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锡镶茶具，亦称烟台锡镶茶具。约有一百多年历史，早在明末已很流行。关于它的起源，说起来事出偶然，有一天，福山绍瑞口掌柜吕某在烟台街经营紫砂壶，嘴碰掉了，他感到十分惋惜，便找小炉匠用锡重铸了一个壶嘴安上去，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紫色的砂壶身，配以熠熠生辉的锡嘴，别致美观。此后，店掌柜（福山绍瑞口人）便与巧匠谷年和一起商量开创这项民间工艺，结果大获成功，很快在市场上引起轰动，对外十分畅销。特别是在一些商号和中产以上资本家及地主阶层流行开来，甚至成为收藏品。

福山锡镶茶具，一般采用浙江宜兴紫砂茶具。宜兴紫砂质地坚细，色泽沉静，制作精美。分别呈天青、栗、暗肝、梨皮、朱砂紫、海棠红、青灰、墨绿等色。其造型多样，讲究线与面的处理，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为模拟某些自然物象，如瓜果、花卉等，并加以变化；二以几何形体组合构成，讲究比例变化。产品主要是茶具，兼制花盆等。宜兴茶具成就最为突出，用它沏茶不夺香，贮茶不变色，盛夏不易馊，且耐热保温而不炙手，不易爆裂，被誉为“世界茶具为首”。宜兴紫砂陶器制作始于宋，盛兴于明清。明正德、嘉靖年间的供春，把传统的紫砂陶器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锡，京称金属锡，有白锡、灰锡及脆锡三种同素异形体。锡是古老的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绵延至今。福山自古就有悠久的炼锡技术。据史料记载，古代的中国，在一些水质不好的地方，常驻机构在水井下放上锡板，进行水质净化。另外，人们自古就发现锡器有“盛酒酒香醇，盛水水清甜，贮茶色不变，插花花常久”的特性。

常见的多为白锡，银白色金属，可制成家用器皿。镶锡茶具，就是以锡为材料，经过冶炼、铸锻、錾刻等工艺，按照器皿不同的造型和要求，制成图案，镶嵌在紫砂茶具上，锡的白色和紫砂色彩相映生辉，具有古朴、高雅的风格，从而显示出其高超的工艺和艺术魅力。

据《福山县志》记载，八角港自春秋时期就成为北方五大港口之一。自秦代至宋代，八角一度成为东渡朝鲜、日本的主要港口。当时新罗人、日本遣唐使、有学问的僧人大多由八角登陆。同时福山也是浙江、江苏、福建等省粮漕运中转港。明清时期，福山境内饮食业日渐繁荣，传统手工业也飞速发展。这时的镶锡茶具以其精湛的工艺和浓郁的民间风格享誉中外。镶锡茶具的纹饰及图案多为传统的“龙凤呈祥”、“五蝠捧寿”、“喜鹊登梅”、“松鹤延年”等吉祥题材，同时也借鉴民间剪纸和浮雕手法，虚实并举，栩栩如生。镶嵌部位由过去传统单一壶嘴，扩展到壶身、壶盖、壶颈等处，使茶具显得古朴典雅，富有浓郁的东方艺术特色。

华食文化源远流长。

诸多美食之中，不得不说，“火锅”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它的周边，聚齐了中华美食的关键——汤羹、调味、面点、时鲜与荤食……究其“锅物”，无外两种——“一荤一素”。它并不依赖厨师，却集烹饪和品味于一处，鲜绿红白皆可调涮。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以“水”为介质，一锅搞定所有菜肴，无分烫涮顺序。论及“火锅（或曰涮羊肉）”出现，除了必要器物，还需要用来涮的核心食材，譬如羊肉。说到普及，不得不提古往今来众多名流对其的品评与书写。

火锅器型渊源考

火锅作为一种“涮” “煮”食物的容器由来已久，从其“形状”上看，上锅下釜，即以炭火或其他燃烧物为主要燃料，自下而上将“锅”中食物加热煮熟，同时，食客围炉聚而食之……这样的器型的渊源，可上溯至西周，以故宫博物院和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馆藏的 “有盘鼎” “井姬独柱带盘鼎”最为古老。

历史跟今人的玩笑一直在持续，仅次于西周，距今最为久远，长达2000 多年前的“火锅”却刚刚才被发现 ——2015 年11 月，南昌发现并出土了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当时根据使用功能，有一件 “三足”青铜器被命名为“铜火锅”，这个名字震惊了媒体和餐饮界。后经多位考古学家再三论证更名为 “温鼎”。

三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五熟釜”，它是既有史料可考，又有实物例证的历史上第一件“类火锅”文物。据传，唐代的火锅形态发生了进化。诸多考据者的例证出奇的一致，这就是诗人白居易的诗歌《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火炉的材质“红泥”给了我们一些可供考证的信息——红泥炉多产自广东、福建两省，但这首诗是白居易晚年客居河南洛阳时所写。问题就来了，“河南菜式中，有哪一种菜肴需用红泥火炉呢？”众所周知，洛阳以“水席”闻名，水席的料理方式是食材必以汤水佐味，食材样式丰富，包括鸡鸭鱼肉、鲜货、菌类、时蔬等。由此推断，在那个凛冽的冬日，白居易燃起一泥炉陶釜，将所能寻到的食材一一放入釜中，烫涮而食。至于“红泥”实在是为了对仗 “绿蚁” 的敷衍而已，白居易为吃 “水席”而使用的这只火锅，更像老广的 “打边炉” 、近世的 “胡适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 “涮火锅”。其实，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用陶制的炊具进行烹调。“陶火锅”实在不能算作唐代的一个创举。

有关“火锅”或者说“涮羊肉”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自元代。某天忽必烈率领的军队正准备吃饭，忽有探子飞驰来报，敌军正在逼近。忽必烈灵机一动，让兵士将头盔倒满水，放置于薪火之上，并令人分发羊肉食材。众兵士以随身蒙古刀将羊肉等食材切成薄片，投入头盔中。很短的时间内兵士就吃完了饭，他们士气大振，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上述传奇尽管还有“忽必烈过生日” 等版本，但主要情节大同小异，但我对这样的“传奇”不以为然。

首先，不知道大家是否见过蒙古兵士的头盔，这样的形制覆于薪火之上，一头盔水要煮沸，应该比伙夫烧饭节省不了太多时间。就算用头盔吃完了涮肉，那一头盔的油腻膻腥，怎会让兵士作战时感到舒服呢？

