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滨市供销社开发的国佳生活超市项目，对外称将打造辐射全省的经营网络。随机走访其中两家，超市的招牌虽尚在，但已倒闭。摄影/本刊记者 黄孝光
供销系统：
腐败的“隐秘角落”与改革困局
一个月内，黑龙江省供销系统两名重要官员相继落马。
9月1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外发布，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称黑龙江省供销社)原党组副书记、监事会主任王桂芝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在工商注册、工程承揽、资金结算、贷款担保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等违纪违法问题，被“双开”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此前10天，已退休3年的该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文明亦因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被查。
全国供销系统包括总社、省社、市社、县社和乡镇基层社等多个层级。其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是全国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由国务院领导，属于正部级单位，各地方省社则属于正厅级单位。早年供销系统在政府部门构成中较为边缘化，改革开放后逐渐退出政府序列，一度被认为“无腐可反”。
而今供销系统悄然壮大，成长为年利润近500亿元的“巨无霸”，并因为频频爆出的腐败事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国纪检监察报》曾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2017年的某个冬夜，北京航天桥附近，一名身穿长款羽绒服、帽檐低垂的女子正在进行街头交易。她从驱车前来的两名男子手上接过3个行李箱，里面是1000万元现金。女子的父亲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兼理事长高守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晟弘凯恩公司共同开发建设丰台区一处房地产项目。为拿下这一项目，晟弘凯恩公司允诺给高守良5000万元酬金。“这个事，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高守良说，当年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两天，他还接受了另一笔3000万元的转账。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至少5个省级供销系统一把手被查，逾10个地级市供销社主要负责人落马，个别地域还查出腐败窝案。平时不显山露水的供销系统，为何成为腐败高发区？
“对社属企业监管不力”
供销社诞生于50年代，曾是农村生产生活资料的唯一购货渠道。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化肥、棉花等农资专营权被取消，供销社失去垄断优势，一落千丈，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淡出公众视野。据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供销”介绍，这一阶段的供销社多和一些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比如亏损、下岗、人浮于事、历史包袱沉重等”。1992年至1999年，全国供销社累计亏损近450亿元，大量供销社破产、转让，580万名员工中将近一半下岗、内退。
黑龙江省供销社成立于1948年，是中国最早的省级供销合作社。摄影/本刊记者 黄孝光
黑龙江人刘玄(化名)便是这个阶段内退的。年轻时在哈尔滨五常市供销社工作过的他提到，供销社在县城是长期被忽视的科级单位。“看一个单位的地位，一是考虑其工作是否涉及全局，二是掌握人财物的情况。县直各单位中，供销社给我的感觉一直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刘玄说，原以为供销社缺乏行政权力，已经无腐可反了。但今年黑龙江省社接连两名要员被查，令他大为惊讶。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9月1日宣布，黑龙江省供销社原党组副书记、监事会主任王桂芝被“双开”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通报提道：“王桂芝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为官不廉，甘于被‘围猎’，大搞权钱交易，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仅仅10天之前，黑龙江省社已退休近3年的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文明落马。履历显示，张、王二人的仕途轨迹“前赴后继”：张文明曾任职绥化市委副书记，后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黑龙江省社一把手；王桂芝则于2009年出任绥化市副市长一职，2016年走马上任黑龙江省社党组副书记，直至去年12月被免职。
