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家口堡鼓楼东街3号祥发永帐局、永利银号旧址
祥发永帐局开设于清乾隆七年（1736年），本金四万两，经理山西汾阳人王庭荣。祥发永虽然没有异地支取功能，只能办理存款和贷款业务。但祥发永在中国金融史上也应该有重重的一笔,因为它不仅仅是张家口最老的帐局，而且也是中国最老的金融企业。同时王庭荣还开办祥发永茶庄，专门向俄国销售中国名茶。福建、湖南、湖北、恰克图、库仑都有祥发永的分号。民国后，该院落成为永利银号。永利银号负责上堡外联业务的太原县武家寨人武嗣哲，精通业务，交际甚广。他成为永利银号经理后，将艺名小电灯的山西梆子著名艺人贾桂林娶为二房。
（二）张家口堡五道庙巷5号大川裕钱庄旧址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大川裕钱庄在张家口设立，资本金五万两白银，股东常立训，经理孙祯禧，总庄张家口，并在京师、上海设立分支机构。
（三）张家口堡锦泉兴巷4号锦泉兴票号遗址
此院落是清代中后期锦泉兴票号遗址，院落大门朴实庄重，迎门一通影壁。院落内正房五间，南房四间东西房各五间，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锦泉兴票号由山西太谷县北恍村曹三喜的后裔曹本举开办，经理是山西祁县人董若朴。与此同时，曹家还在张家口上堡水岔街开设锦泰亨、锦泉涌票号以及后来的锦泉永钱庄，可惜这些字号遗址都不存在了。锦泉兴票号业务做得很大，是张家口非常有名的买卖，它所在的这条巷由此得名锦泉兴巷。
（四）东门大街23号华俄道胜银行旧址
华俄道胜银行是代表俄国在华利益的金融机构。1895年12月10日成立，资本来自法法、俄、中三国，总部在圣彼得堡。次年，在张家口成立华俄道胜银行后，又在上海、营哈尔滨、口、汉口、天津、烟台、北京、大连、旅顺、长春、满洲里、海拉尔、铁岭、沈阳、海城、吉林、青岛、黑河、乌鲁木齐、香港、伊犁、库伦等地开设了二十多处分行。华俄道胜银行享有在中国代收关税、盐税、经营铁路建筑、发行卢布（羌帖、张家口人称之为俄帖）等各项特权。1910年，它与俄法合资的北方银行合并，改称俄亚银行。
十月革命后，总行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该行即以巴黎分行为总行，并继续在中国经营。1926年巴黎总行因外汇投机失败而清理，在华各地分行也随之倒闭，所发行巨额纸币皆成废纸，无数中国人因之倾家荡产，并欠中国政府巨额公款。后，该院落成立保利银号。
（五）张家口堡棋盘街4号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旧址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大清户部银行在张家口设立分行，这是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张家口分行成立时，直属大清户部银行领导。后改属大清银行北京分行领导。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清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
张家口分行总办为刘汝辉、王鉴、宗尧斗、许涵修四人，经理黄桐斗，后为倪文钰，副经理先是倪文钰，后为陈京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大清银行面临崩溃，由商人股东组织商股联合会，要求政府维持。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同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也改为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经理是山西输次车辋村人常老九。后通过常老九的介绍，由山西榆次人郭恒斋担任张家口分行主任，业务员为山西徐沟人李金山。提起跑街业务员，对于金融企业来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业务员到各商号搞汇兑业务时，必须能掌握“津公码”、“西平码”、“京市平”、“规元银”、“四标八罗子”等津、京、沪、绥、不同汇兑标准，然后才能把业务搞活。
（六）鼓楼东街8号宏盛票号旧址
该院清代中后期开设过宏盛票号。宏盛票号股东是大商号大盛魁，宏盛票号有经济雄厚的大盛魁作靠山，生意特别兴隆。
（七）张家口堡锦泉兴巷2号恒北银号遗址
恒北银号由山西曲阳人郭玉珍为主要出资人集股开设，经理是郭玉珍。恒北银号的业务员武立伟是榆次南席村人，不但能写会算，熟悉钱庄业务，而且还能拉会唱，多才多艺，后来便娶了山西梆子的名艺人牛桂英为妻。民国初年，这里改为信昌裕银号。此银号的门脸虽然只有五尺宽，但却是二进院。现在，两个院落有古旧房屋二十间，院内的地下银库依然存在。
（八）张家口堡锦泉兴巷3号旧票号遗址
此院落历史上曾经是一家票号，但名称不详。现在，院内有古旧房屋十四间。虽然相对院落空间不大，但却是标准的旧票号柜房建筑形制。尤其是该院落门口，仍然留有一根当年专门为骑马来的客人准备的拴马桩。
（九）张家口堡二道巷19号宏茂票号旧址
宏茂票号股东是山西祁县乔家，经理乔范五。乔家从清代中期就进入张家口参与张库恰国际商道的经营，并对口碱实行垄断。口碱是指张家口出产的碱，代表国碱，后来才有了进口的洋碱。碱业和盐业一样，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都曾经是国家的特殊行业，属官控行业。
乔家还在张家口堡鼓楼西开设大德通票号。有关史料说，乔家到清咸丰年间已家资万贯，他在张家口、太原、西安、包头、呼和浩特、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都有商号，同时在这些地方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十）张家口堡鼓楼西5号、6号中国交通银行、蒙疆银行旧址
鼓楼西5号和6号这两个院落是历史上的定将军府，清1906年（宣统元年）3月，中国交通银行在定将军府设立试办分行，8月开业。中国交通银行隶属清政府邮传部，资本金官股二万两、商股三万两，合计五万两，属股份有限性质。经办邮、电、路、政之存、放、汇业务。经理杜赓尧，员工共有十四人。当年开业仅四个月就盈利四千零七十二两。宣统二年（1907年）4月，正式设立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地点仍在定将军府。交通银行设立后，为了竞争又增周转资金二十五万元，共计七十五万元，对外宣称三百万元。一般经办京绥铁路及其沿线交通部管辖的各机关金库事务的金融业务。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经理不详，业务总理为山西文水人梁兆祥。
1937年8月25日，日本人侵占张家口。同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堡原中国交通银行旧址成立蒙疆银行。为了标榜自治，蒙疆银行首任总裁由蒙族人包悦卿担任，而大权却掌握在副总裁日本人山田茂二之手。察南自治政府推选刘东汉，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推选王大勋（王病故后，由沈文炳继任），晋北自治政府推选崔效骞（后改为马永魁）担任理事。蒙疆银行的机构是逐渐扩大的，总行设在张家口，分行设在厚和（今呼和浩特）、大同、包头、丰镇、怀来、宣化、涿鹿、多伦、张北、平地泉（今内蒙集宁）、北京、天津。在贝子庙和日本东京设有办事处。该行通汇范围也很广，远至满洲、日本、台湾等地。
（十一）张家口堡二道巷1号大德成钱庄、晋泉源银号旧址
清代中期，这里是一家洋行。该院门楼及外墙有着明显的欧式风格，院内正房六开间，西北一间为二层小楼，西房两开间，也为二层楼，东南房各四间。清代末年，该院是山西榆次人常老九开设的大德成钱庄，大德成是山西祁县乔家设在太原的大德亨总号在张家口的分号。后此院改为晋泉源银号,东家山西太原人侯顿，经理是山西太原人富仁斋。晋泉源是个百年老字号,在市面上信誉很高。张家口商人依托晋泉源存款办汇者甚多，民间甚至有“晋泉源晋泉源，不给利息也存钱”的民谣。
（十二）张家口堡棋盘街1号裕源生钱庄遗址
清代中后期，山西榆次人李凤杰在此院开设裕源生钱庄，现在房屋结构虽然已改变，但是已被填埋的地下金库尚存。
（十三）奶奶庙后街17号瑞通票号遗址
据张家口堡老人们讲，此院落历史上曾经是瑞通票号，但详细情况已记不清了。此院有两道门，第一道门内仅有一间门房没有其它房屋，第二道门内现有古旧房屋十九间。
（十四）张家口堡棋盘街2号欲源永钱庄、复兴成银号、汇通银号旧址
历史上，该院落正门在今鼓楼东街24号西面，曾开过欲源永钱庄、复兴成银号。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察哈尔省成立的商业钱局设于此院。棋盘街2号与此院相通，曾是察哈尔商业官钱局的后门，当时重要的客人都是从后门进出的。察哈尔商业官钱局是察
哈尔省商会开办的地方性银行，经理是怀安人岳蔼卿，办理存放款、汇兑业务，发行察哈尔商业钱局券。该行在怀来、涿鹿、宣化、蔚县、赤城、北京、天津等地设有分支机构。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日寇强行没收。民国后期，这里是汇通银号。汇通银号也是官办金融企业。
（十五）鼓楼西28号满州中央银行张家口支行旧址
该院是一个票号旧址，小巧密实的院落增加了银钱交易的私密性。但年事久远，票号的名称已无从查起。1937年张家口被日本人占领后，该院落是满州中央银行张家口支行。满洲中央银行张家口支行曾筹措现款一百万元，作为日本人把持的察南银行成立资本金。
（十六）鼓楼东街2号永瑞银号旧址
该院历史上为皇商旧址，民国初年开设永瑞银号。永瑞银号开设时，经理为山西榆次人田培生，后由山西太原新城人何尧臣接替。
（十七）东门大街44号聚兴银号旧址
该院落坐南朝北，院内有平房十四间。民国初年，该院是京商开办的的聚兴银号。
（十八）鼓楼东街5号福信成银号旧址
这个院落最初是旅蒙巨商常万达的宅院。清末，大通事李玉玺曾住在这里。民国后，是福信成银号。福信成银号是张家口健在的老金融工作者龙英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十九）张家口堡棋盘街13号中央银行旧址
中央银行张家口分行是1947年1月12日设立的。经理陈守仁、襄理高磊。后，中央银行迁至中山大街（即解放大街原地区商业局旧楼）。中央银行张家口分行下设文书、营业、会计、国库、出纳、发行、检委、交换和电台等系，职工人数五十八人。
中央银行张家口分行成立时间较晚，当时中央政府企图通过银行法，依靠行政手段控制张垣金融。鉴于当时张家口设有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察省银行以及钱庄等。这些银行间互有业务往来，票据互相交换频繁。因而，制订了统一的票据收解办法。规定各行局收到当地任何银、钱行庄之付款票据，均应用送金簿交中央银行进帐，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手段。
（二十）棋盘街7号裕庆源银号旧址
从该院落现存建筑状况分析，其建筑年代最晚也在清代早期。民国初年，裕庆源银号开设于此院，股东山西文水县人王毕义。
（二十一）东门大街21号世合德钱庄旧址
1914年至1941年间，该院曾经是万全县政府所在地，后为世合德钱庄。世合德钱庄东家是万全县周家河的郝大财主。日寇侵华后，原大德瑞钱庄生意亏损，宣告倒闭，郝财东出巨额的股份将大德瑞改为世合德钱庄。
世合德开张后，名义上是贺以银当经理（山西榆次人）但他年已八十，只是每年逄帐时来张一次，银号的实际掌权者是原大德瑞的柜伙山西交城人岳维歧，岳死后又由山西文水县人王玉通继任经理。其后是山西人杨化阁。
世合德分号几乎遍布半个中国，没几年功夫世合德的股金就由一万两千五百银元发展到七万银元，利润翻了将近六倍。郝财主不只开设了世合法，此外还在张家口开设了北京点心铺世名号，当地点心铺世盛德，走蒙古的绸缎庄世生德。在柴沟堡有世顺德（缸房）、世兴德（杂货）、洗马林有缸房世从德。
（二十二）鼓楼东街4号豫新银号旧址
该院现存建筑年代最晚也在清代早期，应是一家富商宅院。民国中期，此院开设日本三井洋行时，将该院门楼和外墙形制结构改变为东洋风格。民国末年，此院成为官办的豫新银号。豫新银号，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王明府。王明府在张家口商界的威信很高，被推选为张家口商会会长。这里提到的豫新银号即为人们所说的豫信、裕兴、豫兴银号。
（二十三）棋盘街11号同和实业银行总行旧址
同和实业银行成立于1942年5月9日，总资本金500万元。董事长朱锦。同和实业银行下辖总行营业处、大同、厚和市分行和宣化、怀来、涿鹿、蔚县、赤城、阳原、万全、怀安、沙城、上堡、桥东等十一
个支行，以及张北、崇礼、公会、康保、宝源等二十个支行，雁北地区十二个支行。
（二十四）东门大街11号兴吉票号旧址
兴吉票号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王△（此字不详）鸾，其它情况暂无资料。
以上近二十几家是能够找到依据的金融机构，当年在张家口堡内，但是又暂时找不到地址的金融机构还有许多。分别有官办的平市钱局、官办的裕兴银号、官办的新业银号、官办的西北银号、二道巷山西榆次人翟吉五开设的永吉银号、山西温水县人武广生开设的大业银号、义和茂银号、东关街山西祁县人罗汉山开设的裕通银号；东门大街山西交城人路升开设的永胜银号；北京人田镰开设的敦义银号；山西祁县人开设的兴隆达银号；鼓楼东街山西祁县人韩邦俊开设的复庆银号；山西祁县人李乾杰开设的裕源恒银号；山西太谷人曹本举开设的锦泉永钱庄；山西榆次人常老九开设的大德通钱庄；山西人任达三开设的兴大广银号；山西榆次人常老九开设的大法裕钱庄；山西太原人富仁斋开设的大德亨钱庄；二道巷山西太原人侯顿开设的大法美钱庄；二道巷山西太原人侯顿开设的大法茂钱庄；兴隆街的大陆银号；兴隆街的义聚德银号；山西温水县人岳美魁开设的恒盛银号；兴隆街的同昌银号；东门大街山西人王永久开设的久集银号；书院巷山西祁县人段寿开设的宝丰银号；二道巷山西人赵兰开设的纯义银号；山西人赵兰开设的广义银号。
