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著名词作家乔羽昨晚（19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乔羽是山东人，2008年曾获评“新时期山东形象大使”。
乔羽，当代著名词作家，全国第一届金唱片奖获得者，有“词坛泰斗”之称，1927年11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原名乔庆宝，幼时受其父文学熏陶。1946年春，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引荐，乔羽秘密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就读，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和小说，还写过秧歌剧。1949年，乔羽加入中国共产党。乔羽曾担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名誉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也曾担任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名誉院长。
1948年秋，乔羽毕业留校，专职从事歌词和剧本创作。同学们四散天涯。他的母校北方大学，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更名、合并，成了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
乔羽著有电影文学剧本《刘三姐》、《红孩子》，歌词《我的祖国》、《牡丹之歌》、《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思念》、《说聊斋》、《巫山神女》、《夕阳红》、《爱我中华》等广泛流传，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之作。
提起乔羽，
旅居海外的游子们说：“我们是唱着乔老爷的‘一条大河'略解乡愁的。”
歌唱家郭兰英说：“我是唱着乔老爷的《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红遍神州的。”
老演员黄婉秋说：“我是演着乔老爷的歌剧《刘三姐》成名的。”
歌手毛阿敏说：“我是唱着乔老爷的《难忘今宵》、《思念》而更加走红的。”
蒋大为感谢他的《牡丹之歌》，宋祖英感谢他的《爱我中华》……
更有无数人说：“我们是唱着他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
乔老曾说
“我素来不把歌词看作是
锦衣玉食、高堂华屋
它就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
家常饭、粗布衣
就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
说到底
写歌词要从自己的经历出发
没有真切体会是写不出好歌词的”
这是乔老歌曲创作的准则
也是他的歌曲被一代代人
传唱至今的原因
乔羽的一生与“三”有关
乔羽这一生有三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叫乔庆宝，爹妈起的，用了十八年，直到参加革命，他才自作主张，改名乔羽，这是他的第二个名字。第三个名字叫“乔老爷”，这在中国歌词界、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说起来挺有趣儿，乔羽这一生不但有三个名字，他还有三个故乡：第一故乡，山东济宁市，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第二个故乡，太行山。这是他参加革命，就读当时北方大学的地方，他在这里住过六年。第三个故乡是北京。
不仅如此，乔羽从事创作以来，已作过上千首歌词，有位评论家说乔羽作了三大国唱：一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写给少年儿童的；二是《最美不过夕阳红》，这是写给老年人的；三是《我的祖国》，这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的。
如此说来，乔老爷的一生的确是与三有着不解之缘。
乔羽曾为齐鲁晚报30周年送祝福：
三十年风雨，三十年歌
2018年1月1日，齐鲁晚报迎来30周岁生日，有中国“词坛泰斗”之称的著名词作家、剧作家乔羽为本报手书祝福：“扎根齐鲁大地，浓浓家国情怀，三十年风雨，三十年歌。”
乔羽先生的题词，不仅展示了这位“词坛泰斗”对传统文化的追求，更显示他对家乡媒体齐鲁晚报讲好山东故事、弘扬齐鲁文化的殷切期盼。
虽然已经90岁了，乔羽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一直很年轻：他60岁上写出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思念》，61岁时写出了儿童们喜欢的《大风车》，63岁时写出了《夕阳红》，多一些童心，世界就会不一样。
乔羽先生的祝福也必将激励我们坚定文化追求，扎根齐鲁大地，且歌且行，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报道。
网友痛别：
印在脑海中的经典旋律
送别乔老，一路走好
综合 记者 倪自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此前报道
来源： 齐鲁晚报
华网西宁7月11日电（鱼昊）他们头戴伊斯兰顶帽、身着藏族服装、信仰伊斯兰教，说着蒙、藏、汉等语言，他们就是祁连山下的托茂人。6月，记者前往祁连县野牛沟乡，探访托茂人的草原生活。
这是一个四世同堂、有着40口多人的大家庭，主人杨乙四哈克的父亲杨青寿今年80岁，精神矍铄。杨青寿告诉记者，1958年，也就是在他25岁的时候，全家人从祁连县的央隆乡迁到了野牛沟乡，至今生活在此。
"托茂"一词的含义是什么？杨乙四哈克说，"托茂"是地名，由于青海蒙古族29旗一般都有俗称，所以"托茂公"以此蒙旗所在地而得名。而他们自称“托茂人”“托茂家”“托茂公家”。
