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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女职工被炒 能否主张“三期”待遇损失?

来源:餐饮加盟
作者:小吃加盟·发布时间 2025-10-14
核心提示:三期”女职工被炒能要求企业对其孕期、产期、哺乳期工资损失、医疗费、社保等作一定的补偿呢?《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

三期”女职工被炒能要求企业对其孕期、产期、哺乳期工资损失、医疗费、社保等作一定的补偿呢?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但是,实践中仍有用人单位因种种原因违法解除“三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而“三期”女职工也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最终接受用人单位的违法解除。

那么,“三期”女职工能否要求公司除支付赔偿金外,还应对其孕期、产期、哺乳期工资损失、医疗费、社保等作一定的补偿呢?

一、女职工的主要“三期”待遇

二、违法解除“三期”女职工的赔偿项目

(一)法律规定

1.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2.“三期”待遇损失

因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再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可能会导致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工资损失、无法从生育保险基金领取生育医疗费用以及社会保险中断等损失。

对于上述“三期”待遇损失,《劳动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但是,女职工可以考虑根据《劳动法》和《劳动部关于发布<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的通知》来主张“三期”待遇损失。

《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部关于发布《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的通知》(劳部发〔1995〕223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赔偿劳动者损失:……(三)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侵害女职工或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

另外,广州、深圳等地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后的“三期”待遇有明确规定,广州予以支持,而深圳则否定。

广州中院《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解答(2010年)》十五:女职工在怀孕期间被用人单位解雇,因客观原因造成“三期”待遇损失的,如何补偿?

答:产期应按正常工资标准足额支付,哺乳期和孕期可按其本人正常工资的20%支付,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指引》(2015年9月2日)第101条: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与“三期”内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女职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应撤销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造成该女职工工资收入损失的,用人单位还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应在撤销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同时,认定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判令用人单位支付女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至劳动合同终止之日以及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女职工未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应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二)相关案例

1.仅支持赔偿金,否定“三期”待遇损失

(1)主张尚未发生的“三期”待遇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例1:向娅琼与成都好掌柜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劳动争议((2014)高新民初字第2811号)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在原、被告劳动关系已经被解除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以用人单位的身份支付原告尚未发生的“三期”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若原告主张被告单方解除的行为违法,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或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原告在不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继续存在而要求被告支付“三期”待遇不能成立。

(2)用人单位已缴纳生育保险,员工因生育应享受的生育医疗费用及生育津贴均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案例2:重庆市绿满家实业有限公司与邹子君劳动争议((2014)巴法民初字第03729号)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认为,因绿满家公司在邹子君工作期间为其参加了生育保险及失业保险,根据《重庆市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生育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一)生育生活津贴;(二)生育及其并发症医疗费用;(三)计划生育手术费用;(四)国家及市政府规定列入生育保险基金开支的其他费用”的规定,邹子君因生育应享受的生育医疗费用及生育津贴均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故对邹子君要求绿满家公司支付生育医疗费用及生育津贴的诉请,不予支持。

2.支持赔偿金和“三期”待遇损失

(1)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造成“三期”待遇损失,应予以补偿

案例3:丘海铃、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劳动争议((2017)粤01民终15591号)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认为,谱莱声公司解除与丘海铃的劳动关系违法,需向丘海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丘海铃怀孕期间被谱莱声公司解雇,客观上造成丘海铃“三期”待遇损失,谱莱声公司应予以补偿。产期应按正常工资标准足额支付,孕期和哺乳期可按其本人正常工资的20%支付,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谱莱声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导致丘海铃孕期、产假、哺乳期期间工资待遇损失,原审判决谱莱声公司予以补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2)劳动合同延续至哺乳期满终止,员工理应享有“三期”待遇,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员工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案例4:金生娟诉绍兴英之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2013)浙绍民终字第729号)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应延续至原告哺乳期结束时终止。原告主张的生育保险待遇损失,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被告自2011年11月起停止为原告缴纳生育保险,依据《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女职工生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享受产假、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和医疗补偿费。根据《绍兴市区实行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协同推进实施办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按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连续缴费累计满六个月以上是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前提条件。现被告未为原告连续缴纳生育保险费满六个月,导致原告不能依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根据该实施办法规定原告因生育发生的费用,应由被告参照实施办法规定支付。原告系平产,其因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超出定额标准,根据该办法规定,该院依法调整为2500元。同时根据该实施办法,原告可享受90天的生育津贴,该院按绍兴市越城区2010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调整为22451.25元。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合同延续至被上诉人哺乳期结束时为止,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基于被上诉人怀孕的自然事实产生的劳动合同自动延续,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所称的“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形,在劳动合同自动延续期间,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公司的员工,理应享有相应的职工福利待遇。结合被上诉人金某某于2012年3月15日分娩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金某某六个月的哺乳期,由此判令上诉人某公司为被上诉人金某某补缴2011年11月份起至2012年9月份止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三、总结

