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小饭店，四个人，一个大厨、一个收银、两个帮工。
资本主义生产，大厨和收银是老板，两个帮工为雇工。帮工的工资提前约定，老板没有工资。经营所得，扣除物耗、帮工工资后，全部由老板所得。
社会主义生产，没有老板，四个人全都是劳动者，他们联合起来经营这家饭店。经营所得，扣除物耗后，按劳分配。
两种生产，从外表看没什么不同，都是经营饭店，各有分工，目的都是通过饭店经营赚更多的钱（做大蛋糕）。大家具有生产目的的一致性。但从生产的内部关系上看，却又有不同。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老板和雇工之分，老板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老板说了算。雇工受雇于老板，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地位，老板发了工资，得听老板的。饭店经营好坏与老板利益密切相关。与雇工关系不大。为什么说不大，因为有些聪明的老板为提高雇工的积极性，会发放效益工资，饭店经营的好，雇工有提成。但是提成收入与效益提升的利润相比，占比太小，效益提升的大部分收入被老板得到了。这种欺骗性的奖励效果注定不会持久。雇工的积极性早晚还得下降。这就是蛋糕分配。
在生产中老板与饭店经营的关系最大，劳动积极性最高，雇工就要差很多。老板追求得是企业最大的利润，为达成目的，就会出现付给雇工更少的钱，并要求其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而雇工追求正相反，要求得到更多的工资和付出更少的劳动时间。在生产内部，老板的目标和雇工的目标出现矛盾，矛盾的存在导致企业管理成本加大，生产效率降低。企业内部的竞争表现为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大家都是劳动者，没有老板雇工的身份之分，只有劳动岗位的不同。四个人共同负责饭店的经营，大家会选出一个人合适的人当领导，由领导按大同共同制订的规则去管理饭店，并共同遵守。饭店经营的好坏与四个人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大家会同心协力共同做好饭店。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外在的生产和内在的生产关系目的具有同一样，企业管理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企业内部的竞争，表现为对劳动岗位的竞争，大家都想从事报酬高的劳动岗位，但报酬高的劳动岗位需要更多的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这在客观上会促进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
所乡村学校的育人模式变革
——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中学变革纪实
本报记者 俞水 任赫 陈经宇
雨聪是不老屯中学初二年级学生。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所地道的乡村学校。的确，这所中学地处北京市密云区，从天安门出发，得驱车140多公里才能到达。虽然地处北京，但因位于密云水库附近这一特殊区域，当地限制发展产业，经济发展落后。就像雨聪所说，“不怎么起眼”。
不过，这学期，雨聪却觉得自己的学校特别带劲。“现在，我最喜欢来的地方就是学校！”新学期开始后，这所乡村学校里的每名学生都实现了一人一课表，没有行政班，开始选课走班。“有那么多课程可以让我选，学习变得有趣了！”“观星、摄影、民宿设计、魔方、影视编辑……这么多社团选哪个好呢？问问导师的建议吧！导师可是发自内心地关心我，无论我成绩好不好。”
大半年前的雨聪，却是另一番模样：父母外出务工的她，每天还在垂头丧气地“假装学习”，“吆喝孩子去上学”是让奶奶最头疼的事。不老屯中学校长李子臣说：“但凡有点门路的父母，都把孩子接到城里去了，只有走不了的才留在这里。”
是什么让一所发展乏力的乡村学校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焕发出了蓬勃生命力？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乡村学校高质量发展难题怎么破？
“要变革，就做育人模式变革”
今年3月4日，密云区区长马新明一行走进了北京十一学校，促成两校之间结成联盟关系。
联盟带来的第一个福利就是不老屯中学的48名教师，分批来到北京十一学校、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和北京十一实验中学参观学习，打开了乡村教师的教育视野。在不老屯中学教师王洪艳的印象中，“全校出动”的参观学习已经很久都没有过了。教师们意识到，李子臣提到的变革真的要来了。
这场变革实际上是李子臣“要”来的。作为北京市名校长工作室的学员，李子臣跟着导师李希贵学习了3年。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北京十一学校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李子臣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
建校已60多年的不老屯中学，曾是一所有着辉煌历史的完中，但因学校地理位置偏远特殊，人口流失，生源减少，2004年撤销了高中部，现在共有165名学生，其中158名寄宿生。
因为学校所处区域紧邻密云水库，是首都饮用水源地，出于保障北京水源安全的考虑，当地只有基础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村民大量外出打工，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单亲或离异重组的家庭占70%。即使留在孩子身边的家长，陪伴和养育孩子也是短板，父母学历多为初中毕业，孩子的教育主要靠学校。
“条件不好，苦学来补。”学生们的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6:00起床，7:30晨读，12:00午餐，13:00预备，18:05晚饭……3节晚自习后，21:50就寝，10分钟后熄灯。从起床到熄灯，在校生每天16小时的时间里，满满当当安排着26个条目。学生们眼神黯淡，面无生气。
教师们的付出不比学生少。教师们大都住在密云城区，山路蜿蜒曲折，每天通勤往返近3个小时。各种事务性工作不能落下，教育教学也很“用力”：带着学生不断巩固基础和重复刷题。全校教师平均年龄47岁，教育教学方式主要是“拎着脖领子让学生学”。
令李子臣苦恼的是，即便教师已经很努力了，但近几年，不老屯中学的成绩还是有下滑趋势。
李子臣意识到，乡村学校再靠原来的刷题模式走下去，行不通了。再不进行变革，对不住这些本就条件不利的乡村孩子。“我们乡村学校能不能像十一学校一样，进行选课走班的课程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激发老师和学生的活力？”李子臣多次提出，希望能够在导师李希贵的指导下进行变革。
2020年冬天，李希贵带领工作室成员来到不老屯中学开现场会。站在学校校园里，面对神色黯然的学生和满脸无奈的教师，他理解了李子臣的担忧。
作为北京十一学校乡村扶贫项目组负责人，李希贵发现，这所学校虽然地处北京，但因地理位置特殊，产业发展受限，老百姓思想闭塞、观念陈旧，是一所典型的不利处境办学的“库区学校”，具有与很多偏远乡村学校相似的境况：在国家政策倾斜下，虽然硬件和教师待遇都有了很大提升，但教师队伍年龄偏大、结构性短缺，内驱力不足，教育教学质量难以得到质的提升，教师没有价值感，专业能力也难以提升。因为家长外出打工，学生缺乏家庭关爱，只能被教师“看着”学，在学校也不快乐。
这让李希贵看到了不老屯中学变革的普适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乡村振兴，教育不能缺席；
