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农村移风易俗系列报道（二） 破除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枷锁”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浙江省温州市嫁娶基本花费价目表：娶亲需要20万元以上彩礼、10余万元婚庆开支、20万元红包喜糖，再加上新房和装修，花个几百万元都有可能；嫁女支出也不菲，嫁妆10余万元、红包喜糖20多万元、婚车数十万元……也需要花费上百万元。很多家庭为子女结婚花光积蓄，还要背上一大笔债务。
这个价目表一出，各地网友纷纷围观，表示深有同感、深有痛感。
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人们交流互动、情感沟通之功能，埋藏着社会价值观不断变迁的种子。在广西北海，“你家结婚走几桌酒席”一度成为见面语；在湖南凤凰，阿哥阿妹由最初的唱山歌定情到嫁不嫁先看礼金、娶不娶先看嫁妆……令人不禁感慨：这股风气该刹刹了，必须破除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枷锁”。
大操大办，一夜跌到贫困线以下
西部某省一贫困山村的农民王顺，儿子快结婚了，女方开口就要16万元彩礼。虽然王顺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让他悲哀的是，自己当年结婚欠下的彩礼钱刚还完没多久。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根挤得弯弯曲曲的香烟，用手不停捋着，担心这16万元要是给了，又该背上一笔债。
面对儿子结婚所需的高达20万元的彩礼，甘肃省陇南市一男子苦于家庭经济困难，居然跨省流窜入室盗窃十余起，以此来解燃眉之急。
浙江省乐清市城东街道居民杨先生，家庭年收入不过六七万元。2017年3月，他母亲突发急病离世。请鼓乐班子、每天三顿几十桌宴请宾客……五天丧事办下来，花了近70万元，相当于他家十来年的收入。身背债务的他，自此经常失眠。
东部沿海某地2017年进行了实地和网上民意调查，数据显示：96%的受访群众希望办丧费用在10万元以下；78%的群众希望出殡酒席控制在20桌。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成为农村群众的沉重负担，甚至致贫或返贫，“一夜跌到贫困线以下”。早在2017年3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就指出，一部分人因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致贫。
四川省昭觉县四开乡酒瓦洛且博村洛切吾组村民、53岁的阿说尔布因癌症去世，其妻沙马阿呷算了一下，前来吊丧的有1200多人，怎么也得杀12头牛、10只羊、10头猪，大概要12万元才能办完丧事。“丧事这样还不算夸张，结婚更让人脑袋瓜子疼。现在农村聘礼要二三十万元，娶个条件好、学历高的要40万元，农民卖牛卖羊也要给。”
记者调查中发现，“娶不起老婆”成为大批适婚男青年面临的困惑，选择单身的越来越多。有个受访男青年说：“家里条件都一般，讨个老婆，不仅要有房子、车子，还得有丰厚的彩礼。另外，办酒席也不能寒碜，单单酒宴至少也要花费一二十万元。自己没什么闲钱，父母攒钱一辈子也不容易，娶不起呀！”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幸福感，怪不得有人说：“一婚穷十年，娃娃大了债还没还完。”
婚丧嫁娶从简，已是民心之所向
人情味原本是甜的。婚丧喜庆之时，亲朋好友相聚一堂，品味的不仅是美酒佳肴，还有浓浓的情谊。而今，人情怎么就变了味儿呢！
曾几何时，云南省宁洱县城乡婚丧排场豪华奢侈攀比之风日盛，婚宴酒席越摆越多，酒席档次越来越高，婚车队伍越来越长，婚礼排场越来越大……
“如此挥霍烧钱，仅仅只是为了炫富，劳民伤财且不论，低收入人群早已不堪重负，即便有钱人家也产生耗不起的厌烦感。”该县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而这，全是因为面子：丧事比“孝心”，婚事比“财力”，建房乔迁比“气派”，生日祝寿比“影响力”，升学、当兵比社会关系，等等。
“死要面子活受罪。”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不少人认为人情关系的冷暖、感情的厚薄是以相互往来的频繁程度以及礼金的轻重来衡量，自己在人情交往中的地位靠酒席摆得丰盛不丰盛、隆重不隆重来衡量。看到隔壁邻居结婚的时候摆了30桌，自己得跟着摆30桌，至少不能是29桌。
攀比心理、从众心理引发的大操大办婚丧嫁娶陋习既加重了经济负担，又影响了社会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摊份子等“人情消费”，很多人碍于情面又不得不随风而行，带来的压力和负担可想而知。在这种“随大流”的影响下，讲排场被相互效仿，使奢靡浪费、攀比之风更甚。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独生子女呱呱坠地，30年后的今天，这批人均已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小家庭的两个成员承担的，是至少4个老人的丧事承办责任，以及要面临不断长大的孩子们各种喜事的开销。面对不断上行的经济负担，年轻及壮年一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婚丧嫁娶从简，已是社会之所需、民心之所向。
