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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特约观察员 张知愚（中国传媒大学特约研究员）
性价比
新茶饮有两个路线：以喜茶和奈雪为代表的高端茶饮路线，以蜜雪冰城为代表的极致性价比路线。
在快餐行业也是一样：有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代表的高价路线，也有以华莱士为代表的极致性价比路线。
对于茶颜悦色这样的腰部品牌来说，在高端市场已经没有机会了，只有走性价比路线。
但是茶颜悦色的性价比和蜜雪冰城的性价比不同，后者是把便宜的东西做得更便宜，前者是把贵的东西做便宜。
茶颜悦色的产品价格在10-22元之间。喜茶和奈雪的主流价格带是20-35元。茶颜悦色的价格处于蜜雪冰城和喜茶之间，和一点点、COCO处于同一个价格带。
但是相比一点点们来说，茶颜悦色的口感和用料和喜茶奈雪是接近的。跟她同样价位的，没有她好喝。跟她一样好喝的，没有她便宜。
茶颜悦色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有媒体说，（茶颜悦色）15元左右就能品鉴到一杯集合了锡兰红茶、雀巢鲜奶、动物奶油以及进口坚果的品质茶饮，用料堪称良心。
那么问题来了，茶颜悦色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一点点们做不到？
聚焦
很多人对茶颜悦色有疑问，产品食材品质高，价格又不高，茶颜靠什么赚钱呢？创始人的回应是，从供应链、管理方面进行优化，降低成本。
那么竞争对手不会优化管理么？为何只有茶颜能做到？因为聚焦。
从数量上看，书亦烧仙草有7000多家店、CoCo4000多家店，1點點有3000家店，茶颜悦色只有200多家。
但是其他品牌都是在全国布局，茶颜悦色聚焦在长沙一个城市。
如果聚焦在长沙一个城市看，（截至2020年7月）茶颜悦色在长沙有225家门店，是CoCo和1點點的2.2倍，蜜雪冰城的2.7倍。
茶颜悦色的聚焦不只是聚焦在长沙，更是在长沙主城区的聚焦。根据媒体报道：
茶颜悦色在长沙的胜利不仅在于总数，更是对于主城区的把控。从总数来看，茶颜在天心、岳麓和芙蓉3大行政区的总门店数为142家，其他4位对手的门店数在36家到55家之间。
在长沙繁华的天心区，茶颜悦色的门店数量达到63家，是茶颜门店数量最多的行政区。雨花区的势力版图相对均衡，30家茶颜悦色的周围有24家CoCo和21家1點點。
711创始人铃木敏文在《零售的哲学》中提到，密集开店可以最大程度提高供应链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消费对品牌的认知度。
茶颜悦色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并不高，其创始人坦言迟迟不走出长沙，是因为管理能力不足，也很羡慕喜茶奈雪们的管理团队和强大执行力。
在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茶颜悦色还能保持高性价比，与她聚焦在区域市场是分不开的。
聚焦开店能够提高品牌认知度。
麦当劳在美国的门店数量是汉堡王的两倍，麦当劳的单店平均营业额是260万美元，汉堡王是130万。
肯德基在中国的门店数量是6000多家，麦当劳是3000多家。肯德基的单店平均营业额是400万，麦当劳是200万。
更多的门店带来更多的曝光，更多的曝光带来更高的进店率。茶颜悦色在长沙的聚焦有两个好处：降低企业内部的物流成本、管理成本，提高企业外部的顾客认知效率。
本地化
聚焦的第三个好处是本地化。茶颜悦色的本地化有两个方面：
产品上，口味是以 “清爽” 为主。长沙属于湘菜菜系，辣、咸、口味重，在这样的饮食体系中，一杯清爽不油腻的奶茶更容易获得本地食客的青睐。
王老吉也是从川湘菜渠道发展起来的，这些顾客喜欢吃辣，但是也有上火的顾虑。一个能预防上火的饮料特别能击中他们的焦虑。
品牌上，茶颜悦色在长沙的聚焦经营，让她成为了长沙市的文化名片。茶饮行业没有秘密，从产品上看很难建立护城河。但是品牌可以。
茶颜悦色也有意识地在品牌形象上这样操作。"捡漏子"、"皇家马子" 都是长沙本地的方言，品牌刻意地在营造自己长沙城市标签的定位。在一些软文里，茶颜悦色也说自己是长沙岳麓山、橘子洲头、马王堆之外的第四大文化标签。
茶颜悦色“捡篓子”周边
茶颜悦色周边
茶颜悦色公众号下留言
茶颜悦色公众号回复
品牌本地化的好处和局限性都很明显。
好处是本地顾客对茶颜悦色有包容心，愿意陪伴品牌的成长。如果有人对损害品牌的文化价值，身为本地顾客的忠实粉丝会主动帮助品牌澄清。
外地人对茶颜悦色的好评，被他们视作对长沙的好评，外地人的差评也会被当作对长沙的差评。因为他们把品牌当作自己城市的文化标签，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这种本土化的品牌属性会限制品牌走出长沙。如果说现阶段的茶颜悦色是打赢了在长沙的侧翼战，那么下一步的重点是从侧翼战转向进攻战，把区域性的品牌推向更大的区域。
中国风
茶颜悦色的中国风可能是被谈论最多的话题了，从产品命名到门店设计，茶颜悦色都明显地走高颜值中国风路线。
不管有意无意，茶颜悦色确实踩中了风口。
如果说喜茶是行业里的苹果（喜茶创始人也是乔布斯的迷弟），有鲜明的极简苹果风。
奈雪是行业里的粉色系，不管是名字还是品牌特点，都特别适合年轻女性（奈雪创始人专门为年轻女性的手掌大小设计杯子，专门为方便她们自拍重新设计店面）。
那么茶颜悦色就是行业里独树一帜的那个品牌，她没有追随喜茶的极简工业风，也没有追随奈雪的粉嫩软萌风，也没有像其他品牌那样面目模糊（如果让你一句话形容一点点、书亦、coco有什么特点，通常很难描述）。
我们认为茶颜悦色的中国风最大的启发，不是高颜值也不是国潮趋势的把握，而是敢于不跟随头部品牌的定力。
目前的新茶饮品牌，要么全部跟随头部品牌，要么毫无个性。只能靠性价比和行业红利生存，一旦头部品牌下沉，或蜜雪冰城上移，大多数品牌都要在巨头的围攻下消失。