2035教育现代化，乡村不能缺席。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探索出一条乡村学校改革突围之路？
不老屯中学现场会结束的那个傍晚，令李子臣难以忘怀。李希贵拍着李子臣的肩膀说：“不能仅仅搞教学或者课程改革，要做就做一场育人模式变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
什么是育人模式变革？李希贵描述得很清晰，它由3个体系支撑起来，一个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治理体系，确保激活每一位教师的内生动力；一个是以成长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给每一名学生的学习装上发动机；还有一个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战略管理体系，让学校拥有持续优质的能力。在育人模式上发力，进行系统性变革，不仅是为了让不老屯学生拥有幸福的学习生活，也是为具有同样典型处境的乡村学校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对于学校这样的变革意义和目标，正在参观的不老屯中学教师还并不知晓，但他们已经被这3所学校教师的激情澎湃和学生的投入状态所感染，心生向往。
夜幕降临，登上巴士，从十一学校校园走出的时候，王洪艳心想：“我们一所农村学校，未来也可以焕发出这样的活力吗？”他们回到学校才知道，就在参观的这两天，不老屯中学已通过申报，成为“密云区综合改革试验校”。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老屯中学育人模式变革承载起密云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索重任。
以教育教学一线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如何建立？
“能用结构解决的，就不用制度”
“什么？让我参加项目组？项目组是干什么的？”3月初，接到通知的不老屯中学教师姜萍萍有点发蒙。
“商讨制定改革方案。”李子臣解释。
根据30多所十一学校盟校的改革经验，育人模式变革是有一整套科学方案可以遵循的——战略与核心价值观、组织结构和治理体系、薪酬荣誉与福利体系、人事制度和聘任机制、课程体系和资源配置、学生成长动力体系、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策略，这7个方面构成了变革全局，缺一不可，互相作用。
为了制定这7个方面的改革方案，7个项目组成立了。和人们惯常认为的方案产生过程不同，项目组中有20位不老屯中学的教师，包括校领导、中层、行政人员和来自不同年级、学科的教师，还有北京市名校长领航班的48位校长，他们把两年多来学习到的学校治理理论和工具，应用于不老屯中学的变革。每个项目组8—9人，混合编队、研讨碰撞。这种方式对领航班学员来说，是一次学以致用；对不老屯中学的教师来说，是多了一个帮助支持他们的外部“大脑”。
成立项目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碰撞中逐步达成变革共识。
姜萍萍参与的是组织结构和治理体系项目组。
组织结构的调整，是育人模式变革中的“牛鼻子”，是为学校装上动力系统的关键。
“能用结构解决的，就不用制度，能用制度解决的，就不用开会。”这句领航班校长们总是挂在嘴边的名言，一开始，姜萍萍感到难以理解。
在领航班学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次认真审视工作了20年的学校有着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一名校长，一名副校长，还有教务处、德育处、总务处、办公室等职能处室。这种传统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层级多、交叉多、重复管理、效率低下，带来的结果是学校内矛盾丛生，教职工互相不信任，干群关系紧张。校长感觉累，因为教师遇到任何问题，走了一圈都没法解决，只有找校长。教师们也觉得累，不仅教育教学任务重，而且会多、杂事多，每个“官”都能“发号施令”，无法把足够的精力放在教育教学上……
领航班学员帮助不老屯中学教师分析：“科层组织向上负责得更多，使得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难以落地。”
那么，如何进行组织变革，才能让所有资源都流向教育教学一线，激发教师活力？
吸取了十一学校的经验，项目组拿出方案：第一，减少管理层级，让组织扁平化；第二，以年级为教育教学一线的核心，使其成为学校的价值中心，即师生相处最频繁的地方，形成以教育教学一线为中心的治理结构。
李子臣解释道：“具体而言，不老屯中学设初中3个年级和教导处、校务处两个处室。副校长兼任年级主任，年级主任以校务委员的身份参加校务会，使其成为整个年级人财物以及教育教学的管理者，‘让听见炮声的人指挥战斗’；原来的办公室与总务处合并成校务处，原本的德育处、教导处合并成教务处，管理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接受年级教师的评价。”
同时，方案也明确了学校的治理体系：由党支部、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家长委员会等组成学校的战略高层，分别对学校各类重大事项作出决策。
对于组织变革的核心目标，李子臣解释说：“让所有资源流向教师，学校竭尽全力为教师服务，教师才能竭尽全力为学生服务。”
通过参与项目组的讨论，姜萍萍对此的理解逐渐深入。在一次研讨的阶段性总结发言中，她向大家描述了这样的感受：“启动改革后，我发现在食堂吃饭全部免费了，饭菜种类也变多了，每个月，菜谱还会根据老师的意见进行调整。全体教职工享受了一次额外的专业体检，环境温馨、项目齐全。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同处农村地区的怀柔九渡河小学参观，让我们看到农村学校发展可能的样子。最让我们欣喜的是，班车的发车时间变成了两种——‘弹性上下班’，老师们终于有时间轮替着陪陪孩子了。”
“能感受到学校真的在乎老师了，老师幸福了，就要把更多的幸福感传递给学生。”姜萍萍说。
组织结构与治理体系项目组方案出炉的同时，其他项目组的方案也纷纷浮出水面。例如，人事制度和聘任机制项目组的方案中提出，学校根据新的组织结构，每学年结束后，在7月进行双向聘任，由校长聘任年级主任、部门负责人、学科组长，年级主任、部门负责人聘任教师。最牵动全校教师目光的薪酬组，则拿出了以“按劳分配、按岗取酬、绩优酬高、薪随岗变”为导向的分配方案，与学校新的年级运行模式相匹配。
变革，即将驶入下一站。
动了教职工的“利益”，变革如何顺利走下去？
惊心动魄的全体教职工大会
6月16日，是变革启动以来第一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的日子。按照变革流程，经过两个多月研讨出的战略价值观方案、聘任方案与薪酬方案，将在这次大会上正式亮相，供全校教师讨论。
“觉得方案成熟，可以公布了的，请举手！”16日上午，领航班的校长们做了最后一次模拟演练。齐刷刷举起的手下面，每一双眼睛都激动得发光。“薪酬方案都改20多稿了，完美！”校长朱则光得意地说。
然而，现实情况却出乎意料。
下午4点刚过，李子臣来到礼堂，选了第一排最靠边的座位，教师陆续进来，坐到了后面远离他的另一角。
“有请李子臣同志解读咱们学校的战略价值观方案！”副校长董汉良激情澎湃。稀稀拉拉的掌声中，李子臣打开了演示文稿——《凝心聚力共谋发展》。
“哗啦哗啦”，有教师在台下批卷子，把卷子翻得很响。
当服务保障中心主任高金成解读薪酬方案时，更多的教师才抬起头，开始窃窃私语。有人皱着眉头，撇了撇嘴：“这肯定不行！”
到了分组讨论的时间，教师们一下子爆发了：疑惑、不解、怀疑、抗拒……像连珠炮般发射出来。
“我算过了，按这个分法，我得多干这么多工作才能挣回现在的钱，凭什么？”一位教师把计算器按得啪啪响，得出结果后，“啪”一声把计算器丢到桌子上。
