湃新闻记者 陈悦
几乎没人会自带桌椅接受采访。
因为“家里堆了很多米面，不好招待客人”，吴鹏高、袁桂花夫妻俩和澎湃新闻记者约在一个路口碰头。吴鹏高骑电动车来的，载着一张折叠桌、4个塑料凳，后备箱还有3瓶矿泉水。
从1979年算起，吴鹏高在上海摆摊卖馄饨40多年了，袁桂花嫁给他以后成了掌勺人，还是路边摆摊。从人潮汹涌的黄浦闹市到杨浦区安静的街角，从挑担子到小推车、大轮车，从馄饨发展到炒饭、炒面、炒年糕、粉丝汤等，小馄饨从2毛钱一碗涨到10元，摆夜摊是夫妻俩一辈子的事业。
袁桂花夫妇在杨浦区路口摆摊 点评网站 图
“我们摆摊子什么人都见过，天天都有新鲜的。”回忆起黄金岁月，夫妻俩高兴地抢着说，“拿着大哥大的老板都来吃我们的馄饨，还有打出租车过来的”，“外国客人都和我们一起拍照，吃我们的馄饨”，那是1990年代到千禧年左右。他们的一些故事分享在网络平台上，客人深夜循着导航找来，周末甚至要排队。
昼伏夜出、看见城管就要跑，夜排档几乎一直如此。夫妻俩也明白，“管理紧一点，我们就自觉停几天。这几年管得很厉害，去年、前年停了几个月都没做。”最近一个多月，摊子也停着，城管的车每晚就在附近巡逻，时常有客人打电话问出不出摊，夫妻俩四处投诉想办法，凌晨两三点才能睡下。
袁桂花和吴鹏高 澎湃新闻记者陈悦 图
68岁的吴鹏高已经一头白发，61岁的袁桂花看起来年轻些，几十年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摇摆不定。吴鹏高出生于上海，人生大部分时间也都在这里，曾跟着父母去安徽支农，为了户口和生计，他折腾了几十年，过了60岁，更多工作机会也关上了门。
初次采访就在摆摊的地方，人行道开阔，周围以居民区和商铺为主，工作日上午人流很少。靠边摆出桌椅和水，夫妻俩和记者聊起来，近3个小时里邻近单位的保安来了3次，“不能在这摆这个。”“看着像摆摊一样，桌子收了。”“晚上摆了白天摆，刚才领导从这过说了。”吴鹏高回应道，“哪里摆了，我们在聊天”，但还是收起了折叠桌，3瓶水转移到塑料凳上。
天气舒爽的上午，如果能正常出摊，俩人这会儿应该在睡觉，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起床，然后张罗买菜进货，迎接属于他们的深夜。摊子停了，城管找到家里通知他们不许摆，收入也停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
夜馄饨摊提供多种食物。点评网站 图
昔日辉煌
馄饨摊姓吴。民国时期，吴鹏高的7个爷爷（注：爷爷及其兄弟）有6个在南京卖馄饨，父亲也跟着做。后来，父亲去部队当兵，解放后在上海定居落户，他就出生在杨浦。
上世纪六十年代，9岁的吴鹏高和父母兄弟迁到安徽支农，房子以一两百元抵押给了邻居，一家人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安徽农村。
1979年，吴鹏高回到上海。当年的邻居已过世，房屋抵押一事难以证实，没有房子、无人可挂靠便无法落户，也没有工作。卖馄饨是家传手艺，吴鹏高开始挑担子，从五角场到国权路、同济大学，一晚上挑三个地方，年轻有力也不嫌累，维持着基本生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轮船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妻子袁桂花从安庆到上海便是坐船，上海十六铺码头每天的客流熙熙攘攘，馄饨摊迁到了码头。
“当时是南市区，现在叫黄浦区。就在码头做，日夜都在那摆。哎呦，是有人！那时候做得还有劲，早晚都有人。”吴鹏高回忆，生意兴隆时，夫妻俩一人推一个小车支摊子，只经营大小馄饨。
随着交通发展，水路渐渐衰落，十六铺码头的客流淡了。夫妻俩迁到金陵东路云南南路——当时的上海美食街，附近的上海大世界游客如织，淮海路热热闹闹，“在那一做就做了近30年，因为那个地方是市中心，非常繁华。”吴鹏高说，“在那里接触面很广，国内外的游客都很多，一到国庆节全国各地人游玩，非常热闹，那地方通宵都热闹。”