对于“三期”待遇,建议女职工与用人单位协商,用人单位亦可以衡量“三期”待遇成本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成本,商定协商解除方案。对于协商不成的,若女职工通过仲裁、诉讼来主张“三期”待遇损失,需要考虑到“三期”待遇损失是否已经发生或实际存在,以及个别或全部“三期”待遇损失主张无法得到支持的风险。(来源:人力资源法律 作者: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约文)

南方工报-“工人在线”责编:刘靓

月19日,厦门信达(000701.SZ)发布一份变脸尺度极大的年报:归母净利润由盈转亏,同比下滑1273%,亏损额近6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亏损扩大至12亿元。

在年报尚未出炉前,厦门信达已经贡献出尺度更大的市场表现,继3月28日起连续走出5个涨停板后,公司股价随即一字跌停,并在此后的7个交易日里六次近乎跌停收盘。这前后近半个月的行情走势仿佛一个超级“天地板”,而这种景观放眼整个市场都很罕见。

钛媒体APP研究发现,如此奇观背后影响因素至少包含两个:其一是,厦门信达过往形成当中的扎堆的概念在近期发挥到了极致,公司沾上小米汽车、低空飞行、小金属三大热点概念,引各路吹捧者蜂拥而至,或引发了一波游资的炒作。其二是,这种新附身的热点概念很快被接连“证伪”。

但比这种暴涨暴跌更让人担心的是,公司的基本面突然之间近乎全线恶化,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不仅有两大核心业务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其早年间的几起总涉及金额超20亿元的投资爆雷事件目前依然为公司带来阵痛,其中两起诉讼即将进入“决战”时刻,减值风险尚未出清完毕。而在这一系列负累背后,厦门信达用足了财务杠杆,资金链吃紧程度令人担忧。

眼下,昔日投资失败带来的阵痛仍在持续,主营业务近乎全线溃败,而围绕着公司的扎堆的概念尚在襁褓之中,只能为公司股价带来昙花一现的波动,重重压力之下,不禁让人感觉厦门信达这个27岁的资本市场“老兵”危矣。

超级“天地板”的诞生与秒破

近几日,厦门信达的股价维持在较低的位置,这种看似平稳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刚刚经历过暴涨暴跌后的平静,而这种暴涨暴跌对于任何市场人士来说都很少见。

3月25日,在与小米汽车合作的消息释放后,厦门信达此后两个交易日的成交量骤然放大至往日的6倍以上,公司股价自3月28日起一路上涨,连斩五个涨停板,期间更有在8分钟内上演罕见“地天板”行情的奇观。股价最高报7.02元,市值一度到48亿元。然而,就在第六个交易日(4月8日),公司股价旋即上演悬崖式坠落,开盘一字跌停,随后多日近乎跌停收盘。大涨大落间,公司市值一度在7天内蒸发6成。

在这种奇观背后,首先是概念发挥了作用,作为上市27年的股市“老兵”,其一个很重要的辨识度便是身上的概念扎堆,诸如“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国企改革”、“MiniLED”、“电子车牌”、“福建自贸区”“一带一路”、“AIGC”、“互联网金融”、“物联网”等。

这种概念附身的情况在近期步入了小高潮,眼下大热的小米汽车、低空飞行、小金属概念都被厦门信达踩中,引来了各路炒作吹捧者,厦门信达被誉为“两市稀缺的泛科技股”,“厦门信达-行业领先的企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最最低估的互联网金融股,潜力无限”。

但在这种喧嚣弥漫的同时,两大热点概念均被公司自己“证伪”。以小米汽车概念为例,继3月25日在互动易上释放消息后,4月1日晚间,公司公告给出进一步说明,称“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昆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昆明’)已成为小米汽车1S店授权合作商,开展钣喷及机修业务,目前相关门店仍在建设中,尚未形成收入。”

营收尚无眉目,钣喷及机修业务成色如何?年报显示,厦门信达连同汽车经销4S门店、新能源体验中心及钣喷中心共52家。而保利昆明是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在云南的分公司,厦门信达2023年才将保利汽车纳入旗下,2023年上半年,保利汽车尚处于亏损状态。

