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航空地勤人员正在对飞机进行安全检查。 王 喆摄（中经视觉）
走进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天津航空”）机组准备室，空乘人员正在有序列队完成酒测、交班、三方机组协同会、飞行资料检查等起飞前检查。
自2009年成立至今，天津航空已累计安全飞行240多万小时，运输旅客超过1亿人次，在国内8个城市建立了分公司，运营国内、国际航线256条，通航城市112座，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目前，天津航空已发展成为一家立足天津、辐射全国，机队规模超百架的民航企业。
提升安全水平
走进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天津航空基地园区，挂在大门内侧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横幅非常醒目。天津航空党群工作部部长宋晶晶表示，天津航空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理念，将航空安全建设作为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稳步推进安全生产责任制、队伍建设、班组管理等各项安全举措的实施。
“青年飞行员要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严格遵守纪律、不断精进技术，确保每一次飞行万无一失。”天津航空机长傅建章说，这不仅是天津航空安全飞行的传承，更是天津航空每一位员工的追求。
2022年11月，天津航空率先在海航航空集团完成IOSA（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运行安全审计认证）全条款审计，标志着天津航空运行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国际标准检验。
此外，天津航空升级了安全风险识别内容。他们制作系列学习视频资料，重点针对客舱冒烟起火、颠簸处置、人员受伤、行李安放等33项风险源开展衍生风险情景训练。截至目前，天津航空已开展36场次安全服务升级培训。
“在安全投入方面，天津航空一直不惜成本、不讲代价，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航空安全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天津航空飞行部总经理白春岩告诉记者，7月1日至7日暑运第一周，天津航空在天津机场售票处已保障约3万人次旅客平安出行，整体运输旅客27.24万人次。
2021年，天津航空加大航材、维修资金投入力度，多措并举全力推进飞机引进和复航工作。天津航空投入21亿多元，用于航材采购及飞机维修、人员培训、安全信息化建设等。“公司不遗余力地加大对安全生产运营的投入，为我们日常飞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技术保障。”天津航空飞行员郭哲说。
夯实服务品质
“叮咚、叮咚……”2023年2月的一天，由重庆飞往海口的GS6595次航班上，客舱响起急促的呼唤铃声，乘务员立即前往查看，发现一名旅客脸色苍白、意识微弱。机长刘川在接到报告后，迅速找到距离最近的机场，提前10分钟安全抵达，为旅客就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机组、乘务组与地面人员的高效协助下，旅客转危为安。
“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一位旅客安全抵达目的地。为落实中国民用航空局‘真情服务’理念，满足旅客高品质航空出行需求，我们从今年7月15日起启动服务升级工作。”天津航空机长刘川说。
此次服务升级，天津航空全面优化服务标准、提升服务品质，为旅客暑运旺季出行提供更为贴心便捷的出行体验，比如将进出港航线旅客手提行李尺寸标准扩大至原来的1.8倍，基本涵盖普通旅客行李尺寸；为新增的3条直飞航线的经济舱旅客提供20公斤免费托运行李额和特色餐饮服务。
天津航空总裁助理王洁明说：“服务是航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天津航空始终高度重视全链条服务工作。随着暑运市场旺季到来，天津航空聚焦旅客需求、提升服务品质，推动公司走出一条特色航空服务之路。”
协同区域发展
打开购票软件，点击“购票”，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选择“京朋冀友从津飞”标识，在北京工作的天津人何梅芳女士很快就预订了从天津前往成都的飞机票和北京至天津的高铁票，“天津航空推出的空铁联运服务，让出行更方便了”。
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行军”，民航业更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天津航空与携程旅行合作推出空铁联运服务，为北京、石家庄、唐山等12座城市的市民提供“高铁+飞机票”出行解决方案，并提供50元票价直补优惠。天津航空计划投入5000万元，带动70万旅客来津乘机。
天津航空在2014年就曾发布“空铁联运”服务产品，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天津航空还计划推出内陆地区经天津乘邮轮的民航与邮轮服务等产品，打造专属快线、中转联程产品。”王洁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天津航空日均航班量约285班，日均旅客约3万人次。