夏夜，馄饨摊常常被乘凉的人包围。“小馄饨来了，来来来，把东西让开。”夫妻俩出摊时，沿街乘凉的人们喊着自动腾出空间，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坐在躺椅上，扇子摇着，看他们做生意。
随着黄浦区旧改，附近的居民越来越少，但繁华依旧。夫妻俩见证了淮海路的高楼从无到有，更重要的是，许多民工也来吃馄饨。摊子越做越大，增加了炒面、砂锅等，再往后换了大轮推车，“那个年代的生意比现在是好做多了”，俩人忙得不亦乐乎。
“一晚上做（挣）几十块钱开心得不得了。那时候（1990年代）钱值钱，租房子也便宜，在南市区租房60块一个月，但也简单，就一间房子。那时候烧煤炉，大家都是一个小炉子烧饭烧菜，在楼道口围一小块灶子间，房东家在那烧，我们也在那烧，简单得不得了。”袁桂花说。
她的手机里珍藏着那个黄金时代的见证——与客人的合影。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大学生到上海玩，看到馄饨摊很稀罕，吃完在摊位留影，主动提出要把照片寄给她。她给了地址但也没当真，“没想到他真的邮寄过来了。我接到了照片，我好高兴。我讲香港人真好，真是能信任。其他莫名其妙跟我们拍照片的人多得很，但是很少有人留个照片给我们。”
千禧年左右，吴鹏高与袁桂花经营夜馄饨摊。澎湃新闻记者陈悦翻拍
吴鹏高、袁桂花与德国游客、附近的摆摊人在摊位留影。澎湃新闻记者陈悦翻拍
香港学生在馄饨摊留影，抱着的孩子是袁桂花的女儿。澎湃新闻记者陈悦翻拍
也有外国客人，在上海洗好照片直接送给他们。千禧年前后的上海开放热闹，吴鹏高摆摊也自豪，“德国的、瑞士的、法国的，我们那里外国人不稀奇的。”
“淮海路头就在我那里，离新天地也近。每年都有明星在新天地（太平桥）人工湖开演唱会。哇，那人不得了！我们摆摊，一到演唱会结束，金陵路人都走不动，交通管制，没车，都是人头。太热闹了！还有大世界、人民广场，都是玩的，国内外游客都多。”吴鹏高回忆起来神采飞扬。
后来再发展，摆摊的地方有了歌舞厅——K歌之王，众多明星捧场。夫妻俩没特地关注，但多少会听闻哪个明星来了，吴鹏高记忆中，“有时候铺红地毯，有的人从好远的地方跑过来看，拿个牌子在那里。歌迷大晚上不睡觉，都在K歌之王门口堵着，年轻小姑娘都很激动，热闹得很。”
袁桂花补充道，当时靠近居民区的摊子傍晚五六点就能摆出来，而他们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出摊，否则客流量大没位置，“那个地方真的是灯火辉煌。”
另起炉灶
2016年，市容整顿力度加大，夜馄饨摊也被城管收去了。尽管后来城管把设备还了回来，吴鹏高的馄饨生意还是一度停摆。一家人又在黄浦住了一年，有时打打零工，观望有没有继续摆摊的可能性。
无望。2018年，他们回到杨浦区，找到现在的路口摆摊，“也不是那么顺利，经常歇。国家有重大的活动，管理紧一点，我们就自觉停几天。这几年管得很厉害，去年、前年都停了几个月没做。”吴鹏高说。
不比以往的闹市街口，现在的选址入夜后十分安静，车少人少，亮着灯的只有几家餐饮店和宾馆。
顾客大多是从网上了解到吴鹏高的摊点，远的从几十公里外的松江、崇明、青浦过来，更远的还有外地的，今年春节后有苏州、无锡来的小青年，还有的从深圳坐飞机过来，“下了飞机就给我们打电话，行李都拖到摊子上”。
有过往的熟客，在网上认出他们，特地来尝尝当年的味道。也有附近居民，有时看他们没出摊，回家过半小时又跑来。“很多客人阿姨长阿姨短，用现在的话讲是‘粉丝’，很相信我们。有些回头客我们也不认识，都主动跟我们讲。”袁桂花说，摆摊几十年还是蛮喜欢，看着一些顾客从小孩长到成年。
馄饨摊每晚要支四五个小桌子，一般周五、周六都是满座。赶上生意好的时候，顾客们自发排起长队，要等候一两个小时。
