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古以来，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让我们开启“时空穿越”之旅，感受古人尊师的礼仪和故事。
“举手提问”“教师节”古时已有
拜师，是古代新生入学礼的必要环节。据《礼记》记载，新生进入学堂，首先要双膝跪地叩先师孔子的神位，然后向老师叩拜，并赠送带有寓意的芹菜、桂圆等束脩六礼。
到了唐代，拜师礼被归入国家官方礼仪典制。在清代，国子监学生初见老师要“自东阶升堂”。因为在古礼中，东阶为下为卑、西阶为上为尊，并且还需行“三揖礼”。
除了拜师礼，古人在日常学习中也十分讲究敬师的礼数。春秋战国时期的“学生守则”——《弟子职》规定：在课堂上，“若有所疑，奉手问之”；若在路上相遇，学生也需立于道旁，待老师通过后再前行。
< class="pgc-img">《孔子圣迹图》局部。资料图
实际上，古代也有“教师节”，主要是为了纪念孔子。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记载：在汉代，每年孔子诞辰日，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祭拜孔庙，还邀请国子学、太学的经师入宫，统一宴请，“为饮食之客，席间词赋其娱”。
唐宋时期，不仅沿袭了祭祀孔子的礼俗，各地还会从学校的教师中选拔成绩突出者，报送朝廷。获“优秀”称号的教师，会得到奖赏和激励。
到了清代，在孔子诞辰日这天，朝廷会给各个书院、学府教师“加薪”，成绩卓著者还能“升职”，最高被授予八品职衔。据《帝京岁时纪胜》载，北京民间在当天“禁止屠宰，祭文庙，各书室设供，师生瞻拜”，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些师生情成千古美谈
除了孔子，历朝历代还有不少名师受到追捧和欢迎。
胡瑗是北宋的“网红”老师，范仲淹、欧阳修的儿子都投其门下。他根据学生的才能和兴趣，创造性地提出“文理分科”；他还喜欢寓教于乐，讲解《礼记》时，就把礼器绘成图，制成教学卡片。他离开太学时，学生依依不舍，前来送行的队伍浩浩荡荡。
写下千古名篇《师说》的韩愈也是寓教于乐倡导者。他的课堂氛围很活泼，“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他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写文章需“自成一家新语”，吸引了不少学子前来拜师学习。
< class="pgc-img">明代仇英《程门立雪图》局部。资料图
除了名师，还有不少名人尊师的故事也成为千古美谈。最广为人知的，可能要数“程门立雪”的典故：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与好友拜见老师程颐，当时正值隆冬，程颐正在闭目养神。二人不敢惊动老师，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等候。待程颐醒来，发现二人仍在等着，门外的积雪已有一尺厚。
古训有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岳飞幼年家境贫寒，私塾老师周侗免费收他为学生。周侗去世后，岳飞披麻衣、驾灵车，执孝子之礼。每逢初一十五，他都要拿起老师所赠的“神臂弓”，射出三枝箭，以示纪念。
“隐喻”“婉约”的敬师妙语
文人的笔下，总是不吝惜对老师的赞美。“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大诗人白居易的《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让“桃李满天下”成为赞美老师的“爆款”流行语。
人们还喜欢借用古诗词中精妙的比喻，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家喻户晓；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罗隐的《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也常被用来赞美老师。
有“隐喻派”，还有“婉约派”。不少文人喜欢“含蓄”地表达对老师的敬重。比如李白在《寻雍尊师隐居》写道：“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通过对寻访老师居处周边景色的描写，倾诉仰慕之意，新意十足；郑板桥在《新竹》中写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也是匠心独运。
“为学莫重于尊师”。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尊师的重要性皆不言而喻。让尊师重教成为社会风尚，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教师节祝福。
（综合新华网、北京晚报等）
中国小说》是邵毅平对一系列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读，而其切入点和落脚点，则是“人性的意蕴”，因为“正是古典小说中的这种人性的意蕴，成了沟通古典小说与现代人生的桥梁”。
无论外在世界有多么大的变动，在人性上，古今相通。在本书中，作者从人性的各层面进入文本，剖析中国古典小说中蕴含的对人性之幽深的洞察。下文从书中摘取三小节，展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
本文出处：《中国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作者：邵毅平，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5月
为什么杜十娘有了百宝箱还要自沉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里的杜十娘，“风尘数年，私有所积……箱中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在遭到李甲的背弃之后，本来不难偿付孙富的那一千来金，而后藉之独自生活下去，但是她却选择了投水自尽的绝路，让读者也深感可惜，就像李甲、孙富以及旁观者那样。
杜十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背叛她的乃是她最信任也最相爱的人，这使她对于跨不过人际的宿命性鸿沟深感绝望，从而最终也就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她的情况正与尤三姐相同：“尤三姐在抗拒她周围那些好色之辈时表现了持久不衰的道德力量，但她却不能片刻忍受一个只听到过她的声誉而不知道她准备给予他忘我之爱的男人所表现的可理解的猜疑。她一时感情冲动地自杀了。”
对于人际的宿命性鸿沟，小说家常会指出如下的冷酷的事实：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这四句乃是唐人之诗，说天下多是势利之交，没有黄金成不得相交。这个意思还说得浅，不知天下人但是见了黄金，连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顾了。不要说相交的，纵是至亲骨肉，关着财物面上，就换了一条肚肠，使了一番见识，当面来弄你，算计你。几时见为了亲眷，不要银子做事的？几曾见眼看亲眷富厚，不想来设法要的？至于撞着有些不测事体，落了患难之中，越是平日往来密的，头一场先是他骗你起了。(《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这番话虽然也许说得过分了一些，不过却不能不承认有相当道理。即使是至亲骨肉也不能摆脱金钱的算计，正说明了人际的宿命性鸿沟的难以跨越，原本是不分什么亲疏间密的。
