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说精英人士血液里流动的，是星巴克和costa。那么广大苦逼社畜们，每个毛孔里透出来的都是奶茶的香气。
奶茶，早已和咖啡齐名，成为温州，乃至中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饮料之一。
1952年在香港开张的兰芳园，算是中国第一家街头奶茶店。
创始人林木河独门的“丝袜奶茶”，作为中国奶茶的经典款，在少男少女对丝袜两个字的遐想中长盛不衰。
据说，丝袜奶茶最早真的是用丝袜拉茶的
而另一个经典款，珍珠奶茶的来历，则显得扑朔迷离很多。
2006年，台中市的春水堂和台南市的翰林茶馆还因为争夺珍珠奶茶的专利权而对簿公堂。
在粗吸管普及前
珍珠奶茶一般是用勺子吃珍珠的
幸运的是，最后法官因为双方证据不足并未判定专利权所属。
而珍珠奶茶本身，远在这场纠纷前，早已像蒲公英一般飘过海峡，飘向温州的大街小巷，飘进了一代人的童年。
虽然“葡京小站”这个商标直到2002年才被福州葡京餐饮有限公司注册，但温州的“葡京”早在2年前就已经把奶茶的热潮带进了这个小城。
经典款奶茶由一开始的3.5元一杯
降到2元一杯，价廉物美
2000年8月22日，蝉街的金信大厦下，温州第一家葡京小站开张。
在此之前，人们印象里的奶茶还是街头推车上装满花花绿绿粉末的瓶子，还有摊主从大杯底捞出来的，一勺子黏糊糊的珍珠。
小时候的梦想是尝遍所有颜色的奶茶粉
自葡京小站登场后，放学路上和同学一起买上一杯2块钱的热奶茶，捧在手中一边聊天一边回家，成了一件时髦的事。
一时间不仅全温州，大半个中国都吹起了奶茶风，各种各样的葡京小站涌进城市，真假莫辨。
这家跨界蹭热度就属于比较过分的山寨
这时候的奶茶，更像是一种依托于小吃和其他饮品的存在。这个时代的奶茶店往往采用复合型运营，也就是说，不仅卖喝的，也卖吃的。
葡京小站的小吃，也是一代人“物美价廉”的回忆。汉堡，炸鸡，肉串，鸡块，没有一件单价超过5元。
虽然买家秀往往和买家秀天差地别
但当年的物价确实便宜多了
直到现在，幸存的葡京小站仍然用当年的味道，在外卖软件上勾引着人们的念旧的味蕾。
当年和葡京小站杀得难解难分的，不仅有它的山寨店，还有一家叫做正新的连锁店。
2000年，正新在瑞安开张了第一家门店。这家Logo醒目、员工衣着统一的街头奶茶小吃店，很快就风靡温州，快速扩张铺开了直营连锁店。
那时候的温州街头常见的景象，是一家孤零零的自营小吃店两侧，葡京小站和正新热火朝天地招徕顾客。
正新在瑞安的第一家门店
虽然正新也做奶茶，但对比以珍珠奶茶开遍天下的葡京小站，正新最大的卖点并不在奶茶。10元3个的汉堡，铺着黄瓜片的肉饼上挤满沙拉酱，一度是吃货们最幸福的回忆。
这个时代的奶茶，处于冲剂时代，产品制作非常粗糙。
它从奶茶推车的粉末冲泡，转为了砂糖加上水果味调制品制作而成的甜品饮料。同时，它们往往提前用大桶泡制，需要时直接由机器里倒出装杯。
毕竟这种所谓奶茶里，既没有奶也没有茶，它的整体口味，往往在糖的风味上止步不前。虽然入口浓香，但口感上没有任何变化。
冷饮机里的奶茶不断翻滚搅拌
2005年，香飘飘奶茶横空出世。奶茶从到店购买到随时可以冲泡，温州街头的奶茶店地位遭到挑战。
同时期，媒体对奶茶行业“不含奶”、“奶精”、“橡胶珍珠”、“添加剂”、“化学原料”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与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使不少第一批奶茶小店承受不住压力，纷纷倒闭。
直到现在，依然有人因为添加剂而对奶茶口诛笔伐
葡京小站，就是在这个时期黯然离场的。同样面临窘境的正新，却找到了一条不需要奶茶的发展道路。
它在扩张规划时壮士断腕，舍弃了绝大部分没有竞争力的产品，走起了鸡排专卖店的路线。
这个品牌，也随着签下黄渤而大红大紫走向了全国。
改版后的正新，直接用“正新鸡排”作为商标
随着温州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他们对奶茶的要求也逐步提高。
有需求就有市场。温州街头奶茶店，开始了第一次转型。
从葡京手里攻城略地的，是新一代四巨头奶茶工坊，地下铁茶饮，小兔子茶饮，Coco奶茶。
在这个时期，多样化的奶茶取代了单一的珍珠奶茶。鲜奶系列、鲜果茶系列、巧克力系列、沙冰、甜品，陆陆续续出现在了奶茶店的菜单里。
同时，现场制作的精致服务方式，也开始取代充满廉价感的提前冲泡。
当年的奶茶四巨头
地下铁这个品牌，在07年1月4日由柳州地下铁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创立。
08年4月2号在茶山大学城开张的温州第一家地下铁，打着“高品质低价格”的口号，以一杯1.5元-2元的低价奶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温州没有地铁，但是温州有“地下铁”。对于交通不发达的小城温州来说，这个名字充满着时髦感。搭配独特的经营创意，地下铁一度成为典范，引来同行纷纷模仿。
如今的市区，早已难寻地下铁的踪迹
2010年12月2日，上海肇亿商贸有限公司引进了台湾的coco品牌。这家老品牌凭借丰富的管理和运营经验，在入驻温州不久后同样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消费者。
在温州，仅鹿城区就有7家Coco门店，一款鲜芋青稞牛奶让奶茶迷们倾心不已。
Coco都可世贸中心店面
标志性的商标辨识度十足
而奶茶工坊和小兔子台湾茶的对比，则显得十分有趣：同样以“茶”作为商标，奶茶工坊只做奶茶，小兔子不仅卖奶茶，炸鸡汉堡也是它的强项。
在四巨头的巅峰期，他们像江湖帮派一般在市场上进行着明争暗斗。不断扩张的店面，推陈出新的菜单，一波接一波的优惠促销，温州的奶茶市场也随之不断壮大。
然而忙于竞争的它们，并没有看到远方的乌云，灾难近在咫尺。
随着人们对奶茶的消费力的上升，传统工艺已经不能满足大批量的生产。
