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冬至
在民间
一直流传着“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冬至这一天
北方人吃饺子
南方人吃汤圆
不管吃什么，再加一杯酒总是没错的
时节酒中过，襟怀物外缘
其实，喝酒是一件平常又不平常的事
自从历代文人相继歌咏以来
喝酒这一行为就开始承载大量的文化含义
生活在七彩云南的人们
充分利用自然优势
发挥智慧
酿造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酒
今天，咱们一起来“云饮酒”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在云南，有很多装修古朴的小酒馆，也有很多现代气息浓郁的酒吧，信步走入，捡个位置坐了，点杯小酒，看这小空间里折射出的世相百态，悠游人间。
当然，如果你来云南，那么不妨带上一壶好酒，邀上三五好友，来到郊外，饮酒、赏云。
至于带什么酒，清末诗人王迥在《酒趣》中写道：“白玉瓶装绿液浆，好酒应留与人尝。几藏杨林终自饮，犹对空瓶嗅酒香。”说的正是杨林肥酒。
杨林肥酒是云南为数不多的百年老酒品牌之一，其色翠绿如玉、酒味醇厚。试想一下，在群山环绕的清幽之地，置一瓶翠色欲滴的杨林肥酒于小溪中，少顷取出，与友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酒香醇厚，沁人心脾，是何等快事。
据介绍，杨林肥酒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色独特，更在于它的“肥”。所谓的“肥”其实指的是健康和养生。杨林肥酒选用大枣、拐枣、陈皮、丁香、菊花、肉桂、栀子、小茴香等十三味药食同源材料调配而成，药酒合一。
此外，古法酿酒工艺也是酿造杨林肥酒的关键。经过泡粮、蒸粮、出甑摊凉、翻粮、加曲加酶等十二道工序，得到纯粮小曲作为基酒。在时间的催化下，药酒共存、共融，进而生香、出色。
酒至半酣，眼前美景与胸中山水相互应和，当能体会“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美妙境界。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在云南，一年四季皆可赏花。淡雅的梨花、灼灼的桃花、粉嫩的樱花、盈盈的茶花……如许美景，有花无酒，总是稍显遗憾。不如带上一瓶果酒，赏花饮酒，做一场缤纷的美梦。
说到果酒，就不得不提云县的木瓜酒。据了解，云县木瓜酒以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白花木瓜为原料，经过严格的挑选分级后进行两次清洗，切瓣去除籽和瓤，再经过高压纯净水清洗送入打浆机打浆，果浆经过降酸和成分调整后进行两次控温发酵即可得到原酒。原酒需经过5年以上的恒温陈酿，期间还需对酒体进行倒罐、澄清处理，灌装之前进行冷冻处理和两次精滤。
繁复的工艺和时间的酝酿，酿造出一杯清冽醇香、绿色健康的木瓜酒。梨花开，燕归来，饮一杯果酒，与久别重逢的人共话流年。
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
在云南，湖泊如明珠般散落于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你可以效法古人，月下泛舟，饮酒怀人。这酒，以“醉明月”最为相宜。
“醉明月”以优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粮为原料，小麦制曲为糖化发酵剂，经传统生产工艺生产，并由国家一级品酒师把关勾调而成。
据介绍，该酒入口甘美、落喉净爽、绵甜醇冽。恰如思念，初时浓烈绵密，醇厚甜美；其后绵长悠远，韵味无穷。在无尘清夜、无垠月色里，泛舟湖上，品一杯酒，忆一位遥远的故人。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云南人热情、好客，云南的酒也映照出此地人的性格特点。
朋友聚会、节日节庆等日子，与邻人、朋友欢聚一堂，倒上一杯“嗦呀啦”，尽情唱歌跳舞，共享欢乐时光。还可以饮一杯“松嘎”，看雪白细腻的泡沫在琥珀般的酒里慢慢升腾，让麦芽香味缓缓浸润胸腔。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论认识与否，在这样欢乐的氛围中，你总能被可爱的云南人感染。
还有用优质青稞、黑麦、焦香麦酿造的黑啤——黑牦牛，黝黑的色泽和浓烈的黑焦巧克力般的口感，像极了云南人骨子里坚忍不拔的特质。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在云南省西北部，有这样一个县城，境内山川秀美，坝区土地平旷，龙潭众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就是鹤庆乾酒的产地——鹤庆县。
“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六月六，晒红绿；八月八，晒黄谷；九月九，菊花泡乾酒”的歌谣，充分表达了鹤庆亁酒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鹤庆乾酒有限公司鹤庆酒厂相关负责人介绍，鹤庆乾酒以乾酒曲为糖化发酵剂，以产自鹤庆境内的优质大麦为原料，西龙潭泉水为酿酒用水，经固态蒸煮、固态糖化、固态小坛发酵、固态蒸馏而成。蒸馏过程，边尝边摘、量质摘酒，按质并坛，分级贮存，在陶坛中贮存时间不得少于3年。此外，乾酒曲中添加了产自滇藏的当归、肉桂等56味中草药，不仅对糖化和发酵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改善了鹤庆乾酒的口感。
取一小杯鹤庆乾酒，坐在自家的小院里，边品酒，边望望远处的麦田，酒的清甜爽净与幽微的麦香交织，这才是田园之乐。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喝酒可以有很多理由，也可以随便找个由头，只为跟想见的人见个面。比如“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寒冷天气，最适合喝一碗苏浬玛酒，一家人围着火塘闲聊，火光映在脸上，容光焕发。
据了解，苏浬玛酒以山泉水、雪山水和青稞、大麦、糯米、玉米、苦荞、高原红米、六种为原料，加入当地山中特有的药用植物的根制成传统酒曲酿制而成。喝一口苏浬玛酒，植物、谷物的自然芳香沁人心脾，酒味酸甜适中、醇厚爽口。
或者温一壶葛根酒，围炉夜话，温馨又美好。葛根酒入口略带点苦味，但很柔和，而后回甘，清香淡雅。
还可以倒上一小杯保健酒，醇香、柔绵的酒暖身又暖心。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征滇，七擒七纵孟获，孟获为之折服，献上滇中美酒，把酒言和。这酒就是玉林泉。
云南玉林泉酒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玉林泉酒之所以如此有名，是因为始终固守着云南小曲白酒独具的酿酒技艺：小罐发酵、木甄蒸馏、掐头去尾，并且酿酒之水为活泉水，适合酿酒，这些成就了玉林泉酒绵、甜、净、爽的独特风格以及晶莹剔透、清香淡雅的个性魅力。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天高云淡，秋风飒飒，饮一口净爽的玉林泉，更得清爽之感。
彩云之南，心之所向。择一处，赏美景、尝美食、品美酒，优哉游哉。不过，“酒香也怕巷子深”，虽然云南有这么多的美酒，但也面临转型升级问题。
就在不久前，云南省出台意见推进白酒产业转型发展，提出到2023年，将力争全省规模以上特色酒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0亿元左右，实现税收60亿元左右，力争成为全国白酒产业五强省区之一。其中到2020年，力争全省规模以上特色酒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亿元左右，实现税收15亿元左右。
云南省白酒产业将按照“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的发展思路，以配制酒、果酒、功能酒等特色酒品为发展重点，着力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特色酒品金字招牌，提升中高端有效供给，构建各梯度产品协同发展格局，走出一条小曲清香与生物资源融合创新发展路子。