但是人们一般却不容易明白这一道理。在人际关系的种种纠葛之中，人们之所以会对“越是平日往来密的，头一场先是他骗你起了”尤感愤慨，无疑是因为人们常常认为，越是亲密的人之间，应该越是没有鸿沟，或至少是鸿沟越窄；而不幸人际关系的真相，却并不能证实这一乐观的想象。因而人们在失望之余，也就感到了一种幻灭的痛苦，进而生出了一种“受骗”的愤慨。所有那些与上述这段话类似的愤慨，还有人们之所以会抱有这类愤慨，其实都是对人际关系的幻觉的破灭所致。一般来说，人们的幻觉随着人际关系的加密而加深，同时其破灭后所造成的痛苦也随之而加甚。杜十娘之所以对李甲的背弃感到如此的震惊，就是因为她起初也抱有同样的幻觉之故。
其实，人际的宿命性鸿沟，原本存在于任何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性”是“血”，抑是“情”是“义”，都只不过是架在鸿沟上的“桥梁”，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鸿沟本身。各种“桥梁”的牢度当然因桥而异，但既然是“桥梁”就总有坍塌的可能，何况可以损坏“桥梁”的因素又是那么的众多：金钱、贪婪、荣誉、嫉妒，以及人性的每一种弱点。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幻觉，就来自于这些“桥梁”的存在，所以一旦“桥梁”坍塌，便自然会跌得鼻青眼肿。而且，那些“桥梁”越是看起来显得稳固，一旦它突然坍塌的时候，便也就越是能使人跌得厉害。
杜十娘与李甲，如果仅仅是妓女与嫖客的关系，那么虽然他们之间的“桥梁”摇摇欲坠，但是因彼此不会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反而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但是因为两人情深意切，所以他们之间的“桥梁”就显得分外稳固，杜十娘也就放心地走了上去。结果当发觉“桥梁”原来弱不禁风时，杜十娘早已毫无防备地跌得鼻青眼肿了。
世情与阅历，能够使人们意识到“桥梁”的脆弱，但即使这样，人们又怎么可能预先知道“桥梁”会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坍塌呢？又怎么可能在每一次过桥时都抱着“桥梁”会坍塌的警惕呢？因此，即使在理智上明白是“桥梁”总会坍塌的道理，但在感情上却毋宁说总是放松的时候居多，因而“桥梁”的坍塌总是会使人感到猝不及防与出乎意外。
杜十娘不能说不世故老练，即使她一心爱着李甲，但对他还是不无保留。我们看她让李甲为凑足赎金吃尽苦头，又把自己积蓄万金之事瞒着他，只说是众姐妹相赠，又不说明具体数目，便可知她于李甲仍有警惕。而且李甲的害怕严父与性格软弱，杜十娘也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她却自信只要自己一切当心，或许“桥梁”一时还不至于坍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踏了上去，每一步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开始好像一切顺利，而后更是胜利在望，眼看着还有最后一步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桥梁”却在她放松警惕的一瞬间突然坍塌了：在她的计划即将实现之际，李甲却把她转卖给了孙富!
说起来，也不能责怪杜十娘的过于轻信与自信，因为如果人们什么“桥梁”也不相信的话，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和鸿沟外面的人们沟通呢？在处于鸿沟包围之中的个人孤岛之上生活，其孤独的痛苦的程度，恐怕并不亚于因“桥梁”坍塌而造成的幻灭的痛苦。所以，即使人们明知道是“桥梁”总会坍塌的道理，甚至明知道已经走上的正是一座即将坍塌的“桥梁”，但他们却还是会犹疑不决甚至毫不犹豫地走上去；同时，他们的心里则抱着希望这次是个例外的侥幸，抱着骰子会转出自己想要的数字的奢望。在杜十娘最后的绝望的痛苦里，是否也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终获证实，侥幸的冒险终致失败的苦涩呢？
杜十娘之所以深深地感到绝望，还是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她原以为她选中的是一座稳固的“桥梁”，又以为凭藉自己的小心机智能够安然度过，但是结果却发现自己全然错了，而且可以说完全是错在自己。小说家是这样评论杜十娘“错认”的悲剧意义的：
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有诗叹云：“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
杜十娘“错认”的悲剧意义，正在于不仅是认错了，而且还怪不得别人！因而杜十娘的绝望的痛苦，便也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痛苦。
杜十娘本来还可以缩回到自己的个人孤岛上去，但是她已经不愿意再忍受孤独的痛苦了(因为她孤独过)；她本来也还可以再架设一座新的“桥梁”，但是她已经对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不抱希望了(因为她“错认”过)。所以她只能选择死亡，除了死亡她别无选择。杜十娘的悲剧，便是跨不过人际的宿命性鸿沟的悲剧。
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坏蛋呢
梅里美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坏蛋呢？从《圣经》上的浪子开始，一直到你的那条名叫金刚钻的狗，总是越不值得人爱就越是惹人爱？”（《阿尔赛内·吉约》）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也可以对小说家和读者提出来。因为我们在小说中几乎总是看到，小说家们比起“善”来，似乎总是更擅长表现“恶”；比起那些少有的“善人”来，那些常见的“恶人”，也更让读者难忘甚至喜欢。
“善人”似乎是小说家最难置笔的人物类型，尽管在他们身上小说家也许最花力气。小说家所竭力塑造的“善人”，往往总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而那些小说家自己也反对的“恶人”，却往往总给人以栩栩如生的印象。
在西门庆的众多妻妾中，唯一一个“善人”是吴月娘，她具备种种传统道德所要求的德行，与其他耽于淫欲的妻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对于读者们来说，比起其他妻妾来，吴月娘也许更不讨人喜欢，或至少是更不能留下什么印象。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部小说中，越是“恶”的人物，往往越是鲜明生动；越是“善”的人物，往往越是枯燥乏味。对比一下位于两极的潘金莲与吴月娘，便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不仅《金瓶梅》是如此，比如在《醒世姻缘传》中，比起那些或多或少具有变态心理的妇女来，一味遵从传统道德的唯一“善人”晁夫人的形象，也更难以激起读者的兴趣与同情。