上下同心，弘扬文明新风
早在唐朝，我国就有制止大操大办之法规。《旧唐书·刑法志》中就有“古之圣人，为人父母，莫不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人情之变，不可不察”。风可移俗可易，革陋习除旧俗乃人心所向。到底怎么治理？
为破除大操大办的陋习劣俗，山东省临邑县印发了《关于提倡文明节俭制止农村婚丧事大操大办的倡议书》，提倡婚事新办，不盲目攀比，不跟风设宴，不搞隆重仪式；提倡丧事简办，不披麻戴孝，不唱戏打鼓，不设宴待客；提倡婚丧廉办，不事后酬劳，不借机敛财，提倡理事从廉。以社区、村为单位，发动群众成立红白理事会，研究制定符合乡村实际的村规民约。
河北省邢台市文明委就解决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问题出台实施方案，全市5133个行政村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和村规民约（简称“两会一约”），引导广大农民破除陈规陋习，有效遏制奢侈浪费、盲目攀比之风。
除了政府引导，社区、乡村也开始自治，激发百姓自觉。
2017年年底，四川省安岳县岳新乡新田村村民张孝宣，接到了远在浙江的丈夫胡天华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女儿去年10月出嫁时，因村里的红白喜事理事会反复做工作，婚事操办从简。原本计划办20多桌的婚事宴请，变成只请两三桌至亲。这件事让胡天华心里有点没底，特地给妻子打电话，询问女儿在婆家的情况。得知一切安好，他才放心。
新田村的改变，始于2015年5月。当年，安岳县岳新乡在新田村试点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定养成文明简朴新风的村规民约，反对大操大办、攀比送礼和铺张浪费，每年为村民减负“人情债”3000余元。
“今天酒席吃得很开心，没有山珍海味，没有铺张浪费，没有盲目攀比，就是实实在在的平价风，主人家轻松，我们客人也乐得轻松。”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三叉河村村民蔡玲燕刚参加完一场婚宴，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时下，浙江各地都在推进“清廉村居”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推进村规民约“软制度”建设，通过梳理族规、村规、行规，结合村内当前存在的问题、禁令、倡导等内容，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村规民约，为村民行为举止提供衡量的标准。尤其是对村内婚丧嫁娶等事宜，反对大操大办，提倡节俭之风，反对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
上下五千年，孕育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我们骄傲与自信。今天，我们正向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前进。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口袋富了的同时，脑袋也要跟着富。婚丧嫁娶，不应该成为人情的“枷锁”。（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黄也倩）
标题：农村移风易俗系列报道（二） 破除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枷锁”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浙江省温州市嫁娶基本花费价目表：娶亲需要20万元以上彩礼、10余万元婚庆开支、20万元红包喜糖，再加上新房和装修，花个几百万元都有可能；嫁女支出也不菲，嫁妆10余万元、红包喜糖20多万元、婚车数十万元……也需要花费上百万元。很多家庭为子女结婚花光积蓄，还要背上一大笔债务。
这个价目表一出，各地网友纷纷围观，表示深有同感、深有痛感。
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人们交流互动、情感沟通之功能，埋藏着社会价值观不断变迁的种子。在广西北海，“你家结婚走几桌酒席”一度成为见面语；在湖南凤凰，阿哥阿妹由最初的唱山歌定情到嫁不嫁先看礼金、娶不娶先看嫁妆……令人不禁感慨：这股风气该刹刹了，必须破除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枷锁”。
