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平米的会议室内，气氛落至冰点。
当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律师再次表示，医院和姚策的肝癌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时，姚策家属带来的律师发话了：“我们（的观点）没有交叉点了，目前为止可能就谈不下去了。”
这是2020年5月9日上午，河南开封的一家酒店内。环形谈判桌的一边，坐着来自江西九江的姚林、蒋艳丽夫妇，姚策是他们的儿子，三个月前被查出肝癌晚期。
与二人坐在一起的，除了律师，还有河南驻马店的郭海、张萍夫妇，他们是姚策的亲生父母。28年前，两位母亲同在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后改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下称“淮河医院”）生产、住院；28年后，两家人才发现孩子在医院抱错了。
4月30日，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内，姚策与生母张萍第一次见面。新京报记者 雷燕超 摄
谈判桌对面，是淮河医院的代表和院方律师。他们与家属站在各不相同的立场上交锋，为姚策的肝癌治疗费问题僵持不下。
在姚家、郭家看来，如果不是淮河医院当年抱错了孩子，姚策很可能不会罹患乙肝，并最终发展为肝癌。他们希望淮河医院为此负责。
淮河医院却不认为姚策的肝癌与自己有必然因果关系，谈判持续多日，始终谈不出结果。
5月13日，开封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将继续调查此事，督促处理。有消息后，由开封市卫健委和河南大学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统一发布。
僵局
5月9日谈判正式开始前，姚家、郭家感觉一切顺利。
4月初，姚林从淮河医院拿到了妻子蒋艳丽28年前的生产病历；4月下旬，张萍也拿到了自己的病历；4月29日，淮河医院患者服务部带着河南特产到江西九江慰问姚策；淮河医院医患关系科办公室主任张鹏说，5月初，“了解到家庭有困难，（医院）提供了3万余元的药物援助和2万元的慰问金。”
接下来，淮河医院主动邀请姚家、郭家带着律师到开封协商，并承担了酒店费用。
两家人与淮河医院见面的那天，开封下起了小雨。淮河医院在家属入住酒店的21层包了一间会议室，把开封市卫健委的人也请来了。
刚一走进会议室，蒋艳丽就发现对面有几个摄像头，这让她有些不舒服。在家属和家属方律师的要求下，摄像头被淮河医院撤掉了。
对于姚家、郭家在淮河医院抱错孩子一事，家属、院方没有分歧。但之后3天的协商走向，出乎家属们的预料。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图片/新京报我们视频截图
在两家人看来，姚策从小患有乙肝并发展为肝癌，很可能与出生时被抱错、未能及时注射乙肝疫苗有关。淮河医院应该对此负责，并承担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医疗费、生活误工费。
姚家、郭家试图打出感情牌，家属方律师提醒对方要“感同身受”，“大家都是为人父母”。蒋艳丽讲述了抚养姚策的不易、怎样带着姚策治疗乙肝。淮河医院和开封市卫健委的代表听得低下了头，“很难过的样子，”蒋艳丽说。
淮河医院打的却是法律牌。院方律师不断抛出法律条文，强调28年前的历史局限性： 1999年，中国才生产出第一支临床乙肝免疫球蛋白，这意味着1992年无法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2002年原卫生部才颁发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所以“每个医院有书写病历的习惯”……
总之，律师的意思是：姚策的肝癌与医院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由医院承担全部医疗费“有失公允”。
新京报记者掌握的证据显示，前来调停的一位开封市卫健委代表曾说，“法律框架肯定是准则，但人是有感情的，要带感情地谈，咱们没有必要像法庭辩论。”
家属说，淮河医院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双方家属共6人（包括姚林一家三口、郭海一家三口）于5月28日前向开封市鼓楼区法院起诉。两家人没答应。
最终，淮河医院表示可以向两家人支付精神抚慰金，“但主要是从救助、公益角度出发，而非赔偿的角度”。此外，医院同意“借支”姚策的医疗费、生活费，至于医院今后要不要赔钱，一切等法院判决。
前后不同的病历
因为28年前抱错孩子的事，医院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从住院楼到门诊楼，多数工作人员对此讳莫如深。
医院大门向北约50米是停车场，后面不远就是靠近西司门街的住院楼10号楼。这栋8层的灰色建筑是现在的妇产科所在地，病房、产房、洗澡室都在五层，一名男子正在产房外等待孩子出生。
这幢灰色高楼，是在曾经的妇产科原址上重建的。28年前，张萍、蒋艳丽生产时住的，是一栋两三层的灰色小楼。
