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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各章曾陆续刊载于《北京晚报》2017年“五色土”专版
乔鲁京
一、“丝路活化石”布哈拉
二〇一六年深秋，我在乌兹别克斯坦用九天时间奔波近三千公里。回想去过的众多地方里，印象最深的还是布哈拉。这座城市人口约莫三十万，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三大城市。而让布哈拉人感到最骄傲的，还是他们的家园有着近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堪称整个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城市，有“丝绸之路活化石”的美称。
还记得车子刚在布哈拉老城停下，我就被眼前高耸入云的卡扬宣礼塔震撼得一边唏嘘，一边举起相机拍个不停。“卡扬”是塔吉克语，意思是“伟大的”，这座高塔确实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据我的导游别克佐德介绍，高塔建成于公元一一二七年。对中国史来说，这一年约略等同于有名的“靖康之变”。北宋南宋交替之际，地表四十七米高、地下还有深达十米基础的卡扬宣礼塔则成为当时整个中亚地区最高的建筑。
卡扬宣礼塔和旁边的卡扬清真寺，以及米里－阿拉布神学院一起，共同组成了一座被称为“波伊卡扬”的宏大建筑群。在历史上，这片建筑群曾是整个中亚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培育了很多杰出的学者，据说中亚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伊本·西纳、诗人菲尔多西和鲁达基，都曾在这里刻苦攻读，钻研学问，而他们在中亚乃至整个伊斯兰文明史上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的牛顿、莎士比亚。直到今天，这座建筑群中的米里－阿拉布神学院，仍然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学术教育机构之一，不对外开放。闪亮的蓝色穹顶和周围朴素的砖砌墙壁形成鲜明的对比，引人遐思。高塔旁的卡扬清真寺，则成为每一个到布哈拉旅行的游客必来的景点。穿过高大的拱门，里面是宏阔的庭院，据说最多可以容纳一万人，我到时恰逢旅游淡季，享受了片刻奢侈的宁静。
去乌兹别克斯坦前，我在北京采访了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胡振华。八十六岁的胡教授是研究中亚语言文化的权威，也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记得胡老告诉我：“在中亚水是很宝贵的，只要是哪里有泉，哪里就能生活。特别是商队，都是靠泉来喝水。”
来到布哈拉，在被波伊卡扬建筑群深深折服后，我又沿着老街主干道寻访了老城中心一个数百平方米大小的水池。水池边最为显眼的，除了几株古老但依然挺拔的桑树外，是一组丝路驼队的雕塑，似乎也在暗合这里的名字——“骆驼泉”。地陪导游别克佐德告诉我，关于骆驼泉，布哈拉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布哈拉是一片人烟罕至的戈壁。一天，一个游牧部落牵着骆驼经过这里，人们和骆驼都口干舌燥。此时，驼队中一峰年纪最大的骆驼，突然在一个地方驻足不前，使劲刨地。随即，一个泉眼冒了出来，涌出甘甜的泉水。有了泉水，部落决定不再游牧，而围绕着泉水定居下来，慢慢地这里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繁华的一座城市，这就是布哈拉，而这眼泉水就是骆驼泉。别克佐德曾在安徽大学留学一年，能说一口还算流畅的中文。他说布哈拉人认为水池的历史太过悠久，已无法考证其修建的年代。但他们深信，是先有了这池水，才有的布哈拉，这池水就是布哈拉生命的源泉。听到这话我心里琢磨，这不就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翻版吗？
直到今天，骆驼泉仍然是布哈拉古城最热闹繁华的中心地区。在水池旁，我又看到一尊阿凡提雕像，当然在乌兹别克斯坦，人们称他为“霍加·纳斯尔丁”，对他也格外尊崇。在雕像的后面，是一座有着三四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大门上的瓷砖装饰格外华美：一对孔雀抱着羊羔，太阳和人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奇妙的装饰已经成为布哈拉当地旅游业的重要象征。据说在古时候，这儿是一家特别豪华的商队旅馆，现在则是布哈拉传统歌舞的重要演出场所。每天中午，布哈拉歌舞团都会在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展示乌兹别克斯坦最原汁原味的传统歌舞。乐声阵阵，舞女们长袖飘摆，曼妙的身影宛若一朵朵盛开的莲花。这舞蹈节拍鲜明，奔腾欢快，伴奏音乐也以打击乐为主，与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得益彰。我猜测它多少会承继一些胡旋舞的风韵吧？唐时，胡旋舞被引入中原，在长安、洛阳风靡一时，大诗人白居易甚至还曾专门写诗赞美：“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沿着丝绸之路，各地交流的不止于歌舞，另一个经典的案例是纺织技术。据说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三大丝绸生产国。我还记得自己穿行在布哈拉老城区的感觉，那街道便如经纬线一样交错纵横，像是进入了一个迷宫。在布哈拉，贩卖各种不同类型货物的专门集市分门别类遍布在老城区众多的路口。在老城核心的波伊卡扬建筑群旁，静静伫立着一座规模宏大、年代久远的集市，这就是布哈拉的丝绸地毯交易中心。
走进大门，我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座设计有多个穹顶的高大建筑，穹顶之上的天窗设计格外巧妙，在夏天能吸进凉爽的空气，降低室内温度，冬天则可以有效保暖。在这座古老的丝绸地毯交易中心里，陈列着各种色彩斑斓、图案繁复的手工地毯。商家告诉我，最便宜的地毯是用骆驼毛织造的，手感比较粗糙。好一些的则是用羊毛编织的，手感比较轻柔。而最高档的地毯则是用丝绸混合羊毛织就。从色泽上看，就与众不同，微微泛着华美的光泽。触摸上去，手感也格外细腻。热情的老板说，这样一块丝绸羊毛地毯，一平米需要三四千人民币。如果客人还不满意，还可以私人定制，不过价钱也就高得令人咂舌。由于我来的时候正值旅游淡季，因此客人很少。但老板却不着急，用他的话说，每一块丝绸地毯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需要有心人慧眼识珠，更需要耐心和缘分。
