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丁远泓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流量最大的城市，天津算是其一。
“狮子林桥现在基本上是人挤人的状态，包括桥两边也是，都是来看跳水的，这两天还有不少网红来这边拍视频。”家住天津的林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不仅天津狮子林桥凭借跳水大爷获得“8A级景区”的称号。口号是“生存1分钟，快乐60秒”的大爷们，其身上的松弛感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神奇和佩服。
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在此以前，作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的天津，有过不少高光时刻。作为北京的门户，天津曾被誉为“北方第二城”，一度是北方的经济中心。
不过，近年来天津面临增长乏力的困境。GDP总量从2016年的全国排名第五，到2020年跌出全国前十，直到2022年仍为第11名，不仅在四个直辖市里排名最后一位，也低于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等城市。
前有淄博烧烤爆火带来蝴蝶效应，后有榕江村超拉动文旅收入，此次天津面对这一波流量，能否为其赢得一次出圈的机会？
“南上海，北天津”
天津，“天子之渡”。
历史上的天津开始“闪耀”，可以追溯到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因为地处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汇合处，天津从一个村落逐渐发展为漕运码头和商贸集散地，成为一座“大运河载来”的城市。
明朝，随着迁都北平的计划，天津被筑城设卫，称“天津卫”，扼守渤海海路和京杭大运河。
天津夜景 图源：图虫创意
而天津的近代工业发展，始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兴起的洋务运动。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此设立租界，天津也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
到了民国，天津迎来愈加高光的时段，其纺织、机械、印刷、食品、化工等多个产业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经拥有1200多家工厂，20万名产业工人，工厂总数和投资规模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在这段时期，天津引领着北方的经济发展，与上海遥相呼应，也形成了“南上海、北天津”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实力强劲的天津被列为直辖市，与北京、上海和重庆“平起平坐”。第一辆国产自行车、第一只国产手表、第一台国产电视机……一系列“国产第一”先后诞生于天津。
排列成行的自行车 图源：图虫创意
21世纪前后的天津，经济实力依然不俗。
虽然在深圳加入一线城市阵营和苏州外向型经济崛起后，天津GDP排名退居全国第6，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重庆，但天津的实力仍然不俗。自天津滨海新区2006年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天津迎来高歌猛进的10年，甚至有了“滨海兴则天津兴”的说法。
这10年，金融城、自贸港、保税区等政策落地。截至2015年底，天津滨海新区共引进实施774个重大工业项目，并有553个项目竣工投产。
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下，天津滨海新区被喻为中国第三增长极。
2006-2015年这10年间，天津迎来了每年增长超过9%的GDP增速。其中，2010-2013年，天津分别以17.4%、16.4%、13.8%和12.5%的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如此，2010年，天津还与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一起，成为首批公布的国家中心城市。2011年天津人均GDP超过北京和上海，在各省份中排名第一。
当时的天津，可谓风头一时无两。
GDP排名跌出前10
天津的高速发展，在2018年戛然而止。
2018年，天津市滨海新区主动承认GDP数据“注水”。挤干“水份”后，2016年滨海新区GDP从超万亿元下调至6654亿元，降幅达三分之一。
天津城市景色 图源：图虫创意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20年初天津对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进行了修订，从18809.64亿元压减至13362.92亿元，下降28.96%。
2019年，天津市在全国城市的GDP排名下跌到第10名，2020年的排名更是近40年来首次跌出前10名。直到2023年上半年，天津在各市中的排名依然在第11名。
除了经济数据“注水”，天津的“失速”其实早有端倪。
