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从何说起，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了，却只能在网上寻找安慰，希望可以找到活下去的动力。我是96的男生，读的大学是汽修的大专，在大三的实习期去了五菱实习，每一天的日常的工作就是做保养，朝九晚五，工资1100，那是在16年末到17年上半年，实习工资确实低，不过要毕业实习要盖章，也没办法，混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了解了资历最老的修车师傅工资也只有6000出头，便断绝了毕业之后做汽修的想法。 到了16年中，正式毕业了，便到了宁波，租房子开始找工作，最开始自己是想去做电商的IU设计或者运营这一块，但是不知道是能力问题还是运气问题，总是能碰到坑爹的招聘方，第一个面试的IU的设计方便的，结果上来就是让你交钱21500，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培训机构，只觉得坑爹，后面陆陆续续面试了不少，让我感到了无奈，没有一家靠谱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把简历挂在了58上的缘故。时间一天天过去，手上的钱越来越少，不得已了什么工作都想去试试，星巴克的服务员，工资3000多，面试了之后结果没被选上，感觉是自己太内向的原因，有点恐惧社交，后面还去面了西西弗书店的工作，也没有被录取。到了最后已经病急乱投医了，进了一家公司，说起来还是世界500强，你们没有猜错，是中国人寿，就这样莫名的成为了卖保险的，最开始还想着能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但是事实就是和自己以前所听到的保险行业相比，没有最坑爹，只有更坑爹，开不了单，一毛钱没有，但是开单基本靠坑和蒙，最划算的医疗险，业务员拿到的提成是最少的，就这样又浑浑噩噩的混了了3个月，口袋是真的一干二净了。离职了，去找下一份工作，这次是找了在一点点奶茶店的工作，只能说才算我正式的第一份工作，开始是19一个小时，考试考过之后是21一个小时，一个月有4000到4500，说真的那个时候我过很开心，除去房租水电吃饭交通，一个月我还能存个2000块钱，什么前途，未来发展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那时候只想着手上能存点钱。就这样工作到了18年末，可能是房租成本问题，老板直接把宁波市区这家店关了，也就是我工作的这家，而新店在慈溪，兜兜转转过去要两个小时。其实我们老板还是一样我继续过去帮他工作，他还在那边租了3室的房子给员工住。但对于我来说，真的太不方便了，在那边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地方有8公里，我还没有电瓶车，公交也少，所以权衡了一下，我就拒绝了。不得已又要开始找新工作了，刚开始想着找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但是一没有相关学历，二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发现根本就不会有公司需要你。于是，我又只能继续找了一家奶茶店工作，这次的工资高一点，有5500左右，就这样工作到了一年多，本来可能我的人生就这样平淡的过下去了，但是在20年的11月，我接触到了基金，最开始怎么接触的也没有印象了，也可能是20年的基金涨的太好了，到了全民入场的时间了，于是我也跟着买了，最开始买了5000块ZSZZBJ，这也是20年支付宝上最火的基金了，后面又买5000的一只有色金属基金，那一个月每天除了上班之外就是看看支付宝基金有没有涨，结果一个月时间，一共给我赚了1000多块钱，一个月10多个点的收益，看到这个收益率，我迷失了，说实在的我不觉得只有我会迷失，可能是个人都会迷失。而且我在看基金的时候还从基金经理的持仓里看到了股票，然后自己下载了一个同花顺，注册了一个证券账户，当时想着是投点钱试一试，就往证券账户里放了2600，买了两个基金经理持仓的票，就11月后4个交易日，赚了470多，我一看这更夸张了，基金还是10000赚1000，股票直接2600赚470，这要是我有10万，不是可以每个月赚10000万，那岂不是很快就发财了。这个念头一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蔓延到了全身，然后12月直接在网商贷借了12万出来，一股脑就投入到股票账户了，然后全买了同一板块的一系列票，因为之前基金靠有色赚了钱，就选了铝板块。