百川通票号，是山西省平遥县“日升昌”票号在张家口开办的分号，民间习惯称百川通为“日升昌”。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管理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清道光三年（1823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建议财东李家出资三十万银两，雷履泰出资二万能两，创办“日升昌”票号。当时这里一度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它历经百年风云后衰。日升昌兴盛时期，年汇兑总额平均在四千万两白银，在国内各重要商埠重镇设有分号四十多家。
张家口堡的“百川通”票号，就是“日升昌”票号的分号。百川通资金雄厚，规模大，它操纵着张家口的经济命脉。因为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升昌已从民间走时官场甚至宫廷，国家的军饷、赋税、丁粮、厘金（指商业税）的融资汇拨，无不是票号业务所及。“日升昌”在张家口开办“百川通”票号当时投入白银十万两。据“百川通”票号帐目记载，在1900年前后的四年当中，就获利六百零三万两白银，达到了山西省票号高利发展的最高峰。
在百川通票号柜台两侧有一镌刻在木板上的楹联：“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据说这幅盈联是由平遥县“日升昌”票号二堂抄录过来的。这幅楹联形象的映视着日升昌票号和百川通票号当时在中国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张家口发达的金融业几乎完全是靠迁入张家口的山西人操作的。从乾隆年开始的几百年间，张家口发达的金融业不但使山西籍商人获利颇厚，对活跃张家口市场，对张家口各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票号、银号与钱庄在经营金融的同时,也做其它业务。如山西祁县乔家在张家口堡开办的晋泉源银号,就做口碱生意。口碱是指张家口出产的碱，道光年间乔氏开设了“金城”、“元隆”两大碱厂，从坝上碱淖收购碱土，雇用老倌车拉回张家口，再进行加工。制成的块碱一面印 “官碱”字样，一面印 “金城”、“元隆”商号名称。
后来张家口商人开始介入金融业,比较典型的是同治年间张家口商人开设的冀西北票号。冀西北票号（钱庄）厚积“厚”发高调出场，不但在本埠参积极与金融业务,还有针对性地在口商触及到的十几个地方开办分支机构，通吃外本省及外埠商人的汇兑手续费。冀西北票号（钱庄）在张家口经营近半个世纪，反响极好。
与冀西北票号（钱庄）几乎是同期开业的张家口堡信义德钱庄，是蔚县康姓商人投资六十万两白银在张家口堡东关街开设的，这是张家口商人开的最成功的一家金融企业。清末民初，信义德钱庄已积累资金百万，成为当时张家口堡最大的金融企业。已故老人岳青恒祖上就在张家口经商，其父岳兆旺是民国初年张家口信义德钱庄的经理。由于信义德钱庄雄厚的实力和经理岳兆旺诚恳待人，诚信经营的信誉，张家口第一届商会成立时，岳兆旺被推举为会长。
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发生在张家口，尤其是发生在张家口堡的这一个奇怪的金融企业凝聚现象。可以说，它是千百年来融合的积淀，它是市场发展的必然，它是大物流的产物，它是风水的凝结。从清代中期起，以张家口堡的棋盘街、鼓楼东街和兴隆街就渐渐形成了一个金融企业聚集区。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把兴隆街、鼓楼东街称之为历史上的金融一条街，把张家口堡称之为令人迷幻的金银之堡，并无不妥。
清末民初，张家口商埠每年进出口贸易额十分可观。据民国年间《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清光绪中叶，商贾辐辏，市面繁荣，殷实商号，麋集市圈（上堡）。光绪二十八年大境门外元宝山开为商场，遂为陆路大商阜之一。……复经边防军筹建张库汽车路，运输方便，商务尤盛，贸易额一万五千万两。计进口八千万两，出口七千万两，是为张垣商务鼎盛时期。”
杜赓尧编撰的《张库通商》也记载：“张库通车，运输愈便，商务尤威。西沟‘外馆’增至一千六百家，年贸易额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计进口八千万两白银，出口七千万两白银。”
《察哈尔通志》也记载：“张库汽路修通后，市场更加繁荣，年贸易额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年销砖茶三十万箱，输入羊毛一千万万斤，羊皮一千五百万张之多，成为张家口商务的全盛时期。”
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年贸易额对于今天的市场物价比来讲，是个什么概念？据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
按一石等于一百古市斤，一百古市斤等于一百四十斤，现在市场毛粮食价格每公斤约二元人民币计算，一石毛粮约值一百四十元人民币。一两四厘六白银约等于约值人民币一百四十元，一两白银约值人民币九十五元九角。
另据《清史稿》记载，当时中国北方市场生猪价每头一两五厘至二两白银。按现在市场每头生猪二百五十至三百斤，每斤毛猪收购价五元五角计算，一两五厘至二两白银价格约一千五百一十二元五角人民币，每两白银价格约八百六十四元人民币。
取以上两项平均值，今天的市场物价比一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四百八十元。如果按1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四百八十元市场物价比计算，当时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市场物价比约等于人民币七百二十亿元。
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年贸易额对于今天的货币比值是多少呢？旧衡制,一斤约等于六百克,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约三十八克，而金衡制又比常衡制大一些,故一两白银约四十克弱。
清代一两白银大约是四十克，现在白银一克大约值人民币三元五角，一两白银银行市价人民币一百四十元(但是，有价无市)，如果按一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一百四十元元市价计算，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二百一十亿元。
现在白银黑市价一两约在四百元以上。如果按一两白银折合人民币二百元黑市价计算，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百亿元。
还有一个说法，张库恰国际商道鼎盛期，张家口商埠每年的税收占清政府年税收的三分之一。此说仅限于民间口耳相传，暂无文献支持，稍作分析。
一般认为，光绪年间清政府年收入可达一亿两白银，实际上大多数年份都达不到这个数目。苏利德在《内蒙地方志》中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白银。”
《光、宣时期财政收入一揽表》显示，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八千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四千余万两多了一倍。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相较之下，晚清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张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参阅：《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考四；卷六七，国用考五；卷六八，国用考六。）
当时张家口进出口贸易总额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按百分之十的进出口税率计算，约为一千五百万两白银，此数似乎与当时全国税收一亿两左右白银的三分之一有较大差距。那么，这个“三分之一说”应该怎样解释呢？其实，清代政府和历代封建政府一样，其主要税收是农业税和盐税，农业税和盐税两项占总税收六成以上。所谓“三分之一说”，应该理解为：张家口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税收，占清政府全国进出口贸易税收的三分之一更为妥帖。
由此可以看出，张家口堡是晋商、京商和外商招财进宝的之地。
张家口堡做为长城线上一个商业重镇，曾有过无尽的风光。当时，张家口的豪门巨贾基本上都聚集到了张家口堡。因各路富商的进入，各地建筑风格也进入了张家口堡。张家口堡现存的几十处西洋、东洋、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是中外商贾的聚集带来的建筑文化结晶。在岁月的长河中,每天都会有新的故事发生。翻开张家口堡的历史,今天一些商家因种种原因淡出古城记忆,明天又一些商家会开张庆吉。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院落就承载了更多的历史记忆。
<>国幅员广阔，地形多样多变，为高球场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先天条件。
1、最佳第18洞球场
——昆明春城高尔夫球会
球场面积：7496亩
球场长度：山场,7453 码；湖场,7204 码
球洞数：36洞
标准杆：144 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本特草；球洞区草种选用本特草
设计师：Jack Nicklaus 和 Robert Trent Jones Jr.
这里有扬名世界的、获选为全球500 最佳球洞之一的第18洞。这第18 洞是465 码长的4 杆洞，果岭前10 码处有天然峡谷、右侧有深沙坑，不屈服于设计师本意的球友，不妨冒险一拼，看能否成功以第二击上果岭。第13 洞是风景绝佳之处：拥有最宽敞的球道，顺风时可大胆击球，宽大的球道区逐步倾向左侧的陡壁，也是果岭所在位置。若误把球击向左侧可能会失球，幸而果岭右侧拥有宽大击球空间，可选择从右方切上果岭。
2、最诗意的球场
——丽江古城湖畔高尔夫球会
球场面积：1200亩
球场长度：7661码
球洞数：18洞
标准杆：72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草地早熟禾；球洞区草种选用剪股颖
设计师：美国高尔夫球场设计师Joe Obringer
站在丽江古城湖畔高尔夫球场，空气爽朗，阳光透彻，村落恬静真实就在身旁，让我们真实地处于丽江，感受丽江最好的铺陈。当看到沿着湖水一路延伸出去的球场，开始有要去狂野征服的兴奋。但要在平和中去感受、体验，这是在身居高原的湖畔高尔夫打球的最佳态度。在古城湖畔高尔夫挥杆是丽江的另外一种生活。丽江古城湖畔高尔夫球场由于海拔高，球道并不十分长，但却为球手提供了多种进攻路线的选择，这不是一个力量型球场，而是一个思考性球场。球道中沙坑、水域、凹地、自然峡谷、原始山石各种障碍交错，球手必须根据自己的球技特点及作战心态来决定每一洞的进攻策略。而且，18 个球洞都赋予了18 句诗，让球手在打球的同时细细体味商海沉浮，人生真谛。
3、最美式的球场
——桂林乐满地度假村
球场面积：1700亩
球场长度：10600码
球洞数：27洞
标准杆：108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百幕达；球洞区草种选用Tifdwarf
设计师：美国名家Golden Louise
灵湖是桂林兴安县境内的一个天然湖泊，素有小西湖之美称。乐满地俱乐部就坐落在灵湖之畔，球场的定位是美式丘陵风格。前九洞的丘陵风格十分纯正，球道起伏有致，高低错落，百转千回。第3 洞和第4 洞的设计极其罕见。这是连续两个五杆洞，第3 洞打出去，第4 洞转回来，看上去似乎不合理，但打起来趣味横生。第11 洞被称为乐满地“魔鬼洞”，开球从高打低，落差数十米，右侧大山挡住视线，山脚全是OB桩，左侧球道前方是一片碧绿的水塘，开球偏左或偏右都将万劫不复。收官三洞堪称乐满地的“地标”，灵湖终于出现在面前，第16 洞黑Tee是欣赏灵湖的最佳角度。
4、最高海拔的球场
——玉龙雪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面积：2000亩
球场长度：8415码
球洞数：18洞
标准杆：72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草地早熟禾；球洞区草种选用本特A-1
设计师：著名球场设计师NeilHaworth
