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武契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欧尔班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5月5日至10日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ToSun记者团提前来到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塔布，这里是上比利牛斯省的省会，也是马克龙总统外婆故居的所在地。马克龙总统与外婆感情深厚，直到现在他仍会时常回到外婆的故乡。
马克龙童年常去的糖果店长什么样？他在这里留下过怎样的回忆？跟着ToSun记者团的镜头一起去塔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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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记者跟着外婆回到剧头村，寻找自己很少谋面的“家乡”。澎湃新闻记者 黄之涵 刘浩南 视频编辑 黄之涵 调色 江勇 海报 周寰 后期 王煜 刘瑞麟(11:41)
外婆新娥的家从沿江地段搬到了南平市区，客厅常年摆着一张拍摄于1949年元月的全家福，一家人站在家乡老屋的门前，齐齐整整。彼时她不过是个8岁不到的小女孩，而老屋在一个叫做剧头村的小村庄。
那是一个我从小反复听新娥提起的地名，熟悉却又陌生。新娥是我的外婆。
新娥儿时的全家福，拍摄于1949年元月，第一排右起第三位为新娥。
2012年，我还在念书，寒假陪新娥回老家，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地方，一个没有诊所，没有学校、没有商业、没有年轻人的冷清地方。
六年后的夏天，我又去了一次村子，当时我热衷于拍照，想记录下外婆心心念念的村庄的模样。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新娥与这片土地的连接。直到今年2月，我又一次提出想和新娥去村里，这一次，我才慢慢感受到，剧头村对于新娥而言，并非用“老家”二字就能简单概括。
2024年2月，临近春节，回村探亲的人多了起来。一些人聚集在村中田地边的栈道边上聊天。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黄之涵 摄
2024年2月，村里四处都贴上了春联，与平时相比稍显热闹。
年轻的新娥，从桥上跑过
新娥在剧头村里出生长大。那时候村里没有小学，只能走路一个多小时去镇上。当时家中条件有限，只有二哥被送去镇上的小学读书，寄宿在镇上的姑姑家。她和大哥、姐姐则留在村里帮忙家里干一些农活，捡拾柴火，便错过了去上学的机会。她说，如果刚解放时村里办小学，她兴许就能去读书了。
等村里真的办起小学，新娥已经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人家上学的都是小孩子，我太大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去上学”。
幸好村里办了夜校扫盲班，她才有机会学认字。新娥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她依然记得，当时扫盲班的第一课教的内容是学习读写“一个人”、“两个人”。
新娥其实会干好多活。她在村里的幼儿园当老师，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又在公社时期给村里的食堂当过会计，“才220多人，账很好算”；后来甚至在各乡镇辗转给猪打免疫针。当时如果参与各项工作的入门考试，就有正式留用的机会。但她没上过学，一听到要考试就害怕，推脱说身体不舒服，缺考。
她埋怨父亲没有让她去上学，父亲却说她，“别人没念过书也去考试参加工作，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2024年2月，一只鸭子站在一间废弃老屋前。新娥在大队食堂工作的时候在此居住过。