告别古老的丝绸地毯交易中心，我又来到古城区旁边的雅克城堡，这里堪称是布哈拉古老文明的头号象征。这座城堡矗立在一座高高的山岗上，城墙雄伟恢弘，拱门高大庄严，无声地见证着布哈拉的兴衰变迁。现在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为城市文化博物馆。步入城门，我先来到王位大殿，大殿内陈列有各种古籍手抄本、工艺品、古钱币、旧兵器等文物。博物馆负责人向我介绍说，在历史上，布哈拉的历代统治者都曾经居住在雅克城堡里。我又经过他的批准，进入了城堡里还没有向游客开放的大片区域。
我仍记得在那个秋高气爽的正午，自己站在未开放区的城墙上俯瞰时的情景。极远处的泽拉夫善河三角洲隐隐可见，稍近些的沙赫库德运河穿城而过，近前的布哈拉老城区一览无余。据说布哈拉的城市设计和建筑对中亚地区的许多城市规划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它也是中亚地区现存最完美无缺的中世纪城市典范。雉堞危峻，衰草茫茫，登临其上，让人不禁抚墙感慨，布哈拉确是丝绸之路上极璀璨的一颗明珠。
波伊卡扬建筑群曾是整个中亚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
卡扬清真寺内宏阔的庭院
从雅克城堡上俯瞰布哈拉古城区
传统丝绸地毯交易中心外景
二、“金桃之乡”撒马尔罕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早已翻译成中文出版。中译本第一版出版时改了一个很平实的名字——《唐代的外来文明》，作者的名字也音译为谢弗。记得翻译者吴玉贵先生曾说：“因为那时国内读者对这本书的了解也很少，不改名的话，读者走进书店看见《撒马尔罕的金桃》，会误以为是小说。”薛爱华以丝路名城撒马尔罕出产的金桃，作为盛唐外来文明的象征。我们从中也可见这座中亚古城的富庶与丰饶。
历史学者们经过考证，确认撒马尔罕就是《旧唐书》《唐会要》等古籍记载的“康国”，这里也是中古时代往来于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人——粟特人的大本营。据说此地当年四方商贾云集，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是东去中国、西至阿拉伯地区、南下印度、北上欧亚大草原的必经之地，素来被称为“文明十字路口”。故而2001年，撒马尔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时，使用的英文名称就是Samarkand – Crossroads of Cultures。由此可见“各种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是国际社会对这座古城的共同认知。
位于撒马尔罕城中心的雷吉斯坦广场，是整个中亚地区最著名的人文景观。地陪Bekzod告诉我，“雷吉斯坦”是塔吉克语，意思是“沙地”。整个广场坐北朝南，东、西、北三面都有高大宏伟的建筑，围合出来的广场六百年来一直都是撒马尔罕最繁华的所在。
广场西侧的建筑叫“乌鲁别克”，落成于公元1420年，历史上这里曾是一所学校，学者们在此教授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知识，是继布哈拉的“波伊卡扬”后，中亚地区又一个重要的教育中心。广场东侧的建筑叫“谢尔多尔”，完工于1636年，最让人侧目的是入口拱门上装饰着一对长着翅膀的老虎，它们现在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和旅游业的重要象征。广场北侧的建筑叫“季丽雅卡利”，落成于1660年，走进这座建筑高大的拱门，会发现里面是一座景色宜人的花园式庭院，庭院左侧的建筑从外表看没什么特殊之处，但走进去才会发现格外富丽堂皇，以金色为主色调的装饰错综复杂，见证着当年撒马尔罕的富庶繁华，也看得我目眩神迷。
如今在广场南侧，当地政府又建起了一座观景平台。夜色降临，灯光亮起，雷吉斯坦广场变得越发璀璨夺目，让人由衷赞美这“沙地广场”确实是古老丝路上最华美的奇观。
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一样，同属中亚最古老的城市。据考证，两千五百多年前，撒马尔罕已是一座繁华的大都会了。公元前329年，来自希腊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率军攻陷此城。相传，这位建立人类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大帝国的君主，望着眼前的撒马尔罕说：“看来，关于撒马尔罕，我听说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它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漂亮。”
星汉西流，撒马尔罕在过往两千五百余年里几经兴废，形成了阿芙罗赛义卜、老城区、新城区等几个区域。其中的阿芙罗赛义卜堪称撒马尔罕最古老的城区，从公元前五世纪一直使用到十三世纪初。虽然今天的阿芙罗赛义卜只是一片占地约莫两平方公里的废墟，但这里可是世界著名的考古遗址。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派出考古队，在此进行田野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大多数文物现在就存放在废墟旁的阿芙罗赛义卜博物馆里。
博物馆中，不仅展示有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钱币，还有粟特人特有的安放死者遗骸的纳骨匣。当然最让人击节叹赏的，是博物馆一层正中央的壁画大厅，陈列着一组距今约一千四百年的粟特宫廷壁画。特别是其中有一幅展现唐代贵族生活的壁画，画面上，一位唐代贵妇正在众人的簇拥下泛舟湖上。曾有学者认为，这名贵妇就是武则天，当时来自中亚的使节曾在长安见到了她，回到撒马尔罕后用壁画记录下她的神采。正是这组举世无双的壁画，让阿芙罗赛义卜博物馆名声在外，成为研究中亚艺术的圣地。
在撒马尔罕，我没有找到类似布哈拉骆驼泉的景致，不过老城中心的一条步行街让我逗留许久。虽然路面现在已修整一新，但我的导游说这条街就是昔日丝绸之路穿过撒马尔罕时的主干道。当年，街头商旅云集，驼铃阵阵，格外热闹，撒马尔罕也因丝绸之路盛极一时。街旁，是穹顶高达四十一米的比比哈努姆大清真寺。三十八米高的清真寺大门外，便是名声赫赫的撒马尔罕大巴扎了。
巴扎的意思是集市、农贸市场，乌兹别克斯坦人特别重视商业，素来有经商的传统。巴扎，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撒马尔罕大巴扎的规模十分巨大，在整个乌兹别克斯坦都数一数二。
走进巴扎大门，眼前是一排排棚架，售卖各色粮食、干鲜水果和蔬菜的摊贩们井然有序，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乌兹别克斯坦人的主食是馕，这里刚出炉的烤馕热气腾腾，每一个都有一公斤之重，而售价仅约人民币五元钱。新鲜的烤馕放冷后，可以保存半个月之久，是当地人长途旅行必备的主食。
