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饼果子铺式”的中医院，为何半夜就排起挂号长队
专做中医事、甘当中医人、守住中医味……沈阳市沈河区中医院就医者“爆棚”的启示
2022年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一天，沈河区中医院门前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 受访者供图
天刚刚泛蓝，路灯还亮着，一栋类似普通居民楼的楼门前已经排了30多人。他们穿着羽绒服，戴着大棉帽，大门上方“沈阳市沈河区中医院”几个大字格外醒目……王蒲宁在朋友圈发的这张图片，引来上百个点赞。
王蒲宁在这家医院工作了27年。如今已是院长的她，无数次看到患者天不亮就来排队挂号的场面。她感觉长长的挂号队伍，是口碑，是信任，也是责任。
位于沈阳市市府大路366号的沈河区中医院，是一座普通的五层小楼，混在一片老居民楼中并不显眼。当地媒体经常以求医者“爆棚”来描述这家医院；当地百姓称它是“煎饼果子铺式的医院，老百姓就好这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调研后称：“这是一所纯中医医院，为基层中医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专做中医事：去大医院转了一圈没治好，来这个小中医院有惊喜
一瓶矿泉水，一块面包，一个小凳，这是到沈河区中医院排队挂号的标配。夏天，凌晨2点就能排上10多人，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三四点钟队伍就排出了10米远。
因为号源有限，这里3年前一度出现号贩子倒号现象。他们常常半夜在医院门前放几把椅子，到天快亮的时候“呼啦”来一群人，瞬间挤占很多号源，然后高价倒卖，最高卖到200元一个号。医院负责人多次呼吁，当地派出所也出面打击，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许多医院都开始网上预约挂号了，沈河区中医院咋还排大队呢？王蒲宁解释说，众名医拥有庞大的“铁杆粉丝”，其中很多老年患者不熟悉网上挂号，但不影响他们就诊的热情。此外，医院是纯中医治疗，前来做针灸、理疗、换药的复诊患者多，都是医生直接上手操作，很难估算诊疗时间，加上看病患者多，预约挂号也无法解决排队等待的问题。
记者翻阅部分专家的接诊记录看到，80岁的全国基层优秀名中医罗忠义，医院安排每天只接诊30个患者，经常“被迫”加号到50多个；皮肤科主任李心红平均每天接诊100到120人；中医内科主任陈宝刚的病历本压了一摞又一摞……2021年，这家医院年门诊量44.26万人次，日均门诊量达1200人次。
还有一个“现象”在沈阳特别出名，就是患者在大医院转了一大圈没看好，最后抱着怀疑的态度来沈河区中医院，结果有了惊喜。
市民赵先生就是个例子。有天他发现脸肿了，而且越来越厉害。他辗转几个大医院都无法查出病因，经人介绍来到沈河区中医院，一看到医院的门脸心凉了半截，但来了也只好试试。针对他的症状，医生认定这是中医典型病种“大头瘟毒”，发病的人少，也很少有人知道，医院正好有古方可以治。经过一段治疗，赵先生的病有了明显好转。他感慨地说：“在大医院连病名都不知道，到这里没花多少钱就能治好。”
记者走访发现，和赵先生有同样经历的患者有很多。沈阳市民韩先生患上了面瘫，他四处寻医，西药吃了一大包，但丝毫没见效果，病情越来越重。“其实他来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我们运用电针和小针刀治疗，现在患者嘴歪的情况基本改善了。”治未病科主任蒋月琴说。
2020年11月，沈阳市民陈先生年过八旬的父亲患上了带状疱疹。在大医院输液多日，做了抗病毒等治疗后疱疹仍溃烂、流脓，疼痛剧烈。听邻居介绍说沈河区中医院治疗皮肤病很拿手，陈先生带着父亲前来看诊。
“老人岁数大了，当时他的部分水疱已化脓，这是因为患者年老病久导致气滞血瘀，我给他清创后，开了中医药膏。”沈河区中医院副院长鲍旭回忆说，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治疗，陈先生的父亲就痊愈了。