使用奶精与茶来勾兑的奶茶，茶与奶往往不能完美融合，静置一会两者就会分离，需要起云剂来维持状态。而合法的起云剂，往往使用棕榈油等天然油类制作。
新闻报道里的起云剂介绍
但这种起云剂稳定性不佳，保质期也较短。最终，有人发现用工业塑化剂替代常规起云剂的效果更好、保质期更长、价格也更低廉。
但，这种工业添加剂，对人体危害不可估量。
2011年，台湾塑化剂事件爆发。50岚、永康15等知名奶茶品牌，均被检测出含有塑化剂。新闻发酵到大陆后，从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扑面而来，中国奶茶市场一片萧瑟。
塑化剂事件，在各大新闻门户上都有专题版块
奶茶的原料健康，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当人们比起性价比，首先考虑健康问题时，一些品牌开始了用真正的茶来调制奶茶。
在危机下，温州的第三代奶茶店顶住压力，杀进了市场。以贡茶和快乐柠檬为代表的新生代奶茶店，开始了奶茶的又一次革新。
贡茶系列，每一杯的“浇头”都独具特色
说到贡茶，第一反应总离不了欧洲城那家开了好几年的贡茶老店。
贡茶，或许是温州第一家在传统的奶茶上添加奶盖的店面。一款熊猫奶盖乌龙，打开了不知多少人味觉的神秘大门，让他们从此对奶盖爱得死心塌地。
虽然有传闻说这家贡茶并不正宗，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温州奶茶爱好者心中的地位。
直到现在，贡茶依然是不少去欧洲人吃喝的人们饭后的必经之处。
欧洲城的贡茶，和一旁的糖百福一样都算是老字号了
温州第一家快乐柠檬，则在13年4月12号在学院西路开始了营业。
以一款岩盐芝士绿茶作为主打，快乐柠檬和它标志性的柠檬小人商标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纯茶泡制的奶茶，风味得到了提升，再添上一款诱人的奶盖，就成了这一代奶茶成功的秘诀。随之而来的是，奶茶的单价也提升到了最低13元一杯。
学院路上的老店
同样在这个时期崛起的，还有针对学生群体的平价奶茶三小强，它们就是黑泷堂、古茗与新时沏。
价格战的成效是明显的，毕竟对于学生来说，性价比始终是一个消费关键词。
三小强们以还过得去的味道，与低廉的价格收获了一批不那么挑剔的顾客，就像当初的地下铁一样，迅速开遍了各大初高中的校门口。
光是茶山大学城，就有7家新时沏
整体的评分并不太高，毕竟它主打性价比
如今，温州街头奶茶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鼎盛时代。
而这个时代的重量级明星，毫无疑问是温州的第一家一点点。
2011年，台北知名的奶茶品牌50岚在上海设立了生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将一点点这个品牌引进了大陆。
台湾国民奶茶品牌之一的五十岚
一点点以热情的服务态度，现场手工制作，价廉物美的奶茶迅速征服了奶茶爱好者。上海、杭州、苏州、武汉，它的门店迅速向各地辐射。
在大城市的上班族学生党们畅饮一点点足足6年之后，温州终于等来了这个大牌。
2017年4月，一点点入驻温州。
奶茶爱好者们压抑已久的信仰，转化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府前街的首家店面，没过多久就排起了长队。
“排队一小时，喝茶3分钟”
爱做生意的温州人们，看到了商机。哪怕加盟费高达6位数，短短一年，鹿城区加上瓯海区，还是开出了4家一点点。
同样崛起的，还有以黑糖鹿丸鲜奶打出一片天的鹿角巷奶茶。温州素有白鹿城的俗称，不知道温州人对于鹿的特殊情怀是否在鹿角巷的爆红里出了一份力。
昂贵的加盟费和兴旺的生意下，不乏眼红跟风者。于是中国人民的传统智慧一阵作祟，一点点和鹿角巷的山寨店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浮现。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很容易喝到假货
百花齐放自然少不了各路二线选手，他们的生意同样做得如火如荼。
以颜值为竞争力的恋暖初茶，以“丧文化”为噱头的丧茶，号称本土一点点的茶小星，还有以“撕茶杯送口红”营销的霸王茶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它们都在这场“百奶大战”里，分到了属于自己的蛋糕。
“丧茶”本是一家概念化的快闪店
在爆红之后被众多商人复制
也有上个时代的老将，依然屹立不倒。下吕浦的茶桔便，自2008年到现在，十年来一直默默固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当年的初中生，喝成了大学生。放假回到故乡，总想用一杯茶桔便，回味青春的味道。
还有的硬核怀旧者，崇尚当初粉末泡制的奶茶第一次入喉时的震颤和感动。九山湖的粉泡奶茶，成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
奶茶就像渣男，知道不好，可就是放弃不了。虽然它让人失眠，让人发胖，但上班的人，逛街的人，宅家的人，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强烈地泛起对这种神奇液体的渴望。
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你真的不想喝一杯奶茶吗？
一杯下肚，他们满意地抿掉唇上的茶渍，继续各自的生活。
百奶大战，始于葡京，盛于一点点。这场战争，远远还未结束。
文:囧大
写得好累，请我喝一杯奶茶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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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这句话，出自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作者是有着“台湾地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作家”之称的陈映真。