新娥没能在村里上小学的遗憾，到我的母亲这辈弥补上了。那时村里已经有了小学，尽管我的母亲只在那所小学上了一年级，他们就搬离了村子去了市里，但那时小学一个年级就有十几位学生，因为家中孩子多，许多学生甚至要带着弟弟妹妹去上学。新娥说我的母亲看别的同学上学都带弟弟妹妹，便也背着自己的小妹去了学校。
那时也许是村里最热闹的时期，村头的石板桥上总是坐满了人。尤其是在夏天，因为桥边有几棵树，乘凉的人就格外多。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娱乐，村人们农闲时聚在这里聊天，甚至还有人在这里说书。那时候在石板桥上抢个位子都困难，“要在旁边站着等，一有人起身，马上就会被别人坐下”。
石板桥下是一条贯穿全村的小溪，从前水量充足，村里的人甚至会在溪水里洗菜。妈妈上小学时，他们还会把课桌搬到溪边，用一种不知名的草刷洗木头课桌，再用溪水清洗。表舅说，那时他找来木板，在溪水里划着玩。碰巧被他的爷爷（我的太公）看见，上岸后免不了一顿揍。
新娥坐在村头的石板桥上乘凉，拍摄于2018年5月。
今年2月，当我走在这座桥上时，小溪的水量已经很少，没不过脚踝，不会游泳的鸡都能跳下去自如地行走。我站在这里，试图想象村里曾经热闹的景象，想象还是年轻女孩的新娥从桥上跑过。
新娥带着我在村里四处穿行，和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聊天，显得十分熟稔。路过一户人家门口，她告诉我这家老太太和姨婆（新娥的姐姐）是同一年的，“身体还很好，现在还能自己种菜呢”。她执意要跟人打个招呼，便在人家家门口，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和老太太聊了五分钟。
2024年2月，新娥在村里的活动室和旧友聊天。
2024年2月，村里一栋空置的老屋。
村里如今有许多空置的房屋。路过一个屋子，新娥说她在其中一个房间住过，路过另一个屋子，她又说住过。村子就这么点大，我问她为什么住过这么多地方，她回答说，有一间是她在食堂当会计时的宿舍，其他的是好朋友的房间，她来找朋友玩时留宿过。
那栋曾是学校的建筑，新娥依稀记起，当时划分了好多房间，有作教室用的，有作宿舍用的，还修了第二层。“有一个老师的女儿，我跟她玩得很好，就经常在这里睡觉。”
其实这些地方距离新娥的家，走路也花不了十分钟，但她还是要和朋友一起睡。我想，少女时期的新娥，一定有很多悄悄话要和小姐妹分享，才会不愿意回家。
曾经作为学校的小楼，后来又成为村民看戏的礼堂，再后来逐渐无人使用，又变成了供奉菩萨的地方，等待正月十五的游神活动。
学校废弃后，这座建筑曾经作为村里看戏的礼堂，拍摄于2018年5月。
祖先的家：无宗祠不成族
尽管居住的人越来越少，空置的老屋越来越多，但村里的祠堂、祖厝、墓亭却一直有人在修缮维护。
和大多数南方祠堂类似，村庄的宗祠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也曾是家族议事的地方。
祖厝是一栋小小的建筑，建在先祖曾经的房屋之上。听闻最初的老宅修建于元朝，是“三进建筑”，一代代人都居住于此。外婆是在老宅出生和长大的，我母亲这一辈的孩子也在这里出生。
只是大家搬出去后，老宅年久失修，南方又多暴雨且潮湿，最终敌不过时间，完全坍塌，只剩下重修的、孤零零的祖厝。
2024年2月，新娥站在祖厝前，她所站的位置曾经是她居住的房间，她的孩子们都在此出生。
2024年2月，剧头村一所无人居住的老屋，地上已长满青苔。澎湃新闻记者 刘浩南 摄
祖厝的空地比村里的路高出三、四层台阶，妈妈说小时候总觉得祖厝很高，爬上去都费劲。现在回头一看，原来不过是一步可以跨上来的高度。
至于墓亭，如字面意思，是修建在墓地旁的碑亭。新娥家族的墓亭守着三座先祖的坟墓，过去有人去世，逝者的儿子就要在墓亭搭建草棚，守孝三年。
2024年2月，守护着三座先祖的坟墓的吴式墓亭。
在老一辈的观念里，“无宗祠不成族”，所以他们这一辈依然在维护和翻修这些纪念先祖的建筑。或许只要有祠堂、祖厝、墓亭存在，家族与这片土地间的连接就仍然存在。
新娥的一位远房堂弟叫新发，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2010年，新发手写两万余字的村庄历史，希望它有机会成为“美丽乡村”，老屋得到保护，村庄得以延续。
2019年6月，剧头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一些破旧的老屋也得到修复。