虽然天津滨海区发展迅速，但其崛起主要依靠国企和央企的投资。2007-2012年，各大国企、央企共在津设立11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逾3600亿元，占全市总投资的31.9%。
而这些项目又以重工业为主。其中，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在天津产业结构中占据强势地位。这意味着，天津产业结构依旧偏重、偏旧。
这必然会牵扯到的话题，便是产业结构转型。
2018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过去五年，天津压减粗钢产能750万吨。2018年，天津要加快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各项任务。着力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天津市统计局在回应2018年GDP数据下调时也表示，近年天津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关停小散乱污企业，淘汰僵尸企业，全面解决“钢铁围城”、“园区围城”问题，坚决摒弃虚高的、不绿色的、结构不优的生产总值。
正在排污的工厂 图源：图虫创意
随之而来的漫长阵痛期也自然不可避免。
2019年3月的天津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天津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已经关掉超过两万家“散乱污”企业。并调整了总体规划，在天津中心城和滨海新区中间划出了736平方公里作为生态屏障带。
“这两万家‘散乱污’企业如果不关掉，可以形成几百个亿的GDP；如果736平方公里不作为生态屏障带，而是按照原有规划让其开发发展，那就是几千亿、几万亿的经济产出。但那是暂时的、短视的，是竭泽而渔，我们在高质量发展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天津相关负责人表示。
或成新旧动能转化的“助推剂”
据媒体报道，天津跳水大爷会成为“网红”，是因为在几天前，52岁的天津人“小梅子”在跳水前即兴表演了一段“相声”，被网友拍下发到短视频平台。
这段视频让在狮子林桥上跳了几十年水的大爷成了“网红”，也让天津狮子林桥在一夜成了景点，吸引了不少人来这里打卡。
从天津大爷跳水，到后来的奥运跳水冠军、网红，甚至是“阿凡达”，天津狮子林桥的流量还在升高。
但天津能否利用好这一波流量，变成长久的关注度，让一个老工业城市获得新的发展可能。
淄博烧烤 图源：图虫创意
其实在天津大爷走红后不久，天津文旅局就有所回应：“狮子林桥非景区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大爷们跳水的相关情况会跟相关科室上报，看看能从文旅的职能做些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天津跳水还是淄博烧烤，其背后折射的是消费者消费心理和精神需求的转变，如果能够借此将城市的名片打出去，对于城市来说就是一个发展机会。
“就像哪里都能有烧烤，淄博能够‘火’下去不仅是因为性价比，更是因为其政府部门对此实施的人性化管理，这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曾刚说。
放到天津，曾刚表示，目前在狮子林桥上跳水并非是完全符合规范的事情，但是这也体现了天津包容的城市气质，并非是强硬禁止，不然也不会有这一波流量的出现。“从季节上来说，跳水肯定没有烧烤的热度稳定和长久，但当地政府后续政策得当的话，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人性化的管理态度。”
光明网近日发布的一篇评论也表示，这样的活动显示了不俗的民间智慧和人文情怀，也同样考验着一个地方的治理艺术。政府应该通过行政手段积极引导大爷跳水行为，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空间，并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消除一些负面的法律空间。
日前，央视网综合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同样指出，跳水大爷或成天津旅游竞争力，对于“天津跳水大爷”不该“一禁了之”，要尊重老人的文化生活、兴趣爱好，可以参考重庆李子坝，通过开发城市河流、打造可供跳水的公园、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空间，既能充分利用公共空间，也提高了城市知名度。
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传播星球APP联合创始人由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跳水大爷”虽然很难直接影响天津的整体经济，但其带来的流量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往天津，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旅游业的收入。
以今年凭靠村超“爆火”的贵州榕江为例，在“村超”举办的一个月内共吸引游客42万余人次。今年5月，榕江县接待游客107.37万人次，同比增长39.7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41亿元，同比增长52.08%。