养成系
养成系品牌不同于传统品牌。
养成系品牌和顾客的关系是平等的，其他品牌则是俯视的。有媒体说：
其它新茶饮品牌把公众号当“官宣”的传播工具，而茶颜则把公众号当成朋友圈在用心打理，品牌情商高下立判。茶颜把成长路上遇到的各种开心与烦心事都记录下来，与粉丝分享。
在茶颜公众号，总有唠不完的嗑、打不完的趣，还有评论区各种长篇“秀恩爱”，显得鲜活、真诚而有趣。
茶颜悦色甚至对自己的产品问题也发布在自媒体上，创始人的人设也是低调有趣的：
在茶颜悦色公众号出品的漫画里，创始人吕良就是一个每天骑着电动车来回穿梭、经常被顾客误认为是店门口的摩的师傅、羽绒服破洞了用胶布贴上接着开公司年会的“非霸道总裁”。
小票上的一句 “等我们有钱了就去告山寨” 成为热搜话题，看似偶然背后则是核心粉丝的长期支持和品牌运营团队良好的网感。
在产品命名方面，茶颜悦色与顾客共创，让顾客帮忙出谋划策。譬如“筝筝纸鸢”这款产品的名字就是这样征集过来。有的产品下架了，顾客一呼吁又再次上架。
养成系品牌的另一个典范是太二酸菜鱼，品牌为自己的忠实顾客开了一个专门店：
养成系品牌已经是正在发生的趋势。江小白、完美日记、太二酸菜鱼、茶颜悦色、小米手机等都是养成系品牌的成功案例。
生态位
生态位的关键是差异化。
在物种进化中有 "性状趋异" 的现象：很多生态位重叠的物种仅仅是因为形态差异，就获得了生存空间。例如宠物狗，都处在同一个生态位，但是有各种不同的品种。
在商业世界中也有生态位现象。
号称是硅谷教父的杰弗里·摩尔，曾经对新兴行业最终的市场格局进行过有趣的阐述：不妨想象森林中有大猩猩、狒狒和猴子三种动物。
- 体重达800磅的大猩猩是毫无疑问的霸主，森林所有的香蕉全部归它；
- 狒狒会找到它的细分，不和大猩猩抢市场，做深专有市场；
- 猴子常常结伴成群，但他们能活下来也就是靠捡大猩猩和狒狒不吃的小香蕉、烂香蕉。
茶颜悦色门店
茶颜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新中式花果与茶。如果说奈雪、喜茶、蜜雪冰城是森林里的大猩猩，茶颜就是聚焦专有市场的狒狒。
茶颜的产品特点也在刻意寻找差异化，有媒体说：
茶颜悦色也是个异类。喜茶以奶盖茶闻名，奈雪最初以水果茶见长，鹿角巷火于黑糖，放眼整个行业，产品类型目前无外乎这三种。
而茶颜悦色的产品，“茶底+奶+奶油+坚果碎”的组合，几乎都是一个类型，几乎没有第2家这么卖。
在区域上，她专注长沙市场；在价格上，她占据了独特位置；在产品上，她创造了独特的产品组合；在品牌上，她有不同于整个行业的中国风；在运营上，她有独特的养成系。这一切的操作使她占据了一个独特的生态位。
所以你很难认为茶颜悦色是踩中了风口才成功的，她的每一步都刻意避开了森林里的猩猩。
并且她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赋能的，聚焦长沙降低了物流成本，保证了高性价比的产品，也形成了长沙本地顾客的认同。本地顾客的认同一方面是聚焦导致的，一方面也是品牌有意引导的效果，养成系的运营方式更加夯实了本土顾客的认同。
品牌的成功也造就了排队的盛况，这对降低成本好处巨大。用吉姆·科林斯的增长飞轮来看，茶颜悦色的增长飞轮是：聚焦本地→高性价比和本地认同→高进店率→降低成本→高性价比。
哪有什么一见钟情，都是预谋已久。
大家】
作者：吴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学人小传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温州人。词学家、诗人、词人。191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曾在多所小学、中学及西北大学任教。1930年起，先后任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等；有《夏承焘集》行世，《夏承焘全集》在编；一生日记载于《夏承焘日记全编》。
夏承焘 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20来岁时，读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以下简称《学词日记》）初编，心中有一个疑惑：日记始自1928年7月20日，其时夏先生尚不到而立之年，做起词学专业来，何以如此老到？
夏先生曾自述“三十前后，始专攻词学”，但从《学词日记》发端，便不见初入门者的生涩。他似乎不需要一个适应期，但见如鱼得水、有条不紊，不断有新思路，很快有新成果。总之，甫出场亮相，便俨然一派大家风范了。
近些年，我主编整理《夏承焘日记全编》，《全编》补足了《学词日记》删去的内容，又新增加了早年日记和晚年日记。在夏先生早年日记中，我看到了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背诵、抄录、温习十三经的年轻身影，这一切方始了然：原来，夏先生的童子功，在于背诵十三经原典。
通过阅读这些日记，夏承焘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立体起来。
从1916年到1985年，“一代词宗”夏承焘留下的这部日记整整跨越了70年，尽管中间尚有遗缺，但仍然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20世纪学人日记中纪录时日最漫长、内容最完整的文本。他的日记，是不可多得的词学文献，是一位学者、诗人、词人个体生命历程的记述，也是夏承焘对他的时代的观察。
《夏承焘日记全编》吴蓓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图片由作者提供
经史根底
从1916年到1928年的这十几年，可以说是夏先生一生中用功最勤、读书最多、涉猎最广的阶段。