旁边还有一家烧烤摊，各做生意，顾客有时一起点单。马路对面的鸡公煲、馄饨店也是营业到很晚，大概凌晨三四点打烊。
凌晨4时左右，夫妻俩准备收摊，清洗厨具、冲洗地面，电瓶车来回几趟运东西，起码要到5点半才能回家。如果是夏天，天都大亮了。回家洗洗理理，该进冰箱的进冰箱，不能用的丢掉，八九点钟才能睡觉。
醒来已是下午一两点。吴鹏高上菜场超市，袁桂花在家里收拾，需要网购的东西让孩子帮忙买，馄饨每天现做，肉要每天买。袁桂花先在家里包上10碗馄饨，其余的在摊位现包。根据城管巡逻时间，他们通常晚上10点半以后出摊，一个摊子能卖十几个品种，面条、炒河粉、粗细粉丝、炒饭、馄饨等等，袁桂花掌勺烹饪，吴鹏高打杂擀皮儿。
摊位使用的烧炭煤炉，吸引不少人拍照。网友评论图
灶具是烧炭煤炉，生火时，路过的年轻人总是好奇，围着拍照。摆摊生涯里，煤气也烧了十几年，吴鹏高还有张煤气卡，每次自己骑车到煤气公司去换气，可以省5元运送费。后来，街面上不允许烧煤气，液化气罐子通通没收，煤炉又改回来了，现在倒成了惹人怀旧的稀罕东西。
对于夫妻俩的夜排档，网络上褒贬不一。袁桂花明白：“外面好吃的店那么多，为什么大老远来我们这，有的人就是怀旧，就是喜欢这种氛围。有客人说，打车100块来吃30块的东西，就冲着我们来的。还有个客人第一次带朋友来，第二次老婆孩子都带来。”
深夜，袁桂花的摊位前排着队。点评网站 图
何以谋生
摆摊，离不了“打游击”。
“城管知道哪里有摊子，我们看到他们来，就快点跑了，客人在我们都没办法照顾，推个车就跑，什么凳子桌子都不管了。”袁桂花说，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2022年10月、11月，摊子被收了两次，连电瓶车上的衣服都被没收，城管说要罚款。受疫情封控影响，摊子关了7个月拿不出钱，家里出行还得靠电动车，吴鹏高又新买了一辆。
夫妻俩也想过安定下来。1996年，他们借钱租下黄浦区国货路车站支路附近的门面，还是做馄饨生意，店铺装修好开张了，法院来封门，说房屋产权有问题。打官司折腾好几年，没落着啥，夫妻俩对租门店也没了信心。
那时候摆摊相对自由，白天不允许摆，晚上可以。街面有巡逻警察、联防队，类似于现在的城管角色。夫妻俩尽量固定摊位，方便熟客找到，那时也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
今年3月，城管到家里通知他们不许摆摊，远程监控可以拍得一清二楚，再被发现出摊跑也没用。而家里，一筐筐的大米、啤酒、火腿肠、矿泉水、餐巾纸，都是生计所需。
周边的门面也打听过，价位合适、能做餐饮的寥寥。杨浦控江路街道有许多门店设在居民楼下，开个窗户就算是“门”，租金便宜但不能经营餐饮；邻近的菜市场沿街有几个档口，十几平方米，月租5000元左右，主要卖熟食或葱油饼汤包等早餐，目前没有空档；摆摊对面的餐饮店都经营了十多年，前几年月租就一万五，即便有人出手，转让费还要十几万元。
其他工作呢？2020年疫情严重时，生意做不成，夫妻俩去社区服务中心登记找工作。有高校招聘保洁，只要60岁以下的，吴鹏高超龄了未能录取，当时的袁桂花58岁“擦边”录用。
“我们租房子2200（元），我去上班也就2470块钱，怎么能维持生活。”袁桂花说，摆摊放宽后，她一边做保洁一边帮衬家里生意，每晚在摊子待到凌晨2点，早上6点去上班，下午4点多下班，做几个月实在吃不消。后来要服侍媳妇坐月子，她索性把保洁工作辞了。现在连做保洁都超龄了。
不能出摊，夫妻俩也睡不着。每晚去老位置看看，城管的车就停在那儿，有时也在周边兜圈；又去其他地方看看能不能摆摊，有没有合适的门面，“每天晚上都转两圈，两三点回来睡觉，睡不着心里急，急就出去转，要不就开电瓶车跑远一点。”吴鹏高眉头紧锁，天天有人打电话问出摊情况，“每个顾客的电话我都认真接待，我要保留顾客们对我的希望。”
吴鹏高、袁桂花在家中。澎湃新闻记者陈悦 图
摇摆半生
“我们家基本生活很困难，就靠这个（摆摊）。”