再以“低空飞行”概念为例,沾上这个概念主要仰仗于公司在2023年6月推出了一款名为“星曜一号”的应急救援装备。该产品曾在2023年9月亮相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但根据4月17日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的回复,“目前该应急装备尚未形成收入”。

在概念根基不实的情况下,股价剧烈涨跌的情况在市场中不乏类似案例,只是没想到体现在厦门信达身上的这种股价泡沫的破裂速度如此之快。而真正给这场崩盘式的下跌闹剧画上句号的,是公司发布的主营业务几乎全线溃败的年报。2023年,受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三大主营业务中,汽车经销业务出现亏损,信息科技板块的核心业务光电业务未能扭亏。

盈利幻象

这是一份令人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年报,意外之处是,这次巨亏前,在过去大多数年份里公司都是盈利的。不让人意外的是,所谓的盈利背后离不开公司的“三板斧”:卖资产、甩包袱、政府补贴。

厦门信达成立于1984年,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实控人是厦门市国资委。上市27年,公司涉足领域众多,最终形成了汽车经销、供应链、信息科技三大业务板块,但营收几乎全靠微利的贸易业务支撑。

厦门信达的贸易业务包含汽车经销和大宗贸易,大宗贸易以有色金属和黑色大宗商品为主,2023年,公司贸易业务收入704亿元,占总营收的98.5%。近十年来,厦门信达贸易业务营收从200多亿元增长到千亿元规模。

为了进行资金需求量巨大的贸易业务,公司长年需要向银行大量借款,通常年利率约在2.6%-5.8%。2014年以来,公司融资次数和动用的融资工具明显增多,除了频繁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外,还借了永续债,其中包含年利率高达7%的可续期信托贷款。

然而,Wind显示,公司贸易业务的毛利率近十年来一直在3%以下打转,并在近年呈现下滑趋势,2023年,贸易业务的毛利率仅0.84%。2014年-2023年公司的利息费用却高达41亿元。如此投入和产出,已经很难指望贸易业务贡献利润。

公司的高科技板块也不甚理想,近年毛利率亦呈下滑趋势,2023年,该板块核心的光电业务处于亏损状态,公司表示市场竞争加剧。

重重负累之下,厦门信达已经很难维持盈利。但通过频繁的资产腾挪和颇为丰厚的政府补贴,公司归母净利润依然在大多数年份里保持正值。

钛媒体制图,数据来源:公告

挤掉“水分”后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更能反映真实境况。2013年以来,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一项明显增长,Wind显示,2013年-2023年,该项收益合计近30亿元,其中政府补助合计5.6亿元。

即便如此,期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之和依然是-17亿元。2023年,公司由盈转亏的局面也昭示着,“三板斧”已难以掩盖经营“四面漏风”的困境了。

昔日投资失败阵痛难消

在这种正常的业务困境之外,进一步将厦门信达拖入泥潭的是经年的计提减值侵蚀。粗略计算,仅近十年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超过40亿元,这样惊人的计提规模离不开三起匪夷所思的投资失败事件,而由此所带来的减值阵痛也持续至今。

2013年-2014年,公司曾踩雷活牛贸易业务,在总共付了8.28亿元的预付款后,卖方却几乎没发货。此外,2019年,公司与两家公司分别进行的阴极铜交易和矿石交易同时爆雷,一方是赊销逾期,一方是收到钱不发货,两项交易合计逾期款19亿元,当年公司对此计提坏账合计9亿元。

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对活牛贸易相关货款的计提比例已经达到8成左右,截至2023年末,公司累计收回的金额和资产价值不足5000万元。

而2019年的阴极铜和矿石交易逾期事件,据年报披露,两桩诉讼案均在近期进入二审阶段,截至2023年末,关于这两项交易,公司已累计收到回款本金13亿元及利息1.67亿元。目前公司还有约10亿元的款项和违约金问题仍悬而未决。

这样规模的计提减值损失和漫长的诉讼,给公司财务运转所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由此陆续浮出的公开信息显示,这三起投资失败事件绝非简单的业务失误可以解释,这也引发外界对于公司管理漏洞的程度和性质的担忧。

例如,与厦门信达进行前述矿石交易的格尔木胜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格尔木”)曾提及,厦门信达与格尔木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有些“名为买卖实为资金关系”。

来源:二审民事判决书(2021闽02民终400号)