曾与张文明共事多年的一名黑龙江省社退休厅级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印象中，张文明为人朴实，决策相对民主，不过因为是地方官员出身，行政思维浓厚，“对供销社主打的经营业务不是那么掌握，容易出问题”。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供销社的主营业务包括农资、日用消费品、农副产品、再生资源四大体系，尤其以传统的农资经营为主。公开信息显示，该社于2015年前后确定了以“互联网+供销社”为核心的千亿元发展战略，计划到2020年，全系统的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重点是打造一个平台，建设12项专业服务体系，构建百城、千乡、万村、百万农户服务网络。
在此战略下，黑龙江省供销系统的发展势头迅猛。2014年全省供销系统销量总额为563亿元，此后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速，于去年提前完成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的目标。据官网介绍，黑龙江省供销打造出以倍丰农资集团、庆丰农资集团、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寒地黑土农业物产集团等为代表的社有骨干企业群。
据前述黑龙江省社退休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近年来庆丰、倍丰、昆丰等农资企业壮大的同时，“被清理出问题资金30多个亿”。一位接近黑龙江省社的人士则进一步提到，张文明与王桂芝被查，与该社社有资产流失有关。
黑龙江省社未回应《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要求，不过相关司法判决信息证实了社有资产流失的说法。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15年黑龙江省社旗下企业松原市鑫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吕梦南两次挪用本单位资金，共计人民币1060822元。
黑龙江省社另一家企业——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原法定代表人刘宏彦，则被指控在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为其实控的兴隆公司提供担保，导致公司承担了5000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另一起判决则显示，2016年起刘宏彦利用关联关系和实际控制人身份，多次批准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向自己实控的天诚公司及关联企业汇款、转款、转账，造成天诚公司欠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往来款项近7亿元无法收回。
这些案情所涉事项，多与黑龙江省社农资经营这一主营业务有关。2016年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向省供销社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到，该社存在“引进社会自然人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对社属企业监管不力，造成社有资产重大损失”等问题。
按照社章规定，黑龙江省社组织领导体制实行“两会制”，其中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执行机构；监事会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是联社的监督机构。前述受访官员认为，张文明、王桂芝作为“两会”主要负责人，对社属企业资产流失问题难辞其咎。
2017年3月，针对监管失职、社有资产经营管理失去控制的问题，黑龙江省供销社提出，要切实加强对企业管理权的控制和对企业重大投资的控制。当年11月，该社原监事会主任王桂芝公开表示，省社成立了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构建了省社机关和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为主导的双线运行机制，实现了社企分开、政企分开。然而前述接近黑龙江省供销社的人士认为，王桂芝等人的新近落马，表明“社企分开”“政企分开”仍止步于口号。
直到2019年，该社企业监管不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今年5月，黑龙江省委第二巡视组向省供销社党组反馈巡视情况时，明确指出其“对债权问题处置不力”“对企业监管失责失察”等问题。
涉案多为一把手
与黑龙江省社情况类似，近年来多地供销系统频下腐败“双黄蛋”，包括四川省供销社前后两任一把手刘国成与青理东、内蒙古自治区供销社原党组成员唐利民和原党组书记刘金水、唐山市供销社主任蔡春奎和该市曹妃甸区供销社原党组成员张会生等。
当前供销系统腐败呈现出蔓延趋势，一把手涉案较多，窝案、串案频发。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全国供销系统落马官员超40人，包括山东青岛、临沂、菏泽，浙江宁波，黑龙江哈尔滨，江苏扬州、南通，福建厦门，河北承德，湖北荆门，广西柳州等多地市社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北京、四川、安徽、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省社的一把手。
2019年5月，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兼理事长高守良案开庭，高守良被控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元未遂)，涉嫌贪污164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他经常说，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要求下属们无条件地服从。”办案人员提道。