经、史难分家，传统知识分子把研治经史当成做学问的“正途”。清代以降的两浙学术，更是形成了浙西研经、浙东治史的深厚土壤。年轻的夏先生，如饥似渴地读书，吸收着这片沃土中的养分。为了读书方便，他在温州籀园图书馆边上赁屋而居，用两年时间翻遍籀园九万卷藏书，其中多是经学典籍。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时，他又系统阅读了校藏书楼所藏的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和别的史学书籍。
夏先生读书，从来都是动笔的，他的早年日记留下不少读书札记。这些札记，或撰提要，或写题识和考证，或行比照，或发评议，颇有可观。日记也记录了这阶段一些研治经、史、小学的著述，比如1928岁7月的一则日记中说：
三数年来擿埴索涂，偶有纂录，已夺稿者计有《五代史记札记》《唐铸万学考》《说文十札》《吁荼室日录》《荀子微》等数种。《说文广例》《说文通论》二种，近方在辑集中。
日记中更留下一长串拟写的书目。仅治宋史的书目就有《宋史表》《宋史考异》《宋史别录》《宋元文化志》《两宋社会志》《南宋史》等二三十种。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如果夏先生后来不专治词学，他也一定会在经学、史学或小学等方面多有建树。
近十年研治经史、诸子、小学的经历，使夏先生积累了深厚的目录、校勘、版本、笺注、音韵、文字等方面的功底。正是在这样肥沃的土壤上，才发生了甫一播下词学种子，顷刻间便开花结果、郁郁成林的“奇观”。
经史之学，是夏氏词学的渊源所在；经史之术，是夏氏词学的点金之术。以经史之术别立词学，是夏先生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最大贡献。
1922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夏承焘日记。图片由作者提供
西北壮游
夏先生一生行迹，以在浙省居多，尤其是他长期任教的杭州和老家温州。抗战期间，之江大学搬迁上海，夏先生也随往教学逾三年。晚岁居京华十年，其间因避地震往洛阳、西安，又往长沙、桂林，又避暑承德，都是短暂小居。夏先生行迹最远、行程最长、行期最阔的两次客旅，当数他20多岁时的“二度入秦”。
1921年七月（按：夏承焘日记自1922年9月1日起用公历，此前皆用农历，本文提及的日期也按此处理），夏先生赴北京任《民意报》副刊编辑，在京才4月便决意到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去教书，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入秦。十一月初十，夏先生乘京汉铁路的夜车，过卢沟桥、保定，进入河南。过彰德，抵郑州夜宿。次日上午，坐陇海车，过巩县，抵观音堂住宿。此后坐骡车，逶迤颠簸，过硖石（即杜甫笔下的石壕村），抵陕州，经曲沃，过函谷，过渑池……三四日后到西安。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其厚重的历史，掩映在层层风沙之中。喜欢探究历史的夏先生，不能不被这样的厚重所吸引。
在西安的三四年间，他得以实地考察古代诗人的行踪，亲手绘制了《唐代诗人长安事迹图》。这幅图，后来附录在1979年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里。这幅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一位苏联汉学家青眼看中，说可以把它翻译成俄文。这幅图，在21世纪的当下，其价值应该能被重新发现，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学术地图”“诗人行迹图”已成为显学，回过头去看夏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做了的事，不能不由衷感佩。
对古代历史缺乏镜头感的朋友，或许看过《白鹿原》的电影或电视剧。白鹿原在哪里？当夏先生过临潼，过灞桥时，他已然踏上了《白鹿原》故事发生的那片土地。《白鹿原》中军阀“刘瞎子”的原型刘镇华，曾执掌陕政多年，夏先生在西安那几年，他正在省长任上，这个名字也因此屡屡出现在夏先生日记中。如：
闻冯督军今日已出关，省长刘镇华代理。路遇十一师兵搬运军械者甚伙。午后得十二日《申报》，尚未及奉直开战事。又闻渭北已有土匪抵武功，二十师兵败，距省城二百里。（1922年三月二十三日）
这则日记，揭开的是军阀混战史的一端。此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开战前夕，其时盘踞在陕西的除了刘镇华，还有吴新田、党玉昆、麻振武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怎一个“乱”字了得。
夏先生日记里还记录了刘氏兼任督军那天的情形：
阅本地报，大总统已下令，免张作霖、赵倜职，以吴俊升、冯德麟署奉、黑二省督军，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陕西省长刘镇华兼督军……刘省长今日接督任，省城遍悬国旗庆贺。（1922年四月二十一日）
刘镇华以陕西督军兼省长的身份，独揽军政大权。当时关中广种鸦片，刘氏广征烟税，大发横财，终于招致弹劾。夏先生日记写道：
近日省陕会因增加杂税案，弹劾省长督军刘镇华十三款。第一款为逼民种烟。陕省每年烟税在一千万元以上，只武功一县，每年即有一百六十万元。田粮已征至十六年，杂税如畜税、血税等不可胜数，街上卖鸡蛋小菜者无不有税，兵士更公然当面盗劫。人民担负军费，武功一县每日须一千元。去年因纳烟税，被迫投井自经死者共七十余人……每至收税时，吏役催迫，惨不忍闻。陕民自民国五六年以后无一日聊生。（1924年6月22日）
常年混战，民不聊生。关中大地的历史给予夏先生厚重的沉醉，现实民瘼又给予他沉重的打击，这使得夏先生的诗笔少了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多了一些现实的冷峻。如《补作西行杂诗》：“乱鸦忽逐斜阳散，马首孤城万角哀。”《西安寒食》：“千家野哭沿哀祭，百战严城尚禁烟。”《春感》：“废池乔木更无存，战地春来足断魂。”《客思》：“撄人忧患矜啼笑，阅世风霜逼老成。天壤此身犹远客，江湖多难未休兵。”在《岁暮杂感和李仲骞》三首之二里，夏先生表达了他的杜陵之忧：