然后12月直接亏了9000多，从现在回头看，一直拿着那些票，后面还能赚回来，但是结果就是一亏损就慌张了，因为钱是网商贷借的，每个月还得还，到了1月份就想着把亏掉的赚回来，变成不停的追涨杀跌，直接亏了45000，而且当时还过年还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我的父亲因为小肠癌去世了，导致心态心情都极其爆炸，结果就是后面三个月陆陆续续的又亏了2万多，这个时候面对着借贷的还款压力，开始了在京东金融和信用卡套现，到了4月份，又接触到了虚拟币，发现虚拟币可以24小时交易，而且T+0,就直接从股票市场转到了虚拟币市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市场总会先给你点甜头，开始的时候直接赚回来20000多，后面就是知名的519跳水了，当时我的资金一共还有12万左右，跳完水直接剩5万了，吓得赶紧跑出来了，后面又回到了股票市场，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剩下的钱在还完一期网贷之后，就所剩无几了，根本就不可能再在股票市场翻盘的机会，于是又借了五花八门的网贷，用于以贷养贷，自此进入恶性循环，在6月份之后，股票技术都进步明显了，7到11月份4个月慢慢赚了10000万多回来，本来可能慢慢就上岸了，但是，网商贷突然减额5万，京东金条同时也关闭了，导致以贷养贷的资金链断裂了，导致心态爆炸，股票操作也全部变形，把前面4个月赚回来的又吐出去了，到了今年过年，网贷的压力让我每时每刻都想着回本，过年证券市场关闭，我就把钱取出来又放进了虚拟币市场，而且因为借贷的压力，我还加了杠杆操作，结果就是被强平了，至此，彻底崩盘，一共网贷欠了23万，不知道人在这种情况下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就是自杀，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么选择，我现在的内心不知道怎么形容，毁灭加绝望，可能都有吧，我的家人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离开人世了，如果我是孤身一人，我可能也已经去了，也不会写下现在这段文字，我只觉得对不起我的母亲，我没有能让她骄傲，还带给了她巨大的麻烦。
一个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讲述者。
前，慈溪对外发布的一组数据引来关注：在大量制造企业进行机器换人、智能改造的背景下，截至目前，全市流动人口数量同比增长5万余人，达到107万人，本地户籍人口数量维持在105万人。今年上半年，当地无一起与流动人口相关的重大刑事案件、大型矛盾纠纷。
慈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并非一日之功。10多年前，因互不信任、难以融合，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常常发生矛盾，慈溪探索设立村级“和谐促进会”，促进新老居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10多年过去了，“和谐促进会”已经覆盖慈溪所有村（社区），吸引近10万名外来人口活跃在基层治理一线，它的作用也不再仅限于调解纠纷、化解矛盾，更包括为务工、经商人员提供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及参与村庄议事、助力乡村振兴。
“愿把他乡作故乡”在这里已不是梦想，而成了随处可见的寻常景象。
以外管外——捅破“不信任”的窗户纸
夏日午后，慈溪掌起镇陈家村，村民陈国娣老人坐在楼前，见有客人，一位年轻妇女忙从屋里搬出椅子。看熟络程度，还以为是老人的孙女，一问才知道，她叫刘英，只是老人的房客，在附近的家用电器厂上班。陈国娣家，像她这样的房客有六七人。
陈家村面积不大，只有3.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575人。但因地处镇政府所在地，又毗邻打火机生产基地、计数仪表生产基地，这里的流动人口数量常年高达7000余人。
贵州、安徽、山东、湖北……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方言、有着各自生活习惯的外来人员，与本村人口共处一地，使得这里的色彩更加丰富多元。对于村两委、甚至掌起镇相关干部来说，实现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口平等和谐相处，需要非凡的智慧。
事实上，慈溪也经历过矛盾多发期。2005年前后，当地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村民、村民与外来人员、外来人员之间，一度频发劳务、邻里、债务及交通事故等纠纷，每年多达五六百起。
“面对持续增加的外来务工人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方面，我们都没做好准备。”慈溪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局长罗炯颇有感触，“此前，无论是户籍登记、还是人口状况记录，实行的都是‘排、查、问、防、看、管’等方式，既难以体现尊重、关爱，也容易造成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之间的隔阂，必须创新理念，将外来人口纳入社会管理体系，从而建立新老居民之间互信、互惠、互助关系。”