一把手“一言堂”现象以及供销系统腐败频发，除个人因素外，也与其内外部监管缺位相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撰文分析：“供销社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广大社员职工对供销社的了解、参与程度低，不能进行有效监督；一些供销社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导致一把手‘一言堂’现象严重。”
多地不约而同地用“独立王国”来形容供销社监管缺位的处境。相关报道提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社原理事会主任秦亚兵从不主动让监事会、纪检组参加重要会议，使得内部监督形同虚设。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同样把单位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人为架空监事会，导致社内监事体系难以发挥实际作用。2014年8月，在高守良力主下，市社通过了为某公司提供4亿元信用担保的决定，然而该社一名党委副书记事后却表示，自己作为班子成员，“连公司的名称都没听清楚”。
原黑龙江省供销系统工作人员刘玄认为，一把手问题突出，也与供销系统理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频率低有关。落马的供销官员中，刘金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一职长达13年，唐利民担任副主任长达19年；二人相互勾结，贪腐时间长达20余年未被发现。刘国成则在四川省供销社耕耘近40年之久，担任一把手长达8年。
安徽的情况同样如此。去年该省供销系统发生腐败窝案，包括省社原理事会主任钱斌、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和崔继华、省社下属的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耿金岭等多名厅官被查。“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层长期各自为政，分管、分工领域固定，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牵扯。”安徽省纪委监委提道。
社有资产流失严重
供销系统的腐败问题，既有同其他领域腐败问题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特点。
“和交通、财税政府重点部门相比，供销系统权力要小得多。它的腐败和旗下业务紧密相关，一大表现便是‘靠社吃社’。”受访的黑龙江省委原巡视专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纪检组长佟宝君曾撰文分析，供销系统的腐败高发现象与其进入全新的发展跨越期密切关联：“面对快速发展的形势，我们无法对项目、资金进行全程有效监督和管控，给反腐败工作带来困难和隐患。”
经历市场化冲击的供销社，如今再次成为中国农业流通领域难以忽视的力量。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信息，2018年供销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9万亿元，实现利润468亿元，资产总额1.6万亿元。其中，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构成供销社的主要收入来源，利润占比分别为15.7%、28.7%、17.4%、3.3%。除此之外，2018年供销社全系统电子商务销售额2998亿元，金融服务营业额970.5亿元，房地产开发经营额218.7亿元……供销系统正在不断拓展新的领域，经营范围从农业延伸到了物流、化工、房地产、电商、金融、汽车、石油等产业。
据官方介绍，上世纪90年代供销系统陷入连年亏损，后得益于中央财政521亿元的拨付款，逐渐剥离划转了519亿元不良贷款。新世纪早期，供销系统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实行职工和经营者持股、系统内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推进社有企业改制。截至2007年底，全系统县以上社有企业数量为17730个，比10年前减少了37%，由10年前的亏损114亿元转为盈利96.5亿元。
“2014年4月，国务院确定河北、浙江、山东、广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省，带动全国供销系统涅槃重生。”新华社报道提到。随着2015年供销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综合改革，供销系统更是迎来跨越式的成长。
前述黑龙江省委原巡视专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近年来正是因为供销系统跨越式成长带来利润空间，诱惑着供销系统的一些官员靠社吃社、设租寻租。“供销社权力大小、职位肥瘦，和企业经营状况相关。一方面，有些企业虽然黄了，但残余资产尤其厂房、网点，随着土地的升值，出租利润空间大了；另一方面，某些生产资料因为曾经的专营形成一定规模，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依然活得挺好。”
供销系统官员腐败的一大共性特征，是社有资产的流失。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纪检组长佟宝君2012年在全国多地供销系统的调研结果，有的管理失控，随意担保，巨额资金长期外借，主要领导浑然不知，造成社有资产损失，“这方面发生的典型案件，触目惊心，令人警醒”。
相关案例不胜枚举。司法判决信息显示，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社原理事会主任秦亚兵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同意社有企业对外提供担保或借款，致使中农金合公司名下房产全部被抵押查封，鑫合公司、富华公司等社有企业承担担保连带清偿责任2.13亿余元，造成区供销社财产重大损失。