“天津航空积极发挥民航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以高品质供给引领和创造航空市场新需求，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市场布局、完善航线网络，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航空董事长马志敏说。 （经济日报记者 周 琳）
借贷平台负责人陈某某伙同他人向不特定人销售投资理财产品，并承诺高额返利，非法吸收200余名投资人共计9800余万元。8月10 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陈某某等人均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
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陈某某、陈某、高某、江某伙同谢某（另案处理）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以上海众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苑公司）的名义，通过“金和所”网上借贷平台向不特定人销售投资理财产品，并向投资人承诺高额返利，非法吸收200余名报案投资人共计9800余万元，造成报案投资人经济损失2300余万元。
案发后上海众苑公司的上级公司“京朋集团”退缴2000万元在案，陈某某家属代为退缴13万元，陈某家属代为退缴5万元，高某家属代为退缴8万元，江某家属代为退缴21.5万元。
北京朝阳法院一审认定，陈某某等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伙同他人面向社会公众以借款等形式非法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应予惩处。
故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罚金10万元；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5万元；判处高某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罚金5万元；判处江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2万元。
后陈某某以自己只是听从谢某的指示，不应认定为主犯等为由提出上诉。
陈某则以其不清楚公司的经营模式，没有直接参与吸收资金为由提出上诉。
经查，陈某某系上海众苑公司负责人，负责“金和所”线上投资理财平台的全面管理，在公司非法集资经营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应当对其入职后公司吸收的全部金额负责。
因陈某系公司商务部总监，明知公司的运营模式，主要负责与第三方媒体平台商谈进行“金和所”网络信息平台广告位的投放，宣传推广“金和所”平台，对外资源拓展、吸引客户投资等。故陈某所提相关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
北京市三中院终审裁定驳回陈某某、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宋霞
酉政变后，出于政治立场和施政理念的不同，清初以降隐而不现的南士和北士间的裂隙逐渐加深，因地域而形成的南北派系浮现。同治四年、六年，内阁学士李鸿藻、礼部右侍郎沈桂芬先后进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李鸿藻，字兰荪，号石孙、砚斋，直隶高阳人，同治帝师傅。沈桂芬，字经笙，本籍江苏吴江。二人的相继入值开启了所谓的“南北政争”。
李鸿藻与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有旧交，因地域和旧交的关系，张之洞自然在南北政争中有所倾向。此外，李鸿藻、沈桂芬二人处理“洋务”观念的差异，亦是张之洞等人对南、北派系离趋的重要因素。有谓“北士以儒学正宗自视，标榜气节，南士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此右李、沈二人表现于参政风格上，差异殊显”。虽不免笼统其事，但在处理天津教案上，显见二人的区别。同治九年五月，因其时天津屡有人口失踪案，天津百姓怀疑法国育婴堂以幼童炼药，遂聚集于法国天主教堂前抗议。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持枪打伤到场的天津知府刘杰随员，引发群众愤慨。天津百姓砸毁育婴堂，焚毁海望楼教堂，并劫掠法国领事馆，殴毙包括丰大业在内的数十名洋人和中国教士。教案发生后，李鸿藻主强硬，沈桂芬等人则主转圜。翁同龢在日记中言：“兰孙以津事与宝（鋆）、沈（桂芬）两公争于上前，兰孙谓贾瑚言是，宜有明诏督责；宝、沈皆不以为然。上是李某言，故仍有明发。宝又云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李又力争。”在日后的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表达了对沈桂芬等南士对外软弱的不满，谓：
总之，吴江（按：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备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