更让人垂涎欲滴的是各色干鲜水果和蔬菜。乌兹别克斯坦四季分明，土壤肥沃，年均三百二十个晴天的高光照率，为果蔬种植创造了绝佳环境。这里的蔬菜水果品相、味道俱佳，价钱也相对平稳，一公斤上等葡萄干售价仅需大约三四十元人民币。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果蔬产品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有数据显示，在杏、李子、石榴、葡萄等果蔬产品出口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已跻身世界十大出口国行列。撒马尔罕大巴扎，正是当地物阜民丰的一个缩影。
遥想一千三百年前，撒马尔罕出产的金桃曾迷倒了多少五陵公子、长安少年，不过它的口味如何，后人已无从知晓，但正如薛爱华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所说：“这种水果已经部分的成了一种玄虚神妙的实体。它们仅存的真实生命是文学的和隐喻的生命。简而言之，与其说它们属于物质世界，倒不如说它们属于精神世界。”
雷吉斯坦广场
著名的唐代贵妇泛舟壁画
三、“贰师”遗迹明铁佩
因墓葬被考古学家发现，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在2016年成为市井皆知的人物。其实翻阅史书，关于刘贺的记载和他的父亲昌邑哀王刘髆一样少得可怜，反倒是刘贺的奶奶李夫人、舅爷李广利鼎鼎有名。《汉书》中说“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为获取汗血宝马，也为了让小舅子建功立业，2100多年前，汉武帝派李广利远征西域大宛国，兵锋直指贰师城。大抵“贰师”与“奥什”谐音之故，今人多认定贰师地望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奥什。
2016年深秋某日，我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州首府安集延市，此地距离奥什只有约莫半小时车程，可惜当今的国境线阻隔了前行的脚步。遗憾之余，我动身去安集延州的马哈马特县，寻访一座叫做“明铁佩”的古城遗址，因为这座古城据说也是大宛国的一处重要都会遗址。当我抵达明铁佩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和乌方工作人员一道，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上从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展开合作，对明铁佩展开发掘。这也是中国国家级考古队伍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国外田野展开考古工作。
我和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朱岩石相识多年，不过能在异国边陲相见，还是感觉格外开心。站在明铁佩古城高大的西城门遗址上，听朱先生一如既往平静的叙述，却能感受到这次他内心里有掩盖不住的兴奋。他告诉我，我们脚下的城墙只是内城，而通过持续数年考古勘探和发掘，他和伙伴们刚刚成功发现了明铁佩的外城。尤其可观的是外城四面城墙大体可以复原围合，由此使得明铁佩古城的面积从40万平方米一举扩大到273万平方米，从而成为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里面积最大的城址。
不过朱先生的结论还是比较谨慎，他一再对我表示：“明铁佩兴盛于公元前1世纪，在公元3、4世纪衰落。它的活跃期和西汉同时，应该与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大宛国有密切的关系。” 反倒是中乌联合考古队乌方执行领队、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特巴巴伊夫话说得格外痛快豪爽：“明铁佩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通过这几年的发掘，我们确认明铁佩就是贰师城！”
《史迹·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和随从一路向西，最终翻过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到达了地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而大宛也由此成为张骞抵达的第一个西域国家。如今的明铁佩古城里，遍植果木，一片田园牧歌的怡人风景。恍然之间，不仅畅想，当年张骞曾见到的西域大宛国，是不是就是我眼前的这样一番景象。
记得有考古队员告诉我，在乌兹别克语中，“明铁佩”的意思是“很多的小山丘”。可惜苏联时代的垦荒，夷平了许多山丘，古城内如今只剩下两座规模较大的夯土丘陵。我登上其中最高的丘陵，顺着考古队员指引的方向眺望，据说3公里外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境线，隐约可以看到更远处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山脉。也许当年持节的张骞就是从其中某个山口走来，也许稍后的李广利和他率领的“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也从那个山口气势汹汹地奔来，也许汗血宝马就从我脚下的明铁佩古城出发，穿过那个山口，一路向东，远赴长安……
明铁佩、奥什，谁才是真正的“贰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片土地因为和张骞、李广利有关，所以显得这个问题格外有魅力，尽管也许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告别明铁佩，离开安集延，心头还惦念未来有朝一日去奥什的我，更感慨的是即使没有张骞、李广利来过，这仍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是吗？1483年巴布尔就在这里降生，是他开创了统治印度次大陆三百年的莫卧儿帝国；也是在这里，矗立着中亚地区最神圣的苏莱曼圣山。每一方水土都养育一方百姓，也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寻常故事与英雄传奇。
明铁佩古城遗址：中国国家级考古队伍第一次走出国门，展开田野考古工作的地方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乌方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
来源：新华号 丝绸之路周
者丨张佐良