此前媒体报道，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曾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已累计借给河南裕华公司5000万元，不久之后，审计部门发现该公司连年亏损，连利息都已支付不起。然而高守良收受该公司给予的价值500万元股份承诺函后，又向其追加投资1亿多元，由市社投资管理中心为其非公开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出具担保函，最终导致市社4.6亿多元资金无法收回。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高守良在职期间，“由于其随意决策、独断妄为，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截至2018年底，负债金额已达182.76亿元”。
梳理案例发现，供销社腐败除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等传统涉农服务领域外，还蔓延向土地出租、工程建设、融资担保等领域。这些领域项目合作开发多，涉及资金数额庞大，腐败风险高。
浙江宁波市纪委监委提到，供销社项目合作开发建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内部管理等均是廉洁风险点。该市供销社开发某地块项目过程中，负责人蒋旭灿内定不具备开发实力的王某某为合作对象，导致数亿元房产项目的合作开发权被王某某以5000万元拿下。宁波市纪委监委介绍称，当地供销系统在项目合作对象选择上把关不严，合作以后对项目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又监管不力，导致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集体资产大量流失。
“资产流失严重的供销社，就像没人看守的菜园子。”前述受访的黑龙江省委原巡视专员感慨。多名受访者均认为，此种现象源于供销系统特殊的体制机制。
根据佟宝君的分析，多年来供销社一直处于机关、事业单位、群团、企业“四不像”的尴尬状态：供销合作社虽不是政府组成部门，却承担着政府委托的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又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既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又都参照公务员管理；既是集体所有制性质，自己组织收益，同时又吃着财政饭，由国家供养。佟宝君认为，这种特殊体制和多元身份助长了部分干部职工“捞一把”的思想，且给供销系统带来监管难题。
40余年改革困局待解
“近年来，供销社在深化改革中不断调整定位，正在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金字招牌’正在重新擦亮。”去年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介绍，5年来全国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1万多家，总数超过3万家的基层社覆盖了全国几乎所有乡镇。
供销系统“金字招牌”的重新擦亮，基于2015年以来该系统综合改革的背景。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根据《决定》，供销系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打造中国特色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有评论认为，供销系统网点密布，有庞大的渠道优势，是高层发力农村消费的最佳着力点，也是推广三农政策、解决农村问题的不二选择。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基层社改造，加强对基层社发展的扶持。今年6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喻红秋对外表示，3年内力争新发展基层社7000家，总数达到3.9万家。
在黑龙江，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全省乡镇基层社总数926个，乡村覆盖率100%；农村综合服务社8841家，覆盖率达97.6%以上，比改革前增长65.07%；全系统共领办农民合作社2899个。然而《中国新闻周刊》实地走访发现，虽然黑龙江供销社基层网点实现了全覆盖，但实际运行状况堪忧。哈尔滨五常市多名离退供销社职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恢复基层社、领办农民合作社是上级社分配任务，个别合作社做成功了，但多数浮于表面，无资产、无业务，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低。
张君逸(化名)是五常市某乡镇供销社刚退休不久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当地基层社自负盈亏，收入包括房屋租赁和农资经营两项，支出包括缴税、人员工资等。“现在农村人口集中到县城，农村固定资产越来越不值钱，房屋租金上不去了。我们社一把手月薪1000元出头，二把手还不到1000元”。
供销系统恢复重建基层社的举动，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今年3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在《供销合作社不宜涉足农村土地事宜》一文中提到，供销社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安排，并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组织体系的需要。“财政给他们钱，让他们给农业农村农民做点其他惠民工作，要看投入的成本，会不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要预见这类的组织会产生的寻租和腐败，会不会有既贪骗财政补贴，又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出现；还要考虑派驻纪检、监察、审计等体系和开支多大，监督供销合作社不腐败的成本多大。”
