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年,全国第一所民工子弟希望学校在沪开学。(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2008年到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凌旻华对上海60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行了跟踪研究,记录他们求学时经历的制度歧视、地区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等困境。
他们在上海长大,大多就读打工子弟学校,从未获得在上海中高考的资格,要么留下读职校,要么独自回乡上学,只有极个别人能最终考上大学。然而不管经历过什么,他们去了又回,仿佛这个自己没有户籍的城市,才是家的所在。
轨道交通10号线的终点新江湾城是上海新兴的住宅区,也是著名的生态园区。但在12年前,别墅和小区尚未建成,这里砖瓦遍地,搭起许多棚屋,住下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当中近半家庭带着孩子在上海谋生。
孩子们在附近的蓝鹰打工子弟小学上学。学校建在拆迁后的废墟上,没有围墙,唯一的教学楼和周围的残砖断瓦融为一体。每周六,这里会传来孩子们的合唱,这是他们仅有的课外兴趣班——公益机构久牵组建的36人合唱团,创始人张轶超将它取名“放牛班”,这个想法源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这群孩子也是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凌旻华的研究对象。凌旻华的童年在浦东乡村度过,外地人开起了一家家麻辣烫、沙县小吃、黄焖鸡、猪脚饭,1990年代浦东开发的城市化大潮袭来,越来越多外来务工者迁入,居住在城市边缘。
2008年,凌旻华着手准备博士论文,目光关切地投向这些家庭,好奇他们的孩子如何在上海求学。她来到久牵为学生补习英语,寻找研究对象,其中就包括“放牛班”的成员。他们在上海长大,大多就读打工子弟学校,从未获得在上海中高考的资格。如果不愿留下读职校,就得回乡上学,成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的研究中“处境糟糕的‘回流儿童’”。
2008年到2017年,凌旻华对60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下称“随迁子女”)进行了跟踪研究,记录他们求学时经历的制度歧视、地区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等困境。
十年人事变迁,凌旻华如今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仍保留着不时与采访对象远程聊天的习惯。采访对象们多数去了又回,尽管升学制度将他们排除在外,但这个他们没有户籍的城市,仿佛才是家的所在。
据上海社科院数据,从2001年到2008年,上海打工子弟小学数量从591所降至62所,蓝鹰小学是消失者之一。2008年,上海针对这一群体启动了纳民小学计划。十年后,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纳民小学数量已大幅减少,在青浦区,最后的15所纳民小学也将在2018年6月过后关闭,余下学生进入公办学校。
从这个层面上看,上海对随迁子女更友好了,然而中高考政策始终未放开。
一群初中生讨论着沉重的话题
多年后,侯学琴在上海大学路的一间奶茶店里做调茶师,对于当初的决定,她有些后悔。
走的那一天,侯学琴没有告诉老师和同学,16岁的她害怕任何一句挽留,都会动摇自己回老家的决定。
侯学琴是“放牛班”的高声部,平时最活跃的她连续几次补课都没有来,凌旻华有些担心。几个星期后得知她回了老家,凌旻华并不意外,“在久牵,不断有人离开”。
侯学琴的父亲在上海以收废品为生,她小学三年级来到父母身边,住进简易棚屋。2009年,初三这年,她不得不独自回老家,对上高中、考大学的渴望,战胜了对一个人生活的恐惧。