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因政治取向不同而分化出遗民与贰臣群体，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由于仕隐殊途，遗民与贰臣大多淡于交往，甚至先前好友亦至交绝。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遗民和贰臣群体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同时，在看似界限分明的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对前朝的怀恋、对自身的反思、对民族文化前途命运的忧虑，使遗民和贰臣在心理上有所共鸣。两者之间的疏离或交往，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本文主要考察遗民孙奇逢和贰臣张缙彦的交往，以略窥清初遗民与贰臣群体互动之一斑。
孙奇逢与张缙彦的交往
孙奇逢
（1585～1675）
，字启泰，号锺元，直隶容城人。曾坚辞明清两朝征聘十三次，世称孙徵君。晚年讲学河南辉县夏峰村，学者尊称夏峰先生。孙奇逢与浙江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孙奇逢17岁中举，一生隐而未仕。年轻时以孝行感动乡里，广为世人赞誉。明天启年间，孙奇逢“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与鹿正、张果中等倾力营救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友人，“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明末社会动荡，战事纷起。孙奇逢编练乡勇，结寨自保，多次击退入侵之敌。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称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清军入关后，在京畿推行圈地政策。顺治六年十一月，孙奇逢因故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决意南迁。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热情相邀下，孙奇逢留居辉县苏门。此处山水清幽，历来为君子高隐之地。晋之孙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枢、许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孙奇逢认为，“苏门山水佳胜，可堪终隐”。后友人马光辉以辉县夏峰村田庐相赠，孙奇逢率子弟耕读于此，遂“以燕人而成豫籍”，直至去世。
张缙彦
（1599～1670）
，字濂源，号坦公、大隐、筏喻道人、菉居先生、外方子等，河南新乡小宋佛村人。明天启元年举人，崇祯四年进士，历任陕西清涧、三原县令，任内保境安民，多有善政。崇祯十年，因政绩卓著，行取入京，历任户部浙江司主事、边饷郎中、翰林院编修、兵科都给事中。崇祯十六年，被崇祯帝超擢为兵部尚书。次年三月，李自城攻陷北京，张缙彦逃归新乡，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农民军，在清朝和南明政权之间摇摆不定。
顺治三年二月，张缙彦见复明无望，“赴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军前纳款，承畴具疏乞敕部录用”。清廷以张缙彦在江南大定后“逡巡来归”，不予录用。至顺治十年，张缙彦方被清廷起用为山东右布政使，后以“不避怨劳，实心任事”，历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二月，清廷甄别三品以上官员，张缙彦因“在都办事平常，且耽情诗酒，好广交游，沽名取悦，殊失大臣靖共之谊”，被降补“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宁道”。顺治朝后期，南北党争激烈。
本文出处：《清史论丛·第3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顺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党大学士刘正宗，词及张缙彦，称其为刘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亦疏劾张缙彦，称其“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为工部侍郎，又复包藏祸心，交结党类”。十一月，清廷会审后认为，张缙彦“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以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应立斩”。顺治帝命“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康熙九年十月，张缙彦在流徙十年后，终老于宁古塔外方庵。
早在明崇祯年间，孙奇逢即以孝行、节义与理学闻名京畿。作为“真孝真廉，有体有用”的“地方人才”，孙奇逢曾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均坚辞不赴。顺治二年三月，“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孙奇逢亦坚辞不就。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号行坞、桴庵，河南孟县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降清后累官礼部左侍郎。孙奇逢为其祖门生，两人有世好之谊。薛所蕴在孙奇逢南迁之际，曾于“共城、林虑两山中，各为庐舍待” 。二人一直是通过书信或子弟过视相交，直到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初次相见。
孙奇逢称，“晤少宗伯薛行坞。十载神交，一日谋面。行坞自谓‘向切私淑，礼意殷殷’。居然尘外之交”。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后，方与豫北地方士人产生直接交往。他曾多次过访新乡诸友。张缙彦顺治三年降清，顺治十年起用，其间多里居新乡，且与薛所蕴、王铎等贰臣过从甚密。就笔者目及史料来看，尚未发现孙奇逢与张缙彦相见的文献记载，但二人在清初的确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顺治十一年五月，孙奇逢过访山东友人。他在给时任山东右布政使张缙彦的信中说：“入鲁郊，无地无人不沐浴德化，蓬玄先生述政教更详。尹彦明尝问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先生真能行道者也。学者存心，利济便是行道。’念庵谓‘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先生惠施齐鲁，能令齐鲁大夫相观而善惠施小民，先生之明德远矣。人谓如是道人儒而禅者也，弟谓如是道人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 孙奇逢入鲁观政，对张缙彦出世行道、治民有方是比较赞赏的。