我们从今天出土和可见的文物中很难找到元代的“火锅”，但蒙古人嗜吃牛羊肉的传统是不争的事实。而蒙古人南下并入主中原，想来也是将传统牛羊肉等食材与汉地自古以来的“炉” “釜”结合，以烫、涮、煮、炖等方式进行处理。

及至清代，“火锅”得享大名，这源于康乾时期的“皇家大宴”——千叟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共举办了四次[ 四次千叟宴分别举办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康熙六十年（1721 年）、乾隆五十年（1785 年）、嘉庆元年（1796 年）]。“千叟宴”，遍邀天下65 岁以上的“寿星”进京，集体团拜、祝寿。千叟宴与 “火锅”结缘是在最后一次，即嘉庆元年，由刚刚禅位的太上皇乾隆举办的“千叟宴”。

这样的宴会怎么会选择“火锅”作为主菜呢？原本“千叟宴”每桌共有十道菜，每道菜与某一特产有关。但乾隆五十年那次千叟宴中，因举办日期为正月初六，正值深冬，举办地点又在紫禁城的露天廊下和广场中，菜未上齐已渐冰凉。加之与会者空前规模达3900 多人，许多人一路上京鞍马劳顿，宴会后，许多老人因冻、因疲、因病等纷纷去世，民间更将“千叟宴”传成“催命宴”。因此，嘉庆元年，当太上皇下旨再办 “千叟宴” 时，吃什么？如何吃？——成了接办者们一时的难题。

据说，为防止再次发生乾隆五十年“千叟宴”所酿就的恶果，嘉庆元年的“千叟宴”做了很多改动。比如宴席在皇极殿及院内举办，并搭上大棚，尽量保证与宴者不会在寒风中进食；为保证上菜及就餐过程中“菜肴”的温度——菜式以“火锅”为主。

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宫廷筵宴中 “银、锡、铜” 制火锅已经登堂入室了。这次“千叟宴”还流传着一个野史传说，即以火锅为席的建议是和珅提出的。此外，和珅还亲自对“火锅”进行了改良，即“在投入木炭的孔上加一个烟囱”——这一说辞既无史料亦无图像，且考察清代之前的陶器，所谓“加一个烟囱”早已有之，实在算不上和珅的“发明”。如果以材质而论，于银、锡、铜釜上锅中加一个“烟囱”，倒有可能算是和珅的“改良”。

金、银既贵且“逾制”，而锡不仅昂贵且工艺繁复，“铜”就成了火锅进入民间的不二选择——导热快、清洁、工艺成熟、普及性高……在我国漫长的饮食历史长河中，“铜锅”一下子成了一种烹饪手段，一种菜式的统称，甚至是筵宴氛围的代言。

北京铜锅最早的影像资料出现在饭馆正阳楼。正阳楼，通说是创立于1850 年代，创业者姓孙，绰号“孙小辫儿”，祖籍为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孙小辫儿因家道中落来京谋生，通过摆烧酒摊积攒了第一桶金。后逢前门外肉市街口的一家小酒铺转让，孙小辫儿抓住这个机会开办了“正阳楼”。其后，正阳楼在孙小辫儿的后代手中不断壮大，居然成了京城八大楼中的一员，最为令人惊叹的是，正阳楼吸引了清末民国的诸多名人前来大快朵颐——清惇亲王奕誴、珍妃之侄著名美食家唐鲁孙、交际名媛陆小曼，京剧名伶梅兰芳、余叔岩，著名学者梁实秋，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家林语堂、郁达夫、老舍、汪曾祺……真可谓“一座正阳楼，半部近代史”啊！

火锅从 “青铜鼎”，历经陶、金、银、锡、铜等一路“走上”正阳楼，开始了“火锅”专门店的辉煌一页。此后，“火锅”或曰“涮羊肉”（以下统称为“涮羊肉”），以单一器型成为了中华美食中的一种烹饪类型。

正阳楼的出世，标志着涮羊肉走入寻常巷陌，登上百姓的餐桌。自此，“火锅”的形制再无大的变化，只是材质和燃料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更趋多元。图1、2、3 中的各类火锅便是最好的例证——图1 显示的是民国分体单人火锅，该火锅所用燃料为酒精或煤油；图2为铝制火锅，诞生于上世纪50 年代，代表了那个“金属稀缺”年代的另一种生活情趣；图3 中所展示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搪瓷电火锅，搪瓷炉身上印着齐白石的“对虾图”……

如今，家用火锅大部分都属于电火锅，但也有许多涮羊肉的忠实拥趸和资深老饕对炭火锅的钟情。据说，炭火涮成的肉与电磁、电锅涮出的肉，他们一尝便得分晓，而多数人的记忆里，端上桌正蹿着红彤彤的火苗子的，肚子里霹雳啪啦脆响着的燃烧的声音的“火锅”，不待开锅，心情已至沸点，一家人、几个朋友、远道的客人，围炉而坐——热情、氛围、美食、传统……全都聚在了一起，谁能说得清 “火锅”“ 涮羊肉”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

涮羊肉的诞生

中国自古就有食用羊肉的历史，那么以“涮”这种方式食用羊肉是如何一步步演化形成的呢？

提及涮羊肉的雏形，可以上推至宋代。北宋继承了唐代“烹羊”的诸多技法，北宋皇室对于羊肉的消耗量也极大。

但这些条件并没有导致涮羊肉的出现。求索再三，遍寻史迹，笔者认为，当时羊肉产量有限，食用者多为皇亲贵胄。况且，北宋时期，平民和官宦平常餐桌的“常客”是脏腑、野味和家禽。当时宴饮以“鲜”为奇，这种风气与“涮”的方式格格不入。及至南宋，涮羊肉这一火锅形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南宋林洪著《山家清供》中的《拨霞供》一文描述了涮羊肉的食法。这就让我们得知，当时不仅可以涮制如兔肉这样的野味，猪、羊亦可入锅。在宴席中，一道火锅可以给席间众人带来乐趣，望着肉片在沸水中翻滚至熟，像云霞一般在风起云涌之际变换颜色。“拨霞供”也因此得名。不过，虽然南宋涮法与今日几乎一致，但食材仍以野味为主，羊肉在当时仍然珍贵无比，很少有人能够吃上涮羊肉。

对后世涮羊肉出现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明末清初“杂家”李渔对饮食的评价：“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