张之洞与李鸿藻具体相交于何时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同治初年二人已有交往。张之洞在同治元年（1862）、二年皆进京参加会试，也许曾拜见李鸿藻，但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藻的最早直接私下交往在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李鸿藻年谱》言其是日“寅刻入直，工课顺适。午后回寓少睡。张香涛来，党吉新后至”。此后在《李鸿藻年谱》中时常有张之洞前来拜望的记载。因交结李鸿藻，张之洞频放考差、学差。同治六年四月，张之洞充保和殿考差；六月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八月初一日，奉旨简放湖北学政；同治十二年，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旋放四川学政。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十二日，《李鸿藻年谱》中记载：
张之洞函公云：“新诗四首，正得读否？上课诗卷，想无暇批阅矣！闷闷。前闻玉趾东游，由于后生撼树，外省传播，定当不虚。可否赐示崖略，至幸。敬上，名心叩。即丙。切。”
书信中如所谈之事不愿被他人知道，或有其他缘故，写信人往往不落款，而写作“名心”，意为收信人能知其为谁，心照不宣；“即丙”意为阅后即焚。信件所言之事暂不知为何，但从“名心”“丙”的字眼，可以看出应是私密之事。由此可见，最晚到光绪元年，张之洞与李鸿藻已有密商之事。光绪六年，李鸿藻倡建畿辅先哲祠，所祭祀者多为直隶先哲，“其一切归画，则公（按：张之洞）主之”。兴修畿辅先哲祠，不仅加强了北士的联络和地域认同，而且在筹建先哲祠的过程中，张之洞先后写了至少17封信给李鸿藻，讨论相关事宜，进一步拉近了二人的关系。
张之洞
尽管张之洞对南、北有所倾向，但并不意味着南士和北士间截然对立分离。经历咸丰动乱，同光之际京城文人交游诗酬、金石考订之风流行。同治九年十月，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入都复命，居于南横街，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人开始订交。其中江浙士人领袖潘祖荫与张之洞所居密迩，故常与张之洞通信论金石。通过这层关系，张之洞参与以潘祖荫为首的龙树寺雅集，并于同治十年共同宴请湖南名儒王闿运。
然而，出生、成长于边鄙之地贵州的张之洞，对金石、风雅之事并不如江浙南士擅长。《凌霄一士随笔》引鄂人卓从乾《杏轩偶录》所记张之洞嗜古器物而购买赝瓮受骗事，言“此或事属有因，不尽虚诬耶”。由此可侧面证明张之洞的金石功底。或因如此，张之洞其后逐渐关注时务。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四川学政期满回京。时惠陵竣工，照礼制穆宗（同治）帝、后神主应升祔太庙，然而此时太庙中殿九室已满，穆宗帝、后神主无处安放，惇亲王奕誴奏请饬廷臣会议。三月十四日，两宫颁布懿旨，命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奕誴妥议具奏，引起王公、宗室、廷臣的激烈争论。在穆宗升祔的讨论中，张之洞虽无上奏的权力，却颇为留心，不仅与潘祖荫书信往返讨论，而且为潘祖荫代拟奏疏。张之洞所拟奏疏主张增建别殿以放神主，和其与潘祖荫书信中所表达的意见一致。陈宝琛云张之洞“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张之洞的弟子樊增祥亦有同感，其致信谭献亦谈及张之洞“近（按：光绪四年）颇讲理学，学术又一变”。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此时与张佩纶相知相交。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号篑斋。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父辈与李鸿章有故交情谊。据云张之洞阅张佩纶关于穆宗升祔的奏疏后赞叹不已，遂与张佩纶订交。张之洞、张佩纶二人不仅为直隶同乡，且都颇着意于时务，在二人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谈论聚会外，谈论政事者颇多。
同光之际，清廷屡次下诏广开言路，清议颇张。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光绪帝御极，诏曰：“朕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古来郅治之隆，胥由询事考言，嘉乃丕绩。我朝列圣御宇以来，俱颁诏旨，褒答直臣，广开言路，谏议时闻，寰宇欣欣向治。方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而有垂帘之举。万机总理，宵旰不遑。因思人之聪明智虑，有所未周，必兼听并观，以通上下之情，措施方期悉当。矧当生民多蹙，各省水旱频仍，允宜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尔内外大小臣工，均当竭诚抒悃，共济时艰。用特谕知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诸施行者，详细敷陈，不得徒托空言。”光绪三年（1877），因丁戊奇荒，张佩纶奏请广开言路，以拯时艰，上谕曰：“本年灾沴叠见，水旱蝗蝻之灾遍于数省，业经截漕发帑，蠲赈兼施。惟念吏治有无因循、民生有无怨恫、用人行政有无阙失，允宜上下交修，以图至计。尔大小臣工，务当各摅己见，切实指陈，总期广献谟谋，力祛积习，用副朝廷遇灾修省、从谏弗咈至意。”广开言路本是清代新主登基及遇有灾变时的寻常之举，然此时李鸿藻领袖“清流”，开一时风气。光绪四年，张之洞为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拟具《灾深患迫宜筹拯民应天之方折》，胪陈三条建议，即救急之道、治本之道、预防之道。其中治本之道有“斥奸邪”一条，痛诋南派官员、时任户部尚书和总理衙门大臣的董恂：