大操大办，一夜跌到贫困线以下
西部某省一贫困山村的农民王顺，儿子快结婚了，女方开口就要16万元彩礼。虽然王顺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让他悲哀的是，自己当年结婚欠下的彩礼钱刚还完没多久。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根挤得弯弯曲曲的香烟，用手不停捋着，担心这16万元要是给了，又该背上一笔债。
面对儿子结婚所需的高达20万元的彩礼，甘肃省陇南市一男子苦于家庭经济困难，居然跨省流窜入室盗窃十余起，以此来解燃眉之急。
浙江省乐清市城东街道居民杨先生，家庭年收入不过六七万元。2017年3月，他母亲突发急病离世。请鼓乐班子、每天三顿几十桌宴请宾客……五天丧事办下来，花了近70万元，相当于他家十来年的收入。身背债务的他，自此经常失眠。
东部沿海某地2017年进行了实地和网上民意调查，数据显示：96%的受访群众希望办丧费用在10万元以下；78%的群众希望出殡酒席控制在20桌。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成为农村群众的沉重负担，甚至致贫或返贫，“一夜跌到贫困线以下”。早在2017年3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就指出，一部分人因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致贫。
四川省昭觉县四开乡酒瓦洛且博村洛切吾组村民、53岁的阿说尔布因癌症去世，其妻沙马阿呷算了一下，前来吊丧的有1200多人，怎么也得杀12头牛、10只羊、10头猪，大概要12万元才能办完丧事。“丧事这样还不算夸张，结婚更让人脑袋瓜子疼。现在农村聘礼要二三十万元，娶个条件好、学历高的要40万元，农民卖牛卖羊也要给。”
记者调查中发现，“娶不起老婆”成为大批适婚男青年面临的困惑，选择单身的越来越多。有个受访男青年说：“家里条件都一般，讨个老婆，不仅要有房子、车子，还得有丰厚的彩礼。另外，办酒席也不能寒碜，单单酒宴至少也要花费一二十万元。自己没什么闲钱，父母攒钱一辈子也不容易，娶不起呀！”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幸福感，怪不得有人说：“一婚穷十年，娃娃大了债还没还完。”
婚丧嫁娶从简，已是民心之所向
人情味原本是甜的。婚丧喜庆之时，亲朋好友相聚一堂，品味的不仅是美酒佳肴，还有浓浓的情谊。而今，人情怎么就变了味儿呢！
曾几何时，云南省宁洱县城乡婚丧排场豪华奢侈攀比之风日盛，婚宴酒席越摆越多，酒席档次越来越高，婚车队伍越来越长，婚礼排场越来越大……
“如此挥霍烧钱，仅仅只是为了炫富，劳民伤财且不论，低收入人群早已不堪重负，即便有钱人家也产生耗不起的厌烦感。”该县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而这，全是因为面子：丧事比“孝心”，婚事比“财力”，建房乔迁比“气派”，生日祝寿比“影响力”，升学、当兵比社会关系，等等。
“死要面子活受罪。”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不少人认为人情关系的冷暖、感情的厚薄是以相互往来的频繁程度以及礼金的轻重来衡量，自己在人情交往中的地位靠酒席摆得丰盛不丰盛、隆重不隆重来衡量。看到隔壁邻居结婚的时候摆了30桌，自己得跟着摆30桌，至少不能是29桌。
攀比心理、从众心理引发的大操大办婚丧嫁娶陋习既加重了经济负担，又影响了社会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摊份子等“人情消费”，很多人碍于情面又不得不随风而行，带来的压力和负担可想而知。在这种“随大流”的影响下，讲排场被相互效仿，使奢靡浪费、攀比之风更甚。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独生子女呱呱坠地，30年后的今天，这批人均已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小家庭的两个成员承担的，是至少4个老人的丧事承办责任，以及要面临不断长大的孩子们各种喜事的开销。面对不断上行的经济负担，年轻及壮年一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婚丧嫁娶从简，已是社会之所需、民心之所向。
上下同心，弘扬文明新风
早在唐朝，我国就有制止大操大办之法规。《旧唐书·刑法志》中就有“古之圣人，为人父母，莫不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人情之变，不可不察”。风可移俗可易，革陋习除旧俗乃人心所向。到底怎么治理？
为破除大操大办的陋习劣俗，山东省临邑县印发了《关于提倡文明节俭制止农村婚丧事大操大办的倡议书》，提倡婚事新办，不盲目攀比，不跟风设宴，不搞隆重仪式；提倡丧事简办，不披麻戴孝，不唱戏打鼓，不设宴待客；提倡婚丧廉办，不事后酬劳，不借机敛财，提倡理事从廉。以社区、村为单位，发动群众成立红白理事会，研究制定符合乡村实际的村规民约。