饮食之道在于“ 渐进自然”，而“ 自然” 指的是“ 真味”，按今天的理解即“本味”。如果说，烹饪和品味的核心是追求食材的“ 自然”和“真味”，那么，食材的真味究竟是什么味呢？李渔的解释为一个字“鲜”。即对食材“不施粉黛”，在烹饪中尽可能保持食材本味的基础上，品味“鲜”给食客带来的愉悦。与宋代“野趣”的审美相去不远，明代对饮食的审美意趣转向了更为“鲜”“纯”的自然本味。

清代对“火锅”的记载逐渐增多，从时间顺序看，涮羊肉未出现时，火锅已经成为一道“名菜”。始于康熙盛于乾隆的“千叟宴”最令来宾满意的就是“火锅”。“千叟宴”后，火锅还成了皇室冬令膳食的惯例——据末代皇帝溥仪所撰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记载：“……平日菜肴有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桌。”只是，从表述上看，这些“火锅”都属于将荤素食材先置锅内，点炉后直接上桌，类似煲和边炉。

正阳楼创立后，与今日无异的涮羊肉开始盛行。曹禺先生在《北京人》中回忆北京著名饭店酒楼及其“招牌菜”：“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小地方哪，像灶温的烂肉面，穆柯寨的炒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都一处的炸三角……”可见，当时正阳楼声名远播。彼时正阳楼所用火锅与今天几无二致，伙计手持长刀，仔细认真地切着每一片羊肉……成书于民国的徐珂所编《清稗类钞》记载，“京师冬日，酒家沽饮，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故曰‘生火锅’。”与《清稗类钞》几乎同一时期的报人徐凌霄所著的《旧都百话》这样描述：“羊肉锅子，为岁寒时最普通之美味，须与羊肉馆食之。此等吃法，乃北方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而成为特别风味。”除了正阳楼，彼时有名的、经营涮羊肉的“馆子”，还有“北平最著名卖涮锅子的东来顺、西来顺、同和轩、两益轩几家教门馆子……”

由此可见，经历代积淀，“羊肉”作为食补一味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持刀手切原是为展示羊肉之“ 鲜，”而“鲜”又经 “清汤”涮食——“渐进自然”，这种“本味”食法不胫而走。本味的出现，让“涮”的是“暖锅”“边炉”等不再重要，食材，即羊肉本身成了这道菜肴的焦点。

正所谓：

原是皇家御膳客，千古食材补经天。曈曈岁寒团圆日，盘盘味真摆涮还。为有清澈汤底色，衔来锡盟羔羊甜。回望一席一宴处，再无风味是至鲜！

名人火锅谈

一道美味佳肴，从古到今，能够流传并广为人们称道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六字真言——传统、美味、健康。说来简单，但真正流传，多仰仗古今各界名流对美食的品评、考据与书写。

对火锅，古今名人表述很多，总结起来，又多集中于“乡愁与生活意趣” “美味与会吃”两大类。

乡愁与生活意趣

乡愁

对于诞生在北京的诸多美食，老舍的“乡愁”可谓最为“立体”——“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老舍《想北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7 月版）您看，声影俱全，而涮羊肉在老舍笔下是““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老舍《离婚·老张的哲学 老舍经典作品系列》，云南美术出版社2018 年12 月版）

与他同时不同地的思念北平的还有作家冰心，其时与家人一同在昆明呈贡躲避战乱，于“春城”竟发出“苦恋”着北平的呼喊，“……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冰心将暂住之处起名为“默庐”，借与北平形同“陌路”的谐音，也寓意着将乡愁常埋于心。

乐趣

涮肉的生活意趣在于围炉共食，这种乐趣竟令许多人选择以涮羊肉为中国最重要的年节——春节的年夜饭。主持人梁文道曾于某年春节阖家以火锅过年，“……今年省麻烦，除夕夜里吃火锅。虽然这不是我家的习惯，但传统上不都说围炉吗？所以我们还算按规矩过了一回中国年。”( 梁文道《味道之人民公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1 月版) 梁文道先生广东人，于香港读书，学成留港，于中西共融的圈子里能说出按规矩过年的话来，不仅仅是对传统的了解那么简单了——“火锅是最极致的团圆，取消了前菜和主菜的分别，从头到尾只有一种烹调的技法，吃的过程和烹调的过程合二为一，所有食材共时出现共时享用，每一种东西都染上了别的东西的味道，是彻彻底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历新年吃火锅，谁曰不宜？”

不只过年，就连“贴秋膘”这样的习俗也与涮羊肉结下了缘分。曾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的作家肖复兴在其著作中记述涮羊肉与“节气”的关联：“对于北京人，贴秋膘，讲究是要吃涮羊肉。在我们老院里，那些老街坊常说，立秋之后，就是家里再穷，哪怕是袜子露出了脚后跟了，也得吃一顿涮羊肉。那时候，在我们的大院里，住的大多是普通人家，吃一顿涮羊肉是一年里唯一的一次享受，这得多亏了立秋这个节气的福。”（肖复兴《一节一气总关情》，花城出版社2017 年8 月版）

意境

意趣载于乡愁、凝固于年节、传递于意境。最为独特的意境传递视角当数《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晓卿，在一幅没有民国风的当代北京风景中，灯火阑珊的涮羊肉馆群落——被陈晓卿命名为“有鲜明北京印记的文化品牌”：

“……我渐渐对涮肉从接受变成适应，但与口舌之欢相比，我更喜欢的是，在北方寒冷的夜里有这么一片温暖明亮的不眠之处：坐在窗前，看着对面有食客相扶着出来，在灯光里告别，街边趴活儿的出租司机殷勤地过去开车门……车流如炬，远处清冷的妙应寺白塔此刻也变得安详……这里已然形成了一道风景，一个有鲜明北京印记的文化品牌。”（陈晓卿《至味在人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1 月版）

近代集诗人、书法家、哲学家、文化学者于一身的顾随先生曾为涮羊肉创作了一首古体诗，无论“意趣”“意境”，也无分抽象具象，这首诗都当得是涮羊肉文化第一诗：

市楼买醉消寒夜，京师羔羊真无价。妃白俪红精且腴，鸾刀脍切妙天下。炉中初看炭火明，釜中汤已沸作声。盐豉辛辣发滋味，佐以芫荽郁青青。不尝此味已经月，入口脆滑如欲噎。少饮能醉醉能狂，此时恨不天雨雪。…………（顾随《诗书生活：顾随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7 月版）

