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小黄花，改变着许多晋北农民的命运。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细致察看黄花产品并强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把大同黄花做成全国知名品牌，让乡亲们富而忘忧。2022年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中提出：“我在山西大同也看到，围绕小黄花建成大基地，成了当地带动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进大同云州区采访，探寻这株小黄花中蕴藏的百姓致富好故事。
小黄花大作为
对大同黄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安一平来说，少年时难忘的记忆就是在盛夏趁着星夜采黄花：衣袖上、裤腿上，都被露珠沾湿也全然不顾，手指翻动，啪啪啪啪……犹如弹钢琴一般，一朵朵可爱的小黄花被摘下来，放进筐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云州孩子都是靠着这份种植黄花的收入来交学费、补贴家用。但因为农村水浇地少，黄花种植总面积并不大。
迈入新世纪，农村水利设施逐渐进步，可是因采摘黄花极耗费人力，村民大多选择种玉米，黄花种植面积越来越少。
2019年7月18日，在大同市云州区唐家堡村，村民在采摘黄花。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不幸的是，种玉米和小杂粮带来的收入也微薄，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们只能另想办法摆脱贫困。
在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因为不想再穷下去，安一平同乡中的“传奇人物”安春霞和丈夫张顺宝，也接连“折腾”了二十多年。
“反复尝试怎么能在地里刨出钱。”安春霞说，他们养了6年牛、4年羊和2年鸡，还在地里种过糖菜、西瓜、大棚菜。
“能养的全养了，能种的全种了，就是没有挣来多少钱。”安春霞说。
位于大同东边的云州区，在2014年时，十多万人口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４万。
“全国都要奔小康，云州不能再穷下去了！”在安春霞夫妻反复试错时，当地政府也在努力寻找帮助百姓脱贫致富的路子。
随着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一直作为“土特产”的小黄花要承担起更大的使命。
扫除产业“拦路虎”
云州区的火山群下，遍处是朵朵五瓣七蕊的“珍宝”。可就在几年前，种黄花这事还让当地百姓又爱又怕。
怕的原因有五：一怕种植前两年没收入，黄花的成熟周期长达3年；二怕采摘熬人，采摘黄花摘的是花蕾，必须凌晨采摘，而且采摘期长，达1个多月；三怕摘回来没处晾晒，需要大量空闲场地；四怕旱地不能浇水，种植黄花必须要有水浇地；五怕产多了难卖。
云州区下决心把黄花产业变成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2019年7月18日，在大同市云州区唐家堡村，村民正在晾晒黄花。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为了打掉致富路上“拦路虎”，扶持政策接连而来：每亩黄花补贴500元、黄花种到哪里水电路配套到哪里、政府出面从全国招聘采摘工、全区中小学操场和有硬化场地的单位暑期为黄花晾晒腾地方、给黄花上自然灾害和价格“双保险”。
有了好政策，云州区的一些村民开始跃跃欲试。安春霞、张顺宝夫妻流转了村里300多亩土地，拿出30多万元种上了黄花。“第三年黄花有了收入，一下卖了60多万元。”安春霞说。到了第四年，种黄花的收入上了100万元，张顺宝夫妻竟成了云州区历史上第一个种地种出来的“百万富翁”。
在扫除“拦路虎”过程中，当地也积累出发展特色产业的经验：特色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选准产品；小宗作物做成大产业，必须有规模，有规模才有标准，才有质量的把控；特色产业发展成大产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扭转老百姓的观念还需要靠党员干部带头、能人示范……
2020年7月12日，大同市云州区一家黄花加工厂的工人在清洗黄花。新华社记者 王劲玉 摄
