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来，有不少市民向“帮侬忙”反映，在餐厅、酒店吃饭屡屡被设“最低消费”。他们认为，这样的“强制要求”不仅涉嫌“霸王条款”，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体验度，同时很容易造成铺张浪费，与目前所倡导的“绿色消费”理念大相径庭。
记者查询发现，虽然业内人士称，设置“最低消费”的多为包房等餐饮“稀缺资源”，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消费额度不足以分摊的那部分刚性成本支出，餐饮企业确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根据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2014年共同颁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餐饮经营者不应该设置最低消费。
< class="pgc-img">图说：不少酒店、餐馆对包房设“最低消费”
婴儿也算“人头费”
春节期间一次亲友聚会，王先生没曾想因饭店包房设置“最低消费”而扫了阖家团圆的兴致。年初五，他预订了西康路上的一家饭店，考虑到聚餐人多，便选择包房。晚上，一家亲朋17人赴宴。菜品陆续上完，当王先生准备结账时，服务员提醒他两桌菜“不够包房标准”。原来，该包房人均消费须达200元以上，而这家店平日人均消费也就100元左右。
当时，餐桌上有三个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尚被大人抱在怀中的婴儿。王先生质疑，孩子怎么能按成人标准算人均最低消费？对方来了一句：“那可以选择大堂用餐”。无奈之下，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点，最终买单近4000元。最后，这些大袋小袋打包带回家的菜肴，吃了几天实在是装不进肚子，不少成了“餐厨垃圾”。
王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糟心事。上周，她选择齐河路一家本帮餐馆订餐。起初预订3月12日（周六）中午时段的包房就餐，被告知12人的包房最低消费是1500元。后来，她改成当天晚上时段，又被告知包房最低消费是1800元。“我一直以为餐馆已经不允许设定‘最低消费’了，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情况？”
在王女士看来，商家如此做法，明显有违国家制止铺张浪费的相关规定。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致电该餐馆。工作人员表示，包房周末时段都设置最低消费，中型包房为1800元，大型包房为3000元。她补充，最低消费也不是严格规定，还是视情况来决定的。
< class="pgc-img">图说：不少网友认为“最低消费”不合理
“最低消费”争议多
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酒店、餐馆对包房设定“最低消费”的现象屡见不鲜。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致电南京西路一家粤菜馆，对方表示不论时段，包房均设置最低消费，小型包房（4至6人）为3000元，中包房（8至10人）为5000元，容纳16人的大包房为6000元。此外，包房最低消费不包含酒水费，另外还需收10%服务费。
记者随后又联系了南京东路上的一家私房菜馆，对方表示小包房最低消费是1800元，中包房2200元，大包房是2500元。人少或食量小，凑不到最低消费，怎么办？“那就点大菜，龙虾海鲜，肯定能超过标准。”工作人员不以为然。
记者随机浏览评论，发现一部分网友对餐馆设最低消费“深恶痛绝”，认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另一些人则持支持态度，觉得商家只要事先声明，或在店堂显眼的地方公示，那就不存在问题，毕竟消费者若觉得不合理，可以“拒绝选择”。也有网民指出，定位于不同餐厅，“包房”是有运营目的和定位的，此时的“最低消费”更多是一种用于分流消费者的手段，但从消费者角度出发，这种做法就难免涉嫌“强制消费”和“霸王条款”。
< class="pgc-img">图说：网友认为“最低消费”不合理
消费体验如何提升
采访中，不少从事餐饮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认为，通常饭店往往只规定包间的“最低消费”，在大厅里用餐并不受此项规定限制。相较大厅环境，包房不论是用餐环境、服务体验，还是所付出的成本都要胜过前者。对于经营者而言，“最低消费”的本质在于弥补不足以分摊到消费额上的租金、水电费、环境服务等刚性成本，商家也可以用加收服务费或设置最低用餐人数的方式来替代“最低消费”，这样也更易于消费者接受。
对于“最低消费”，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周蒋锋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都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因此，在经营者没有事先明确告知消费者存在最低消费、事后要求消费者遵循最低消费的情况下，可视为经营者以格式合同的形式，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而无效。