几名受访的供销人士亦对供销系统的改革成效表示担忧。前述黑龙江省社退休官员向记者解释，在市场充分竞争情况下，社属企业无法和民营企业匹敌；供销系统作为官办组织，存续几十年来始终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农民自己的组织。
因此，作为国家推进“三农”工作、直接为农服务重要载体的供销社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基层社是植根农村、贴近农民、强化为农服务的基本环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一直以来，供销社成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并长期摇摆于体制的变革过程中。黑龙江省社退休厅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以来，供销系统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80年代提出恢复供销社的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90年代提出要将供销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这几年综合改革，提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
他如此解释供销系统改革困境：“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留下的尾巴，其改革也像其他部门或系统一样，涉及有关利益集团，轻易动不了。改革的政策、理论与实际脱节，于是迄今改了四十多年，有血没肉，筋骨未动。”
“系统内部热衷于擦亮臆想中的‘金字招牌’，没有对垄断经营的体制进行彻底反思，一方面革新，一方面恋旧，甚至将供销时代加以美化，这会带来包括腐败在内的一系列后果。”受访的黑龙江省委原巡视专员提醒称。
创新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治理机制、理顺社企关系，是2015年以来此轮改革的另一个重点。“现在看来，综合改革走入第五年，预期的目标尚未达成。”前述黑龙江省社退休官员认为，想要疏通体制机制、破除贪腐困局，供销系统的改革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本刊记者/黄孝光
托梅乌辞去巴萨主席，留下一地鸡毛。
疫情之下，最先顶不住的豪门是哪一家？本赛季才战至一半，答案已经提前揭晓。
26日，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年度财报曝光，球队负债近12亿欧元，2021年将面临着空前的还债压力。
在夏天陆续操作压缩开支后，球队财政非但未有好转，反而已经游走在破产边缘。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人活着，债没还完。人生更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债主就在那里，你却要不到一分钱。2019年还花钱如流水的巴萨，竟有沦落为“老赖”的危险，着实是疫情来袭至今，豪门惨淡经营的极端案例。
巴萨最新财报显示，球队短期债务高达7.3亿欧元。
债主遍地，就是不还
去年末，巴萨多次放出风来，球队负债已超4亿欧元，这个数字已足够骇人听闻，但备忘录公布之后，看守内阁着实是“报喜不报丧”，球迷更是跌破眼镜——巴萨总负债近12亿欧元，其中短期债务就高达7.3亿欧元。
当然，短期债务并不意味着巴萨要立马还钱，尤其对于债多了不愁的红蓝军团，再急的债务，也能分个轻重缓急。
但眼下，2.66亿欧元的短期信用债务最为麻烦，这其中有9000万欧元来自于高盛银行，而在2021年8月之前，巴萨不仅要偿还高盛银行的本金，还要支付2%的利息。为避免债主上门，巴萨选择将特许经营权抵押给对方，以求债务暂缓。
不差钱的高盛或许不急于杀鸡取卵，但其他债主未必见得客气。经过看守内阁和多家欠款机构的洽谈，不少债主已经同意巴萨申请，将还款日期宽限到2021年6月30日。
暂时获得延期付款许可，绝不意味着巴萨暂时财务安全。撇开巴托梅乌时代一系列号称低息、无息的借贷，巴萨拖欠多家俱乐部合计达1.26亿欧的转会费，才真正“辣眼”。
早在2018年1月就买来的库蒂尼奥，时至今日还欠着利物浦近3000万欧元的尾款；马尔科姆早已转战俄超，结果巴萨倒还欠着波尔图近千万欧元；更别提挖角格里兹曼时，巴萨承诺给予马竞500万欧元的远期购买球员尾款，如今也是不了了之……
19笔未支付的转会费尾款，总计1.26亿欧元，恰好一个格里兹曼的转会费。
很难想象，这样的账目，会出现在一支连续三年制造亿元转会先生的球队。然而，更可悲的现实是，巴萨并无短期还债的意愿，哪怕几家债主同样日子紧巴巴。
巴萨为何债务如滚雪球般暴增？首要原因便是持续的大手大脚。
备忘录显示，巴萨2018-2019赛季的收入为9.9亿欧元，而在上赛季，这一数字下降为8.55亿欧元，降幅达14%。最近数据则变成了7.41亿欧元……
但是巴萨的支出几乎没有减少，从9.73亿欧元降至9.55亿欧元，降幅仅为2%。
拉波尔塔的大幅巴萨主席竞选海报都挂到了马德里的大楼上。
跨年欠薪，史上未有
财报显示，巴萨的薪资占了俱乐部总收入的74%，这个数字也超过了联赛规定的70%上限。
按照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俱乐部球员的薪水占比在55%至65%之间为健康标准，而超过70%则属于红线预警，但对于球员薪资占比一度迫近80%的巴萨而言，他们早已习惯了走钢丝的日子。
由于缺乏流动性，去年就喊着降薪70%的巴萨，历经和球员10个多月的谈判，却始终进展甚微。不得已，球队和格里兹曼、特尔施特根、德容等尚有长约在身的球员，重新签署了合同。