在优化布局方面，全力打造以昭通、曲靖、玉溪、红河、临沧为重点的五大白酒核心主产区。在品牌建设方面，鼓励企业围绕特色元素开展品牌塑造、单品打造，讲好品牌故事，支持企业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开展品牌营销，推动云酒出滇。在要素支撑方面，推进金融赋能、科技赋能、人才赋能，通过产业引导基金，对云酒产业给予积极支持，搭建云酒供应链金融平台、研发创新平台、质量监测检验平台，积极培养品酒师、酿酒师、滇酒匠人。此外，云南省将通过省级相关专项资金，加大对云酒产业的支持力度。（完）
源:新华每日电讯
清晨，旭日再一次镀亮江南古镇南浔。
初秋时节的頔塘（古运河）水宛如一道柔软的绿绸环抱着古镇，江南名园小莲庄荷花迎着朝霞绽放，嘉业堂藏书楼里的古籍默默不语。霞光中，轻纱般的雾帐，给南浔抹上了一片水晶晶的秋色。
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浔古老的石板路上，穿街走巷，寻根溯源，仿佛回到那发黄的方志所记载的峥嵘岁月。1842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聪慧的南浔人凭借名甲天下的“辑里湖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滩，与洋人做生意，涌现了一批巨富大贾，俗称“四象八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些名门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当我跨入一座座名门宅第，抬头凝视着一座座砖雕门楼，仿佛与那些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的先贤会晤，聆听他们叙说百年沧桑的家风故事。
建筑雕刻可分为木雕、砖雕、石雕、竹雕、玻璃雕等，木头与石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两种材料，人们对它有一种亲切感；陶砖虽是人造物，但它是水、土和火的结晶，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用这些材料进行雕刻，其本身就是通过艺术，注入生命，带有人的情感。江南建筑如此，南浔也不例外。
南浔的宅第大多是多进式建筑，每一进都由砖墙隔离，每道砖墙都有墙门。墙门主要以砖、木、石为材料，一般平常人家采用木头作门框，大户人家则用石头作门框，故称为石库墙门。石库墙门内外一般都设有砖雕装饰，也有的只设门内或门外一面，俗称砖雕门楼。
这些砖雕门楼上都刻有寓意深远、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的图案，且有醒目题词。这些题词，往往寄托了主人的思想理念、人生追求、治家宗旨等，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主人的家训或家风。如民国元老张静江故居的“世守西铭”“有容乃大”，近代儒商名士张石铭旧居的“世德作求”“蓝田毓秀”，近代著名书画收藏家庞莱臣的“世泽遗安”“厚德载福”，民国北派画坛领军人物金家的“永建乃家”“心地芝兰”，上海新世界主人邱家的“唯适之安”等，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主人对家庭和后代的企盼、祝愿及训导、警示。
这些门楼上的题词，有的来源于古代典故，有的是名人格言警句，有的是主人治家报国的座右铭，言简意深，内涵丰厚。
经历上百年的风雨，南浔不少门楼已经破损，甚至消失（有的门楼正在修复），仅仅是铭刻在历史记忆中了。所幸这些人家的家训家规家风还在，他们的后代子孙传承和弘扬好家风的精神还在。
刘家孙子满月不摆酒
刘镛白手起家，凭着勤劳和智慧成为南浔“四象”之首富。按一般人的想象，这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穿金戴银、花天酒地了。恰恰相反，刘镛对世道、对自己，始终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刘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积德而来的，自己没有理由暴殄天物。平时生活很节俭，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吃饭时要吃完碗里最后一颗饭的习惯。如果碗外粘了一颗饭，一定要用手拈来放进嘴里，并且要求家人也这么做。他花费巨资为祖宗建家庙、为家族办义庄、为子孙办私塾，而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豪宅。
刘镛有着强烈的“惜福”“辟邪”观念，时时以当年的艰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训自励，不愿过多地享受，而宁愿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赈灾，多次获得朝廷及地方的嘉奖。
他曾对儿子说：“天之予人福泽至不齐也，有以钟爱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谨身节用，则一勺之福亦可以久延；纵欲妄为，虽盈钟之福，一覆而立尽。世之暴殄者多夭，撙节者多寿。以吾所见，历历不爽……岂得谓天道无知乎？吾生平于饮食、服御均不求精美，明知区区者不足以倾吾家，诚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纵欲也。吾少也贫，亲历艰难，故事事不敢逾份。汝曹生时境已丰裕，夫岂知祖父艰难积累而始有今日耶？”据《先考通奉府君年谱》记载，他常常告诫儿勿忘昔日之艰辛，勿忘祖先的恩德，要小心处世，凡事不可过分。
刘镛的第一个孙子刘承干生下来之后，全家人对这个长孙视为掌上明珠，准备满月时大大庆祝一番。刘镛却出乎意料地说：“满月酒不摆了，这钱用于赈灾吧！”
众人哗然，但又不好直说。
闻此消息，长子刘安澜的岳父邱仙槎、刘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赶来劝说刘镛。
刘镛摇摇头，长叹一声道：“我是从一把尺起家的，从一把尺上看到财富的诱惑，尝试着去挣一点，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祸，是祸躲不过……为子孙造福，我不愿铺张浪费，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辈们不要太奢华……”
有了孙子刘承干后，刘镛的募捐义举更大方了，捐资赈灾不计其数。但他对自己仍十分节俭，患有胃病，却不诊治，直到晚年时才在家人劝告下服些补品。
张家“世德作求”的注解
南浔“四象”之张氏一门，走出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革命的“民国奇人”张静江，一位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市场和书斋，成为传统商人和文化人的张石铭。
至今保存完好的张石铭旧居门楼上“世德作求”四字，可以说是其家训家风的核心词。而花厅里，被誉为晚清“一代贤相”的诗人、书法家祁藻所书的“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抱柱联，可看作是对“世德作求”的极妙注解。“经”是治国，“济”是济世，所谓“经济博通”，意在经邦济世，博古通今；而“言达于行”从字面上理解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上联所表达的就是遵循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下联是警示和激励后人要家庭和睦，继承传统，崇文重教，世代绵延。张家所倡导的“世德作求”的儒学理念和家风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弘扬和光大，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之价值所在。