事实证明，安春霞夫妻的成功可以复制。到2018年，云州区全区黄花种植面积从不足1.6万亩发展到17万亩，产值达7亿元，带动全区农民人均增收3600多元。
就在这一年，云州人终于摘掉“贫困帽”，走上“小黄花、大产业”的富民路。
绽放振兴乡村的力量
黄花，可食药两用。云州火山区盛产的黄花还富硒，但知道这事的消费者不多，根本原因是产业发展不够完善，难以形成品牌知名度。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调研，首站来到大同。他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黄花这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致富的一个好门路，变成群众的“致富花”。
今年以来，47岁的安春霞除了参加区里“巾帼领头雁”致富宣讲外，还要顾着自家黄花酒厂的生产，忙得像个陀螺。
2019年7月16日，大同市云州区瓜园村村民在查看晾晒的黄花。新华记者 曹阳 摄
大同黄花产业呈现欣欣向荣态势。菜品、饮品、食品、功能产品、化妆品，五大系列100余种黄花产品已经走向市场。
大同市乡村振兴局局长谢志海说，大同已建起了黄花国家现代产业园，黄花产品开始全链条开发。
但安一平等基层干部认为，大同黄花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到最大，仍需要加大科技研发，充分挖掘其附加值；在终端销售上，懂品牌、会营销的人还是太少，培养和吸引人才势在必行。
“保品质、拓渠道、打品牌”成为当地拓展黄花产业的发力点。
为了牵引产业链价值提升，大同市委常委、副市长龚孟建说，一方面，通过标准制定，发力提升产业质量；另一方面，不断提档升级，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坚持市场导向，优化线上线下销售布局。
这是2020年7月12日在大同市云州区一家商店拍摄的以黄花为原料制作的黄花酱。新华社记者 王劲玉 摄
目前大同市黄花种植面积26.5万亩中，绿色食品认证达到9万亩。云州区2021年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建成4家黄花产品直销店，由13家黄花生产企业组成联合公司统一供货，共同开辟市场。除了日常黄花食品，在黄花产业研究院，以黄花提纯的多糖、多酚、皂苷等为原料，正在形成高附加值新产品。
“食为佳肴”的文章越做越大，黄花“观为名花”的旅游潜质也被挖掘。在大同市投入近亿元打造的火山黄花田园综合体，火山天路、忘忧大道、忘忧农场等23个精品旅游点，带动旅游收入超过2亿元。有600多年种植史的小黄花，正日益成为让乡亲们致富的“振兴花”。
领衔记者：赵东辉
文字记者：王菲菲、孙亮全
摄影记者：曹阳、杨晨光、王劲玉
视频记者：马志异
出品：赵承
监制：邬焕庆
统筹：柴海亮、王曙晖
策划、编辑：初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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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
引言
汪氏家族是元代“陇西豪门”，是本次“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特展中的十三个人物故事之一。汪世显为金朝与蒙古大将，他在金与西夏、蒙古、南宋征战之际，战功彪炳，一路扩充军力，最后投降蒙古，并随蒙古征战，直到四川。明代时，他的后人投降明朝，整个家族称霸陇西370年，共计14代。汪世显家族墓是现存发现最集中，且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墓葬。
汪世显家族的族属目前众说纷纭，有学者主张他是蒙古族汪古部，也有学者认为他是藏族或汉族，目前尚未定论。我们藉由这次的经纶讲堂，一同认识这位蒙古大将以及他的家族墓葬精品。
甘肃与丝绸之路
甘肃省地形狭长，东北邻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西南邻祁连山，仅河西走廊一带有绿洲，形成一条横贯东西的通路。