老家在安徽亳州,教材比上海要难,侯学琴重读了初二。第一次考试,她排在全年级八十多名,心想,一间千余人的中学,这样的成绩还不赖,但没料到,在这里“50名以外就是差生”。
在埋头苦读的小镇学生中,侯学琴显得太有主见,她与老师频频冲突,成了“爱惹事的坏学生”。
听出英语老师的发音不标准,她坦率地指出而遭到喝止。一间宿舍18个人和一名辅导员,深夜里辅导员掀被子检查有没有人玩手机,侯学琴常常在这种恐惧中入眠。
和同学的关系也不融洽,她敏感、易怒,竖起全身的刺来保护自己。
同样在这年夏天,“放牛班”的领唱屠文建也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留在上海读中专,而不愿回老家安徽六安。
对他家的家访,凌旻华是花了半年时间才完成的。位于上海宝山的整片厂房改造区域如此相似,如果不是屠文建骑着单车来带路,凌旻华很难找到这间十平方米大的棚屋。屋里没有粉刷,摆下一张铁制上下铺后,就没剩下多少空间。
屠文建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在家照顾刚出生的弟弟。凌旻华到访时,屠文建的母亲刚吃完午饭,是在屋外煤炉上煮的面条。凌旻华问起一些有关中考的问题,对方没有积极回应,而屠文建接过母亲的碗,在一旁的水池默默洗了起来。家访似乎打扰了一家人的生活,凌旻华只好匆匆告辞。
在凌旻华的采访档案里,屠文建好学,成绩不错,但随迁子女在上海中考的政策始终未开放,眼看初二就要结束,父母也不知如何是好。他常常跑到久牵和朋友们商量出路,一旁的凌旻华,听着一群初中生讨论着有些沉重的话题。
“当时普遍认为,如果在上海考不进年级前十,回老家也没多大希望。”凌旻华回忆当年孩子们的讨论。
留在上海正常升学太奢侈了,考虑到弟弟需要照顾,读中专也能减轻家庭负担,屠文建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读中专。2008年起,上海鼓励外来工子女入读中职学校,首次试点部分中职学校部分专业向他们开放,并减免学费、设立奖学金。
在很长时间里,上海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都比较友好。2008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公办教学,除开放中职教育,上海市教委也启动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下称“三年计划”),父母提供农民身份、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就业证明,子女就能入读公办学校,同时关闭中心城区所有打工子弟学校,郊区部分关停,其余的以政府委托办学的形式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体系,这就是纳民小学的由来。
侯学琴和屠文建没能直接受益于这一政策。不过,2006年蓝鹰拆迁后,合唱团的组建者张轶超找到了附近的公办初中,承诺这些孩子的成绩能跟上,并且每年缴纳800元借读费,让他们得以继续念书。
政策的相对放开没有让凌旻华放松。她关注的是,公办学校虽然逐步接收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但中考招考资格没有变,回乡的时间只是从小学毕业推迟到中考前,而考虑到教学资源分配,学校往往会重新分班,甚至对成绩差的随迁子女单独编班。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会对这种安排很敏感。
在毫州,倔强的侯学琴考出了优异的中考成绩,少女的尖锐也随时间柔和下来,她已经想不起曾经的敏感从何而来。“或许是在上海呆久了,觉得哪里都好,一下子回了老家,觉得老家哪里都不好。”但她还是放弃了高中,原因是在老家坚持高考“太难了”。她的学业,是在合肥一所“3+2”模式的大专完成的。
凌旻华的60名采访对象里,约三分之一人选择了回乡,其中只有8人坚持到高考,大部分人留在上海接受中职教育。
网吧里练琴的女孩
侯学琴偶尔会想起合唱团,那时唱歌打闹,没有学习压力,也没有少年人难以承受的选择。中专枯燥的课上,屠文建也会想到同一个画面,这个叫“放牛班”的合唱团,是36个随迁子女童年的亮色。