河北省邢台市文明委就解决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问题出台实施方案，全市5133个行政村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和村规民约（简称“两会一约”），引导广大农民破除陈规陋习，有效遏制奢侈浪费、盲目攀比之风。
除了政府引导，社区、乡村也开始自治，激发百姓自觉。
2017年年底，四川省安岳县岳新乡新田村村民张孝宣，接到了远在浙江的丈夫胡天华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女儿去年10月出嫁时，因村里的红白喜事理事会反复做工作，婚事操办从简。原本计划办20多桌的婚事宴请，变成只请两三桌至亲。这件事让胡天华心里有点没底，特地给妻子打电话，询问女儿在婆家的情况。得知一切安好，他才放心。
新田村的改变，始于2015年5月。当年，安岳县岳新乡在新田村试点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定养成文明简朴新风的村规民约，反对大操大办、攀比送礼和铺张浪费，每年为村民减负“人情债”3000余元。
“今天酒席吃得很开心，没有山珍海味，没有铺张浪费，没有盲目攀比，就是实实在在的平价风，主人家轻松，我们客人也乐得轻松。”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三叉河村村民蔡玲燕刚参加完一场婚宴，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时下，浙江各地都在推进“清廉村居”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推进村规民约“软制度”建设，通过梳理族规、村规、行规，结合村内当前存在的问题、禁令、倡导等内容，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村规民约，为村民行为举止提供衡量的标准。尤其是对村内婚丧嫁娶等事宜，反对大操大办，提倡节俭之风，反对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
上下五千年，孕育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我们骄傲与自信。今天，我们正向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前进。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口袋富了的同时，脑袋也要跟着富。婚丧嫁娶，不应该成为人情的“枷锁”。（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黄也倩）
文图均为 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图
天蒙蒙亮，34岁的周冬祥和工友们出现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码头上，作为资深建筑工，他熟练的将一卷钢筋送入钢筋调直机拉直。突然，沉默的工地上传来一声惨叫，等工友们意识过来，周冬祥已经扑在地上，浑身是血，而他的左手臂正在机器里摇晃……
这是2005年元旦发生在周冬祥身上的惨剧，15年后向记者复述这一幕，49岁他表情依然惊恐。
失去手臂时，周冬祥的大女儿9岁，小女儿4岁。面对苦难的生活，他隐忍且坚毅。北漂12年，靠一只手，培养两个女儿上大学，撑起了一个家。
北漂时，周冬祥苏春香夫妇在长城
15年前的惨剧
7月18日上午，株洲市茶陵县下东街道官铺村。一幢老旧的砖瓦房里，几缕阳光穿过屋顶的几个小洞口，打在满头大汗的周冬祥身上，此刻，他用仅有的右手在揉面，左边的短袖里，空荡荡。
一个月后，在湖南理工学院读大学的小女儿周媛就要开学了，可学费还没有着落，他有些许焦虑。
惨剧已过去15年，周冬祥说不记得“断手”那天“痛的程度”了，只记得被送到温州市人民医院抢救的路特别长，他总想睡。每次真要睡过去了，开车的工头又大声把他唤醒。
一整只手都绞烂了，为了保命，受伤的左手只能进行整体截肢。
三天后，病情稳定的周冬祥打电话给老婆苏春香，说在温州给她找了个好工作，要她赶快来。次日凌晨3点，苏春香被“老表”领到医院。
看到那只空了的袖子，苏春香崩溃了。
“怕她接受不了，来的路上出事，所以骗了她。”周冬祥说。
老公左手没了，没怎么出过门的苏春香都傻了。接到婆婆的电话她绷不住大哭。“他妈妈那时还以为他只断了个手指头咧。”苏春香回忆。
出院后，周冬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两个女儿的将来。周冬祥从老家法院工作的熟人那里打听到，这种情况，是工伤，工地上要赔偿，但工地老板只愿意给3万元钱了事。交涉几个月没有进展，有一天，周冬祥找到老板，说到家庭的难处，对着老板跪了下来。
“我上有父母，下有2个小孩，只剩下一只手了。工地最终给我赔了10万元。当时想够两个孩子读书就行。”周冬祥说，“现在想起来，那哪里够啊！”
两个大学生女儿站成排，将成为独臂父亲的依靠
独臂父亲北漂
失去左手的最初的三年，家里4口人靠着苏春香每个月打零工赚的450元过日子。只有一只手的周冬祥干什么都吃力：吃饭比别人慢，走路也不稳。一次从村外回来，天下着小雨，周冬祥脚一滑，直直地摔在那半边空了的肩膀上，痛的他龇牙咧嘴，爬了许久才爬起来。