“差距拉那么大！前面的拿那么多？后面的老师们也辛苦，你让我们怎么办！”有些教师还用手指不停地戳着纸质版的薪酬改革方案，旁边的教师纷纷点头，“就是！我活儿也没少干啊！”
“还有10分钟班车发车啊！”走廊里传来的声音教师们仿佛没听见，没有一个人起身离开。“我不回去！我一定要弄清楚！”一位教师摆摆手，转头和高金成继续理论，“这年级主任权力太大了，拿钱多，还不干活，不公平！”
令李子臣感到压抑的是，教职工甚至对“校长信任度投票”的通过比例都有不小的反对声音。“必须提高！60%的信任比例也太低了。”
事到半途仿佛要失败，改革似乎一头撞进了至暗时刻。
李子臣疑惑了，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变革还要继续吗？怎样继续？
“反对的声音来自个别人、有些人，还是所有人？是情绪还是问题？”这时，领航班这个外部大脑发挥了作用。大家建议李子臣不要在脑子里假想，而是要使用工具量表，对不同的声音进行分析与管理。分析后，李子臣发现，多数人反对的方案内容，其实没有几条。厘清这一点后，李子臣的信心回来了一点。
“反映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参与。”领航班学员赵凤华对“抗拒”的解读，让李子臣有了新的认识：暴露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若希望改革能真正推下去，就不该屏蔽反对声。当教师能安全地怀疑“校长的信任度指标是否再高点”？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已经参与到变革中，甚至开始期待变革了。
这么一分析，李子臣信心又回来了。他坦然地拉长了讨论过程，让教师充分表达意见，甚至还进行了不同的分组，本周同质分组，下周异质分组，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收集问题，充分了解每一位教师的想法与顾虑。
收集很重要，但及时反馈，更是缓解情绪、共同走出变革低谷的关键。
每周，项目组会根据教师提出的意见作出相应的改进和反馈。比如，针对许多教师“怕自己聘不上”的担忧，项目组将新方案与之前的聘任方案作了对接，再由不老屯中学的教师杨红粮把修改部分逐句解释给大家听。甚至，针对许多教师提出的“校长信任度投票比例过低”，李子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比例提高到80%。这意味着在以后每年的教职工大会上，只要有10位教师对李子臣投出不信任票，他就将面临向上级党委提出辞职的局面——这个比例比北京十一学校章程中的规定还要高20个百分点。
在这个过程中，密云区领导多次到学校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也会关心一下李子臣在变革中是否遇到了阻力。
但李子臣心里有谱，因为导师李希贵早就告诉过他，凡是变革都会按照拒绝、对抗、探索，最后到投入的轨迹走下来，这在管理学中称为“微笑曲线”，说明只有经历过这4个阶段，才能看到成功的微笑。反过来说，想绕开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能获得变革的成功。
李子臣对这4个阶段的感触是特别深刻的，当他积极面对各种意见一个多月之后，李子臣发现，夹枪带棒的言语真的变少了，风向悄悄产生了变化：
“噢！原来方案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和以前似的。”
“方案好像挺好的，当时我没仔细看。”
“我也不是怕辛苦，就怕自己能力不行。”
这些言语传递出的信号让他放心了，教师们已经表现出投入变革的意愿，同时他还收获了另一个惊喜——仿佛又重新认识了一次大家。“反对得越激烈的教师，往往对学校感情越深，对改革的期望越大。”李子臣说，“我们学校的教师真是挺可爱的。”
7月22日下午，不老屯中学又一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会上要对一个多月以来反复讨论的《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中学行动战略方案》和《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中学教职工薪酬方案》进行最后的投票，以此决定新的学期是否开始执行新的方案。
“赞成”“赞成”“反对”……礼堂里，教师们将自己的选择认真写好，折叠，静静投入票箱。
学校战略通过得比较顺利：赞成率87%。薪酬方案则有点“惊心动魄”，“1张、2张、3张……10张”，经统计，36票赞成、10票反对、2票弃权。关于那10张反对票，李子臣伸出手想去翻看辨认一下字迹，但又忍住收了回去。“要允许每个人上车的速度不同”。
最终，薪酬方案以75%的赞成率获得通过，不老屯中学正式选择将命运驶入变革的轨道。
董汉良坐在下面，悄悄抹了一把眼泪。
如果没有通过怎么办？后来，李子臣在领航班的研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没关系，那就继续再讨论，如果变革方案没有通过，并不是失败，而是还没有成功。只有把这个阶段的碰撞做得足够充分，那么未来的路就好走了，因为矛盾都已经化解在了过程之中。”
乡村学校变革，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外脑的力量：爆破思想盲区，爆破难点问题
一所山区薄弱校能迅速走到这个局面，除了全体教职工的付出，背后离不开另一股力量的支持。
以往，十一盟校的变革会由总校派出一个“本土培育”的校长来领导，而不老屯中学是第一次校长、教师均保持原班人马的变革。“原地起飞”谈何容易？况且，学校地处山区，教职工的思想转变并非易事。为了让变革少走弯路，来自十一盟校的6位校长联手组成的“爆破小组”出马了。
“爆破小组”的校长们之前都在自己的学校走过了变革全过程，清楚知道哪里可能有变革盲区。“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对关键人物进行盲点爆破，帮关键人物‘看’到变革后的前景，提振信心，让关键人物尽快登上改革的战车。”于振丽谦虚地说。
首先，要帮助关键人物梳理现象，找到真正的问题。
变革初期，李子臣认为很多问题都是下面的干部和教师不给力、抱怨多导致的，然而，“爆破小组”看到的是，各层级岗位职责不明晰、校长有时会越级指挥，年级组长、副校长和校长思路不一致，教师纠结到底听谁的。“真正的问题是治理结构，而这问题的根源或许就是你自己。”“爆破小组”的校长们不掩锋芒。
当变革陷入胶着，“领导者”产生犹疑，“爆破小组”又成了强心剂。
“老师们关心的还是钱！”“因为有乡村教师补助，工资已经很高了。”在教师为薪酬方案吵得不可开交时，李子臣见到领航班校长汪正贵就大吐苦水。
“是因为老师们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被抑制了，所以只好在钱上计算得失。”汪正贵帮李子臣分析，“老师获得不了学生的认可，没有价值感，即使工资翻倍也不会真正快乐。改革就是要激发老师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山东青岛两所十一盟校工作的校长汪正贵、高仁辉，今年有一沓往返于青岛和北京的机票。他们经常是安排好学校的工作，利用周末甚至周中飞来北京，在李子臣的办公室一坐就是4个小时，从早上8点聊到中午12点，再马不停蹄赶回青岛。
察觉问题，做好沟通，也让不老屯中学的更多教师理解了变革。
从方案解读到个人发展，从课堂学生到家庭孩子，“爆破小组”的校长们几乎和不老屯中学的每一位教师都聊过了。从“你们自己学校很闲吗”，到“您来啦，快坐快坐”，不老屯中学的教师越来越感佩“爆破小组”的推心置腹。“啥也别说了，干吧！”教师李小敏说。
这样的沟通打开了一扇窗，涌进清冽甘甜的风，开阔了这些乡村教师的视野，治愈了他们的心灵，让越来越多的教师放下包袱，积极迎接变革的挑战。
变革带来了什么？
课程丰富了，教师有干劲儿了，学生有动力了
2021年暑假，学校大变样。
讲台撤了。黑板的高度降低了一些，为师生平等交流创造了条件。
办公室没了。每一间学科教室既是课堂，也是教师办公室，还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地方，这样师生交往的频次就增加了。