武子璇比侯学琴小两岁,是合唱团里的名人,她的音乐天赋让同学们至今印象深刻,也是侯学琴口中在老家坚持到高考的“厉害”角色。
“那是央视天气预报的伴奏。”在合肥市火车站旁的麦当劳,武子璇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听到的音乐,有些兴奋。在久牵,武子璇接触到专业的指导,对音乐的热爱一发不可收。除了合唱,她还学习了小提琴和钢琴。
发生在随迁子女身上的故事大抵相似。尽管武子璇展露了兴趣与天赋,父母仍然希望孩子能正常考大学改变命运。
那时张轶超已经发现,回乡的孩子大多没能坚持到高考,或者高考成绩不理想,但他没能说服武子璇的父母。2012年,16岁女孩回到江苏沛县读初三,老家的课本、教学难度、教学方式和新的同学,对内向的她来说都不易适应。
武子璇没有参加凌旻华的补习班,2014年暑假,武子璇回久牵看望朋友,凌旻华才注意到这个异常安静的女孩。在单独访问里,她也不像大多数孩子一样爱抱怨,问一句,答一句,并不主动倾诉。
合唱团的小伙伴林庆庆2014年订婚了,在当年的央视纪录片《高考》里,林庆庆紧紧抱着武子璇,问她,“明年我的婚礼你会来吗?”武子璇小声说,“来不了啊。”
林庆庆说:“那你讲讲话嘛,跟我聊聊。”
武子璇沉默低着头,离开上海两年,她找不回和朋友们交流的融洽氛围。
回乡的头两年,武子璇还继续学习音乐,她带着张轶超送的小提琴去网吧和上海的老师视频上课,在网吧练琴的女孩一度成为县城里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学业压力越来越大,练琴变得非常奢侈,进入高三后,就剩下永远做不完的理科试卷。
从春到秋,出租屋附近的麦田由绿转黄,午休时间,武子璇总在麦田旁发呆。
2015年,她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张轶超透露,他12年来接触过的学生当中,仅有一人考上一本。
第二次高考前三个月,因为担心再落榜,武子璇的父亲主动问她,是否愿意准备艺术高考,考音乐。武子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只剩下三个月时间,而大多数艺考老师已经不收学生了,她还是挨家去问,下定了决心。
同年,大专毕业的侯学琴回到了上海。她的志愿是当老师,想告诉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拿着大专会计专业文凭,她在上海找不到教师工作。
如今,侯学琴一有时间就去久牵做志愿者,教简单的手工或表演,“虽然职业上很难真的当老师,但也算是朝着它努力了吧”。
她期待上课,一到教学楼就雀跃起来,上课时间没到,就在教室的过道里跑来跑去,寻找同样在久牵教书的儿时玩伴,仿佛还是小时候在“放牛班”唱歌的样子。
回到久牵的还有屠文建。他也喜欢教育工作,然而自考大专多年未果,在一间生产包装材料的工厂工作。迷茫之际,张轶超邀请他来帮助处理财务。这里离旧时的蓝鹰小学只有几公里路,办公室墙上还贴着当年“放牛班”的照片,屠文建笑称,“生活的半径好像没有超过附近5公里。”
屠文建是凌旻华接触最久的学生之一,更多时候,她视他为弟弟。看着屠文建总在原地打转,凌旻华有点着急,催促他离开久牵这个“舒适区”。而他苦笑,有哪个教育机构会要中专学历的人呢?
十年过去,研究对象们都长大了,凌旻华和当中的许多人都从师生变成朋友。她在课题中总结道,与父母的打工经历截然不同,随迁子女面临的是文凭社会的竞争,但由于难以顺利追求更高的学历,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处于必然的劣势。
“如果能给随迁子女更平等的教育机会,他们其实可能比很多本地孩子有更大的多样性和发展空间,从生态学角度看,多样性会产生活力。”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凌旻华有些激动地说。
武子璇是“放牛班”里多样性的代表。
苦训三个月后,她考上了合肥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她仍然不爱说话,但眼神里已经没有央视纪录片里时常流露的茫然。她有一个愿望——犹豫许久,她忽然腼腆地说,“想要飞起来。”
“是指实现理想吗?”
“不,就是飞起来啊,你不想要飞吗?”