淮河医院住院部。附近居民表示，1992年，淮河医院基本都是两三层的灰色小楼和平房。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1992年6月9日，28岁的张萍住进了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张萍患有乙肝，平时和丈夫郭海在驻马店开餐馆，开封是她的老家。此前，她生过一个女儿，孩子出生时因脐带绕颈导致大脑缺氧，后在智力方面出现障碍。这次，她选择了全开封最好的综合性医院生二胎，剖宫产。
在张萍从淮河医院获取的病历中，她的孕妇产前护理记录单上床号为15床，住院号为155489；但出院记录上，她的床号变成了16床，住院号也变成155849。
对此，张鹏的解释为，“28年前我们是手写病历，可能是笔误造成了病历上的小瑕疵。”
事隔多年，张萍、郭海早忘了当时的床号、住院号，只记得病房里住了三名产妇，其中一个后来生了女儿。郭海说，妻子生产前，护士让家属准备了一条被单，将来孩子出生包裹孩子用。郭海准备的是一条印有“熊猫举枪”图案的被单。张萍对此没有任何印象。
张萍入院的6天后，23岁的蒋艳丽也来了。她在江西九江的卫生系统工作，生的是头胎，特意回开封娘家待产。淮河医院提供的蒋艳丽病历显示，蒋艳丽的床号为12床，住院号为155941。
张萍的产前护理记录单和出院记录上，床号和住院号不一。受访者供图
时至今日，蒋艳丽对淮河医院的印象只剩下淡黄色的墙壁、吱呀响的病床，她还听说病房里住着一个“大三阳”——也就是张萍，但从没和张萍说过话。
1992年6月15日下午5点20分，经历一天的阵痛后，蒋艳丽“顺产侧切”诞下一名男婴：体重3500克，发育正常。在产房里，医生抱着孩子给蒋艳丽看了一眼，“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生孩子时，蒋艳丽的丈夫姚林还在九江工作，6月16日下午才赶到开封。看到爸爸来了，护士特意把孩子从婴儿室抱到走廊，姚林对孩子的第一印象是“瓜子脸，红红的”。
姚林赶到的当天上午，与蒋艳丽住在同一病房的张萍也生产了。手术记录显示，6月16日上午9点10分，张萍进行了剖宫取婴手术，时长50分钟。她的孩子于9点45分出生：男孩，体重3200克。
与顺产的蒋艳丽不同，张萍因手术麻醉陷入昏迷，没看到孩子出生时的模样。丈夫郭海说，那天上午9点多，他和弟弟在手术室外等待时，看见护士用自己送来的“熊猫举枪”被单裹着一个婴儿匆匆走过。“孩子脸上白白的，像扑了一层粉一样，没有特别浓重的绒毛。”
母婴分离
从孩子出生到最终出院，两对母子的共同点是母婴分离。
在开封市多家医院妇产科工作了30多年的医生赵平介绍，上世纪90年代前期，开封市大多数医院的妇产科实行母婴分离制度——母亲们分别住在各自的病房，婴儿们统一住在婴儿室，由护士负责量体温、换尿布、喂奶、洗澡等照料工作。
张萍、蒋艳丽从淮河医院获取的病历显示，两人的孩子均住在婴儿室。但二人都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婴儿室已没有任何印象。
在蒋艳丽的记忆里，因为奶水不够，住院期间她只给孩子喂过一次奶、见过孩子一面。她当时昏昏沉沉的，只记得孩子闭着眼，头压在自己的手上很重。孩子的手上套着一个手圈，“应该写着12床”。姚林对此也有印象。
依据原卫生部1982年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这种写有母亲床号的手圈，是每名新生儿必须佩戴的。
在赵平的记忆里，1992年左右，开封市的医院普遍采用白布条制作手圈。护士会用钢笔在布条上写好“某某之子”以及母亲床号、新生儿体重等标记，系在孩子手上。“因为小孩手很小，又不能系太紧，还要防止掉落，所以经常是两只手各系一个。”
1992年6月19日，蒋艳丽的孩子出生4天后，母子俩一起出院了。她记得孩子的脸上出了疹子，出院时“裹着姥姥准备的粉红色花被单”。
就在蒋艳丽出院前后，“6月19日左右”，张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剖宫产后，她第一次给孩子喂奶。她和郭海都不记得孩子戴了手圈，“小孩的两只手都是包在被单里的，看不见。”但郭海记得那条“熊猫举枪”被单，“孩子一直裹着那个被单，没有变过。”
据张萍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孩子时，“孩子脸上已经没有那层白色的粉了，也没有疹子，但长了一层绒毛。我当时觉得怎么生了只小猴子？”她认为，孩子脸上不再有郭海印象中的白粉是因为洗了澡。
淮河医院住院部10号楼5层，妇产科一角。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现在想来，张萍怀疑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淮河医院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抱错了，亲生儿子被蒋艳丽抱回了家。郭海怀疑是洗澡时抱错的，被人塞错了被单。
2020年5月7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医院见到了28年前在淮河医院张萍的住院医师、蒋艳丽的主治医师李渔。李渔称，对于当年的事“已经记不得了”。