美味与会吃

按顺序吃部位

阿城是从饥饿时期走来的“知青”，80 年代发表《棋王》一举成名，对 “吃相” 的描写轻灵细腻，无比传神。阿城也曾经用笔描写过 “涮羊肉”：“涮时选北京人称的‘后脑’，也就是羊脖子上的肉，肥瘦相间，好像有沁色的羊脂玉，用筷子夹入微滚的水中（开水会致肉滞），一顿，再一涮，挂血丝，夹出蘸料，入口即化，嚼是为了肉和料混合，其实不嚼也是可以的。”（阿城《常识与通识》，上海三联书店2019 年4月版）文字朴素、实在，但囫囵之际的品味就在“不嚼”这一词中将“肉”的美味刻画得入骨三分。阿城对肉质的选择以“沁色的羊脂玉”作为标准，而吃法以“夹入……一顿，再一涮”为火候，“挂血丝”和“不嚼”相映成就了急不可耐的心情，想文雅的品味又不得不辘辘的饕餮，阿城这一代人的“饥饿阴影”左右着他们对美食的纠结。

阿城提到的“后脑”当属羊肉的某一部位，要论“侃侃”涮羊肉的“肉片”和“部位”，珍妃、瑾妃的堂侄孙、台湾著名美食家唐鲁孙最有发言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家真正去过京城第一涮的正阳楼。

“谈到平津冬天最流行的涮锅子全是羊肉片（牛肉只有烤着吃，没有涮着吃的）……肉片的名堂可算五花八门，什么腰窝、上脑、三叉儿、黄瓜条儿、大肥片儿，您要什么有什么。”（唐鲁孙《故园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9 月版）唐鲁孙还补充道，“师傅们运刀如飞，平铺卷筒，各依其部位，什么“黄瓜条”（肋肉）、“上脑”（上腹肉）、“下脑”（下腹肉）、“磨裆”（后腿肉）、“三叉儿”（颈肉）等名堂，机器切片，那是办不到的。”（唐鲁孙《什锦拼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9 月版）

卤虾油与韭菜花

作家阿城除了谈吃“涮羊肉”的部位以外，还抛出了一个“涮羊肉”的无解之谜——什么样的调料是最配涮肉的？

以阿城之见，“料要芝麻酱（花生酱次之），豆腐乳（红乳烈，白乳温），虾酱（当年产），韭菜花酱（发酵至土绿），辣椒油（滚油略放浇干辣椒，辣椒入滚油的制法只辣不香），花椒水，白醋（黑醋反而焦钝），葱末，芫荽段，以个人口味加减调和，有些人会佐食腌糖蒜……”（阿城《常识与通识》，上海三联书店2019 年4 月版）

阿城的蘸料中最能区别于近代蘸料的是“虾酱”。殊不知，老舍对于蘸料的讲究——“卤虾油”是不可或缺的，“吃涮羊肉不用卤虾油，好吃？”这是老舍笔下人物的一句问答，半个世纪之后，居然得到了美食旅行家蔡澜的呼应，“很多人以为中国北方人不会欣赏鱼露，但虾油是吃涮羊肉时的重要作料之一，那就是鱼露的一种。在中国南方，潮州人最爱用鱼露，他们移民到南洋，把这文化带到泰国等国家，鱼露更成为越南的‘国食’之一了。” （蔡澜《思君令人老 努力加餐饭》，青岛出版社2019 年7 月版）

阿城的蘸料中还有一味“韭菜花酱”，竟能引发汪曾祺老先生的共鸣。汪曾祺爱吃韭菜花，为了韭菜花，还特意考证了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最后得出吃涮羊肉蘸韭菜花的习惯渊源为：

“……北京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或以为这办法来自蒙古族或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凝式是陕西人，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汪曾祺《五味》，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 年10 月版）

大快朵颐与清汤清水

有意思的是，名人的吃法总是出人意料——曾执导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作品的香港导演李翰祥，在回忆与相声大师侯宝林一起“涮羊肉”的场景时说：“……有一次和侯老师吃涮羊肉，才真正知道了怎么涮，并非一块一块地放在锅里不撒筷子，他是一盘一筷子，朝锅里一放，然后喝一杯酒，再用筷子往上捞。涮羊肉和喝咖啡一样，那勺只是给你搅和咖啡的，不是叫你一勺一勺地喝，羊肉也不能一块一块地‘涮’，否则就是没见过世面。”（李翰祥《三十年细说从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1 月版）

与李翰祥同属香港文化圈的梁文道也觉得这样“大快朵颐”有些不可思议：

“怎么有那么多人都大把大把地下肉，大把大把地捞呢？涮羊肉不是应该吃一片烫一片吗？一下子就把肉都弄熟了，哪还有涮肉的情趣呢？莫非60 年的时间已经长得足够改变老一辈的饮食习惯，叫人忘记昔日的老规矩老作风？其实这是个误会，最早的涮羊肉本来就很粗放，和烤牛肉一样，是草根百姓的美食，大肉大酒正是它的应有之义……”（文道《味道之味觉现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老饕蔡澜对此吃法也是双手拥护：“我欣赏涮羊肉，不喜一片片涮，而是用筷子夹了一大团肉，放进锅中，是不是可以吃了，全凭个人的感觉，从不问人：‘熟了没有？熟了没有？’”（《蔡澜旅行食记》，青岛出版社2015 年12 月版）距离涮羊肉诞生不远，并亲自登上过正阳楼的民国食家唐鲁孙先生对民国时期的涮羊肉汤底有着记载：

“扇好锅子端上来，往锅子里撒上点葱姜末、冬菇口蘑丝，名为起鲜，其实还不是白水一泓，所谓起鲜，也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所以吃锅子点酒菜时，一定要点个卤鸡冻，堂倌一瞧就知道您是行家，这盘卤鸡冻，不但老尺加二，而且特别浓郁，喝完酒把鸡冻往锅子里一倒，清水就变成鸡汤了。”( 唐鲁孙，《什锦拼盘》《岁寒围炉话火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9 月版)

民国时期，涮羊肉的汤底为清汤白水，吃的讲究是汤越涮越厚；“卤鸡冻”的意义为涮的过程提供一种结尾，即以鸡汤作为酒足后的品鲜基础。就像涮吃羊肉的各部位的顺序一般，从肥到瘦，汤底由“薄”转“厚”。对于清水汤底的涮法，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主持人卢文龙在采访一老字号的掌柜时，谈起涮羊肉的讲究：