张石铭（1871—1928年），名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他和张静江都是张颂贤（字竹斋）的孙子。其父张宝庆（字质甫），是张颂贤的长子，张石铭是张宝庆的独子，故为张颂贤的长子长孙。可惜他父亲体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那时张石铭才十六岁，南恒和的大小家事仍由母亲桂太夫人掌握。1903年分家时，32岁的他独自继承了大房的全部遗产，身价上千万，这就使他收藏书画、建造园林大宅和兴办工商实体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张石铭旧居正厅上悬挂着清末状元张謇所书“懿德堂”匾额。“懿德堂”的由来，说的是张石铭对母亲十分孝敬，遵循古训“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还有一幅抱柱联“罗浮括仓神仙所宅，图书金石作述之林”，是清末宣统皇帝的老师郑孝胥所书，上联是说张氏旧居的建筑很豪华、精致，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样；下联赞许张氏的人生爱好，金石、碑刻、藏书无所不能。花厅正上方悬挂着“以适其志”匾额（现为仿制品），为康有为所书，出自张翰（字季鹰，江苏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齐王执政时任大司马）“人生贵得适志”之意。其时皇叔争权，祸难不断，史称“八王之乱”。张翰预见齐王将败，推托思莼羹，鲈鱼烩，即回故土。不久，齐王被杀。
张石铭甲午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石铭便聚集古书、收藏碑刻，经商聚财，养心修志，取适于己。张石铭的这段经历与张翰颇相似，故康有为所书“以适其志”是有所指的。
张石铭继承家庭传统美德，经商以诚信为本，言达于行，信誉第一。他从丝盐起步，延伸到其他产业，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开办丝行、盐务、典当、酱园，经营码头、房地产和投资银行、钱庄等，是中国早期进行外贸的商人。至上世纪初，张家财产在上海富豪排列中名列第三，其中张石铭1921年前后就拥有上海滩价值500万银元的地产。
张石铭本来并不想真正做官，就花点钱，捐了兵部车驾司候补、江苏道员等名分，只要有书读，有画看，有石玩，有文朋诗友往来，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与国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等有文墨之交，为西泠印社的主要赞助人之一，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他书写的对联石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南浔鹧鸪溪畔补船村，小说家董说读书隐居处的丰草庵和黃叶台旧址，拓地30余亩，建造了一座比刘氏小莲庄、庞氏宜园规模更大的园林建筑，取名“适园”。郑孝胥所作的《适园记》碑文中云：“张子取‘季鹰适志’之语曰适园。”意指他不愿在外做官，宁愿要适合自己的心态和性情。陈其采《吴兴导游》写道：“外园石山之堆砌，尤极玲珑精致，回廊壁间，砌有历代名贤手迹碑刻甚多；内园有四面厅，厅前奇石数方，颇是古雅。又有玉兰树两株，为镇上最巨者。再进有一土山，结构自然，无雕凿痕，海棠篁桂，杂植其间，登眺四方，洞庭七十二峰，隐约可见。”
适园中还有六宜阁藏书楼，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建筑，三面临荷池，一面通梅林鹤笼，清静雅致。张石铭早在中举之前就开始藏书，至1916年编《适园藏书记》时，已聚书十余万卷，珍秘藏书仅目录《适园藏书志》（缪荃孙编）就达16卷。
在适园的所藏珍本中，很多均有着时代的印记。如宋版本《东都事略》130卷，在目录后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两行牌记，正如时下“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可知我国对于著作权（或版权）的保护起源甚早。
《北山小集》和《李贺诗歌编》，都是宋代人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背面印刷的，上留不少关防大印，可见古人爱惜物力之精神。
江苏吴县（1995年撤消吴县，建立吴县市<县级>，2001年撤消吴县市，原吴县市辖区分设为苏州市吴中区与苏州市相城区）的黄丕烈是清乾嘉以来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经他校跋品题过的“黄跋本”更是弥足珍贵。民国初年，适园有“黄跋本”101部，位居各藏书家前列。后来这些“黄跋本”都让售给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约160部，其中适园旧藏便占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当时东南各藏书家所藏古籍大量散失，驻沪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伪的华北交通公司都在抢购，郑振铎根据张元济函告，十分关注张氏藏书，为免遭日军掠夺式流往国外，经郑振铎、徐森玉等人的努力抢救，张氏藏书于1941年4月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收购，运往重庆。可以说，张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藏书，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最大宗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
庞家的“树德莫如滋，唯善以为宝”
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发迹致富后，牢记祖上遗训，仿照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镇庞家老宅门埭（现东大街）开设了庞滋德国药店，店后面是制药工场和药店仓库。药店的店名，出自庞宅的一副对联：
树德莫如滋，
唯善以为宝。
庞滋德国药店自制丸散、膏药、饮片，冬季代煎膏方，各类药材齐全，制作精细。每种药称好后必须互相核实盖章再包扎成宝塔状。因此，“药店馆算半个郎中”。
庞家继承“德”“善”的家训家风，抗日战争前，凡穷苦人家无钱赎药的，可到账房里讨个“经折”，到庞滋德国药店赎药，记上一笔，分文不收。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当抗日战争的炮火逼近南浔时，大批民居、老字号被焚。因东栅庞滋德国药店屋已毁，庞家就暂借南栅徐家弄口邱宅营业。后来又搬到南东街南安桥北堍，人称“南庞滋德”。庞家看到南浔药业之首“方大全”老字号被毁后，于1939年买下了“方大全”国药店（宝善街）地皮，经扩建重开庞滋德老字号。整个店堂好不气派，柜台角有两块黑底金字“琪花瑶草”“益寿延年”的竖牌，靠墙壁一副银杏木对联“水清鱼避影，松静鹤留声”为翁同龢所书。1946年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书“庞滋德”金字招牌。这家南浔古镇至今唯一幸存的百年老字号国药店，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见证了庞家的乡情、慈善和诚信。
南浔庞家素有爱乡爱国的情怀，早在老太爷庞云鏳时就立下“乐善好施”的淳朴家风，多次捐资兴办育婴堂、栖流所、清节堂等慈善机构，据朱祖谋《光禄庞公祠记》记载：“公衣无纨绮，器不雕镂，深藏若处，比任氏之折节，乐善不倦，薄周人之既织，凡育婴恤嫠诸义举，以及筑桥梁修道路，靡不解囊所助……”清同治年间，南浔一带的贫困人家溺死女婴时有发生，庞家与刘家等富商捐资倡议设立育婴堂。当时浙江巡抚刘秉璋得知此事后，特奖以“保赤同仁”匾额以彰德行。