阴风飘白日，光景如皓月。
朔方苦早寒，今冬更翳郁。
野老信灾异，已忧一冬旱。
冬旱即伤麦，未若欃枪现。
关中十年来，大小数十战。
物力既两疲，饥馑况屡见。
…………
近闻豫西贼，又窜山阳道。
老弱罢转徙，室庐荡如扫。
窟穴雾露间，朝命夕不保。
豺虎方当涂，谁怜及无告。
徒闻下巫咸，九阍闭苍昊。
咏怀古迹，是秦中不可或缺的题材。夏先生游城西三桥镇灰堆铺（今作灰堆坡），写了一首七言古风《灰堆铺·秦始皇焚书处》。从眼前的一抷黑土而起遥想：“汗简无青土灰黑，蠧鱼应愁祖龙出。”写到秦始皇焚书：“秦关二炬相继红，阿房以前无此烈。”更写到史上焚书坑儒对文化史造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羲农坟典久茫然，百家散荡冷荒烟……乃知此举坑尽千载儒，秦祸莫烈于焚书。”
夏先生还寻找了汉儒董仲舒的墓：
……赴南城根寻董仲舒墓……祠宇已荒废，门首立巨碑，题“汉大儒江都相董子墓”，乾隆间毕沅立。自祠偏门进，古人碑碣甚众，有康熙时《重修祠记》，李二曲撰，文长不及遍阅。墓在胭脂坡下，相传汉武幸芙蓉苑，过此下马，文武侍从莫不下马，故称“下马陵”。守祠者授钥，启祠后门，见坏土累然，短碣题“汉董仲舒先生墓”，墓周围三四十步，高可丈所，荆苇遍地。登墓小憩，见碣后题“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语，宋儒以此为学宗。
夏先生1923年所见的董氏墓，如今不知是怎样一番光景。夏先生还为董墓写了一篇颂文，对董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夏先生1924年冬回温州成婚，归途费时一月，已极艰阻。哪想到1925年春二度入秦，再次饱尝乱世中的行路之难。彼时战局更乱，兵火更甚，铁路时常罢工，交通管制朝令夕改，通阻无定。2月22日温州出发，4月16日西安抵达，数千里行程，走了近两月方到。
有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坎坷旅难，也催生了许多的诗材。即以第二次入秦途次而言，夏先生就写下了《徐州》《开封龙亭》《郑州客次》《过郑州古东里子产祠》《山西道中》《蒲州车中》《曲沃》《娘子关》《风陵渡》等诸多诗篇。
旅陕期间，夏先生写诗逾80首，其中入《天风阁诗集》的只有9首；词的数量要少得多，不到10首，《天风阁词集》选载4首。也就是说，夏先生早期的诗词作品，绝大多数都未曾向世人披露，而这些作品，是了解夏先生心路历程、研究其创作思想的重要材料，更是探究其诗学发生初起阶段的丰富凭证。
总之，以二度入秦为代表的夏先生早年日记，是认识夏承焘“宝藏人生”的一大关键。这个开篇带有西北壮丽的色彩，又有着词学拢不住的殷实和超乎年龄的厚重，读懂它，方能走进夏先生的缤纷世界。
星光璀璨
1975年7月底，夏先生在继室吴无闻的安排下到北京看病就医，从此在京华度过了余生的最后十年。
早年间，夏先生或许有憾于未能入大学深造，所以特别热衷于寻师访友，20世纪30年代成名后，结交更广。晚岁声名隆盛，他居住的朝阳楼更是星光璀璨，逼人眼目。不知道还有哪一部日记，能汇聚如此众多的20世纪文化名人——鲁迅、马一浮、熊十力、竺可桢、胡适、陈寅恪、俞平伯、郑振铎、钱钟书、赵朴初、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朱彊村、吴梅、任二北……晚岁寓京后相往来的，还有顾颉刚、叶圣陶、茅以升、刘海粟、张伯驹、黄君坦、钟敬文、臧克家、李健吾、叶浅予、邓广铭、吴世昌、徐邦达、何其芳、启功、吴则虞、周汝昌、尹瘦石、史树青、陈贻焮等，数不胜数。
夏先生50年代初的日记，只需不那么刻意地截一日，便能教人感叹“谈笑有鸿儒”的日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光景了：
晴。元夕。午前乘车至苏隄，诣马湛翁，呈近词一首。翁谓“坐替雷峰”句不敢当。出示近诗近词各一册，谓古典文学将从此绝耶？翁自爱《满江红》一首，即拂笺为予书一通惠赠……又谓蒋苏庵生活甚窘，近往上海矣……午后过孟海，知已定文物保管会事。过宾虹翁，看王孟端（芾）飞白画竹。宾老谓旧印《画古微》，被书坊删节甚多，近拟再撰《画微》。予怂恿其早日动笔，卑之毋高论，可广谕初学。翁开箧出旧稿多稿见示，零缣断简，杂乱无次，他人断不能整理者。翁谓尚有四五箱，恐无精力理董矣。（1952年2月10日）
老先生的日记里称呼人名多用字、号，现在的人看着难免有些隔膜。马湛翁即马一浮。蒋苏庵是马一浮弟子，也是杭州人都知道的蒋庄的主人。孟海即沙孟海，宾虹当然就是黄宾虹。
如此这般闪亮的日子在他晚年的日记里更可以随意截取。夏先生1975年7月底到京，就从这一年里选一两日的看看好了：
午后与闻访周汝昌于红星胡同十四号。十余年不见，今年五十余，耳聋目茫茫，已入老境。谈《红楼梦》，谓外间传予在杭得《红楼梦》佚稿。访顾颉刚于干面胡同六十一号，今年已八十二岁，耳目尚清明。出太平天国时人苏州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嘱题词。谓其书记苏州事，有市廛、工作二项，为其他所罕见。颉刚早年得其论画诗一卷，并装为一册，诗多佳作……汝昌嘱无闻勿删予诗词，应留全稿。予谓古人只李杜诗是全稿者……途遇李健吾，谓文研所之刊物《文学评论》《世界文学》皆筹备复刊，彼近写文研究巴尔柴克。（1975年8月5日）
周汝昌、顾颉刚、李健吾，皆大名鼎鼎。《桐桥倚棹录》是苏州虎丘山塘一带的风土志，共十二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成后，原刻毁于战乱，极少流传。顾颉刚得此，如获至宝，曾请俞平伯、谢国桢、吴世昌诸名家题跋，并屡屡出示同好。夏先生日记之富于文献价值，此条可为一证。