毕竟，不管游客是因为烧烤、村超还是为了观看跳水才决定前往一个城市，很少会“一日游”，游客们在这个城市的消费都是被带动的文旅收入。
曾刚也认为，“跳水大爷”所带来的流量能够带动文旅收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这也有可能成为天津新旧动能转化的“助推剂”。毕竟，如果能够让大家在这一波流量中，意识到天津拥有开放的管理环境和营商环境，肯定可以吸引一批人才和企业入驻，有助于天津改变近年不断下降的常住人口数量和稍显疲软的经济现状。
“就像深圳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开放包容。”他说。
不管怎样，天津的这波流量想要长久“变现”，还有一段路要走。
< class="pgc-img">源：读城记工作室（ID:DUCHENGJIPLUS），作者：丁远泓，编辑：梁励
南上海，北天津。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流量最大的城市，天津算是其一。
“狮子林桥现在基本上是人挤人的状态，包括桥两边也是，都是来看跳水的，这两天还有不少网红来这边拍视频。”家住天津的林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不仅天津狮子林桥凭借跳水大爷获得“8A级景区”的称号。口号是“生存1分钟，快乐60秒”的大爷们，其身上的松弛感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神奇和佩服。
< class="pgc-img">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在此以前，作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的天津，有过不少高光时刻。作为北京的门户，天津曾被誉为“北方第二城”，一度是北方的经济中心。
不过，近年来天津面临增长乏力的困境。GDP总量从2016年的全国排名第五，到2020年跌出全国前十，直到2022年仍为第11名，不仅在四个直辖市里排名最后一位，也低于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等城市。
前有淄博烧烤爆火带来蝴蝶效应，后有榕江村超拉动文旅收入，此次天津面对这一波流量，能否为其赢得一次出圈的机会？
01 “南上海，北天津”
天津，“天子之渡”。
历史上的天津开始“闪耀”，可以追溯到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因为地处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汇合处，天津从一个村落逐渐发展为漕运码头和商贸集散地，成为一座“大运河载来”的城市。
明朝，随着迁都北平的计划，天津被筑城设卫，称“天津卫”，扼守渤海海路和京杭大运河。
而天津的近代工业发展，始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兴起的洋务运动。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此设立租界，天津也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
到了民国，天津迎来愈加高光的时段，其纺织、机械、印刷、食品、化工等多个产业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经拥有1200多家工厂，20万名产业工人，工厂总数和投资规模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在这段时期，天津引领着北方的经济发展，与上海遥相呼应，也形成了“南上海、北天津”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实力强劲的天津被列为直辖市，与北京、上海和重庆“平起平坐”。第一辆国产自行车、第一只国产手表、第一台国产电视机……一系列“国产第一”先后诞生于天津。
21世纪前后的天津，经济实力依然不俗。
虽然在深圳加入一线城市阵营和苏州外向型经济崛起后，天津GDP排名退居全国第6，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重庆，但天津的实力仍然不俗。自天津滨海新区2006年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天津迎来高歌猛进的10年，甚至有了“滨海兴则天津兴”的说法。
这10年，金融城、自贸港、保税区等政策落地。截至2015年底，天津滨海新区共引进实施774个重大工业项目，并有553个项目竣工投产。
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下，天津滨海新区被喻为中国第三增长极。
2006-2015年这10年间，天津迎来了每年增长超过9%的GDP增速。其中，2010-2013年，天津分别以17.4%、16.4%、13.8%和12.5%的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如此，2010年，天津还与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一起，成为首批公布的国家中心城市。2011年天津人均GDP超过北京和上海，在各省份中排名第一。
当时的天津，可谓风头一时无两。
02 GDP排名跌出前10