读者的倾向性自然来源于小说家的倾向性。寺村政男指出：“假如说作者敢于写的话，那他笔下的恶人是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而在描写唯一的善人吴月娘时笔势看来是减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也可能是作者心目中对于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如果小说家心目中对“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的话，那么读者自然也就容易对“恶”留下更为生动的印象。
然而，除了小说家对“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之外，恐怕还是因为“恶”往往总是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而“善”则往往总是更远离人性的本来面目，因而对人性充满兴趣的小说家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恶人”写得栩栩如生，却不容易把“善人”写得同样生动。同时，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读者也更容易理解那些更接近人性本来面目的“恶人”，因为我们原本就是那样的人；而不容易接受那些更远离人性本来面目的“善人”，因为我们原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或者装作已经是那样的人。
因此，尽管也许说得过于尖刻了一点，但狄德罗的下面这段话，我们感到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比起讨厌的德行来，恶习和他们琐屑的个人要求是更一致的，因为德行会从早到晚地向他们唠叨，给他们为难……人们歌颂德行，但人们却憎恨它，躲避它，它是冷冰冰的，而在这世界上人们必须使自己安乐舒适。并且，这样就必然会使我们脾气变坏。你晓得为什么我们看见虔诚的人这样冷酷，这样可厌和这样地难以亲近吗？因为它们勉强要实行一件违反天性的事……德行令人肃然起敬，而尊敬是不愉快的。德行令人钦佩，而钦佩是无乐趣的。”（《拉摩的侄儿》）这大概足以解释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毛姆曾谈到，小说家在创作恶棍时，也许是在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天性。在文明社会中，风俗礼仪迫使这种天性隐藏到潜意识的最深处。给予他虚构的人物以生命，也就是使他那一部分无法表露的自我有了生命，他得到的满足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快感。（《月亮和六便士》）我们想，对读者来说情况恐怕也是如此。
困惑于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
人性总不免在本能与道德之间徘徊，因为人既不能完全摆脱本能的控制，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又少不了道德的约束，因而人们便始终只能在二者的张力中生活。作为人的小说家，当然也回避不了本能与道德的张力。尤其是当他们在小说中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他们更是常常典型地表现出了人们对此的矛盾态度。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够看见不少性爱或猥亵的描写；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常能够听到不少相似的声明，在这些声明中，小说家们宣称，他们之所以作性爱或猥亵的描写，乃是为了维护道德的尊严。这类声明既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严肃的小说中，也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猥亵的小说中。以至于我们难以在它们之间作出一个大致的区别，以判定哪一个声明是真诚的，哪一个声明是虚假的。也许更方便的做法是，我们还不如把它们统统看作是同一种心理，即想要在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保持平衡的心理的表现更合适一些。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小说家们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刘若愚指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是有些首鼠两端的：一方面，他似乎同情情人们，深知满足生理欲望的需要；另一方面，他提倡传统的道德，指责婚外的恋爱”。同时，“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也可以在其他小说中见到，有些作品似乎有意博取淫欲的乐趣，却冠冕堂皇地说仅仅是意在劝戒。无论怎么说，不管作者的意图是宣扬色情还是劝戒，这样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白话小说更多地写了情欲与爱情，它们往往还赤裸裸地写了性行为”。夏志清也指出，《金瓶梅》的作者，“表面看来他是个严峻的道德家，他抓住每个机会斥责奸淫与败德，但他费很大力气描写做爱活动的事实使我们感到他的道德上非难的态度是当不得真的”。看来这绝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更像是小说家之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攻守同盟。
我们倾向于认为，不少小说家的确想要表现人性的本能侧面（这种愿望其实完全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是一俟他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来自内心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于是不得不为自己的表现欲望寻找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尽管其道德理由与实际描写之间有时显得那么的自相矛盾或不着边际。当天平的一头变得重起来的时候，为了保持两边的平衡，人们必须让那一头也变得重一些才行。这正是处于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的小说家们的一般做法。
这种矛盾态度并不限于小说家们才有，在其他种类的文学家身上其实也曾一再出现。比如汉代文人喜欢写铺张扬厉的大赋，因为这种大赋可以满足他们那卖弄博学的愿望。但是这却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矛盾，因为在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看来，这种大赋显然没有什么道德意义和实用价值。于是为了堵住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嘴巴，大赋的作者们便在赋的末尾添上一段讽谏的尾巴，以表示他们的铺张描写并不是毫无道德意义的。可是有些功利主义文论家们目光锐利，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不过是“劝百讽一”“曲终奏雅”，也就是打着道德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所谓的“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其实也正是后来的小说家们惯用的伎俩。
