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几本从私人角度撰写的书业史，感触良多。出版人汪家明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讲述出版家范用的出版人生，自1938年入行，范用的一生可谓是“为书籍的一生”；《美术给予我的》，则是汪家明讲述自己的美术生涯以及美术对于他从事出版的重要作用；再一本《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作者宁成春是三联书店独立建制后的首任美编室主任，他的设计思想奠定了三联的书籍风格；最后一本刘柠的《私享录：四十年来书业》，则是一位资深爱书人对40年来中国书业的致敬和回望。
为书籍的一生
1937年秋，15岁的范用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名实习生。1949年9月，范用调到北平工作，在出版局、新华书店等几个单位辗转后，1950年12月进入新创立的人民出版社。1960年，范用得到一本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传记，他寄去请翻译家叶冬心审阅并翻译。叶冬心读后回信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把它翻译出来。”1963年7月，《为书籍的一生》由三联书店出版，仅印2120册，没想到，书上市后大受欢迎。
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这本自传，记录了他15岁从家乡来到莫斯科打拼的历程，从干杂工开始到一点点学习书画贩卖，到成为书铺骨干，再到自己开办石印厂，成立“绥青图书出版股份公司”，出版有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大文豪的作品，成为他们的朋友。在近世俄国出版史上，绥青无疑是大人物。
在绥青身上，范用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也是15岁离家闯荡，进入出版业，开启自己“为书籍的一生”。这个书名虽然印在绥青这本传记上，其实也是范用为自己定制的。
1978年，范用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分管三联编辑部。1979年，国家出版局任命范用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978年至1985年，是范用作为出版家、编辑家最辉煌的八年。尤其是1979年，可以说是中国读书界的分水岭。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汪家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79年1月，一本新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问世，创办者是范用。两年后，改名为《新华文摘》。同年4月，《读书》创刊了。第一篇文章是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开宗明义地问到：“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一经发布引发巨大反响，也树立起《读书》作为知识分子思想刊物的地位。
1979年12月，三联书店版的斯诺《西行漫记》出版，不到两个月，本店和各地加印的已超70万册。《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可谓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大事，许多人的命运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改变。范用想起自己还是14岁少年时，在镇江澡堂里一口气读完的《毛泽东自传》，就是《西行漫记》当中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1981年7月，杨绛《干校六记》出版。薄薄的小册子，现已成为公认的当代散文精品。1981年8月，《傅雷家书》在重重阻力下艰难出版，上市后，王府井书店排起长队，一年内狂销十多万册，畅销至今。
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此时范用已退居二线，但也闲不下来，仍在忙着出书。
1987年9月，巴金的《随想录》全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对于这本书，范用可谓精益求精，用最好的纸张（调用为出版《毛泽东选集》备用的纸）、最好的装订（卡纸硬封加护封）、最精心的设计（范用亲自设计）。巴金收到样书后很满意，给范用写信说：“《随想录》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用“为书籍的一生”形容书痴范用再贴切不过了，范用在自述《我这个人》中写到：“我做了50年出版工作，虽然是平凡的工作，却是有意义的工作……我热爱这份工作，看重这份工作。倘若问我：你的乐趣是什么？我说：是把一部稿子印成漂亮的书送到作者读者的手中，使他们感到满意。”