天津的高速发展，在2018年戛然而止。
2018年，天津市滨海新区主动承认GDP数据“注水”。挤干“水份”后，2016年滨海新区GDP从超万亿元下调至6654亿元，降幅达三分之一。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20年初天津对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进行了修订，从18809.64亿元压减至13362.92亿元，下降28.96%。
2019年，天津市在全国城市的GDP排名下跌到第10名，2020年的排名更是近40年来首次跌出前10名。直到2023年上半年，天津在各市中的排名依然在第11名。
除了经济数据“注水”，天津的“失速”其实早有端倪。
虽然天津滨海区发展迅速，但其崛起主要依靠国企和央企的投资。2007-2012年，各大国企、央企共在津设立11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逾3600亿元，占全市总投资的31.9%。
而这些项目又以重工业为主。其中，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在天津产业结构中占据强势地位。这意味着，天津产业结构依旧偏重、偏旧。
这必然会牵扯到的话题，便是产业结构转型。
2018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过去五年，天津压减粗钢产能750万吨。2018年，天津要加快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各项任务。着力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天津市统计局在回应2018年GDP数据下调时也表示，近年天津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关停小散乱污企业，淘汰僵尸企业，全面解决“钢铁围城”、“园区围城”问题，坚决摒弃虚高的、不绿色的、结构不优的生产总值。
随之而来的漫长阵痛期也自然不可避免。
2019年3月的天津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天津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已经关掉超过两万家“散乱污”企业。并调整了总体规划，在天津中心城和滨海新区中间划出了736平方公里作为生态屏障带。
“这两万家‘散乱污’企业如果不关掉，可以形成几百个亿的GDP；如果736平方公里不作为生态屏障带，而是按照原有规划让其开发发展，那就是几千亿、几万亿的经济产出。但那是暂时的、短视的，是竭泽而渔，我们在高质量发展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天津相关负责人表示。
03 或成新旧动能转化的“助推剂”
据媒体报道，天津跳水大爷会成为“网红”，是因为在几天前，52岁的天津人“小梅子”在跳水前即兴表演了一段“相声”，被网友拍下发到短视频平台。
这段视频让在狮子林桥上跳了几十年水的大爷成了“网红”，也让天津狮子林桥在一夜成了景点，吸引了不少人来这里打卡。
从天津大爷跳水，到后来的奥运跳水冠军、网红，甚至是“阿凡达”，天津狮子林桥的流量还在升高。
但天津能否利用好这一波流量，变成长久的关注度，让一个老工业城市获得新的发展可能。
其实在天津大爷走红后不久，天津文旅局就有所回应：“狮子林桥非景区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大爷们跳水的相关情况会跟相关科室上报，看看能从文旅的职能做些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天津跳水还是淄博烧烤，其背后折射的是消费者消费心理和精神需求的转变，如果能够借此将城市的名片打出去，对于城市来说就是一个发展机会。
“就像哪里都能有烧烤，淄博能够‘火’下去不仅是因为性价比，更是因为其政府部门对此实施的人性化管理，这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曾刚说。
放到天津，曾刚表示，目前在狮子林桥上跳水并非是完全符合规范的事情，但是这也体现了天津包容的城市气质，并非是强硬禁止，不然也不会有这一波流量的出现。“从季节上来说，跳水肯定没有烧烤的热度稳定和长久，但当地政府后续政策得当的话，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人性化的管理态度。”
光明网近日发布的一篇评论也表示，这样的活动显示了不俗的民间智慧和人文情怀，也同样考验着一个地方的治理艺术。政府应该通过行政手段积极引导大爷跳水行为，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空间，并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消除一些负面的法律空间。
日前，央视网综合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同样指出，跳水大爷或成天津旅游竞争力，对于“天津跳水大爷”不该“一禁了之”，要尊重老人的文化生活、兴趣爱好，可以参考重庆李子坝，通过开发城市河流、打造可供跳水的公园、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空间，既能充分利用公共空间，也提高了城市知名度。