“老先生和我说，涮羊肉讲究很多，首先它不同于火锅，因为火锅有各种味道的底料，而涮羊肉一定是铜锅清汤，底汤里就放点葱、姜、枸杞一类。羊肉好的馆子，涮完了所有的羊肉，锅里是没有沫子的……吃涮肉先涮的应该是羊肉，而且下肉的顺序也有讲究，要先下肥肉，这叫‘肥肥汤’。把肥肉的油脂涮在汤里，之后再涮瘦肉或是菜会更加鲜美。”（卢文龙《街角的老北京 阿龙带你亲历老北京的吃喝玩乐说北京》《吃了吗您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年8 月版）

卢文龙采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肥肥汤”。笔者在采访资深火锅烹饪专家满开元时也得到了几乎同样的表述，满开元师傅还曾回忆起一个有趣的涮羊肉吃法——共和锅。他说，人们在吃涮羊肉时为什么选择清汤汤底，是为了品味“越涮越肥”的汤色。共和锅是一个偌大的火锅分成若干格，专为单独吃涮羊肉的食客预备，您一个人来，叫上几两酒几盘羊肉，涮吃完毕后，我在您的“格子”里继续“开涮”，尽管今天看来不那么卫生，但彼时的“共和锅”确实受到最广大老百姓的喜欢。

满开元师傅的记忆在大食家唐鲁孙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验证：

“假如您嘴馋了想吃涮锅子，一个人下馆子叫个涮锅子，经济不经济倒是小事，这种‘独钓寒江雪'的吃法，汤固然肥不了，一个人独涮，也显得太枯寂单调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您不妨到门框胡同或是天桥去吃共和火锅，跟大家凑凑热闹。共和锅比普通火锅大三四倍，把火锅嵌在镶有铅铁皮矮脚圆桌里，火锅里隔出若干小格，不管生张熟魏，各据一格，自涮自吃互不侵犯，各得其乐。”（唐鲁孙，《什锦拼盘》《岁寒围炉话火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9 月版）

唐鲁孙先生所述时期为1930年代，满开元师傅的回忆是上世纪80 年代，由此推断“共和锅”至少存世了半个世纪以上。由此引申，“清汤清水”至“肥肥汤”——这种涮吃方式一直是涮羊肉的传统。

“北京火锅，也就是涮羊肉，吃法简便，味道鲜美，清汤锅最考验羊肉的质量，每家独有的芝麻酱配料也是食客们考量的因素。”（《风味人间》《乡愁》， 中信出版社2019 年1 月版）还是导演陈晓卿一语道破“天机”，清水涮或者说清水汤底的真正内涵是对羊肉肉质的考验——若敢清水涮必是好羊肉！某日，料理了一天的工作，支一口锅子，与人围炉而坐，透过腾腾热气你看到的，想必是嗞嗞作响的生活吧。

文丨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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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广州中山大学从石牌迁入河南康乐园，昔日岭南大学变成“新中大”。原来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商承祚与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容庚从此共处康乐园31年，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共同创办古文字研究室，甚至同住一楼（东南区一号，现“陈寅恪故居”），并称“容商二老”。

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关系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然而他们友谊的主旋律中时而夹杂着不协调声音，到晚年龃龉愈多，甚至有反目传闻。容商二老在康乐园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他们为岭南大学十所著名建筑所题匾额，如文科大楼内的古文字研究室和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容商生前，他们的关系就被人津津乐道，直到如今，有关容商的话题在康乐园仍不绝如缕，时有听闻。

容庚（左）与商承祚合影（1982年）

对于容商关系，最有切身体会、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的子女后人及友朋弟子。而他们本人留下的文字记载更有价值、更不容忽视。笔者整理《容庚北平日记》，对其中有关容商交往的记录印象深刻。经统计，商承祚在《容庚北平日记》20年中共出现203次（一天中重复出现不计），数量仅次于容肇祖（三弟，337次）和于省吾（312次），而多于容妻徐度韦（170次），足可见两人交往之频繁，关系之亲密。这些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容庚南下前容商两人关系，笔者略为排比，敷衍成篇，并提出容商关系晚年变调问题，以为读者及研究者参考，且就正于方家。

北上求学 容商初识

《容庚北平日记》始于1925年1月1日。1月3日，日记中有“寄内子及锡永函”，这是商承祚第一次出现。容商初识于1922年夏天，因此有必要补述他俩相识经过及最初交往情形。

1922年夏历五月，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时拜访罗振玉，商承祚正师从罗氏研习甲骨文，前往容庚下榻的客栈拜访，两人因此相识。商承祚晚年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回忆：“有一天，罗振玉老师告诉我：‘你有位广东同乡刚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教师，他爱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大吴清卿（大澂）《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一听，高兴极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不易得。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客栈和他联系，然后去拜访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谙北方话，我们倾谈时同操粤语，真可谓他乡遇故知，都非常的兴奋。我们谈家乡的风物，谈京津的见闻，谈共同感兴趣的甲骨文、金文，谈古文字研究的计划。”

容庚字希白，出生于1894年；商承祚字锡永，出生于1902年。容庚年长商承祚8岁。两人相识缘于罗振玉，乡情、乡音和共同的志趣更使他们一见如故，友情迅速升温。容庚在《金文编》序中也说：“十一年（农历）五月，与家弟北游京师，谒罗振玉先生于天津，以所著《金文编》初稿请正，辱其奖借，勖以印行，未敢自信也。时罗先生之子福颐有《古玺汉印文字徵》之作，其弟子商承祚成《殷虚文字类编》，与余不谋而合。”他在《甲骨学概况》中又说：“初余访罗振玉先生而归旅舍，忽有电话至，余甚惊讶，询之，则罗氏弟子商承祚也。承祚从罗氏撰集《殷虚文字类编》，闻余有《金文编》之作，志趣相若，故亟谋一面。”

同年秋，容庚得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夙愿以偿，喜出望外。1923年春，容庚致函商承祚，商氏复函称“近因赶写《殷文》，致忘作复，顷理积书，始发见尊缄，健忘抑何可笑”，又称自己《殷墟文字类编》“已书十四卷，如释重负”，并转达罗先生对《金文编》古器考所定目次的意见。此函容庚生前一直保存着，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为容商友谊最早的文字和实物见证。

1924年2月14日，容庚与商承祚、容肇祖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锡永、希白、元胎来……锡永与容氏兄弟，皆今之少年金石家也。”经容庚介绍，商承祚亦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希白北来，耳目一新，不愿南返，后经罗先生介绍，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因初创，只有他一人，劝我也入学，免得孤单，后来我也去了（但未毕业），我们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但那一次商承祚赴京应该只是短暂逗留，因为同日顾颉刚致容庚手札中有“锡永兄想已回津，得晤面，甚快”之语。