故乡是个伪命题
《高考》里订婚的女孩林庆庆,几乎是武子璇性格的反面,她大方健谈,善于表达自己,不久前还刚剃了光头,戴着一顶假发。回忆起在老家的那一年,她笑着说,那时一听到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就开始哭,也记不得妈妈说了什么。
林庆庆的父母在上海的商场里做保洁,上初一时,她就被送回老家河南周口。在故乡,林庆庆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浑身起红疹,吃不惯顿顿馒头夹菜,患上慢性胃炎,甚至听不懂家乡话,上课也跟不上。她很快放弃了。
回到上海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像去时一样,林庆庆一个人拖着大行李箱坐了八小时大巴。时隔一年,她记不起家的位置,在大街上徘徊了一下午,也不敢向路人借个电话,害怕自己的河南小镇口音会被人瞧不起。直到警察在路边看到一个浑身淋湿的13岁女孩,骑着三轮车来的林父还被罚了50块钱。
10来平方米大的房间里,没有区隔开客厅与房间,进门就是一张自制的上下铺,父母和弟弟睡在下铺,妹妹睡在上铺。一家五口的晚餐比往常要拥挤,母亲做了林庆庆最爱吃的土豆丝和豆角,这是最快乐的一天,她一口气吃掉了5个馒头。
林庆庆再也没离开上海,她读了中专,工作,恋爱,结婚,离婚,都在这个城市。
这是随迁子女共同的困惑,在故乡,他们不会说家乡话,举止与众不同,在上海,他们却又处于种种制度的边缘。
凌旻华能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隔阂
十年来,凌旻华也注意到,家长和孩子总有期待,希望自己的孩子中考时,政策就松动了,而孩子们又每每失望地走上回乡之路。期待并非没有原因,上海针对随迁子女的政策有过多次变化,时松时紧,但现在看来,回乡求学和在上海读职校这两个选择,都比十年前更难。
2013年底,上海出台新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条件与居住证挂钩,明确要求“合法稳定居住”与“合法稳定就业”。自2014年起,在上海进行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须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父母一方满3年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及灵活就业登记证明。
对住在便宜私房内的外来工而言,合法稳定、能提供房产证明的住所这一条就难以达到,而从事废品买卖等行业的人,更难出示稳定就业的证明。这项政策至今有效,但居住证的办理条件从2018年开始有所放宽,改为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
“三年计划”减少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取而代之的是设备更好的公办或民办小学,但这也意味着随迁子女需要达到更高的入学标准。
屠文建的弟弟正在上五年级,他正在发愁如何让弟弟在上海上初中。
职业教育也在2014年提高了门槛,除了需要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相关条件,还需要提供连续3年在上海就读初中的证明,并且只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
凌旻华感到不解,在她的调研和寻访中,大多数职校老师都表示,随迁子女往往是学校里最优秀和上进的那批学生。而中职读完可以再考个大专,既保持向上渠道的畅通,又能培养更多紧缺型技术型人才,是给随迁子女的折中方案。
十年后,凌旻华不再只是个研究者,目睹过60名学生如何挣扎于改变命运之后,她成了久牵的理事,希望能更多地帮助随迁子女。
林庆庆则成了另一家关注随迁子女教育的公益机构分社负责人,而她的妹妹是个幸运儿,在张轶超的帮助下,她通过提供全球大学预科课程的UWC(世界联合学院)去了国外,之后考上加拿大的一间大学。
结束采访这天又是周六,林庆庆带着孩子们在进行合唱训练,唱的是踏春,歌名叫《春姑娘,你在哪里》。林庆庆想起十二年前的“放牛班”,歌声也是这样无忧无虑,没有意识到人生的第一条岔路口已经来到眼前。
(应采访对象要求,侯学琴、屠文建、武子璇、林庆庆为化名)
源:放牛班
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很多阶段
小时候,不谙世事,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年长一点儿,有些什么情绪都放在心里
好像过了那个时间
表达情绪显得不合时宜
大概情绪最多的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
据说这是当代年轻人的发泄方式
精选吐槽
@这视频真好笑:换黑色头像 听负能量满满的歌 边哭边发朋友圈 然后设置家人不可见 然后好了之后发现自己是个非主流 笑死我了你是不是在我房间安了监控
@我在你上面呢:剪头发,每次情绪不好就想剪头发
@楷先生的小熊软糖吖:换头像!换朋友圈背景!改个签!删朋友圈!最后!喝奶茶
@草莓怪mua:熬夜熬夜熬夜熬夜熬夜熬夜熬夜熬夜
@liyeliye11:我就挺佩服那些情侣吵架签名改成单身,我爸妈从来都不认错,只会逼问我服不服。可我签名也不敢改成孤儿
@解歆妍:自己感觉贼牛但并没有什么人在意
@把你埋在沙漠再浇上水:因为可以立竿见影,表示老子生气了,老子还是个小孩子,老子还会在意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事