美术在出版中的作用
汪家明学美术出身，大学毕业后进入山东画报杂志社，1993年主持创建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出版《图片中国百年史》《老照片》等影响深远的书籍和刊物。2002年调任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分管书籍装帧设计，并策划出版了《视觉中国丛书》《凯恩斯传》等；2011年就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策划出版了《中国美术全集》（普及版）等。
在《美术给予我的》一书中，汪家明坦言，要是没有美术的基础，完成这些工作还真不太可能。美术在出版中的运用，几乎是方方面面的，气质、色彩、开本、纸张、装帧，无不体现审美能力。
在《老照片》产生巨大影响力后，汪家明想创办一本《老漫画》，在徐城北先生引荐下，汪家明认识了范用，作为一名老漫画迷，范用对《老漫画》给予高度关心，介绍了很多重要的漫画家和研究者给汪家明，1999年，《老漫画》正式出版，广受漫画迷们喜爱。
《美术给予我的》
汪家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和范用的交往中，汪家明深受其设计思想的影响，而范用在书籍美学上的独特气质，以及由其一手锻造的“三联风格”，至今依然是读书人的风范代表。
范用认为，“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三联书店出版了很多书话集，像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唐弢的《晦庵书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等，还有黄裳、谢国桢、杨宪益、曹聚仁、冯亦代、赵家璧等等名家的书话集，爱书成痴的范用对于每本书都投入很大精力，认真看书稿，选合适的人来设计封面，合适的插画来做素材，也自己设计封面和版式。
范用还说过：“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板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像姜德明先生编的《北京乎》就是通盘考虑的典型案例：书名是启功先生写的，封面画是邵宇画的，封面图章是曹辛之刻的，而整体设计则是范用自己。他把封面平铺开来，从左至右，后勒口、封底、书脊、封面、前勒口，每一处细节都恰到好处，封面上甚至连出版社名号都没留，只在书脊上印了一个三联书店的LOGO，因为在范用看来，这个封面上不能再加任何东西了。
2007年，范用出版了《叶雨书衣》，精选了自己退休以后设计的书籍作品。叶雨是范用的笔名，“业余”之谓也。署名叶雨的封面设计，都是范用退休后的作品，也是范用出版生涯中的最后一本书。
是私人设计史也是中国出版史
三联风格是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几代出版人不懈努力的成果，作为三联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美编室主任，宁成春的书籍设计被认为是奠定了三联独特人文气息的风格。我们每个人的书房里，或多或少都有宁成春设计的三联之书，在他60余年的设计生涯里，总计设计了1500多种图书。
宁成春的设计思想深受范用影响，而范用则是鲁迅设计思想的传承者。宁成春曾回忆到：“有时候我画的方案总是通不过，书又急着开印，范老就笑眯眯地哼着小曲走来，一只手拿着小纸片，纸片上用软芯粗铅笔画着他思考的方案，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试着这样画一个’，‘把这个图改一下’……他不明确告知你怎么改，我只能自己揣摩他的意思。”
《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
宁成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大量人文社科书籍，在书友中产生巨大影响。“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西方现代学术文库”“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学术前沿丛书”“乡土中国丛书”等一大批丛书，开辟了一种极具标志性的三联面目，在逛书店时，一眼就能辨识出它们。
《陈寅恪的后20年》《金庸作品集》《锦灰堆》《城记》《吴宓日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我的藏书票之旅》……这些典型三联风格的书，不仅仅是宁成春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也是中国出版史的重要标志，更是很多读者的私人阅读史和淘书史。