离多聚少 鸿雁传书

如果以1952年为界将容商关系分为前后30年，则后30年他俩同行同事，朝夕相处，而前30年离多聚少，鸿雁传书。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北京师大等校任教，1932年4月，顾颉刚致容庚函称“锡永师大之事总非办法，闻中山大学刘奇峰已走，现由陈钟凡任文学院长。锡永如肯回粤，可函闻野鹤君询之”，可见商承祚在师大任教是临时性质。1934年，商承祚离平南下，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容商二人同处北平时常过往的时间只有4年，在此前后，他们除了偶尔互访（如商承祚来平，容商欢聚；容庚南下探亲，顺道在南京或广州拜访商承祚）外，大多以书信方式联系。

《容庚北平日记》

商承祚离开北京大学，1925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讲师，与《容庚北平日记》起始时间基本吻合。容庚是年通讯录记有商承祚地址——南京北塘子巷。从日记记载看，仅1925年上半年，容商往来函件即达20多通。而这些函件多未留存，令人惋息。日记多未记函件内容，但有两个细节很可玩味：

一是商承祚结婚事。2月3日，容庚收到罗君美来信，同日寄商承祚信。君美在信中告诉他：“锡永于1月31日（正月初八）在六合县举行结婚，通信由六合县东门内孙宅转交。”

二是容庚为商承祚寄赠资料及双钩碑铭：3月14日，“寄商锡永信，坿赠汉石经残石拓片两纸；4月11日，为商锡永双钩《西狭颂》、《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尚博碑》篆额五种；13日，“双钩《景君碑》、《樊敏碑》篆额两种”；15日，“摹苏君神道并前所钩篆额，寄商锡永”；23日，“临秦公敦一过，寄锡永”。5月2日，容庚“接锡永信，并赠二大笔”。商承祚赠笔，可能与容庚为其临摹碑帖有因果关系。

是年暑假，容庚南返探亲，随后偕母亲从广州乘船北上，经上海、杭州等地，沿途旅游观光。9月3日晨抵达南京下关，下午“访商锡永，乘马车游明陵、秀山公园、莫愁湖”。这是两人在日记中第一次见面。4日，“与锡永往各书肆购书”；5日，“锡永与其舅孙雨廷来，与母亲同往游秦淮河”；6日，容庚母子早“六时乘马车往车站，锡永送行”。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字里行间仍流露出数年间两人结下的深厚友谊。

此后两人仍然书信联络不断，互寻资料，互赠著作。如容庚代商购《长安获古编》、《陶斋藏石记》、《金石丛书》等，商承祚赠容庚《石文编》、《殷虚书契类编》。容庚还曾代商承祚在成兴斋购棉连纸。

1926年容庚《金文编》问世，曾寄赠商承祚并请其代售。他作为教材的《文字学讲义》印行后，也曾寄赠商氏。年底他统计《金文编》赠售情况，售出的82部中，商承祚即占8部，可见其推广之得力。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在京聚首数年后，我又于1933年南下，任职于金陵大学。”1933应为1934年之误，1934年9月5日容庚日记：“饭后至史语所。五时至泰丰楼，公宴商锡永、戴家祥、吴其昌，送行。”1935年初，容庚与唐兰受教育部委托南下考察送展伦敦博览会青铜器，1月16日抵达南京，“八时至浦口，头乘船至下关。寓中央饭店。访容大块、商锡永”。

厂甸淘宝 力持异议

容庚毕生以研究青铜器及其铭文文字为志职，他的青铜器研究与收藏实践难以割离，《容庚北平日记》对收藏多有记述，他曾将自家藏器著录成《颂斋吉金录》及续录。1928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说：“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这一天他与燕京大学会计主任范天祥、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逛琉璃厂，在尊古斋以50元购得昜兒鼎，以8元购得三羊镜和得志小玺。这是他购藏青铜器之始，有趣的是，这一天的淘宝历程也与商承祚有关，1929年2月，他以160元将此昜兒鼎售与商承祚。

商承祚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从罗振玉研习甲骨文字，同样热衷于古物收藏。

容庚（左二）与商承祚（左一）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1929年2月9日晚10时，容庚接到商承祚电话，得知其已来北平，住在施家胡同北京旅馆。第二天一早，容庚进城往北京旅馆，老友暌别多年，相见分外亲切，他们一同逛厂甸，然后在宾宴春聚餐，他当晚也住在北京旅馆，继续未竟的话题。他俩之外，尚有关藻卿。当天日记载：“与锡永同来者为关藻卿，乃锡永之学生，挟资购古物甚夥。人颇豪爽，收藏而兼贩卖者也。”

关寸草（1903—1948），原名关报，一名关善，字藻卿、藻新、春雷、寸草、春草，以字行，所居曰益斋，又名南越木刻斋。广东南海人，富收藏，以鉴别古瓷驰名广东、上海。所藏古玺印极富，马国权在《广东印人传》中说：“近世粤人藏古玺印之富，春草几与商契斋（承祚）相埒。”其所藏金石古器中，著名者除南越木刻外，尚有南越古冢之铜镜、玉腰带版、殷墟的甲骨、商周秦汉之陶泥砖瓦金石，宋钧窑、汝窑瓷器及宋拓《颜鲁公争坐位帖》等。

商承祚1927年应顾颉刚之邀，任中山大学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授，年仅26岁。关寸草是他学生，但只比他小2岁。容庚称关寸草“挟资购古物甚夥”，可见其应为富家子弟出身。

11日上午，容庚陪同商承祚、关寸草往大泉山房看造像，他推测：“锡永之来，盖专为此。”他们当天下午一同前往海甸容庚家中观看藏品，傍晚又一同进城，商承祚在西车站食堂请晚餐。

回到旅馆，他们接到大泉山房高少木回信：造象四尊索价万金。商承祚与关寸草商议准备还价至七八千即可接受，但容庚力持异议，谓如此还价他不愿同去负此责任。最后商定还价至五千。

12日上午九时，一行三人开往大泉山房。容庚日记：“商等于还价事呐呐不能出口，由余代还价五千。”对方当然没有马上接受。中午由容庚出面请商、关及高少木、周希丁在撷英西菜馆吃饭，餐毕一同游厂甸。当晚高少木请洗澡，“答允所还之价”。商承祚、关寸草十分激动，于是“再购造象柱二、佛象四，共六千四百元，并请撷英晚餐”。