这种一面想要表现人生的“禁区”，一面又披上道德的外衣的做法，也并不只是中国古代小说家们的专利，或许也是东西市民小说的一个共同特色。比如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磨坊主的故事》的开场白，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磨坊主想要讲一个在当时定会被认为是猥亵的故事，为了免受人们的指责，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我喝醉了；听我的嗓子，我知道醉了。所以我如果说些不该说的话，只怪萨得克的酒。”而小说家在讲述这个故事以前，也预先郑重其事地声明道：
我愿每位高尚的人，为了上帝的爱，不要认为我有什么坏意，无非我不得不把他们的故事好的、坏的，都依样讲出来，否则对不起事实。因此谁若不愿听，尽可翻过一页，另择一个故事；有的是古来大小不同的事，高尚的作为，或是道德信仰的文章。你若选择错了，不是我的错。磨坊主本是一个粗汉，你是知道的，管家也是一样，也还不止他两个，而他们两人确是讲了一些肮脏话。请你想一下，莫错怪了我。人们也不可把玩耍的事当真。
尽管磨坊主和小说家把这类故事称之为“不该说的”“坏的”“肮脏的”“玩耍的”故事，而与另一类“该说的”“好的”“高尚的”“道德信仰的”故事相对立，但是其实他们还是喜欢讲这类故事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堂而皇之地讲它们了。然而为了逃避教会与社会的指责，他们却又讲了这些推诿责任的话。尽管其推诿责任的方式与中国小说家颇有不同，但他们那想要在张力间保持平衡的精神却还是相通的。说起来，即使是后来的英国现代小说家劳伦斯，在表现性爱主题时说了那么多愤世嫉俗的话，其中也许也不无想要使自己的表现获得道德理由的隐秘企图。
既然徘徊于本能与道德之间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困境，则我们有理由认为，小说家们的那种矛盾态度，其实也只不过是人性的这种基本困境的一种反映。因此，比起一味地指责他们来，我们宁可从反映了人性的基本困境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小说家那种或高明或拙劣的自我辩护，以及这种自我辩护与其实际描写之间的自相矛盾。夏志清指出：“在中国，如在世界其他各地，小说家只得把文明人进退两难的窘境记载下来：他一面要纵容自己的七情六欲，一面想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秩序。”这或许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吧？
原文作者/邵毅平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者｜李庆西
摘编｜张进
本文选自《水浒十讲》，作者：李庆西，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 2020年8月
早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
，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乃至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至八十年代初，“起义说”已大受质疑，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解释，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理想的叙事之作。这种“市民说”的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谈论《三侠五义》的一句话，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云云。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等于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文学”，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我不赞同“起义说”，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的作品，是否能够体现某种清晰的阶级
（阶层）
的主体意识，这本身大可怀疑。可是，在学院派的判牍中，“阶级论”和“反映论”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说”取代“起义说”，更像是与时俱进的姿态调整，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的学术焦虑。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论文
（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收入拙集《文学的当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提出《水浒传》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的伦理危机，书中触及的儒家伦理思维的扞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我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替天行道”/“犯上作乱”，在“冠屦倒施”的语境中恰是等位关系，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因果转换。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就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
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当古老的文明已经失衡，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的时候，留给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的荒蛮之地。按霍布斯的说法，既然国家体制限制了个体自由，那就应当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应当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论公民》）