礼堂的阶梯座椅也没了。腾挪出更多的空间让原本单一开会的地方变成了可以因需求而变的多功能空间。“下学期会开戏剧选修课，孩子们排练需要更大的空间。我们把灯光也换成更亮的，这里正好还可以当戏剧教室！”李子臣说。
教师的教研更是热火朝天。在教学楼的机房里，各个学科的教师在集中研发新学期的学习指南。十一学校送来了刚研发好的最新版课程资料以及贴心的指导和帮助。杨红粮现在是物理学科组长，在组织教师们编写本校课程资料时，他特别强调：“十一学校的资料很好，但还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来使用，咱不能照搬，学生基础不同，最了解不老屯中学学生的还是咱自己。”
8月30日，不老屯中学的新学期来到了。
“摩尔曼斯克港”“Dream English Garden（梦想英语花园）”“九章书屋”……不老屯中学现在每一间学科教室都有了一个独特的名字，这里既是教室又是教师的办公室，部分教室下午会变身社团活动室，晚上是学生们的学科自习室。学科教室的墙上贴着一张近两米高的全年级课程表，每一个时段的格子里，都有密密麻麻六七种选项。
“你下节课教室在‘九章书屋’，走到头那间。”一到课间，新任初一年级主任李小敏就会走到一楼楼道里，在来来往往的学生中做“交通指挥”。
学生们从一个学科教室各自前往下一个，宛如一条海中的鱼，自如平滑地游过走廊，在群体中成长，又有着自己的方向。
这学期，为适应学生的多样发展，不老屯中学立足本地特色，借鉴北京十一学校的课程体系，初步构建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丰富、多样、可选择课程体系。
“我们按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式，对差异比较明显的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等进行了分层设计。”董汉良介绍，“关键在于形成能够支持因材施教的课程。分层教学其实在各地流行过一阵，但基本上课程都没变，只是按照分数的高低，把学生放到不同的层次里。分层课程的本质是要针对一类学生，从目标到内容到教学方式到评价方式的系统设计，这样的课程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而不是仅仅为了提高分数。”
现在，不老屯中学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指南、不同的教学方式、不同的作业设计。对学什么、怎么学、在哪里学进行了整体设计，之前课上“吃不饱”和“吃不了”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课堂效率大大提高。
自由选择空间变多了，学生们的兴趣起来了，但导师得为学生的自由“保驾护航”。“自习我最适合选哪位老师？”“我这么选课行不行？”“怎么合理安排社团时间？”学生们向导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导师和学生们一起分析，帮他们找准自己的特点。学生还可以在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根据自己的学科需求和特点“约见”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个性化辅导。
“老师，我觉得去数学1不好意思，数学2又怕跟不上……”新学期分层走班让苏苏有些纠结。针对她数学基础薄弱的特点，导师耐心地和她沟通，并告诉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特长，也许在数学里你是1，但是在英语或者历史、地理课程中你就是高层了。苏苏理解，原来选课走班就是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成为自己。她放下疑虑走进属于自己的课堂，她惊喜地发现老师的授课节奏比之前“满堂漫灌”更适合自己，老师还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我今天举手抢答问题了！”课堂跟得上了，苏苏越学越起劲。
“木兰的剑应该是这样子的。”正在排练音乐剧《花木兰》的学生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道具。如今不老屯中学的体育课不再只是操场上跑步，音乐课也不局限于唱歌，独轮车、足球、篮球、飞盘、啦啦操、音乐剧、合唱、书法、中国画、服装设计与制作……各学科选修课琳琅满目。
“如何找准潜在客户？”“如何形成民宿的特色和竞争力？”“如何形成良性的经营模式？”劳动技术课上，学生们正为“民宿招标”讨论得热火朝天。密云区作为北京的生态涵养区，风景优美，旅游业是不老屯村的主流产业，不少学生家里就开着“农家乐”餐馆。但受到多种因素限制，村里的民宿水平目前仍有提升空间。不老屯中学的师生看准这个契机，将设计改造民宿作为本学期劳动技术课程的学习任务。结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学生们要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立项申请书、民宿设计方案和宣传运营方案。
“学习终于变成学生自己的事情了！”李子臣笑着说。从乡村特色出发设计学习任务，在真实的挑战性任务中，数学、语文、测绘、艺术、建筑、设计、商业、媒介素养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字，而是在迁移运用中全方位锻炼着学生的能力。从做题到做事，从解题到解决问题，跨学科综合学习成为常态，核心素养的落地水到渠成。
教师们也变得干劲儿十足。
在李小敏和崔丽莉的地理学科教室，墙壁上贴着学生们用粮食拼成的中国地图、用吸管制作的降水量表、漂亮的主题手抄报……崔丽莉总觉得教室的布置还有改进的空间。看到李子臣便迫不及待地问：“这么布置行不行啊，校长？”“这是你的地盘儿，听你安排。”李子臣笑着走了过去。
“分层教学后是比之前工作量大了一些，但学生们眼里有光了！他们现在会围着我说好多举一反三的思考，叽叽喳喳，积极性特别高！”初三数学教师吕英芹笑着告诉记者，“看着学生们学通了，感觉真没白干！可能这就是当老师的幸福吧。”
被聘任为教务处主任的姜萍萍，抱着一沓表格：“现在我就是一线教师的‘服务员’。”教务、德育、学籍、防疫、印刷、报表、社团……大大小小10余项任务改革后都划归了教务处，确实压力很大，“不过，一边学一边做呗，还有好几位兼职的教师帮我呢”。
8月31日，开学典礼举行。
没有校长讲话、没有领导致辞、没有口号目标。不老屯中学建校时的老校长和第一批老教师被请来了，讲述了他们青春不老的奋斗故事。学生主持人落落大方，教师们真情流露，家长们殷切寄语。
在梦想银行启动仪式上，屏幕上飞快转动着全校学生的名字，台下的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停！”随着主持学生的一声指令，结果出炉，在掌声和欢呼中，3名随机选出的学生大声念出了自己的“梦想存折”——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乡村老师，用知识带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师，亲眼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的理想是一年后的中考取得好成绩，然后努力学习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
“每个乡村孩子的未来都是珍贵的。”那一天，李子臣在心里，把这句话默念了无数次。
他又回忆起项目组一起制定战略、使命、核心价值观的场景：
“学校竭尽全力提升教师的幸福感，以利于教师竭尽全力成就学生的幸福感。”
“从差异中发现潜能，为多元发展不断创造机会。”
“培养有底气披荆斩棘、有勇气笑对人生的学生。”
他对这场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不是为了把学校做成“京城名校”，而是要帮助坚守在乡村教书的教师成长，帮助留下来读书的每一个孩子成才。