“即使经营者提前告知，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设‘最低消费’依旧不合理。”他指出，这一做法也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即“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周蒋锋建议，在遭遇“最低消费”时，消费者还可就相关争议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申请仲裁或付诸司法途径。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月10日，湖南省发改委发布一则公告，对《湖南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了课后服务费和研学旅行费2项规范收费内容，还明确学生餐费要明显低于社会同类餐饮价格，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校服。
增加课后服务费和研学旅行费内容
征求意见稿所称的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征求意见稿增加了2项规范收费内容：课后服务费和研学旅行费。
课后服务费方面，校内课后服务可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费、社会资助等方式筹措课后服务工作经费。课后服务收费具体标准由各市州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行政、财政部门制定，报市州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
研学旅行费方面，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要尽可能利用本地资源，小学中低年级一般不安排跨县域、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般不安排跨市域研学实践活动。各地可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措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经费，对应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的部分，学校按照公益性原则制定收费标准并按照管辖权限报发展改革、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按次向学生据实代收，公开收费明细。研学旅行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
作业本费内容简化
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中，就餐卡补办费改为补办证卡工本费。要求学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等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必须使用或应当取得的证卡时，首次办证卡（含一卡通）免费，遗失或损坏补办证卡（含一卡通）收取成本费用。由学校据实代收，不得营利。
此外，征求意见稿对此前办法对作业本费内容方面进行了简化。例如此前作业本费中提到的初中生每生每期不超过15元、小学高年级每生每期不超过10元、小学低年级每生每期不超过7元等收费标准，在征求意见稿中不作硬性要求。各中小学校可根据教学需要，安排学生完成课堂作业的作业本，由学校按统一格式、数量、金额的原则代学生统一无偿购买。中小学作业本费已由市州、县财政负担的，继续由财政负担；对县市区财政相对困难的地区可酌情收取，收费标准由市州、县发展改革、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学生餐费要明显低于社会同类餐饮价格
校服费收取标准、质量如何保证，一直以来备受家长们关注。征求意见稿对此作了严格的规范。例如学生自愿购买校服需代收费的学校，校服费应据实代收、不得营利，并严格执行教育行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关校服管理的规定。采购单位要加强校服采购公示，向学生和家长公示中标企业、校服质量标准、采购流程、采购价格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各地要对家庭贫困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采取多种措施无偿提供校服，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校服。
在伙食费方面，征求意见稿强调，学校食堂按学生自愿和公益性原则向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其中学校食堂应按成本补偿原则合理确定供餐价格，确保学生餐费明显低于社会同类餐饮价格。学校为学生提供校外配餐的，除伙食费外不得另加收服务费。
新生入学体检费用则由之前的每人次18元调为20元。体检项目包括内科检查、眼科检查、口腔检查、外科检查、形体检查、生理功能指标检查6项。
综合丨湖南发改委、潇湘晨报
来源： 长沙晚报
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邓宇晨
国内早教市场从零起步，历经30多年发展，规模如今已达千亿级。
广义上的早教，是指0-6岁儿童的学前教育服务。3-6岁教育主体以幼儿园为主，因此0-3岁教育市场成为众多早教机构争抢重点。