。可是，谁来保证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不出问题呢？在《水浒传》所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语境中，弱者最终的自救只能是反抗，哪怕是想象中的反抗。
在许多无聊的夜晚，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看见许多杀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
青面兽杨志，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一
一部大书，何以开篇不写那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中提出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隐括“乱自上作”的春秋笔法。不过，细细斟量这个“乱”字，实有其双重含义：在朝是纲纪混乱，在野便成了社会动乱。由高俅一类人物胡作非为，推衍出林冲一类人物聚啸山林，即鲁迅所谓“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的叙事逻辑。
高俅由“破落户”佞倖小人混到主管军事的殿帅府太尉，显然是秩序失范，意味着伦理、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高俅既非科举进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场上拼杀出来的武将，他只是一个身陟高位的流氓。以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杂流出身而至高官未免缺少经验世界的真实依据。按，王明清《挥麈后录》言其原为苏轼书僮，后入王晋卿门下，因擅于蹴鞠为端王赏识而发迹。《水浒传》显然采用了这个由潜邸亲随领殿前司职事的传闻，但此说不见正史，也缺乏其他史料支持。高俅此人《宋史》无传，其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见于《宋史·徽宗纪》和《东京梦华录》等书。小说附会这样一个史载不详的人物，是以个案的偶然性传奇性绕开制度层面的若干话题，直接投射道德批判意图。
显然，《水浒传》一书对“破落户”尤为警觉，尤为痛恨。杨志天汉桥下卖刀，正是遇上牛二那种破落户泼皮，终于上演英雄失路的一幕。王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赖，却不能容许杨志刃血除恶，可见“破落户”周旋人世比别人有更多的空间。在《水浒传》的语汇中，“破落户”并非指家道败落，而是礼义尽失的一班无赖。如西门庆出场时，书中介绍说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其实他家境殷实，甚至财大气粗。按，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绍兴二十三年，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本为民间除害……’”当时“破落户”已是一种社会痼疾。《水浒传》前四十回中，除了打劫生辰纲的晁盖一伙，诸多好汉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这样的恶势力，如鲁智深之于郑屠户，武松之于蒋门神，宋江之于无为军的黄通判。如果说高俅算是“国家罗汉”，镇关西、牛二之类则是遍地出没的闾巷恶煞，他们的存在便是好人失足的契机。
评骘《水浒传》素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矛头止于官僚集团，足以证明梁山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一个政治叙事的后设命题。不过，这里有些歪打正着的意思，如果可将官员 / 皇帝视若一种二元格局，那倒不难窥识“只反贪官”的真实意图。皇帝不妨作为权力意志的象征，而官僚集团才真正是国家机器。《水浒传》的叙事策略是把官僚集团与儒家的政治理想剥离开来，描绘出一幅国家自上而下的流氓化图景，从而颠覆了古代圣贤建构的理想国。
作为官员的儒者失去了精神依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话语权已被褫夺，这何尝不是整个文官制度的大失败。这里无疑展现了一个颇有创意的政治伦理主题：执政者从道义上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而千疮百孔的王权制度依然不失其自我修复功能，那就是有另一种力量在“替天行道”。不用说，“替天行道”的前提是“天下无道”。
豹子头林冲，明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二
《水浒传》中吏治问题尤为严重，尤其是司法部门。谁有权谁是大爷，如董超、薛霸只是解押犯人的差役，高俅想在林冲远戍沧州途中下毒手，还须陆虞候出面花钱买通他俩。这对超霸组合绝不放过任何创收机会，日后押解卢俊义也照收李固两锭大银。
李固陷害卢俊义着实花费不少。官府里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他还想买通押牢节级蔡福、蔡庆兄弟在狱中做掉卢俊义。书中有一段他与蔡福的密谋，出价五十两蒜条金，人家竟讨至五百两。不料梁山泊硬是要搭救卢俊义，柴进找上门来，出手就是一千两黄金。这蔡氏兄弟后来也上了梁山，可在牢里尽做这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勾当。
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大爷，一部《水浒传》充满金钱与权力的交易 / 博弈。不说官场上贪贿成风，即使江湖上义气为重的好汉们也总是金钱开路。晁盖、宋江、柴进等都有“仗义疏财”的美誉，但他们的慷慨解囊往往是买通关系的贿赂手段。如，刘唐醉卧灵官殿让雷横
（其时尚在县里管治安）
逮住了，晁盖便用十两银子通融下来。林冲在柴大官人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时，柴进使了银子让董超、薛霸给林冲开枷。林冲进了沧州牢城营内，忙不迭地给管营、差拨塞上银子，于是免了进门的一百杀威棒，还给开了枷，派他一个好差事。
这种行贿在书中被赋予仗义行善或是自我保护的正当性，既然反派人物花钱买凶，正面人物也照式解囊应对。蒋门神贿赂张都监、张团练陷害武松，施恩想援救武松也便花钱办事，正邪之间似有一种共谋关系。施恩用一百两银子买嘱康节级多予照料，另以一百两银子打通办案的叶孔目，硬是把武松的文案改轻了。按，书中有诗为证：“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每次进牢里探视，都还少不了酒食钱财一路打点。
宋江也有这一节，进了江州牢城营，从差拨到管营的一路银两照应。只是漏了押牢节级戴宗，这戴院长便在点视厅上大发作，理直气壮地来讨他的“常例钱”。戴宗在江湖上久已闻名
（后来梁山排座次在天罡之列第二十位）
，勒索起犯人却是毫无道义可言，这就是“体制内”养成的恶霸作风。宋江不给戴宗上贡是因为吴用说过那是他哥们。其实，哥们义气也是要金钱维系的。晁盖很懂得这一层关系，阮氏兄弟一来就给了三十两花银，后来上山坐稳了头把交椅，他派刘唐给宋江送去一百两黄金——当初官方缉捕生辰纲要犯，是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通风报信，惦着这份人情也就是义气。不过，这一百两黄金差点坑了宋押司，阎婆惜捏着他私通盗贼的把柄，硬叫他把金子交出来。其实那些金子宋江只是“受了他一条”，剩下的都让刘唐拿回去了。可这话阎婆惜死活不信，照她的说法是“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