“汝昌嘱无闻勿删予诗词”，按夏先生诗词全集，必有倍于已出的《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勿删”的嘱咐，种种原因，吴无闻先生当年未能应从，容待晚生勉力遵命。
上午铁弦偕曹曲公携瘦石所画予小象见过，示画册，属予夫妇写字。谈画苑故事甚动听……
生日近梅边，吟心在雁先。选词三两首，嚼饭一年年。（题七十五岁画像）（近录诗词曰《嚼饭集》）
下午徐邦达来访，海宁人，故宫书画鉴别家。谓宋高宗字在当代影响不小，《兰亭序》二“揽”字亦犹“正”字作“政”，是避王览之讳。听谈书画掌故如数家珍。谓一九五〇年以郑振铎之介自沪来京。夕史树青来，托其携还郑文焯词五册与乐君。承抄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列予著词书共九种，承抄目见赠。谓叶遐庵《全清词钞》已在海外印行，家数多而选词不多。史君当已阅过。（1975年12月28日）
张铁弦，翻译家、图书馆学家。曹曲公即曹辛之，出版家，擅书籍装帧。史树青，史学家、文物鉴定家。
夏先生常年习字之余，也偶涉丹青，有画作流传坊间。他一生结交的名人中，有不少是书画家，此则中的瘦石便是。夏先生日记多书画掌故，如徐邦达所言。尹瘦石为夏先生画像（他曾为毛泽东画像），夏先生自题诗一首，这首诗也不见于已出诗集。《嚼饭集》今未得见。
夏先生赴京之时，“文革”声气未息，对他的平反更是为时尚远。在杭时门前冷落，甫到京问候不绝。京城文化圈对夏先生的接纳和礼遇，大出他意外，两月后，他便填了一首《临江仙》答谢诸友：
七十六年弹指，三千里外吟身。高秋携杖叩京门。山河朝绚日，灯火夜连云。到处天风海雨，相逢鹤侣鸥群。药烟能说意殷勤。五车身后事，百辈眼前恩。
此词后来收入《天风阁词集》时文字有改动。虽然写作时“病后行步无力”，但词风依旧高爽俊拔，不失当年风采。
京城文化圈对夏先生的欢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除了叶圣陶这样的老朋友之外，最先与他通声气的是擅长写旧体诗词的朋友，以张伯驹、黄君坦为代表。这个圈子一开始由周笃文先生介绍，双方一拍即合，后数年与他过从最密。屡次唱和活动，总能得到圈中人积极呼应。以夏先生古典诗词研究家与创作家的身份而言，得此一众同好，也在情理之中。
难得的是，新诗人也对夏先生投以注目礼。1976年1月16日日记：“夕钱世明……又谓新从臧克家、何其芳、□□□诸君处闻予消息。”
何其芳是夏先生的老相识，两人第一次见面早在1959年4月9日，时夏先生到北京参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日记也记载了两人最后一面是在1977年3月20日：“午何其芳、牟决鸣（文联、民间文学）夫妇来谈毛主席‘激扬文字’当如何解……（此为其芳与我最后一面）”
臧克家则是居京后认识的新朋友。早在1964年12月19日，夏先生日记就提到：
（张）白山谓李季、臧克家诸新诗人称予作《李清照词艺术特色》一文，使其了解古典诗歌学习方法。
1978年日记又多次记载：
臧克家寄赠诗集《忆向阳》一册。（8月25日）
复臧克家信，谢赠诗集。（8月26日）
臧克家来，谓旧诗用典太多，拟撰短文论之。（12月13日）
新旧两个诗人群体对夏先生的接纳，在我看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植根于古典诗词的永久生命力，缘于夏先生自身的魅力，也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化对“夏先生”的接受力。这是飞鸟投林、水归大海般的酣畅淋漓。这种自由，是对一生坚守问学之道的夏承焘们的最好回报。
与《光明日报》的笔墨缘
夏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勤于发表。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尤其多。
1955年，夏先生的词学代表作《唐宋词人年谱》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次年，《光明日报》刊载了对此书的评论文章，当年5月23日夏先生日记：
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〇五期顾学颉《唐宋词人年谱评介》，举四优点：一、材料丰富；二、辨正作家史实（如冯正中）；三、考定作家年代；四、考定作品本事。多逾量赞扬语。
1957年10月8日日记：
六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载清水茂评介予著《词人年谱》。
夏先生另两种代表作《姜白石编年笺校》《瞿髯论词绝句》出版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也都刊载过书评。
据日记记载，1958年至“文革”开始前，夏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楚辞与宋词》《辛稼轩的农村词》《评李清照的“词论”》《如何评价〈宋诗选注〉》《陶潜与孙恩》《东风世界话梅花》《大地东风曲》等文章，以及一些词作、楹联。
1961年是日记中出现“光明日报”四字最高频的一年。除了约稿、寄稿、刊稿外，这一年还记载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开专栏：
得《光明日报》斯捷函，谓欲于《东风》副刊中为予专辟一栏谈诗词。(3月18日)
第二件是记者采访，请夏先生谈治学经验：
上午《光明日报》张□□同志来，嘱予述数十年治学经过，因思写一小文曰《能舍》。（8月25日）
夕《光明日报》张同志来，问治学经过，属一文见示。（8月29日）
《光明日报》送来采访记，为增改一段。（9月3日）
谈治学的稿，似乎未在《光明日报》刊出，但开启了夏先生对治学之路的回顾和总结。日记显示，夏先生随后在杭州大学礼堂做治学经验报告，听众四五百人，有从校外慕名而来者，反响热烈。这篇讲稿经修改后，出现在《浙江日报》上，题为《我的治学经验》。