吴鹏高的母亲今年93岁，两个兄弟还能照顾；父亲早就不在了，袁桂花也没见过；一对儿女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上海，已经成家。但儿子去年4月感染新冠后，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怕冷、出汗，“一天到晚帮他洗汗衫，衣服换不停；冬天他浑身骨头都觉得钻风进去，毛孔好像不收缩”，也因为心跳过快叫过几次急诊，一年来跑过多家中西医院也没查出病因，至今无法工作。孙子2岁多，媳妇自怀孕后就在家带小孩没上班。
一家人都担着经济压力。“去年几乎一年不能做生意，本来就没有积蓄，儿子生病，还要租房子，负债6万多。亲戚都资助了，三五百、一两千，媳妇娘家还有个堂哥很好，去年资助了几万。”袁桂花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吴鹏高一家人下乡到安徽，户口全部迁出，至今没能落回上海，这也意味着无法享受上海的相关待遇。
1979年回上海后，吴鹏高偶尔还回安徽看看，1983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袁桂花，两年后结婚。袁桂花记得，她的陪嫁是一床被子枕头、一个五屉柜、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吴家“什么都没有”，家里至亲一起吃顿饭，就算是婚礼了。
“我现在还经常吵他，他当初答应我，他讲现在困难一点，什么都没有，以后等我们条件好了，再买这样买那样，我现在还骂他，啥都没有。”袁桂花说。吴鹏高在一旁苦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
吴家重返上海后，在国定路临时搭了房子，自来水去邻居家提，点煤油灯，后来才从电线杆拉电用上电灯。房子搭了拆，挪位置再搭，第三次拆掉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了，这时已经是2008年。吴鹏高夫妻在黄浦摆摊时就离开了家，大哥身体不好，也没有成家，就一直和妈妈住着，靠兄弟几个补贴生活。
袁桂花家里堆着许多塑料筐。澎湃新闻记者陈悦 图
“（我们）做点小生意就这么混混，也没有自己的家，今天搬到东，明天搬到西，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着跑，什么都没有。到现在快40年了，就这么度过的。”袁桂花还能想起1995年冬天，女儿正月初五出生，她腊月二十九还在推摊子做生意，“我们什么都自食其力，靠墙墙要倒，靠树树要歪，啥都靠不到。”
女儿在上海出生后，她很少回娘家，三两年一趟。她有七个兄弟姊妹，过年总有人在家。后来母亲离世，她回得更少，“谁家儿女结婚了就回去一趟，没事不回去，因为没有真实的自己家，好几年都没回去。”
为了落户，吴家三兄弟2001年前后集资在五角场买了一套二手房，一次性给家里十几口人申请户口，然后就没了音讯。现在母亲和大哥住在那儿。申报户口的事折腾好些年，来来回回都没有审批通过，再后来派出所连申请也不接收了。
如今一家人还是安徽农村户口。乡下的房子是泥巴砖墙，回上海后就没管过，屋顶的瓦片常年漏雨，房子倒塌多年。
“难”好像几十年没变过，只有谈到摆摊，夫妻俩笑逐颜开。
“刚开始做生意也觉得不好意思，从农村出来，突然到这大城市，一开始推摊子，自己觉得很别扭、很难为情，时间久了也习惯了。后来觉得白天推摊子也无所谓了，在大街上走也无所谓了，什么人我都见过，天天都有新鲜的，觉得这种生活也很好。”袁桂花仍抱有期待，如果在现在的位置违规，政府能不能指定一个合法的地方让他们摆摊。
那些做生意的乐趣，他们也喜欢和子女聊。2022年，儿子帮他们在网上分享了一些故事，概括了这摇摆的三四十年，“从青涩姑娘到头顶丝丝白发，一直在上海夜市里穿梭，做着柴火馄饨炒面给夜里上下班的人，也觉得是一种幸福。”
来源： 澎湃新闻
< class="pgc-img">第 3948 期