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启了官方的正式交流。到了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陆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才逐渐走入历史。但在距今6000年前，丝绸之路尚未开通时，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权杖头”，已和埃及两河流域文明有密切的关系。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游牧民族因为气候、自然环境变化，开始往内地迁徙，为中原文化增添了游牧民族的特色，例如甘肃省的齐家文化也为后来的中原青铜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最早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因此，甘肃出土的文物大多反映着各个文明在此交汇碰撞融合的特征。汪世显家族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陶器、铜器、金银器、丝织品与漆木器，是研究元代陇西地区历史的珍贵史料。
汪世显及其家族
根据《元史》记载，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人（今甘肃陇西），系出蒙古族汪古部，生于公元1195年，卒于1243年，享年49岁。汪世显历任金朝、元朝甘肃、四川等地军政要职，家族势力庞大，为名符其实的陇西豪门。
他在金朝时，以武功起家，在战争时不断扩充军力，并拔擢为千夫长，官治巩昌（甘肃陇西）。元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蒙古太子“窝阔端”兵临巩昌郡，汪世显率军投降蒙古，窝阔端赐其蒙古章服，并保留原官职。他协助蒙古国进攻川陕、川西地区，成功攻陷成都后，元朝赐其虎符，并派他统领秦州、巩州等二十余处，但不久汪世显病故。
汪世显死后，元朝政府于中统三年（公元1262），论功追封他为“陇西公”，谥义武；延佑七年（公元1320），再追封他为“陇右王”。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即位，汪世显家族后代持续协助蒙古占领四川多处要地。蒙哥汗死后，发生了皇子汗位之争，最后汪氏家族拥护的忽必烈得胜，他成为元世祖治军的中流砥柱，元朝政府对汪氏家族进行分封奖赏，家族成员多出仕陕西、四川军事要职，先后有三人追封王位，汪世显、汪德成封陇右王，汪惟正封安南王，另有四人追封陇西公、封侯、宰相等，有“三王十国公”之称。
元代中后期时，军户制度瓦解，大量军户破产逃亡，汪世显家族势力被削弱，因此晚期红巾军起义时，汪氏家族已无力反抗。明代以后，汪氏家族开始走下坡，到明洪武年间，他们投降明朝，受到明太祖嘉奖，但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从13个汪氏家族墓墓志铭所述得知，从六盘山到河西走廊吐蕃地区都由汪氏家族世居统领，家族成员多达30多人被记录于正史中，且死后大多葬在陇西。
陇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常常划地称王，因此，元朝、明朝政府任用汪氏家族以制约各方力量，达到稳定边疆的目的。后人对于汪氏家族的评价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因为他们不和政府作对，驻守边疆，保卫疆土，子孙也能延续下来。
有关汪世显的族属，有史书上记载他是蒙古族的汪古部，属于突厥语系。成吉思汗的探马赤（先锋部队）中也有许多英勇善战的汪古部士兵，因此许多人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元代将人们划分为四个等级时，汪古部被列为第二等，并非蒙古人的第一等，表明汪古部的身份较低，不同于其他蒙古部族，但汪古部可能属于金朝部族之首，所以位列第二。
辽金时代，汪古部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大青山以北，但也有一说是自唐以来，他们就聚在阴山一带，目前尚未有定论。宗教信仰方面，有学者主张汪氏家族是信奉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派”，但是景教在唐代时流入中国，流行于元代和河西地区，汪世显家族也极有可能信奉景教，这些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确认。
汪世显家族世系表
汪氏家族墓