二十年后，《文史知识》《人民日报》分别刊载夏先生的《我的学词经历》《我怎样自学诗词》。
1973年7月2日，夏先生记道：
下午系开会，有《光明日报》学术部二记者谈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并向杭大中文系组稿事。记者诧予身体颇健，叮嘱多多保重。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时而停刊，时而恢复，都与其时政治风向有关。记者为什么“诧予身体颇健”？此时已到“文革”中后期，夏先生已经历过抄家、下牛棚、拉回老家批斗、街头示众等种种折磨。一介老翁，年逾古稀，经此霜剑，居然还能“身体颇健”，怎能不令旁人惊诧莫名！这位记者，想必是此前跟夏先生约过稿的熟人，夏先生没有写他的名字，应该是出于一种保护心理。一句“叮嘱多多保重”，耐人咀嚼，催人泪下！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2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的岳父江波走了已经3年多了。他留下的数十本日记，深深地吸引了我。可以说，我首先是当作家史甚至军史来读的，虽然他主观上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同时又是当作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来欣赏，因为确实非常好看。尤其是岳父有生之年我没能与他坐下来认真地交流过，如今就感到这些日记更加弥足珍贵。
岳父自上中学开始写日记，从敌后反“扫荡”的乡野茅屋，到硝烟弥漫的解放战场，再到新中国和平年代，持之以恒从无间断。时间最早的距今已快80年了，记载的内容之广，涉及的人物之多，蕴藏的信息量之大，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岳父的日记，从一个热血青年的成长足印，竟可见人民军队前行的轨迹，从一双纯正清澈的眼睛里，还可以看到党的领袖、开国元勋、著名战将独特的人格魅力。
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岳父一生三次见到彭德怀元帅的日记。比起彭老总身边人的回忆文章，岳父的记录算是只言片语，但其情景细节描述之生动，思想含量之厚重，至今读来仍让我激动不已。
第1次，上甘岭：“要打大仗了，多写写我们的战士”
1951年3月20日晚，岳父自吉林省集安搭载一列运粮的货运列车，通过鸭绿江大桥踏上了朝鲜的土地。他当时是华东军区《人民前线》报的编辑部主任。根据军区党委、首长的指示，受命前往朝鲜釆访志愿军九兵团的部队，兵团下辖的20、26、27三个军，都是华野的老部队，一方面了解掌握战斗英雄、功臣模范的事迹，为组织英模报告团做准备，另一方面就作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调研，为后续部队搞好赴朝动员做准备。
岳父赶到地处咸镜南道永兴郡曾下里的兵团司令部时，得知部队在四次战役后，正按志司部署加紧准备夏秋防御战役，兵团首长也都分头到前边去了，岳父稍事休整即徒步行军去追赶部队。釆访中又得知志愿军党委将于4月上旬召开五次扩大会议，上级要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见到兵团领导，最好请首长讲讲对战地政治工作的意见。于是，岳父调整了釆访调研计划，迅速前往金化郡五圣山南边一个叫上甘岭的小山村。第四次战役后，由于敌机轰炸频繁，加之新入朝部队增多，志愿军总部已从相距不远的下甘岭移驻此地。
岳父在1951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达)两天了，一直忙于采访，至今没空细看四周的大山和茂密的树林，还有好多沟沟岔岔，(的)确是个隐蔽的好地方。党委扩大会今天结束，经老部队首长再三做工作，志司终于同意我到会场听彭司令讲话。对彭德怀这三个字早就如雷贯耳，但没想到在抗美援朝前线见到了真人，我太激动了，心里一直都在扑扑腾腾地跳个不停。
我坐在后边的一个角落里，加上洞里的光线不是很好，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司令员讲话的嗓音却很洪亮，虽带有湖南乡音，有些话听着费劲，但他对下一阶段战役准备中政治工作的要点我都听清了。一是美国要和我们打下去，任何抱有和平幻想、苟安、侥幸胜利的心理，都被事实所打破。要把全体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我们的总方针上来：“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二是抓紧战前有利时间搞好思想动员，尤其新参战部队要组织学习第一批志愿军各部的经验，对新兵更要扎实搞好教育。三是加强俘虏工作，以瓦解敌军，扩大国际影响。四是防奸保密，全体人员特别是干部要提高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防止和对付敌特破坏活动。这不仅事关战役成败，而且对我完成釆访调研任务也关系紧密。
司令员离开会场时，和很多同志握手，我真想挤到前面去也和他握握手，但我知道自己作为记者的身份和职责，赶紧往门口走，只想离近一些，把司令员看得更清楚一些。可能因为我年轻又是新人出现在这个场合里，竟被路过的司令员看见了，边走边说了一句，这个娃娃没见过嘛!站在他身旁的志司政治部甘主任介绍说，这是华东军区派来的记者。司令员一听转过头来补了一句，要打大仗了，多写写我们的战士!司令员继续走着和大家交谈，那种和蔼慈祥又带着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
第2次，岳麓山：“彭总在军中以严厉著称，然对待青年学生和颜悦色”