那一天，李子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孩子们在校园里叽叽喳喳，阳光洒满了窗格，脸上出现了难得的舒展的笑。
他转过身对记者说：“其实变革永远在路上，只要是为了学生成长好，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对吧！”
（所有学生均为化名）
来源： 中国教育报
访问北欧四国得到启示■
1977年5月9日至29日，交通部部长任上的叶飞，率团出访了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北欧四国。
这是叶飞到交通部两年多来第一次率团出访。此次出访，原本具有很大礼仪性、政治性：一是应瑞典交通大臣和芬兰工商部部长邀请对他们访华的回访，丹麦、挪威属于顺访；二是这些国家有意借此了解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否稳定，外交政策有何变化。但急于改变中国交通落后面貌、毫不隐讳自己奉行“拿来主义”的叶飞，却使出访带上鲜明的专业考察的性质。代表团成员7人，除叶飞、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外交部一名兼翻译的工作人员外，其余均系交通运输工程方面的专家。对此，叶飞有自己的见解：专心致力于经济、技术考察，本身就是对国内形势是否稳定的有力回答。
瑞典、芬兰等国，普遍海运发达，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且此前均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海运协定。叶飞率团到访，各国政府都很重视，不仅接待友好、周到，参观考察的内容也安排得非常丰富，几乎有求必应。前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叶飞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赫尔辛基、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等港口，考察了滚装船、纯集装箱船、多用途破冰船等各种功能的船舶，对大小不等的多家造船厂、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研究机构，从技术到管理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了解。参观考察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交通设备、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给叶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他们重技术、重人才、重科研的管理理念，强烈的国际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通过港口保税区、工业区扩大生产经营的做法，对叶飞的思想触动很大。
若干年后，叶飞还多次与人讲起：出访北欧四国的那些日子里，我脑海中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凌下，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是大陆解放快30年了，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仍然迟缓？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却做不到？……如果我们还是（按）老办法（走）下去，二三十年能实现现代化吗？叶飞还不时与同行的袁庚等人议论、探讨：哪些东西可以“拿”回来为我所用？中国交通发展怎样才能快些、更快些？
晚年叶飞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思想：“我到交通部两年多，在国内看的港口还没有这次在北欧看的多。我原来看我国的码头机械一排排的，觉得很先进。这次出去一看，才知道人家才是先进，我们已经落后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那时，真称得上浮想联翩。我与袁庚议论利用香港的设想：那里有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根据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是可以充分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的。”
此次出访回国后，叶飞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列入了交通部重要的议事日程。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是驻在香港的一个百年老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原是国民党政府的产业。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在内地的资产、员工被全部接管；1949年秋，招商局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翌年初，政务院派员接管。当时，除将所属的13艘旧船开回内地使用外，在香港保留职工20多人以及部分房舍、仓库等资产，沿用招商局原名继续对外营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营发展不大，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1971年后，周恩来抓了一下，让其承担对外买船任务后，逐渐有了较大发展。1975年叶飞任交通部长后，在大批量购买远洋运输船的过程中，招商局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借此其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发展。
访问北欧四国及此后不久交通部又组团出访联邦德国考察莱茵河，所见所闻深深震动、刺激了交通部上下。1978年5月，叶飞主持召开由各省市交通部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交通现代化规划。1978年6月27日下午，叶飞和副部长周惠、郭建出席国务院会议，向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陈慕华、方毅、谷牧、康世恩等，汇报了交通部座谈会情况和交通现代化规划。在这次汇报中，叶飞第一次向中央领导正式提出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
叶飞说：“我们感到，现在国家对设在香港的招商局利用得很不够。交通部计划今后要通过招商局，充分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在香港筹建一个航运公司，实行单独经营、单独核算，目的是为国家赚取外汇。除了经营海上运输外，还可以在香港建设修船厂、浮船坞、钢丝绳厂、尼龙缆厂和配件厂，发挥香港这个阵地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既为国家海运服务，又把生意做到境外去，为国家赚外汇，搞扩大再生产，同时积累、总结管理经验。这是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李先念非常赞同叶飞的发言，当即表态说：“对香港，我的意思是放手利用。现在苏联都在香港建厂，我们为什么不搞？我的意见，不光是交通部这几个厂可以搞，还可以搞它几十个厂。香港是我们的嘛！搞100个厂也不算多。毛主席以前讲过，我们对香港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现在‘长期打算’是长期打算了，就是没有‘充分利用’。交通部开这个头是好的。”