托茂人的服饰别具特色：男子头戴白色顶帽，衣着与藏族相同，夏天戴礼帽或黑、白色圆顶帽；冬天多穿长袖、大襟老羊皮袄，腰束绸带，穿皮靴。妇女刚头戴盖头，穿长袍，束腰带。
记者看到，杨乙四哈克家的桌子上摆放着奶茶、油饼、酸奶等，迎接客人的到来。在饮食方面，托茂人既保留了蒙古族日常饮食炒面，又吸收了回族的面食、油香、馓子、面片、糖包、牛羊肉及盖碗茶等。
据了解，托茂人信仰伊斯兰教，说蒙语以及青海方言，兼通汉语及部分藏语。他们与蒙古族的生活习俗相同，剪羊毛、打酥油、挤牛奶、做馍馍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与藏、蒙、汉等民族融为一个大家庭。
马秀清是杨乙四哈克第三个弟弟的妻子，她指着自家盖的房子说，“这个房子叫‘冬屋子’，‘ 冬屋子’是每年11-1月份家里的羊繁殖期间住的。除此外还有7-8月份住的‘夏屋子’和9-10月住的‘秋屋子’，‘ 夏屋子’和‘秋屋子’都是帐篷，每年放羊的季节，全家人会迁移到帐篷里居住”，马秀清说，“我们是游牧民族，放羊、剪羊毛、挤牛奶都是日常工作，一年中只有6月份是农闲季。”
如今，祁连山草原深处的托茂人家都建有美丽的乡村住房、整村扶贫畜用暖棚，硬化路、自来水通到了家门口，每家每户都配备了太阳能照明、无线电视接收器。随着手机信号全面覆盖，手机已经成为托茂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很多托茂人在县城购买了楼房，他们骑着摩托车、开着小轿车放牧已不是稀罕事了。
“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孩子们在县里上学，每年还有虫草假期，一家人都会上山挖虫草，来增加生活收入。”随着收入的提高，托茂人步入了幸福生活的轨道。
天穹苍苍、四野茫茫，薄薄的烟雾在草原漾漾荡开，美感油然而生，广袤的草原呈现着天境祁连独有的自然魅力，沉稳的大地包容了人们无边无际的思绪。在这片土地上，幸福而又充实的托茂人承载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在放牧的路上，永远都春暖花开。（完）
年是沈从文代表作《边城》出版90周年。
今天的湘西边城镇，民宿酒店的床头都会摆一本《边城》，给远来的游人提供一个重温书中世界的机会。
《边城》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沈从文先生自称“地方风景的记录人”，以固执的“乡下人”姿态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湘西世界。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与世界接轨时，他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最美的背影。
沈先生常被称为“文体作家”，他创造性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行文像诗句一样优美，叙事充满意境，字里行间灌注着情绪。他的代表作《边城》就是典型。
20世纪末，《亚洲周刊》曾组织全球最著名的华人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边城》名列第二。
1934年，《边城》首次出版。
90年后，再读《边城》，我们看到了什么？
2024年3月29日拍摄的边城镇。谭思远 摄
安放乡愁的边城
小说为什么起名《边城》？这可能是很多人读完之后的第一反应。
“边城”首先是个地理概念。《边城》把故事背景放在一个叫“茶峒”的边地小镇。小说开篇写道：“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先生笔下的茶峒镇位于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2005年改名边城镇。
记者来到边城镇的时候，雨刚刚停，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有几分小说里描绘的样子。副镇长谭思远说，“茶峒”是由苗语音译过来，意为“汉人居住的小块平地”。谭思远作为选调生已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他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对沈从文的作品颇有研究，在这里工作，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他说，以前只在书本里读过，对于很多描写无法感同身受，来这里工作久了，才愈发感受到先生笔下的世界。来此的游客大多心怀梦想，把《边城》当指南，找寻心里的“边城”。
正如谭思远所说，“边城”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沈从文并非茶峒人，茶峒是他随军队换防时偶然经过的地方。按理说，他仅在此地落脚两日，应该不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但记者更愿意相信，他是把理想化了的现实和对故乡的种种情感，都倾注到了那个动荡年代得以偏安的小镇。
乡愁，是很多文学作品绕不开的结。边城，就是沈从文心中安放乡愁的理想世界。他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边城·题记》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
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这里自古就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先生原名沈岳焕，祖父、父亲都出身行伍，父亲早就看出他不是当兵的料，希望他安稳读书。他6岁入私塾，12岁进新式小学，天资聪颖又生性好动，没少逃课。他曾在自传里写道：“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早早地步入社会，历练了他的细致观察能力和共情能力。《边城》中的人物、风物和故事，不少都是由他少时的经历演化而来。
造化弄人，被家人寄予“从文”希望的他，还是没能躲过当兵的命运，14岁辍学，以补充兵的名义随军前往辰州（沅陵）。此后他从军流徙，浪迹多地，看尽世间悲欢。