不论“公人”还是“贼人”，什么事情离了金钱都是万万不能的。后来梁山派人往京城活动招安一事，也是大把撒钱。中国小说里边，将金钱作用写得如此无孔不入，大概没有超过《水浒传》一书的。
难怪，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见到处使银子，竟有“十三可叹”之叹。
武松醉打蒋门神，明刊容与堂本插图
三
评论者通常忽略了书中一个重要事况：《水浒传》并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坏人作恶无以治罪，好人犯事必被惩处，这是小说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宋江杀惜、武松杀嫂、雷横打死白秀英，其中各有款曲，却一概难逃法网。反之，牛二、西门庆那些人作恶，官府却是管不了，只能让杨志、武松们去解决。这与其认为是官府的选择性执法，毋宁说是小说家用以陈述世道恶劣的叙事策略。
显然，书里任何一宗案子都能找出好人坏人甚或第三者第四者的共谋关系。譬如，宋江之杀惜，不只是宋江的焦躁和孟浪，那婆惜的贪婪和无赖，以及她与张三的私情，还有招文袋里晁盖信件提供的口实，所有这些轇轕不清的交互关系，一并做成了红粉殒命的惨案。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贼人”作乱，“公人”作恶，亦相辅相成，有着扯不清因果关系。于是，以恶制恶堂而皇之地成了一种崇高的道义。在一个伦理尽失的社会里，自然是弱者的抗争被赋予正义色彩，亦足以令人同情，所谓江湖道义本源于此。
刘唐来向晁盖报告生辰纲的消息，振振有词地说，“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是江湖上黑吃黑的道理。智劫生辰纲的事儿看着解气，可用现在的话来说，正是“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江湖上的不法之徒，那些体制内的不义之人岂不是更为无法无天，梁中书每年为蔡京祝寿送上十万贯金珠宝贝的大手笔，岂不就成了京中官府大院里饭余茶后的美谈？
黑吃黑的以恶制恶注射了正义的鸡血，就像病毒似的遍地蔓延。金眼彪施恩倚靠其父的官方背景在快活林开设酒店
（按，《水浒传》里的公务员亦有自家营生，病关索杨雄原是蓟州政府里做押狱兼刽子手的，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屠宰作坊，于是宰人兼宰牲）
，生意原本十分红火，“每朝每日，都有闲钱”，这让蒋门神看了十分眼红，便仗着张团练的势力夺了酒店。其时武松正在施老爹的安平寨里服刑，正好让施恩找来给自己出气。武松上演了一套醉打蒋门神的全武行，施恩完成了“义夺快活林”的复仇叙事。整一个黑社会的快意恩仇。
无序造成整个社会的黑社会化。权力和暴力各逞其能，交相辉映。毛太公的两个儿子孔明孔亮，“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读《水浒传》，每遇这种越轨出格的事情，总让人豪情冲动，杀戮与劫掠不经意间纳入了“义”字当头的话语体系。
该出手时就出手，实际上很难定义该不该的必须条件。所以，这种江湖上的程序正义往往遮蔽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乃至与扶危济困相号召的江湖道义构成巨大的悖谬。宋江上山后杜绝了打家劫舍那种贸然出手的草寇作风，也算是“去邪归正”的自我救赎。
四
老话说“逼上梁山”，其实未必都是被逼上来的。一百零八人上山的路线图值得研究，除了那些没有叙事意义的零星投靠者，大体可描述为四种类型：
一、个体冤案
（或犯事）
的事主，成了被追杀被迫害的对象，如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柴进等人。这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一拨。按人头算来这些人并不多，但多是重量级人物，或是在书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当然也有解珍、解宝之类的小角色
（这哥俩居然混了个天罡之属）
。像杨雄、石秀杀了人，还没来得及被官府通缉就投了梁山，姑且也归入此类。或许，宋江也该归入这一拨。宋江因杀惜而被缉拿和刺配，不能跟林冲那些人相提并论，但最终也算是被逼无奈上山入伙。
二、存心与官府作对的团伙，主要是打劫生辰纲的晁盖、吴用等人，他们构成了水泊梁山的早期班底
（先前王伦那几位不成气候）
。也许为了突出梁山泊这条主线，书中对分布各处的江湖社会着墨不多，但不时也有述及，如少华山、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黄门山诸部，还有十字坡上卖人肉馒头的张青、孙二娘夫妇。许多人并非因个人命运走投无路而造反作乱，刘唐和公孙胜找上晁盖是来送“一套富贵”与他。同一个江湖，同一个梦想，大家都有一套论秤分金银的发财之梦。晁盖等人后来上山落草虽是为躲避官方缉捕，但他们的行为具有主动性，与林冲、杨志的英雄失路绝非同调。
三、被“赚”上梁山的主儿，如朱仝、徐宁、卢俊义等人，这几个被“赚”的故事都相当精彩。还有玉臂匠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神医安道全也是这样弄上山的。拿下祝家庄后，宋江让人假扮官员传唤李应，又暗中取来家眷，便将他与杜兴赚上山来。活生生断了人家后路，实为“逼良为寇”，或许算是另一路“逼上梁山”。这是梁山招募人才的一种特殊方式。
四、被梁山俘获或招降的官军将领，如秦明、黄信、李云、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凌振、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加上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花荣、朱仝、雷横、徐宁、孙立、孙新那些人，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官军旧将差不多占到四分之一。这大批官军将领相继反水，意味着梁山泊的道义胜利。
以上四种类型中，被动入伙的是绝大多数。有趣的是，主动者原本逐财而啸聚山林，被动者则是见义而投身水泊。从黑社会的山林草寇，到雄踞一方且以“替天行道”为号召的武装集团，江湖道义终而由私谊变为公义。梁山泊在与官府和朝廷的不时周旋中，实现了自身的改造和提升。
五
过去有一种权威意见认为，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搞修正主义”，是“投降”。 在批评者看来，宋江将造反纳入王权格局下的政治博弈，乃至为朝廷招安，不啻革命者自废武功。可是，这跟小说的叙事旨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聚义厅改名在宋江嘴里只是一言带过
（第六十回）