庞莱臣、庞青城兄弟的视野似乎比父亲更为开阔，敢于开风气之先。他们在家乡创办了国学讲习馆等学校，为南浔造桥修路，甚至还出巨资修缮杭州的拱宸桥。庞家还在湖州创立“栖流所”，以安置穷苦无依、无家可归的流浪贫儿。庞家主人游览苏州时，看到苏州的慈善机构“清节堂”很有意义，便仿照在湖州建造“清节堂”，为孤寡老妇养老送终。光绪年间，直隶、河南一带水灾，庞家募集灾款数万两助赈，得清廷嘉奖，赐予“乐善好施”匾额，并准予建坊。
庞家等富商还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重修荻塘。塘者，堤防也，据史料记载，湖州至平望的古运河及其长堤，始建于东晋，主持开挖者是时任吴兴太守的殷康。至唐代，湖州刺史于頔重修整治，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治水功臣，将荻塘改称頔塘。
这条水路是南浔通往外界的要道，但至民国年间，由于年久失修，已难以负荷日益繁忙的水运交通。民国十二年（1923年），湖州、南浔商会召集富绅重修荻塘，全长72里河驳岸全部改为石砌。工程以旧馆为中心点，自旧馆东塘桥东至南浔镇西市梢，由南浔负责，东塘桥西至县城由湖州负责。庞赞臣被推荐为南浔修塘事务所的负责人。他得到南浔公会（旅居上海的南浔富绅协助家乡事务的上层组织）的支持，由南浔公会负责募集资金，庞赞臣负责修塘事务。修塘共支付费用83万元，南浔镇负担了一半费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旧馆建荻塘碑亭，亭内立《重建吴兴城东荻塘记》碑石，高约3.5米，宽1米，其阳面刻碑文，阴面列捐款者姓名、金额、收支等。这次获塘的重修，实为南浔乃至湖州近代史上固堤防涝的一大民生工程。
顾家不朽的“希望工程”
南浔“四象”之一顾家第四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顾乾麟(1909—1998年)，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他不仅重振了顾氏家业，而且以创办中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叔蘋奖学金”，名扬中外。
顾叔蘋是顾乾麟的父亲，他胸怀奇志，秉性慈祥，为人真诚，正直不阿，在经商办厂的同时热心慈善事业，尤其注重教育。无奈时运不济终因操劳过度患上肾炎，缠绵病榻。此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不数日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六岁。顾叔蘋病故时，顾家已负债三万七千两银元，当时顾乾麟年仅十七岁。临终时，顾叔蘋执着儿子的手说：“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父亲的遗言，从此铭刻在顾乾麟心上，成为他人生的坐标。因家境所迫，他不得已中断学业，进入顾氏家族的怡和公司工作。为了更好地子承父业，在经营企业方面缺乏经验的他决定从基层做起，从粗活干起，名义上是“见习经理”，实际上只是一名练习生，月薪仅二十元。每日过磅棉花、废丝、牛皮和羊皮，身兼学徒、账房、仓库保管员和经理等职。经过十余年打拼，中落的家业终于得以重振。
1939年，已成为怡和公司总经理的顾乾麟看到，由于抗日战争，上海物价飞涨，不少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升学，自己所在的怡和公司打包厂只想招5名实习生，竟然收到200多份申请书。这些求职者，大多数是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其中有许多成绩很优秀的学生。想到自己当年有过同样的失学之痛苦，再联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嘱咐，顾乾麟决定遵循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父亲的名字在上海创立“叔蘋奖学金”，专门资助那些身陷窘境的贫困学子。
“叔蘋奖学金”除资助全部学费和书杂费外，对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还资助膳宿费。此外，得奖学生还可在指定诊所享受免费医疗，在专门为他们设立的校外活动中心借阅图书，做物理、化学实验，学习打字、速记、护理、缝纫等技能，以及组织文化娱乐、体育、参观游览活动等，使他们获得在当时学校教育中得不到的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毕业出国深造的优秀得奖学生，可继续获得奖学金和资助。从1939年至1949年十年间，“叔蘋奖学金”共举办二十期，资助贫苦学生达1100多人。
直到1950年2月，顾乾麟全家移居香港之后，还给设在上海的“叔蘋奖学金”管理处汇寄了第二十期的奖学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某些历史原因，奖学金被迫中断。到1986年，顾老先生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又在上海恢复了中断三十多年的“叔蘋奖学金”，继而又将奖学金扩展到北京和南浔等地，形成从中学、师范、大专院校到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奖学金系列化。
为使“叔蘋奖学金”持久地办下去，顾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在上海出席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机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委托叔蘋同学会的宗必泽口述关于“叔蘋奖学金事业继承人”的遗嘱，指定次子顾家麒（浙江省政协委员、著名外科医生）作为继承人。1995年，顾乾麟先生又慨捐港币1000万元作为增补奖学基金之用。目前，“叔蘋奖学金”已成为我国私人创办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奖学金。
顾乾麟并不是顶级富豪，在上海他只是略有资产，在香港更只能算小富而已，却倾心尽力践行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捐资助学，令人钦佩敬仰。为此，顾乾麟本人过着简朴的生活，自己和家庭开支甚为节俭。曾在香港为顾乾麟夫妇保健治疗的董元吉（叔蘋奖学金第8期得奖同学）回忆过这样的细节：顾乾麟先生平时在家用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极普通的家常菜，两荤两素一汤，到香港后六十余年一如既往。1986年，董元吉发现他的一套深绿色西装裤腿前面有个黄豆大的破洞，提醒他不要穿了，顾先生回答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还买啥新西装，马马虎虎，省省算了。”
顾乾麟崇文重教的家训家风，对子孙后代影响极大。他的长子顾家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建筑师；次子顾家麒，是香港著名的泌尿科专家，香港第一个为患者成功施行换肾手术的外科医生，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和美国外科学院三院院院士，浙江省政协港澳委员；三子顾家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四子顾家麟，美国波士顿大学商科学士，亦是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女儿顾文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供职于英国剑桥图书馆……