对于1992年淮河医院对新生儿的护理情况，5月8日，张鹏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暂不方便透露，一切要等开封市卫健委及河南大学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2020年5月9日淮河医院与郭家、姚家谈判时的证据显示，院方曾表示，“我们并没有否认，两个孩子抱错是在我们医院发生的。”
5月13日，张鹏重申，因为两家人出院后少有交集，“（抱错孩子）事件基本认定是在我们医院发生，对两个家庭或者6个人造成任何伤害，医院表示歉意。”
出生时是否接种过乙肝疫苗？
出院后，郭海、张萍带着孩子回到驻马店，为他取名郭明。两人的亲生儿子跟着蒋艳丽、姚林去了千里之外的九江，取名姚策。
1994年，两岁半的姚策在幼儿园入园体检时查出乙肝。蒋艳丽想不明白，家族里没人有乙肝史，孩子是从哪里得了这个病？一个月前，蒋艳丽得知了在淮河医院抱错孩子的真相，她认为姚策的乙肝很可能是母婴传染，因为张萍患有乙肝。
公开信息显示，原卫生部在199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依据原卫生部于1991年10月发布的《全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实施方案》（下称《乙肝疫苗方案》），自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逐步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1992年当年，市县城区的新生儿接种比例要达到60%。
乙肝疫苗接种工作，由各地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防疫、妇幼卫生机构进行。在赵平的印象里，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开封就有医院为新生儿打乙肝疫苗了”。
此外，《乙肝疫苗方案》还要求国内一些地区对孕妇进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
对于1992年住院时，是否进行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蒋艳丽表示自己是顺产，未做检测；张萍表示，住院前就知道自己患有乙肝，非常注意，肯定做过乙肝抗原检测。
2020年5月6日，淮河医院妇产科医生、1992年接诊蒋艳丽的马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清楚蒋艳丽是否做过乙肝抗原检测，作为门诊医生，她的工作是开住院证、把病人收到病房、办好住院手续。
5月7日，1992年接诊张萍的医生王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我尽到了做医生的责任”，此外不做回应。
张萍病历显示，1992年6月9日上午，她在淮河医院进行了乙肝表面抗原检测。这是反映感染乙肝病毒与否最重要的指标，结果如为阳性，表示已感染。但检测化验单并未出现在张萍获得的病历中。为此，张萍、郭海曾多次向淮河医院索要检测化验单，均未果。
5月13日，张鹏告诉新京报记者，化验单是粘在病历上的，可能因为疏忽缺失。
对于张萍来说，这张化验单的结果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孩子乙肝疫苗的接种剂量。
依据《乙肝疫苗方案》，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使用“0、1、6月３针间隔接种法”。也就是说，新生儿要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注射第一针乙肝疫苗，并在第一针后的1个月、6个月时注射第二针、第三针。在不做孕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的地区，所有新生儿的三针乙肝疫苗剂量均为10微克；但在做筛查的地区，如果孕妇乙肝抗原呈阳性，新生儿的第一针乙肝疫苗接种剂量可为30微克。
从张萍、蒋艳丽获取的病历来看，她们的孩子均未在淮河医院注射过乙肝疫苗。张萍孩子的治疗单显示，1992年6月16日上午注射了维生素K针；蒋艳丽孩子的治疗单显示，6月15日下午注射了维生素K针、青霉素针。
淮河医院住院部10号楼5层，妇产科一角。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对于姚策、郭明出生时是否注射过乙肝疫苗，张鹏说，“我们的医嘱上没显示打过（乙肝疫苗），根本没有出现打针的情况。”在2020年5月9日的谈判中，淮河医院的律师表示，“（1992年）我们医院既不承担免疫接种的任务，我们手上也没有任何（接种乙肝疫苗）的要求。”
张鹏还称，“医院绝对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国家的制度在走”，但具体细节仍在调查，尚未公布。
等待结果
在张萍的记忆中，郭明从淮河医院出院后打过多次乙肝疫苗，前两次是符合“0、1、6月３针间隔接种法”的要求的，“满月打一次，半岁打一次”。郭明也说，自己体内有乙肝抗体，“婚检、工作体检都查过，都显示有抗体。”