陈映真最广为人知的小说是《将军族》和《山路》等等。比起这些名篇，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或许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更为相近。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这一系列，其中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以及《万商帝君》四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也是他1975年出狱后发表的第一批小说。
“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讲述的是一栋典型的办公大厦华盛顿大楼里的跨国公司的故事，主角们就是出入华盛顿大楼的上班族。这栋大楼位于台北，进入这样的办公大楼工作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光荣象征。就像一位在乡下长大、从工厂调入华盛顿大楼总办公室的主角进楼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他怀着欣快的心情看待这座即将带给他职业尊荣的大厦，眼中所见是“分成四栋的十二层建筑，像一座巨大的轮船，笃定、雄厚地停泊在他的对面。走廊的竹子，是黑色的大理石片砌成的。……整栋大楼的大历史显得干净而明亮。……楼下的几个大门，都用不同花式的铁栅锁着”。（《云》）
台湾淡江大学退休教授吕正惠在《理解陈映真思想与艺术之谜的关键》一文中写道，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与他出狱后供职于美国药商公司的生活有关。彼时正逢台湾地区经济进入繁荣期，陈映真接触并观察跨国企业中高级主管的生活，这些主管通常英文流畅、说话经常中英夹杂，开着高级轿车出入高级场所，“享受着台湾地区经济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所能得到的、最丰裕的物质生活。”陈映真书写的重点当然不是高级主管的奢靡生活，作者本人曾在此系列的序言中透露，他是为了书写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观察跨国资本到底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作家穿透跨国资本编织的甜美的、诱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穿透层层欺惘的烟幕”，进而“争取理解人和她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陈映真小说全集日前由理想国推出，在此之前，他的小说在大陆虽有结集出版，并无机会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值此际遇，我们不妨一起走进这座巨大轮船一般的华盛顿大楼，与近半世纪前的全球化图景和小人物写作遥遥相望。
晋升魔咒：上班下班如同无形的巨大网罟
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主角黄静雄（小说中以英文名Olive称之）在一家外企公司待了五年，晋升副经理的梦想马上成真之际，位置被人顶替，因此赌气辞职。过去五年间他不断升迁，从会计员、高级会计员到信用组主任再升表报组主任，下一跳便是副经理那间独立的办公室了……直到升迁梦破灭，他才对上班这件事产生了质疑：“上班，几乎没有人知道，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上班在黄静雄看来之所以是个骗局，是因为他往日对工作有着极大的投入，“十年来，他生命最集中的焦点，最具创意的心力，都用在办公室里的各项工作上。”作为骗局的上班也确实为他提供了生活的保障，他本希望借由升职再次缩短还房贷的年限。
晋升的魔咒不仅笼罩着黄静雄一人，在陈映真的小说《万商帝君》中，职员林德旺同样渴望晋升。他崇拜他遇到的manager和他们流利的英文，在公司的一两年里，他对manager这个词产生了迷恋，将当上manager作为人生至高无上的目标。正在逐渐发狂之时，他看到了一则招聘manager的广告，如同咒语一般让他心神镇定了下来：
“这个魔术一般的英文字——manager，这个黄金宝藏一般的观念——经理，这个神奇的发音——马内夹，在林德旺逐渐狂乱的心智中，发生了咒语似的效用。”
他继续在报纸上寻找提到manger招聘的广告，
“这世间还有那么多的manager等待着有能力的人去做咧。……sales manager，他谨慎地读出来，这个位置也是我的。他然后又看到一个小小的英文广告：liaison manger wanted……可惜的是林德旺看不懂liaison这个字，但manger这个字，他是十分有把握的。”
职位升迁塑造了上班族的生活习惯与生命期许，所服务的公司也编织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网络。回到黄静雄的故事中来，即便他真的辞职，也仅仅是被这个网络所抛弃罢了。为了发泄内心郁闷，他打电话与朋友诉说，结果只听到了对方带着炫耀的抱怨，他这时才感到，脱离了公司之网自己并无别处可去，“他忽然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他这才想到：这一整个世界，仿佛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身为上班族的人们搭乘公共交通，为的不过是在这个大机器中找到一个位置，而相对于办公室而言的家则显得“荒唐、陌生而又安静”，在这里的生活不过是为了再将一个同样的“上班族”养大，此外还须考虑房贷和生活的成本……黄静雄前一日盛怒下赌咒辞职之后，立刻便感到他其实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网罟之中，难于动弹”。