我坐在大桥下的小亭里，小船的橹桨声把我从历史的记忆里拉回。眼前的古镇南浔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让我回到童年，只是常给我讲“四象八牛”传奇故事的老母亲早已不在了，但那些南浔的老家风依然清晰可见，那些传承和弘扬家训家风的精神仍绵延不绝。今天，我们重拾这份传统精神力量，深入挖掘和整理家训家规家风的宝贵遗存，充分激发“最美家庭”的乘数效应，无疑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陆士虎 摄影：沈勇强）
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迺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世说新语·尤悔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譬喻用得太过信手拈来，以至于常常像撒盐一样把它撒在任何有关历史的地方，但人人常常忘记的一点是，镜子之所以是镜子，是因为面对镜子时，照见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自己。如果真的将历史当做镜子的话，那么在镜中看到的那些兴衰更替并不是久远的过去，而是此时此刻的现在。以史为镜真正寓意是发生在过去的一切，同样也会在现在全盘复制——我们常常认为镜子中的镜像不过是跟着照镜人的行为举止亦步亦趋，但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我们只是镜中镜像的仿效者，重复着镜像的一举一动，就像历史上的兴衰更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一样。
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唐代，国家博物馆藏。
而且，历史之镜别有一个不同之处：她会出声说话，而不是缄默不语。历史的只言片语常常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哪怕镜中世界说出这些话语的，乃是一些高冠博带、羽扇纶巾之人，就像在某座魏晋墓葬的画像砖上看到的那般模样，但这些话语穿过千百年时光，依然会在某个时刻，给后世的心灵带来一种契合的共鸣。
《世说新语》的纂述者刘义庆，想必对这个道理谙熟于心，尽管这位生活在公元五世纪刘宋王朝的文士肯定没有听过以史为镜这句譬喻，因为那是在他之后两个世纪，才由一位名叫李世民的唐代帝王说出的名言，而此时，无论是他，还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王朝，都早已在历史的兴衰更替中烟消云散。但以他的博学多闻，肯定听过类似的表述，那便是“殷鉴不远”：前一个覆灭的王朝会成为后一个王朝的镜子，时代过去得并不久远。对刘义庆来说，这句《尚书》中的话直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出生的那一年，东晋还有十七年的国祚，当他着手纂述《世说新语》时，晋朝覆灭也不过只有十余年而已，书中提及的那些晋代衣冠士人，对刘义庆来说，鲜活得甚至不像是历史人物，而是触目犹可望见背影的当世名人。即便是王导、温峤这样东晋的开创元老，距离自己也并不超过一个世纪，比起生活在21世纪初的我们回望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还要熟悉亲近。历史镜中他们的举止言语，对刘义庆来说犹然可见，余音可闻。
遗憾的是，刘义庆并未留下一篇序言或是跋文，说明他纂述《世说新语》的缘由。因此，当他将王导与温峤二人谒见明帝的这则故事，辑入《世说新语·尤悔》中时，他的心中究竟是何想法，难以尽情揣度。但仍有一些草蛇灰线，或许能引人探查几分他的个中动机。就像镜子中的华发，昭示着岁月侵染的痕迹一样。
本文出自2023年5月1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世说》中的B02-B03。
「主题」B01世说
「主题」B02-B03 史镜的低语
「主题」B04 事后的“先见之明”
「主题」B05 名教的表演
「主题」B06 枭雄的传奇
「主题」B07 人性的曲直
「文学」B08 《艰辛时刻》：“香蕉共和国的权力迷宫”
撰文｜李夏恩
俱见
寒门镜中的名士之书
纂述《世说新语》时，刘义庆已经年近不惑。在正值兴衰更替之际的时世，这个年纪已然可以站在当下风潮中瞻前而顾后。横跨晋宋之交，去前朝未远，入新朝犹近，有利于延颈关照历史之人看得更加真切，这一点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更能清晰地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照见自己。比起在古今对照中发现的那些相同点，那些不同之处，反而更体现出引镜自照者的心事。若论起刘义庆与书中王导、温峤这些晋代名士最大的不同之处，乃是他的出身。《世说》中的人物尽皆出自所谓的士族，而刘义庆，虽然是新朝刘宋的皇室宗亲，贵为临川王，但他的出身却并非士族，而是所谓的寒素庶族。无论是绵延数百年的琅琊王氏，甚至是在被刘宋王朝倾覆的前朝皇室河内司马氏面前，刘宋一族都只能屈居寒门末流。纵然帝王可以凭借政治权势与士族门第一时相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皇室借助高门士族来自抬身价。纵使皇权亦无法动摇士庶门第的霄壤之别。
邓县南朝刘宋时代墓画像砖，商山四皓图。
中书舍人王弘的尴尬遭际，刘义庆必定有所耳闻。王弘乃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爱遇宠臣，他虽然姓王，却并非出身高门士族琅琊王氏。一次，他向宋文帝求取士人身份，对方回答他说：
“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
王球正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曾孙，也是当时琅琊王氏声誉最著的名士。为了给宠臣成为士人增添更多胜算，宋文帝特别吩咐他“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企图用皇权意旨威迫王球就范。但王球的回应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说：“若不得耳。”王弘只得回到宋文帝面前启闻自己的遭遇，宋文帝的回答也只是一声叹息：
“我便无如此何。”
宋文帝像，出自明刻本《三才图会》。
士庶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纵使是刘义庆样的刘宋皇室贵胄也不能轻身越过。仔细检视刘义庆的出身就会发现，他不会不格外在意自己的出身。他的生父刘道怜，乃是刘宋开国之君刘裕的二弟。这位二弟虽然在刘裕征战四方时作为后方留守，也曾在征讨广固时立有军功，但史书对他的记载却是“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一派贬斥之辞。他被出嗣的嗣父三伯父刘道规，虽然史书记载“少倜傥有大志”，但早在刘义庆童稚之时便英年早逝，即使他是刘氏兄弟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人，也没有留下可供刘义庆熏染的只言片语。至于刘义庆那位当上皇帝的大伯父刘裕，虽然作为开国之君战功理政无不粲然可观，但为士族最看重的文化水平却同样令人蹙额，史书中委婉的表述是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换言之，只是因为他的权势强迫人们不敢质疑他的文化水平。他的书法水平特别能显示出他真实的文化程度。《南史·刘穆之传》直截了当地记道“帝书素拙”，他的侍臣刘穆之在劝谏他对书法“小复留意”而不得后，只得让刘裕像小孩学字一样“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为了宽慰宋武帝，他还特意解释说写大字“既足有所包，其势亦美”。刘裕这一次很听从劝谏，但纵使如此“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南朝的史书对这位开国皇帝尚多委婉回护之辞，而与刘宋敌对的北魏，则直接说刘裕“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完全是一个为乡人看不起的赌徒无赖。