会后，交通部党组决定派袁庚去香港，对招商局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考察。行前，叶飞向袁庚交代：“要认真考察一下，看这个机构能否有用，能用到什么程度。”
■“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全面启动■
1978年8月初，袁庚从香港回到北京。8月10日，他将对招商局的调查情况向交通部党组作了汇报。他说，经过近些年的发展，香港招商局现有干部、职工和船员6000余人，下属机构包括两个远洋运输公司，香港友联修造船厂，新加坡船务代理公司，海通物料公司，远东验船公司等。这些单位都已摸索出了一些发展业务的经验，诸如怎样与当地和国外厂商建立业务联系，怎样掌握国际航运业动向，怎样将航运与多种经营相结合等，均具有一定竞争力。总之，香港招商局很有发展前途。
交通部党组听完汇报后一致认为，既然基础不错，就要放手利用。要抓紧时间，凡能干的都尽快干起来，并当场作出决定，立即组织力量起草给中央的文件，即《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8月30日，交通部党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香港招商局的利用问题。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讨论稿，同时作出决定：由交通部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驻香港主持日常工作。
这一人事安排，叶飞是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的。曾生、袁庚两人不仅政治坚定、思想开放，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事业心，且都是广东人。战争年代，曾生担任过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新四军东江纵队司令员，毗连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当年是东江纵队的基本活动地区。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东江纵队的联络处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两广纵队的作战科长、炮兵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中央机关工作。“文革”期间，“四人帮”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袁庚受牵连被关押多年，落实政策后调交通部任外事局副局长。叶飞后来说：“当时派到香港去工作，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熟悉香港；会讲广东话；懂得市场，会做生意。”所以，曾、袁两人都是最佳人选。
在这次会上，叶飞讲了一段在当时听来很“出格”，也曾经颇受非议的话。他说：“驻香港的干部，要懂得做买卖、懂得广东话、懂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否则是要吃亏的。既然派袁庚去，就要授予袁庚在香港工作的权力。有些事情，他有权就地处理，不要事事请示。不能驭将于千里之外，驭将必败。在香港早晚市价都有变化，什么事情都要请示，那还行？！我们在香港的摊子很大，行政上都归招商局，袁庚同志总负责，就是大老板，在香港就能拍板。只有涉及重大方针政策的问题，要请示部里。其他业务工作，不要事事请示。经营方面，凡能赚钱的都办，要跳出交通部业务的范围。考虑问题不能光从交通部的角度，要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体制完全改变，单立户头，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就是和国内断线，不上缴财政，利滚利，滚雪球，这样才能越滚越大。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香港为国家赚外汇，只是不通过财政部，而是由交通部自己上缴。”
此后不久，社会上传说袁庚去香港前叶飞曾交代：到香港后，“除掉妓院、赌场不能干，什么赚钱都可办”。为核实这句话，笔者查对了交通部当年的会议记录，如上的原话是没有的，记录上除前边引的一段外，另有几句是：“你去以后可以看，什么赚钱都可以干，如盖旅馆办餐厅赚钱，你可以搞。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干。授你权，就是这个方针。”当然，为简单、扼要，说成“除掉妓院、赌场不能干，什么赚钱都可办”，意思上也不为错。
10月9日，叶飞签发了交通部党组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件。
从内容上看，《请示》较一般同类文件的文字稍显长了些，主要是多了点这类文稿很少有的谈认识的内容。如《请示》开头部分写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思想又没有彻底解放，以致至今还没有放手大干，丧失时机，教训甚多。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尽管香港的资源、劳力都很缺乏，但近十年来竟新开了三万多个工厂，产值增长了十几倍。速度之快，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很突出。我们的条件比人家优越，完全可以利用招商局这个现成基础，多办一些事情，更多地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关于招商局的经营，《请示》提出了一个24字的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关于发展规划，《请示》提出：“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兴办现代化建筑公司，承包港澳、国内基础工程与建港任务；抓住船价大跌时机，增添一批新船或半新船，开辟班轮航线，承办旅游联运，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收购超龄轮船，发展拆船业，把废钢重炼重轧为各种钢材；增设浮船坞修造国内外船只；兴建集装箱码头，积累经验；购进或卖出与航运有关的房地产、仓储等。”
关于资金，《请示》提出：“经营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向国家要投资。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办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并建议允许香港招商局的中转代理、仓储、驳运等业务每年约两千万港币的净收入，从一九七九年起留用五年，不上缴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为提高办事效率，《请示》建议：“鉴于港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多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应该确定（香港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建议授权港澳工委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五百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可以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国内审批。”