起大早排长队挂号，患者从大医院“回流”，是这家医院几十年来踏踏实实做好做实中医事的体现。用他们的话说：“纯正的中医特色是沈河区中医院能够立足的根本。”
老沈阳人一提起沈河区中医院，都会说一句：知道知道，就是专治火疖子的那个医院，老好使了。王蒲宁介绍说，其实我们也不是只治火疖子，其他皮肤病如痈、丹毒、蛇串疮的治愈率均居全省治疗此类疾病之首。“患者创口愈合了，手脚保住了，比什么都有说服力。用中医技术服务百姓所打造出来的口碑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中医院品牌也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以下数据，充分说明了这家医院是如何“专做中医事”的：中医药治疗人次数占门诊总人次数的95%；中药处方数占门诊总处方数的95%；中药饮片处方数占药品总处方数的70%以上；中医药处方数占门诊总处方数的98%；以传统中医药及中医适宜技术方法治疗人次数占门诊总人次数比例高达90%以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调研沈河区中医院时曾说：“这5个数据全省乃至全国的中医院都没几家能达到，说明这是一所纯中医医院。”
甘当中医人：医生主动加患者微信，院长手机有2400多个患者电话
1995年出生的李欣峰，是沈河区中医院独立开诊室的最年轻的医生。4年前，大学毕业的李欣峰在考研还是来沈河区中医院之间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她决定加入这个远近闻名的基层中医院。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李欣峰说：“在这里，我看到一批真正热爱中医事业、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老师和同事，我被这里浓浓的中医药氛围感染，我被这里医患之间和谐共处甚至亲如一家的情谊感动，我更加珍惜和热爱中医事业。”
沈河区中医院始建于196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从只有二十几名员工的小门诊起步，发展为现在近200名员工的中医院。现有中医药护理专业人才120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1个，全国优秀基层名中医2名，沈阳市名中医6名。
在调研中，记者感受到无论是上至80岁的全国名中医，还是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都全身心投入中医药的开发研制中，为能做一名中医人而感到骄傲。
王蒲宁向记者讲了一件让她特别难忘的事。2021年11月，沈阳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道路堵塞拥挤。王蒲宁一早赶到医院，看到院里接老专家的车已经到了，原以为下这么大的雪，专家是不会来的，没想到一个没少全来了，而且无一人迟到。因为大雪，当天只来了16个患者，80岁的老大夫罗忠义说：“只要有一个患者，我们就得来，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记者在调研中看到一个有趣的场面，一家三代中医共处一个诊室给患者看病。外科副主任史容姣，父母就是老中医，她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了中医，199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来到沈河中医院跟母亲当学徒，母女二人共同为患者服务。后来，史容姣的女儿李欣峰也上了医学院，学的也是中医，赶上实习，也来到母亲和姥姥的诊室学习看病。
“中医真是让我着迷，”李欣峰谈到自己从医体会说，“腰脱不扎腰，扎手就可以治好，肩周炎不扎肩，扎胸就能治好，很玄妙、很神奇，这些东西深深吸引着我。”为了练好针灸，她常常在自己身上练习，眼皮扎肿了，身上扎麻了，她依然不放弃，坚持学习各项中医技术，到医院仅仅3年时间，就独立开诊。“现在也有一批信得过我的患者，相信未来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医生。”