，而李卓吾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指出，“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由动宾结构的“聚义”变为“忠义”并列，且以“忠”字为先导，实际上纳入了“政治正确”的大方向，是将重建国家伦理秩序的政治诉求引入草泽社会。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梁山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完成了自我升级，这一点确实“不可草草看过”。前边第四十二回中，宋江回家取爹被官军一路追杀，于还道村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水穷云起之际得神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以神道设教，从道义上赋予自己一种庄严使命
（同时将黑道漂白）
，此乃一大转折。
其实，“替天行道”是一个共同纲领，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平均主义目标之上，提出了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政治改革目标。缺了这个大目标，很难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很难笼络那些被动入伙
（被俘和被“赚”）
的好汉们。
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梦遇的玄女娘娘是道家神祇，传说中也算是“替天行道”的创始人。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五帝本纪》）
联系到当日天子是有“道君皇帝”之称的徽宗，这里似乎有意在思想情调上与朝廷保持一致。
梁山泊人物中儒道释俱全，但是道家的地位绝对显赫，吴用、戴宗都是道者一路，四把手公孙胜干脆是职业道人，其下还有朱武、樊瑞诸辈。小说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在忠义堂上做醮，那是梁山泊最重要的典仪，做的就是道家的法事。《水浒传》在检讨儒家伦理政治失败的同时，对黄老之术、谶纬之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无疑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六
中国人历来说“官官相护”，可是从《水浒传》的情形看，官僚集团并没有那种一损俱损的整体意识。官场本来就是杀戮之地，从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那一刻起，命运就开启了圈套中的格杀。杨志被高俅一脚踢出职场，花荣与刘知寨为宋江而兵戎相见，殷天锡仗势侵占柴皇城的宅子……可见官场尽是互相倾轧。后来说到梁山泊招安，朝中明显是两派，蔡京、高俅一班人竭力阻挠，宿元景等人是促成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往梁山招安，蔡京派来一个张干办，高俅派来一个李虞候，气焰嚣张地惹恼了梁山好汉，硬是把事情给搅了。
官场不谐是出问题的关键。《水浒传》毫不涉笔民生问题，是有意撇开更广泛的危机因素，将矛盾集中于制度与伦理问题。按书中描述的情形，官僚集团内部显然缺乏起码的凝聚力。像梁中书、蔡九、高廉这些有家族背景的地方大吏最敢胡作非为，搜刮生辰纲之类的横征暴敛，没有弄出民怨沸腾的局面，却使官僚集团利益分配格局明显失衡，屡屡造成情势失控的突发性事件。《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这种看法实为大谬。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
赵宋王朝一向是重文抑武，多以文臣制军，而《水浒传》却分明表现出崇武贬文的叙事意图，无疑是对那套文官制度所代表的政治伦理的批判。举凡朝中的蔡京、童贯、高俅，地方上的梁中书、蔡九之俦，乃至清风寨的刘知寨、东平府的程太守，文官一个个都是坏蛋。国家就坏在这班人手里。文官里边，大概只有郓城知县时文彬一人还算为官清正，相反那些武将世家、军班行伍多是忠良之辈，如林冲、杨志、花荣、武松、关胜、呼延灼……等等，武将多竟身怀冤屈，终不改报国之心。所以，梁启超认为《水浒传》大有“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之义
（见《小说丛话》）
。
七
《水浒传》与其说是讴歌农民起义，莫如说是表现一种想象中的地主阶级的“光荣革命”，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是别人，正是庄院主人及其依附者，而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庄院多为江湖势力的“金主”与“桩脚”。
当体制内的官僚们都成了国家的蠹虫，体制外的乡绅们便是社会中坚。
梁山泊先后做一把手的晁盖、宋江都有自家的庄院。诸多好汉中，柴进、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李应等人，都曾利用自家的庄院周济天下豪杰或掩护山寨行动。庄院与山寨，并无迈不过去的沟堑，像史进还在庄里时就跟少华山上的强人称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热。而柴进的庄院干脆广纳天下豪客，更像是江湖社会的秘密联络站，跟各处山寨都有关系。
《水浒传》中的庄院大多有自己的武装，庄主本人也都有棍棒拳脚上的功夫，实际上庄院也跟山寨一样形成了某种武装割据。同时，庄院也是秘密活动的掩体，晁盖策划劫掠生辰纲正是有这份方便。不同的是庄院具有兼容黑白两道的两面性，表面上它不与官府对立，暗地里却是通向江湖社会的中转站。小说描述的这种体制外的经济－军事实体不能说没有真实依据，但其中明显具有想象的成分，它在士绅阶级主持的乡村自治的基础之上，极大地延伸了民间贤达的政治诉求。由于这种组织的反体制性，更由于它与黑道接轨的自由度，它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某种幻想。
从庄院到山寨，不仅逃避世间的苛政，亦可藉此打造某种乌托邦想象。其实，水浒的故事正是“礼失求诸野”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缺乏纠错机制的儒家礼治学说中，王道复兴的唯一机会就是向民间寻求变革动力，《水浒传》正是演绎了这种古老的政治传统。
当然，不是所有的庄院都是梁山革命的同道，像曹太公、毛太公那类庄院主人就是龌龊小人，而祝家庄和曾头市更是梁山的对立面。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的庄院有如军事堡砦，兵马齐备，粮草自足，俨然国中之国。
八
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可谓书中的重头戏。不过，看上去这两次征战多少有些师出无名。打祝家庄起于时迁偷了祝家店的一只鸡，打曾头市是因为对方抢了段景住盗取的一匹马。时、段二人偷鸡失马尚在上山落草之前，他们还不算是梁山泊的人，碍不着山寨的面子，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
打祝家庄是宋江的主意，他对晁盖说，“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是要解决山寨给养。曾头市同样油水不少，后来破寨之日，“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到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像攻打高唐州、大名府等处，除解救柴进、卢俊义，亦是钱粮之计。