呈现出40年出版史完整风貌
和上面几位不同，刘柠是资深书虫，有刘柠这样的爱书人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和搜罗，中国40年来的出版史遂得以呈现出完整的风貌。
《私享录》篇幅不大，书中既有对“小开文化在中国”的梳理和考察，也有对“那些逝去的书店”的追思和惦念，而旧书店里的民国范儿、老刊物里的独立态度，都是刘柠书中记述的要角，透过书页，它们正朝我们走来。
刘柠坦言，这本小书与其说是对40年书业史的致敬，毋宁说是作为一介出版“槛外人”对这种生态进化史的深情回望。唯期能从棱镜的不同侧面，折射出书业昨日的光影，缀成一辑个人化的书业私史。
《私享录：四十年来书业》
刘 柠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拿刘柠梳理的“小开文化在中国”来说，中国小开本文化起于民国时期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的“万有文库”，之后形成燎原之势。改革开放后，“小开文化”又是一番漫长的演化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小开本之风愈演愈烈。1989年，作家出版社的“四季文丛”，1992年，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名人之侣回忆丛书”，1994年，海南出版社的“人人袖珍文库”等等，已形成一定气候。集大成者是翻译家柳鸣九主编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该丛书共十辑，每辑七种，共计70种。前五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五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年启动，历时14年，到1999年完成这“漫长的旅程”。
而在刘柠的书业回望中，三联书店也是最绕不开的一家，“三联小白本”“读书文丛”“三联精选”等，自然是小开文化痴迷者刘柠的心头好。
进入21世纪，小开文化在中国出版业已成平常之事，各家出版社不出个小精装，都不好意思参加书展。但在刘柠看来，江河浩荡的小开潮流，其实是由两股水流汇成，虽然都是小开，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由三联版“读书文丛”“新知文库”等首倡的小开平装文化，其二则是21世纪之后兴起的小精装小开文化。前者成溪日久，细水长流，虽未见汹涌，却始终不绝；后者虽中途汇入，但一路狂风骤雨，喧闹奔腾，一泄而过，似乎用力过猛。
小开文化在中国，似乎注定是小众文化之一种，能如此专注于小开文化之流变，足见刘柠对中国出版业观察之细致。
作者：绿 茶
编辑：蒋楚婷
021年7月新开张的天津内山书店
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中间曲折不断，但总有些人或事重温起来，恒久的温暖。2021年7月，当我乘坐高铁到达天津，身置刚刚开业的天津内山书店时，我就被这温暖包围着，好像重又踏回一个历史空间——墙上挂着内山完造先生与中国友人的合影，现场坐着那些中国友人的后代。从遥远东京发来的祝福视频，则来自内山完造的后人，现今东京内山书店的前后两位店长。真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艺漫谈会”重现，只不过，到场的鲁迅之孙周令飞、郭沫若的女儿、郁达夫的后辈们所谈的，是他们上一辈的情谊。这情谊如此恒久，以至于在这家时隔数年重回中国的书店空间里说出，仍像鲁迅先生那句话的回响：“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
前去天津的路上，我下意识地带上了一本内山完造所著《花甲录》（九州出版社出版），年初刘柠先生所赠，译者也是他本人。不想到了活动现场，主办方提供的资料袋里，竟然也有一本《花甲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出版社不同，推出的日期则前后脚。两者并陈，眼前的场景，就变得格外有意味起来。
《花甲录》
[日]内山完造 著
刘 柠 译
九洲出版社出版
内山完造的著作，以前也有翻译出版。比如他那本《活中国的恣态》，我就买过更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新星版。唯这一本《花甲录》，据刘柠先生介绍，以前并没有完整译本。日本人特别爱说“真面目”一词，我感觉自己也是真正读完这本《花甲录》后，才多少了解了传主本人某种根底的禀性。
还不止于此。当内山完造这样为自己的回忆录定调（此处译文我随机选天津版的《花甲录》）：
“我的历史绝非他人历史之借物，也并非诳语。既不是欺人之物，更不敢妄自尊大。我的历史必须是我自己的。从该意义上讲，出于责任和义务，一字一句断不肯草率行事。如今，我肩负着这份责任和义务来书写个人的历史，虽知逊于蜉蝣，不及砂粒，却义无反顾……”
其实就该预料到，书里所包含的人情世态与历史信息，有得嚼，有得回味。