这些意见和建议，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文革”刚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实在可以算得上斗胆陈言、石破天惊。
10月12日，李先念就欣然签批了。他在《请示》报告上字斟句酌地说：“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
此后几天里，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王震等也很快圈阅批复。10月20日，《请示》稿批件退回到叶飞的办公桌上。
■选址蛇口公社筹建工业区■
就在李先念签批交通部《请示》的同一天，即1978年10月12日，叶飞在上海锦江饭店交通部整顿上海港工作队的办公地点，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再次讨论了对香港招商局的利用问题。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清、陶琦、王西萍、程望副部长等党组成员外，在香港主持招商局日常工作的袁庚、买船小组负责人江波及上海部属单位的几位领导，均列席会议。
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的叶飞，是典型的急性子。此时，他或许还不知道报送中央的《请示》李先念已经签批，但他坚信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会支持交通部的意见，所以没等文件批复即先行研究如何落实了。这次会议，本着叶飞提出的“用足用够香港对外窗口、技术先进优势”的精神，议定了落实《请示》的三条具体意见：一、招商局总部可以设在香港，但工作要打出去，日本、旧金山、西欧都可以设分公司；二、考虑到操作方便，不适于用招商局名义的企业，可以用灰色公司的名义，在欧洲共同体、日本分别设分公司；三、立即开办两个拆船公司，香港一个，内地也要搞一个。
对此，袁庚提出：“前几年招商局曾想搞拆船公司，因为香港地皮太贵，没有搞成。我看在靠近香港的广东大鹏湾可以搞一个。”大家一致赞成他的这一想法。接下来，当袁庚提出“这样逐项落实起来，工作过程中要突破一些国家原来规定的旧的框框”时，叶飞接过话来说：“这个问题看来要到国务院去提，不提不行。不突破这一步，就寸步难行。以买船为例，过去规定旧船由我们买，新船由外贸部买，现在还不是突破了！形势变了非变不可。这个问题，要在适当时提出来。你们不要在下面扯皮，由我们来解决。要改革上层建筑。是不是事事都要经过批准才办？这叫奉公守法。但有时候、有些事这样做不行，要冲破一些框框。怎么冲破？要有点胆量，但不能乱来，看准了就办，否则怎么创造？当然这不能乱来，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讲这个主要是为了解放思想，不要受这个束缚。即使出一点毛病，我们替你们承担，你们放心好了。”
会议结束后，叶飞又与袁庚个别磋商了建拆船厂的问题。叶飞对袁庚说：“你回广州后抓紧与广东省领导同志商谈在大鹏湾建拆船厂的事，要考虑搞大一点。由招商局在香港和广东省边界地区划一块地方建一片工业区，地皮和劳动力用广东省的，资本、技术和设备用香港的，企业收益两方分享，利益均沾。他们应该会支持。”最后，叶飞叮嘱袁庚：我下月到西欧几个国家出访。定了的事你们先抓紧干，搞起来。
11月17日，叶飞和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率团从北京出发，前往西欧的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三国考察访问。12月初，叶飞一行在联邦德国考察莱茵河时接到了香港招商局电报：代表团结束访问返京时，请叶部长、郭副主任在香港短暂停留，听取招商局及在港单位的工作汇报。
12月14日，叶飞、郭洪涛一行结束在西欧的访问到达香港。稍事休息、参观，叶飞于16日下午和晚上，与郭洪涛一起连续听取了袁庚、招商局总经理金石等几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袁庚于9月初正式到香港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到香港上任，袁庚一个人也没有带，招商局原来的干部未作变动。他传达了部里利用招商局的决定后，干部职工都很受鼓舞，很快便明确分工，分头干了起来。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有关买船、远洋运营、修船、船舶代理、仓库、码头等工作，都有相应的发展和加强。友联厂正准备扩建，计划开办的新企业，如集装箱制造厂、无线电导航仪器厂（与日商合作）、玻璃纤维厂（与英商合作）、船舶物料五金公司，以及氧气厂、新加坡修船厂、建筑公司等，均已启动筹备。
关于建拆船公司的问题，金石作了说明：初步估算了一下，拆船厂占地面积很大，在香港买地皮太贵。准备与广东省、日商一并协商一下，到广东大鹏湾一带兴建。我们办，引进日本的技术。投资比例，招商局占四成，广东省和日商各占三成。
袁庚具体汇报了与广东省领导协商在大鹏湾建工业区的情况。袁庚说，我在11月22日已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就建工业区一事进行过交谈，广东省革委会副秘书长陆荧也参加了。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央领导对《请示》件的批复，介绍了部党组、招商局筹建工业区的指导思想：考虑到香港地皮太贵，劳动力也贵，把原拟建在香港的大部分企业移到港粤边界的广东一边。这样既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又可通过香港引进国际市场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产品销售提供多方面的便利。同时还可以为广东省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企业好了，广东作为投资（地皮和其他生产条件）方，也可获得相当的利益。刘田夫当即表示赞成和支持，并表示，工业区用地可以在大鹏湾一带选择，建成后的管理也可以参考香港的一些做法。双方约定，这一问题等叶部长出国访问归来经香港到广州时，再进一步商定。
听了袁庚等人的汇报，叶飞非常满意。他表示：“同意你们这么办，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在宝安县沿海地区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划作工业区，兴办有关工业企业，立即就办。我这次就去广州和省委领导谈，抓紧定下来，然后由交通部和省委根据商谈意见联合向中央写个报告。”
郭洪涛此前对交通部利用招商局的规划知之不多，听了袁庚他们汇报后深受鼓舞，说：“你们的设想和规划很好，按中央的指示办吧！广东省委同意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你们可以把这里作为交通部的技术后方，内地搞不了的在这里搞，内地培训不了的到这里培训，作为交通部的基地。”
12月18日，叶飞与郭洪涛、招商局总经理金石、张振声一起抵达广州。此前，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已先期到达。当天，他们一起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王全国在省委招待所磋商了筹建工业区的问题。
首先由金石汇报招商局筹建工业区的构想，以及需广东省革委会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厂房用地；二、原材料进口及产品出口免税放行；三、非技术人员请省革委会安排。
刘田夫态度十分积极，当即表示：“除第二点省革委会无权允诺外，一、三两个问题都好解决。具体办法，由陆荧副秘书长和曾定若同志与招商局的同志们商谈。”