他21岁离开军队只身远赴北京，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他报考了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于是，他到北京大学一边旁听一边开始了文学创作，之后辗转上海、武汉、青岛等地，所有经历化作温柔笔触，流淌在他的文字中。1930年至193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出版的小说、散文、评论多达20多部，其中就有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边城》。
创作《边城》时，沈从文离开故乡已有十余年。他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始终无法适应，反而愈发厌恶城市生活的市侩气息，这让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更加怀念。
事实上，沈从文怀念的生活，在《边城》写作时（1933年-1934年）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他在《长河·题记》中写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
因为失去，所以怀念。小说里讲的是失去与怀念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失去与怀念的体悟？
《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描绘的是理想化了的现实。沈从文带着眷恋和痛惜在文字里安放下他的乡愁，用浪漫化了的湘西风情为世界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乡土中国，把美好的希望藏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诗意的田园牧歌。
身临其境的诗意之旅
读《边城》，不觉得是在读小说，更像是乘一叶扁舟，在沈从文营造的情境中慢慢漂流。一条官路、一座山城、一条小溪、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先生用清新朴素的文字把读者直接带入诗意之旅。
《边城》讲述的故事很简单：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翠翠在茶峒镇长大，端午节看龙舟赛时，遇上英俊的小伙子傩送，二人互生爱慕，但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对翠翠暗生情愫，于是哥俩就想用斗唱山歌的方式来比赛，把选择权交给翠翠。天保后来一想，弟弟是个好歌手，自己没有胜算，于是就驾船远行去贩货，却不慎溺水而亡。傩送因兄长之死心生愧疚，又“得不到翠翠理会”，也赌气出行。爷爷不幸去世，翠翠便孤单地在白塔下痴心等待着傩送踏歌而回。
为什么一个偏僻小镇的爱情故事，会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边城》的文字。
“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
“日头不辜负你们，你们也莫辜负日头。”
“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
这些文字就像沈先生故乡的水，裹挟着春天的气息，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清新自然地流进人们心中。
汪曾祺先生曾评价：“《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的玛瑙樱桃。”
已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对沈从文的文字情有独钟，有资料叙及，“迷恋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无数次试图说服瑞典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在最后一轮近乎疯狂地劝说无效之后，64岁的他哭着走出了会场”。在马悦然眼中，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与风物有着与唐宋诗词相似的品格。
《边城》行文用白话文，却也融合了很多文言文词汇和句法，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气质上承接了六朝烟水，极富古典韵味。
沈从文是一个写景圣手。他在《湘行集·泊缆子湾》提到，“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边城》写景十分精彩，使人观之如同目遇。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先生笔下的茶峒，不仅美在山水，更美在日月交替、生灵互动，一下子把读者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全部打开，沉浸在湘西湿润的夜晚。声与静达到了一种平衡，既不喧闹得烦恼，也不寂静得心慌，主人公翠翠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入睡的。
沈从文还擅长炼字。他的用字用词有古诗的特点，让人读后拍手称赞。例如这句，“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一处“逼人而来”，一处“长养着”，细腻的表达把景和人都写活了。
他更善于造境。比如描写翠翠梦里的一段：“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这几句话把情感、幻境、想象融为一体，情绪在作者创造的意境中悄然流淌。