长江口岸，那个推广眼药的店员小伙计
《花甲录》从时间轴来论，大致可分为入中国前与入中国后。1913年28岁算第一个阶段；1913年到1945年（60岁）迎来日本战败为第二阶段。前个阶段都在日本，第二阶段则在中日间往返。创办内山书店的想法，始于1916年，真正开业，则在次年。与此同时，内山完造还投入了许多书店外的事务。这也就可以肯定，《花甲录》还有很多在《鲁迅日记》记录之外。
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偏远的中国地区，念书只念到12岁。之后弃学到大阪当佣工，辗转于不同店主手下，经手推销各类生活用品，等于早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读这部分内容，我经常脑补的是日本那些老电影。非小津式的电影中，常能看到明治、大正时代那些在底层奔波讨生活的人。小生意的沉浮成败中练就的，都是些既务实、又精明且人情练达的老派日本人。久处大阪，还会身染关西人的豪爽。内山完造入中国时，身上应该有这类日本人的底色。若说还多一种精神底子，那便是由佛教渐次转向的基督教信仰。
内山完造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这个字眼，当是15岁读到的一本记有北清事变（即著名的八国联军事件）的《东洋战争实记》。13年后，他作为参天堂的店员，到中国来推广日本品牌眼药，是因为意识到——“时代已经发展到要靠学校的成绩和文凭来决定所在位置”，而“世人平均五寸高，而自己只有四寸五分，自然抬不起头来，不如干脆进入四寸人的社会，即以中国为目标，在那里生活，肯定会有活路。”（刘柠译）那时的日本正处于脱亚入欧的亢进状态，普通日本人有这种高低偏见也是时代氛围使然。
鲁迅（左）和内山完造
但“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如此浩翰的景象，便是28岁的内山完造所看到的中国第一眼。江面，后来相当长时间成为内山完造所面对的中国——因要将眼药推广到中国各地，他们必须沿着长江上下游口岸，一个站点一个站点贴广告，这是原始的商品硬广，却让他扎扎实实地接了中国的地气。内山完造的这份南中国经历，说它是近代中国长江沿岸的生态备忘录也不为过。这生态还不止是沿岸风物景致，还有同他一样在此间打拼讨生活的中国平民的生存样态。我们说涉入商业，就深入到社会内部的毛细血管地带，考虑到他所在之地，正与其母国面临着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这时所感受到的外在敌对关系下的时松时紧，应该更有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
有关内山完造的中国观的形成，刘柠在其译书前言中做过全面梳理，我只说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一点。《活中国的恣态》之恣态之“活”，实是和这段在中国的江河湖海里扑腾打拼的经历有关。当然，也跟他是从事商业事务有关。所以他一落笔写中国，就显出和那类从文献到文献的日本“文章家”的不同。当然，他的认知也是渐进的，一个细节对比是：初入中国，面对船板上普通船工千年不换的中国式早餐，他还得米饭上打个生鸡蛋，来满足日式的胃肠。但是到了写《活中国的恣态》的1935年，他已体会到以胃肠满足为基准的中餐的实用，转而在论母国那种以洁净养眼式审美为骄衿的态度之非了。
过去夸某个外国人懂中国事务，谓之“中国通”。现在时尚说法是“知中”。但是“知”也罢“通”也罢，还得看立足点。有人知是为了将心贴上去，也有人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在内山完造这里，是一种想深切地理解别人的愿望：“有一件事让我遗憾不已，参天堂社长田口谦吉逝去，我曾和他约定，‘我不敢保证大学眼药的销售一定能取得，但是我一定多多地了解中国。”
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8月29日）
我们当然可以说，内山完造对于中国商人“看人下菜碟”式的定价法的类似观察，带着商人才有的精准思维。但更重要的还是，他遵循了“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这个外来者的谦卑立场。在差异对比中返观日本，他对自身文化的观察结论，在那个特殊时期也殊为可贵。
社会事务，依然是内山书店之外的内山完造
说到内山书店对中国的影响，自有书中的总结为证：“毫不夸张地说，左翼的书籍翻译……三百三十种全出自我的书店。八百三十多种汉译的现代日本文学目录中的译者，大部分是内山书店的客人，留日的四十三人。”但是不难注意到，涉笔书店事务，内山完造并没有针对那一场场文艺漫谈会内容，说过感受想法；对与会者，也鲜有主观评价。这可能就是身为书店老板的“度”。
他更多的观察与心理抒发，是在书店外事务。从早先的“夏季文化讲座”，再到日本文化人在中国高校的巡回讲座，他的社会事务，还包括经营日语学会和参与关西大地震、汉口水灾中的赈灾。这些都能见出，内山完造其实是个愿意在实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之人。因为介入了具体的运转，所以对其中的机制与问题看得门儿清。内山完造曾经说：中国的赈灾多来自于多方实际经验，仅凭是否智慧这一点妄加评论是不恰当的。这固然又是“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的立场的坚持，但也是从实际观察中来。