元代的国祚较短，且经年战乱，留存的墓葬相当少。汪氏家族自金代（公元1249年）至明代（公元1616年），在陇西地区共经历14代。考古学者在甘肃漳县东南方两公里处的徐家坪发现了汪氏家族墓，面积200米乘以150米，共有270多座墓葬，自2011年起，考古学者已清理发掘了29座，出土各类文物735件，包含陶器200余件、瓷器60余件、漆木器140余件、铜器50余件，还有金器、玉器、丝织品等各类文物。
汪氏家族墓的墓葬形制基本上都是坐西向东，为砖结构单室墓，墓室规模不大，排列方式是地位高者葬于南端，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同辈以横向排列，兄长为纵向排列，这种大型墓葬在中国国内相当罕见。
汪氏家族墓与其他元代墓葬类似，出土了许多墓室砖雕，随葬品比较丰富，也为同期墓葬所罕见，出土的墓志书法，苍劲有力，对于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都是很重要的史料。
汪世显家族墓地理位置图
汪氏家族墓叠涩攒尖顶墓剖面图
汪氏家族墓出土的主要文物
汪氏家族自金代至明代历代为官，墓葬群出土的文物既有元代工艺之美，又有当时外销欧洲的精品。
一、瓷器
陇西位于丝绸之路要道，汪氏家族墓共出土瓷器60余件，有包含来自全国各地的青瓷、白瓷、青花、釉里红等，器形有瓶、碟、盘、碗、高足碗、高足杯、执壶等。
1. “复古殿冬”定窑刻花白釉洗
4号墓出土了两件定窑瓷器，底部刻有“复古殿冬”四个字。“复古殿”是皇帝休息的场所，学者认为这款瓷器应是南宋高宗时候所造，但它如何流传到陇西，目前尚未有结论。
复古殿冬定窑刻花白釉洗，甘肃省博物馆藏
2. 莲池鸳鸯纹青花瓷盘
汪氏家族墓和河西地区出土了一批青花瓷，反映了当时外销瓷器经过河西往中亚传播的路径。21号墓出土的青花盘，高2.5厘米，口径16厘米，碗口折沿，平底浅腹，上施白釉，底部未施釉，口沿边缘饰有卷云纹，内底饰有垂柳、莲池鸳鸯等花卉。
莲池鸳鸯纹青花瓷盘，漳县博物馆藏
3. 钧窑碗
24号墓出土了两件钧窑碗，口径17.5厘米，足径5.5厘米，高6.7厘米，碗口为直口，口沿下有突棱一周，斜腹，小圈足，施天蓝釉，口沿部施釉较薄，圈足及其周边部分未施釉，露出红色胎底。碗底圈足中心以墨书一个“税”字，用途不明。
另外一件口径18.7厘米，高8.3厘米，底径5.6厘米，碗口微敛，弧壁深腹，小圈足，施天蓝釉，圈足及外底部无釉，圈足内碗底处有彩绘印迹。
彩绘钧窑碗，定西市博物馆藏
4. 龙泉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3号墓出土了一件做工精细的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龙泉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碗，甘肃省博物馆藏
5. 官窑粉青釉多棱直颈瓶
汪氏家族墓出土的两件官窑粉青釉多棱直颈瓶，被视为汪氏家族墓最珍贵的两件藏品，现在分别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与漳县博物馆。70年代，前故宫博物院瓷器研究专家耿宝昌先生在甘肃考察时，看到这两件直颈瓶，鉴定它们出自南宋官窑。
官窑粉青釉多棱直颈瓶之一，甘肃省博物馆藏
6. 釉里红高足杯
釉里红的烧制工艺相当复杂，温度火侯不易掌握，因此许多釉里红颜色带灰，21号墓出土的釉里红高足杯釉色纯正，器形完美。
釉里红高足杯，甘肃省博物馆藏
二、陶器
汪氏家族墓共出土陶器200余件，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有罐、盒、盆、瓶、香炉、皈依罐、陶俑与其他生活用具等。
1. 陶俑
27号墓出土的陶俑，呈立姿，通高36厘米，座高6厘米，座长13厘米，座宽11.3厘米，长相为大头小耳，左耳后坠双环形发辫，左手上搭布巾，束腰带，两侧垂荷包，上着黑色半袖衫，下着褐色长袍，脚穿长靴，足下有弧门形方座，外施彩绘。
另一件陶俑通高36厘米，座高6厘米，座长13厘米，座宽11.3厘米，呈立姿，双臂端于胸前，着红褐色长袖外套，黑色交领短袖开襟长袍，腰束细带，正中饰有一带扣，左右各戴一荷包，足穿黑色长靴，立于弧门形方座上，左手残缺。
中国出土的元代陶俑总量非常稀少，汪氏家族墓出土的陶俑装扮貌似侍者，十分具有元代陶俑的特色。
27号墓出土的陶俑之一，漳县博物馆藏
2. 灰陶盒
12号墓出土的灰陶盒，上盖直径15.5厘米，高5厘米，器身高7.8厘米，圈足直径9.5厘米，盖钮为龟形，器身呈扁圆形，子母口，圆直腹，圈足。龟背饰有五角回纹，上盖龟钮四周、盖缘、陶盒腹部及下腹部均饰有云雷纹（S纹）。
12号墓出土的灰陶盒，漳县博物馆藏
3. 灰陶盘
24号墓出土的灰陶盒子，口径16厘米，足径10.5厘米，高6厘米，方唇口，平底，圈足底，两端有草叶形耳。
24号墓出土，灰陶盘，漳县博物馆藏
4. 灰陶爵