据蒋艳丽的回忆，从淮河医院出院后，她也按照“0、1、6月３针间隔接种法”的要求，带着姚策注射了第二针、第三针乙肝疫苗，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姚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体内没有乙肝抗体。“（如果）我有抗体怎么会有乙肝呢？”
依据《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6年刊发的论文《乙型肝炎病毒母婴阻断研究进展及对策》，1987年至1996年出生、全程接种乙肝血源疫苗的人群，疫苗总体保护效果为86%-96%。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0、1、6月３针间隔接种法”全程接种三剂次乙肝疫苗后，大约95%以上的婴幼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
5月11日晚，结束了与淮河医院的最后一次谈判，张萍几乎一夜没睡，吃了三颗安眠药都不管用。“愁得愣是睡不着，你说姚策咋办啊？”
与亲生儿子姚策相似，今年3月，张萍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不久前才做完手术。如果不是为了协商姚策治疗费，她本要到郑州的医院复查、住院。
姚林和蒋艳丽本来也要返回九江了，因为5月14日，姚策要开始第四期肝癌治疗。但夫妇俩还是不愿放弃，依旧留在开封等待结果。“我们肯定依法依规去解决。现在心力交瘁。”蒋艳丽说。
蒋艳丽称，医院未表示可以承担姚策的住院费用。图片/我们视频截图
得知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与淮河医院的谈判结果后，刚从上海会诊回到江西的姚策通过微博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希望家人和医院找到一位权威医学专家，判断“肝炎与目前疾病的关联性”，以便定责、追责。
5月13日，淮河医院向新京报表示，依然建议姚家、郭家走司法途径，“如果有责任，我们不回避。”
（文中姚林、蒋艳丽、郭海、张萍、郭明、赵平、李渔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雷燕超 韩沁珂 刘名洋 实习生 曹一凡
编辑 滑璇 校对 李立军
集
新华社南昌11月19日电 题：“网红省鸟”“环境管家”“两山银行”——来自长江边的江西故事
新华社记者刘健、陈毓珊、余贤红
全球98%以上的白鹤用翅膀“投票”，选择在鄱阳湖区越冬；约占全国种群数量一半的“水中大熊猫”长江江豚在鄱阳湖区生活……
在有着152公里长江岸线的江西省，沿江生态正在发生喜人的变化。近年来，江西在推进长江大保护中坚持生态为先，创新举措治山理水、显山露水，探索出一条别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白鹤依恋鄱阳湖
鄱湖浩渺，风光旖旎，水落滩出处，白鹤嬉戏玩乐、展翅飞翔。
30多年前，国际鹤类基金会考察鄱阳湖时，当时除中国鄱阳湖之外，全球还有另外两处白鹤越冬地。30多年后，那两条迁徙路线几近丧失，而在鄱阳湖区白鹤数量已占全球98%。
春去秋又回，白鹤“青睐”背后凝结着江西干部群众修复生态的不懈努力。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负责人周海燕说，为解决白鹤觅食问题，多方筹措资金承租的藕田一扩再扩，目前已有上千亩之多。去年，江西还把白鹤定为“省鸟”，令其成为全省“网红”。
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江西各地紧盯突出环境问题，以最严厉措施治理危及长江生态环境行为。在沿江城市九江，近两年当地沿着长江岸线，关停矿山340家，治理废弃矿山8626亩，临江1公里范围之内的小化工企业全部关停退出……
2019年，江西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为89.7%，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为93.3%，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
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再现江西：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小鸟”的蓝喉蜂虎现身龙虎山；时隔12年，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鬣羚再次被监测出现在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环境管家”共抓大保护
11月9日，江西发布2020年1号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林长履职尽责，加强对林长制重点工作的巡林督导。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着力探索制度创新保护生态，建立了覆盖省、市、县、乡、村的五级“林长制”。