与商、关二人同游数日，容庚收获也很大，他在大泉山房购铜镜二价20元；匋尊一价5元，腹内有“作尊”二字；在式古斋购兵器六价20元；铜铙一20元；姚师臣、徐锦江、王懿荣等金扇面四页，5元。其间，他还将前购之昜兒鼎售与商承祚，价160元；匋尊照原价5元出让；出售在古光阁所购之父丁爵与关寸草，价100元。

3月6日，容庚听许地山说，辑古斋有唐画佛象四幅，遂往观之，该店索价1600元。他到式古斋见商承祚、关寸草，晚上商请晚饭于春华楼，估计曾谈论画象事。7日，他们一早往辑古斋，购敦煌所出唐画象四幅，小造象一。容庚请商、关二人在春华楼早饭。12日，关寸草购一彝，甚佳，价700元。

商承祚致容庚手札（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谓：“弟计去岁北行一次，亏空二千金，至今尚未了债。好古者多痴子，兄亦可称道友矣。寸草因为生计所迫，与人合资开一古玩店，以西人为目的，字、画、瓷为大宗，下月即可开幕。”此札未署年月仅署“廿四日”，应作于此次厂甸购物之后。

那一批佛造像，大众山房出价万金，因容庚力持异议以五千成交，也是天文数字。它们究竟是何材质，是何年代作品？容庚日记并无详细交待，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关寸草1948年客死申江，英年早逝，他在粤、沪两地的藏品均已散佚，包括其所藏南越木刻，不知是否包括这批佛造像。

“商氏吉金” 见证友情

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这一年，容庚只有零星日记，所以未见商承祚初到北平情形，仅于12月收支表中有“锡永书48元”之记载。无疑，这一段时间容商二人会时常见面，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每次到清华授第一堂课，必于前夕下榻希自家，得以研讨学问，或欣赏其所得的古器物，对该器真伪之见，时有分歧，乃至高声辩论，各不相下。”

1931年1月，《武英殿彝器图录》出版，12日，容庚交赵斐云转北平图书馆一部、商锡永一部。16日，“一时商锡永来”，当晚住容庚家，次日他们一同进城，逛琉璃厂购物。23日，“一时商锡永来”。

容庚1931年2月21日日记

13日，“一时商锡永来，代领史语所薪五十元，并交罗君美款百二十元”，当晚仍宿容庚家，容庚“与锡永谈至十一时半乃寝”。2月20日，商承祚、徐中舒、浦江清来燕京大学容宅相聚，饭后商承祚、徐中舒留宿家中。次日，星期六，故都北平春明景和，容庚与徐中舒一同进城，先后拜访傅斯年、胡适，并往琉璃厂购物。

商承祚在清华兼课，一直住在燕东园24号容庚家中。商承祚住城内，容庚进城未返，多住东莞会馆，偶尔也住傅斯年家。如，1931年1月24日，容庚进城到琉璃厂购物后，晚住静心斋史语所傅斯年家中，“商锡永先在，徐中舒亦来”。2月1日，容庚“到式古斋会商锡永，同往古玩铺，在雅文斋购一鼎，价25元未付。在大古山房购父丁爵一价150元；寿万年镜一价25元；又唐镜一价5元；穿带印一价2元。还旧欠轴头一1元；矛一2元。共185元。”当晚大泉山房掌柜在春华楼请客，容庚仍回傅斯年家宿，“锡永十一时乃去”。

容庚1931年通讯录记商锡永地址为“东城东板桥二度桥”，1932年始有在商承祚家借宿记录。3月26日，晚“十时往周季木家，观新得彝器八，价千元，以陈侯午敦为至佳。二时许至锡永家宿”。6月1日，“十二时在商锡永家宿”。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1932年春，我在天津从读罗师之时，希白由京来访，寓我家，每长谈至深夜。一日，一觉醒来，发现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的小印，章法布局匀称，刀法古朴，实属佳构，边款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异常宝爱，带着它到南京、屯溪、长沙、重庆、贵阳、成都，又带着它回广州，直至今日珍藏着，也是我喜用印之一。”

这一方“商氏吉金” 印，商承祚珍藏半个多世纪，的确是容商友谊的最有力见证，相信他写作此文时手边还拿着这方印。因为边款刻有“廿一年一月”，所以时间——1932年春无误，但地点却出现偏差——不是在商承祚家，更不是在天津。对此，容庚日记有明确记载：1月15日，“商锡永来”，“为吴梅刻名印，为锡永刻‘商氏吉金’印”。

《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还有一处误记，是时间错误。抗战爆发后，“当我在西南见到希白主编的抗日救国宣传小报《火把》，要把革命的火烧得更旺，钦佩之余，大大激起我抗日救国的热忱”。《火把》创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编是学生吴世昌，容庚只是有力支持者。当时商承祚尚在北平，他写此文时将“九一八”误为“七七”，时间提前6年。1932年2月21日，容庚日记有“交《答张荫麟书》与吴世昌登《火把》”之记载。

容庚与罗复堪的交往始于30年代初，北平沦陷后更为频密，而他最早拜访罗氏即有商承祚陪伴。1932年5月22日容庚日记：“八时许与锡永、海波往访罗敷盦，留饭。”

容商辩难 乐此不疲

1929年2月，《宝蕴楼彝器图录》印行，是年底容庚附记该书名单：“商锡永六部”，估计赠送1部、代售5部。商承祚读此图录，认为有些器物时代可疑，遂作《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寄容庚，容庚读后寄还原文，并附《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商承祚作跋后一并刊登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百年纪念号》。在别人看来他们可能是“死对头”，但商承祚说，“殊不知我们是知己挚友，情谊非同一般，才会这样做”。

容商二老关于《宝蕴楼彝器图录》往还函

容商辩难始于青铜器，是形诸文字的学术争辩。次年秋商承祚任教北平，他们时相往还，朝夕相处，关于器物真伪问题的口头讨论更多。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希白于古文字研究造诣颇深，我不及他；而于辨伪鉴别则他不如我。我初购铜器，每受沽人之欺，经过不断研究，日有所得，希白是无切身之痛的。我谓伪，他谓真，各不相让时，希白事后却认真考虑研究，并不固执己见。此亦希白优点之所在。”