在同一些中医大夫交流时，记者感受到除了对中医事业真心热爱和执着追求外，每治好一个患者后的那份喜悦，通过自己掌握的中医技术帮助别人的那份成就感，也是他们一心甘做中医人的内生动力。
“来，您扫我。”在沈河区中医院的诊室里，这句话成了流行语。医生主动加患者微信，建立微信群，以便与患者及时沟通。医院每个诊室门前有一个粉色的提示标识，上面写着两位院长的手机号码，医生给患者分发的名片上也都写有自己的手机号码。
患者尹先生在就诊后加了主治医生的微信。“你看，病历本上医生盖的小戳里有他的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医院，我可以随时告诉医生自己病情的变化，他经常鼓励我，说我的病情越来越好了。”
在沈河区中医院，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患者微信群，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妇科大夫刘爽经常把患者的病历本拍下来用微信发给患者，“这样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为患者留下全程记录。”
为了让出远门的患者能及时吃到药，患者走到哪，刘爽就把药寄到哪。“目前沈阳有疫情，有个抚顺患者没法到医院按时取药，我就每次邮寄10服药给她，原来不会用特急送，现在我都成特急送的常客了。”她笑着说。
身为院长的王蒲宁本身也是沈阳市名中医，一直坚持一线看病，她的手机通讯录里存着2400多个患者手机号码。“一天喝几次来着？”“中药是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啊？”很多时候，患者打来电话咨询的都是小事，但对患者来说，找得到医生，每一次沟通，都是一剂安慰药。“每串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公开手机号是对患者负责。”王蒲宁说。
守住中医味：不要新大楼，坚持“大门诊”
有网友提出，医院好是好，就是就医环境陈旧，缺乏现代化气息。确实，面对熙熙攘攘的患者，沈河区中医院的陈旧“小楼”显得特别拥挤。但是沈河区中医院坚持大门诊的初心从不改变，因为他们要守住的是纯正的中医味。
到基层中医机构看诊的患者有几个特点，一是要治未病，以预防保健为主；二是要挖西医治疗后的小病根；三是看病预算有限。中医治疗周期长，多以门诊治疗为主，因此发展基层中医药机构，沈河区中医院的负责人一致认为，主抓“大门诊”是关键。
副院长鲍旭说，就算是白送一栋新大楼，我们也不敢要。基层中医院并不是越大越好。核心中医大夫就这么三五十位，目前每天每人接诊量达到100人上下，接近饱和。门诊楼再大，我们的患者也不会成倍增长。事实上，盖大楼、养大楼的日常运维费用，不可避免地会分摊到患者身上。长此以往，中医味就会流失，患者对医院的信任也会崩塌。
低廉的价格是沈河中医院守住中医味、倾心服务百姓的又一特色。正是坚守大门诊，不盲目扩张，不搞卖保健品、开大处方等更高盈利的模式，长时间保持中医心没有跑偏，中医味没有流失，才能实现“让每一位患者既治得起病，又治得好病”的服务理念。
在药房，不少患者大包小裹地取药。记者随机询问发现，大部分患者拿药都在百元以下。治疗疱疹类疾病的特色药“银珠化毒丸”一盒能吃5天，售价15元。院里最贵的中成药“补肾健脑丸”60元一盒。“这是我给孩子拿的健脾消食散，效果特别好，孩子能吃10天，才19块钱。”沈阳市民李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时从药房最近两周的抓药处方看出，7天至10天的药量，大多为100多元，最贵的209元。患者都是提着一大包中药纸袋离开医院。记者算了一笔账：2021年这家医院门诊量是44.26万人次，医疗收入是6145万元，平均每人次看病不到140元。
如此便宜的价格让辽宁省医疗机构监测平台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以为后台数据库出现了故障，特意打电话向医院核实价格。
老百姓拿药便宜的背后，是医院的一遍遍“砍价”。“我们囤货量很大，在价格和质量上，我们‘货比五家’，在供应商中选价格最低的，选好后再‘砍价’，不让患者多花一分钱。”鲍旭说。
收入低、人才流失是目前基层公立医院面临的普遍难题。