邓县南朝刘宋时代墓画像砖，仪仗图。
比起文化程度，刘氏家族的起源，更会让刘义庆如鲠在喉。《宋书·武帝本纪》将刘氏家族追溯到汉高祖异母弟楚元王刘交，声称刘裕乃是刘交的二十一世孙，但无论是史书的撰著者，还是包括刘义庆在内的刘氏家族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为了自抬身份的附会之词。这套看似冗长而高贵的家族系谱，远不如敌国北魏史官的讥贬之辞更符合事实：“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人，或云本姓项，改为刘氏，然亦莫可寻也，故其与丛亭、安上诸刘了无宗次”，后者才是世人对新朝暴发户的真实看法。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出身门第，都与刘义庆显贵的王子身份格格不入，而这也是他，乃至于执掌天下大权的刘宋皇朝无法改变的铁律。在刘义庆撰著的书中，有两部著作特别能体现出他对自己出身的焦虑，记述家乡徐州先贤名人的《徐州先贤传》和仿照汉代史家班固《典引》“以述皇代之美”的《典叙》。
这两部近乎为刘宋出身自辩的著作，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刘宋王朝倾覆后不久，便失传了。他唯一流传至今并且为人津津乐道的著作，便是《世说新语》。而这部书中的人物，虽然与刘义庆那些出身寒微的祖先同处一个时代，却永远不会有任何交集。但这并不妨碍刘义庆可以从中上下其手，加入与刘宋皇族毫无亲缘关系，却同出一乡的彭城刘氏的名人来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彭城刘氏的人物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了五位。在《品藻》中长于鉴识名士的刘讷，同时也是西晋大名士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魏晋之际的刘邵，同样以人物品藻而闻名。另一位刘畴，其才识与雅量据说让王导都甚为佩服。当他被数百胡人围困在坞壁中时，他毫无惧色地援笳吹奏起出塞入塞之声，竟然使“群胡皆泣之而去”。但这些人除了与刘义庆同姓之外，与刘宋一族毫无瓜葛。
邓县南朝刘宋时代墓画像砖，墓主人像。
与刘宋一族关系最密切的当数刘牢之，他是少数姓名出现在《世说新语》的非士族人士之一。这位武将世家出身的猛将以“一人三反”名著史册，他与刘宋一族的关系是，刘裕曾是他的部将，在他最后一次反叛失败，自杀身死后趁便将他的军队收拢己有，成了将来篡位夺权的资本。在《世说新语》中，刘牢之出现的地方只有一次：
“孟昶为刘牢之主簿，诣门谢，见云：羊侯，羊侯，百口赖卿。”
着实很难将这样一位赳赳武夫与衣冠士人杂然并坐在一起，因此也不必太过刻意。毕竟，一部讲述名士举止言行的书，那些高门士族才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主角。
但刘义庆纂述此书的个中真意，恐怕并不在于像在蜜糖中偷放糖粒那样塞进几个同乡同姓的名士来混淆视听，这未免太过做作，而且也太过不显眼——倘使不是今天的学者刻意从书中摘出这些姓名加以研究，那么这条隐线几乎无法觉察。这些毕竟都是旁枝侧节，真正要直抵的根本，恰恰在于这些名士的来源。出身士族固然是名士天然的资本，但仅仅拥有这一资本并不足以跻身名士之列。成为名士的必要流程，乃在于品评。品藻高低流品，对名士来说，才是真正的生死判决。
刘义庆显然谙熟此道，在《世说新语·方正》中，他特别讲述了一则温峤的轶事：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温峤作为晋室南渡的辅弼勋臣，功绩卓著，其行止修养，更是罕有其匹，但纵然如此，却能够为人物品藻而“常失色”，足可见品藻于名士来说，是何等性命攸关。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恰恰通过列举名目，将前朝名士分门别类归入其中，虽然只是胪列举止言行，并未加诸片语点评，但是读者根据不同门类一一看过之后，自然可以品评流品高下。
刘义庆固然自己无法跻身士族之列，但他却通过纂述《世说新语》将品藻士人流品之权，悄无声息地操作手中。这多少也解释了刘义庆为何如此青睐裴启的《语林》一书。清人马国翰在辑佚《语林》时云：“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而现代学者林宪亮通过将辑佚《语林》条目与《世说新语》比对，发现《世说新语》有82条故事与《语林》相同或相似，占现存《语林》条目的44.32%，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甚至两者的叙事内容和艺术风格也高度一致。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特别提及东晋士林对《语林》的喜爱：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
刘义庆毫无疑问是众多喜爱《语林》的读者之一，并且从《语林》中大量汲取材料加入自己的《世说新语》之中——当然，在古代，这种文字互相抄传并不算是“洗稿”。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很可能从裴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尽管裴启是《语林》这样一部士林畅销书的作者，但他自己却籍籍无名，生平唯有“东晋处士”四字而已。并且《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他曾经受到过第一流名士谢安的轻诋，声称裴启《语林》中关于自己的两段话“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并且将引称裴启《语林》所载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的名士庾龢斥为“君乃复作裴氏学！”《语林》一书，也因为谢氏的打压“遂废”。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此二事，自然深知个中原委，一本流传士林的佳作，却可以因为一位高门名士的轻诋而轻易书废。作者明明如此富有才华，却因之而遭受打压，湮没无闻，甚至连反抗发声的资格都没有。同样出身寒门庶族的自己，不会不生出同病相怜之感。但自己却不同，他是新朝显贵，是开国之君的侄儿，是当朝帝王的堂兄，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网罗名士，纂述《世说新语》这样一部分门别类品藻士人的手册，借助自己的影响力，让它成为士林乃至整个社会认可的名士教科书。
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辑录裴启《语林》的手稿，今人所读的《语林》一书，即以鲁迅辑录本为底本。
不能不说，这或许才是刘义庆对那些高高在上且无可奈何的高门士族最文雅的报复。他让王导、温峤这样的士林领袖成为自己笔下分类品评的对象，让这本书成为了一面镜子，既照见出身如此寒微而地位如此显贵的自己，也照见了那些高门士族的言行举止。
但这面镜子照见的，不仅如此，它不仅照见现实与历史，还可以照见历史的历史。
未答
照见历史的历史
“温未答。”
面对晋明帝提出的问题：“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峤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缄默不语。直到王导开口才打破了这镜子般的沉默：
“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
南宋刻本《世说新语·尤悔》。
