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小食堂，承载民生大文章。在云岩区民生路有一家特别的“食堂”，让老人们“吃”出了幸福的“味道”。
“我们在这吃饭有回娘家的感觉，感到有一种亲切感。”
“这个地方还可以，照顾我们70岁以上的老人。”
“我喜欢这里，清淡，好吃！”
在贵阳市云岩区民生路，车水马龙的闹市区中，集贸市场里藏着一家干净、温馨的社区食堂。
中午11点30分，老人们排队在窗口取餐，然后找到位置放下，再起身拿一叠小菜、一碗米汤，随即开始享受简单热乎的午餐。
家住富水花园的韩江陵爷爷今年85岁，家中两个孩子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工作。以前，韩爷爷都是和老伴在家中做饭，可自从有了社区食堂，几乎每顿午餐都在这吃。“很便宜嘛！八块钱三菜一汤，要在家里搞三个菜，八块钱搞不下来。这里每天有荤有素，饭菜适合老年人口味，比我们在家里做方便太多了。”
在取餐窗口上贴有一份“今日菜单”：芹菜豆腐干炒肉、青椒肉沫烩洋芋、毛辣角烧棒豆、酸菜小豆汤，两荤一素一汤的午餐15元一份，但对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军人仅售8元。
社区食堂店长刘洪兰说到：“现在很多老人家里面，年轻人上班顾不上来，给老人做饭不便。有些老人自己做饭吃，但人少也不好做。一开始推出惠民餐，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些方方面面。”
1993年，民生路集贸市场成立，多年来一直是附近居民买菜购物的场地。2021年7月，在贵阳市“一圈两场三改”的春风下，集贸市场迎来升级改造，并与第三方餐饮公司合作，开设了社区食堂这一惠民餐饮店。
刘洪兰告诉记者，现在每天中午是社区食堂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天有80到100位老人前来用餐。
家住省府路的刘奶奶每天都会到民生路集贸市场买菜，自从有了社区食堂，在买菜的同时还能吃上营养的惠民餐。“自己做很麻烦，要买很多菜，洗很多菜，做了又吃不完，第二天就坏了。现在我在这里吃刚好够，又不浪费。吃完干干净净，又不洗碗，哈哈哈！”
在食堂入口处，放着本“社区食堂意见簿”，前来就餐的老街坊纷纷留下了自己对社区食堂的“意见”。
一位72岁的李爷爷写到：“作为本路段老年人，必须点赞！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吃饭问题，也给青年上班族减轻了负担。”
一位退休老教师写到：“第一次来到此处用餐，感觉非常之好。应该推广，向全国推广！”
记者：杨隆曼/实习记者：文玖坤
来源： 贵州交通广播
个肉包子要8元钱，面对这种颠覆人们对传统肉包子认知的价格，你愿意掏腰包吗？记者了解到，差不多的8元肉包店，在绍兴越城区中心地段竟然开了好几家，而且生意都很不错。绍兴老字号同心楼的肉包子仅需3元钱，遍地开花的老台门汤包的包子以1元到3元为主。
面对记者的后知后觉，有食客还告之，现在绍兴城内的包子，创新品种很多，不光有肉包子，还有小龙虾包子、香辣包子等，多种馅料、多种口味的包子“五花八门”，价格也是不一而足，而且生意都还不错。
“8元肉包”成“网红”
“8元钱一只的大肉包你吃过了吗？”在一些人的微信朋友圈、抖音，8元钱一只的大肉包成了热门话题：“8元钱一个的肉包，一口气吃了俩，太奢侈了！感觉自己有点飘！”“绍兴包子的天花板，手揉面剁馅葱肉，有索值个！”
< class="pgc-img">近日，早上7点，记者来到绍兴市越城区解放路县前街附近，看到卖8元肉包的“吾家大肉包”店与绍兴老字号同心楼在解放路同一侧，两店均有顾客排队在买包子。同心楼的店面要比“吾家大肉包”大出两倍多，相对来讲，“吾家大肉包”店面更为紧凑，主要是“外卖型”设置。
“8元钱一只肉包，听起来有点贵，但是口味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你可以看到师傅现场揉面，肉馅吃得出来是手剁的，它这馅有嚼劲、又能出汁。”年近70岁的高老伯告诉记者，自从这家包子铺开业以来，自己每周都会来买上几次，是小时候老绍兴“肉馒头”的味道，吃上去面厚实，不是机器打出来那样的蓬松。
< class="pgc-img">记者了解到，从2020年到现在，主打8元肉包的包子铺在越城区里已经开了好几家。其中注册商标“吾家八块”的店名为“吾家大肉包”，目前已经在筹划第三家店的开业了。另一家是“何氏大肉包”，也在城南开出了第二家店。这些店均以纯手工老绍兴“肉馒头”味道为特色。
“生意不错，每家店每天可以卖出大肉包千只左右。”两家店的经营者都表示，计划走出绍兴到一线城市开店。肉包价格高，是因为手工做肉包成本高，加上肉馅也实在，所以顾客也觉得值得，市场反响不错。