为杜绝名中医被私立中医院“挖墙脚”，沈河区中医院经过多年摸索，制定了一套科学的绩效分配方案。“岗位靠竞争，报酬靠贡献”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分配制度改革把医院率先从计划经济“大锅饭”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医院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培养“大中医”是核心，人才培养要有特殊政策。王蒲宁坦言：“一个成熟中医医生人才的培养周期在3-5年左右，我们需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在传承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过程中，守正创新、不断进取。”
专做中医事、甘当中医人、守住中医味，或许就是这家中医院“不怕巷子深”，红火、爆满的秘密。（记者张米扬、于力、于也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年来，王军（化名）活得像冷血幽灵一般。
没人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常用化名，没有身份证，常年不回家，回家也“不讲一句真话”。1995年妻子离家出走后，王军把儿子“送”去河南伊川县，换来五千块钱，从此开始拐卖与躲藏的人生——
他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儿童下手，利用亲戚、工友的不设防，去他们家里吃喝玩住，然后拐走他们的孩子，卖到伊川县。
二十多年来，王军辗转陕西、河南、甘肃等地逃亡，曾无数次设想过被警方抓捕，直到2017年4月12日，他身穿迷彩服，头戴安全帽，在陕西凤翔县一处建筑工地落网。
追捕他的陕西省彬县公安局调查发现，1997年至1999年间，王军先后拐卖了4名儿童，而此前他就曾因拐卖儿童被判刑七年。民警说，在拐卖案中，只有孩子找到亲生父母才能确认，因此还无法确定王军实际拐卖了多少人。
连环作案
陕西省蒲城县刘家沟村，王军来到景小侠家时，穿一身西服，扎着领带，肩上挎着一个皮包，那是1995年的重阳节，王军说从延安打工回来，顺道过来看看妻姐景小侠和妻姐夫刘宏军。
景小侠对这个妹夫印象不佳：好穿着，嘴巴也滑溜。但总归也是亲戚。
第二天早上，刘宏军上工去了，王军说要带侄子去买方便面。景小侠当时在屋里烧饭，没有多想，胡乱应了一声“好”，王军就这样带走了三岁的刘江，走的时候，王军的皮包还放在景小侠家里的缝纫机上。
景小侠后来翻开皮包，里面只有一把牙刷和一条毛巾。
刘江被带走时，穿红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红色的布鞋，景小侠清晰记得。她不相信王军会拐卖自己孩子，和丈夫刘宏军跑到王军老家陕西省乾县紫遥王家村寻子。王军三嫂刘凤（化名）回忆，景小侠夫妇在家门口 “坐了一天一夜”，但王家人都不知道王军去了哪儿。
正当刘宏军发疯似的找儿子时，王军把侄子刘江卖去了河南伊川县城关镇，之后又开始四处寻找孩子拐卖。
1997年10月某一天，池均录在去彬县火石咀煤矿上班的路上碰到曾经的工友王军，对方说他好几天没吃饭了，池均录看他可怜，就带他回自己家里吃饭。
当天晚上，王军和池均录、池的三个儿子睡一个炕上。“就睡在这，”20年后，池的妻子李霞霞指着家里的炕说，“我们做饭给他吃，找地方给他睡，他把我孩子拐走了，我恨死他了。”
第二天早上，池均录去上班，王军把池的第三个儿子——六岁的池三洋偷偷带走了，走的时候李霞霞正在屋里煮面，王军跟她说带池三洋去买东西。
二十年前，王军和池均录以及池的三个儿子曾一起睡在这张床上。
2017年，彬县池均录家，还是二十年前的模样，一栋老式的土砖房。
拐走池三洋一个月后，王军又跑到陕西宝鸡陇县，遇到一起打过工的张红耀，到张红耀家里住了几天后，他称想回家但没有路费，张红耀当场给了他十块钱。
第二年收麦子时节，王军又来到张家，此时张红耀去了新疆打工，王军在张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张的妻子李桂珍去地里割麦，家里的婆婆给王军做早饭时，王军把张红耀儿子张少峰带走了。