< class="pgc-img">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传播星球APP联合创始人由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跳水大爷”虽然很难直接影响天津的整体经济，但其带来的流量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往天津，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旅游业的收入。
以今年凭靠村超“爆火”的贵州榕江为例，在“村超”举办的一个月内共吸引游客42万余人次。今年5月，榕江县接待游客107.37万人次，同比增长39.7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41亿元，同比增长52.08%。
毕竟，不管游客是因为烧烤、村超还是为了观看跳水才决定前往一个城市，很少会“一日游”，游客们在这个城市的消费都是被带动的文旅收入。
曾刚也认为，“跳水大爷”所带来的流量能够带动文旅收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这也有可能成为天津新旧动能转化的“助推剂”。毕竟，如果能够让大家在这一波流量中，意识到天津拥有开放的管理环境和营商环境，肯定可以吸引一批人才和企业入驻，有助于天津改变近年不断下降的常住人口数量和稍显疲软的经济现状。
“就像深圳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开放包容。”他说。
不管怎样，天津的这波流量想要长久“变现”，还有一段路要走。
［本文作者读城记工作室，创业家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ID:DUCHENGJIPLUS）授权，未经授权，转载必究。］
< class="pgc-img">< class="pgc-img">< class="pgc-img">食代这个二房东已经保不住了，新的一轮洗牌已经拉开序幕……
总第 3246 期
餐企老板内参 杨柠睿 王楚湉 | 文
被抛弃的大食代
抓不住品牌和顾客
说起商场里的平价美食，大食代可谓是时代的眼泪。在那个连锁小店还没有占领B1的时代，大食代以其亲民的价格和丰富的品类，吸引了不少周围的白领和居民。
但如今，熙熙攘攘的商场中，占据商场一角的大食代，显得格外冷清……
8月初某个下午六点，内参君来到北京朝阳某商场的大食代，本应是用餐时间，但偌大的用餐区内只有零星几个家长带着小朋友，空荡的桌椅有不少员工在趴着休息。
顾客不多，商家也忙活不起来。大食代最热闹的档口是外圈的小吃铺子，而大食代最多的档口则是米、面、粉等主食，顾客买完即走，也难怪广场内冷冷清清。
广场内的山西刀削面、淮南牛肉汤、湖南米粉……看似种类繁多，来头不小，但鲜少有连锁品牌， 只剩下了无名缘米线还在“驻守阵地”。其实，像无名缘这样和大食代深度绑定的品牌曾经还有很多，走到现在也逃不过各奔东西的命运。
内参君本想点一碗无名缘米粉来回忆学生时代的味道，结果看到价格牌发现，学生时代回不去了，十几块的价钱也回不去了，曾经只要15块钱的牛肉米粉，现在涨到了26元，工作人员说，一年前商场就统一涨价，加上各类成本都在上涨，现在卖的要比外面贵。
左：过去的价格 右：现在的价格
“无名缘们”为啥和大食代“相互背叛”？
当冷清成为了大食代的主旋律之后，很难再回忆起他曾经辉煌的模样。
刚驻进北京的大食代，就有了“美食广场先驱”这个头衔。1997年进驻中国市场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成都等地开出了40多家门店，在最高峰时期全球门店达50多家。
当时的大食代，有着说一不二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
和商场签约后，通过自身的品牌效应，吸引中小餐饮店入驻，继而通过抽点、收取管理费等方式实现盈利。
彼时的大多数快餐品牌还没有资本通过商场的筛选，不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大食代提供了小店们入驻大型购物中心的通道，又靠平价多样的餐饮服务吸引来庞大的客流，形成议价能力。
当时的大食代里，六成是一些连锁快餐类品牌，如无名缘、阿甘锅盔、三巡海南鸡饭等，四成是一些自营品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品牌的老化、客流的减少，这场“无名缘们”和大食代的相互背叛开始了。
大食代等于“二房东”这个性质没有改变，又正逢资本开始大幅加码粉面、小吃赛道，享受不到客流红利的快餐品牌纷纷有了底气、选择背叛。
< class="pgc-img">以无名缘为例，在2018年之前，在营门店数量共计1127家，大部分驻扎在像大食代一样的美食广场中，服务着商场客群。
现如今的“无名缘们”这类快餐品牌更多的打入了社区，开始在社区中和南城香、紫光园厮杀；要么驻扎进了学校食堂中，将性价比发挥到极致；要么选择独立在商场中经营，抱上真正房东的大腿，以求得更低的经营成本。
总之，“无名缘们”的新欢有很多，最爱的还是社区。
在逃离大食代后，无名缘更加侧重社区和食堂的发展路线，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仅2021年一年，新增门店1030家，当前在营门店共2409家，有近七成属于社区、食堂门店。
而被“背叛”后的大食代中，现有的更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品牌，甚至称不上品牌，多是米、粉、面等自营的快餐品类罢了，档口多达几十家的大食代中，连锁品牌只剩下了寥寥两三家。