1957年5月，岳父从总政宣传部新闻处调到肖华主任办公室。这让他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到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1958年12月19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结束还不到10天，岳父随肖华赴广州参加全军政工会，途经长沙作短暂停留。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我是第一次来此古城。在飞机上刚刚看过“关云长义释黄汉升”(战长沙)一节，下了飞机便来到了长沙。但不知老黄忠是从哪门出来，把关公的盔缨射下。下午游城时我曾极力加以想象，然而太久远了，慢说这已是1700年前的事了，就是近20年前，长沙也不是现在的模样。
岳父在第二天的日记中继续写道：
彭总、徐老亦在此，与我们住同院。今日同游岳麓山。这儿是长沙的名胜区，山并不高，但树木极多，苍翠掩映，蔚为壮观。山上有黄兴、蔡锷等烈士的陵墓，也有一个张辉瓒的坟墓，此人是国民党军第18师的师长。1930年围剿红军时当了俘虏，毛主席的诗词“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写的就是这段历史，“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后被当地愤怒的民众将其首级割下装进笼子扔到河里，后被人打捞起来。国民党为他在此修坟，墓碑上刻了“魂兮归来”四字。想必是魂随头去，不得不招之。彭总见此说了一句，“他已成了个有头无尾的人物”。随即引来一阵笑声。
这时，彭总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杀张不是红军本意，主席曾交代要看管好此人，是执行看管任务的部队失职所致。这对当时红军分化瓦解敌军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有教训的，红军为此专门制定了相应措施。
一路上彭总和徐老兴致很高，说起主席在长沙读书时，就与同学常来登岳麓山。徐老说，主席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词便是描写此情此景的，那个时候便显露出他指点江山治世图强的大志。徐老八十有二，犹健壮如青年，爬山时不用人搀扶，健步如飞，实在令人佩服!他的大女儿随旁照应，亦无事可做，只是嘱他别脱衣服，谨防感冒而已!谁要说徐老可活100岁，他便不高兴，他说“我已活了80多，不远即是100岁!”有人忙接上说：“再加一番如何？”徐老听得眉开眼笑。
爬到山顶时，我们在庙中歇息。一群也来登山的学生认出彭总，欣喜万状。彭总虽百万大军之统帅，在军中以严厉著称，然对待青年学生和颜悦色、平易近人、谈笑自若。他席地而坐，给青年们讲历史，讲到青年在历史上的作用时，风趣地说：“可不要小看了你们自己，学生比军人厉害，湖南学生能演讲会办报，领导群众把军阀打了个稀烂，湖南的军阀就是怕学生，有个军阀说，他们比丘八还厉害，简直是丘九!”又引来众人大笑，笑声洋溢于山谷丛林之间。
晚上，在招待所的一个小会议室里看电影，我早去一步，就在门旁的椅子上坐下。当彭总进来时，我刚站了起来，却不料，他迅速地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硬是按我坐下去。这与我在朝鲜前线第一次见到彭总已过去6年，显然他对当时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小记者早没了印象，但我对那次见面却刻骨铭心，他对年轻人总是那么和蔼慈祥，只是他的头发全都白了。
第3次，庐山：“我刚好坐在彭总身后，面前就是他那宽厚的背影”
1959年7月28日，岳父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西郊机场因为翻修，专机改在南苑起飞。同行的有董老、王稼祥。还有谭震林的两个小孩。早知中央在庐山开政治局扩大会，还听说有的领导提出要“降温”。行前主任告诉我，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批评了彭总，为此召开八中全会，要我作为工作人员跟他一起上山来。
岳父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
一到九江便想到了白居易。这位江州司马曾谪居卧病于此。天涯沦落，穷途潦倒，但是挤出好诗来了。像我们住交际处，肚子里油水太多，便不可能有诗。至少没有好诗。不过有一点我想不透，白居易这位“人民诗人”，对于“山歌与村笛”那么讨厌。绕宅的黄芦苦竹固然会使离人倍添新愁，但“山歌与村笛”对于一个人民诗人何竟至“呕哑嘲哳难为听”呢？不见浔阳江，不闻琵琶声，只觉得燠气蒸人，一心只想赶快逃进山中。下午三时到达牯岭。丛林中到处是一幢幢的小洋房，山上林木葱茏，涧中清泉田冲。诚避暑胜地也。我们住的是一幢两层小楼。坐落在浓密的树林之中，傍晚气温只有22℃，凉爽宜人，有如仲秋。窗外蝉嘶鸟鸣，使环境倍觉幽静。但是，在这儿的人们，心中并不如环境更幽静。
7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两天来看完了已发的文件和主席的讲话记录。在庐山的浓鼠的丛林之中，正在召开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山之后头脑并不清醒，当前已不是半年前所谓‘左’，而是出了新的‘右倾’情绪。代表文件是彭总的一个《意见书》和张闻天的一个发言稿。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温度越来越高。还在山下时就觉得糊涂，有些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那么现在到山上来了应持什么态度呢？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想想的问题。