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王导与温峤，是最常出现的两位名士，他们几乎可以作为东晋名士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在举止言语，还是在德行事功上，他们都足以堪称个中佼佼者。因此，他们谒见晋明帝司马绍的那段对话，也值得作为一面别具意味的镜子，加以悉心拂拭端详。这则收录在《尤悔》一章中的轶事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对刘义庆来说，它不是立足现实去遥望历史人物讲述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而是历史人物在遥望比他们更古老的历史。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则故事，首先需要考证的是这段对话可能发生的时间，《世说新语》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没有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这也是它备受后世史家诟病的原因。但一些蛛丝马迹却可以推断出它发生的大致时期。首先是文中“王导、温峤俱见明帝”。“明帝”的出现很容易让初读《世说新语》的人误会是已经登基为帝的晋明帝司马绍。但在《世说新语》以及同时古人的著作中，用后来的官位谥号来作为称谓是很常见的做法。就像那则著名的“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的轶事的开篇便是“晋明帝年数岁，坐元帝膝上”。而后面王导提到“温峤年少”，更佐证了这一点。晋明帝登基时，温峤已经三十四岁，断然称不上年少。因此，这件事只可能发生在明帝尚未登基，仍是太子之时。
温峤初次与太子司马绍和王导见面，是东晋在建康建立的317年，这年六月，温峤作为忠于晋室的名将刘琨属下，前往建康拜谒新进登基的晋元帝司马睿。这一年，温峤虽然二十九岁，但是还当得起“年少”二字。因此，从王导声称温峤“年少”来看，这场对话最可能发生的时间，正是在温峤刚到建康不久，被委任为太子东宫官职太子中庶子的前后，也就是东晋初创的岁月。
王导《省示帖》。
王导、温峤与时为太子的司马绍三人的会面，在年龄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也决定了他们在这场对话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司马绍与温峤初次见面时，年龄最多只有十八岁，温峤比他大十一岁；而王导却比温峤更大十二岁。因此，对年轻的太子来说，温峤像是他年岁较长的兄长，而王导则像是他的父辈。比起温峤是从北方而来的新进名士，王导却是辅弼自己父亲晋元帝登基的王佐元勋。因此，当温峤对太子提出的问题沉默不语时，唯有作为长辈的王导，才有资格打破这沉默，并且向年轻的太子具体而直接地讲述那个问题的答案。
就像许多王朝的开端都不堪细看一样，无论怎样光明正大的理由，道德隆盛的颂词，都难以掩饰渗透进每一个毛孔中的斑斑污血，以至于那些所谓的开国之君的创业神话，和建政伊始纷纷涌现的祥瑞国宝，都成了鬼脸上涂抹的雪花膏。而这些雪花膏下面累积纵横的污血，恰恰就成了国朝历史中最真实也最敏感的历史。
温峤墓誌，2001年2月至10月，南京市博物馆在下关区郭家山发掘了四座东晋砖室墓，其中M9出土了一方砖质墓志，志主为温峤。
这段历史，对温峤这样修养深厚的名士来说，不可能一无所知，毕竟，那曾经是他的先辈亲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一切。但或许是碍于君臣名分，或许是在子孙面前不当言及父祖过恶的礼法，他选择了沉默。王导应该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用“温峤年少未谙”来回护了这个年轻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沉默。自己已然是他的父辈，因此可以不必太过顾忌地讲述这段前尘往事。于是他“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
宣王司马懿到文王司马昭的事迹，是晋朝的创业史，也是王导口中的充满诛戮残杀的血腥史。而且比起传说中的汤武革命、高祖建汉的伟业，显得更加卑劣下作。刘义庆在纂述这段简明文字时，脑海里会非常清楚这短短二十余字背后发生的一切。就在《世说新语》克成的数年前，由当朝最负盛名的史家之一裴松之注解陈寿《三国志》克成，上呈宋文帝。裴松之的注解引用各种典籍达二百一十家，注文字数相当原文的三倍之多。书中原本隐约其文的只言片语，全都依靠详尽的注解加以阐明。特别是晋室创业的那段不堪历史。晋朝始祖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指的正是他在魏明帝曹睿死后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当魏明帝疾笃之时，司马懿曾是他榻前托孤之臣，但他却趁幼主曹芳和大将军曹爽前往明帝高平陵拜谒之际，发动兵变。
晋武帝司马炎像，出自《历代帝王图》。
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血腥夺权，他与儿子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面对对手早就设计好的预谋，曹爽选择放弃抵抗，他把刀扔在地上，相信 “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决定投降，但司马懿最终还是迫令皇帝下诏，诬陷曹爽“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在被司马懿诛夷三族的人中，何晏、邓飏、丁谧等人都是声震天下的高门名士。另一位曹魏名将，名士王凌，则因不满司马懿专擅朝政，联合兖州刺史令狐愚谋立楚王曹彪为帝，事泄自尽，同样也被夷灭三族。
这场屠杀之后，与曹魏亲善的名士大族几乎被斩焉殆尽。而在司马氏夺权路上最令人切齿唾骂的一页，当数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曹髦，这件事实在太过泯灭天良，以至于陈寿在入晋后撰述《三国志》时，都不得不隐约其文。
裴松之详尽的注解，则揭开了这场政变最残酷的一幕。当这位年轻的皇帝率领仅有的殿中宿卫苍头官僮，亲自驾车冲出宫门，尽管司马懿部将贾充率领的军队击溃了皇帝临时拼凑的老弱宿卫，但皇帝“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年轻皇帝的凛冽气焰一时震慑住了贾充率领的逆军。
“事急矣！当云何？”
司马昭豢养的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贾充的回答，根据裴松之引用《汉晋春秋》的记载是“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更早的一本史书《魏末传》的描写则更加凶狠而简洁，成济问“杀邪？执邪？”贾充的回答也只有两个字：
“杀之！”
“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这就是高贵乡公曹髦最终的下场，但这起事件的结局却更加充满血腥的讽刺色彩。《世说新语·方正》中特别摘选了当时的一段对话。当高贵乡公被弑，内外喧哗之际，司马昭询问德高年劭的大臣陈泰应该如何平复人心。陈泰回道：“唯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又问：“可复下此不？”陈泰答道：
“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陈泰的方正之言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奉命杀死皇帝的成济被当作弑君的替罪羔羊被司马昭下令处决。不甘充当司马氏血手套的成济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丑言悖慢”，最终被射死。直接下令的贾充却成为司马昭的亲信，加官进爵。
司马氏天下基业，便是踩在如此血污不义的尸山血海之上。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1960年4月，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帝王陵墓中，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太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现为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当然，从更高尚的道德主义角度出发，可以认为王导向年轻的太子讲述这段血腥创业史的目的，是秉持一颗至正至公之心，向这位未来皇帝揭露历史真相，引起他的怵惕之心，让他反省先辈犯下的罪行，竭力改过以洗刷污点。从太子的反应“覆面著床”来看，他确实因先辈的罪行而羞愧不已。