作者 | 餐饮老板内参 内参君
大牌餐饮，摆起小摊
前两天，“麦当劳进军地摊行业”的话题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掀起热议，不断有网友在平台上晒出“偶遇麦小摊”的帖子。
起源是陕西一位网友发帖写到：太离谱了，第一次在地摊上买到麦。他表示，自己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刚到地铁站突然被人截住了，确认了半天才终于相信这个地摊“真的是麦当劳”。
陕西的小摊火了后，该门店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小摊是门店自己的安排，才尝试了1周，通常在早上7点到10点半时段摆摊卖早餐，下午时段则会卖当天门店的优惠套餐。每日有不同的优惠活动，所售产品也可能会变化。”
在这篇帖子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一下被炸出，纷纷晒出自己早前在广州、深圳、江苏等地“偶遇麦当劳小摊”的照片，偶遇地点覆盖地铁站门口、地铁站内、地下通道，以及演唱会、露营地等等，有多人推小车的、也有单人提小箱的。
从各地网友晒出的图片可以看到，麦当劳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都曾有过摆小摊的尝试，小摊产品以固定套餐为主，比如早餐时段的“10元盲盒”，包括豆浆油条、薯饼麦满分等套餐；下午时段的套餐则是经典的“麦辣鸡腿汉堡三件套”、“板烧鸡腿堡三件套”等。
其实不只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海底捞、蜜雪冰城等不少品牌都曾在近几年以不同形式尝试过“摆小摊”。
去年夏末秋初，海底捞在山东、上海、太原等地的夜市中接连支起了小摊，售卖现炸酥肉、茴香小油条、冒血旺等，售价在9.9元到18元不等。在山东青岛李村乐客城夜市支起的小摊，更是一举登上微博话题榜，被不少网友调侃为“微缩版海底捞”。
蜜雪冰城也在安徽、辽宁、广西、福建等地的夜市、小吃街上曾开出了流动小摊。有的是带有蜜雪冰城品牌横幅的豪华小汽车，也有简便版的三轮车、小推车，还因此火上热搜，被不少网友心疼“雪王太努力了”。
地摊经济，这个词从前年疫情后开始频繁在餐饮行业被提及，到今年，“地摊”这个不起眼的街头小生意，已经真正火成餐饮顶流了。
不起眼的街头生意
才是现在的餐饮顶流！
地摊经济到底怎么火成了餐饮大佬们的心头好？
一方面，是政策不断在“摇大旗”，重燃城市烟火气。
2023年1月30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印发《清理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其中特别提到，北京将制定商圈外摆经营管理规则，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不止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无锡等城市都陆续放开了“地摊”相关的管理制度，在后疫情时代重燃“城市烟火气”。
另一方面，是消费环境的时局造就了“地摊”的全面崛起。
老生常谈的理性务实消费，依然是地摊经济崛起的最大助力。其实以淄博烧烤的爆火为分界线，在这之后消费者对于餐饮的“真诚、实惠”有了新的理解和追求，逛个夜市、花上10来块钱就能吃到现做现炒的奶茶、小吃，妥妥就是那句“不是商场大牌吃不起，而是地摊美食更有性价比”。
有政策支持，有消费者追求，地摊也因此成了餐饮行业新的流量密码，更是赚钱密码。
除了是餐饮大佬们的心头好，“摆个小摊”更是现在无数年轻人心中的“百万餐饮梦”。