8号墓出土的灰陶爵，高17.8厘米，口长16.1厘米，底部有三足，上方有二柱，端顶饰有莲蓬纹，腹部饰有二象头，以及云雷纹、云气纹。
8号墓出土的灰陶爵，甘肃省博物馆藏
5. 灰陶方盒
8号墓出土的灰陶方盒，高24.9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0.7厘米，器形为四柱体，圈足底，顶盖饰有龟钮。
8号墓出土的灰陶方盒，甘肃省博物馆藏
6. 灰陶案
8号墓出土的灰陶案，高18厘米，长33.1厘米，宽27.1厘米，案面呈长方形，饰以画纹框边，四足底，器型完整。
8号墓出土的灰陶案，甘肃省博物馆藏
27号墓出土的灰陶案，案面长37.8厘米，宽26.5厘米，高16.8厘米，案面呈长方形，无纹饰，四云头马蹄足
21号墓出土的灰陶案，高16厘米，案面呈长方形，表面饰线刻纹，背面起筋与帐相连，花牙、帐为两面，残存一面，案足为云头马蹄外翻足。这些灰陶案，属于炕桌，可以席地而坐或坐在炕上，符合蒙古人的习俗
21号墓出土的灰陶案，漳县博物馆藏
7. 灰陶皈依罐
26号墓出土的灰陶皈依罐，是骨灰罐，从唐代开始出现此种器形，后来江西地区也出现了大量此种造型的永清瓷器。此件通高62厘米，口径11厘米，上有宝珠顶盖，罐体呈钵形，下托莲花须弥座，罐体施朱色，现在绝大部分颜色已脱落，肩部及腹部均饰有联珠附加堆纹。
26号墓出土的灰陶皈依罐，漳县博物馆藏
25号墓出土的灰陶玉壶春瓶，漳县博物馆藏
27号墓出土的黑陶甗与黑陶高颈瓶，漳县博物馆藏
三、丝织品
汪氏家族墓出土的丝织品大小共计50余件，包含帽、衣、裙、衫、袍、袄、带、裤、鞋等，还有荷包、口袋、手帕、枕头等日用品。
1. 铭旌
1号墓出土了一件写有“故考镇国上将军征西都元帅汪公灵柩”的铭旌，全长347厘米，宽55.5厘米，底部为黄色，上以白粉书写文字。在河西地区，从汉代以来一直都有以铭旌盖棺的风俗。
2. 纱面竹胎钹笠帽
4号墓出土的纱面竹胎钹笠帽，以竹编而成，外层包裹纱布。帽高9.2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35厘米。帽子共有三层，内层为茶色织物，中层以细竹篾编成，外层罩以黑色纱布，帽顶饰有质地、形状各异的珠玉一串共31粒，以及一绺黑色毛发。
4号墓出土的纱面竹胎钹笠帽，甘肃省博物馆藏
3. 罟罟冠
汪氏家族墓出土的罟罟冠是元代已婚蒙古妇女的一种独特冠制，内层由竹编编成，外层裹上织物。
罟罟冠，内蒙古博物院藏
4. 丝带
22号墓出土一款丝带，黄色纱制成，长48厘米，宽36厘米。丝带上有七个饰物，从印痕观察，为圆形与菱形交错的装饰，其中三个完整，四个残缺。
22号墓出土的丝带，漳县博物馆藏
黄地宝相花织金锦罟罟冠冠披，甘肃省博物馆藏
凤戏牡丹纹绫夹衫，甘肃省博物馆藏
四、漆木器
甘肃省气候干燥，在河西一带保留了大量的木器。汪氏家族墓中出土的木器、漆器、竹器共140多件，大部分为木制帽顶部、木串珠、木豆、木蜡台、木盘等小件器物，较大的则有木衣架、木屋等。
1. 木屋
13号墓出土的木屋，是研究元代建筑的重要藏品。木屋长180.5厘米，宽55.7厘米，高74.8厘米，出土时，置于北棺盖上，东西向顺放，通脊高78厘米，地面至屋檐高61厘米，至普柏枋高52厘米，屋子为七间歇山顶，屋顶两面坡度平缓，顶表以墨绘出宽条瓦楞，正脊上原有五个饰物，出土时已无存，角脊头端作云头形。
木屋的斗拱为单抄一下昂，计心造四铺作，昂嘴作劈竹状，耍头为蚂蚱头。一跳华拱前伸出一个假昂，正背面各为11朵斗拱，四角有双下昂转角铺作各一，两山面下各为一朵，共为28朵。
木屋的正、背面均有悬牙雕刻并彩绘二位立姿侍女，东门内另插一木板，绘有垂帐，檐下端坐一老妇人，推测应为墓主。
木屋，甘肃省博物馆藏
彩绘侍女
2. 雕漆木案
20号墓出土的漆雕木案，长70.2厘米，宽35.8厘米，残高58厘米。案面采用漆雕工艺，刻有遒劲盘曲的两条长龙首尾相向，其余部分密布折枝牡丹纹，木案的牙板部分也以折枝牡丹纹装饰，整体纹饰繁而不乱。西北地区有大量类似的木器，例如天水雕漆器，学者分析应该是由南方传入。
20号墓出土的雕漆木案，漳县博物馆藏
3. 七子奁
26号墓出土的七子奁为一圆盒，口径26厘米，通高22.5厘米，内装七个相同尺寸的小圆盒，外观破损。
26号墓出土的七子奁，漳县博物馆藏
4. 漆器托
4号墓出土的漆器托，宽20.9厘米，高10.4厘米，口径10.7厘米，底径8厘米，外撇圈足，碗口微敛，碗中腰周围有荷叶状托，碗内无底，托底有铭文，可放置杯子。
4号墓出土的漆器托，甘肃省博物馆藏
五、铜器
元代的青铜器工艺并不发达，汪氏家族墓出土的铜器共50余件，有镜、瓶、盒、盆、盘、带盖炉烛台、帽饰、簪等器类。
1. 铜镜
13号墓出土的铜镜，直径16厘米，厚0.4厘米，素面，上有拱形钮及丝帛残迹，器型完整。
13号墓出土的铜镜，甘肃省博物馆藏