看着老婆如此辛苦，还要照顾自己，周冬祥咬着牙逼自己尽快适应起来。找不到事做，他就用单手干农活。别人一只手拿秧苗，一只手插。他就先把一把秧苗撒到田里，再一根根弯腰捡起来，再插得整整齐齐——帮手只有9岁多的女儿。
收谷子时，周冬祥没法挑担子，就让老婆把一袋谷子放在他的背上，他用一只手从好几里外的田里扛回家。“一个上午干不了别人家四分之一的活。”周冬祥苦涩而内疚。
仅仅靠妻子打零工，是不可能供两个孩子读书的。他托亲戚四处找工作，可只有一只手的周冬祥，谁要呢？失去手臂3年后，2008年，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亲戚给他打来电话，北京有一家连锁饭店愿意接受他，吃住全包，每个月1200元。
周冬祥很惊喜，虽然老婆很担心，但他果断出发。到了北京，他被安排管仓库、给后厨收菜、点数、记账，一个月1200元。
北京人生地不熟，周冬祥脸皮又薄。碰到称重、搬货的事，他自己干不了，又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两天下来，羞愧的他打起了退堂鼓。“既然什么事都做不了，干脆别干了。”周冬祥心想，他找到老板辞职，老板也是一位父亲，知道他的情况以后，告诉周冬祥：“你努力，我们都会帮你。”周冬祥心里一热，想到家里两个正需要钱读书的女儿，决定留下来。
饭店员工宿舍在地下室，8人一间，潮湿不透气。周冬祥有旧创伤，住的时间一长关节疼痛。
老婆苏春香知道很心疼，打电话说“扛不下了就回来”。
周冬祥却坚持了下来。他很感激北京这个饭店的老板，包容了他的残疾，人也很讲信用。“每个月15号准时发工资，12年没拖过一天。”周冬祥说。
北漂12年，周冬祥的工资从1200涨到1500，最高时3000元，每个月他几乎一分不花，全部寄回家。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9点下班后，到北京三医院对面的公园门口听人唱歌。公园门口有人摆露天ktv的摊位，3元一首。
“我也很想去上去唱一首《常回家看看》，又觉得要花钱，只有一只手又自卑，还是算了。”周冬祥笑笑说。
最让周冬祥“想回家看看”是2012年，妻子苏春香打电话告诉他，大女儿周婵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
“特别高兴，家里终于有个大学生了。当时就想回家。”周冬祥说。
同样的喜悦来自6年后夏日的一个中午，那时他休假在茶陵老家。小女儿周媛从楼上冲下来朝他喊：“老爸，我上一本线啦！”
消息传到北京，饭店老板感动且钦佩：“一只手的爸爸供出了两个大学生，不容易！”老板吩咐人给周冬祥发了一千元红包。
7月18日下午，周冬祥在烈日下叫卖包子馒头
“一手”撑起俩女儿大学梦
“我爸妈从来不和我们说没钱读书的事。”大女儿周婵说，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她们姐妹从没缺过什么，“想要什么，告诉爸爸，都会买回来。”
在小女儿周媛心里，爸爸是村里最温和的男人，几乎没有和她们动过手，只要爸爸在家，就会借个车子送她去镇上上学。虽然和妈妈一样，总会骂她邋遢，但骂完后又会给她们姐妹俩收拾屋子。
周冬祥90年代在茶陵当送货司机，别人给他两颗阿尔卑斯糖，他揣在怀里一天也要带回来给两个孩子吃。头年北漂，还特意给女儿们带回头一只北京烤鸭。
孩子有多少幸福，父母就有多少付出。只有一只手的爸爸的付出，姐妹俩从小就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周冬祥记得，他第一年从北京打工回来，女儿们用爷爷写剩的对联红纸写上“欢迎爸爸回来”，做成一个自制横幅贴在家里大门上。这一幕至今让49岁的周冬祥感到暖心。
如今，为了减轻爸爸的困难，大女儿周婵会在不多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钱帮助妹妹上大学，而周媛则刚上大二开始勤工俭学，一个月有1500元收入，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向家里要过生活费。
妻子苏春香感受着周冬祥的好，“作为爸爸和丈夫，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年，周冬祥给她送了一条项链，也学着时髦亲手给老婆带上，苏春香嘴上怪他乱花钱，脖子上却每天带着它。
原本，周冬祥打算在北京坚持两年，等小女儿大学毕业再回家。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规划。
9月要开学，周媛又要交学费了，但因为疫情北京那边的饭店老板营业的消息还没有确定。
“生活要继续，不会等人的。”周冬祥说。
茶陵的疫情得到控制后，周冬祥和妻子一商量，在村里临近省道的地方盘下来一间木质老房子，开个了米粉店。粉店6点开门，因为周冬祥手脚慢，俩人凌晨3点就要起来准备，做包子、烧汤、洗菜、烧菜。卖不完的包子，周冬祥再蹬一个小三轮，沿着村叫卖。
“先努力赚，不够了我再借，一定要让孩子把书读完！”面对生活的小坎，周冬祥表现的从容乐观。
(来源:今日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