感受着高原静谧带来的遐想，体验着雪山的陪伴，挥杆于海拔3100 米的心跳就在玉龙雪山球场，如此高海拔的球场以稀薄空气和起伏变化的天然地势成就了“世界之最”。在高原打球选杆是第一要务，听命于球童，那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整场坎坷丛生。值得回味的是，球道设计布局精巧，前9 洞与后9 洞依据自然山水地貌而游走于雪山之下，以当地纳西民居建筑风格所设计的会所及别墅，独具崇尚自然的民族特色，宛如世外桃源，心旷神怡。
5、最好的linkS 球场
——山东海阳旭宝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面积：1363亩
球场长度：7188码
球洞数：18洞
标准杆：72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早熟禾与黑麦草混合；球洞区草种选用剪股颖
设计师：宋鑛满(Beta Soong)
在美好的秋天穿过那些恐怖的长草和安静的羊群，从18 洞果岭上活着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亚洲最好的linkS 球场。我的一号木将球打入了长草，在寻找过程中仿佛经历了一次时空转移，仿若置身于古老的苏格兰，海风穿过身体，羊群从温暖的转角处懒洋洋地走出来。走到第五洞时，看到一群悠闲的羊在赶羊老倌的引导下，漫步在这时间静止的画面里。在长草疯长的时候，这个球场的攻略只有一个，就是将球打到球道上。你必须克制你抡起一号木的冲动，谨慎地使用铁杆。这种决然的风格，会将球友分成明显的两个阵营，那些喜欢挑战的人热爱它，那些懦弱的人畏惧它。
6、最“水”的球场
——绍兴鉴湖高尔夫球会
球场面积：1810亩
球场长度：7435码
球洞数：18洞
标准杆：72杆
草种：球道草种百慕达419；球洞区草种本特A4
设计师：美国JMP 高尔夫设计公司Mark E.Hollinger
对热爱高尔夫的我们来说，江南也许就是绍兴鉴湖: 水障碍星罗棋布，沙坑巧妙布置、精心雕琢。从15到17的三个洞是鉴湖的灵魂。第15洞果岭小得像蟹壳，右侧守着沙坑，虽不足400 码，没把握切勿盲攻。16 号洞的开球最耐人寻味。球道被湖面曲线剜去大半，只剩15 码左右落球空间。你的选择太多：过水，需要250 码以上落点，湖面常有逆风；开至水前，似又心有不甘，此处距果岭尚有320 码之遥。相比之下，17 洞的挑战来得爽快得多，你没有选择，257 码，这是发球台与果岭中心的距离。球场投资人高德雪先生曾说过：希望死后能将骨灰埋在这一洞果岭底下。“我要分享这里每个一杆进洞的狂喜，还要看到人们开球落水的沮丧。”
7、最有海味的球场
——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面积：3000亩
球场长度：神龟球场：7126码；金鹰球场：6415码
球洞数：18+18洞
标准杆：72+72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草地早熟禾；球洞区草种选用匍匐剪股颖
设计师：美国设计大师皮特,汤姆逊和美籍华人朱宗英
在去之前便有朋友极力推荐金石球场，据他的说法，体验海滨球场，金石绝对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球场设计者依据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地势，充分利用了这里天然的海岸景致和独特的丘陵地貌。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观战来到了著名的魔鬼洞第7 洞，长132 码的3 杆洞。风在这里成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尤其是当天还在微雨之中，挑战的球手纷纷败下阵来。在这里，似乎只有技术加上运气才能得到一声喝彩。一路往前，不断地听到海水在一边惊涛拍岸，专注于高尔夫的球友们或许无心留意，观战的我们却顿时心生苍茫之感。
8、最美第2 洞球场
——成都麓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面积：1800亩
球场长度：7335码
球洞数：18洞
标准杆：72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海滨雀稗；球洞区草种选用匍匐剪股颖
设计师：美国JMP 高尔夫设计公司首席设计师MARK Hollinger
麓山球场的三杆洞，都是景观球洞，五杆洞都是补偿性球洞，真正的考验在于四杆洞。带有一种特殊的节奏、韵律，好比写文章，一旦写出节奏、韵律，你只能说这是篇佳作。我喜欢漂亮的球洞设计，所以我也关心这里的三杆洞。我个人认为，第2 洞是全场最漂亮的一个球洞，也是设计师的签名球洞。这是个全长208 码的三杆洞，对面是一口深湖，四周岩石环抱。有趣的是，这些岩石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球童们称这个湖为“小三峡”，有球童甚至为了这个球洞选择了跳槽来此。也有人认为全场最漂亮的球洞是第12 洞。此洞金Tee 长227 码，蓝Tee 也达到175 码，而且要跨越三道瀑布！这两个三杆洞相加，在国内独树一帜。
9、最苏格兰的球场
——珠海金湾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面积：2400亩
球场长度：6532码
球洞数：27洞
标准杆：72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草地夏威夷草；球洞区草种选用百慕达矮生天堂草
设计师：八届欧洲高尔夫奖金王得主科林.蒙哥玛利
三个9洞球场，拥有三个苏格兰味十足的名字：Troon、Turnberry 和Nairn，分别被译成翠鹰、汤宾利和龙鹰。风和日丽时，第1 洞平淡无奇，球道宽阔笔直，右侧水障碍基本上只是摆设，但如果不幸赶上猛烈的海风毫无遮拦地从球道向发球台刮来，这时虽然只有365 米，两上却没那么容易。想在第7 洞抓鹰，同样需要勇气。金湾的另一个特点是果岭特别大，每个果岭的平均面积是650 平米。因此，标准杆攻上果岭也许不算难，但如果攻得不准，面对20 码甚至30 码的长推几乎是家常便饭，加之果岭坡大线刁，保两推需要相当的功力。这一点又让我想到了苏格兰links。
10、最日久生情的球场
——九龙湖高尔夫球会
球场面积：1760亩
球场长度：7134码
球洞数：18洞
标准杆：72杆
草种：球道草种选用草地Paspalum；球洞区草种选用Tif-Eagle
设计师：戴伟信(Dick Davidson)
天涯海角
金沙江河谷里的孤寂守站人
杨华
一名记者，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融媒体中心任职。工作8年多以来，多次沿铁路线采访一线铁路职工，用文字记录他们的人生。
成昆铁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有一座不起眼的小站，快速列车一闪而过，车上的旅客甚至连站名都看不清楚。
虽然不起眼，但这些小站在单线铁路运输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站内一般设有3条股道，最简单的也有2条，如果哪天有两趟相向而行的列车在轨道上狭路相逢，其中的一趟列车就要到小站去停靠避让。
新江站是众多小站中的一个。它位于金沙江河谷，气候炎热，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只有站站停的小慢车才会在这里停上几分钟。由于不通公路，对于周围的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地方——外出营生、娃娃上学都要从此出发。
也就在前几天，下游的乌东德水电站完成第二梯级蓄水，正式投产发电，这意味着新江站很快将被淹没，而车站的副站长罗云山也不得不告别这个守了20年的小站，去别的地方上班。
“我已经说服自己愿意在这里干到退休。以前想走，走不了，现在要走，却舍不得了。”
1
2015年年底，我乘坐一趟小慢车前往新江站，一过元谋，就进入了燥热的金沙江河谷。金沙江像一条绿色的带子，铁道沿着江岸蜿蜒，两岸高山陡峭，巨石遗落在江边，是山体泥石流和滑坡留下的痕迹。偶尔会见到几株耐旱的剑麻，算是周围难得一见的绿色植物了。
这条铁路穿越的地方被称为“筑路禁区”“露天地质博物馆”。沿线经过几个小站，周围散落着零星几户人家。除了车站有四五个旅客背着背篓上车，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
慢悠悠地摇了6个多小时，下午1点多我到了新江站。车站背靠金沙江，对面是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腰上有两户人家。虽然是冬天，但依旧热浪滚滚。
一下火车，一条小狗就摇着尾巴朝我们冲了过来，我赶紧用双肩包挡住腿，车站的保安却说：“不怕，它不咬人，只想和你们玩。见了生人，它就高兴。”小狗蹭蹭我的腿，闻闻我的包，我弯下腰拍拍它的头，它果然吐着舌头安静了下来。
我要见的人是新江站的副站长，叫罗云山。那天我看到他时，他正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站在接车亭下送车。当出站的信号灯变成绿色，罗云山就举起绿旗，列车一声鸣笛缓缓启动，离开了这座小站。
罗云山四十多岁，头发已经掉了许多，操着一口浓重的滇西方言说：“饿得耐不住了吧？我现在值班，让老李给你们拿点吃的。前天杀羊，你们没赶上，只剩一点，不多了。”
狭小的食堂里，老李从锅中端出一小盆热腾腾的羊肉，又端出一碗白菜汤，“你们前天来就好啦。随便吃点，小站生活就是这样。”
老李在成昆铁路上好多个车站待过，趁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向我们打听了几个人，全是他的老同事，可惜我们都不认识。老李摇摇头：“唉，这里信息闭塞，信号都没有，时间一长，这些老朋友的动态都不知道啦。”说罢，他就起身去宿舍睡觉了，晚点他还得接罗云山的班。
下午4点多，罗云山下班了。他从宿舍里拿出一顶带着网兜的帽子说：“来来来，尝尝我养的蜂蜜。”
在宿舍旁边的墙角，有两个蜂箱，是罗云山的“私人财产”。他打开其中一个，拨开密密麻麻的蜜蜂，撇下两块：“尝尝，这是老蜜，可以连着蜂巢一起吃。”
罗云山用蜂蜜待客，我尝了一口，很甜。他把蜂箱门关上，还找来一坨牛粪把蜂箱门缝糊得严严实实，说如果不糊上，马蜂、害虫都会来吃他的蜂蜜。
天近傍晚，热气有所消退，我们坐在站台上聊天。我随口问罗云山：“这座山叫什么山？”他抬头看了对面一眼，表情变得有点复杂：“苦拉山。”
我又问为什么叫这名字，罗云山说他也不知道，“开始上班时候，这座山就叫苦拉山了。”
后来我才从别处了解到，从新江站出发，沿金沙江往北行数公里，有一个叫“迤布苦”的小村庄。50年前，一群铁道兵来此地修筑铁路，他们就叫这里“一步苦”——金沙江江水滚滚，附近山势险要，塌方、泥石流频发，想在这里修出一条铁路，的确是无法想象的苦了。
如今，列车已经通行，那些铁道兵也不知所踪，空旷的站台上依旧还能听到金沙江水的拍岸声。罗云山也不紧不慢地，将他与这条铁路的故事讲给了我听。
2
罗云山是彝族，老家在云南省南华县的一座大山上，只有一条连汽车都无法通行的土路与外界相连。1990年，他中专毕业后被铁路部门录取，父亲很高兴，觉得一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山沟沟里走出了一名国企职工，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30年前的一个夏日，懵懂的罗云山在村里人的赞美声中到单位报到，培训3个月后，被分配到位于金沙江边的大湾子车站。当时，单位的领导对他说：“年轻人，要先到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先苦后甜嘛，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罗云山信心满满地背起行李，带上了一件彝族服装，坐着一趟小慢车到达了大湾子车站。尽管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那里的景象还是令罗云山傻了眼。至今想起，他仍记忆犹新，“除了铁路职工外，大湾子只有四五户人家在那里烧石膏。虽然我老家在山上，但也比这里热闹。”
以前，滇中滇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只有一些交通重镇才有人流物资集散。那些镇的火车站旁，餐饮业、歌舞厅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热闹非凡。
可这样的车站是少数，只有表现突出的、年纪大、资格老的职工才有到大站工作的优待，多数新人只能被分配到荒无人烟的小站上班——大湾子车站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站”，年轻职工多。当时的站长很了解年轻人的心思，对罗云山说：“好好干，我们这里是‘站长的摇篮’，沿线99%的站长都是从我们这里成长起来的。”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沿线的好多站长确实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罗云山也知道。
罗云山进入大湾子车站时候，成昆铁路还是内燃机车时代。
当时，车站还承担着石膏运输业务，由于线路等级不高，道岔需要人工扳道。新人罗云山便从扳道员开始干起，“道岔千万不能扳错，扳完之后要确认，否则列车进错股道撞到停着的车，那就闯大祸了”。
这里的气温常年在30摄氏度以上，夏季更是高达40多摄氏度，上班时奔来奔去，下班倒头就睡，罗云山没时间考虑太多的事情。可一到休班的时候，想的就多了。