正是抓住了这一痛点，2006年4月，慈溪在掌起镇陈家村、坎墩街道五塘新村率先成立了“和谐促进会”。会长由村党支部（总支）书记兼任，副会长则由一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担任，同时根据人口居住分布情况划分片区，推选会员中积极分子担任组长，分管矛盾纠纷调解、社会治安排查等工作。
“本村村民之间有纠纷，村委会去调解。外来人口之间有口角，‘和促会’来解决。本村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有争端，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着办。”掌起镇“和谐促进会”副会长吴立彦说，老乡服务老乡，老乡管理老乡，知底细，易沟通，也更能引起情感认同，外来人员遇到困难有人帮忙，碰到分歧有人调和，不少矛盾纠纷都在萌芽阶段得到化解。
前不久，四川人小江在帮一户陈家村村民做室内装修时，从木架上摔下来骨折了，小江与房东、工头因“两万多元医疗费谁来付”的问题，差点闹上了法庭。后来，吴立彦与湖南人吕建新、巴里村村民虞跃凯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多次上门沟通，让三方各自阐述自己的心声，情绪一点点缓和，最终达成了和解。
如今，从两个村庄起步，慈溪全市347个村（社区）已全部组建“和谐促进会”，参与企业200余家，参与外来人口10万余人，累计化解各类矛盾3万余起，2018年的纠纷事件相比2007年下降70%以上。
互促互融——让人人都有获得感归属感
自从当上附海镇东海村“和谐促进会”副会长，湖南邵阳人向玲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最新的一本上，记录着两年来发生的“大事”：结束打工生涯，开始自主创业，开办了一家冲床加工厂；2018年3月，成立“向玲志愿者服务站”，带动235名志愿者为外来人员提供就业、租房等服务；慈溪出台外来人口量化积分制度，借此，儿子顺利在镇里中学入了学。
到慈溪打拼21年后，他觉得，自己已经算是这里的新居民了。“以前总觉得是个过客，来了就是赚钱，连买凳子都挑塑料的，因为过不了几年就得回去。”向玲说，现在，他开始习惯称东海村为“家”。
与陈家村同样，东海村是典型的城郊接合村，不到5公里的狭窄区域内有本村村民4000余人，流动人口1万余名。企业家、务工者、小商贩……多种职业衍生出的不同群体，在这里演绎出纷繁的诉求。
常常与人打交道，罗炯发现，在关于流动人口管理的种种讨论中，人们有时更倾向于谈秩序稳定，却忽视了释放社会活力以及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从根本上来说，要促进社会和谐，关键在于经济得以发展、诉求得以满足，让外来人员同样成为城乡发展成果的共享者和参与者”。
为外来人员提供充满活力的就业创业环境，是慈溪的头等大事之一。一项名为“新市民素质提升”的工程已连续实行了7年，每年都有10万名新来务工人员借此获得综合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提升职业与生活适应能力。据统计，截至目前，慈溪已有1万多名外来人员走上了企业生产、财务和经营等管理岗位。此外，7000多名外来人员通过金融、人事部门提供的最高额度100万元的贷款项目，办起了企业、商店，拥有了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
运行近10年，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逐步下降的同时，“和谐促进会”会员们工作却更忙碌。从2015年开始，慈溪陆续在全市建立504个需求服务站，进一步推动村级“和谐促进会”向社会服务组织转型，开展教育培训、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信息沟通、组织活动等项目。
走进位于东海村村委会大楼的“向玲志愿者服务站”，占地60平方米的大厅内，来往人员络绎不绝。有人初来乍到，脸上带着急切，期待能打听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有人定居多年，准备让孩子到慈溪上学，正在咨询政策；有人小有成就，计划在此落户，申购一套人才公寓……
这些年，村里投入资金新建的图书室、运动场、文化礼堂等公共设施，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员同样享受。为照顾外来务工者家庭孩子教育，“和促会”还与村两委联动，专门招聘教师，开设了假日学校。“村里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人人都有获得感、归属感。”东海村党支部书记陈孟达说。
入夜，附海镇工业园区灯火通明，仍有企业在加班加点。东海村没有像传统乡村一样回归寂静，它的另一种样子正要揭开面纱——村口广场上舞者翩翩，附近杂货铺挨着餐饮店，吸引着人们光顾。
在一间间热闹非凡的店铺中，四川人马宏的小吃店，不过是其中不太起眼的一家，但客人来来往往，他忙得脚不沾地。今年3月，他从另一个城市搬到了附海，租了30多平方米店面，眼下生意有了不错的起色。