此外,2019年这两起爆雷事件中还穿插着错综复杂的交集,根据诉讼信息,赊账采购阴极铜的青海华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华鹏”)与格尔木存在着某种关联关系,青海华鹏的交易由格尔木的控股股东来作担保。更令人疑惑的是,曾多次接盘厦门信达资产的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的董事长林秀成也牵涉其中,不仅为无关方青海华鹏的交易承担连带责任,还在调解中一度愿意为这两家公司的逾期“兜底”。

早年的肉牛贸易事件亦不乏蹊跷之处。例如,厦门信达向多伦绿满家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伦绿满”)及其关联方进行的一系列采购中,不仅存在着100%预付款的情况,而且多伦绿满向厦门信达提供作担保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证书也被证实是伪造的,更离奇的是,发现证书造假的是数年后购买厦门信达债权的第三方,而非厦门信达。

资金链危如累卵

粗略计算,仅以上三个投资失败事件牵扯资金就超过27亿元,这已经相当于亏掉了公司1997年上市以来的所有利润,从中不难看出公司近年面临的经营压力。而当主营业务溃败、投资爆雷、计提减值持续阵痛这一系列压力落到厦门信达身上时,其资金链已危如累卵。

事实上,自1997年上市以来,厦门信达在转型上不遗余力,瞄向的领域众多,包括房地产、汽车经销、融资租赁、电子商务,以及LED、RFID、物联网等,但持续的转型投入并未换来经营的坚实后盾,反而在上述一系列压力下,厦门信达用足了财务杠杆。

年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公司有息负债52亿元(短期负债24亿元),另有20亿元的永续债,公司货币资金20.7亿元。2023年,刨除永续债利息1.17亿元后,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达到7.1亿元。

需要关注的是,2023年公司利息费用3.9亿元,加上永续债利息,合计超过5亿元,这样的负重对于基本面“四面漏风”的厦门信达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而为了维持公司日常的资金周转,背靠国资股东的厦门信达已经连续10年每年稳定接受股东的有偿财务资助。资助金额也从最初的最高不超过5亿元,逐渐演变为以公司最高在手余额不超过20亿元、36亿元等为限。

此外,萦绕在厦门信达身上的一些隐性的债务风险也不容忽视,年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厦门信达实际担保总额高达68亿元,已经是净资产的2.7倍,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为23.7亿元。

凡此种种,再谈投资回报显然是底气不足。自1997年上市以来,厦门信达归母净利润合计约-17亿元,与此同时,公司在这27年的时间里通过IPO和定增融资合计35亿元,累计分红仅3.4亿元,截至2023年,公司已连续5年未分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至今公司仍在高喊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并将因营收规模庞大而带来的《财富》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第145位的排名放在显要位置,只是,奈何对于耐心耗尽的投资者的提问“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公司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张孙明烁,编辑|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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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网络上经常有人咨询,农村耕地终身买断多少钱一亩?随着农村城镇化日益推进,一些农民在城里有了稳定收入和住处,如何处置自己在农村的承包地,成了现实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农村耕地是按照承包期计算的,没有终身买断一说。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以来,目前已进行了两轮承包,第一轮承包期是15年,大概从1983年到1998年左右;1998年左右,各地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这一轮承包期是30年,大约到2028年左右结束。按照国家部署,“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意味着第三轮承包期也是30年,大约到2058年结束。第三轮承包期结束后,怎么承包、承包多久,还要等到那个时候再说。

当然,按照买断的意思,参照目前我们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小编综合整理了一些地方的退出,读者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各地的标准:

如江苏金湖县,是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应用14个试点县之一,承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课题项目。2016年12月,金湖县银涂镇唐港村一组的21户农户将承包的343亩农田退出,获得了900多万元补偿款。江苏金湖按照有房居住、有养老保障、有生活来源“三有”标准,严格筛选符合条件的退出农户。对符合“三有”(居住有房屋、养老有保障、生活有来源)等条件的农户,允许其有偿退出,实行“永久性退出,一次性补偿”。退出内容和补偿标准主要有: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合并补偿,以退出的承包地实测面积计算补偿,补偿标准为2.7万元/亩;二是农村宅基地退出,按照《金湖县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试点办法》执行,超出1.5亩的部分按自留地补偿;三是自留地退出,每亩补偿1.19万元。参与有偿退出试点的吴九清说:“我家里3个人,我在县城一家大酒店做厨师,妻子在同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女儿在南京工作,全家多年没人种地。这次退出承包地8.71亩,加上宅基地、自留地,共得到补偿款33万元,全家人都很高兴。”他说,这个补偿超标准很合算,以前他家的承包地租给别人种,租金每年每亩800元,现在退出一下子拿到相当于30年以上的租金,售租比高达30倍以上。