不过，小说家未必有心瞩意山寨钱粮细事。打祝家庄，是宋江上山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书中这样安排自有让宋江建功立业的考虑。拔了祝家庄、曾头市这两个钉子，亦藉以铺述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因为有招安的战略目标，梁山泊希冀获得与朝廷对话的地位，必须做大做强。宋江作为梁山二把手，先后指挥了一系列战事：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州解救柴进，击败呼延灼和青州官军，攻陷华州救出史进鲁智深，芒砀山收服樊瑞一伙。如果说早先宋江以“仗义疏财”获得江湖上的美誉，现在这实实在在的战功更是让弟兄们信服。
之后就是曾头市了，这回是晁盖执意而往，再让宋江独占风光，老大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了。结果，初打曾头市，晁盖率众亲征，竟将自己这条命搭了进去。其实，碍不着谁的面子，小说家的意图很明显，梁山泊的故事到此须作出“换帅”安排。那晁天王说到底只是草莽英雄，缺乏胸襟与涵容，凡事都是江湖上的手段，终究不堪大用。
《水浒传》的后半截是按照宋江的招安思路推进，晁盖若是不出局也只是一个摆设，这时候要让有政治头脑的宋江坐头把交椅才行。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明刊袁无涯本插图
九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少有的失态。那首《西江月》竟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如此直白的表露，显得有些大傻，或是老酒喝多了。他在粉壁上写下的一词一诗，都有“他年若得”或“他时若遂”的字样，以示困厄中不失大志向大抱负。“血染浔阳江口”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宋江也许预感一场大风暴将至，他的人生不会就此划上句号。至于诗中“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实际上是别有心曲。黄文炳的解读是，“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当然，这是存心找茬。宋江“敢笑黄巢”并非取笑黄巢作乱不够，恰恰是不认同那种玉石俱焚的造反目标。其谓“不丈夫”，是说黄巢没有扶危济困的责任感。
自幼攻读经史的宋江相信秩序与规范，他对王权的合法性并无异议，故忍辱负重之际，面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混乱局面，仍是心怀整顿乾坤的大使命，后来上山落草自是命运机缘的安排。他一再声称“权居水泊，专等招安”，不能仅视为对朝廷表白忠诚，更重要一点在于：他不能将山寨作为他和弟兄们的最终归宿，且并不打算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
（李逵倒是屡屡叫嚷杀去东京，让宋大哥做皇帝）
，既是“替天行道”，梁山泊的江湖道义正可作为“去邪归正”、改造体制的伦理精神。
《水浒传》的“造反－招安”的叙事模式带有某种救赎之义，是水浒故事流传中出现的颇有想象力的政治解决方案。当然，以文学想象擘划这类军国大事，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故而这在书里书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里暂不讨论此中的是非曲折，但收敛反抗锋芒不能不让人想到某种策略性思路。招安的设计很可能具有双重叙事策略——除了安排故事走向，演绎梁山人物之命运，似乎亦有规避官方文字检查的考虑。
作为一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大书，《水浒传》如果只是煽动闹事和讲述反政府故事，显然很犯忌。施耐庵们不想落个利用小说反朝廷的罪名，大抵也会想到自我设限的办法，故而藉招安拉开一连串“纠偏”的行动序列。梁山泊皈依朝廷以后的主题变调一眼就能看出，后边的“征四寇”全是攘外安内的关目
（征辽和平田虎、王庆三部分，应非原本所有，郑振铎认为是闽中坊贾所添加，但如今可与全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
，那些仓促、混乱的叙事明显是在找平衡，似有浪子回头、戴罪立功的意思。按鲁迅的说法便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不过，招安并非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这一点鲁迅说的不对，其时梁山泊反倒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朝廷根本无奈其何。很明显，招安是被招安者的主动行为，如果说“终于是奴才”，亦须从这个角度去诠解。
武松血溅鸳鸯楼，明刊袁无涯本
十
“奴才”这说法未免太损，抑或可以说是一种犬儒主义。在严苛的专制统治下，反抗叙事难免会采用一种扭曲的形式，屈就也许是为了伸张，苟且之中掩蔽着颠覆性话语。
然而，统治者并非不能勘破这遮遮掩掩的把戏，文网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鹰犬，像黄文炳那样的“误读”倒也未尝不是正解。虽说坊间《水浒传》刊本多标以“忠义”名目，可是崇祯末年终遭官方查禁，入清以后始终在禁毁书目之中。按，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禁书《省例》，谴责《水浒传》等书，有谓：“乡曲武豪，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官方不能让“奴才”逞意于文学想象，尤其不能让他们沉浸在血色梦幻之中。英国人柏克在观察法国大革命那场风暴时，留下一句名言：“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乐于采用。”
（《法国革命论》）
明清两朝对《水浒传》的禁毁同样表现为这种担忧：崇尚反抗与杀戮的文学一旦得到欣赏，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文学绝不等于现实，但文学的豪情快意等于给了世人一个说法，在秩序不能约束强势阶层的时候，反抗与杀戮即成了自我救赎。譬如，读到血溅鸳鸯楼一节，确实让人十分痛快。武松一连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蘸着血在粉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真是凛然一股英雄之气。至于他手刃张都监妻妾丫鬟佣仆八九口人，你都不觉得是在滥杀无辜。
但是，反抗与杀戮终究只是手段，反抗与杀戮不能替代公平与正义。《水浒传》的救赎之义在于确立道义的价值，而且包括重建伦理秩序的构想。招安的政治设计或可视作与虎谋皮，小说以悲剧收场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然而，如何让反抗者回归社会，实现人的体面与尊严，这是一个永久的问题。
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漫记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