乡关何处：从乡下走向华盛顿大楼
除了描绘上班族深陷现代公司的网罟之中、除了公司无处可去，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也写出了跨国资本运作过程中他国与本地的冲突。在小说《云》中，我们可以看出跨国企业中本地人与外国老板的微妙关系。出身乡下、从工厂调入总部的张经理对于美国老板充满感激和敬意，勤奋地学习老板为跨国公司辩护的材料，服膺上司所说的今日跨国公司角色应当从压迫者、掠夺者转变朋友和协助者：“调动资源国家中一切积极的条件，博得资源国家政治、文化、员工的忠诚、谅解、友谊和勤奋的工作。”
张经理如此这般成为了美国公司在台湾地区的“杠杆点”，然而不可否认，他确实会在与美国老板的交际中体会出对方“那些友善、亲切、善意和热情的外表的里侧，有一股隐约，却也确实的淡漠”，感受到美国老板在中国下属前“一种无由言宣的威仪”。
公司中男女之间的爱情战争，有时就成为了跨国资本与台湾本土之间激烈冲突的象征和隐喻。在《夜行货车》里，女主刘小玲是财务部负责人的情妇，同时也是外国上层的“猎物”，她并不能抗拒外国上司的骚扰，又因为做情妇不能长久，转而投向了公司里的另一个年轻人——一个出身贫苦的本省人的怀抱。值得补充的是，跨国公司大小领导的生活中总是少不了情妇，这也是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所反复指出的；《上班族的一日》的主角也有情妇——正因为有情妇，他才从普通上班族变成了有情妇的小主管。
刘小玲的两位情人在表达嫉妒时是不同的，仿佛情欲与嫉妒也受到了跨国资本的规训。她的华人上司情人虽因她遭受“调戏”而感到愤怒，但很快就从愤怒中平复了，他的愤怒“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流在沙漠上的水流，无知如何地、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其原因正在于，他意识到自己身处跨国资本之中，他的花园洋房、他的上升途径全在外籍老板的掌握之中，这一切压过了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胁的雄性自尊心。与被跨国资本规训得服帖的上司情人不同，与她相恋的年轻本省人则显现出嫉妒、与她争吵甚至暴力相加，在得知刘小玲将远赴美国时，他愤然离开，被一列轰隆而过的货车拦下脚步——“夜行货车”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意象——“在平交道上拦住他的那一列货车。黑色而强大的、长长的货车，轰隆轰隆地打从他跟前开过去。”围绕刘小玲展开的、本省青年—上司—外国人老板之间的多重关系，最终以青年愤然反抗辞职终结，他对着中国上司宣誓再也不要“鬼龟琐琐地过日子”——结合职场与情场的双重处境，这个宣誓更显得意味深长。
《云》中的张经理来自乡下、一个没落的矿区，《上班族的一日》里刘小玲的青年情人来自乡下，《万商帝君》的林德旺也来自一个他认为“愚昧、混乱、肮脏、落后”的故乡。乡下是以华盛顿大楼为代表的跨国资本的对照，从乡下来的小人物的希望，诸如攒钱、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也与华盛顿大楼高耸入云的愿景“复兴美国理想于全球”形成了对比。
从乡里出来的林德旺认为，一定要开一部裕隆仔回去才算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种理想，林德旺的姐姐要求不断借钱扩充门面的弟弟返乡，理由是“我们是做田人，做田人有做田人的去路”，况且，“花草若离了土，就要枯黄。”从写于1960年的《故乡》开始，返乡与否的矛盾就存在于陈映真的小说中。《故乡》里大学毕业的“我”不得不返乡，返回那个“那个栽着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的故乡小站”、那个常年笼罩于煤烟底下的故乡。在小说结局处，“我”反复呼喊着：“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
在这几篇将华盛顿大楼与台湾乡下隐秘联结的小说里，《云》的特别之处在于围绕建设新工会、让女工小文的日记与张经理的故事平行交错，来自乡下的女工的心理变化和张经理与跨国公司美国老板的利益至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工人建立工会的过程中，女工逐渐意识到有一种为他人生活的人，他们“以木讷的政治和并不喧嚷的正义心及勇气，自己吃亏、受辱，却永远勤勉而积极生活着的人”。同样出身乡下的张经理从工厂调入华盛顿大楼总部，在跨国公司的理念中迷失自我，他满怀敬意地学习美国上司的思想，成为了跨国资本在当地立足、扩大影响、调动积极性的“杠杆支点”。同样是支持建立工会，张经理和他为之效力的美国老板与女工的出发点和立场截然不同，之后付出的代价也不可比较：女工被纷纷解雇，而跨国公司老总可以对此不负责任——看似崇高的理想是以利益驱动的，是随时可以被摒弃的。将跨国企业为人类增进福祉的理想拆解，并以乡下工人的实际处境对照，也体现出了陈映真所说的书写“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目的——“作家首要的功课，是自觉地透过勤勉的学习与思想，穿透层层欺惘的烟幕，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为后街立传：为他人的生活，为他人的文学