“朋友圈有人在晒这种号称比脸大的8元钱肉包，我也去跟风买了一个尝鲜，确实有点大，当早饭的话可能吃不完，得分着吃。”市民范先生说。
推陈出新的包子
有食客告诉记者，现在绍兴古城内，大大小小的包子铺“百花齐放”，包子品种不光只有传统的肉包子，还推陈出新了众多馅料、众多口味。在这些店内，蟹黄汤包、喉口馒头、豆腐包、干菜包、萝卜丝包、青菜包、小龙虾包……纷纷“讲述”着绍兴人对包子的爱。
越城区中兴南路上的一家蟹黄汤包店已经开了9年，店里最贵的品种是金牌鲍鱼汤包，价格58元一笼，招牌蟹黄汤包30元一笼，最便宜的鲜肉汤包20元一笼，每笼8小只。“好的时候开了3家店，现在是受疫情影响压缩战线，只保留了这一家。”老板龚先生告诉记者，绍兴人还是比较喜欢吃包子的，店内包子相对其他店包子价格不低，虽然受疫情影响，但这家老店还是可以赢利的。对于蟹黄汤包的未来，龚先生仍然满怀信心：“等疫情过去了，生意好起来，再重开新店。”
越城区阳明北路上的“剡满笼”，也是一家老品牌包子店，几乎每天早上都有人排队买包子。“这家店的豆腐包、萝卜丝包味道都很不错，是别的店里没有的，皮薄馅多，很香。”市民章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经常要开车过来吃一下这里的包子过过瘾。这家店已经开了5年多，每一次早上来店里都是坐满了客人，外卖窗口也都在排队，但还是有好多客人愿意多等等，吃上他们家的包子。
刘记小笼包开在越城区世茂商圈一家大型超市附近。据老板刘先生介绍，他是嵊州人，在嵊州开了两家包子店，了解到绍兴人喜欢吃包子，特别是喜欢吃手工揉面的包子后，特地在世茂开起了包子店。尽管受疫情影响生意没有预想那么好，但也还可以。记者看到，距离这里不远也有一家包子铺，老板是台州人，他的店内主打香辣小笼包等，价格在15元一盒左右，生意也不错。
“绍兴人喜欢吃麦食的人挺多，前几年面包店、面条店开得很多，现在你有没有觉察到，各种包子店越开越多？或许未来开包子店会是一个新的创业风口。”绍兴餐饮界一名业内人士说。
用“奶茶”思维卖肉包
据绍兴餐饮业内人士介绍，北京大名鼎鼎的庆丰包子铺也曾在同心楼附近开过门店。该店2017年2月正式开业，共3层，总面积700多平方米，其中一楼为经营区，面积280平方米左右，设80多个餐位，加两个外卖窗口，是该餐饮品牌在江南地区开出的首家门店。
记者从“天眼查”查询到，注册于2017年1月5日的“浙江南方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绍兴市县前街分公司”，已于2021年7月23日注销。对于庆丰包子铺为何在绍兴不开了，该分公司负责人何杰表示不方便说。
“庆丰是北方品牌，之所以在绍兴没能开下去，这与它不接地气有关系。”绍兴市餐饮业和烹饪协会秘书长骆来信表示，外来小吃一时赢得本地市场，主要在于其口味的新鲜感，但想长久赢得市场，必须掌握本地大众的口味，类似肯德基这样的品牌在绍兴很成功，与他们不断改变、主动适应绍兴人口味不无关系。
“从经济学成本的角度来看，庆丰包子铺当年在绍兴的体量过大，导致运营成本高，而销售业绩跟不上运营成本。”经济学专家、越商研究院院长李生校教授认为，从绍兴目前这些经营较好的新老包子铺来看，除了同心楼体量较大外，其他大多在20平方米至100平方米之间，体量不大，经营成本不高，船小好调头，同时选址主要集中在老城区生活圈和年轻人上班区等人群聚集较大的地方。
“8元肉包之所以红，在于这些店很会用移动互联网思维做营销，用抖音、微信朋友圈的视频、照片刷各种体验感，这样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亲近感。”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罗昌瀚表示，从这些包子铺的成功经验看，其和奶茶店的经营思路有相似之处。
（内容来源：绍兴晚报）
青年学者论坛】
作者：徐俪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在传统语境中，“才子”一般用于称赞富有文学才华之人，又为文学批评家所常用，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多数情况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鲁迅将明代人情小说分出“才子佳人”一类，并指出其中“所谓才者，惟在能诗”（《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才子”一词最早出现时，“才”却并非专指“文才”。《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阳氏和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合称“八元八恺”，是传世文献中“才子”概念的最早用例。《左传》中“八元八恺”的“才”并非在文学方面，而是表现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共懿，宣慈惠和”的德行与政才。此外，按照杜预注，这里的“子”也不是男子的通称，而是“苗裔”之意。结合上下文，《左传》中“才子”之义可以理解为“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苗裔”，与后世“才子”的义涵有较大差别。