顺治十三年，张缙彦任浙江左布政使时，孙奇逢曾致信请其为茅元仪遗属一伸援手，以解其困。其《与张方伯坦公》云：“自壬辰岁夏，苏孺人送其女北来，与其仆姚文炜约明年来视，以便图归。今五年矣，杳无音耗。主母屡有谕帖，总若罔闻。此分庄产，茅总戎族党姻戚，公议立单，府县批照：‘嫁女养孀。’弟辞其嫁女之半，留一半为养孀之资。今一出门，仆利其有，悍然不顾主母之命，终置孺人于何地乎？苏孺人忍死为总戎立节，此田不存，何以终老？闻茅公子寄居其岳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苏氏一呈，并原册，乞仁台付本县一查，催令文炜来迎主母，或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
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奇逢称，“予山居病废，先生
（张缙彦）
雅意贫交，一岁中书常三四至焉”。可见，在张缙彦赴京任工部右侍郎后，二人仍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孙奇逢对张缙彦的才华与学识颇为称赏，在为张缙彦主纂《新乡县志》所做的序中称，“新乡坦公先生，所称具识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虽奉豫中承贾公檄，实出先生之手，酌旧志之所详略，而一衷于道理，既无所遗，又无所滥，洋洋乎大观也哉！史家首推班马，尝考迁自作《史记》，恣所欲言，而固奉诏为《汉书》，不无避忌。迁文豪侠，而固谨细，固其所也。先生今日无功令迫于上，无子孙陈情于下，恣所欲言，则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风俗之厚朴而简重，得托先生行世以传久远，无疑也”。孙奇逢曾认为，史志纂修者应求实、“具识力而文章”。以此标准来看，他对张缙彦所撰《新乡县志》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张缙彦在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任内，曾为孙奇逢刊刻《游谱》《答问》等著述，此外，他还移书力劝孙奇逢出修《河南通志》。孙奇逢自撰《岁寒居年谱》记当局聘修《河南通志》一事云：“河南巡抚贾公汉复聘修《河南通志》。郡县致抚军之意。予以老病不能任其事辞。方伯桑公芸、巡宪沈公荃，各致其相招云云。” 在《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载了此事。
顺治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其《报赵令君》云：“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见托。若以治弟为有学有识之人，故相属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暗昧空疏，于此事既非其长，兼之聋瞆衰迟，心思散乱，曷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世之心，经事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执鞭有心，佐筹无力，自谅此非诳语也。幸老父母婉为之辞。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今日桑老公祖下询之谊，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佑腹心，预告左右。”
二十三日，其《报辉令》云：“恭承抚台老公祖惠己及门，既无坐受于家之礼，而病未脱体，又不能展叩阶求见之忱。坐是踌躇，益深局蹐。所委《通志》事，未见来文，无所据以为辞，敬拜还花币，唯老父母为致之，不次。”
二十四日，其《简王蓼航》称，“抚军至辉，俨然花币辱临，以纂修《通志》相属，其意甚善。弟衰朽，既不能应其聘，不可不一往见，以答其谊。无奈连日痢转甚，前之不能见按居时，犹无病，今病矣，益艰于见抚君。先后定当相会，倘语次及之，望为弟婉辞，及不能趋谒之状，恳恳不尽”。
二十五日，孙奇逢称“客有谓：‘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关非细，先生何辞之坚也？’予曰：‘论事易，而任事难。此事非才、识、胆兼备者，不能胜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溪，即有志浙省《通志》，历十年，七誊稿，犹得同人赞助。事甫竣，还滋遗且滥之惧。仆识暗、才短、胆薄，既乏任事之具，况年逼八旬，思虑昏眩，冒昧承任，事心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责。情面难破，好恶易徇，一为清议所短，必招鬼神所罚，凛乎可惧。予固熟筹之矣’”。
孙奇逢后来说：“会修中州通志，中丞以予为托，予虑不胜任辞之至再”，张缙彦言：“先生则移书教予，曰：‘此系河洛渊源，辞何为也？’”孙奇逢回复称：“予乌乎无辞？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孙文忠修高阳志，亦十余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识力为何如也，知予识暗力薄，衰老不文，辞固其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份的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述了与诸人关于坚辞修志的过程，而对与张缙彦的书信往来并未提及，此中似别有意蕴。流徙宁古塔之际，张缙彦对孙奇逢念念不忘，曾与好友讲论孙奇逢事迹。其友方拱乾记其事云：“徵君名奇逢，容城老孝廉，避地苏门山，与坦公邻，并直指陈君曾物色蓟州李进士欲闻于朝，因坦公悉徵君，乃并荐云。”
也就是说，张缙彦曾向顺天巡按御史陈棐举荐孙奇逢，陈遂“以山林隐逸荐” 之于清廷。方拱乾诗云：“几年魂梦说徵君，避地今闻柘影分。三聘无车容束帛，百泉有鹤守遗文。妻儿败囷躬耕粟，弟子荒冈饿骨坟。落落河汾关底事，飘风只羡在山云。”“荐剡曾同李进士，蓟门人尚说公车。母存代妇亲供爨，儿长耕田罢读书。终日麻衣何处泪？偶然茅屋匪常居。名高节苦身无恙，转笑西山蕨不如。” 从上面两首诗中，亦能略窥张缙彦与孙奇逢的交往与情谊。
孙奇逢交往原因分析