15号墓出土的铜器，直径24.8厘米，背部有三个“品”字形钮，盘面有链环相套及S形挂钩，钮旁有“金玉满堂”四字铭文，背沿直起，器型完整。
15号墓出土的铜镜，甘肃省博物馆藏
2. 铜爵
26号墓出土的铜爵，高19.2厘米，流尾间距18.3厘米，侈口造型，槽形流，尖叶形流尾，口沿有二菌头柱，卵形底，外壁有一半环形耳及三道凸竖条，腹外壁饰有卷云纹两周，三棱锥形三足。
26号墓出土的铜爵，漳县博物馆藏
13号墓出土的铜爵，高22.3厘米，长21.5厘米，宽10厘米，敞口，阔流，阔角，流侧立高伞形柱，深腹向下渐收分，圜底，腹侧有云形扁条耳，三长锥足外撇，器腹饰重环纹，以两周乳钉纹为界。
13号墓出土的铜爵，漳县博物馆藏
3. 圆铜盘
13号墓出土的圆铜盘，直径17.5厘米，高3厘米，圆形浅盏，器壁微向外斜，平底，带有三支足。
13号墓出土的圆铜盘
4. 青铜炉（带盖）
22号墓出土的青铜炉，通高22.7厘米，盖高6.8厘米，耳高4.2厘米，器壁厚0.43厘米，炉口外径14.3厘米，与盖径同宽，腹深12厘米。炉上有青铜质带盖柱状钮，钮周有六个莲瓣纹，叶纹外有三周弦纹，侈口尖唇，炉身呈鼎形，直腹圜底，上有凹弦纹上下两组，呈上三周、下四周排列，上腹部饰有方形双耳，底有三兽足，足尖外撇。
青铜炉（带盖），漳县博物馆藏
六、金银器
元代的金银器器形体积较大，汪氏家族墓出土的金银器共100多件，以各种首饰居多，包含簪子、发钗、耳坠，耳环、戒指等，还有部分生活用品，例如金盒、金钮扣、金带扣等。
1. 金簪
15号墓出土的金簪，长11.4厘米，外型呈U形，在弯曲部位（约3厘米长）饰有扭转的鳞纹和云纹。
元代金簪，甘肃省博物馆藏
2. 金钗
19号墓出土的金钗，宽1.5厘米，长14.5厘米，双股造型，端部较宽，顶端饰以荷花纹，下接双龙抱珠图，以焊接工艺制作。
元代金钗，漳县博物馆藏
3. 桃形金饰片
15号墓出土的两件桃形金饰片，轮廓呈桃形，长2.5厘米，宽2.2厘米，饰片上方錾刻花卉纹，边缘有三个带穿孔的突出部分，可做固定用。
元代桃形金饰片，甘肃省博物馆藏
4. 金饰片
15号墓出土的9片金饰片，高2.1厘米，宽6.1厘米，呈长方形，金饰片四周有一圈联珠，中间饰缠枝牡丹等花卉，均为模压成型，且每片纹饰各异，四边内卷，应曾用于包镶玉器，作为腰带或服饰的装饰。金包玉的器物形制，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一路影响到陇西。
5. 帽饰
4号墓出土的帽饰呈圆柱形，长4.5厘米，直径1.4厘米，两侧有两穿孔，上方以细金丝编织成金花饰，中部为瓣梅图案，上下为卷草纹。
元代帽饰，漳县博物馆藏
6. 金冠顶
22号墓出土的金冠顶，高1.4厘米，对角长4厘米，正中为一圆珠，底部饰有珍珠纹一周，珍珠纹正中接有三个相连的圆环，并有一个接近方形的开口，内有珍珠一颗。四周各接四个相同的镂空花蕾形装饰，装饰的底部、边缘及球形顶部均饰以珍珠纹，每个装饰上各嵌有绿松石两颗。
元代金冠顶，漳县博物馆藏
七、玉器
汪氏家族墓出土的玉器共20余件，有带钩、带板、帽饰等。
1. 兽首螭纹玉带钩
8号墓出土的兽首螭纹玉带钩，长12厘米，宽2.4厘米，高2.5厘米，带钩为琵琶肚，钩头雕成兽头，作螭状，螭身细长，呈弯曲爬行状，头部较扁，五官集中于头前部，尾端细长。带钩背部有黄褐色圆形钮，钮柱上附有黄色丝质编织带，并用丝绳捆结，丝绳已断裂。
8号墓出土的元代兽首螭纹玉带钩，甘肃省博物馆藏
2. 鲤鱼闹莲纹玉佩
19号墓出土的鲤鱼闹莲纹玉佩，长6厘米，宽3.4厘米，厚0.3厘米，白玉材质，温润有光泽，整体为一长尾部上扬、背负荷花的鲤鱼形象。
元代鲤鱼闹莲纹玉佩，漳县博物馆藏
4号墓出土一件白玉佩饰，长7厘米，宽5厘米，厚0.5厘米。
4号墓出土的元代白玉佩饰，漳县博物馆藏
3. 花卉纹玉带饰
24号墓出土的8件花卉纹帽饰，为乳白色玉石质，采用透雕工艺制成。
24号墓出土的花卉纹玉带饰，漳县博物馆藏
4. 玉饰片
20号墓出土的玉饰片，由15块大小不等的长方形白玉片组成，长1.1厘米至5.5厘米，宽1厘米至3厘米，厚0.3厘米至1.2厘米，正面雕刻鹤、龟、云等图案。
20号墓出土的元代玉饰片，漳县博物馆藏
5. 金镶玉耳坠
20号墓出土的两件金镶玉耳坠，断面0.15厘米，长12.5厘米，白玉透雕，有卷曲状金线饰于其间，后有金质柱形柄。此件外型虽然像耳坠，但学者从重量和大小分析，应有其他用途。
20号墓出土的金镶玉耳坠，漳县博物馆藏
6. 海东青啄雁玉雕
3号墓出土的海东青啄雁玉雕，长7.85厘米，宽6.4厘米，厚1.3厘米。白玉材质，椭圆形，上有透雕春水图，整体图案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密布的荷花梗，上层主体纹样为一展翅欲飞、拉长颈部、张口呼唤、藏于荷梗间的天鹅，图案上方为一海冬青正向下俯冲，用尖喙啄食天鹅的翅膀。“海东青啄雁”的题材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中经常使用，因为他们喜欢“以小胜大”的概念。