在汉代，人物品鉴中多见“才子”的称呼，其含义基本与《左传》相同，如《后汉书·荀淑传》载东汉末年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其中“才子”即语出《左传》，指荀氏家族中有突出品德与政才的子弟。
那么，从何时开始，“才子”与《左传》中的原义脱离了关系呢？这最早可追溯到西晋潘岳的《西征赋》。潘岳作《西征赋》述行怀古，历数西汉名臣，其中特别举出“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贾谊出身甚微，家世无闻，不符合“世家子弟”的条件，此处将贾谊称为“才子”，显然与《左传》中的意思有所区别。那么潘岳称贾谊为“才子”究竟何意？《西征赋》原文将贾谊与“终童山东之英妙”并称，“终童”出自《汉书·终军传》“（终）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是针对终军之年少而言，正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贾谊为博士时“年二十余，最为少”形成呼应。东汉文章常将终军、贾谊并称，喻指少年英才，如曹植《求自试表》中“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终军以妙年使越”，即将终、贾并举，强调年轻有为。《晋书·潘岳传》载：“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可见潘岳自己也曾因年少有才被比作终、贾，他对终、贾并称背后的文化意义自然再熟悉不过。因此，《西征赋》中的“才子”之“子”不再是《左传》中的“苗裔”之义，而是与“英妙”相对，取“妙”与“子”共同含有的“幼小”义，重点在强调两人年少成名。
《西征赋》是潘岳的代表作，在梁代被收入《文选》，对六朝文坛影响不小。如《梁书·傅昭传》中虞通之写诗称赞傅昭年轻有为，有“英妙擅山东，才子倾洛阳”之句，就用了《西征赋》中的语典。不过，《西征赋》中“才子”的用法并未完全脱离政才的范畴，更非偏指文才，真正使“才子”义涵转向“文才”的关键，是《西征赋》将“才子”与“贾谊”绑定的做法。在汉代，贾谊的形象以“贤臣”为主，除了扬雄曾强调其辞赋成就之外，人们主要关注他的学问和政治能力，如刘向认为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曹丕也认为贾谊“持贤臣之器，管、晏之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到了南朝以后，贾谊则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知名文人来看待，他的“才”也越来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文心雕龙·才略》说：“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任昉《齐司空曲江公行状》夸赞萧遥欣“藻斫赡逸，蔚为词宗，延贾谊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室”，提到贾谊时，均将他当作西汉辞赋之士的代表人物，强调其“文才”。
在这样的语境下，用以形容贾谊的“才子”之“才”，也开始指向“文才”。《梁书·刘孺传》载刘孺侍宴梁武帝，因酒醉赋诗未成，武帝赠诗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梁武帝以“洛阳才”评价刘孺的诗才，显然是用了“贾生洛阳之才子”的典故。又如萧子显《自序》说自己在梁武帝重九宴会上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梁书·萧子显传》）梁武帝在阅读萧子显诗作后将之誉为“才子”，萧子显立刻理解到这是将自己比作擅长文学的贾谊，而非以道德政治见长的“八元八恺”，尤其显示出“才子”之“才”由政才向文才的转变，在梁朝已经深入人心。钟嵘《诗品序》称入选《诗品》者“便称才子”，亦将“才子”定位为诗才优秀者，这些均与晋朝之前文献中对“才子”的用法完全不同。