尽管合同总金额没有改变，但都和球员约定延期支付，尤其是本赛季一队球员将减薪42.5%，并摊到未来4个赛季补发。毫无疑问，这是寅吃卯粮，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减薪。
而今，原本数钱数到手软的巴萨球员，已经要做好持续少领甚至领不到工资的准备：按巴萨财务规定，球队一年发放两次薪水，一次在6月，一次在12月，但去年底，缺少现金的巴萨哪怕只发六成工资，也不得不打白条。
过去几年，巴萨是开给球员薪水最为慷慨的俱乐部之一，队内税前年薪千万欧元者不胜枚举，但降薪之后，看上去很美的工资条，已羞于见人。
根据降薪协议，球员哪怕税前工资高达1000万欧元，理论实发也只有580万欧元，按半年一发，打对折为290万欧元。而按西班牙50%的个人所得税率，球员拿到手的不过145万欧元。
雪上加霜的是，西甲本赛季严格执行收支平衡红线，杜绝俱乐部负债经营，原本想瞒天过海的巴萨，除去德斯特，全部引援都因不符合收支平衡而被官方叫停，这无疑是扼住了球队的喉咙。
截至目前，通过各种降薪手段，巴萨本赛季工资支出比去年降低了8000万欧元，但在债务面前，仍是杯水车薪。
更可悲的是，临时主席图斯克茨已经公开表态，俱乐部很难支付球员1月的薪水，哪怕后者已经决定放弃本赛季的各项奖金。
就算梅西离队，巴萨也省不了多少钱。
放了梅西？杯水车薪
毫无疑问，巴萨如今的困境，是巴托梅乌时代施政纲领的恶性循环。
“梦三”成为历史之后，执迷于豪赌梅西最后巅峰期，企图在竞技和财政都海捞一票的巴萨，赌徒心态格外明显——球队连年引入巨星，期待再夺欧冠，但连番重挫非但未能让球队冷静审视结构缺陷，反而在疯狂买人的单行线上一去不返。
如何度过眼下日渐深重的债务危机？不少人又打起了梅西的歪脑筋。
诚然，巴萨队长税前年薪高达1亿欧元，约满离队后将极大缓解球队现金流，但巴萨高层或许忘记了，梅西本人也在降薪之列。
更何况按照合同约定，梅西倘若约满离队而不是主动转会，巴萨还要付给对方5000万欧元的忠诚奖金——换言之，梅西走人不止是人财两空，巴萨还得搭上嫁妆。
作为疫情重灾区，西班牙国内严峻的抗疫形势，也注定高度依赖门票和比赛日收入的巴萨，短期增收毫无可能。
上赛季空场作赛，巴萨收入已经锐减1.45亿欧元，本赛季大概率空场打完，届时球队收入损失恐怕仍以亿计。
“专卖店无法营业，博物馆没法营业，球场无法卖票，这导致我们每年减少了3亿欧元收入。如果这部分收入回来了，有一个好的还款计划，我们完全可以逆转这种情况走出困境。”
作为陪跑人选之一，候选人弗雷萨对此还算乐观，但包括拉波尔塔、丰特等人在内，更多谈及的是上任后的施政纲领，财务问题则多半避重就轻。
但现实容不得候选人们幻想：倘若无法在6月30日前偿还部分债务，被多位债权人联合追索的巴萨，恐怕只能将俱乐部资产变现或抵押；而届时领不到工资的球员，也完全可以上诉FIFA，要求自由身走人。
当然，球队破产的极端情况或许不会发生，但对于昔日挥金如土的巴萨而言，信誉的毁灭，或许比债务本身更致命。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杨健/仰卧撑足球
来源： 澎湃新闻
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温情”中迷失 “温水”里沉沦
——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士达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陈士达，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先后任宝山区淞南镇党委书记、吴淞社区（街道）党工委书记、高境镇党委书记。2018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上海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俞晓松 摄
滨江临海的长兴岛，历经风浪，磨炼人，也考验人。
1963年出生于上海长兴岛的陈士达，34岁任副处级干部，36岁升为正处级干部，经历过磨炼。他曾临危受命，救活了负债16亿元的前卫农场；也曾屡受表彰，获得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宝山区先进工作者等诸多嘉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5+2’‘白+黑’都经历了，人瘦了、老了、头发少了”。
然而，面对各种诱惑，这个曾经拼搏向上的领导干部，终究没有经得起考验。
初湿鞋履：为情同手足的兄弟“开绿灯”
“对领导干部的‘围猎’并非刺刀见红的白刃战，而是温情享受的腐蚀”
2001年，是陈士达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年份。
当年9月，38岁的陈士达出任淞南镇党委书记，开始了他在基层一把手的政治生涯。然而，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本可大展宏图的陈士达慢慢走上了“蜕变”之路。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令他初湿鞋履的，竟是情同手足的“老兄弟”徐某某。
“徐某某与陈士达是同乡，读书时是上下铺的兄弟。陈家发生变故时，徐某某还慷慨地将自家房子腾给陈士达一家居住，可谓雪中送炭。”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此后，徐某某又两度主动为陈士达装修房子，逢年过节也会送点薄礼。在陈士达眼里，二人情同手足。
陈士达担任淞南镇一把手后，徐某某觉得机会来了，希望通过“陈书记”打个招呼，拿到某新建商品房小区配套的幼儿园工程。
至交的请托，让陈士达觉得抹不开面子。“一个人的变化是从小节开始的，小节不注意，一步步就堕落了。从小红包开始拿，后来拿多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就帮他去做事了。”他明白，对于徐某某长期的“人情投资”，到了该“返利”的时候了。于是，陈士达利用手中职权，帮助徐某某顺利承接了该工程。
2002年底，陈士达搬新家的时候，徐某某送给他20万元。“一方面是乔迁之喜，另一方面是感谢我打招呼。”陈士达说，一开始，他也觉得不妥，想拒绝，但在徐某某的极力劝说下，他还是收下了，“自此，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便堕落成权钱交易了，我把自己从一个守法公民变成了一个犯罪分子。”