关于工业区地址选择，招商局提出到沙头角、蛇口、大鹏湾三个公社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根据三地的地理、经济及水、电供应等情况再作决定。
王全国表示：招商局搞工业区，要有配套设施，包括水、电、码头、道路和相应的福利、文化、医疗设施。你们应先去考察一下再定。
金石提出：员工的工资最好是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行计件工资。工资额以不高于每人每月平均200元人民币（含工人福利金及生产奖金）。由招商局以外汇付给广东省，换取人民币付给工人。那年月，月工资200元是只有老资格“县太爷”才能拿到的数。刘田夫、王全国不约而同地说：“可以。”
双方都有准备，谈得很顺利。叶飞见主要问题都谈到了，均无异议，遂对金石他们说：既然如此，那下一步就是你们和广东省革委会的同志根据商谈的情况，联合向中央写个报告。
对于工业区的地址选择，招商局高度重视。金石、张振声等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经综合考虑、比较，最后选定在蛇口公社。12月24日，大家一起向刘田夫汇报：“认为工业区建在蛇口比较有利。”刘田夫表示同意，并当即向在场的广东省革委会、宝安县的同志说：“招商局是驻在香港的交通部的机构，不是资本家的产业。对充分利用招商局，国务院已批准，是有红头文件的。应该放手让招商局干，先干起来再说，然后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展。招商局干起来了，对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1979年1月上旬，招商局和广东省革委会的有关同志共同起草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起草好后，经在广州的曾生审阅修改，刘田夫、王全国等广东省革委会领导审阅签批后，招商局于1月10日派专人送往北京，由叶飞签发呈报党中央、国务院。
■“蛇口模式”应运而生■
1978年12月底，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公报明确，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使叶飞更坚定了创建蛇口工业区的信心。
1979年1月26日，他签发了交通部与广东省共同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同时，他向李先念建议：在广州主持这项工作的袁庚同志现在北京，若需了解具体情况，可由他当面汇报。
1月31日上午，李先念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召见袁庚及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听取了袁庚关于建蛇口工业区的汇报。袁庚熟悉情况又作了准备，汇报得很系统。从招商局的历史到目前的情况，从香港经济建设上的优势到创建蛇口工业区的指导思想，以及工业区的发展前景等，都作了介绍和说明。李先念、谷牧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插话提出问题，或对袁庚的汇报给予评论、肯定。当汇报到要求在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时，袁庚随手呈上一张地图。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下，说：“给你一块地可以，就给这个半岛（指南头以南的半岛）吧！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缴税——广东拿了30％，其实就是缴税。”
袁庚汇报完，李先念、谷牧都很满意。李先念拍着手里的《报告》问谷牧：“招商局他们这个报告，你看怎样批好？”
袁庚趁机提出：“《报告》中关于免税进出口的问题，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提出的。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李先念遂说：“好，我批！”一边说着，一边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先念，1979.1.31。”
2月1日，叶飞与彭德清、袁庚一起召集交通部有关部门领导，具体研究了《报告》落实问题。在具体分析了各部门在蛇口工业区建设中承担的职责后，叶飞强调：这是当前全部的工作重点、中心，要把最强的力量拿上去，以最快的速度搞起来。
2月2日，谷牧遵照李先念的指示召集国务院有关人员开会，研究招商局建设蛇口工业区的问题。他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李先念的批示精神，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尽可能给予配合和支持。
2月11日，交通部统一组织的一个35人的工作队，包括1名总工程师和各方面专家、技术人员34人，登上南下的列车。他们的任务是到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进行实地考察，拟订工业区的总体规划和“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航、通车、通信，平整土地）工程方案。
2月28日，招商局与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正式签订了蛇口工业区设计委托书。
就这样，蛇口工业区在人们新奇、疑惑的目光中破土动工了。首期开发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了通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变电站、供电线路、引水工程、通信工程，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商业服务设施。施工过程中，拓荒者们借鉴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振聋发聩地叫响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同年4月，就在蛇口工业区建设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广东省领导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发挥毗邻香港、华侨众多的优势，在深圳地区划出一块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广东省的这一报告，同意试办“出口特区”。
随着沿海特区的开辟，蛇口工业区建设过程中率先采用的利用银行贷款，边投资边获益再投进去扩大收益的做法，以及吸收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探索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引进竞争机制的做法等，很快被称为“蛇口模式”广泛传播开来，对沿海各大城市陆续开始的改革开放、特区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在蛇口工业区全面启动后的1979年2月底，开国上将叶飞离开交通部，再披戎装，担任了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蛇口工业区建设的进展。他不仅自己多次前往视察，还带着海军的领导同志前往参观。他还多次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到蛇口视察，指导蛇口工业区的创建。■
（题图说明：1988年，邓小平与叶飞在人民大会堂握手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