张红耀女儿当年告诉母亲，她亲眼看见王军把弟弟带走了。李桂珍后来又听村里的割麦人说，一个陌生人把她的孩子带走了，过村口的桥时，张少峰哭喊得非常厉害，但割麦人以为陌生人是娃的舅舅。
两年后，陕西宝鸡陇县刑警队的人告诉张红耀，王军被抓住了，张红耀和妻子燃起了希望，但看到警方带来的孩子后，他们觉得不像是张少峰，“当时还采血鉴定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其实，他们当年见到的孩子，也是被王军拐卖的孩子之一，但并不是张少峰。直到2017年7月，彬县公安局才通过王军和中间人的口供找到张红耀的儿子张少峰。
1995年，被拐走了儿子的刘宏军来到蒲城县公安局报警，后来他和妻子景小侠找遍了周边省份，甚至还去了内蒙古，但凡攒够一点钱就出去找，这样持续了十来年，也没有结果。刘宏军郁郁难解，后来得了脑梗，整日待在家里垂头丧气。
大约十年前，刘宏军和景小侠离婚了。
拐卖者
1986年的某一天，景小侠父亲景钟（化名）和王军同一天出狱。
景小侠母亲李红玉（化名）说，景钟当年因为赌博，遇到“严打”被关监狱三年，王军则不知因为什么进的监狱。他们一同出监狱后，王军没有直接回家，跟着景钟来了景家，并看中了景小侠的妹妹——景家三女儿景喜侠。
景喜侠那时不到18岁，亭亭玉立，是村里许多少年的梦中情人。
王军每天往景家跑，今天提几包茶，明天送几袋枣，甚至还给景喜侠哥哥景呆平送过衣服，景呆平至今记得，“衣服很好，是两件灰色的夹克”。
王军讲究穿着打扮，一点都不像是农村人，“哥哥姐姐婶婶叔叔”叫得很甜。不过景家人看不上王，觉得他坐过牢，而且油嘴滑舌，脾气也不好。
那时候，景喜侠在彬县一家食堂做事，王小军便跟去那家食堂做事，最终两人走到一起。
“家里人都不愿意他们在一起。”李红玉说，女儿个子不高，但脾气倔，因为跟王军的事，经常被父亲打骂，“老汉让她这辈子都不要回家了”。
1990年，景喜侠跟着王军走了，没领结婚证也没办酒席。
王军的父亲过世后，他和八十岁的母亲一起生活，土坯房子破败凋零之际，王军终于把景喜侠接回了家里。王军的三嫂刘凤记得，王军穿着皮鞋西装，景喜侠擦口红穿长裙，这样的打扮在村里很少见。
刘凤说，王军很早开始坑蒙拐骗，而且讲话不真，但对妻子景喜侠很好，“她要什么就买什么”。
第二年，景喜侠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王岩君（化名），三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王宏亮（化名）。
孩子出生后，家里入不敷出，两人开始吵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军迷上了打麻将，“有时候打三天三夜……我那时欠了九万多，每天都有人催我还钱。”而刘凤记得，有一次，来人威胁景喜侠，拿着刀子晃来晃去，“挺吓人的”。
1995年春天，景喜侠突然离家出走，那时家里正好在种玉米，王军从地里干活回来，发现妻子不见了，半岁的儿子趴在床上大哭。
22年后，景小侠向澎湃新闻回忆说，妹妹景喜侠和妹夫王军好了几年后，开始不停地吵架，景喜侠好几次离家出走，有一次，还跑到她家住了好几天，后来被王军接了回去。
最后那次，景喜侠没有联系任何人，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了，她再没回王家看过自己的儿女，也没有回娘家看过自己的老父母。
但失去妻子的王军坚持认为，是妻姐景小侠和她丈夫刘宏军拐走了他的老婆，他一直心存怨恨。为报复景小侠，几个月后，他拐卖了景小侠的儿子刘江。
早几年，王军还没有结婚时，在洛阳的一个工地上打工，听说有人想买孩子，便跟着那人去了一趟河南伊川县，他知道拐孩子违法，但抵挡不住来钱快的诱惑。
当债台高筑时，他想到卖孩子还赌债。第一个被他“送”走的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那是景喜侠离家出走后。有一天，儿子王宏亮哭得厉害，刘凤给孩子挤了羊奶，他死活不肯喝。王军一把抢过孩子，说要带回去让他妈喂。
王军并没有把儿子带回家。他抱着大半岁的儿子出门时，没人知道他的心情是怎样的，他坐汽车，转大巴卧铺，再转汽车，花了五六个小时，一百多块钱车费，把儿子送去了伊川县。几个月后，王军一个人回家了。
22年后，澎湃新闻再问起坐在看守所里的王军，儿子送到哪儿去了？他面无表情地说，给儿子找了个好人家，他过好日子去了。