住与游之别，因“住”而生愿力
每当读到一本放不下的书，我总是习惯再扫周边。佐藤春夫的《南方纪行》，被我从天津内山书店活动中购得，部分也是为这种周边阅读做准备。还有书架上本已有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著的《对中国的乡愁》，辻听花的《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这时候再拿出来看，文人和他的笔下分野，就看得分外鲜明。专业的著述且不论，日本文人所谓的对中国的乡愁，准确说仍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乡愁，建立在对昔日汉籍的阅读与想象当中。短暂的飞行打卡，转瞬而过的人之交集，都可能因某个不堪而将那乡愁打个折扣。唯内山完造，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地生活着，这是“住”和“游”的区别，也是因住而生情念再生愿力之别，其愿力就是：做中日友好的媒介。
鲁迅与出席木刻讲习会的艺青们合影（1931年8月22日）
作为非文艺界人士，他固然写不出佐藤春夫《鹭江月明》中那对鹭江黄昏、月夜、歌妓以及中国音乐的丝丝描摹，也无法将此升华到对中国文化与人类意识的层面，但是，他对普通人心的把握、对中国时局势进程的判断，还是比他们深入且分寸得当。
更可贵的是，作为特殊时期能给予朋友有力援助者，即使是公认的鲁迅身边最亲密信任的日本友人，他也会认真撇清一些事实：“在先生去世后，中国有报纸、杂志报道，说我在经济上援助过先生。每次我都提醒：‘这是对先生的亵渎。对先生从未有过一毛钱的援助。这正是鲁迅先生杰出的品质所在。虽然曾有过先生将钱寄存我这里的事情，但是从未跟我借过钱。我即便是想到先生有难处，我也害怕伤害先生而从未提起过。’”
而在战争中间在日侨界参与创建“上海童话协会”，他着意的仍是，和孩子们交谈中，“绝不使用和战争有关的字眼”，也不让孩子们对战争感兴趣。战败撤侨中，他对自己的同胞，同样也是施予有力援手。
国与国关系风云变幻，但他的作为轨迹清晰可见，即使被两边误解，也照样坦诚做事。这是一个“人”为自己确立的尺度。比起无数文人论中国的文字，他那些具体事件中的作为，更让人感念。这也就是一本《花甲录》，时隔一个多甲子来读，还能让人心中泛起涟漪的原因。
《花甲录》读之有意味，还在于每个年头开始，都附有历史年表。这是内山战后离开得匆忙，没有带回手头资料时借以回忆往事的重要参考。现在看，更像是一个东亚维度的历史进程表。受此年表启发，我也依着《花甲录》叙述，造了一个内山完造年表，最后时间不得不止于1945年。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在后面岁月中活动的身影。不用费神多想，这些依然和他念兹在兹的中国有关。或许内山书店能重回中国，也是他的愿力所致。历史的情念，在今年，终于落到一个具体事上，这大概比对他的书的阅读，更符合他本人的心性吧。
（作者系媒体人、作家）
作者：孙小宁
编辑：周怡倩
年来，各类茶饮产品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加盟开设茶饮品牌店也成为许多投资者的选择。然而，相似的招牌、雷同的名称有时却让人傻傻分不清楚，街头常见的“挞柠”与“哒柠”正是其中之一。这是两个品牌吗？还是属于同一家公司呢？
【案情回顾】
“挞柠”商标持有者起诉“哒柠”侵权
（图1）“挞柠”相关商标及商品标识。
广州味满多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满多公司）名下注册了 “挞柠”等多个商标（见图1）。截至2018年5月，味满多公司在广州开设有50多家“挞柠”手挞柠檬茶饮品店，其使用的带有“ 挞柠”字样图案的茶饮产品包装、装潢经长期使用及推广，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图2）“哒柠”注册商标（2-1、2-2）
广州尚亿品牌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亿公司）名下注册或经授权使用的商标为“哒柠”（见图2），但该公司在其样板店、官网宣传，以及授权给广州德瑞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公司）在店铺招牌、饮品包装上使用的却是带有“哒柠”（见图3）字样图案的标识。尚亿公司授权的全国加盟店铺超过100家。
（图3）“哒柠”店铺招牌、饮品包装上使用的商标。