尽管刚在这里生活几个月，但这里的一切已经让人感慨。“从找店面到工商注册，再到寻货源，‘和促会’帮了不少忙。”马宏说，在这里，不管本地人还是外来者，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他渴望留下。
人人都能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不就是社会和谐有序的活力源泉么？
“村里维护环境卫生不容易，杂货店、餐饮店店主都得承担起责任来。你们知道，现在请一个环卫工，一个月都不止2000元。”
“做是要做，怎么做合适？还要商量出个方案。”
“对对对，平时也辛苦你们多做做其他租客的思想工作。”
这不是简单的唠家常。6月中旬，9位外来人员代表在坎墩街道坎西村村委会大楼的会议室坐定后，便进入议事状态，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起了村庄人居环境改善的议题。
9位代表，来自安徽、河南、贵州、四川等9个省份，由坎西村4900余名外来人员共同推选、投票选出。除了每月召开一次议事委员会，向村委会提交建议、议案外，他们还定期参加村里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组织外来人员与本村村民共同参与交通劝导、治安巡逻、出租房管理等活动。回忆起两年前第一次参会时的情景，安徽阜阳人范德法至今还觉得有些“神奇”，“外地人管本地人，这事说出来都没人信。”
事情的起因，说来简单。2016年年末，经过村级“和谐促进会”10余年努力，慈溪已经和外来人员形成了彼此依存、不可或缺的共生关系：务工、经商者在这里寻求更好的生活，同时也给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源；乡镇、村庄、社区则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给务工者提供发展的平台与资源；劳资、工商等纠纷事件逐年减少，社会稳定有序而充满活力。
然而，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文明城市创建等的推进，村庄、社区事务增多，外来人员与本村村民又缺少协同治理机制。“平日里，居住着近8000人口的村里，环境卫生、治危拆违等大事、小事全靠20多名村干部、网格长推动，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坎西村党支部书记马群感叹。
在“和谐促进会”下设置“新村民议事委员会”的意见，一提出便受到了热烈响应。“要让新老居民真正融合，就要把他们共同生活的村庄作为整体来系统谋划，充分调动多元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打造共建共享、相互认同的社会共同体。”罗炯说。
个体户陆明星、企业管理人员张孝伟、园区工人陆培峰等很快脱颖而出，成了议事委员会的新委员。两年多来，在他们的建议推动下，出租屋灭火器配备、村庄公共厕所扩建、河堤加固、村道拓宽、店铺门前卫生“三包”等议案，一项项商议、解决。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曾以“脏乱差”闻名的城郊村，一跃变成社会综合治理示范村。新村民议事制度也得以在慈溪全市推广，1388名新村民成了村庄、社区发展的新生力量。
一个有趣的场景是，在坎西村，2017年初第一次列席村民代表大会时，新村民自动抱团，坐在了角落，老村民眼里则满是好奇与质疑。但现在，每次会议，大家穿插而坐，随意且自然。
融合，则亲善。在慈溪，崇寿镇傅家路村是出了名的“文艺村”，村里的文体队伍五花八门，有腰鼓、排舞、篮球等10多支，无论是本地村民和外来务工、经商家庭，几乎家家户户有人参加。去年镇里组织运动会，他们一起买服装、练舞蹈，朝夕相处、凝心聚力。
在此居住了14年，当了4年傅家路村“和谐促进会”副会长的陈峰告诉记者，在他生活的片区，本村村民有事，也常常打他电话，无论哪家办喜事，他都在被邀请名单上，“真正从外来者变成了自家人”。
【创建支点，让社会转起来】
徐林
随着“长三角”城市群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这一地区，某县乃至某个镇街，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的“倒挂”现象已不是个例。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必然会带来观念上、行为上的矛盾。如何治理好越来越“杂”的社区？如何让外来人员真正融入、找到“家”的感觉？慈溪市的“和谐促进会”搭建了一个外来人员和本地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通过“以外管外、互促互融、共治共享”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基层社会和谐共治的路子。