他不愿回应儿子的去向，也否认“卖”了他，只说“拿了五千块钱送给别人养”。
“你后来去看过儿子吗？”
“当时说好不能去看。”
“你舍得吗？”
“……等我年纪大了，到时候再去看他。”
“他到时候会认你吗？”
“那就是他的事了。”
22年间，王军的妻子景喜侠也杳无音讯。她的母亲李红玉坐在自家门口，盯着墙角的菊花叹息：“喜侠啊，22年了，你爸都死了10年了，你妈我都77岁了，回来再让我看一眼吧！”
她握着一张黑白照，照片里的景喜侠，二十来岁，剪着短发，穿一身军装，戴着个军帽，显得青春靓丽，这是家里保存的唯一一张她的照片。
没人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恐怕早已改变了模样吧？”
二十多年前，景喜侠穿军装拍了一张黑白照，是家中至今保留的唯一一张她的照片。
前科
王军送走亲生儿子的行为让家人震惊，他的大哥二哥从此不再理他。
2017年底，72岁的大哥王开平谈起比他小近二十岁的弟弟，气愤又无奈地说，王军从小不听话，成家后就不再管他了，而且是想管也管不了了。
王军小学没毕业，十几岁开始在外面“混”。小学同学李聪（化名）记得，因为从小顽皮，王军经常被父亲和哥哥吊在树上打。
用儿子换了五千块后，他开始每天吃喝玩乐打麻将，很快就把这些钱用完了。于是他实施计划，拐卖妻姐景小侠的儿子，而且至今声称对此“不后悔”。
那一段时间，王景两家乱成了一团，三哥王定平找不到弟弟王军，便跑到景家来要侄子；刘宏军找不到妹夫王军，则跑到王家来要儿子，而王军却在不停地往伊川县跑。
他每去一趟前，都会先打电话谈好价钱，然后再带孩子一起过去。王军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男孩一般卖到五千块钱，女孩三千块左右，也有男孩卖八千或者更好的。为了让这些拐走的孩子不哭不闹，他会给他们一路买吃的和玩具。
王军称，他当年的联系人叫任保现，在伊川县城关镇大庄村开了一家电焊铺。
2017年的初冬，这家店电焊铺还在，只是大门紧闭。 任宝（化名）在电话那头说，他只见过王军一次，二十多年前，王军带着孩子来找妻子方青（化名），站在电焊铺门口，他和王军并没有说话，那次之前之后他也再没见过王军。
1999年1月，王军到甘肃省泾川县高坪镇联系苹果收购生意时，以“找父亲买好吃的”为借口，将一个小女孩骗到伊川县城关镇任保现家中，以2100元卖给任保现和方青衣夫妇。
几天过后，小女孩被解救，王军被逮捕，后被泾川县人民法院判刑七年，2004年提前出狱。
王军被抓后的第二年，任宝因拐卖儿童14人，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于2016年12月减刑出狱。
河南伊川县，当年的一位中间人指着沙发说，二十年前，王军曾带着小孩来村里卖，有一次就坐在她家的这张沙发上。
“幽灵”
如今，坐在看守所里的王军声称，记不清卖了多少个孩子。他一会说三个，一会又说四个，“现在公安不是只找到四个嘛”，他狡黠地笑了笑。
1998年10月，乾县大杨乡杨康明在家盖房子，因一个人忙不过来，去县城人力市场找了个人帮忙，不巧那人就是王军。
王军干了十几天，说家里有事，结算完工资就走了。三天过后，他返回大杨乡，接走了上学路上的杨康明之子杨林（化名）。
杨康明报案后，乾县公安局带杨康明到彬县、泾川县等地寻找王军，一年后在甘肃柳湖监狱找到了他，把儿子杨林解救了出来。
景小侠却没那么幸运，当她得知消息找到柳湖监狱时，王军早已经减刑释放了。
2004年，王军出狱后，在彬县、乾县、咸阳和西安等地游荡，尽管离家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但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去过，更不敢去当地派出所入户籍。
王军隐姓埋名，化名为王聪，在外地自己吃自己住，“一年能赚一万多块钱”，有时他也回家转上一圈，看一眼母亲和女儿王岩君，最多待一个晚上或几个小时，一般选在收麦子种麦子时节，他说这个时候，家里都忙碌，公安局都放假。
王军儿时玩伴谢宏（化名）有十几年没有见过王军，他说村里年纪大的人，都知道王军坑蒙拐骗；年纪小的人，都不认识他。而刘凤说，王军坐牢坐多了，在狱中结识了许多人，但他谁都不信任，对谁也都不说真话。