@一个风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是洗澡。。。越难过洗的越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成年人的世界里
又多了个热词——“环保式生气”。
所谓“环保式生气”,是指内心已经生气到极端,但表面依旧(假装)风轻云淡,以不浪费资源、伤害他人、麻烦他人、不用收拾残局的形式,一个人安安静静发泄情绪的方式。
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要打拼,要上进,要业绩,要养家糊口带娃。这些,决定了我们没有随便发泄情绪的出口。对待客户,必须要表现得从容、专业,面对上司、下属和同事,必须要表现得独立、成熟,在家人朋友眼里,必须要表现得有耐心,能担当。
谈恋爱闹矛盾时,你哪怕咬牙切齿,但还是以一句“我没事,真的没事”结尾。
工作改方案时,你哪怕濒临崩溃,嘴上却还是说着“嗯,好的,我马上就改。”
电视剧里上演的“摔盘子”、“摔手机”、“互相大骂”的戏码已经不适用,当代成年人发泄情绪全靠“换头像、删朋友圈、换封面、改签名。”
小孩清理情绪总是要闹得满城皆知,而成年人却是先从清理回忆开始。
当你“压力山大”的时候
还在用听音乐、看书、逛吃这种方式减压吗
小牛总结了一些不一样的奇葩减压方式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待在洗手间
据说这是台湾明星小s的减压方式,在压力爆棚的时候,她喜欢躲在卫生间,一个人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来舒缓压力。
“每当感到压力的时候,我就会坐在厕所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经常会说出一些自己也觉得震惊的话,然后压力就会慢慢的降下来。”
减压玩具
在日本,还有一些可供发泄的玩具,当你压力倍增情绪不佳的时候,就可以把情绪统统发泄在它们身上,比如有一种长得“欠揍”的人脸玩具,不开心就捏捏捏,硅胶材质,怎么捏都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对着马桶大喊
此方法发明者是英皇一姐容祖儿,看起来很雷人,但是很奏效,每当她压力压的喘不过气的时候,她便会对着自己家的马桶大喊:“我好累!我好困!让我好好睡一天!”
淋一场大雨
总觉得淋雨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在大雨中狂奔,在大雨中呐喊,在大雨中去掉烦恼,之后呼吸到雨后初晴的带有泥土气味的空气,拥抱天边的彩虹,整个人都觉得幸福起来了。所以,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当然,还要做好感冒的心理准备哦!
甩头自拍
日本不仅有踢屁股减压,帅哥擦眼泪,还有甩头自拍,还有流行语:头一甩,压力无。甩甩更健康,在甩头的同时不忘来一张自拍,就是这么爽,就是这么的帅!!小牛有个疑惑了,要是在大半夜这么甩头。确定这样不会吓死人吗?
最后要强调的是,不良的情绪千万不要发泄到他人身上,因为那样就好比在树上钉钉子,拔掉钉子伤疤却永远的停留在树的身上。所以,发泄情绪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找到适合自己宣泄情绪的方式,更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面对生活压力,养成努力的习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努力去解决自己面对的最真实的问题,才是对压力最好的发泄。
年来,随着火锅、奶茶等加盟店形式大肆流行。据显示,现有企业中经营项目包含奶茶的已经有了14万家之多,似乎形成了全民皆可创业的繁荣景象。
光芒万丈的背后,更有异常的辛酸。根据“二八定律”,最大的利润总是集中于20%的企业之中,也就是说盈利的只是那些头部品牌企业。大多数创业者花费毕生积蓄加盟奶茶店,结果是血本无归还可能倒亏,因此奶茶业内盛传“十店九亏”并不是危言耸听。
奶茶店曾经承载了无数人的创业梦,但创业有那么容易么?
< class="pgc-img">>王兴创业了4次才成功;
刘强东在2008年因为得不到第二轮融资致使公司难以为继,本人也是一夜白头。
公认的互联网三大巨头都如此,普通人又怎么会免俗。中国一直有“成名要趁早”的俗语,但是已有大器晚成的典范。一些人秉持着创业要趁早的观念,但是梁大侠品牌的创始人傅治纲却用自身经验告诉创业者,创业不一定要趁早,但是积累一定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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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大侠存在的价值,是以侠文化对标丧文化,以热血江湖对标冷漠装B,以情义和奋斗对标矫情和焦虑……”傅治纲的这段话已经讲出了粱大侠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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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pgc-img">>傅治纲把公司办公室取名叫“知行堂”,对于粱大侠的团队和经销商,他要求必须做到“人酒合一”——做粱大侠,你就是大侠。经销商不只是代理,更是品牌在当地的代言人。如今,粱大侠已经获得“风投女王”——今日投资徐新点赞,5亿市场估值,这就是独属于粱大侠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