大食代被抛弃是“命中注定”
大食代因时代崛起，又被时代抛弃，让人唏嘘感慨：为什么盛极一时的大食代，如此快速走向没落、风采不再？
· 品牌老化，被食客抛弃
当熟悉大食代那代人老去回归社区后，大食代失去了他的“忠实”客群。
没有所谓的“网红”引流款，没有抓住年轻客群，品牌老化是大食代的首要问题。现在的大食代客流吸引力大不如前，要知道，大食代的目标客群和商场的主流客群，不是一拨人。
当所有品牌都在朝着“年轻化”这个方向努力时，老去的大食代像一个大型食堂，门头单调乏味，毫无特色，餐食和时下流行的小吃饮品毫不相干。
其他年轻化品牌的排队现象，在大食代中荡然无存
只有零星几个家长带着小朋友，丝毫不见年轻人的踪影，而年轻人往往是最具消费能力、最愿意逛商场的那批人。
更为致命的是，吸引不了客流的大食代，也失去了他的话语权。
· 层层拔高的房租压力下，被品牌抛弃
商场中的房租本就比社区高出一截，有了大食代这个二房东层层加码后，其中品牌们的房租压力进一步提升。
在消费降级的当下，性价比可以说是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武器。原本在大食代中的连锁品牌，在独立出去后，可以拥有更低的客单价，更好的品质。
而资本在近几年也瞄准了粉面、小吃赛道，连锁品牌再入住不再是难事。
· 在疫情不确定下，被商场抛弃
疫情下，商场受影响严重，客流量大幅减少，关店比例在不断地攀升，商场餐饮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危机。
顾客变得越来越不想在商场中就餐，尤其是对于快餐品类——这种出门走两步就能到达的社区店。而经过了层层扫码来到商场的顾客，也并不愿意简简单单的吃上一顿粉面。
和商场签约绑定的大食代，没有在危机中求变，疫情的反复如同加速器，加速了大食代的衰败。
于商场而言，年轻化的品牌数不胜数，夸父炸串、霸蛮牛肉粉、陈香贵等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当大食代签约到期时，被抛弃，成为了必然。
· 用餐时段受限，盈利能力降低
快餐品类相比于正餐品牌，更加注重餐时段，贾国龙功夫菜、西少爷，在前段时间纷纷上架早餐品类，开启早餐市场；紫光园更是注重全时段运营，新增不少的夜宵类单品。
处在商场中的快餐品牌受制于商场经营时段，当其他品牌追求时下正热的“早经济”、“夜经济”时，只能远观，不能增加早餐、夜宵形态。减少了盈利的可能，让房租成本占比进一步增加。
< class="pgc-img">大食代类美食广场
该何去何从？
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着，这句话放在餐饮行业同样适用。大食代不能一直满足消费者需求，但一定有更新鲜的形式满足消费者。“大食代们”的转型之路刻不容缓。
· 营造文化氛围，增强社交和体验属性。
要说当今的商场餐饮消费主力还得看年轻人。
在大食代鼎盛的年代，商场的作用主要是逛街买东西，但如今网购如此发达的时代，商场承载的社交功能愈发突出，“沉浸式”和“体验感”才是吸引年轻客群的利器。对于内卷之王——餐饮业来讲更是如此，日漫主题、新潮国风的美食市集，既能吃的新奇又能拍的高兴，自然没人愿意再去毫无特色的大食代了。
同样是美食广场，长沙文和友以现象级热度快速出圈，因为它抓住了流量密码——沉浸式用餐，还原80年代市井风貌，集合当地知名小吃品牌，甚至为游客提供拍照着装，于是成为到长沙旅游不可不去的景点。并且开始向外扩张、布局其他城市。
16年位于上海美罗城的大食代也开始走特色路线，云集了大壶春、鲜得来、沈大成等上海老字号，用小笼包、生煎、排骨年糕、糕团等经典海派小吃吸引游客，纷纷打卡，着实是小火了一把。
虽说营造文化氛围是一味良药，能让美食广场以网红之姿，借着社交媒体再火一把，但这只是第一步，还是治标不治本。“二房东”是“大时代们”的硬伤，2021年底大食代租金到期撤出了美罗城，文和友也在走出长沙后也颇受质疑。
· 尝试转变模式，建立品牌集群效应
若想治本，大食代们就不能继续“二房东”的固有思维。
曾经，大食代的开店逻辑是做美食界的孵化平台，将夫妻店搜罗进来，对它们进行包装和宣传。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食代“造星”并没有成功，这些夫妻小店进入后也只是多了个title和约束。在这个品牌为王的时代，一家知名连锁品牌要比满广场的无名小店更有吸引力。
所以，吸引更多的优质连锁品牌，或许是更省时省力的办法。
那怎么样才能吸引呢？不将租金作为营利重心，而是为品牌提供服务，形成品牌集群效应，让入驻的商家能获得比单店时更多的好处。比如，打卡够五家店，下次任意一家店打八折，或者大家轮流做活动。
· 关注特殊场景，更要保持价格优势
虽说大食代在美食云集的商场似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但在机场、火车站、景区这些特定场景下，大食代依然是人们追求性价比的首选。
小红书搜索大食代，最先跳出来的是迪士尼的省钱攻略。相较迪士尼七八十一碗面，人均三四十的大食代就显得格外亲民。
能让大食代发挥主场优势的还有火车站和机场，对于在等火车、等飞机的人们来说，吃的好不好不重要，快速、吃饱、便宜才是王道。这正是大食代几十年打出的招牌。
不夸张地说，这些场景可能是大食代最后的阵地。
美食广场相较于单独的商家其实是有天生的优势，更多的餐品，更丰富的客群，如何将这些优势最大化，将会是“大食代们”未来不断探索的方向。而它们是否会以新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值得我们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