但或许，对王导来说，这番历史的训诫，更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因为王导自己便是士族首领，而太子的父亲司马睿所以登基称帝，端赖士族的推戴拥护。一旦士族决定不再拥戴司马氏，那么他坐下的龙榻便会岌岌可危。就在这番对话之后最多不过三年，王导同族的另一位士族领袖王敦发动叛乱，轻而易举地攻下建康。太子的父亲晋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本人也险些遭到废黜。王敦忌恨太子聪颖，因此刻意散播太子不孝之状，并且声称都是温峤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
当温峤来拜谒王敦时，王敦刻意当着众人面问温峤：“皇太子作人何似？”温峤却回答说：“小人无以测君子。”将太子比作君子。听到这个回答，王敦声色俱厉，企图用威势逼迫温峤，问道：“太子何以称佳？”
但温峤却并未为之所动，答道：“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太子的地位被保住了，继承帝位，并最终在王导与温峤的辅佐下挫败王敦之乱。尽管这段历史已然是先前那场问答对话的后事，但它却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王导讲述历史的深意，司马氏创业“诛夷名族”的行径，早已种下了对士族的原罪。如今，是士族不计前嫌托起司马氏的国祚，负有原罪的司马氏理应与士族分享权力，以期洗涤身上的原罪，继续绵延国祚。而太子最后的回答，正是王导期望得到的答案。仿佛王导放在太子面前的那面历史之镜，在现实发出了回音：
“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祚安得长”
当历史照见现实
没人知道那道白虹是因何出现在这里，刘义庆只看到这道白色发光的带子，莫名进入了自己的内室，啜饮着本该属于自己的粥。他忽然夺过碗，把它扔在阶前。就在这一刹那，风雨大作，振动庭户，良久才消失。
这一年是公元443年，距离东晋覆亡已经过去了23年，《世说新语》业已在四年前克成。而他自己现在身处广陵，卧于病榻之上，却看到了这般异象。
邓县南朝刘宋时代墓画像砖，武士出行图。
白虹饮粥的异象，之所以让刘义庆心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病况，而是它所预示的凶兆。这位博览群书之人，不会不知道诸葛恪的轶事。这位东吴名臣，据说从新城外出前往东兴的船上，就出现了一道白虹。根据《吴志》的记载，这是诸葛恪最终被诛灭的噩兆。如今，白虹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难道它也昭示着自己将会遭受同样的厄运吗？
回望历史，自己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毕竟，他已经见证过死亡降临的模样。十八年前，他亲身经历了一场惨酷的宫廷政变，他的两位堂弟，原本应该继承皇位的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被杀，而他们被杀的原因，是自己的另一位堂弟刘义隆想要谋夺皇位，而这位弑杀兄弟之人，便是如今可以轻易决定自己生死的宋文帝。不仅如此，帮助他篡权夺位的三名有功之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也接连被宋文帝处死。之后，宋文帝接连诛杀了一批重臣名士，包括兖州刺史竺灵秀、名将檀道济、丹阳尹刘湛。就在刘义庆看到白虹的这一年，他又处死了刘氏的另一位宗亲雍州刺史刘道真。
诛杀的死亡令步步紧逼，刘义庆距离死亡恐惧最近的一次，是在三年前，他的堂兄彭城王刘义康因为被宋文帝猜忌，被徙往豫章。当时刘义庆正在江州纂述《世说新语》，或许是兄弟间亲情流露，也可能是受到自己纂述的《世说新语》中那些真性情的名士的影响，他与刘义康“相见而哭”。而这自然引发了宋文帝的猜忌，认为刘义庆与刘义康同病相怜，意图不轨。
得知猜忌消息的刘义庆惊惶终夜，直到他的姬妾告诉他听到了乌啼声——这在当时预示着吉兆，次日，他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逃过一劫。
“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如惊弓之鸟的刘义庆写下了《乌夜啼》歌，流传后世。如果这位生活在死亡恐惧中的人回望历史时，或许会想到《世说新语·尤悔》中的那场对话，他或许会发觉，历史与现实是何其相似。刘宋政权的创立甚至比司马氏还要残忍。当年司马氏取代曹魏后，尚且留下曹魏的末代皇帝曹芳，封为齐王，加以恩养。但刘裕在取代东晋后不久，便派人将心甘情愿将权力禅让给刘宋的东晋末帝司马德文“以被掩杀之”。
《〈世说新语〉风物：魏晋人的生活日常与文化》，作者：余佐赞，版本：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刘裕自此打开了一个血腥的笼头。八百年后，南宋史家胡三省评论此事道：“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
或许是因为死亡太过迫近，却又飘忽不定，所以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之外，又编纂了另一部著作。在这部题为《幽明录》的著作中，刘义庆讲述了一个与《世说新语》中司马氏创业历程风味迥异的诡异之事。
“魏武帝猜忌晋宣帝子非曹氏纯臣。又尝梦三匹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见，并云：‘防理自多，无为横虑。’帝然之。后果害族移器，悉如梦焉。”
仿佛司马氏最终篡夺曹魏建晋的种种血腥不义手段，乃是早在曹操梦中就已注定的天意。但纵使真的存在这场征兆之梦，它也只是历史之梦，并不足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历史之镜照出的，也并非梦幻虚景，而是切切实实发生的一切，所有前因后果，自有勾连如锁链一般连绵不绝。从历史的因果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并非全无道理。
在《幽明录》中，刘义庆也讲述了一个关于镜子的诡奇故事。在宫亭湖（即今鄱阳湖）畔山间，有数枚石头，形圆如镜，明亮得并且可以照见人影，被称为“石镜”。有一天，一个过路行人，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竟然用火熏燎其中一枚石镜，导致它不复明亮照人。诡异的是，那个让镜子失明的人，自己也忽然失了明。
石镜如此，史镜亦复如是，那些企图涂抹遮盖历史的人，也是在戳瞎自己的双眼，回避正视自己过去的人，同样也无法看清自己的未来。刘义庆或许明了这个道理，不过，历史却不会再给他更多仔细体会的时间。在见到白虹异象的一年后，刘义庆去世，因病寿终正寝。
他死得恰到好处，以至于不会看到自己身后那串长长的死亡名单。根据罗振玉在《补宋宗室世系表序》中的统计，刘宋皇族158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一百有三，被杀于人者有六”。刘义庆的五个儿子中，有两名死于非命。
刘义庆死后35年，刘宋灭亡。篡宋建齐的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对前朝有样学样，在夺权后杀死了刘宋的末代皇帝刘准。至于刘宋皇族的其他成员，史书只用一句话交代了他们的下场：“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祚安得长？”
邓县南朝刘宋时代墓画像砖，这两只守护着幽明死亡世界的神兽名叫“千秋”“万岁”。
文/李夏恩
编辑/宫子
校对/薛京宁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