在家长“起跑线焦虑”、机构营销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下，早教年龄越来越提前。“源自欧美”“让宝宝受益一生”“送给宝宝特殊意义的出生礼”，从乡镇到城市，从街边到商场，早教机构的广告直击家长内心。
“还有朋友把3个月的娃送去早教班，以为可以获得高质量亲子互动，结果一节课下来，娃全程在睡觉，朋友感觉被坑大了。”家长刘洁（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相比针对中小学的学科教育、素质教育等，早教行业并非刚需，而且严重依赖线下互动，几乎无法线上替代。
2019年，刘洁为2岁的女儿选择了一家知名早教机构，学费3万余元，共150节课程，平均每节课近200元。因疫情，课程断断续续，现在还有100多节课没有上。期间，早教机构曾建议转为线上课程，但遭到刘洁拒绝。
“线上和线下体验完全不一样，课价这么贵，我和其他家长都不能接受方案调整。”在和机构协商后，刘洁拿回了不到一半的学费。
早教机构大多位于商圈中心，店铺租金高，人员成本开支大，导致现金流压力紧张。
据媒体报道，2022年4月，在北京拥有十几家门店的NYC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传出“闭店跑路”的消息。仅单个门店就有1000余名学员，未退学费总计超千万元。
“在家早教”渐成趋势
到底要不要给孩子报早教班？这是众多家长的困惑。
相比全日制幼儿园等托育机构，早教机构多采取课时制，要求父母和孩子共同参与，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互动，帮助孩子提高认识。
“我在早教班学习了很多互动知识和经验。在0-3岁这个阶段，新手家长还是需要一些专业指导和建议。”刘洁说。
早教班对孩子的学习及发展能力是否有帮助，仍是教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话题。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史瑾在对山西省晋中市367名3-6岁儿童进行跟踪调查后发现，整体上，参与早教班对儿童进入幼儿园后的学习与发展无持续提升效果。参与早教班对儿童的帮助有限。“家长要尊重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避免盲目跟风式地参加早教班，父母高质量的陪伴是关键。”史瑾在文章中表示。
当下，单价更低的线上早教、在家早教，最受市场亲睐。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早教行业中，近四成家长选择线下机构，34.7%的家长选择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家长注重儿童对于早教课程的体验，相比线上，线下机构更具优势，能满足家长托育需求。但因疫情影响，在线教育进一步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线上早教课程的陪伴性凸显，线上早教成为不少家长的选择。
“早教第一股”美吉姆（002621.SZ）则在2022年5月举行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美吉姆已推出了“美吉姆在线”微信小程序、手机客户端，让0至6岁的适龄儿童在家也能享受美吉姆高品质的早教课程。公司有序推出线上付费课程、配套玩教具和周边商品，并探索测试社交电商和会员增值业务，完善服务的同时提升线上用户转化，推动整体业务增长。
早教机构转型出路何方？
早教行业竞争激烈，压力重重。
学知年创始人孔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固定成本高企是早教机构发展的最大天花板。早教店一般布局在商场、社区底商等处，租金高而坪效低。“老师的成本会吃掉收入的50%，租金占掉20-30%，再加上运营成本，基本上钱就不怎么赚了。”孔清说。
早教机构的客户生命周期短，通常只有8-12个月，获客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高。
早教机构的盈利压力大是行业共识。广证恒生新三板研究极客分析师黄菀曾撰文称，在1681个早教店组合模型中，约有27%的组合处于亏损状态，机构满班率和消课率都相对偏低；约有30%的组合净利率介于10%-20%之间；约24%的组合处于微利状态；组合净利率超过20%的只占19%。
早教巨头也不例外。2022年一季报显示，当季，美吉姆实现营收4468.56万元，同比减少44.21%；亏损1167.77万元，而去年同期净利润为759.11万元。
美吉姆表示，公司有序推出线上付费课程、配套玩教具和周边商品，并探索测试社交电商和会员增值业务，在完善服务的同时提升线上用户转化，推动整体业务增长。
美吉姆还针对三线及以下级别城市、城镇，推出早期素质教育品牌“小吉姆”，称旨在拓展市场深度的同时为更多家庭提供适合的高品质早教服务。
另一家幼教巨头红黄蓝（GEHI.NYSE）则将目标转向海外，已大力布局新加坡早教行业。
2019年4月，红黄蓝收购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私立教育集团，开始在新加坡提供幼儿园服务和学生托管服务。截至2021年12月31日，它在新加坡有18家直营和9家特许经营的幼儿园，以及36家直营和4家特许经营的学生托管中心，共拥有学生5742人和教职员工616人。
财报数据显示，2019-2021年，红黄蓝的新加坡业务的营收分别为1907.3万美元、2596.4万美元、3100.7万美元，占总营收的比重也大体呈上涨趋势，占比分别为10.5%、23.7%、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