3号墓出土的元代海东青啄雁玉雕，漳县博物馆藏
7. 串玉珠金镯
4号墓出土的两件金玉质串玉珠金镯，直径6厘米，呈条形环状，每串以赤
金片及18粒彩色弧形玉珠串成。
4号墓出土的金玉质串玉珠金镯，漳县博物馆藏
八、其他
汪氏家族墓出土的文物相当多，除了瓷器、陶器、丝织品、金银器、漆木器之外，还有墓砖、玻璃器、水晶和琥珀饰件。
1. 莲花形玻璃托盏
莲花形玻璃托盏，为蓝色玻璃制成，盏为七瓣莲花造型，口径8.9厘米，底径3.4厘米，高4.9厘米，带有饼形足。盏托口径15.2厘米，高1.2厘米，为八瓣莲瓣造型，底部为正八角形。学者分析，此件应为外销至欧洲的精品，后为汪氏家族拥有。
20号墓出土的元代莲花形玻璃托盏，甘肃省博物馆藏
2. 琥珀佩饰
3号墓出土的琥珀佩饰，宽5厘米，厚0.73厘米，长6.5厘米，材质为半透明红琥珀，图案为透雕云龙纹。
3号墓出土的元代琥珀佩饰，漳县博物馆藏
3. 串珠
4号墓出土的串珠，珠径1.2厘米，以16枚雕花橄榄核与14枚白色料珠串成。
4号墓出土的元代串珠，漳县博物馆藏
汪氏家族墓出土墓砖
汪氏家族墓出土墓砖细部
21号墓出土的元代刷子，漳县博物馆藏
结语
汪世显家族墓的研究价值， 第一，这是目前为止国内最集中而完整的元代家族墓葬之一。因为元代存在时间短，从1271年-1368年只有97年，又经常处于战乱之中，所以遗存较少。而汪氏家族墓墓区面积大，而且延续时间长，约建于蒙古乃马真后癸卯年（1243 年），止于明万历丙辰年（1616 年），历经14代，三百七十多年。如此大型而排列有序的家族墓群为国内罕见。第二，出土文物丰富精美，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漳县文化馆清理的18座墓中共出土随葬物595件。甘肃省博物馆清理的七座元墓，随葬器物共181件，其中一级品就有21件，从级别即可看出这批文物的价值。国宝玻璃莲花托盏是元代玻璃器中的典型器物。墓中所出的服装及丝织物也很珍贵，既有典型的蒙古族服饰，也有汉族服饰。13号墓出土时置于棺盖上的一件木屋，长156厘米，宽31.5厘米，通脊高78厘米。屋为七间歇山顶，斗拱、耍头、房檐、门窗都雕画出来，南、北门内还分别彩绘有侍女和女主人。这件木屋是典型的民居，生动地反映出墓主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是研究元代民居建筑的重要资料。
这座家族墓葬有明确纪年，有大量珍贵文物，有家史记载，墓主又是元、明时期的上层阶级，对它的深入调查，可填补历史记载汪古族的生活、历史、活动范围等的不足，对研究元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目前还没有引起大家广泛重视，我们欢迎全国各地有兴趣的专家，共同对汪世显家族墓做深入的研究。
来源：新华号 丝绸之路周
在播出的古装剧《当家主母》，汇集了蒋勤勤、张慧雯、杨蓉等著名演员，但这部剧的绝对“主角”，是一项非遗技艺——缂丝。非遗不仅仅是服化道的点缀，而是全剧起承转合的主线。故事的发生地苏州，从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缂丝工艺的中心。
在剧中出现的经典缂丝作品有《喜上眉梢》（传统吉祥纹样，古人以喜鹊作为好运的象征）、《万年如意图》（出水鲶鱼冲上天空，云朵皆成如意头形）等——看得出来，古人也爱谐音梗。
2006年，苏州缂丝织造技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缂丝又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丝绸，观众一点儿也不陌生，但什么是缂丝，可能连这个“缂”（音“刻”）怎么念，都需要想一想。而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称的缂丝，为什么那么贵，凭什么搅动起苏州大家族的风云，秘密都藏在缂丝的工艺与历史中。
所谓缂丝，也称“刻丝”，最简单的描述是“通经断纬”。织制时，以本色丝作经，彩色丝作纬，用小梭将各色纬线，依画稿以平纹织造。缂丝最大的特点，是纬丝不像一般织物那样贯穿整个幅面，而只织入需要这一颜色的一段。
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具体描述了缂丝的织造过程：“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我们就能知道：