（一）君子人格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品格，孙奇逢晚年尤重君子之道。卫地“俗本仁厚，素称君子之乡”。顺治七年，孙奇逢迁居辉县夏峰，入卫地，识卫人，对春秋卫大夫蘧伯玉尤为景仰，赞誉有加，认为其具有寡过自省、出处有道等君子品格，自称“吾平生不能不服膺蘧伯玉”。孙奇逢晚年潜心研《易》，对其中蕴含的君子品格独有心得，认为“孔子教人学易，都只是要将爻象实理，反正自己身上受用。如释系于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释先号后笑，便要君子出处语默，如金如兰；如释天佑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顺，又以尚贤；如释劳谦有终，便要君子德盛礼恭，不伐不得”。
孙奇逢认为君子还应具有以下特质：一是君子乐天知命。他认为，“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而不可违，故富贵贫贱、患难死生，惟其所值，有顺受而已。乐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乐天”。《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孙奇逢称此为“人生最安乐之事”。二是君子自强不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孙奇逢认为，“一有息，便与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学而时习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此愤之所由发也。时习而悦，好古有获，即乐矣。乐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将至。子之为子，如斯而已矣”。君子好学，所谓孔颜乐处，正在好学而已。三是君子坦荡荡。孟子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孙奇逢认为，“世间有一等最受享人，君子坦荡荡。有一种最受苦人，小人长戚戚。君子何以坦荡荡也，致中和而已矣。中和之极，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睟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小人何以长戚戚也，不中和而已矣。不中和之极，所谓牿之反复，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凛乎可畏哉！” 君子仁义之德涵养于内，温厚之态生发于外，四体充盈德性光辉。所谓“睟面盎背”，正是君子气象。
孙奇逢最重君子儒。他说，“儒之纯，肇自孔子”，“纯儒之功德在百世”。“君子儒，儒有纯者也。小人亦曰儒，谓其规模狭隘，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气，然霸又足以伤醇。禅儒足以销霸气，而禅又足以蚀真。有一利，伏有一害。如皆古圣人，独孔子太和元气而集大成，均为名儒而醇乎其醇。如所称君子儒者，元公、明道而下，数人而已。” 孙奇逢不轻以君子儒许人，亦见君子儒修习之难与品格之高。
孙奇逢的君子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而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体验又使其独具特色。他认为，欲为君子，需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畏天命顺天道。孙奇逢说：“君子所以为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为小人，只是不知天命。” 孙奇逢认为君子不轻生轻死，“长生不足羡。轻生望死，桎梏而死，则失所以谨身矣”，“长生必流于玄，轻生必流于侠，君子均无取焉，谨身以俟命而已矣”。在孙奇逢看来，“君子无须臾离道之时，才能于天命之性浑成无间”，“故君子顺天道以治其身”。天道即天理。君子还要处理好天理人欲的关系。孙奇逢认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顺理与从欲而已。顺理则安，从欲则危。顺理则忧勤惕厉，不安乃安也；从欲则逸情纵意，安乃不安也。学者须要天理人欲之间见得分明，一毫相杂，则理终不能顺，而欲终不能不从矣”。天道、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孙奇逢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独此是人生真乐。君子王天下而不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都是凭这一点受用。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复性”，须有“浮云富贵之怀”，方能复性，成学问，成君子。
二是寡过知非。孙奇逢认为，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只此便是千圣要诀”。他指出，“学问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寡过。孙奇逢认为，“寡过于事上犹易，而寡过于意中实难”，须“怀希圣之思，立见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复” ，“过则改，而善则迁，不患不为善人君子。”顺治十六年除夕，孙奇逢训诫诸子说：“学问要看腊月三十日。盖是日为一岁之终。一岁所为，或有愧无愧，各宜细加考问。行事无愧者，为君子，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间者也。有欺而无慊，人斯下矣。”
三是暗修以淡声闻。孙奇逢说：“君子纯全乎天者，谁敢冒昧承当？”“故君子只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已矣”，“直至无声无臭至矣”。孙奇逢认为君子重在潜习暗修。他说：“从来谓潜与见为两局，暗与章为二境。愚谓君子潜固潜，即见也，仍不离潜之体，总归于潜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离暗之用，总归于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潜与暗之谓也。”孙奇逢订《续家规十八则》，其中两则为“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他解释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趋避不审，不学无术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从事者，端在于斯。”孙奇逢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此一耻，则忠信进德，修辞立诚，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实式临之。可畏哉！可畏哉！”在孙奇逢看来，只有学以为己，不务虚名，实修实做，方可为君子。