“最困难的是休息四五天都回不了家，老家公路不通，回家一趟路上就要花三四天。”罗云山很少回家，休班时他无处可去，要么和同事一起坐车到元谋赶集吃饭，要么就只身一人在金沙江边听水声。
罗云山想起在家乡的日子——每逢大节小节、结婚盖房，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碗喝酒，弹弦子、拉二胡、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左脚舞……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趁一次年假回家，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
不料父亲大怒：“好好干，不要想太多，工资也不低，你看看我们这地方，哪儿还有比这更好的活儿？你从我们这山沟沟去到国企工作，容易吗？”从此，罗云山再也不敢和父亲提这茬儿了。
在大湾子站待久了，罗云山注意到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早上坐火车来这里捡石头，晚上又坐火车回去——这些城里人是来江边捡奇石的。
罗云山见到生人就高兴，主动和那些人说话，听他们讲外面发生的事，还帮他们把石头从江边搬上火车。有段时间，他也跟着捡石头“上了道”。再之后，罗云山就学会了独处。
1998年，罗云山回家结婚了。妻子没有工作，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说起妻子，罗云山显得有些难过：“这么多年，就是她一个人在家操持，难为她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提起“家人”这个话题，罗云山明显不想再聊下去了，“走，我带你们跳舞去，感受一下我们小站的娱乐生活。”罗云山套上了一件彝族服装，背起一把弦子，又骄傲地说：“这把弦子是我自己做的。”
罗云山的手很巧，不仅会做弦子，还会做二胡、月琴。车站附近的线路养护工区的电器坏了，也都是找他维修。
我们沿着铁轨走了不远，到了负责养护线路的工区。站在工区楼房前的院子前，四下静悄悄的，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可罗云山在外面只弹了几下弦子，就听见楼里有人喊起来：“老罗来了！”
转眼间，一群年轻人依次冲出宿舍、办公室，来到院子里，围着罗云山绕成一圈，罗云山和他们聊了几句，就弹起弦子，大家随即跳起左脚舞来。
比起车站，线路维修养护工区的职工明显更多，年轻人也多，罗云山喜欢和他们一起跳舞，觉得年轻人有朝气。他弹的曲子都是家乡民歌，欢快又热情，他半闭着眼睛，全情投入地舞动着身体。
一曲完毕，罗云山邀请我们加入，我推说自己不会，他就笑，“不要紧，跟着来就行。”我和同事只好跟着他们，笨拙地跳了起来，一时间，院子热闹得让人全然忘却了这里原本的荒凉和孤寂。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工区的宿舍里，受狭长的地形限制，这里的宿舍只能紧挨着铁路。只要火车通过，床就会剧烈地晃动起来，好不容易再次合上眼，不久又会被另一趟呼啸而过的列车吵醒。
3
从1993年开始，成昆铁路开始分段进行电气化改造。到了2000年，全线电气化改造完毕，罗云山感觉自己身上的活计轻松了许多，“不用人工扳道，在室内就能确认信号、道岔是否正确”。
活虽轻松了，肩上的担子却更重了。孩子越来越大，老人日渐年迈，一家老小都指着他的收入生活。他不敢再有辞职的念头，只期望能调到离家近一点的车站，方便有时间回去看看。
为此，他工作更卖力了。
2000年，罗云山终于接到调令，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要去离家更近、交通便利的大站了，但打开一看，傻了眼——调令上的“新江”二字格外显眼。
新江站和大湾子车站仅隔一站，但那里人更少、更荒凉、离家也更远。罗云山叹了口气，觉得10年都熬过来了，又何必在乎再熬几年。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在新江站一待就是20年。
在新江站，罗云山的工作是安排列车进出车站。在行车室的电脑前，他和一名值班员时时盯着屏幕，上面有3条线，代表着站内的3条股道，列车停在股道上，线就显示红色；没车的股道，线就显示绿色。
罗云山时不时拿起电话，对进出站的列车下发指令：
“某次列车某道停车！”
“某次列车出站信号好了！”
“某次列车某道通过！”
罗云山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列车进错股道，进错股道就闯大祸了。”更何况，除此以外，面对高耸的苦拉山，未知的凶险同样难以避免。
2008年8月30日，罗云山正在站里值班，下午4点多，一阵巨大的隆隆声突然响起，大地剧烈地摇晃，连桌上的电脑都倒了。
当时，同事老李正在宿舍睡觉待班，罗云山想站起来喊老李，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感觉自己就像在簸箕里的豆子滚来滚去，根本找不到着力点。”
空气中灰尘弥漫，大大小小的石头正从苦拉山上往下滚。老李从宿舍里爬了出来，一头灰土地跑到窗前大喊“快跑”，把罗云山吓了一跳。罗云山让他先去江边躲躲，“我打个电话马上就来！”
线路断了，罗云山要通知邻站，不能放列车进来。他焦急地拨打邻站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他只好拿起手机碰运气，边打电话边往外跑，好不容易有了信号，却依旧无法接通。
室外灰尘漫天，罗云山看到接触网[1]已经塌了，电断了，列车进不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名同事已经躲到金沙江边的一片开阔的芭蕉林里，短短的几分钟，就像过了好几年。等到山上的大石头不滚了，时不时还有松动的小石头往下落，罗云山这才想起负责线路养护、电务设备养护的职工还没见到人，他又冒险赶到电务职工的值班室，一名女职工待在里面，惊魂未定。
女职工说自己出去躲了一阵，因为不放心设备，又返回来了。罗云山说火车进不来，让她不要怕，先去安全地带，又独自往前走了几百米去喊其他人。
那天，新江站就像打过一场仗，满目疮痍——从苦拉山滚下的石头最大的一个有卡车车厢那么大，把山脚的地生生砸出了一个大坑；堆放在山脚的废弃钢轨被石头砸弯、砸断；站台上满是灰尘、草屑和小石头，站房也受损严重。
由于不通公路，救援队伍一时半会儿进不来，大家人心惶惶，罗云山就组织他们把被子搬到芭蕉地里过夜。安顿好职工，自己再找到有信号的地方向单位报平安，汇报受灾情况。忙完这一切，罗云山瘫坐在地上。
夏夜，天气闷热，大家身上都是汗，芭蕉地里的蚊虫密密麻麻的，没人睡得着。几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感叹地震得厉害。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次地震的震级为6.1级，之后的几天，还不时有余震发生。
“露天地质博物馆可不是吹出来的。”说起这段往事，罗云山感慨道。
我坐在他身旁，又看了一眼横在眼前的苦拉山——如同一面天然的墙壁，苦拉山几乎垂直矗立在铁路线的旁边。半山的崖壁居高临下，对着底下的轨道虎视眈眈。
地震后，上级部门决定在苦拉山下修建棚洞，为铁路线搭建一个挡住滚石的“顶棚”。2009年7月，在通车状态下，施工进行得如火如荼。
7月4日晚，雨下得紧，罗云山正在宿舍睡觉。突然，一阵巨响把他惊得从床上跳起来，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冲出门去。原来，地震让苦拉山的山体岩石结构变得松散，加上连日的暴雨，泥石流瞬间淹没了站内的股道。
站台上的人赶紧撤离，值班员抓紧时间给邻站和单位打电话，封锁了线路，待泥石流不再有往下滑落的迹象，铁路部门和附近的施工单位迅速组织抢险队清除障碍。
亲历过此前的那场地震，罗云山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他和抢险队一起干活儿，14个小时之后，线路抢通了。这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大家都很累，但不能离开。
那天晚上，电话打不通，又遭蚊虫叮咬，守在站台上的人都陷入了低落的情绪中。一位领导突然提议：“老罗，来弹一曲吧，让大家解解乏。”
罗云山没有推辞，他穿上那件压箱底的彝族服装，抱出弦子，弹起了家乡的曲子。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到他的身上，罗云山在众人的注视下弹着、跳着、蹦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在站台上跳了起来。
我问罗云山为什么要穿上那件衣服。他若有所思：“穿上这件衣服，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跳舞才有感觉。”
其实，这场地震和泥石流，并不算新江站遇到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1991年的一个夜晚，泥石流袭击了新江站，站房不见了、养路工区不见了、铁路也不见了。
2名铁路职工被泥石流掩埋，同事们徒手挖，后来上千人投入抢险工作，57个小时之后，线路才恢复通车。小站的保安目睹了这场灾难，他说：“现在想想，还是害怕得很呐。”
然而，命运坎坷的新江站，只是成昆铁路上众多小站的一个缩影。
4
不知不觉，守在这里的罗云山也不再年轻，甚至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20年很长，尽管一开始讨厌小站，有时候做梦都想到热闹的地方去，但适应以后，罗云山说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了，“我已经习惯了”。
起初，罗云山只是觉得，既然来了，就该把这地方变得开心一点——他开始自己琢磨着做弦子、二胡、月琴等乐器，“这是家乡人天生的本领”。
孤独的地方，大家都需要音乐的抚慰。慢慢的，会弹弦子、弹月琴、拉二胡的罗云山就出了名。他做二胡用的蛇皮都是巡道工、线路养护工们帮忙找来的——新江站附近有很多眼镜蛇出没，偶尔有蛇被火车压死，大家看到就会帮罗云山收集起来。
此外，新江站附近还是苴却砚的产地，偶尔，罗云山会在江边捡到一些原石，回来就自学雕刻，“如果不给自己找点思考的空间，在这个地方人会崩溃的”。
蜜蜂、乐器、砚台……在这苦地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在认真地雕琢，尽力过得有些滋味。20年间，身边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他不动如山。
2012年的一天，罗云山看到巡视线路的保安带回了一条米黄毛色的小狗。这条小狗流浪到新江站附近，看见人就像看到了救星，怯生生的，不远不近地跟着，一直跟到了车站。给它一点饭，小狗就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离开。
同事们问保安准备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就叫苦拉。”
苦拉给枯燥的小站带来了一丝欢快的气息，列车进站的时候，它会和工作人员一起“接车”，列车出站，它会跟着车跑一截。见到生人，苦拉非常高兴，有时罗云山在站台上拉二胡、弹弦子，它就躺在地上认真地听。新江站的人都说：“苦拉通人性。”
2013年，新江站又难得一见有了年轻的活力——单位分来了一名大学生，叫小陈。来之前，小陈做足了功课，一到这里就跟着老师傅们四处查看设备。他性格活泼，爱和老师傅们聊天，很快掌握了车站的情况，若是哪里发生故障，他立马就能解决。
罗云山也对小陈赞不绝口：“一名真正的大学生，技术那叫一个一流。我们这些老倌儿记不住的，他一下就记住了，是个人才。”
新鲜劲儿一过，真正的考验来了。新江站的手机信号极差，电话时而打得通，时而打不通，上网就更困难。对于年轻人来说，待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无疑是一种煎熬。
小陈开始变得心事重重，休班时就在站台上看着苦拉山发呆，像在思考着什么。罗云山问他怎么了，小陈只是笑笑，礼貌地说没事。
几个月后，小陈就辞职了。
罗云山理解那些陆续离开小站的年轻人，毕竟他自己也曾年轻过。只是如今，他的苦恼很难对外人言说，这是属于中年人的苦恼，很重，很实际。
2018年年底，罗云山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病危。罗云山火急火燎地爬上一列货车的驾驶室，又转汽车赶回家乡，可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
没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成了罗云山人生中的一个遗憾。另一个遗憾就是儿子的教育，由于他常年不着家，儿子缺了父亲管教，初中毕业就不读了，现在四处飘零打工。
我问罗云山：“和领导申请过调走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
“从来都没有？”
“自己想过，但从来没有申请过。”
20年，从大湾子车站这个“站长摇篮”走出来的罗云山，并没有当上站长。可他眼见着新江站换了不少站长，他扳起指头给我数：“1个、2个、3个……9个。”
罗云山说，好多老站长已经退休了，新江站最后的一任站长叫王定春，是个不错的年轻人。这个年轻的站长我也见过一面，是在这段铁路停运的头一天。
那天，我再次坐着小慢车来到新江站，恰好遇到王定春在行车室里指挥列车进站。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他解释说：“昨天下午，最后一趟旅客列车开走后，这段线路就停办客运业务了。还有一些货车要运行，我们要把这些货车安全送走，就算完成了这段铁路的使命。”