陈映真在小说《云》中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应当为别人还是为自己生活。主角张经理师大毕业后在矿区教书，曾是坚定的为别人活的人，后来却将这一目标忘记了，也忘记了响应建立新工会的女工们。“曾经为了别人的苦乐、别人的轻重而生活的自己，变成了只顾着自己的、生活的奴隶。”从跨国公司解脱出来的他在读罢女工的日记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新的认识：“自以为很辛苦地工作着的这两年来的生活，其实是懒惰的生活。只让这个迅速转动的逐利的世界捶打、撕裂、锉削，而懒于认真寻求自己的生活。 ”
为他人的生活是贯穿陈映真小说的主题，为他人的文学也是陈映真思考的重点。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陈映真的文学阵地由《现代文学》转向《文学季刊》，体现出了他与现代主义的分歧。据与陈映真同为《文学季刊》“五虎将”（包括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和刘大任）的刘大任介绍，《文学季刊》也翻译介绍外国作品，但百分之七十都是自己的文章。在发表于1967年的《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一文中，陈映真对台湾现代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
“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台湾的现代派在囫囵吞下现代主义的时候，也吞下了这种反抗的最抽象的意义。我说抽象的意义，是因为在反抗之先，必须有一个被反抗的东西。然而，与整个中国的精神、思想的历史整个儿梳理着的台湾现代派们，实话说，连这种反抗的对象都没有了。”
用刘大任的话说，陈映真与他同时怀疑台湾的现代主义发生是毫无根基的“无病呻吟”，因此在《文学季刊》发表的作品《最后的夏日》中，“现实的影子出现了。” 陈映真最终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并在70年代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的代表人物。
后来在美国爱荷华与陈映真相遇的王安忆认为，这个争论虽是现实主义与东方现代主义的争论，但核心更是文学和人民关系的问题。王安忆说，“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作家必须关心的利益。”在王安忆母亲茹志鹃的记录中，陈映真谈及台湾文学，认为台湾文学存在双层的断裂——一方面与五四文化割裂，面向西方并与自身经济社会结构脱钩，学到了西方的皮毛；另一方面在汲取“群众语言”方面，台语与国语距离较大。在与国际作家的会谈里，陈映真也表示对东欧文学越来越走向个人的倾向非常失望。（《母女同游美利坚》）
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陈映真书写了在华盛顿大楼里工作的高级主管，也书写了远离家乡、疲乏不堪的女工——就如他所自陈的，他的文学是关于“后街”的生活：
“他为《人间》杂志采访时，他看到的是饱食、腐败、奢侈、冷酷、炫丽、幸福的台湾的后街：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如果要他重新活过，他无疑仍然要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风雨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
在东海大学一门叫做“台湾社会变迁”的课程上，社会学系教授赵刚将陈映真的小说作为唯一的阅读材料，他认为，为这些小人物一篇篇的立传比历史还真实：“台湾地区的现当代史所可能具有的历史记忆将更为粗疏稀薄干枯，而历史意识也将注定更同质更空洞，因为我们只能空洞地记着一些大事件的年与一些大人物的名。”
相关链接：
界面文化专访刘大任：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13853.html
界面文化专访王安忆：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584453.html
清礼亲王世铎任领班军机大臣十多年，为清代最无权的“宰相”之一。世铎亲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等大事，无所献替，因未随慈禧西逃而去职，1913年寿终京邸。《清史稿》中，世铎小传只列在“诸王传”礼亲王杰书之后附载，极为简略，本文为第一篇较为详细的世铎传记。
礼王府
帮慈禧化解“同治立嗣”危机
有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史学界多有探讨，总的来说认为“相权”不断被削弱，但例外情况尚多。“相权”的起落，因具体政治形势、具体人物而变。礼亲王世铎当“领班军机大臣”时期，可能是“相权”最低落的时期，在他之后，荣禄、奕劻都拥有更大权力。
礼亲王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首。第一代礼亲王代善，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太宗皇太极次兄，为清廷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也正是他的运作使皇太极得以继承皇位，故礼亲王一系在清代拥有尊贵地位。第六代礼亲王昭梿，著有《啸亭杂录》及续录等书，记录清代朝章国故，颇有史料价值，嘉庆二十年因侮辱大臣、虐待庄头被褫夺王爵，圈禁三年，道光九年郁郁以终。昭梿被夺爵，爵位由从弟麟趾承袭。麟趾去世，孙全龄袭爵。