四是谨言慎行。孙奇逢认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并以史为鉴，告诫君子躬行谨行，“士君子当末流之会，谨躬率物，居潜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几寡过，焚坑之惨，兆于横议；党锢之祸，成于标榜。古来名士，至于不能自全之地，托身于酒，托身于痴，以求免于猜忍多忌之际，而犹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兴戎，口舌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同时，劝说君子自律慎行，“士未以清节著称，犹可随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断不可苟于荣禄，偷取一时，如汉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于成帝之世，号为二唐。比楚二龚（龚胜、龚舍）,后皆仕莽，前修云何？左思曰‘二唐洁己，乃点乃污。’岂独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严自律也”。孙奇逢以遗民之身，能够在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其始终恪守君子之道的结果。
孙奇逢晚年效法先贤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日思所以报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劝人为善一事。与子言孝，与臣言忠，即素不相闻之人，有过访而见问者，无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斯。爱我者，谓交不可滥，心感而志之。然有人来过而问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阳抑阴，化小人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与。此九十岁老人之婆心也”。孙奇逢“于困厄险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礼不行，处坎心亨，龙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妇孺之流，暂而片语相接，久或终岁相从，皆煦之以春风，昭之以白日。浅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结而获其本心，一归之于为善”。他不仅自己愿为君子，还希望天下人皆为君子，立己达人，实有古君子风范。
（二）极重友道
孙奇逢一生“以友朋为性命”，自称“余自十八岁赴公车，便以亲师取友为事”，晚年更是多次说：“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无他嗜好，五十年来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今近八十矣，离友朋之乐，无乐也”；“仆平生无他嗜好，独以友朋为性命”。
孙奇逢对儒门友道体悟颇深，认为“‘友直、友谅、友多闻’，孔子尝言之矣。盖一身之成败得失，举而付之于友，故不得不严其人。然直谅不合人亲，多闻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数数见之，而我不能急与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孔孟之时，“以一身为天下，以一日为万世，则固有大者存也。在当日，不觉其所关于天下万世者何在，在天下万世后自觉之。总之，有见于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万世于一膜之外。能以其学于己者而诲于人，师友之兴从此始。千余年而有濂洛，师友之道一光矣。又数百年而有阳明，及门之盛，几数千人，且多贤者，师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当日孔孟之不厌不倦者，所以贻留于天下万世者耳！”
对于友道的重要性，孙奇逢指出，“道德有于身，须借师友，所以师等君亲友，为五伦之一”，“学人自立甚难，因无丽泽之益，非谓友尽乏直谅也”，“修身之士，必借良师友”，若“生无师友，则一愚人之身而已矣”，“若非真实师友，鲜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辅仁，元公所以言长无师友则愚。今人不知师友所关重大，总由不求自己学问进益耳”。
孙奇逢认为，友朋相交，特别是对师友而言，须以道义为准则。他说：“师云友云，为其以道义相切劘也。离道义无师友之事，离道义无师友之言。师友因学而立名，学因师友而成德。不知学，恶知师友。”孙奇逢在《范箕生笺古人交》序中称：“余读古人交，未尝不掩卷叹息，而重有感于今之交也。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甚有肝胆与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终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转眼若不相识，且挤之而下石焉者！’”。
有鉴于此，孙奇逢提出，朋友当以义合，“同气则求，同求则义，同义则久”。他指出，朋友是五伦之一，友道关乎五伦，“盖君子敦笃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备之，方能出而问天下士。亲见其人之可交也，然后通名姓、具拜问、告祖父，而缔盟好。属之以人伦之重，而托以终身之业。故不明于五伦，而欲善一伦，未见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关五伦，而欲以敦友伦，未见其尽善也”。
“以友朋为乐”，孙奇逢视为人生三乐之一，自谓“老夫生平无他嗜好，少年以俱存无故为乐，壮年以兄弟友朋为乐，老来以儿孙师弟为乐。此三乐者，真无穷极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离友朋之乐，无乐也。有朋则山可乐水可乐，即无山无水亦可乐。然我之所谓朋者，固非泛泛，须一种有识趣人，能起予，匡之不逮。然未可轻得也。”
康熙十四年正月，孙奇逢与“同人常过我兼山堂者，联为十人社。阳武三：赵锦帆、卢禹鼎、张含睿；新乡四：刘一六、郭公望、任联璧、周显成；汲县二：苏寰中、李范林，合之大隐而十”。他论友朋之益，曰：“杨晋庵谓两炭相燃，其焰自发。各孤一处，焰立熄矣。夫子虽不愠于人不知，而朋来自远，乐多贤友，意可知已”，“炭愈多，而光愈烈，不问可知”。