南朝以“才子”表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频繁使用。除上述刘孺、萧子显的例子之外，可举出的还有三例：一是《梁书·张率传》载张率侍宴赋诗后，梁武帝“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二是《梁书·到洽传》载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赋诗后，“以洽辞为工，……谓（任）昉曰：‘诸到可谓才子。’”三是《梁书·到溉传》载到荩随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楼赋诗，受诏便就，“上览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这几则史料中，梁武帝均是在大臣展现文才之后，将之评为“才子”，且均偏指文才而言。
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大量使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他的用人政策息息相关。南朝取士标准，无非才能、门第两项。齐梁以后，取士“多由文史”（《梁书·江淹任昉传论》），即使世族子弟，也必须“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诗品序》），展现出众的文才，方能获得美职。在这种风气下，出身较低的士人想要得到拔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文学上取得佳名。周一良先生指出，梁武帝为打破高门士族对仕宦的垄断，曾大力改革选官政策，其主要宗旨是在不破坏原有选官标准的前提下，尽量提拔次门、寒门和吴地士人（《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才子”头衔者，除萧子显出身南齐皇室外，到洽、到荩出身武人世家彭城到氏，张率出身吴人集团，都非高门，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对象。梁武帝利用自己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权威，为寒门子弟冠以“才子”称号，正是为紧随其后的拔擢做铺垫。比如梁武帝将张率评为“才子”之后，一年内便将他升为秘书丞，并特地提醒他“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梁书·张率传》）可以看出，武帝有意利用“才子”名号提拔吴人张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门对“天下清官”的垄断。“才子”中的“才”既有《左传》中“政才”的传统义涵，又包括《西征赋》和南朝以来“年轻有为”和“文才”的新兴义涵，恰好符合梁武帝提拔年轻文才之士出任要职的目的。梁武帝赠张率诗中“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的表述，暗示张率这样一位后进吴人，可以凭借文学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正是对“才子”义涵丰富性的充分利用。
在“才子”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流行之后，又出现了“辞人才子”的搭配。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明确将“才子”与“辞人”并列，定位为诗赋创作者。后来的《文选序》《北齐书·文苑传序》等文献中，便均延用“辞人才子”或“词人才子”代指文才之士。唐代以后，“词人才子”或“才子辞人”的说法更是在各类史书、笔记、诗文中屡见不鲜，成为固定搭配，“才子”偏指文才的义涵由此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综上所述，“才子”一词的义涵由《左传》中仅指“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后裔”转变为“富有文学才华之人”，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西征赋》中“贾生洛阳之才子”使“才子”产生新的意义方向，贾谊形象的变化带来了“才”向“文才”转变的契机。梁武帝出于政治考量对“才子”名号频繁使用，使其“文才之士”的义项被普遍接受。而沈约将“才子”与“辞人”搭配，则进一步固化其指向“文才”的意义。这些因素看似复杂，但都与魏晋以后文学逐渐受到重视、文才在政治与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关。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