上饶市万年县裴梅镇富林村护林员邱寿根一个月至少巡山20天，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过北斗手机上报村级林长。
五级林长，五级“环境管家”，同心共护森林，目前江西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
除了“林长制”，江西还探索建立“河长制”“湖长制”等，并在监管中积极应用卫星遥感、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一个日益完善的生态环境管控体系成为江西“共抓大保护”的有力保障。
强化制度建设的同时，江西着力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新风尚。出行每3000步可领取1个“碳币”；每乘坐一次公交车可领取1个“碳币”；一次网上预约挂号可领取5个“碳币”……在抚州，市民生活的每一次低碳行为都能在碳普惠公共服务平台“绿宝”上折成“碳币”，并可用于消费，鼓励人们绿色出行。目前这一平台已吸引35.8万人注册。
不只是“积碳分、兑碳币”，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一个个“新职业”不断催生——“树保姆”“鸟管家”“鱼保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环保队伍，助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两山银行”变现生态
不久前，一家特殊的银行——资溪县“两山银行”挂牌成立，这是江西首个“两山银行”。
资溪县常务副县长张明春介绍，“两山银行”借鉴了银行“贷存理念”，是一个“资源-资产-资本-资金”转化的综合性工作平台，目的是通过把各类生态资源通过租赁、托管等方式收储整合，再引进金融资本，开展生态资源所有权、经营权的抵押融资创新，实现价值变现。
以“两山银行”为抓手，资溪县在全省率先落地“森林赎买抵押贷款”“景区收费权支持贷款”等绿色金融项目，截至今年10月末，全县“两权”抵押贷款余额5.98亿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贷款总额16.63亿元。
和资溪一样，江西很多地方正将好山、好水、好空气等作为生产要素，或折价入股，或买卖变现，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在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1吨好空气通过碳汇交易卖出了11.5吨自来水的价钱；
在大余县丫山景区，当地探索以“风景”折价入股等形式，筹集股金3000余万元，实现分红450多万元；
在抚州，2017年全市核算出的生态产品总价值为3483.59亿元，是当年GDP的2.73倍……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江西绿色发展成色日显、潜力无限。2019年，全省万元GDP能耗为0.45吨标准煤，较2015年下降17.6%。今年前三季度，江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7.8%。
责任编辑： 王佳宁
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双语写作中国作家——林语堂、熊式一，以及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三位作家——蒋彝。
蒋彝出生于清朝末年（1903年，清光绪29年），逝于1977年。在他的身上，有许多标签——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中国文化交流使者……在国内不为人知的蒋彝，在国外拥有相当高的文化地位。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1937年，他因出版《湖区画记》一举成名，此后开启了他的“哑行者”系列画记。
“哑行者”，是蒋彝的笔名。所谓“哑行者”，就是到一个国家旅行，不懂它的语言，也不了解它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只能用一种观光客的、他者的眼光沉默地观察。但蒋彝的“哑行者”并不单指语言问题，他想强调的是自己“异文化”的身份。蒋彝用英文写作，他的作品并不是写给国人看的，而是写给身处英语世界的外国人。
异域的名人，却是故乡的“陌生人”。旅居多年，蒋彝在书写中不断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无论书写日本奈良的八重樱，还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他都用一种中国文人行游的方式，发掘城市平淡的日常——波士顿的龙虾，让他想到了孔子“君子远庖厨”；巴黎街头的杏花，让他回到故乡庐山脚下的杏林。独特的中国文化联想，构成了蒋彝独具特色的西方观察视野。