有了第一次，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从一开始徐某某主动送钱送卡，到后来在妻子的唆使下，向徐某某索要2%的回扣；从收徐某某一个人的，到大肆收受辖区内多家公司老板的……陈士达在贪腐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一发不可收拾，对“收钱”已有些麻木。
“当时做的时候，是想推进地方的发展，把项目引进来。但是过程当中，觉得我帮你做成了，大家皆大欢喜，拿点回扣问题也不大，心安理得。”利令智昏，陷入金钱漩涡的陈士达，被不法商人老板们“围猎”，不仅不痛苦，反而很享受。
“饭局中只要我不到场，酒桌上的主位是没人敢坐的。觥筹交错中，‘书记能力强’‘书记人品好’等阿谀奉承不绝于耳。”就这样，他开始飘飘然了，觉得他们讲的都是实话，“这些老板在我的眼里也逐渐可爱了、可亲了。”
从一开始担心被“围猎”，到喜欢被“围猎”、享受被“围猎”，最后变成了巴不得有人来“围猎”……推杯换盏、灯红酒绿中，陈士达已经完全混淆了公与私、官与商的界限。
“什么纪律约束、觉悟观念，全部抛在了脑后，什么话都敢讲、什么礼都敢收、什么地方都敢去，最后被人牵着鼻子走。”陈士达坦言，直到后来被审查调查，他才意识到，对领导干部的“围猎”并非刺刀见红的白刃战，而是温情享受的腐蚀，“腐败就像温水煮青蛙，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周围的老板就来吹啊、陪啊、捧啊，听多了，我自己也感觉我付出那么多，他们做了工程，赚了几千万，发了，我拿个几十万有什么关系呢？”
推波助澜：“贪内助”加速了他的“祸”
“我在她面前节节败退，逐步从拒绝到适应，再到顺从，在贪婪敛财的犯罪道路上愈走愈远”
妻贤夫祸少，家和万事兴。在陈士达违纪违法道路上，他的妻子秦某某没有做好“贤内助”，而是扮演了贪腐“助推器”的角色。
“熟悉陈士达的人都知道，陈士达有个贪钱的妻子。”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他的妻子曾经是保险公司高级营销员，她时不时给陈士达吹一吹“枕边风”，陈士达就为其保险业务谋些利。不仅如此，当一些亲朋好友有非分之请，求助于陈士达而碰壁时，大多会找到他的妻子，“陈士达所有的圈子，她都要涉及。到最后，她甚至可以直接向陈士达的工作关系户索要钱财，插手陈士达的工作。”
陈士达有一个弟弟，自己在外面承接工程，但是没有公司，也没有施工资质。为了顺利承接工程，陈士达曾帮他挂靠在徐某某的公司做包工头。然而，他的弟弟并不满足于寄人篱下，希望通过哥哥的关系承揽到更多工程项目，便找到了嫂子，提出“所有通过哥哥的关系承接的工程，利润平分”。
起初，陈士达觉得太敏感了，不愿意。但这个诱人的条件让其妻秦某某颇为心动，她觉得别人做也是做，为什么不能帮自己的弟弟，“外面人的钱烫手，自己兄弟的不要紧”。
在妻子的多次劝说下，陈士达最终还是同意了。
随后的几年，弟弟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却迟迟没有履行当初的分成约定，陈士达的妻子便主动去找弟弟“谈心”，表示“你不能忘记我们”。为了掩人耳目，秦某某想了个办法：让弟弟以他自己的名义开办两张银行卡，将钱直接打入那两张卡中供陈士达夫妇使用。
“表面上是他弟弟的钱，实际上用于陈士达家的理财、购房等，而这在他每年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上是看不出来的。”审查调查人员介绍说，就这样，陈士达一方面处处替弟弟铺路，另一方面默许妻子用弟弟的银行卡消费，挥霍一空后，还将卡归还给弟弟本人。
这种瞒天过海的障眼法，看似天衣无缝，但事实证明，这一切只是他们的黄粱美梦。收受弟弟以及两个外甥女的数百万元贿赂款，被一分不少地记在了他的贪腐账上。
商人梁某某也是通过秦某某攀附上了陈士达。
2012年，梁某某投资了高境镇一个项目，由于贷款出现问题，经陈士达协调帮助，最终顺利拿到了4000万元贷款。为了酬谢陈士达，梁某某前后两次用上述“体外循环”的方式，以自己和妻子的名义，办了一张50万元和一张100万元的银行卡送给陈士达夫妇。
2016年，梁某某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想退出项目股权，希望陈士达能帮他解燃眉之急。此时恰逢组织对陈士达提任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考察之际，为保全自己，陈士达没有应允。后来，梁某某就把目标换成了其妻子秦某某，并与她达成共识，只要这个事顺利办好，就给500万元酬谢。
果不其然，500万元这个数字，让秦某某很心动。她无休止地朝陈士达吹“枕边风”，一来二去，陈士达也动摇了。他认为自己在高境镇一把手的权力快要“到期”，“想借在高境最后一次用权机会再捞一把”。贪婪最终战胜了内心的不安，陈士达不顾“三重一大”决策有关规定，擅自动议决策，积极推动梁某某退股计划。
促使陈士达狠下心放手一搏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儿子当时要在加拿大购房，尚有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为此，陈士达后来还专门找来梁某某，开口向他借400万元现金，名义上是“借”，实则是考验梁某某许诺500万元酬谢的诚意。
“我真的贪得不得了，梁某某一下子拿不出400万，我还打电话帮他借钱，事后想想不可理喻。”陈士达后来反思道，“我在她面前节节败退，逐步从拒绝到适应再到顺从，在贪婪敛财的犯罪道路上愈走愈远。”
对抗调查：聪明反被聪明误
“糊涂，真糊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想个人与组织对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2018年5月，上海市纪委监委就反映陈士达的相关问题找其弟弟谈话。得知此事后，陈士达夫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慌不择路的秦某某，即刻去银行拉对账单，陆陆续续归还了部分行贿人的钱款……