世铎（1843-1913），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生，全龄第三子，代善九世孙，道光三十年（1850）袭爵，为第十二代礼亲王，同治间授内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1884-1894、1898-1901年间，两度出任领班军机大臣，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薨。世铎为人惯于自我谦抑，也正是这一点为慈禧、醇亲王奕譞所看中。沃丘仲子（费行简）言世铎“接人谦穆，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李莲英向之屈膝，亦屈膝报之，诸王以敌体待诸阉，前此所未有”。（《近代名人传》第61页）
1875年，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慈禧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嗣位，仍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按照礼法，本应选择“溥”字辈继承皇位，同时为同治帝立嗣，也即将继统、立嗣两事同时解决。但若“溥”字辈继位，慈禧就变成“太皇太后”，缺乏继续掌权的法理依据。为继续掌权，慈禧选择同治帝同辈的载湉继位，留下隐患。
吏部主事吴可读认为，慈禧立咸丰帝侄子载湉继位，并无给同治帝立嗣。光绪五年三月，同治皇帝梓宫奉安山陵，年已六十八岁的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礼成后服药自杀。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一封遗疏，内容为：“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立子，而不为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之大统，乃奉我两宫太后之命而受之文宗者，而非受之于大行皇帝。然则将来大统之归于嗣子，自不待言。臣以为不然，今日虽无异议，而将来之纷纭难测……”此为轰动一时的“吴可读尸谏”事件。
吴可读担心同治皇帝无嗣，可谓一片孤忠，实际上是给慈禧出了难题。慈禧命礼亲王世铎召集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光绪朝上谕档》第5册第132页）世铎随后以“公议”名义递上一折，认为：“吴可读所陈豫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1879年6月27日《申报》）世铎秉承慈禧意旨，领衔会奏，认为将来继承光绪帝大宝的“元良”，自动成为同治帝的嗣子，否定了吴可读意见，为慈禧继续掌权铺路。此时世铎执掌“宗人府”，他等于以宗室代表身份为慈禧背书。
“甲申易枢”
1860年咸丰帝驾崩，随后发生庚申事变，恭亲王奕訢与两宫皇太后合作，清除了肃顺集团，以奕訢为“议政王”。新皇帝的年号定为“同治”，其中一种解释，是两宫皇太后与以奕訢为首的近支宗室、满人精英共同治理国家。奕訢以议政王身份领衔军机处，文祥、宝鋆等满军机都属奕訢亲信。奕訢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接近历史上的真宰相。在双方和衷共济之下，清朝统治集团克服种种困难，与西方列强签订多个和约，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取得“同治中兴”佳绩。然而，随着局势好转，慈禧不乐意继续受制于恭亲王，遂利用文武官员应对中法战争的糟糕表现，将奕訢及其班子轰下台。
光绪十年（1884），岁在甲申。三月十二日，慈禧发下朱谕，罢免全班军机大臣，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光绪朝上谕档》第10册第61页）这一朝局大变动，史称“甲申易枢”。
自庚申事变起，慈禧太后依靠恭亲王奕訢的辅佐，肃清把持朝政的肃顺一党，外和列强，内削反叛，稳固了地位。然而，自中法战争开战，奕訢领导的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在命将出师、对法外交上确有失误，这些失误也与慈禧的进退失据有关，清廷在对法关系上处于十分被动地位。慈禧以此为由，罢免了整个军机处。
第二天，慈禧任命了新的军机处，命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稍后明确为领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后来，感觉办事人手不够，增加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慈禧还谕令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衡门，这是庆王首次进入权力中心。这一措施，使原本一体两面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分开，进一步削弱了军机处的权力。据《清史稿》记载，把世铎摆到这个关键位置，是醇亲王奕譞的主意。