与匿迹山林离群索居的一般遗民不同，孙奇逢交游极为广泛。友人曾问孙奇逢：“先生五十余年老贤书，仕进之心，梦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穷谷避迹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托风尘之内，幽士为与，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孙奇逢说：“子之爱我也至矣。昔人结木巢楼、塞户窦伏、资身卖卜，佣工灌园，甚至为卒市门毁形易面。予高其谊，怜其情，然非予心之所乐也。”其乐者为何？孙奇逢云：“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安乐窝中叟是予师也。”
（三）存续道统
当明清鼎革之际，明遗民产生了“以夷灭夏”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此民族文化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孙奇逢等“有志之士，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继绝学为世用”。孙奇逢认为，“人生第一要务，莫要于明学。学之不明，则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与谁共理？天下未有无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学也者，兴贤致理之要术也。有一分学问，方做得一分事业。有十分学问，方做得十分事业。由求必不能为颜曾，萧曹必不能为俨吕。天德王道，总之在学术上取齐”。
时人称孙奇逢，“际贞元绝续之时，明大道于方来，佐圣治于在下，有若天心启牖之一人，以维持一线之绪者”，虽“遭逢不偶，不能行道于当世，爰欲传道于来兹”。孙奇逢在《复崔承一书》中称，“自江村没后，知己寥寥，孤力肩承此不绝之一线，三十余年颠蹶困惫者屡矣”。孤力肩承，实以难得其人。后识张沐、汤斌二子，孙奇逢寄予厚望。在与汤斌书中称，“师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灯烛光，空山自寂寞。举世如鸡群，子也云中鹤。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托”。康熙八年二月初六日，孙奇逢《复汤孔伯》云：“仆四十年孤力独承之担，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轻快何言？然仆身轻了一分，未免为知己重了一分也。”其殷殷传道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清初遗民致力于存续儒家道统，而复兴民族文化尚须借助强有力之推动者。孙奇逢称，“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晋卿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犹易，为晋卿、平仲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窃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远不具论，宋元之际，道在许子。当年与静修同征，过容城商进止。静修曰：‘公不出，则道不行。某亦出，则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处也。”
在孙奇逢看来，宋元之际理学名儒的出处，事关少数民族统治下中原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许衡出仕可以光大中原传统文化，即“道行”；刘因隐居意在维护儒家道统尊严，即“道尊”。二者相较，为“道尊”易，为“道行”难。因此，他认为不宜对出为尊官的姚枢、许衡过分苛求，因“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孙奇逢论宋元之际，正所以见明清之际。他以遗民之身兴学传道，自觉如元之刘因出则道不尊，因而将道行的期望寄托于出仕清朝的理学官僚身上，称“今日正望老父母勉图其所难耳”，“先生今日固为其难矣。维持世运，鼓舞来学”。
康熙六年以后，孙奇逢敏锐地觉察到，时势变化对理学发展变得越来越有利。他在致友人信中说：“闻庙堂诸老深心学问，不减姚许当年”，“迩来宰相而下，谈学者不乏人，此亦气运然耳”。至康熙十三年五月，孙奇逢称，“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间矣” 。孙奇逢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学官僚来“正君心”，实现清朝政权的儒学化，推动以儒家传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秩序。
结语
除张缙彦外，孙奇逢与钱谦益、龚鼎孳、王永吉、吴伟业、刘正宗、戴明说、刘馀佑、孙承泽、薛所蕴、柳寅东、张凤翔等清初贰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并未明言对其大节的具体看法。孙奇逢所撰《理学宗传》，序列历代大儒，独遗宋之吴澄。孙奇逢认为，“吴草庐谓诸葛孔明为行不著习不察之人。余谓孔明舍孙曹而事昭烈，著莫著于此，察莫察于此。草庐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为不著不察”。
由此来看，他对贰臣忠义名节的态度亦是不言自明。入清后，孙奇逢曾自称，“五十余年老贤书，未尝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实非隐也”，“树遁世之藩篱，差慰藏拙之门户”，“长为逸民，高蹈不出”。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处世方式，使其能够站在传承光大中原传统文化的立场高度，用包容和积极的心态与贰臣交往，以自己的遁世而道尊，寄托对道行的期盼。
清人称，孙奇逢“辟室苏门，为讲学名山之计”，“而圣道自此明，绝学自此续，周程张朱而后，以一身膺理学之宗”。“先生之教沛然大行，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我朝圣教昌明，先生讲学之功，默有以助之也。” 孙奇逢对清初的社会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7辑》，原标题为“遗民与贰臣：孙奇逢和张缙彦的交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张佐良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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