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上在河对岸的灯光球场看电影。两部片子，一部是香港片《恋爱之道》，舒绣文等主演，是个不错的片。另一部是《画中人》。山谷中夜风拂面，凉爽极了。归来已十一时半，冯处长(总政宣传部新闻处)自家中来。家里还摸不着风向，莫名其妙哩!看《不怕鬼的故事》至晨一时。屋外电光闪闪，雷声大作。咔嚓一声，地动山摇，我们的小屋子都晃动起来。电灯被打灭了。几乎是鬼真的来了。如来，我也对吹如陈鹏年，“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
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八中全会2日开幕后，这几天一直在开小会。我参加第四组做记录，彭总便在这个组。每天上下午都开会，会场上有长时间的沉默，有时又忽然激动起来，人们各种各样的表情。我刚好坐在彭总的身后，面前就是他那宽厚的背影。见他赤着脚，穿一双老布鞋，安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他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所有的发言，却并不为自己辩白，只有时对某些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事，即使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楚。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他用三个手指头把绿莹莹的茶叶捞出来，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不知怎么了，我在会场上竟走神儿了，觉得前面那个背影有时在晃动，思绪也随之上下翻腾。
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了集中力量批评彭总，会议把原先的六个小组合并成三个小组，我做记录的四组集中了军队的同志，会场安排在人民剧场，已开了三天。每天夜里整理记录，十分紧张。由于睡眠太少，已疲惫不堪。今晚整好记录已是夜11点半，又帮主任整发言稿至晨三时。工作完毕，反而不想睡了。索性给阿宁(我的岳母)写一封信。还没写好，主任跑来喊捉老鼠，我去一看，果然有一只大老鼠在他屋中。找到一个拖把，赶来赶去终于把它捅死了，拿火剪夹了出去。我的房子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一个蝴蝶、一个蝉，真有趣。睡下已是晨四时，外面鸡叫了。
8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主任决定明日回家，为了筹备军委扩大会。全会还要二三天，只剩下通过决议了。下午四点工作完毕，抓紧时间去看含鄱口，否则在庐山住了半月，竟不识庐山真面目，也太可悲了。我们去时已经起雾，鄱阳湖的景色已经看不真切了。晚上有戏没去看，因为明日一早便要下山，需要在家清退文件，收拾行李。傍晚，山上很静，可能人们都看戏去了。我从屋里出来透透气，忽然看见彭总独自一人也在散步，沿着一条幽静的小径，慢慢走着；有时停下来，抬头看看远处，似乎在倾听什么。我止住了脚步，一直望着那个熟悉的宽厚的背影，夜色渐浓，彭总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苍茫之中。我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再看到他？
岳父在次日返京的飞机上写道：“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庐山。从飞机上向下看，庐山群峰已淹没在雨雾之中，雨雾又飘来遮住了我的视线。”多年后岳父以《匡庐八月》为题，把当年庐山的雨雾与心中的迷雾之缥缈写得唯美而凝重，怀抱真情又通透深刻，读过的人都大赞。
1978年12月24日下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央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会。在这之前，岳父已重回总政办公厅工作。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参加彭总和陶铸同志追悼会，规模之大是少有的，22日晚结束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中委、候补中委都参加了。小平和陈云同志分致悼词。我看见彭总的大幅照片，心里十分难受，没想到是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方式又一次见到彭总。当听小平同志讲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战火就烧到鸭绿江边，彭总当此严重时刻，肩负重托，领军出征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27年前在抗美援朝前线第一次见到彭总的情景恍如昨日，一代元戎、一个老兵、一介布衣集于一身，令我永远敬仰崇拜。”
又是40年过去。翻阅岳父日记，他笔下的彭徳怀元帅，虽只是速写式的勾勒，没有浓墨重彩的正面叙述，却是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第一手的白描，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国家记忆”，其价值和意义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日记。
(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