著名文士李慈铭讥评这次军机处大换班为“易中驷以驽马”，意谓原来恭亲王的班子虽非骏马，还算有点能力，现在换上的是成群劣马。礼亲王世铎是懦弱无能之人，在王爵中“辈行”最高，慈禧、奕譞看中的这正是这一点。世铎在军机处领班，只是担任上传下达的任务，不是让他拿主意。这一届军机处实际负责人是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不便直接领班军机处，原因之一是皇帝本生父不能太高调，另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是：军机大臣每天早朝，都要跪着奏事，但按照礼法，父不能跪子。世铎谨慎平庸，恰恰适合作为奕譞遥控军机处的代理人。
新的军机处组成后，排第五位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为醇亲王奕譞亲信，实际权力反而凌驾于礼亲王世铎之上。很多章奏都由孙毓汶送到醇王府请示后再作处理，造成孙毓汶权力膨胀。
许庚身与孙毓汶
1890年，诗人樊增祥入京办事，写密信给张之洞汇报京中贿赂公行情况，披露的信息十分有趣：
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86页）
信中用了很多隐语，写入京引见的地方官行贿军机大臣的金额，给孙毓汶（用“孙大圣”典故）六百，礼亲王世铎三百，许庚身（用《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曾任洨长典故）二百，张之万（住在北池子）一百，额勒和布（“腰系战裙”）则一分钱也没有，说明此人在军机处不掌握权力。世铎以亲王领军机（“相王”），身价只及资浅军机大臣孙毓汶的一半。
光绪帝大婚后，按惯例即行“亲政”，即太后必须“归政”给皇帝。1886年，世铎上奏折请求慈禧继续“训政”。这个领班军机大臣，在任无所表现，唯一考虑的是尽力讨好慈禧。光绪十九年正月，世铎领衔军机处递上奏折，皇太后六旬万寿，请将徽号从十四字增加到十六个字，由内阁撰拟。（《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7册第719-720页）结果，慈禧徽号变成“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字样。世铎作为朝中“首相”，只能做这种门面功夫。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在中法战争后，时时处在危机之中，不见这位领班军机大臣建一策进一言，以改善国家治理、应对列强侵略。
鲜为人知的是，世铎跟继任的领班军机大臣荣禄有亲家关系，荣禄长女嫁给了世铎世子诚厚。光绪十七年（1891），曾国藩侄子曾纪渠授职广东惠潮嘉道台，是通过荣禄走世铎的门路，这是李鸿章给他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密信中披露的内情。（上海图书馆编《历史文献》第十一辑第110页）功臣之后想要升职，也要讨好亲贵。
野史记载，世铎对世界各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某年，其子侄辈某游历欧洲归国，世铎问道：“洋鬼子国家亦下雪否？”子侄皆掩口而笑，答道：“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陈灨一《新语林》）这个游历欧洲的“子侄辈”，应是世铎外甥承伯纯。1887年，承伯纯以“吏部候补笔帖式”随状元洪钧出使欧洲，为驻德公使馆随员，1890年与外交官张德彝一起回国。适诗人黄遵宪赴欧，赠诗《送承伯纯吏部东归》。这则野史笔记，讽刺世铎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对西方国家缺乏起码了解，基本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讽刺宰相无知，是否真实倒在其次。
袁世凯“告密”对象
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坛，世铎处于权力中心而深知能力不足，经常采取请病假的办法来避免卷入漩涡，最终无惊无险。戊戌年二月初四日，“礼亲王世铎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恩赏假并请派员署缺一折。礼亲王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宗人府宗令著恭亲王署理，正黄旗满洲都统著奕劻署理”。（《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39页）宗人府府令，相当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管理宗室内部事务，地位崇高。恭亲王被罢黜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在群臣呼吁下重回军机处，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去世。十四日，光绪帝上谕：“现在时事方殷，礼亲王世铎著俟病体稍痊即行销假，不必拘定假期。”（《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167页）光绪帝催世铎销假，是因为恭亲王去世后，军机处缺人领班。《翁同龢日记》对此评论道：“按恭邸既歾，礼可销假矣。”一语道破，世铎请病假纯粹为恭亲王让路。