商氏所言“辨伪鉴别他不如我”，容庚可能未必同意。金文和青铜器是容庚的专长，他也有过“受沽人之欺”的经历，且他兼任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于厂肆之外观看摩挲过无数皇家藏器。陈英杰在《容庚青铜器学》中说：“容老在各种著作中辨别商周秦汉疑伪之作千件左右，集历代铜器辨伪成果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

商承祚在该文中说：“有一次，他正在鉴赏一物，上镌四字，高兴之极，见我来了，兴致勃勃地大谈此物的妙处。我说，几天前我已见过，因器真字伪而未买。希白不信，又争论起来，我举证此四字是仿自某钟的，于是当场查阅该器，证明确伪，他不能不服。”查容庚日记，未能确认此次争论是何时为何器，1933年1月17日，“八时进城，至式古斋，见所存西瓜鼎，敷出耳上四字”，或可作为参考。

1931年1月17日，容庚日记所记甚详，且涉及两人辩论：“十时半与锡永同进城，逛古玩铺。在大古购得铜轴头一，色泽佳，价2元未付。在大吉祥见一洗，鱼文清晰，索价60元。锡永在古光购得香炉槃，乃嘉平元年物，香炉失，槃有三孔，有与香炉足相连者。锡永不知，以为后凿，欲觅工填补。余告以故，乃止。槃破而字佳，且北汉物，亦罕见。”同年2月1日，他们又在式古斋、雅文斋购鼎、爵、镜，3月14日又在式古斋购铜器四件。可惜日记中再未见他们辩论青铜器真伪问题的记载。

商承祚在该文中总结他俩辩难时说：“我们在学术上争论归争论，友情归友情，争过就算数，绝不耿耿于怀，不因争论而影响朋友之情。”

日记中也有容商互相代购器物的记录，如1931年2月20日，“商锡永为购宜侯王洗，价35元”。

辭工爵拓片及容商二老题跋

明义士曾购一辭工爵存在容庚家中，此为容庚欲得未得之物，也与商承祚有关。容庚记：“大泉山房物，还以百六十金不肯售。明义士牧师以百七十金得之。”商承祚补记：“希白畀价百六十元，后予曾为作缘，多增十金，大泉已首肯而希白犹豫。不十日遂为明义士攫去，希白终不能得，无悔小惩大戒，戒之戒之，为之掷笔一笑。商承祚。”容庚逛古玩店购物，谨小慎微，斤斤计较，为十元钱丧失一珍品，商承祚以此取笑，纯属善意。此爵拓片除容商二记外，尚有唐兰、吴其昌题跋，十分珍贵，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容庚日记1932年5月10日，“吴其昌、唐兰留吾家，为题藏器”，商承祚补记可能作于此后。

同处一室 友情变味

《容庚北平日记》止于1946年2月26日。前一天日记：“钞《画目》。下午访顾正容、孙海波。接顾通知，27日上午七时半与白崇禧同航空往重庆。饶引之请晚饭。”当天，容庚拜访了乔振兴、顾正容、徐宗元、朱鼎荣、孙海波、林志钧等人，然后“收拾行李”。

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容庚与顾正容与其同机飞往重庆，然后转赴桂林任教，在重庆与商承祚也有短暂聚首。第二年，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一文中写道：“去年春，余至重庆，商氏方卸盐署职，归自贵阳。自谓‘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余，聚首数日而别。”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也说：“1946年，希白到重庆，适我卸盐务职，归自贵阳，复得相见，我谓之曰：‘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希白，欢聚数日而别。”此后的容商关系已是日记以外话题。

总结《容庚北平日记》20年间所代表的前30年容商交往，可谓亲密无间，也成为后30年容商关系的基石。陈炜湛在《忆容庚师》一文中说：“二老结交垂60年，不仅同乡，而且同学、同行、同事，情深谊厚，非他人可比。”他接着写道：“可是二老亦常‘抬杠（争论）’，有时还当着我们后辈的面‘抬’得面红耳赤，‘抬’完‘杠’，又和好如初。”

容庚日记手稿封面

容庚脾气犟，性子急，商承祚知道他“顶起牛来一顶到底”，因此见他脾气来时，“就往往不吭声，让他三分，待他气静以后，再徐徐与之分辩”。容商性格各异，由此可见一斑，而且60年不变。

后30年“抬杠”内容与前30年有所不同，陈炜湛说：“有时‘抬’得激烈，容老急不择言，往往有半似戏言半似责难之辞，如‘你是甲骨文的逃兵’，‘几十年来做了些什么？’每闻此言，商老往往不辩不驳，以示让他三分。”

这些责难显然不同于早年的容商辩难，甚至超出了学术范畴。

黄天骥在《老圃秋容淡——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期间为打击容庚“反动气焰”，中文系召开批斗大会，重点揭发其盗卖国家文物行径。批斗者一个接一个发言，主持者勒令其“必须坦白交代”，但容庚坚决不承认盗卖国家文物。主持者大怒，一招手使出杀手锏——台下容庚一位老朋友站起来说：容庚，怎么没有！你把贵重文物××鼎，卖给了美国人×××，时间是×年×月。于是现场群情激愤，“打倒容庚”口号此伏彼起。这一险情被容庚机智化解——他先是老实承认，然后说：那个鼎是假的，我把假古董卖给了美国人。群众先是一愣，随后哄堂大笑。

那个“老朋友”笔者怀疑是商承祚。容庚虽然见招拆招，化险为夷，但他内心的疙瘩是很难解开的。笔者就曾确切地听说过容商晚年失和的传说，相信并非空穴来风。1983年1月，商承祚作《我与容希白》一文，拟作为是年秋容庚90大寿寿言，“并博希白一粲”。该文对容商后30年交往一笔带过：“全国解放后，经院系调整，我与希白同在古文字研究室工作，又成了同事，复同住一楼，一上一下，直到如今。”友情如酒，越老越醇。容商友谊这坛老酒到晚年却有些变味，一定是掺杂了个性、学术以外的东西。商承祚在该文中说：“在‘批林批孔’阶段，希白认为孔子有其好的一面，要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否则无以服人。后来虽几经批斗，从不低头，‘真金不怕洪炉火’，此其可敬之处。”笔者以为，这一段话是我们理解晚年容商关系的关键——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致使容商关系失和，60年友情变味。

1983年3月6日，容庚逝世，商承祚听闻“犹如晴天霹雳，为之涕泗滂沱”，他在《我与容希白》附记中感叹“六十年老友，只希白一人而已”，寿文于是只能改为哀悼之用。莫向山阳过，邻人夜笛悲。康乐园内容商二老，从此只有依旧着唐装穿行于校园的商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