惶惶不可终日的陈士达，当时正在市委党校参加局级干部培训，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他在忏悔书中写道：“那时，我站在市委党校的寝室楼上，想着不久的将来自己将接受调查，心里羞愧、害怕、着急、担心，百感交集，甚至有过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冲动。”
煎熬中，陈士达也想过主动向组织交代，但是在妻子的极力反对下，他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而是选择了负隅顽抗。
2018年7月，陈士达向市纪委监委递交了一份个人情况说明。“虚构了一些事实，隐瞒了一些情况。”上海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份说明看似言之凿凿、态度恳切，实则漏洞百出、谎话连篇。
就在陈士达提交虚假说明之际，梁某某从国外回来了。为了掩盖受贿事实，陈士达夫妇多次与梁某某接触，针对500余万元的经济往来，订立攻守同盟。“其中的100余万元，他们反复串供，都没能捏造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第三次、第四次碰面时，陈士达夫妇把100余万元说成是女儿向梁某某妻子的借款，后来由亲家公还款。
然而，这一切无异于作茧自缚。8月23日，梁某某在机场办理出境时被阻，潜逃合肥。市纪委监委迅速出击，对其采取调查措施。不久之后，梁某某彻底交代了行贿及串供事实。
铁证之下，陈士达的心理防线被击溃。他后来说：“糊涂，真糊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想个人与组织对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我对违法犯罪还是很害怕的。所以，每到一个单位，我的表现都是努力工作、务实肯干、做出成绩，来取得组织、领导和地方干部群众对自己的信任。”陈士达坦言，他还是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觉得有什么问题组织也会相信我的”，“我不敢去面对自己的阴暗面，不愿去面对光环背后那个贪婪的陈士达，更不想让组织和群众知道我光环背后还有如此贪得无厌的一面。”
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面对自己铸下的大错，陈士达泣不成声。
2019年3月，陈士达涉嫌受贿一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处。（记者 王珍 王雅南 通讯员 郭枫）
点评
回顾陈士达的成长经历，他从长兴岛走出，一路仕途顺利，本可善始善终，但他没能始终做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利益、亲情、友情面前，底线意识慢慢丧失了，党纪观念逐渐淡漠了，最终跌入贪腐的深渊，令人扼腕，催人反思。
警示一：保持定力，自觉抵制诱惑。和平年代，霓虹灯下的纸醉金迷，已成为攻击党员领导干部的“糖衣炮弹”。陈士达就是因为不重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政治上不纯洁、不坚定了，没有经受住纸醉金迷的考验，没能抵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此案告诫我们，理想信念须臾不可忘、纪法之弦时刻不能松。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把理想信念作为“定海神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才能不越轨、不逾矩，清正为民、廉洁奉公、秉公用权。
警示二：保持警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行成于思毁于随，行为的出轨逾矩，多毁于思想麻痹、随意不羁。反观陈士达的违纪违法之路，也是因为放松警惕，在“温水煮青蛙”中慢慢丧失知觉，沉迷其中，且不能自拔：对于熟人的请托，他抹不开面子；对于亲属的非分之请，他放弃原则，最终只能自食苦果。陈士达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掩盖的可能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官商交往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勾肩搭背”，搞权钱交易，也不“背对着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切实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警示三：端正家风，严以修身齐家。家风连着党风，关系着社风民风。家风正，则可兴家立业，流芳百世；家风不正，则会殃及子孙、贻害社会。陈士达的堕落，与他不注重家风家教有很大关系。不唯他如此，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诱因。这也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同时也要端正家风，防止亲属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也防止身边人枕边人把自己“拖下水”。
警示四：建章立制，防止权力滥用。陈士达在多个乡镇担任主要领导长达15年，权力和影响力很大，他也正是借此长期为亲友、老板打招呼、谋私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从中也暴露出对基层一把手的监督存在盲区。要通过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并严格执行，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干部在监督中履职，从而消除“真空”地带、压缩“任性”空间、防止权力滥用。（曾宁 雅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