2020年，味满多公司将尚亿公司、德瑞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尚亿公司、德瑞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其名下的图形注册商标和文字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要求尚亿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德瑞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并承担维权合理费用。
味满多公司认为，尚亿公司、德瑞公司在开设的茶饮店铺及茶饮产品包装上使用的侵权标识及图案，侵犯了其注册在43类的茶馆、咖啡馆的注册商标，且对味满多公司有一定影响的“挞柠”茶饮产品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
尚亿公司辩称，其使用的品牌标识有注册商标或著作权权利，有合法的知识产权，并不侵害他人商标权，其使用的带有“哒”字样的美术作品与味满多公司带有“挞”字样的商标不构成近似；“DANING”标识，与味满多公司“TANNING”商标不近似，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和误认，不构成商标侵权。
【法院判决】
商标易引发误认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尚亿公司、德瑞公司停止侵犯味满多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尚亿公司向味满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万元，德瑞公司向味满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万元。尚亿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南沙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被诉侵权标识使用的形式均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构成商标性使用。经比对，本案中被诉侵权标识中使用的图案、英文字母，与味满多公司主张的注册商标均构成近似。结合味满多公司所主张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尚亿公司、德瑞公司使用上述侵权标识的形式，容易使相关公众对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与味满多公司注册商标的服务有特定的联系，构成商标侵权；在茶饮产品上使用被诉侵权包装、装潢构成使用与味满多公司有一定影响的“挞柠”茶饮产品近似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尚亿公司经授权在43类的茶馆使用商标（见图2-2），但实际上并未规范使用上述注册商标，且变更后使用的标识侵害了味满多公司涉案商标专用权，故法院对尚亿公司、德瑞公司不构成侵权的抗辩不予支持。
鉴于味满多公司因被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尚亿公司、德瑞公司因侵权所获利益的具体数额均无足够的证据证明，法院根据味满多公司的申请，综合全案考虑味满多公司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及使用情况；尚亿公司、德瑞公司同时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尚亿公司仅在广东地区已发展至少102家加盟商，侵权规模较大；味满多公司为调查并制止侵权行为支付了合理费用，包括公证费用、律师服务费用等费用；南沙法院综合确定尚亿公司向味满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万元，德瑞公司向味满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万元。
法官提示，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商家走捷径、傍名牌的想法导致出现诸多山寨产品的现象。相关企业及投资者在投资加盟时应当慎重选择，注意识别，在加盟前可要求授权方提供商标注册证、授权证书等必要材料或自行登录商标局网站查询核实；并认真核对授权方提供的品牌标识、装修设计等是否与其注册的商标一致；加盟后亦要规范使用被授权商标标识，不能超出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不以改变商标显著特征或拆分、组合等方式进行不规范使用，避免产生纠纷。品牌商在经营过程中也要注重运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综合法律手段构筑自己的知识产权防御体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记者】杜玮淦
【通讯员】李丽梅
【作者】 杜玮淦
南方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