分列苏州、南通等地，亦见上海于时当为宁省内次要之地。
书中还透露，监狱选址于此，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从征地的经费、建筑的经费上考虑。城市郊区的土地价格一般要比城区便宜得多。二是为了便于管理，尽量不要与居民住宅交织在一起。”
监狱的出现，其实并不能自外于漕河泾镇的运行体系之外。1920-30年间，镇上绅董并镇上商家“振大染坊、义和南货店、九泰青土作、永茂鲜肉庄”不止一次，联名向有司投诉监狱行政部门，对镇上商业的侵害。此外，监狱为保证囚犯自给并从事一定身体改造，曾开设“窑工、印刷、种植、木工、炊事为主，藤工、竹工、漆工、建筑、铁工、草工、畜牧为次”，并“承接当地乡镇委托的疏浚漕河泾河道任务”。从这些活动也可看出，监狱与镇上的互动，既有物品依赖的成分，亦有服务供应的可能。
习勤路上曾经的游民习勤所大门
“德不孤，必有邻”，自监狱之后，1929年，上海乞丐教养院董事会设立的“上海游民习勤所”，也相中江苏第二监狱北面90余亩平地。于是在此设所，每年收容上海无业者500百人，“对入所游民施以感化教育及劳动技能训练”。此后，监狱与习勤所之间的道路名称，便从弼教路（“矫正教育”，适用囚犯改造）改为了习勤路（取“习勤忘劳，习逸成惰”之意，与“游民”相应），并一直沿用至今。
回到道路的问题，连接市区的沪闵路的修通，使得此镇周边空旷土地成为市郊炙手可热的新区。1930年初，原在南市开设果品商铺的民族企业家冼冠生，在镇南买地60亩，建“冠生园农场”，并在此筑冠生园路，是镇上首条花岗石路面道路（前习勤路为首条沥青矿渣路）。农场内“有果园、牧场、豆棚瓜架、花木盆景、和金鱼100余缸；有望梅村、鱼乐天、望云桥、来苏亭、菊径、果园、绿荫草堂八景”，只是今已不存。
桂林公园的前身——黄氏家祠
除了冼冠生之外，来到漕河泾建地的著名人士还有驰名沪上的闻人黄金荣。1934年时，黄金荣在镇西建有私人别墅，又称黄家花园。园西南侧为黄氏家祠及其祖先墓地所在。园内先后建有堂楼、三官庙、关帝庙、四教厅、观音阁、颐亭（湖心亭）、般若舫，静观庐、长廊、鹿亭、哈哈亭等建筑，并广植桂树、牡丹等花木。后改为桂林公园。
而镇东北，现漕溪路上，则成为了沪上棉花商曹启明的祖茔园林。这一处园林1935年建成，“门厅正中及左侧为园景部分，东部为墓地，以栅状石柱相隔。”后来改为漕溪公园，与日后的龙华殡仪馆相对。
最后一个来到漕河泾圈地设园的则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大世界”知名魔术师鲍琴轩。他在当年名震一时，积蓄有余，后来便全力投放于康健园的筹建。当时康健园占地仅二十余亩，但构筑上包含了山山水水、桥亭台阁及顾名思义的康健活动锻炼场地等等。显得别有风韵、别具一格。康健园在1947年落成后，未几迎来解放。曾一度改名科普公园，园中以养驴最为著名，后又改回原名。如今经过扩展，已成为本地最大的一片公共绿地。
成为文教之地
2010年，笔者到新疆和田田野考察。和田文物系统的一位保卫部长开车带我们寻访古迹。和田富庶绿洲之地，路上不乏私家好车，但也有骡车、驴车参差期间。我们许久没见过畜力车辆，同事见到不免掏出手机、相机，将这些咧嘴喘气的动物摄入镜头。保卫部长见我们沉溺动物，竟忘了路边屡屡出现的遗址古迹，不免起了揶揄之意。
“我以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边上有个科普公园。我进去看了一圈，就是围了一个园子，里面养着几头驴。”保卫部长手不离方向盘，偷瞥了我们一眼。“我心里就想，上海人真是好玩。我们和田满大街的驴子，到了上海，就成了科普的东西。”
笔者和同事打赌，猜他在读过上海哪所学校，因为我胸有成竹。果然，他80年代末曾就读于上海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上海师范大学），该校最初的校址就位于康健园（科普公园）的西侧。而那几头驴子，在我幼时也曾见过。
1980年代漕河泾镇及周边
以科普公园为参照，在1954年，漕河泾镇西农田空地出现了三所高等院校。分别是科普公园的西南，上海师范学院建立，占地40余万平米。公园南面，建立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只是这所高校在此仅延续了四年（1956年改名“上海音乐学院”，1958年迁入汾阳路），后来这片校舍并入上海师院，为其东校区。1954同年，科普公园的北面，还建立了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占地10万平方米。最后，1959年，在镇西北漕宝路上，也就是前“上海游民习勤所”的西边，建成了上海化工专科学校，占地11余万平米。就这样，在漕河泾镇的西面，在1950年代出现了4所高校，后两所高校（加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在2000年合并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当然，在紧邻漕河泾范围的梅陇镇北，还有一所同期建成的华东化工学院（90年代后易名华东理工大学）。可以与之前几所学校视为一个整体。
与此同时，当年沪上颇有薄名的“上海游民习勤所”旧地则改建成了“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时在1959年。从后来发生的趋势来看，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因为，随着两所工科学校的建立，镇境内便出现了一系列颇具技术含量的企业，详见下表：
1980年代漕河泾范围内的部分科技企业
由此可见，漕河泾镇北境，在1950年代末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当时产学研结合的新技术集中地区。与80年代以后，该地出现的新状况之间，已经可以构成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年的冠生园农场及厂房旧址，改建为上海感光胶片总厂，而冠生园食品厂则搬迁至漕宝路沿线（70年代曾改名为益民食品五厂，后恢复原名）。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位于镇北的原江苏省第二监狱旧址，改建为“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中间经历变迁，但一直延续到1992年，才最终迁往青浦。
并不是所有的都烟消云散了
无论是镇上驰名的轧花厂还是竹器店，都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那些康健公园、桂林公园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其实康健公园也有所扩大）。至于监狱和习勤所，各自还有它们在空间上的继承者。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这场挂一漏万的漕河泾城市考古。笔者的意图，不在于唤起微不足道的乡愁情节，而在于把握趋势。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说过，“怀旧和恋古癖是毫无必要的，如果人们都过得和两百前一样，连最粗心的游客都能看出什么是古董，那还要研究者干嘛？”我也是这样想的。
漕河泾镇北格局今昔之对比
换句话说，那些消失的历史，其实变成了结构的一部分。虽然不太容易发现，但仍在那里。“游民习勤所”留下了一个路名，监狱的围墙并没有全部拆除，还有当年栽下的监狱外墙，如同哨兵一样挺拔的水杉。几所高校的校园里建了新楼，可校园面积早被固定，只能去奉贤另谋校舍。漕河泾镇周围那些小区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当年征地时对应农田的范围。黄家花园依旧在，蒲汇塘和漕河泾，仍在流淌，只是没有了跑船的船家和平湖的西瓜。可我们现在都吃上宁夏和新疆的西瓜了。
参考文献：
消失的魔都古镇——漕河泾镇http://www.oldkids.cn/user/home/blog.php?uid=9065
徐汇区地名志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108239/n111726/index.html
《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徐家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漕河泾镇志》（稿），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主编，漕河泾镇镇志编写组，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