土地退出补偿款由谁出资?金湖县里一家国有资产公司、镇里一家国有资产公司、村集体三方分别出资40%、40%、20%,组建了金港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出补偿款,同时获得土地经营权。公司对退出的承包田开展土地平整等农田基础设施工作,目前正在对外招租洽谈,吸引有实力的种田大户、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入驻,发展高档果品生产和相关的休闲观光农业。

又如重庆巴南,从2015年开始在天星寺镇探索农户“四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前,该镇芙蓉村学堂堡社共有农户254户725人,人均耕地面积1.8亩。其中231户523个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经商,有198户在城镇拥有稳定住所。导致该社土地撂荒比例较高,达到30%-40%。与此同时,从2008年起就在当地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的绿满家公司却年年亏损: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的期限为25年,但村民担心修路、挖渠等改造会破坏原先划定的地界,无法原样归还,不愿意把土地流转出来。而不进行大规模土地整治,就不能形成规模经营,公司无法盈利。

到了2014年底,绿满家公司在天星寺镇的整体投入已近4亿元,放弃可惜。于是,公司负责人毛良模找到学堂堡社后兜湾7户村民,与他们分别签订了《权利转让及预补偿协议》,7户村民将“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绿满家公司,而绿满家公司参照当地征地补偿的标准对村民进行补偿。这一私下协议很快被镇政府得知。考虑到双方都有需求,但私下协议不合法、不合规,政府决定将其作为农村土地权属改革试点,着手进行规范。具体方式为解除原公司与农户签订的“三权”转让协议,改为由农户将“三权”及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退还给社集体,社集体参照重庆市“地票”市场价和宅基地复垦等相关政策分别对“四权”计价后对每户进行补偿,再由社集体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补偿费用则由公司垫付。通过这种方式,学堂堡社后兜湾7户村民自愿退出“四权”,实现直接财产性收入375万元,户均补偿资金53.57万元,人均15万元。绿满家公司则获得7户村民退出的“四权”,有效期30年。

黄代琴是首批退出“四权”的7户村民之一,夫妻俩都在鱼洞街道打工,5年前在鱼洞按揭了一套房屋,贷款40余万元。退出“四权”后,一家5口办理了“农转城”,拿到了75万元的一次性补偿,还清了按揭贷款。

如上海松江,对老年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的,在每人每月860元农村养老保障金的基础上,由区财政每月再补贴664元,合计1524元,使老年农民每月收入达到上海城镇居民保险相同的水平;中青年农民不享受老年农民社会保障补贴政策,按土地流转每年享受折合250公斤稻谷的流转费,2029年二轮延包结束后仍享有承包权利。到2017年5月,全区32775名老年农民退出了3.6万多亩承包地,并自愿签订了完全退出土地承包的确认书。

再比如,贵州湄潭县兴隆镇红坪五一组村民张国晓家有4口人,二轮土地承包时共承包集体土地3份5块。两个孩子中职校毕业后在遵义、重庆务工,张国晓本人从事建筑行业。由于家中无人耕种,田地已经荒芜两年多,经家庭成员一致同意,张国晓提出了退出申请。张国晓退出承包经营权的是一块面积为10.2亩的旱地,一次性获得退出补偿金32.436万元,每亩补偿3.18万元。这块地由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管理,对外进行招商。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农村承包地有偿退出,主要标准是参照当地土地流转价格,乘以一定承包计算,有的退出的只是二轮承包期间的承包权,有的永久退出,以50年左右核算,有的也是按照当地征地标准测算。但谁来掏钱,是土地有偿退出的关键。按照发包承包来龙去脉来说,退地肯定是退给村集体,但大多数村集体难以掏出这么多钱,比较现实的途径是,刚好有现成的农业经营主体有需求,愿意掏钱,村集体居中协调,政府引导支持,这样才能行得通。

对农民来说,多少钱愿意退出也是个关键的问题。这取决于自己的评估,土地的当前价格、长远价值以及自己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如果在城镇已经稳定就业甚至落实,获得一笔5万的补偿金,可以用来在城镇置业或者作为创业的资本,或许可以考虑。但如果没有稳定的就业,不建议退出,因为土地作为农民的生存保障,在很长时间依然有这个功能,不能轻易完全放弃。可以考虑把土地长期流转给比较成熟的农业经营主体,或者通过合同形式委托别人代耕代种,如此可以减轻负担,也可保留长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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