织机——不用大机：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织造缂丝的织机却是最简单的水平式平纹织机，而且从古至今都变化不大，此外还需一些辅助工具，比如拨子、梭子、竹箍等；原料——熟色丝：生丝经过煮练脱胶，便成为熟丝；画样——随心所欲：缂丝与刺绣相似，花草禽兽无所不能，可以用小梭子织出任意图案；织纬——织造核心：因为缂丝不通梭，所以遇到不同颜色时就先不织它，即“先留其处”，回过头来再织。
总结一下，为什么名“刻丝”呢？因为纬线遇到不同的花纹和色彩时往回织，经线不相连，所以在纹样的边缘，经线之间出现缝隙，透过光线就像雕刻一般。
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缂丝极费时间，织妇人的一件衣服就需要一年。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缂丝的花纹可以随心所欲，织一百朵花也不会重复。正是因为可以随心所欲，缂丝就有了“临摹”画的能力。在《当家主母》剧中，女主角沈翠喜就以缂丝织出了马远的《水图》、崔白的《仙芝献寿图》。
《当家主母》的故事背景是清代，剧中出现的《百福图》《群仙祝寿图》《百鸟朝凤图》等都有文物原型。而缂丝作为一门工艺，在中国最晚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青海都兰等地，都曾出土过唐代缂丝；日本奈良的东大寺正仓院中也藏有传世的唐代缂丝。
缂丝工艺如此繁复，只用来做衣服和日用品，未免过于奢侈，而且大材小用。到了追求精神生活的宋代，绘画和书法迎来了黄金时代，而缂丝，是可以“临摹”书画的——两门艺术一拍即合。在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的临安、苏松地区，缂丝工艺与文化艺术融合，发展为纯粹的艺术。
宋代，表现自然景物的山水、花鸟画，逐步取代了宗教、人物画，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题材，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宋徽宗，就是个中高手。缂丝艺人们尝试着把这些绘画作品用缂丝工艺再现。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以宋徽宗花鸟画为蓝本织造的《缂丝赵佶花鸟方轴》，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南宋时期，经济和文化中心完全转移到江南，江南汇集了大批文人、画家和工艺美术家。缂丝不缺技术，亦不缺艺术，以书画为蓝本的观赏性缂丝攀上了最高峰。《咸淳临安志》提到临安（即今杭州）的物产，“刻丝有花素二种”，可见杭州缂丝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特产。
元明清，缂丝艺术继续发展，中心依然在苏松地区。隆庆、万历年间，缂丝生产极其繁荣，明万历皇帝的定陵，就出土了8种、29件缂丝实物。明代“吴门画派”的中心也在苏州，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的绘画，就成为缂丝艺人的蓝本。
康雍乾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工艺美术也欣欣向荣。在哪儿都爱刷存在感的乾隆，自然不会放过缂丝。据统计，清代观赏性缂丝数量大增，尤其是乾隆时期，皇帝本人的书画作品或为前人题字的作品，就占相当比例。比如，清宫藏缂丝书法95件，其中乾隆书或临的作品就有68件；花卉38件，其中乾隆作品或为前人题字的作品就有12件。
事实上，缂丝的产生与汉代以来从西方输入的缂毛技术有着直接关联。这个工艺从遥远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穿过大山大河来到中国，与丝绸邂逅，诞生了这门新的艺术。而它所走过的这条路，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
在缂丝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化的交融与创新，也看到了历史的源远流长。今天，我们能在博物馆看到古老的缂丝文物，也能在影视剧、商店中看到非遗传承人们创作的新的缂丝作品。缂丝是幸运的，它依然生活在当下；我们更幸运，我们能触摸历史与未来。（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