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去冬以来，中外条陈荒政者，务从驳斥，雍遏上恩，膜视民命，全不知国脉邦本在于养民……以彼职长户部，天下户口财税，是其专职，然灾荒如此，宵旰忧焦，该尚书不闻进一言、画一策，已无解于溺职之罪矣！况加之以贪鄙欺罔、有心病国乎！其在总理衙门，言语猥琐，举止卑谄，通国皆知，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
结合日后“清流”于光绪八年弹劾董恂等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同光之际李鸿藻、清议已在政事上有所结合。因此折为张之洞拟具，亦可窥见其在此时政治上的取向。
光绪五年（1879）二月，张之洞授国子监司业，获上奏的权力。时吴可读尸谏一事引发朝野震动。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嗣皇帝入继大统，即为光绪帝。光绪帝过继给文宗（咸丰帝）为嗣，而非为穆宗之嗣，如此两宫仍为皇太后，可继续垂帘听政。同时两宫颁布懿旨曰待光绪帝生有子嗣，即为穆宗之嗣。然而这使同治帝、光绪帝、光绪帝子嗣在帝统继承上出现紊乱，且颁立光绪帝子嗣为穆宗之嗣，有违清代秘密建储制度。光绪五年，同治帝归葬惠陵，闰三月初五日，随行之吏部主事吴可读服毒自杀，以尸谏的方式抗议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其遗折痛陈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请两宫皇太后明白降下谕旨，将来大统仍归于光绪帝所生、过继给同治帝为嗣的皇子，以正名分而预绝纷纭。十七日，两宫发布懿旨，命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在宗室的缄默和纷纭的朝议中，张之洞之奏疏尤为巧妙，不仅将继统和继嗣合并，即请日后先挑选同治帝嗣子，再确定其为大统所归，而且明白将范围限定于仅讨论继嗣、继统并行不悖的方法，所谓：
臣恭绎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二语文义。是者，是其将来大统宜归嗣子之意。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应命陈言，岂敢以依违两可之游词，贻庙堂他日之筹虑。
张之洞之折维护了两宫皇太后的权力合法性，受到慈禧的青睐。光绪五年五月，前因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规苛敛，激起民愤，后又请剿滥杀，张之洞据任四川学政时候之所闻，上奏请求再次复审东乡案，并奏参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经刑部议奏，东乡案得以平反，朝廷将孙定扬等治罪，并命文格来京听候部议。平反东乡血案一事为张之洞博取了直声。其后，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相互引援，隐奉军机大臣、北派领袖李鸿藻为首，以清议大张声势。时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已觉言路渐渐彼此唱和，迹涉朋比，六月十七日，其上奏言路宜防流弊，请旨饬谕以肃政体。廷旨谕以言路不准同词附和，致滋流弊，但仍准言事诸臣于政事缺失、民生利弊各抒己见。
张之洞此时所经营的“南城士大夫”交游，逐渐形成其政治底色。通过这层交往，张之洞与洋务领袖李鸿章也有了间接联系，为他日后的“洋务鸣世”奠定了基础。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章最早的直接交往在同治八年。其时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授湖广总督，于同治八年正月抵湖广总督任，十二月督师赴黔，随后湖广总督由其兄李瀚章署理。张之洞则于同治六年奉旨放湖北学政，直到同治九年任满回京，其间与李鸿章同城为官接近一年。这一年，张、李二人虽在创设经心书院上合作，但张之洞显然不快。如对家人言有掣肘之感，称：“至此官与人相处动须迁就，绝不能一意孤行，崭然自立，面目殊令人不快耳。”李鸿章曾就郧阳发生的胡树棻学案致函张之洞结案，并为草率处理此案的郧阳府知府求情宽免。显然，张之洞对于督抚、州县官插手学政事务颇为不满。同治九年八月，李鸿章因处理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随后兼任北洋大臣。同光之际，清议兴起，但李鸿章对李鸿藻和清流物议颇不以为然。在处理滇案的过程中，他曾写信给其兄李瀚章，表达对当轴和清议的不满。除了办理洋务意见不同，李鸿章对所谓“南城士大夫”肆意弹劾亦不谓然，对张之洞入奏的东乡案及郑溥元弹劾山东巡抚文格一事评价道：“星轺四处，大非佳事，都人亦有私议，盖上意事从严，当轴间有迎合。今日封疆真不易为，难保终必无查办之举，可惧也。”
然而，李鸿章曾有意拉拢提携张佩纶、吴大澂等人，通过这层“南城士大夫”的交游关系，张之洞与李鸿章有间接的联系。光绪四年（1878），因河间府灾情严重，李鸿章奏派吴大澂、盛宣怀、李金镛筹集赈款。在吴大澂的倡议下，籍贯直隶南皮的张之洞公捐之余，另筹集白银1560两，事后李鸿章为诸人请奖。五年，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在此之前，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就谋划以文字向李太夫人祝寿。据《张佩纶日记》记载，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邀约陈宝琛，请其修改寿文序言；张之洞则作《合肥李相太夫人八十寿诗》祝贺。但由于观念和交游圈子的不同，张之洞、李鸿章二人在光绪六年以前，除了在湖北，并无太多直接的交往。
（本文摘自刘青峰著《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