在抖音上，摆摊的相关话题播放次数超过500亿；在小红书上，“摆摊日记”的话题浏览也高达29.6亿次，从各种大厂裸辞摆摊，到00后兼职摆摊日入1800，再到研究生摆摊卖菜半天收入千元、夫妻俩摆摊日入9千，越来越多的餐饮小白、餐饮创业者不再选择加盟一家店，而是选择自己摆个摊。
爆火的街头红薯、出圈的街头烤奶、只要18块钱的街头牛排，以及曾经想都想不到的“米其林大厨下场摆地摊”......
今年出圈的“网红餐饮”，可能没有商场里动辄30大几的网红酸奶、也可能没有知名小吃街上“家家复制”的网红小吃，但一定有“小摊美食”。
“摆地摊纯属无奈”？
为了有客流，餐饮人哪都能去！
不过，地摊作为顶流，也有顶流的痛苦，尤其是当两个反差感拉满的顶流凑到一块的时候。
大众消费者目前对于地摊美食的认知，依然是与相对低端、廉价、不卫生等形容词挂钩，而大牌餐饮下场摆摊，被很多消费者认为是把战场从以往相对高端、连锁化的场景拉到凡间，尽管因为新鲜感会拍照打卡，但也因此出现不少“这不会是过期了吧”“xxx现在生意这么不好了吗”等针对品牌品质、口碑的负面声音。
比如，去年星巴克推出的沿街取服务，就被很多业内外人士认作为“品牌从高端神坛跌落”的证据之一。
在提供更多便利性的同时，如何保持品牌多年经营留下的品质感、品牌力，是大牌摆小摊需要考虑的事情。
但总体而言，通过摆地摊，大牌餐饮有了更快捷、更轻便地探索下沉市场、做更多尝试、发掘更多机遇机会，也多了一些与不同圈层消费者一线交互的机会。归根结底，大牌餐饮下场“摆地摊”并非是为了抢谁的生意，更不是要降低品牌调性，而是为现有经济提供一种“增量”。
没有客流进店，就“带着店去找顾客”。
提供便利性、提供优惠，利用利他思维，到最接近消费者餐饮需求的地方做生意。
放下身段，任你是咖啡老大哥，还是西餐米其林，亦或者是西快巨头、中餐之王、火锅头部......存量时代，餐饮的两极分化愈发明显，要么向上博要么向下探，只有动起来，才有更多的生存可能性。
摊经济概括起来为四个关键点：消费升级受阻、消费降级紧迫、产能过剩、资产泡沫让利。准确的来说，就是经济下行的压力。为了吸纳劳动市场上过多的劳动力。
地摊经济说到底是低成本的创业的另一种说法。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口号已经不再实用之后，也是在两个双创收效不大之后对于创业的另一种形容（地摊经济）出现了。
地摊经济其实是一种自我压榨的经济模式，摊主通过延长经营时间，减少自己的消费，以及压低商品利润来获得生存。地摊经济相较企业经济而言，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因为它对亏损的忍受性很强以及盈利线很低。它自己不需要支付自己的工资，所以只要除去商品以及一些费用的成本它就是盈利的。但是企业不同，它需要给付工资和缴纳五险一金，相较而言它对盈利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以前不需要的时候，地摊经济就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现在有需要了，地摊经济就是城市烟火气息的标志。这个吐槽很难说有啥问题，不过吐槽归吐槽，吐槽之后我们还是得对地摊经济说一句“真香”。关于地摊经济在解决民生问题，特别就业问题上能发挥出来的作用，这个是必须要点赞的。
< class="pgc-img">< class="pgc-img-handler">< class="pgc-img-button editorImage fix-android">< class="pgc-img-button setImageCover fix-android">< class="pgc-img-button deleteImage fix-android">< class="pgc-img-border ">在疫情肆虐全球，外贸普遍停滞，很多企业运营困难裁员节源开流、倒闭。再加上经济危机爆发的大背景下，保就业和保民生，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国家必须寻找大量方法去尝试着增强整个社会自我消化失业人群的能力。而这其中地摊经济就是消化失业人群的最佳途径。