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必须建立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治理的载体，其中，能够激发社会力量、动员引导居民有效有序参与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更是关键力量，也是稀缺资源。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过10余年发展，慈溪的“和谐促进会”已经成长为枢纽型的社会组织。首先，建章立制，完善组织体系。如专门制定驻会副会长工作制度，目前共有专职副会长10余人，兼职副会长300余人，并建立了一系列选拔、培训等制度。其次，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求，创设新的社会组织，拓展服务领域、细化服务项目、延伸服务功能。如2017年创设的“新市民议事委员会”，1300余名成员都是政治素质好、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信，且其所属省份人数在当地流动人口中占较大比例的新村民，现已成为基层政府与新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起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作用。第三，发掘“能人”，引导和支持他们成立各类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居民。如附海镇“向玲志愿者工作服务站”，是慈溪首个新市民志愿服务站，成立仅一年多，成员已增加到235名，掀起了一股新市民志愿服务热潮……
概言之，“和谐促进会”集民间性、共建性、互助性、服务性于一体，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促进新老市民融合共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难题，值得借鉴。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报宁波讯】如果你买到这样一双拖鞋，吊牌上印着一张张天真无邪的面孔，照片下写着寻人启事的内容，请你不要将吊牌丢弃……
宁波慈溪一家拖鞋厂的老板蔡磊是“宝贝回家”公益组织的志愿者。2015年，朋友的孩子不慎走丢，短短几小时的寻子过程让他每每回想起来都心惊胆战。
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蔡磊感同身受。万幸的是，朋友的孩子最后被找到。“孩子走丢的时候，大家心里特别煎熬，所以我想着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吧。”蔡磊说。
从那时起，帮助更多走失的、被拐卖的孩子回家成了他心里绕不过的念头。以此为契机，他加入了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2016年，蔡磊从电影《失孤》中得到了很大触动，寻亲家庭的寻人启事要花钱一张张印、一张张贴。而自己工厂生产的拖鞋虽小，却能走入千家万户。如果在拖鞋的吊牌上印上失踪孩子的信息，或许能够让见到孩子的人为寻亲家庭提供更多线索。
在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的支持下，蔡磊与合作商开始在拖鞋吊牌上印上走失孩子的照片和信息，拖鞋走入了超市，爱心吊牌也走入了百姓家。
有人说，这样做就是杯水车薪、天方夜谭，哪里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还有人质疑他们是在炒作，用商业捆绑公益。但是蔡磊说，“如果买到拖鞋的人能提供一点线索，丢失孩子的家庭就能多一分团聚的可能，哪怕就一点点线索、一点点善举，对他们而言都非常关键。”
担心吊牌直接被消费者丢弃，蔡磊将吊牌设计成书签样式并升级了材质，希望吊牌能被保留下来。同时，他还发动自己身边的同行加入其中。再后来，广东揭阳的童鞋厂慕名而来，也想在自己生产的童鞋吊牌上印上寻亲信息。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蔡磊很欣慰。
“虽然现在还没有通过‘走失吊牌’找回孩子的案例，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做下去，有更多力量加进来，就能让宝贝早日回家。”在蔡磊影响下，2016年加入“宝贝回家”公益组织的茅炜说。
“不仅是同行，也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加入进来，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蔡磊发出呼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终有一天能实现‘天下无拐’。”（崔力齐琪）
来源： 中华工商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