王定春33岁，在小站的5个职工当中是最年轻的，理着一个小平头，工作时动作麻利，不拖泥带水。
小站的站长不算官，要费心才能管好一个小站。职工生活起居，站长要照顾；职工生病、家里有事，站长也要随时准备顶上。2018年10月，新江站的炊事员因家事离开，2 000来块的工资根本招不到人。休班的职工轮流做了一个月的饭，最后王定春没办法，不得已联系了自己的父亲。
王定春的老父亲是公务员退休，不缺钱，他二话没说，来新江站煮了一年多的饭，直到他们找来新的炊事员才离开。讲起这件事，王定春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本该在昆明享清福的，却被我拉来这里。”
可在新江站工作的人，谁能保证对家人一点愧疚都没有呢？
我最后一次到新江站，运行的列车明显减少了，次日晚上，列车就要彻底停运，新江站的使命就到此结束。由于下游的国家重点工程乌东德水电站开始蓄水，不久之后，新江站会被江水淹没。
一条崭新的成昆铁路即将问世。新线为双线铁路，设计时速是160公里/小时，通车后，从昆明到成都只要7小时左右，过去走老线要将近20小时。
那天，我一直没见到罗云山，就问站长他去哪儿了。站长说老罗已经回家了。站台上，我又看到了摇着尾巴的苦拉，或许它已经不记得我了，还是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热情地欢迎我这个“生人”。
“站要拆了，苦拉怎么办？”我问车站的保安。
保安说，等他站完最后一班岗，再把自家地里的芒果摘完，就带着苦拉一起走。他家住在附近，和其他居民一起迁到了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一家老小都已经搬进了新房子。
“好多人都担心苦拉，放心，苦拉是条好狗，我丢掉啥子东西，都舍不得丢掉苦拉。”
后记
罗云山不得不离开他待了20年的新江站，回到老家云南，可无论他去哪个火车站，都少有比新江站的环境更恶劣的了。
罗云山告诉我，离开小站的那天下午，他的心情很低落。和同事们合影之后，他走上了站台，走走停停，最后来到蜂箱前。那些进进出出的蜜蜂，他无法带走，全部交给保安处置，“如果他不要，就让它们自己飞走吧。”
回到宿舍，罗云山开始收拾行李，那一架子石头，他只捡了两块最喜欢的，“剩下的送人也没人要，就由它们沉入水底吧。”
一把二胡，一把月琴，一把弦子，一件彝族服饰，是罗云山的另一条生命。他穿上了那件彝族服饰，拿起月琴来到空寂的站台上，对着苦拉山，弹起了一曲彝族调：
要走了，阿老表呀
要走了，阿表妹呀
走一步是望两眼
哪个舍得你呀
走一步是望两眼
哪个舍得你呀
走是要走了
舍是舍不得呀
……
一曲完毕，罗云山收好东西，就在站台上等车。一趟小慢车缓缓进站，同事们都来与他告别。
罗云山摸摸苦拉的头就上了车。一声鸣笛，列车缓缓驶出新江站，苦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它翘着尾巴追着列车，一直追出了好远好远。
[1]铁路上方搭设的向电力机车供电的输电线路。
小城的杂技小演员，能走去哪儿
草莽冬晴
想要一架时光机，去给童年的父亲送一块榴莲千层。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自己是一名杂技演员而感到自卑。在我看来，随便哪个门类的舞台艺术都比杂技要更有内涵，而且，我更羡慕那些可以在学校读书的同龄人。
1988年2月的一个傍晚，我在父母的陪同下进了艺校，那年我10岁。同年，我们市里缘起于民国时期的“万民提灯会”走出了国门，市杂技团也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土地。当时，整个城市里的大剧场不下10座，各式小剧场更是数不胜数，人民的文化生活很丰富。
转眼30年过去了，我依旧想说说那些杂技团的往事。
1
川南这座小城的艺术职工学校，在一座不知名的矮山脚下，山上是广播电视大学，对面是妇幼保健院，旁边是刑警大队，周围还有参差错落的居民房。
艺校不大，只有一栋综合楼：一楼是练功场，二楼是寝室，三楼有两个天台，常有舞蹈班的男生在天台上弹吉他唱歌；楼对面是文化局的职工住宅，旁边是食堂、锅炉房和厕所；楼背面是一条小巷，连接着通往东安井的一大片居民区。
站在天台上，能清晰地望见久安寨水墨般的群山和东安井耸立千年的井架，再往远，两口巨大的锅炉夜以继日地冒着滚滚白烟，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听见从东安井方向的工厂隐隐传来的机器运转的声音，很细，却不间断。
入校那晚，妈妈在寝室里为我冲奶粉，我坐在床边呼吸着新开水瓶木塞的味道，焦灼地等待着集体生活的第一晚。寝室不大，住了8个人，床与床之间只有摆放两个床头柜的距离。
室友们都是从各个学校选出，通过入校前一个月的集训后优胜劣汰留下来的。而我能进学校，是父亲的朋友介绍的，他后来也成了我的教练——我一直为自己走了后门而自惭形秽，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和大家搭话。
艺校舞蹈班学生平均年龄在十七八岁，杂技班的年龄小些，也就十二三岁，其中最小的就是我。
平日里，白天都要练功，只有晚上才偶尔上一节文化课，45分钟。文化课统一上的是小学5年级的课程，第一节语文课我就懵了，课本上好多字都不认识；数学就更难了，那些定义、术语从老师嘴里蹦出来，我一个也接不住，笔记都没法记，越学越觉得自己愚笨。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上文化课，毕竟只要不练功，就都是好的。况且每周只有一节语文一节数学，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
学校食堂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红砖房，厨房和餐厅之间的两扇木窗只在打饭的时候才敞开，食堂里三位炊事员每天都恶狠狠地在小窗里大声骂那些吃了一碗再要一碗的男生，再发着火把菜勺扣在菜盆里梆梆作响。我从来没去添过第二碗。
饭常吃不饱，零食就凸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可零食一多，老鼠就来了，它们在我们寝室的夹壁里做窝，常常在一间寝室被盗的瓜子花生，隔天会在另一间寝室的鼠洞中露出踪迹，整个寝室都弥漫着老鼠的味道。
起初，我天天盼着父母来艺校看我，为我梳头、冲牛奶、铺床，可父母一走，我就又无依无靠起来，也只能尽量让自己能干起来，和同学们一起提水洗涮。
学校的厕所同时也是浴室，建在校园最里面靠岩壁的地方，也是红砖房，浴室与岩壁间有一个1尺多宽的巷道，常有冷风从破碎的玻璃窗灌进来。那时候，我们从没人敢独自去上厕所或者去洗澡，因为曾有女生看见那扇窗户里似乎出现过一双眼睛，也曾有落单的女生在洗澡时听见有人在门缝里问：“还有没有人洗澡哦？”
那时我和同寝室的倪虹晚上都用便罐，早晨再一起提着罐子穿过站满刷牙洗脸的人的走廊，去厕所刷洗。两人结伴不会显得那么难为情，我们也就此结下了更为亲密的情谊。
类似这般光怪陆离的生活，大多数已经模糊了，唯独关于练功场的记忆，我仍旧记忆犹新。
2
1988年年底，综合楼3楼的两个天台也被改建成了练功场，杂技班和舞蹈班各占一边，早功都在三楼练功场，从早晨6点练到8点，中间不休息。
我年龄小，身材苗条，倪虹和我一样。从进杂技班的那天起，我就时常听见教练们议论，说我和倪虹最适合练“尖子”，我后来才知道，“尖子”就是表演高空节目的演员。
尖子需有很好的“顶功”——也就是俗称的倒立。倒立的最初感觉，是单纯的“重”——身体的力量全部压在手掌、手腕和手臂上，全身的血液都迅速往头部奔流——那种难以承受的重，让人只觉得头要爆。
教练要求我和倪虹每次必须在大镜子面前倒立10分钟，大镜子很滑，完全借不上力，不比练习形体的扶把——如果是在扶把跟前，把裤子卷起来，大腿后侧皮肤会接触到扶把，等出点汗，皮肤就和扶把粘在一起，可以省很多力。
刚开始，每到半分钟左右，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大脑发胀，从手掌到整条手臂的酸软疼痛逐渐升级，再到不受控制的发抖。有时手肘突然打闪，肘关节往外一拐，人就会摔下来。可不管我和倪虹怎样求情，教练却一点不怜惜，只会说：中途掉下来，就加倍惩罚。
那时候，练功场里经常充斥着我和倪虹的嚎哭声，同学们都很同情我俩，有时也会趁教练不注意时偷偷来按住我俩的脚，我俩可以趁机放松一下手，哪怕缓解两三秒都是极大的帮助。
终于在很久之后的一天，我先坚持了下来，达到了10分钟，我以为自己从今往后就可以出头了，教练会安排练点别的什么，就算同样艰难，但至少是新的东西。可等待我的却是一句：
“下次要达到15分钟！”
那一瞬间，我对自己之前的努力感到无比后悔。再往后，就连1分钟都熬不过了，我大声嚎哭、以各种姿势摔下来，完全放弃了自己。以至于后来一整节晨练课两个小时，全部用来罚倒立了，罚到我感觉不到手的存在，轻轻动一下头就想吐，看到教练那一圈一圈的眼镜片，直叫人恶心。
事实上，倒立的练习除了时间的要求之外，还需要练习适应性——要练到随便指个地方就可以打倒立的程度——除了需要过人的臂力，还必须练就良好的腹肌和背肌。
我们每天都要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双手撑在一根条凳上，双腿弯曲往地上用力一蹬，同时收腹、弓背，向着天花板猛踹腿，一次做几十个，重复无数次，一天一天练下来，直到有一天，就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当然，只需要一个周末不练习，就会让已经变轻的身体回到起初的沉重，只有通过力度更大的练习才能再一次轻盈起来。
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
我们还会一起翻跟斗，这一项对女生的要求不高，每次上跟斗课，都像是玩耍。男女生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往毯子上跑，两位教练面对面站在毯子边，等我们跑到毯子跟前发力的同时，教练也会一起出力，护住我们的腰，往上一拨，一个跟斗就翻成了，各种姿势的跟斗都是用这个方式“保”出来的。
直到有一天，教练说：“刚才那个是你自己翻的。”毯子那头的会一下跳着欢呼起来，仿佛自己已无限接近传说中的武林轻功。
女生一般不练空翻，最多就在地面翻“侧手翻”和“前后软翻”——起势是一个站立的姿势，弓腰的同时双手一起往地上按，同时甩出一条腿，翻过头顶，落在地上，另一条腿紧随其后，再双手往地上一推，站起身子，一个前软翻就成了。
而我最盼望的，是形体课上的扶把练习，手扶把杆，练习芭蕾里的几个基本站姿，每一个站姿都要站到腿部僵硬、直至逐渐失去知觉，但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与倒立和前软翻比起来，简直就是在休假。选一个窗口的位置，在伴奏老师的手风琴声里，望着几公里外东安井盐场不断升腾的白烟，我时常会想，是不是那里也有一个艺校，更大，人更多，每天都有烧不完的开水，白烟才如此绵延不绝。
3
1989年年底，每个学员都分到了节目，我被分到了嘉佑教练指导的“转毯”：几个女生把“毯子”放在指尖和脚尖上转起来，毯子类似东北二人转的手帕，但是要更重更大一些。间或再做一些类似倒立、翻跟斗的动作，几个人配合摆造型等。
毯子都需要自己做，用一根指头粗的麻绳挽一个斗碗大的圈，一针一针固定在毡毛毯中间，再用棉布包起来。转毯的时候，脚尖始终固定在那个圈圈里才不会飞出去，这样的圈就叫“门子”——当然，每个道具都有各自不同的门子。
又过了几个月，杂技班举行了一次汇报排练，我们完成了好几个造型漂亮的动作，我可以用肩膀倒立在另一个女生的脚底板上，双脚还转着毯子。如果辅以舞蹈编排，每个动作的难度再适当提升，就可以上台演出了。
可是汇报排练后不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嘉佑教练却决定解散这个节目。
那天，我练完倒立，提着体操鞋、顶着晕沉沉的脑袋跑到一楼，看见嘉佑教练在不远处，便拖了一张海绵垫子放在练功场门口，一个人努力转着。当时，嘉佑教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不管这个节目了，也不再教我们新动作，可我没有别的节目，只能怀着一线希望，想着教练看我这么勤奋，会不会重新把这个节目再管起来。
我躺在墨绿色的海绵垫子上认真地把毯子转得溜溜圆，直到一个女生从嘉佑教练身边走过来说：“嘉佑老师喊你不要转了，他不教这个节目了。”我才缓缓停下来。
一时间，那种被遗弃的悲哀使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我把毯子放在海绵垫上，穿好鞋，把海绵垫从练功场门口拖走。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往嘉佑教练身边去过，他也似乎像是从来不曾教过我这个学生似的，很快就疏远了。
没有节目练就没有依托，就上不了台，就会被人瞧不起，等毕业汇演的时候，家长们都会坐在台下仰着脖子找自己的孩子，如果台上没有我，我怎么与父母交代？
我心急如焚，觉得自己之前那些功夫都白练了。那段时间，每次看到跟着教练练习的同学，我都会无比羡慕，仿佛自己这就低人一等了，连说话做事都处处显示出卑微的姿态。
没多久，教练武金老师组建了一个4人节目“高空车技”：是由1名男生当“底座”，用一根7至8厘米粗的金属杆把一台特制的自行车扛起来，车上还有3名女生，各自在高空上起倒立、摆造型。
我和倪虹当即作为“顶尖子”被选入节目，突然就有人管了，我高兴极了，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一下敞亮了。
女生杨晓担任“尖子底座”，我需要站在杨晓的肩上，在她头上起倒立，倪虹则是在特制的自行车坐凳上起倒立。杨晓脾气很坏，稍不高兴就会把我从她肩上甩下来，棕麻绳做的保险绳勒在我腰上，有时疙瘩没挽好，棕麻绳会越勒越紧，当我从空中降落在地上的时候，已经难受得眼泪直流了，又痛又无法呼吸。