村中一座被废弃的老屋。装饰品显示有一场婚礼在这里举行，似乎礼成后大家便匆匆离开，连装饰都未拆卸。上图拍摄于2018年5月，下图拍摄于2024年2月。
2010年，新发搬回村里，村庄的人少了，如今，鸡和鸭成为“活跃分子”，它们散养在田间地头，无人的老屋和空地里外。
村民和家禽、菩萨、祠堂里的先祖一起存在于土地之上，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2024年2月。在村里大多数家禽都被散养，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散步的鸡鸭。
农耕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几千年，现代社会人们与土地的羁绊变少了，乡村反而保留了较原始的形态。
新发在城里买了房，但他一年中大多数时间还是住在村里的老屋。他觉得，村庄美丽舒适，他也希望，宗亲们都能回来安度晚年，因为村庄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归宿。
新发，阿娥的远房堂弟
每年正月十五，白天的游神，晚上的舞蛇灯，由村庄里100来户人中的30几户出钱轮流组织。此时，即使在外地的村民也会赶回来参加庆典。新发愈发觉得，有这层血亲关系在，宗亲们与故乡的连接也不会断。
2024年2月24日，元宵节传统舞蛇灯，村民举着“蛇”在村里游行。
“家乡”这种东西，总是很难具体说清它到底是什么，但它承载的独特情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之处。
剧头村曾经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但当我想象还是年轻女孩的新娥在村里奔跑、和小伙伴们玩闹，当我想象还是小孩的妈妈在溪边洗课桌时，村庄的样子立体了起来，我不再是那个旁观的局外人。
新娥在30多岁时离开家乡进城，但她如今依然视祖宅为“家”。她一向容易晕车，但回村的那天，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她兴奋无比，念叨着要给住在村里的弟弟带东西，要去看墓亭和祖厝，一点儿都没有晕车。
姥家在八十年代开过一家个体饭馆，算是北京比较早的个体户，当时风气比较保守，人们对个体户还颇有微词，觉得不是正经人家应该有的营生。
国有企业这块已不是必选的出路，集体企业，挂靠企业也纷纷涌现了出来，不过干个体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全家也是商量了几天才决定的。
当时姥姥家有一间门脸房，位置就在今天的二环边上，离工体很近，舅舅舅妈在那居住，决定开饭馆后他们就回舅妈的娘家居住了，而且没从饭馆拿过一分钱收入，现在想起来觉得舅妈真是好说话的一个人呢。
大家肯定觉得在那个年代开餐馆一定赚翻了，因为都在传北京第一代个体户如何如何有钱，但我经历过，看到这些说法总是付之一笑，也许真有挣钱的，但姥姥家并没有。因为时间太久远了，我当时也很小所以大部分不记得了，但部分菜价还记得，鱼香肉丝1.35，宫保肉丁1.35，木须肉1.25，最贵的是油焖大虾4.4，如果今天来个客人点了油焖大虾，那这一天大家都会津津乐道。
为什么说不挣钱呢，我家姨和舅舅的朋友同事太多了，知道姥姥家开了餐馆都过来祝贺，连带着吃一顿炒很多菜，吃完说一声味道不错啊，餐费是一分钱不给的，舅舅他们也不好意思收，毕竟人家是来捧场的。
后来夸张到什么程度呢！连爸爸的哥哥都经常来吃饭，爸爸知道他爱吃豆腐，问到：三哥，给您炒个溜豆腐吧？三大爷说：不用了，给我炒个木须肉吧，豆腐是我的命，看见肉命都不要了！
早上卖鸡汤馄炖，必须得在锅里放一整只老母鸡，顾客是要看的，说鸡汤馄炖必须得有鸡在里面，否则就是欺骗。
餐馆的厨师就是两个舅舅，父亲厨艺不错也会来帮忙，经常有食客用完餐会打听谁炒的，父亲就会从厨房走出来，接过客人递过的香烟，显得很不经意地自我介绍起来。自从姥姥家开了饭馆，爸爸在厂里经常请病假来过来帮忙，之前每年的先进工作者也落选了。
渐渐地，随着旁边又陆续开了几个饭馆，姥姥家的生意越来越差，每到月底一盘点就剩几十块钱，两个舅舅和父亲也没钱拿，就又回去上班了，然后就是二环大规模拆迁，道路两旁的破旧平房全部拆除，姥姥家的餐馆生意也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