2006年冬天，王军的母亲过世后，他的女儿王岩君跟着大伯王开平生活。王开平说，侄女恨他父亲王军，“他们都不说话”，王岩君只上过小学，几年前嫁到隔壁县后，总共才回来过一次。
王定平看王军四处躲藏，也曾叫他去自首， “自首不可能，自首我一生就完了”，他对澎湃新闻回忆，想了一会他又说，“也想回去自首，但害怕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
2016年秋天，王军打电话给三嫂刘凤，让她卖了家里的桐树，“有六颗，可以卖两千多块钱”。王军没想到，根据这条线索，彬县公安局先后奔赴西安市高陵县、华县华山监狱、平凉市柳湖监狱、河南省伊川县等地调查取证，查明了他的拐卖犯罪事实。
2017年4月12日，王军在陕西宝鸡凤翔县一建筑工地被抓，当时他穿着工装正在工地上和水泥，四个彬县公安局民警走上前控制住了他。
“他一点都不吃惊，只提了一个条件，让我们帮他结了钱。”办案民警霍忠清说。王军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认亲
2017年5月，在看到王军落网的消息后，刘宏军和景小侠再次去到彬县公安局报案。
7月，彬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赴河南抓捕曾为王军介绍买家的嫌犯方青和任宝夫妇。经他们供述，最终找到刘宏军夫妇的儿子和张红耀夫妇的儿子。
10月13日，由陕西省公安厅主办，咸阳公安局、彬县公安局为几个家庭举行了一场认亲仪式。
四个被拐的孩子与亲生父母团聚，他们分别是彬县池均录儿子池三洋、乾县杨康明儿子杨林（2000年解救回家）、宝鸡陇县张红耀儿子张少峰和蒲城县刘宏军的儿子刘江。
陕西省彬县公安局民警计西平说，拐卖案中，只有找到被拐的孩子，检察院才能起诉犯罪嫌疑人，而王军的亲生儿子，至今都没有下落。
池三洋被拐到河南伊川县邑涧村，成了董龙（化名）。他回家认亲的那天，整个屋子都挤满了人，“可能有一两百人”，亲生母亲李霞霞说，他们都很高兴，带着儿子去看外婆外公，介绍家里所有亲戚朋友，给儿子做他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
董龙认了亲生父母后，一家人拍了二十多年来的第一张合影，图为母亲李霞霞拿着一家人的合影。
董龙被拐走时只有七岁，但他记得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从前的屋子，从前睡觉的床……他跟李霞霞说起自己在董家的情况：那边父母对他很好，从没打过他，也没骂过他，但他从小知道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直都想找亲生父母。
以后怎么打算？他说，肯定是要回（亲生父母）家的，也要待在河南家里这边。
董龙在亲生父母家待了三天，走的前一天晚上，李霞霞哭了整晚，但她说不想拖孩子后腿，也没问儿子愿不愿意过来生活，因为觉得儿子在那边过得很好。
据此前媒体报道，认亲仪式的那天早上，54岁的刘宏军开着车从老家渭南蒲城赶往咸阳市，他的弟弟也开着车，一大家子浩浩荡荡一共来了11个人。“要让娃风风光光地回家。”他说，还带了当年给儿子买的一件小大衣。
景小侠上前抱着儿子痛哭，但儿子有些木讷，一起吃饭的时候，景小侠不停地摸儿子。“我一点都吃不下，他走时我给他装苹果，他说他不要，我说你在外面要小心，出门要穿暖和，他都没叫我一声妈……”
景小侠至今想不通，儿子的心怎么那么硬，“我们是他亲生父母啊！”
亲生父母突然而至，刘江看上去茫然无措，他告诉景小侠和刘宏军，等他想通了再叫他们“爸妈”。
外服刑人员罗某
将刚出生的女儿“送养”
当法院启动收监程序时
她又将孩子接了回来
以唯一抚养人身份为由
企图逃避牢狱惩罚
近期，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多部门联动，通过沪、甘、赣、粤四地协作，跨越2000多公里，为困境儿童落实政府监护，妥善化解唯一抚养人收监难的矛盾。
初生女婴被亲妈以4万元价格
“送”给陌生人
“我们有个监外服刑人员声称回老家生孩子了，但回到上海后却不见孩子的踪影……”2022年1月，闵行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接到了这条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线索。