当时，“高空车技”算是当时杂技班里最精彩，也是最复杂的一个节目，武金老师曾私下告诉我们4个人说：“你们几个要团结，争取早点把这个节目练出来，如果有外商来选节目，第一个被选中的百分之百就是这个节目。”
我暗下决心，为了能出国看一眼，也一定要加倍练习。
可是这一年，杂技班从体校新招了两个比我和倪虹的个子更小的学员，杨晓和底座的男生就常常窃窃私语。
后来练习时，杨晓把我甩下来的次数就更多了，有时是底座男生突然把他正扛着的杆丢了，还一边龇牙咧嘴叫道：“哎哟，哎呀！实在扛不起啊，太重咯！”杨晓也在一边附和：“是哦！太重了，咋个举都举不起！”
武金老师就叫上我和倪虹，还有从体校来的两个学员说：“干脆你们4个一起练，哪个好就哪个上。”
起初我和倪虹还以为可以一搏，后来才意识到，根本不是这样。因为不论我和倪虹多认真多小心翼翼，杨晓和底座男生都会把我们甩下来，而另外两个学员上去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四平八稳的。
没等武金老师发话，我和倪虹就识趣地解下保险绳，脱下体操鞋，自己“卷铺盖走人”了。
那天，我和倪虹一起去广播电视大学的山上哭了一场，发誓要练一个比“高空车技”更好的节目。
4
又过了一阵丧家犬似的日子后，倪虹被选去练习“钻桶”节目，在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铁桶里折叠着身体钻进钻出；我则被团长选去当了“蹬技造型”的“尖子”。节目内容是：一名“底座”躺在一个约45度的坡度的特殊道具上，脚上蹬着梯子或板凳，我在上面做倒立、下腰、含花等各种造型。我又再次穿上保险绳，无数次被吊在空中。
1991年年底，正值这个南方小城最潮湿阴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单薄的秋衣练功，手指上的冻疮磨破了，黄水涌出来，又痒又痛。这时，从上海传来一个令所有人振奋的消息——次年开春，日本长崎“豪斯登堡”[1]要来中国选节目，希望我们团的这波小孩儿能担起这次演出任务。
那时我们大多数节目还未练成，尤其是大型的高空节目等。可团长也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最终决定租个专门的场地让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搏一搏。
那时，城里的盐厂、阀门厂、焊条厂、锅炉厂、钻井大队都有自己的剧场，我们的排练场就在东安井的铸钢厂，那里的舞台虽然老旧，但设备还算齐全，还有钢质的横梁，可以安装保险绳。
我们就像正式演出那样，每天都会合着音乐和灯光，一遍接一遍地排练。我和“底座”冬湄的“蹬技造型”经历了蹬板凳、蹬楠竹梯子，最终才确定下来是蹬铁圈。每换一样道具，都要从头开始。眼看别人一点点跑到前面，我和冬湄都着急。
铁圈是用钢管弯成的，直径从0.8米到1.5米不等，5个铁圈总重200多斤。除了我，还要再上两个人，分别支撑在铁圈的两边做造型，冬湄双腿实际承受的重量在400斤以上。
由于节目时长近5分钟，冬湄实在无法坚持到最后，每次她蹬不住了，双腿就会不由自主地打闪，像一波细浪从她的脚掌涌起，涌过铁圈传到我的脚下，眼看将要掀起“巨浪”，我就要赶紧弓下身子把铁圈抓住。因为冬湄的双腿很快就要软下去，抓住铁圈是害怕它完全失控砸下去。
当然，冬湄是不能松脚的——即便腿软了蜷在胸前，铁圈也总还在脚板上，否则200多斤重的铁圈如果悬了空，不仅我抓不住，站在耳幕里拉保险绳的人也拉不住，那是要出人命的。
铁圈几乎每天都会倒，我每天都会拉着铁圈吊在空中。
到了次年春天，长崎豪斯登堡的藤森社长在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陪同下如期来到小城。那天晚上，藤森社长坐上了铸钢厂旧剧场的嘉宾席，我们所有学员的父母也都应邀来到了观众席。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上台演出，服装很不合身，有几处是用别针勉强固定住的。尽管我一再小心，冬湄也咬紧牙关拼命支撑，当在我站上了圈顶准备起倒立的时候，源自她脚下的“波浪”又一次传给了我，我一下就慌了，赶紧弯腰把铁圈抓紧，观众席上也传来惊呼声。
好在团长在耳幕中聚精会神，拉住了我的保险绳，保险绳不能过于松，松了就等于没保险绳；也不能过紧，紧了会使整个五连环铁圈因失重而倒塌。我就在保险绳的庇护下，完成了倒立、含花等一系列动作。那5分钟在我看来，像几个世纪那样漫长。
当我和冬湄牵手谢幕的时候，我在观众席上看见了我的父母，他们站起来向我招手，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演出结束后，爸妈还不停地问我：“上那么高你怕不怕哦。我担心惨了，害怕冬湄蹬不起，掉下来咋子办咯……”
几天后，团长找到我说，“蹬技造型”被选中了。
1992年初夏，我作为“四川省X城少男少女杂技团”的一员，踏上了出发的列车，先到成都、再到上海、再飞日本。
在火车站送别的人群里，我看见了倪虹，她哭红了双眼。她的节目也是被选中了的，可导演却把“钻桶”重新编排了一遍，本是3人的节目现在由2名男演员表演。我们本是一样的情况，不同的是，我父亲不答应，而她的家长选择了接受。
5
在日本长崎那座充满浓郁的欧洲风情的休闲度假主题公园里的记忆，值得我珍藏一生。
豪斯登堡里的演出形式大体分为广场演出、花车游行演出和大小剧场演出，我们杂技有高空项目，对剧场要求高，被安排在一座最大的标准剧场内。
在剧场里，道具都由小工帮我们打理，我们只消对翻译提出要求，翻译再转达给舞台监督即可。化妆间很宽大，男女各一间，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化妆台。化妆间外的大休息室有免费的咖啡和点心供应，整个后台一直弥散着很好闻的咖啡味道。
晚会上，围着洁白围裙的荷兰姑娘跳着欢快的舞蹈；泼辣奔放的西班牙女郎，流淌着弗拉明戈的血液；来自美国的大胡子爵士鼓手，在蓝紫色的灯光下用生涩的中文一字一句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爵士乐队！”还有金发高个儿王子装扮的人在我手掌上划出几个字母，又点着自己的胸口说：“Italy。”
我在观众的惊呼中，攀上冬湄用腿撑起的高高的铁圈，越过人群，透过剧场后面的落地玻璃，望见了海面的大型激光音乐会。
从驻地到超市要路过一段很长的海岸线，我只有机会出去过一次。在前往超市的那段路上，我贪婪地看着海，呼吸着潮湿的海风，看海边充满生活气息的房屋和蜿蜒的小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超市，我看花了眼，什么都想买。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薯片，好吃到难以形容。当天我就把那一周的零花钱用光了。
不可否认，在日本演出的那段时光，算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了。那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一片光明，而这就是苦尽甘来的证明。天总是蓝的，食物总是可口的，丰厚的演出费可以让我为父母买很贵的手表，而在台上，我也总能博得热情的掌声。
我想起自己刚进艺校时，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要我们说出各自的志向，不知怎么我就说了一句：“我要刻苦练功，争取出国演出，为国争光。”
我不知在豪斯登堡的演出算不算为国争光，但回国后，从父母骄傲的表情和亲戚羡慕的语气中，我觉得自己至少为父母争了光。
6
1995年，我从艺校毕业后留在了杂技团上班，父亲建议我自考大专。父亲已经规划好了，让我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我小学都没念完，在艺校所学的五六年级的课程基本也是混过来的，数学不好补，汉语学起来相对轻松，且没有入学考试。
看着父亲坚定的目光，我一边练功参加演出，一边读书学习参加考试，断断续续直到2000年才拿到毕业证。
1999年10月，杂技团与邻市艺术学校联合参加50周年国庆演出，在蔡国庆和王霞唱歌的方阵里表演集体车技和舞蹈。秋天的北京已是寒风刺骨，我和倪虹藏在花车里候场，紧紧挨着互相取暖。演出结束后在北京逗留的两天里，我俩不顾领导反对，偷跑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留下了很多照片。倪虹还兴奋地对我说，我照相的技术真好，把她拍得很美，让她想起了自己原来一直怀揣着一个明星梦。
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回团不久，我们又去了湖南长沙市中区的一座公园演出，那也是我与倪虹最后一次同台。12月的长沙温度已接近零度，演出场地是露天的，广场上一个观众也没有，演出音乐循环播放着，我们两个裹着大衣，躲在一间小小的音乐调控室里取暖，心里祈祷着，一个观众都不要来。
就这样混了将近1个月，我们赶在春运的时候乘火车回家。我们把行李移到车厢连接处，各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从长沙一路回到成都。也许，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色，愈发容易引发思考。就在那段旅程中，大家第一次聊到了转行，聊到了这样的人生是否是我们想要的。
次年春天，倪虹去了西藏演出，我则分到川内巡回演出队，跟随马戏棚演出。
站在货车上去满街游行，一边播放着土气的音乐和蹩脚的广告，一边穿上上一个节目的女演员刚换下来的脏演出服，我难过极了。在“豪斯登堡”，我们像是人人尊敬的艺术家，可回到这辆马戏车上，我们不过是跑江湖的卖艺人。我甚至不敢正眼看街上的行人。
那一年，我22岁了。夏天回家休假，我认识了父亲好友的女儿小梦，当时，她已是一所著名医科大学本硕连读的学生，杂技团团长的儿子也考上了政法大学，我们也因此时常相聚。我这才忽然意识到，但凡认识的同龄人，几乎都是大学生了，即便没考上大学，也是上过中学的。
尽管长辈们都夸我，小小年纪就去日本演出，但我却再也找不到那时的自信了。他们谈论的话题我听不懂，也插不上话，他们听英文歌、用英语对话，而我顶多能说几句简单的日语。我害怕和同龄人交朋友，怕他们问起我读的哪所学校，怕他们喊我当场耍个杂技来看看。没上过中学的自卑，让我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
就在我下定决心、宁愿去打工也要离开舞台的时候，杂技团的会计岗位空缺了。团领导同意试用一个月，但要求我必须拿到会计证。
最终，我拼尽全力拿到了会计证，加上大专文凭，勉强成为一名正式的出纳员。
后记
在我告别了演员岗位之后，倪虹先后到过越南、缅甸等地演出，回来小城的时候，就继续外出跑场工作。即使依旧在同一个单位，我与她也鲜少见面。
直到有一次我拿到工资表，赫然看见倪虹被列入了“停薪留职人员”的名单，才知道倪虹“出去闯”了。那一年，团里停薪留职的人员陆续有近40人，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加入了卖保险的行列，有的甚至被骗入传销窝点。
等到了2019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团在改制后破茧重生，有的团在改制后走向了解散。而我们的杂技团，此时能上台担负节目的编制内演员已不足10人。
小梦在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了省防疫站工作，既是业务骨干又是负责人；团长的儿子毕业后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而那时“出走”的演员们，大都像倪虹一样，从事过多份职业，又因文化程度低而频繁跳槽。有人四处托关系，才得以回到单位，勉强从事一份后勤工作。更多人则因团里的后勤岗位饱和，只能继续四处漂泊。
我常常会想，在本该读书的年龄，他们在练杂技，可杂技也不能演一辈子。当舞台寿命终结时，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1]一个仿欧洲各地景色的主题公园。
海上春秋，海员“何处是家”？
无事忙
一个后悔于放弃航海工作的油腻中年人；一个永远学不会货运的航海毕业生。
跟文中主人公是大学同学，一起挂过科，一起扛过枪，一起出去浪。有感于学生时代一年1 500块学费都拿不出来的他，如今作为船长在事业上的小成和作为海员所面对家庭生活的不易，书文如斯。
去医院看孟哥的时候，孟哥并不虚弱，但脸色却不太好，哭丧着脸跟我说：“做个肠镜，花了一万六。”
我笑了：“谁让你来莆田系医院做肠镜来着？快40的人了，一点社会基本常识都没有？”
孟哥苦笑一下，耄耋老人一样的脸上泛起层层皱纹。
孟哥是我们班26个人中唯一一个在船上坚持下来并混到船长的人。他从2006年毕业至今，在海员这个行业中一路摸爬滚打，年收入税后也有40万了，算上公积金，在大连绝对是中等偏上收入。可是他没房，没车，也没存款。
“现在感觉家里的狗子、孩子、妻子，跟我也没多大关系似的。”躺在病床上的孟哥说起自己的人生，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
1
孟哥常常觉得，自己能够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来到城市读大学，就跟偷来的人生似的。当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报考了海事大学的航海学院，主要是相中了这里一年1 500元的低廉学费——即便如此，他那时也拿不出来。