据学者姜鸣的研究，世铎在戊戌政变中曾扮演关键角色。政变发生后，慈禧召荣禄入京，明旨命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直隶总督负责拱卫京师，手中握有指挥北洋各军大权，袁世凯必定是第一时间“告密”才能得到太后的高度信任。“护理”是清代制度，指下级官员暂时代理某项高级职务。袁世凯在谭嗣同来访后第一时间“告密”，对象是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戊戌年七月底，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奉召晋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凌晨光绪帝召见，退朝后即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开去的是直隶按察使的底缺。袁“午后谒礼邸不遇”，他第一个想谒见的是礼亲王世铎，只是未能见到。八月初三晚，康有为指示谭嗣同登门拜访，游说袁世凯带领所部兵力进京，包围颐和园，禁锢皇太后，此即“围园锢后”密谋。传统的说法，都认为袁世凯八月五日回到天津才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此说比较迂腐。康有为、谭嗣同的计划几近谋反，袁世凯若无心配合执行这一计划，应在最短时间内向京中高层紧急汇报，而不是回天津后再行动。
姜鸣注意到，盛宣怀档案中有一份《虎坊摭闻》，为京中消息灵通人士给盛宣怀提供的情报。情报称：“袁谢恩后，使密告礼王而行，故再得护理（直督）之命。”袁世凯谢恩在八月初二日，谭嗣同见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晚，袁世凯八月初五日早晨请训（陛见官员离京前请皇上训诲），请训后即乘坐火车离京赴天津，最合适的“告密”时间应在八月初三日深夜或八月初四日，对象是礼亲王世铎。
袁世凯
世铎既是领班军机大臣，又是荣禄儿女亲家，两人都依靠太后的权力飞黄腾达，袁世凯小站练兵，最主要的支持者正是荣禄。袁世凯在北京，要找能直接向太后汇报的高层，世铎是不二人选。作为铁帽子王，世铎有随时“叫起”的资格。所谓“叫起”是清朝宫廷术语，指亲王主动求见皇帝或太后，“叫起”不是召见，而是亲王求见，有“叫起”资格的只限于亲王。这才能合理解释，为何袁世凯到天津后，太后电召荣禄入京，会安排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
此前，学者猜测袁世凯的“告密”对象是庆郡王奕劻，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庆王奕劻实际上是荣禄的竞争对手。礼亲王世铎则不同，他与荣禄是儿女亲家，袁世凯选择向世铎“告密”，应该也是考虑到礼王与荣禄这层特殊关系。姜鸣认为，《虎坊摭闻》“揭开了告密的真实路径”。袁世凯起家主要依靠荣禄提携，荣禄死后才投靠奕劻。
义和团事起，军机处大权实际被端亲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人所掌握，世铎明白不管如何表态都有风险，缄默不语。1900年夏八军联军攻入北京前夕，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狩”，世铎没有加入到逃难队伍中。稍后，上谕催促世铎等“迅赴行在”，世铎没有遵命。世铎估计是习惯了北京的舒适生活，不愿作艰苦长途跋涉。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初三日，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仍补授御前大臣”。（《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第139页）《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需要懂外事的军机大臣，军机处先后由荣禄、庆亲王奕劻领班，以便应付西方列强的需索，启动新政改革。世铎知识有限、不通外情，慈禧从此不再重用。
礼王府今貌
世铎子孙
世铎世子诚厚（1864-1917），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生，光绪五年（1879）九月十五日与荣禄长女成婚，光绪十年被朝廷赏给应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挑在乾清门行走，光绪十五年被挑在御前行走。诚厚富有纨绔习气，玩物丧志，喜欢养长虫（蛇）、刺猬、猫头鹰等。1913年世铎去世，溥仪小朝廷让诚厚承袭“礼亲王”爵位，民间称之为“疯王爷”，1917年（民国六年）正月十三日去世。
诚厚无子，由诚堃袭爵。诚堃（1886-1929）为裕定（全龄之弟全昌孙子）之子，1917年“奉旨”过继给世铎为嗣，承袭“礼亲王”爵位。诚堃长子浚楷出生于1918年，1926年回归本支为裕定嗣孙。1919年，诚堃次子浚铭过继给诚厚。1929年诚堃去世，浚铭袭爵。据《爱新觉罗宗谱》，浚铭出生于民国七年，也即1918年。（《爱新觉罗宗谱·乙四》，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3993-3994页）北京学者冯其利对世铎子孙情况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金浚铭1951年因误打青霉素针过敏去世，终年34岁，落葬于海淀门头村。（冯其利《金浚铭的宗支、妻室、墓地》，载《海淀文史选编》第十二辑）至此，礼亲王世铎亲子、嗣子、嗣孙均无存世者。
台湾地区有个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鋆”，在台北开设奉元书院讲学，弟子众多。他的早年弟子许仁图写成《爱新觉罗·毓鋆》传记，宣称毓鋆于1906年出生于礼王府，暗示他是礼亲王世铎之孙、诚厚之子，这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找不到记载，十分可疑。若诚厚有个1906年出生的儿子，不会在1917年由诚堃袭爵。毓鋆另一弟子、知名明清史专家，在社交网络公开说毓鋆是“逊清礼亲王”，以他的身份而作这样的无根之谈，殊不应该。毓鋆若真是礼王府后人，最大可能是旁支，也即无资格袭爵的支系。毓鋆究竟与礼王府关系如何，他的义子及亲近弟子有义务披露可靠文献加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