不过，地摊经济虽然可以保就业保民生，但却没办法救经济，甚至某种程度还会降低经济，这就比较少有人能看到。所以，地摊经济首先就是国家在“经济”与“民生”之间做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实际上在前阵子的会议上，在宣布不设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就已经被确定下来的。所以会议结束后，地摊经济马上被宣传起来，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地摊经济的本质就是去除掉“中间商”，扣除大量中间成本来销售货物。这个中间商，其实就是房地产。高房价带来的高房租，实际上是所有开店的人最大的成本来源。以至于人们经常埋怨，开店辛辛苦苦赚的钱，基本都是给地产商打工了。
但地摊就没有这么大的成本了。找一个好的地段，只要没有店铺成本，其他的销售货物成本都是很低的。
< class="pgc-img">< class="pgc-img-handler">< class="pgc-img-button editorImage fix-android">< class="pgc-img-button setImageCover fix-android">< class="pgc-img-button deleteImage fix-android">< class="pgc-img-border ">比如我们平常街边经常看到的那些地摊餐饮，就以最普通的蛋炒饭为例，通常成本也就是3-4元，但一般都能卖10元。地摊餐饮的利润率基本都是100%以上的。这使得一般摆地摊做餐饮，一个月收入普遍都能有七八千，不说赚多少大钱，但至少保证自己一家子温饱还是没问题的。至于那种个别极端的例子咱不考虑（一天赚四万，这种的一般都是属于行业金字塔端的人）。
从宏观上看，这是在面对现行经济状况下，保民生、稳就业的一次短期行为，等到这轮就业压力缓和了，还是会继续收紧。
从社会层面上看，大洋对岸之所以会闹出现在的骚乱，本质上还是因为YQ导致底层人民的大量失业。而我们此时推动地摊经济就是要避免失业的困难群众铤而走险，进而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
从实际经营者的角度看，“造富效应”和“幸存者偏差”使得参与者一边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练摊儿事业，社会戾气也就失去了土壤。稳定民生，保持社会稳定发展。
还有一点改变是给城市管理者的一个理念上的转变，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如果一味机械式教条式地管理，是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对商铺确实有不利影响，但不利影响有限，因为地摊和沿街商铺可以看作分级消费，推动地摊可以拉动消费总量，但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不大。
这个信号同时也给房地产泡沫敲响了警钟，现在不处理是因为还没到必须要二选一的时候，两害取其轻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惯用的决策手法，资产泡沫中商铺收益让利消费也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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