报到那天，孟哥和一众交不起学费的新生们围在辅导员身边，辅导员一手摸着后脑勺，皱眉沉默，良久憋出一句话：“干！咱们学院的都这么穷吗？”
自然，贷款利息低的国家助学贷款成为了这帮穷学生们的首选。只是狼多肉少，大家为抢占名额，纷纷开始准备材料。办理助学贷款的程序、具体需要的资料，都是辅导员根据校方要求传达给各班班长，再由班长通知需要办理的同学。于是，若是班长这个上传下达的角色有了“私心”，事情就微妙了。
跟其他几位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比起来，班长跟孟哥的材料最为接近——换句话说，班长和孟哥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拿到贷款。所以，当孟哥以为材料都交齐时，班长就突然告知他：“老孟，学校还需要一个村委会盖了公章的、能够证明你们家里穷得拿不起学费的公函，2小时后就截止提交了，你能拿到吗？”
孟哥回老家，需要先乘坐4个小时的火车，再辗转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往返的路途加起来至少要一整天。这情况，收发大家资料的班长自然清楚。
孟哥闷声闷气地问班长：“辅导员什么时候通知的这事？我家里那么远，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拿到公函。”
班长却撇开话题：“老孟，时间紧，你想想办法……”
大家都知道班长这是故意使绊子，可孟哥并没跟班长起任何争执，只是自认倒霉。助学贷款顺理成章地被班长拿走了，孟哥只得在老家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大学期间只能拼命打工赚钱生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凡事都看得明白透彻，却从不想改变什么。好的事情享受着，不好的就自己忍着。
身上背着债的人，自然不可能有太多选择，2006年本科毕业，为了尽早工作还钱，孟哥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机会，一门心思往船务公司钻。
“双选会”[1]上，当其他学院的毕业生低三下四、看着HR的眼色为现实谋杀理想时，船务公司的职员们却都轻轻敲着航海学院寝室的门，赔着笑脸说：“同学，还有想签我们公司的没有？”
航海专业苦，从入校时大家心中就有数。当孟哥和我聊起毕业去向，我直言自己不想跑船：“太辛苦了。听说我们的专业报考海事局的竞争小，我想试试。”没有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的孟哥，对自己在公务员系统中的升职空间和收入水平并没有信心，而是当即决定：“我要上船，而且要干到船长。”
很快，他就签了一家国际知名、主营危险品运输的大公司，一签就是终身协议。他的想法很简单：危险品船员的工资水平要高于一般船舶船员，刚毕业的水手，一个月到手工资也有800到900美元。如此，可以多赚点钱好还债。
当时班里也有同学跟航海公司签“双选协议”，签5年的居多。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跑几年船，攒点钱后，到陆地上做点小买卖、考个公务员。很少有人像孟哥这样，一毕业就希望坚持跑船到船长的。
彼时，中国航运市场的行情跟当时的GDP一样节节攀高，为了加强国际航运竞争力，对高级船员需求量巨大。尽管如此，对船员的选拔制度依旧极其严格，即便是我们这样全国一流的航海学府，学生也并非百分之百能够取得高级海员证书。
大家都觉得孟哥傻：“有高级海员证书，哪个世界一流船务公司不能进？马士基不好去达飞，达飞不好去中远[2]，反正都是跨国航运集团，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孟哥却一本正经地说：“用终身协议表个态，希望公司快点让我升职，赶紧赚钱还债是正经。”
那时，孟哥已与人文学院的小青谈了两年恋爱，这着实让我们一众单身4年的和尚百般羡慕。毕业没多久，两人就领了证。
人文学院毕业后就业形势不好，小青找工作屡屡受挫。仗着孟哥工资还不错，小青便先在家待岗。孟哥对此也不甚在意，说只要小青开心就好：“我这辈子没什么大理想，就想着有一个房子，养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一个狗子。”
2
船员有一个世界通用的晋升体系，像孟哥这样的，大学毕业进入船务公司后，还是要先从水手做起，然后一步步晋升到三副、二副、大副，直到船长。晋升时间的长短因公司和航运市场而异，有的十一二年能干到船长，有的就得熬到十五六年甚至更长——但只要不怕苦，坚持干下去，还是有盼头的。
而且，“官升一级”工资基本都会翻倍，若是30来岁当上了船长，一年工作六七个月，年薪几十万，日子必然会过得不错。
所以，孟哥一上船便干劲十足。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比别人干得多，孟哥一心想早日晋升到三副——只有晋升到这个级别，才算得上是甲板部的管理级船员。
孟哥是有“高级海员证书”的，在正常市场行情下，两年后就会自动从水手升任三副。然而天不遂人愿，2008年，一场经济危机打乱了行情，很多小船务公司纷纷倒闭，孟哥所在的大公司业务量也急剧减少，大批船员无船可上——那时，在陆地休假，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收入。
这一年初始，公司没有委派给孟哥任何任务，一直让他“等通知”。不但不发工资，反倒要向公司缴纳一笔五险一金的费用。因为需要随时等待公司召唤，也不能随意从事兼职赚钱，孟哥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僵局。
可他还是闷着不管，既不主动联系公司要求上船，也不旁敲侧击地打听市场行情寻找跳槽机会。好多同公司的同事都在提醒他：船员管理公司的船员调配部门，是决定船员能不能上船工作的咽喉部门，要想上船，这些部门的人是需要“打点”的。孟哥也不傻，但是要他去给人请客送礼，就好像大姑娘怀娃——实在见不得人。
小青一直没出去工作，孟哥没了收入后，两人便坐吃山空了小半年。小青觉得把孟哥送上船赚钱比自己出外养家靠谱，便开始积极请客送礼，“那不是送礼，那叫作‘沟通’。礼是沟通的桥梁，它连着你和船员调配的人呢。”小青买了两瓶五粮液、两条中华烟，让孟哥去管调配的家里。
收礼、办事，没出一个月，孟哥终于以三副的身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三副是船员收入“上行”的开始，孟哥这一次上船，每个月工资从6千涨到1万多。但工资的上涨也不代表业务能力突出——毕竟，海员这种工作，尤其是管理级船员，经验积累最重要。
按照分工，大副负责甲板部的日常工作，是甲板部的“老大”，除船长以外的甲板部兄弟们都归大副统一管理；二副负责航线设计；三副负责救生设备的保养维护。管理级船员在不同时间段都要驾驶船舶航行，所以船长、大副其实对孟哥这个新晋三副的工作是不放心的——茫茫大海，一个年轻三副第一次驾驶船舶，一旦发生事故，所有人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船长、大副对孟哥的“不放心”，直接演变成了水手们对孟哥的“不上心”。对于保养甲板、敲锈这种甲板部的日常工作，孟哥在布置完后，水手们执行起来总是大打折扣——尤其是那些年长的、迟迟考不下“高级海员证”、却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长们，对新晋三副命令更是应付了事。而所有的后果，都需要孟哥负责。
人在船上常年处于同一个封闭环境中，往往会变得敏感，爱钻牛角尖。
在好莱坞大片《怒海争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年轻三副，因为总被水手不断鄙视，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错误，最后忍受不了压力跳海自杀。有人认为是这个三副自己太脆弱、不够坚强，可只有真正常年待在船上的人才明白，海上工作中的压抑、自我怀疑与否定，若是无处发泄，时间长了人就会“变态”。
孟哥的第一次人身事故，就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当时船靠泊在澳大利亚港口，由于码头设计缺陷，船舶待在码头时上下起伏特别严重。系泊缆绳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反反复复，随时都有崩断的危险：一旦缆绳崩断，船舶就会不受控制地撞击码头，酿成重大事故。
船长坐镇驾驶室，要求孟哥带着3个水手去船尾“加固缆绳”——也就是在船尾现有6根缆绳的基础上，再增加1根缆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那6根缆绳若是有崩断的，但凡绳头有一点点扫到在作业人员身上，重大伤亡事故就不可避免——形象点说，打到头上，头打烂；打到腰上，高位截瘫。
孟哥作为三副，本应该站在船尾指挥水手们系泊新缆，但是水手们并不完全遵照孟哥的指令行事，导致新的缆绳迟迟不能系泊在大船的系缆桩上。船长在驾驶室里怒不可遏，水手不停埋怨孟哥指挥不当，看着大船上下剧烈起伏的危险状态，孟哥终于被逼急了，大骂水手，水手上手就将孟哥推到缆绳近前。
也就在这一刻，有根尾缆正好被崩断了，断缆绳处的一个细丝若有若无地扫向孟哥的口腔，两颗门牙瞬间粉碎，“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就觉得嘴里凉了一下，牙就没有了。”孟哥事后说。
因为感觉不到疼痛，孟哥还是坚持把备用缆绳系妥后，才想起牙需要处理一下。读书时，他总是说“男子汉打落牙齿和血吞”，没想到此刻竟一语成谶。
3
为了钱，那一次，孟哥在海上坚持漂了整整11个月。
下船那天，从香港回家的路上，他给小青买了最新款iPhone。他知道小青喜欢金货，又买了金耳环、金项链，还给在农村的父母带了“人头马”。可他自己却舍不得给买哪怕一件T恤——这也是大部分船员的状态，用血汗换回来的钱，对自己能省则省，对于亲人却毫不吝啬。
看着满满一行李箱的礼物，孟哥跟同行的船员说，要悄悄回去，给老婆一个惊喜。对方则回了他一句海员常说的笑话：“还是提前通知一下媳妇自己回家的时间，最好不要给媳妇一个惊喜；否则，媳妇多半会给你一个惊喜。”
孟哥那时刚毕业3年，把这话真当了笑话听。
生活就像演电影一样滑稽，小青真给了孟哥一个惊喜。
当孟哥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打开房门，打眼就看到小青跟一个陌生男人坐在沙发上，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什么。在平息了看到丈夫的意外情绪后，小青大大方方地向孟哥介绍：“这是小马，我的同事。”
原来，孟哥在海上时，小青认识了卖保险的小马。卖保险就是拉人头的行业，小青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小马的下线：一个保险业务员，美其名曰“干上了金融行业”。
那时候孟哥还年轻，并没有怀疑小青对自己的感情，觉得妻子找个工作也好，就当打发时间了。
孟哥带回来15万现金，没多想，便把钱全部转给了小青，自己一分都没留。在家休了一个半月假后，孟哥跟小青说，现在的房子一天一个价，怕是还要涨，“我们拿这15万付个首付买房子吧”。
小青轻轻松松地说：“没那么多钱了。”
孟哥问还剩多少就交多少做首付，“剩下的我再上船赚”。
小青就说，还剩3万。孟哥难以置信。
原来小青入职保险公司后，业绩并不理想。同学们都是刚刚工作没有积蓄，亲戚们见到卖保险的好像见到福寿膏（鸦片）一样躲得远远的。为了冲业绩，小青用孟哥的钱给自己和孟哥买了好多“人生保障”。
“我死了，就发财了。”孟哥是这样评价这些保障的。
孟哥说他当时就感觉脑门子疼，却并没有苛责小青。毕竟她也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着想。再者，孟哥总觉得亏欠小青，自己常年在海上工作，家里家外的都是小青一个人张罗，“（有时）半夜门板响了，她一夜都不敢合眼，她愿意怎样，就由着她吧”。
没有钱就没有生活，休假不到2个月，孟哥又上船赚钱去了。
4
孟哥荣升二副时，时间已是2012年，此时他和小青的孩子还不到1岁。
在船上，三副负责的航行时间段是“8到12”，也就是每天上午8点到中午12点、晚上8点到半夜0点，需要在驾驶室负责船舶驾驶。而二副的工作时间是“0到4”，也就是每天的凌晨0点到早上4点、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显然，二副的工作时间是反人类的。一般人做到二副的时候，要么忍受不了辛苦，下船另谋出路，要么寄希望于迅速升职到大副，这样不仅工作时间可以正常化，还可以升职加薪成为甲板部一把手。有终身协议在身的孟哥，当然是选择后者，身为新晋奶爸，他工作又有了干劲——直到他们的船上换了一名船长。
船长分为普通船长和高级船长。考上海事局颁发的船长证，是普通船长；3年后可以参评交通部的高级船长评审，过了才是高级船长——这在国内是副高级职称，也是中国航海界能够拿到的最高职称了。
新任船长便是位高级船长，因为接下来要跑美国航线，船长要应付各项港口国和码头货方检查，对英语水平和业务要求都很高。
起初，孟哥及全船兄弟对新船长期待很高，可惜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往往和技术能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大家很快发现，新船长最大的问题是“不管下属死活”。
几百年前，船长之所以被船员称作“上帝”，且在船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为通信设备不发达，船只能否顺利航行，完全依靠船长的个人航海技术水平。但随着通信技术不断发展，如今的船长可以随时跟陆地调度进行电话、邮件通讯，船长对自己的判断有怀疑时，可以随时跟陆地联系获取帮助，尤其是遇到恶劣气象时，有岸基的气象导航帮助船长选择合适的航线。