近几年来，蒋彝的画记作品陆续在国内出版。2019年8月，出版方世纪文景在上海陆家嘴图书馆举办了《蒋彝：二十世纪被遗忘的旅人》分享活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岗在现场分享了他们对于蒋彝的理解。
“哑行者”画记本不被看好，零稿费首版意外畅销
在活动现场，陈子善讲述了蒋彝的人生经历和“哑行者”系列的出版故事。
蒋彝来自江西九江，家庭不算富有，但还算殷实。他当过县长，后因为不适应官场规则辞职。辞职后，蒋彝在哥哥的资助下赴英留学。据他自己回忆，他带到英国的钱能勉强支持他生活一年，这已经不算少了。在英国留学，首先要解决语言关。蒋彝当时的英文不太好，只能勉强交流。
蒋彝会画画，但他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喜欢。1934年，伦敦要举办“世界树木画展”，蒋彝的英国朋友建议他：“蒋先生，你不是会画画吗？你从中国来，就画一种中国的树吧。”于是，蒋彝画了竹子。竹子准确来说不能算作树木，但英国人看着很新奇，后来又有人来找他画中国题材的作品，他便画了鸭子，主题是中国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
蒋彝的画首先在英国引发了对中国绘画作品的关注。直到1934年底，徐悲鸿和刘海粟到英国开画展，英国人才意识到现代中国绘画作品有多么独特。于是有人问蒋彝，可否出一本介绍中国画的书？蒋彝起初推辞了，一是因为自己知识还不够系统，二是因为他英文不够好。他的英国朋友鼓励他，又帮他找了一位中英双语助手为书稿润色，他才陆续出版了《中国画》和《中国书法》。
后来，蒋彝去英国湖区度假，出发前收到出版社约稿：可否写一本用中国人视角看伦敦的书？当时蒋彝已经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授课，他被湖区的风光吸引，写了很多感受性质的文字交给出版社。出版社认为，篇幅太短，无法成书。蒋彝不管厚薄，只想先出版。后来英国出版社同意出版，但没有稿费和版税，只能在出版后送给他六本书。蒋彝同意了。于是，便有了《湖区画记》。
《湖区画记》意外地畅销，第一版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销售一空。第二版时，蒋彝说要收稿费了，从此开始了他的“哑行者”系列。蒋彝的“哑行者”系列，总共分两类。一类专写英国，完成于二战前或二战中，包括《湖区画记》《伦敦画记》《战时画记》《约克逊国际画记》《牛津画记》和《爱丁堡画记》。二战结束以后，蒋彝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5年始），写了一系列其他国家的画记，如《纽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尔兰画记》《巴黎画记》等。
旧金山联合广场上的大熊猫，蒋彝绘，收于《旧金山画记》
坚持中国味的蒋彝，塑造了新的文化身份
蒋彝画记中的插画，既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画记中，有散文，有诗，也有他自己的书法作品。蒋彝的旧体诗写得不错，在英国出版过中文旧体诗集。
蒋彝的书，在书店该如何分类？罗岗说，它通常被放到美术类，但懂它的人会放到散文类或旅行类。虽然书中有很多插画，但蒋彝画记本质上还是散文。蒋彝虽然算不上大画家、大书法家，但他的书法和诗歌自成一体。他的画作是一种彩色的水粉画，装饰性很强，又带有中国味道。他画旧金山渔人码头的螃蟹，会让人想起齐白石画的螃蟹。
陈子善提到了蒋彝在《波士顿画记》中描写的龙虾，蒋彝写物不会只写物本身，他还会对其做文化上的联想与阐发。蒋彝的画记并不是单纯的游记，可以把它们视作文化史作品：
故意弄死龙虾的做法并不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的味道说不出的鲜美。后来，我回忆起自己年幼在家时，每当我想看厨子做饭，祖母都会向我反复说起孔子的那句教诲：“君子远庖厨。”她说，如果我看到食物是怎样烹煮的，吃的时候就没胃口了。我祖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从来都不喜欢杀死活物做食物。年幼时，我被孔子的这句话深深感动。如今我却觉得孔子似乎想掩盖什么。他肯定就像我享受新英格兰新鲜龙虾一样喜欢吃东西。（蒋彝《波士顿画记》）
《波士顿画记》，[美] 蒋彝著，胡凌云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很多人到了国外，创作的作品会带有异域风情，但蒋彝回归到中国风格。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画记会在国外畅销。蒋彝的画记，经过了精细的装帧设计，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英文可以看懂，图画可以看懂；而中国的书法看不懂，但中国的书法本身就有一种图画性，看上去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汉字和汉字的书写艺术，对外国人来说很神秘。
《日本画记》， [美]蒋彝著，梁贝特译，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版