沈从文超出时代的审美追求，让《边城》虽取小说的形式，却散发着水的灵气，荡漾着诗的意境。90年后，当记者到访先生的“第二故乡”沅陵，在温润平静的沅水上乘船，也学着他当年一样，“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直至看到“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方才到体悟到水对于沈从文的重要性。少年从文一路从凤凰坐船到沅陵，狭小船舱，漫漫旅途，只能靠水来抚慰情绪。水也给他带来无尽灵感和无限诗意——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文字中的忧郁气氛，多是被水边潮湿的气候影响；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大都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
“他爱世界，爱人类”
如果仅仅是文字美，那这部作品远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如此概括沈从文的创作初衷。
他把目光投向湘西边城的人文风貌，着笔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颂扬劳动人民朴素的品格。
在《边城》中，处处能感受到人性的美好与真实。
翠翠温柔、贤惠，善解人意；祖父善良、老实，甘于清贫，乐于助人；掌管当地码头的富人顺顺，不以财富自居，豪爽大度，慷慨率性……长养于不受世俗浸染的风日里，《边城》里的人物都有着极其质朴的性格。
这种质朴体现在简简单单的爱情里。翠翠听了傩送的歌，梦里都是甜蜜的样子。“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我睡得真好，梦得真有趣！”天保喜欢上了翠翠，于是直接去向祖父说：“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
这种质朴还体现在浓浓的乡情之中。小说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形态，人们心地善良、和谐相处，充满了理解和关爱。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最能体现这种互相理解又互相关爱的乡情。翠翠祖父每到河街上，摆摊的商人会送他点小东西，卖肉的屠户也不愿意收他的钱，为的是向他这个摆渡人表示敬意，也感谢祖父摆渡给他们带来的便利。祖父接受商人的赠送却拒绝屠户的免单，是因为他明白商人不以送他的小东西为生，而卖肉是屠户谋生的手段。“接受”和“推拒”的选择，是祖父对他人善意的回报。
支撑《边城》里所有美好人性的，是善良纯真却又不失性情的真实“人味”。
老实的祖父也会贪一口烧酒，与请来看船的替手在溪边大石上喝醉；纯真的翠翠也会骂人，翠翠初次见傩送时，以为他要调戏她，就骂道“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单纯的天保赌气起来也是执拗得很，在要比赛唱歌追求翠翠时，坚决拒绝了傩送要替他唱的提议。“我们各人轮流唱，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吧。树林子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忙的！”
“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善并不能改变小说悲情的结局，仔细读来却又觉得合乎情理，《边城》里发生的一切冲突，并不是因为谁生了坏心，恰好因为所有人都善良纯真，才出了矛盾。宁静、优美、悲凉交织，愈读下去，愈发怅惘遗憾。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的结尾削弱了绝望的色彩，让人在薄透的悲凉之后又生出了柔软的希望。
结合作者的生平来看，我们才会明白柔软的希望有多么重要。沈从文后半生封起所有回忆，不再触碰文学，潜心研究服饰文化。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自我追求。1988年，沈从文因心脏病去世。他的骨灰后由家人带回故乡凤凰，一半葬入听涛山墓地，一半撒入沱江。
从山脚走到墓地，需要拾阶86级，寓意先生86年的风雨人生。记者在先生长眠之地伫立良久，不时有人上前鞠躬，献上随手采来的山花，大家自发站成一排，静默、思考。巨石做的墓碑上，镌刻着先生遗作《抽象与抒情》中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那是他一生悟出的哲学。
1934年，沈从文在文学里找到了“边城”，在这里安放乡愁，存续诗意，供奉人性，“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他无限深情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原始自然的风俗画，画中是一条官路、一座山城、一条小溪、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
90年后，再读《边城》，人们依然会被文中世外桃源般的景致吸引，为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情感动容，为青涩又真挚的爱情感动。《边城》带来的心灵触动不是山崩地裂般的，更像是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石子，荡起阵阵涟漪，久久不能平息。自然恬静，烟水清透，人性真纯，有失去的遗憾，更有等待的希望，这何尝不是一种当代人向往的极致浪漫？着眼当下，越是繁荣开放的时代，人们才越发追求浪漫。
入夜，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和酒家灯火倒映在静谧的水面，与拴在渡口码头的几只小船一起微微荡漾。水波清浅，恍然若梦，分不清是书中还是现实。
白塔依然矗立，清水江中的沙洲建成了新的景点“翠翠岛”，远远看去像是一本翻开的书。书的一头是翠翠的塑像，凝神远方，等待着爱人归来；另一头画着沈从文先生伏案写作的样子，专注认真，守护着这里的桃色暮云、细雨轻烟和潺潺碧水。
翠翠等的人或许一直没来，但先生描绘的边城，相信你已寻到。（记者张铖 刘芳洲 张玉洁）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