但技术带来的“安全保障”，也让船长的权力不断被资本的力量削减。很多时候，为了完成货主、船东的要求，船长不得不牺牲船员利益甚至是安全。比如某年在日本沉没的一条散货船，表面上看是船受到台风的影响，可是如果让船长撇开经济利益关系，相信他一定会选择远离台风区域的避风港抛锚避风，而不是前往位于台风区域的日本锚地抛锚“抗台”——这大概率是货主船东为了追求更快的船期，让船只去冒险。
这种情况下，如果船长为了个人利益向领导示好而不顾整船兄弟死活，那么船员的日子就会暗无天日。
不幸的是，孟哥这次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船长。
孟哥同新船长的第一次冲突，是在新加坡向美国航行过程中遇到的。
8月份的新加坡炎热异常。甲板上扔一个鸡蛋，放点油，十几秒就能变成煎蛋。对于工作了一天的海员来说，能够洗澡是一件大事。偏偏这时，船上的海水淡化设备发生故障，机舱在检查后得出结论，必须“上配件”才能修好海水淡化设备。
通常情况下，这只需要船长向公司提出申请，公司海务委派当地代理购买配件送上船进行修缮即可。可是在新加坡上配件，要比国内购买配件价格略高，新任船长为了向公司证明自己管理船舶后船上“节流”明显，竟然没有向公司申请配件，反倒让“大家忍忍就过去了”。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新加坡上配件尚且嫌贵，去了美国岂不是更贵？船员们怨气冲天：“船长为了自己在公司方面有好的表现，至少两个月内都不打算让我们洗澡了？”
大家私下里都把船长叫“黄世仁”，孟哥虽然也有怨气，但是想着自己是高级船员的身份，说话还是得克制，而且，他想要升大副，还需要船长的推荐信。一般来说，只要二副工作期间没有大的问题，船长都乐意做个顺水人情，给公司写个推荐信。孟哥此前也曾向船长提过，希望能够获得推荐信，船长当时答应得很痛快。
然而有一天，孟哥上驾驶室的时候，偷听到大副跟船长的一段对话：
“船长，老二[3]上次说的推荐信的事情，要不要跟我今天的邮件一起发给公司？”
“我管他这个卵事！”
大副没敢多说什么，倒是躲在一旁的孟哥听了个全乎，气不打一处来：即便不愿意劳心费神地给我写推荐信，说话也未免太不客气了。
等行到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之前，船长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船上不允许私分伙食费。
私分伙食费一直是国内海员收入的灰色地带——通常，船员每天的伙食费用是8美元，1个月就有240美元左右——有的航运公司每个月给一个船员只花100美元的伙食费，剩下的140美元会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到船员手里。这就相当于每个船员每个月多赚了1 000多元人民币。
船长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都有意见，只是敢怒不敢言。特别是一心想着赚钱买房的孟哥，1个月1 000元钱，对他来讲并不是小数目。
没过太久，大台[4]给船长打扫房间时发现了一个秘密：船长有一个账本，里面记录了船上进伙食的费用和供应商给船长的返点——换句话说，船长是用大家的伙食费肥了自己腰包。
大台把这事跟孟哥说了，孟哥愤怒异常，拉了几个比较熟悉的同事一说，大家纷纷表示“这活不能干了”。几个人要求孟哥带头罢工，孟哥脑子一热，真就带着大家研究起来。
彼时的孟哥跟刚毕业时已不一样了，他有人缘、有技术，在水手们心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当天，船就停在了印度洋上，不下锚固定船位，也不继续前进。船长发现问题不对，却找不到人干活，手下只有一个大副没有罢工，可是大副也左右摇摆，不能成事。孟哥作为代表向船长逼宫，向公司发邮件：“要么换全船船员，要么换船长。”
公司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船上这边却热闹起来。船长指责孟哥带头罢工损害了公司利益，孟哥一边据理力争，一边阻止低级船员武力伤害船长。
大洋里发生武斗，是一件异常可怕的事情。茫茫大海，武斗的两人如果打红了眼，随时都可能把对方扔下海，上哪儿救？2008年，我们一个同届的同学外派中跟菲律宾船员吵架，当晚就消失不见了，是生是死，至今未知。
孟哥怕事情闹大，跟大厨商量，把厨房里的刀叉统统扔进了大海，又让水手长把干活用的板子斧子锁进库房，苦苦等着公司的回音。
公司很快就妥协了——毕竟换一个船长的代价远远小于换一船船员。
5
这是孟哥航海生涯中的一场硬仗，再次下船休假的时候，孟哥一到家就付了首付，贷款买了一套35平的小公寓。
这是孟哥人生的巅峰——房子，妻子，他已经实现了两样；但这也是孟哥人生的低谷——因为小青有点“看不起他”了。
小青对孟哥的归家并未表现得怎么热情，反而张口闭口都是小马：小马爸爸是村长，你知道村长都是有钱人，不像你，爹妈穷得连一年1 500的学费都拿不出来；小马认识的客户有一次买了10万元的保险，那一单他光提成就有2万多，不像你，活多钱少不着家；小马虽然学历不高，却是“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不像你，闷葫芦一个……
为此两个人开始频繁吵架，待孟哥再次出海回家时，小青抱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向孟哥提出了离婚，离婚的理由之一让孟哥痛苦万分：“你抱抱孩子，看她认不认你这个爸爸？”
孩子在孟哥怀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并不知道抱她的这个人是自己的亲爹，也不知道自己吃的喝的都是爸爸在海上一滴汗一滴血换回来的。对于孩子而言，这就是一个陌生人。
眼见这段少有的校园恋情典范就要破灭，我们一帮同学都觉得可惜。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还找到小青，看她是否能回心转意。小青并不想多聊，只在我们问她，怎么舍得放弃那么多年的感情时说：“有多少爱情能够经得住长年累月的分离呢？”
离婚的程序异常简单。孟哥净身出户，房子、孩子、款子都留给小青，每个月的房贷也是孟哥还，另外还有孩子的抚养费——妻子虽然不是自己的了，孩子是有血缘在的。
离婚不到半年，还在船上的孟哥接到讯息，小青跟小马结婚了。小马嫌住在孟哥买的房子里“闹心”，小青就希望孟哥把房子买走，以便他们付新房子的首付。孟哥休假后第一时间把房款打到了小青账户里。
小青收到房款后说，她不打算让孟哥跟孩子再有什么接触了，“孩子已经把小马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希望你再介入我们的生活。另外，孩子要改姓，姓马，不是孟。”孟哥一时间目瞪口呆。
这种要求当然不能同意，改姓需要孟哥到派出所协助小青办理，没有孟哥的签字不能成行。小青却早有办法：“你不帮我改姓，我就不帮你过户房子。”就这样僵持了两三年，孟哥始终没有看到过孩子，小青始终没有把房子过户给孟哥。
没有了家庭牵挂的孟哥，上船工作的时间越发久了。到了2015年，他终于拿到了大副证书，成为了甲板部的老大。
能够熬到大副的人本来就少，尤其是像孟哥这样从事危险品运输船舶的大副，从业人数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因此他倍受公司重视，收入也相当可观了。
跟孟哥比，进了海事系统的公务员同学们多少就都有些惨淡了。30多岁的年龄，大多还是科员，仕途升迁已然无望了，借用一个海事局同学的话说，“我这辈子能够赚到的钱，今天就能算出来了”。一起聚会时，大家纷纷羡慕起孟哥来，说“还是老孟当初的选择对啊”。孟哥这时就不说话，只喝酒，抢着付账。
也就是在2015年，孟哥在海员之家网站的论坛上认识了小菊。在一个大部分女性都是已婚“海嫂”的网站上，单身又对海员有着强烈好感的小菊很快就引起了孟哥的注意。两人从论坛交流发展到线下见面，从约饭局到一起外出旅游，终于在一个夜晚睡在了同一张床上。这个夜晚之后，过了两个月，孟哥跟我们这些兄弟们宣布：他又要结婚了，因为小菊怀孕了。
住在小青房子里的小菊，对这个产权问题不清楚的房子并不满意，可是卖又不能卖，租又不能租。孩子出生后，孟哥又开始了不断上船赚奶粉钱的生活，两人总是聚少离多。小菊一个人在家做全职太太，照看宝宝，按部就班地生活。
小菊说家里有狗子的宝宝不容易得咽炎，于是孟哥理想的生活——房子、妻子、孩子、狗子，总算是齐了。
有爱情的生活到孩子上幼儿园后戛然而止。白天不需要照看宝宝的小菊，没事的时候喜欢到美容院“做脸”。好在孟哥收入也逐年攀升，2018年年初，他初任船长，三四十万的年收入，完全可以支撑小菊日常的生活。
只是美容院里的女人，大多有钱有闲。有钱，意味着攀比；有闲，就要碎嘴。渐渐地，小菊开始感慨有钱人的生活真好。而她的心病，仍旧在于已经高攀不起的房价和自己住的这处狭窄灰暗、产权不明的公寓。
小菊常常对孟哥说：“你前妻跟你离婚，总算有一套房子；咱俩要是离了，我只有一个孩子。”
孟哥知道，这套房子的产权证还在小青手里，没有小青配合过户，孟哥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拥有房子产权的。而他最闹心的，还是自己和小菊的孩子。
常年在海上赚钱养家，孟哥错过了孩子的几乎所有成长期，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跑着扑向爸爸的时候，孟哥就总是感慨孩子对自己的“客气”。约我喝酒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调侃自己：“我感觉我姑娘就差叫我孟叔叔了。”
我只能安慰他：“至少你实现了你的人生理想：房子、妻子、孩子、狗子。”
“每次回到家，我都要在外面抽一支烟。对那个房子来说，有妻子、孩子、狗子，刚刚好；而我就像是提款机，负责把钱带回家就可以了，家里没有容纳我的地方，在门外刚刚好。”
6
2019年年初，孟哥准备再次出海。临行前，我们俩喝酒为他送行，一盘花生米，从中午喝到半夜。
酒后接连几天，孟哥都觉得肚子疼。终于有一天他疼得受不了，觉得应该在出海前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免得在茫茫大海上干忍着。去医院，医生给他预约了肠镜检查，临走时，大夫特别关照了一下：“需要家属陪同。”
做肠镜的那天早上，孟哥叫醒了小菊说：“今天检查肠镜，大夫说需要家属陪同。”
“不就是一个检查吗？要什么家属？我今天约好了去美容院做脸，你还是自己去吧。放心吧，你这个年纪，不会有事情的。”小菊这么回他。
孟哥本来约的是去公立医院做肠镜，可是患者太多，考虑到下午4点半还要接孩子放学，他转念去了一家私立医院。常年在海上漂泊，孟哥对社会上很多事都不甚了解。他去的那家私立医院，看起来高端，其实并不正规——公立医院一次肠镜检查要2 000多元，而且需要预约，而这家医院表示当场就能安排肠镜检查，费用600元。
孟哥吃了泻药，自己走进检查室。护士问家属在哪。孟哥就说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下午还要接孩子，就不打麻药了。
检查期间，大夫说：“你这个有息肉啊，要不要切掉？切除的话需要加价，一万六。另外，你的家属在哪里？切除息肉属于手术范畴，需要家属签字确认。”孟哥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宰了，可他是一个人孤单单地来医院，不认栽又能怎么样呢？孟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觉自己那么无助。
躺在手术台上，他感觉自己特别需要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站在手术室外面等着他，能够在同意切除息肉的知情书上签字，或者愤怒地告诉私立医院的大夫：“我们不切了回家……”
“希望能有个人，能在我推出手术室时嘘寒问暖一把。”
可是手术室的外面，只有空荡荡的寂静。
等我接到他的信息，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休息了好一会儿了，正等着下午4点半去接孩子。
看见我进门，他苦笑了：“长这么大，第一次给自己花这么大一笔钱。”
继而，他痛哭流涕，嘴里念叨着：“这钱花得真他妈冤。”
我拍拍他的肩膀，想这哭声，怕不是心疼花了冤枉钱吧。
[1]即“双向选择会”。
[2]A.P.穆勒——马士基集团简称“马士基”，是一个总部设于丹麦哥本哈根，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集团，其以集装箱运输、离岸石油开采和运输作为主要的业务核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运经营者及集装箱船供应商；达飞海运集团是世界上第三大集装箱运输公司，总部位于法国马赛；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简称“中远”或COSCO，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航运企业，53家由中央直管的特大型国企之一，也是全球大型海洋运输公司之一，2016年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组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3]船长把三副叫作老三，二副叫作老二。
[4]即船上服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