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是蒋彝最特别的身份。他的成功，在于他的诗、书、画构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整体。20世纪中国作家中的英语写作者只在小圈子中被接受，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文，但面向的受众是专业的研究者，这些翻译作品都没有进入大众阅读领域。真正在西方英语世界产生影响的作家，林语堂算其中一位。他的《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在国外都是畅销书。张爱玲也想成为林语堂式的作家，但她不算成功。从她写给朋友的信来看，她心里多少有点不服输。
蒋彝的作品和林语堂一样，成功打进大众阅读市场。而进入大众阅读的蒋彝，也因此在英语世界获得了一席之地。陈子善提到，当时英国人评价蒋彝为“中国之眼”；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也曾评价蒋彝：“这位才华横溢而又迷人的中国作家及画家，以哑行者的沉思记录受读者的喜爱。”他不仅看到了风光，也对它进行了思考。
活动现场。左为罗岗，右为陈子善。
英国人里德爵士评价蒋彝，那些被英国人看来很难去用英语表达的微妙，被蒋彝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给了读者。里德没有强调蒋彝画记的中国味，他认为蒋彝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理解自身文化的视角——用中国文化理解英国，用旧体诗歌吟咏现代都市。罗岗认为，这段评价表现了蒋彝如何被西方人所接受。蒋彝描绘出来的图景和笔下所写的城市的气象，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一面镜子，他们从中重新发现他们原来可能熟视无睹的东西。
蒋彝作为一个中国人，写不出地道的英语，但英国人欣赏他独特的风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蒋彝迁居纽约。纽约“五方杂处”，容纳了各色人等。蒋彝认为自己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是作为“异文化”的存在。他对中国有很强的认同，在书中不断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罗岗认为，蒋彝在纽约反倒能如鱼得水。他的成功，跟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包括他自身的素质都有关系；而蒋彝的作品，在形成文本的过程中，也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
中国作家的英语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如何归类？
蒋彝同老舍一样，在英国属于文化名人，他的故居被挂了牌以示纪念。英国人承认蒋彝的成就和他对英国文化做出的贡献。那么，蒋彝在中国文学史中该如何定位呢？用英文书写的作品，能算作中国文学吗？
蒋彝故居前挂起的蓝牌
罗岗回应道，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条脉络入手分析。
首先，蒋彝的写作，可以归于一种专门的研究门类：“英语文学”。“英语文学”作家的母语都不是英语。“不是英国文学，不是美国文学，而是‘英语文学’，将来也有可能出现‘汉语文学’，研究外国人用汉语写的作品。”
其次，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讲，中国文学并不等于汉语文学。比如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不能用中文写作，只能用日文，但是后来又用中文来写作。如果要编这个人的全集，日文作品和中文作品都要收录，都属于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张爱玲、林语堂等很多作家，都有跨语言的作品，都是中国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当然，蒋彝的地位，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不好跟林语堂相比。总之，作家用什么语言写作，不影响文学史上的归属问题。”
作为研究者的陈子善回应道，关于中国作家的外文系列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该如何安顿，相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应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无论蒋彝还是林语堂，都有中文作品存世。
记者丨吕婉婷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