经过了解后发现，监外服刑人员罗某曾因在江西、上海等多地实施诈骗犯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因其在取保候审期间怀孕，后被裁定监外执行来到居住地上海闵行接受社区矫正。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怀孕期间竟辗转找到一对无法生育孩子的夫妻。双方一拍即合，约定孩子一出生就立即交付给远在甘肃的下家。
2021年12月，罗某的女儿小宁（化名）刚出生，就被罗某以4万元的价格“送”到陌生人手中。钱款到手后，罗某随即填补了自己信用卡欠款的窟窿。
送养还是拐卖？
检察机关一案多查融合履职
罗某辩称自己是因为生活困难，才将刚出生的女儿送养给他人。检察官经审查后，从主观故意、客观行为认定，罗某的行为并非因生活困难所迫的民间送养，而是拐卖亲生女儿的犯罪，随即启动了立案监督程序，通过引导公安侦查取证，夯实证据。
针对罗某在监外执行期间重新犯罪，闵行区检察院又将线索通报至原判决单位江西省吉安市某法院，后该法院出具《收监决定书》决定对罗某收监执行。此外，针对罗某在监外服刑期间多次请假外出，实际外出地点与申报地点不符等问题，闵行区检察院及时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2023年5月，闵行区检察院将罗某以涉嫌拐卖儿童罪起诉至区法院。罗某因犯拐卖儿童罪，与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并罚，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同时，鉴于收买方因无生育能力，收买小宁之后悉心抚养其成长，无任何虐待行为，并配合警方将小宁送回，闵行区检察院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女婴由谁抚养？
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救助
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公安机关远赴甘肃将女婴小宁解救回上海。但又有难题摆在了检察官面前：其父亲也在监狱服刑，外婆年事已高无力抚养，小宁由谁抚养？
此时，罗某声称自己是唯一抚养人，承诺自己会承担抚养责任，并强烈要求将被解救回来的小宁接回身边生活。
罗某接回小宁后，检察官联合社工启动督促监护程序，监督其承担对小宁的抚养义务，但没过几日却发现，罗某只身一人带着小宁离开了上海远赴深圳打工。交流中，罗某对自己的工作内容闪烁其词，对小宁的生活状况更是支支吾吾，声称是保姆在照顾。经与深圳公安联系后发现，罗某去深圳后并没有亲自抚养孩子，而且可能再次涉嫌经济犯罪。
为了尽快解决小宁的监护困境，确保罗某顺利收监，检察官随即通过跨省异地协助机制，联系了小宁户籍地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民政局，启动第三方监护权调查评估工作。经过检察官、民政部门联合调查后发现，两地均无其他适格直系亲属能够监护小宁，根据政策决定依托西乡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汉中市福利院合力落实国家监护事宜。
2023年年末，罗某在深圳一居民楼被抓获归案并执行收监程序，而小宁被同步交由赶赴现场的陕西民政干部。小宁经一路护送，顺利到达她的新家——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小宁在新家的生活照片
针对罗某监护侵害的行为，检察机关已向当地民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作为临时监护人，向当地法院提出撤销监护权的诉讼，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
2024年2月，检察官再次与小宁视频，看到她粉嫩的小脸上重新绽放出的笑容。小宁终于可以在政府的呵护下健康成长。
检察日报正义网综合闵行检察微信
来源： 检察日报正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