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新华每日电讯
著名作家二月河12月15日病逝,他除了留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长篇小说外,还因为对反腐败的思考,获得了“反腐专家”的名号。
二月河生前谈反腐,有一个比方非常形象,他说,腐败是社会“糖尿病”,是个慢性病,它一般不会导致国家速亡,怕的就是蔓延严重,导致并发症暴发。
历史上,腐败“糖尿病”多次发作,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的清朝官场,就是腐败“糖尿病”并发症暴发的一个“病理样本”。
一
地主王作新差点就改变了历史。
公元1847年,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石人村的地主王作新,带团练抓住了一个名叫冯云山的人。
王作新向官府指控冯云山纠集“数千人”聚众谋反,在清朝法律里,谋反罪列在十恶大罪之首,不但本人要被处极刑,家属还要连坐。但吊诡的是,官府训斥王作新“殊属昏谬”,把冯云山给释放了。此时,距离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还有两年多时间。
冯云山是个什么人物?许多年后,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后,写下自述,其中这么评价冯云山:“谋立创国者出南王(注:南王即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说,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起义与建国的设计者,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顶梁柱。
跟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均为广西籍不同的是,冯云山与洪秀全同属广东花县人,两家距离才三里路,两人从小同学,意气相投。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冯云山誓死追随,陪同洪秀全到广西传教。条件艰苦,洪秀全回广东了,冯云山却坚持了下来,他以做塾师为掩护,独自一人,深入桂平紫荆山传教,将一批穷困潦倒的烧炭者,发展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骨干。
洪秀全得知冯云山在深山里干出了名堂,激动。他比冯云山性子急,想尽快扩大影响力。他发动“打倒偶像”运动,先在象州捣毁甘王庙,又将紫荆山内左水和右水一带的社坛一律捣毁,一时轰轰烈烈,会众日增,但把王作新给惹出来了。
据《桂平名人录》记载,王作新(1810—1870),紫荆山石人村人,是个秀才。其父王东诚,为紫荆山首富,年收租谷数万斤。冯云山1846年进入紫荆山后,执教于大冲书房,王作新曾与之交往。翌年,冯云山在书房门旁大书一联:“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王作新反复揣度,觉得冯云山居心叵测,有叛逆朝廷之意,自此不再与冯云山往来,且时刻伺机与拜上帝会作对。
1847年秋,洪秀全、冯云山率会众捣毁的紫荆山大冲雷庙,是王东诚、王作新父子倡建的。于是,王作新带团练出手了,突袭拜上帝教总坛。
根据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所著的《太平天国史》,王作新两次出手抓捕过冯云山:先是11月21日,在押往官府途中,被曾亚孙、卢六带领拜上帝会兄弟在路上夺回。12月12日,王作新再带团练把洪秀全、冯云山、卢六、曾玉珍都捉了,解交大湟江口巡检司(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巡检王基把洪秀全、曾玉珍留下(他俩很快就借机跑了),把冯云山、卢六解去桂平县,下了监狱。王作新以“阳为拜会,阴谋叛逆”来控告冯云山。
另一位著名学者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则表示:根据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方面追查此案的结果,王作新并无第二次捉人之事,冯云山被救走后,他到县里控告,知县要求“严提两造人证质讯”,冯云山、卢六是江口巡检司差传到案解县的。
冯云山下狱,洪秀全跑回广东找关系营救(结果一无所获)。这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他们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
但是,冯云山怎么就给释放了呢?
二
桂平县的县太爷不愿意“惹事”。
知县王烈受理了王作新的控告,控告书写道:“(冯云山等人)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乞恩严拿究办事。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业经两载,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某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察,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乡民,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妖匪党曾亚孙、卢六等抢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伏乞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则沾恩无既。 ”
实事求是说,王作新虽没预料到他笔下的“妖匪”即将掀起滔天巨浪,十余年时间席卷大半个中国,但他这份控告书,尽是干货,直指问题实质,而且,是性质非常严重的问题。
按常理,事涉谋反,妥妥的本县第一大案,有司当组织专案组侦办,遣骨干力量深入调查。但是,王烈却在批示中,劈头盖脸把王作新给骂了一通:
“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应知条教,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呈禀,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这通批示,首先骂王作新“昏谬”,继而批他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捏饰大题架控”,同时又表示:要将冯云山、卢六二人弄来当面对质。这样,巡检司把他二人给弄进了县看守所。冯云山叫屈:“我是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冤啊!”
冯云山、卢六坐了半年牢,不幸的是,卢六病死狱中。1848年5月间,接替王烈担任桂平知县的贾柱把冯云山给释放了,理由是:教人敬天,是劝人为善,“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判决:把冯云山作为无业游民,派两个差役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但无论王烈还是贾柱,都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谋反可是大罪,呈报上去,惊动了上头,就麻烦了,上司能不烦么?他们会想:你桂平县令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说有人谋反,给我添堵!要是上头过问下来,甚至可能派人下来督查,那就是大麻烦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给自己惹事呢?所以,王作新多事,讨厌!
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说得很精辟:“当时清朝官场腐败颟顸,官吏只顾搜刮,其他一切都以敷衍放任为主,宁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辖境内发生重大事故。”这就像已故作家王小波在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写的那样: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谁还敢报坏消息?上有所好,州县官望风承旨,讳匿不报,已成惯例。所以,冯云山造反的火药味连王作新这样的地主都闻得直打喷嚏满心警惕了,但县太爷就是假装闻不到。冯云山逃过大劫,太平天国也因此没有给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桂平知县既然不愿也不敢给冯云山戴一顶“谋反”的帽子,却又为何把他关了半年之久呢?
秘密在于一个字:钱!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写道:“不肯放冯云山,因为这一个大题目,正是这班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们勒索人民的大好借口,不满他们的贪壑,是决不放手的。”办案索贿,雁过拔毛,绝对是晚清官场的潜规则,之前,洪秀全跟冯云山一起被逮住,结果巡检(派出所所长)把洪秀全截留了,就是想勒索点钱。史实证明:桂平知县通过冯云山案,确实捞了一大笔:紫荆山拜上帝会的烧炭穷兄弟,用他们的血汗钱,所谓“科炭”,即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东拼西凑,筹得了一笔大款,贿赂了王烈(当时他因为父母去世回乡“丁忧”)的继任者贾柱,冯云山因此得以释放。
冯云山被两名桂平衙役押送往广东花县,一路上,未来的南王游说他俩加入拜上帝教。他口才了得,这两名衙役即刻就被说服,毅然随冯云山转道去了紫荆山,风风火火筹备即将到来的金田起义。
三
“我没看到,我不相信,我认为没有,这事就真的没有”——读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史料,能够清楚窥见各级官员的“鸵鸟心态”,普遍的侥幸,混乱的逻辑,疯狂的自欺欺人。
他们就像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把一个注定要爆炸的炸弹互相传递,就看谁的运气差了。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时间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有大事将要发生。不说别的,就说一批又一批武装的民众,赶集一般朝金田村汇集,即便是傻子,也知道大事不妙了。但县官欺瞒州官,州官欺瞒巡抚,巡抚欺瞒朝廷。当时广西巡抚是郑祖琛,他明明知道地方糜烂,剧变在即,却心存侥幸,对皇上“力事隐朦,不邃上奏”。一直等到金田起义爆发,北京的咸丰皇帝才突然知道:广西有人造反了,噢,不是“有人”,是有数以万计的人造反了。
咸丰帝暴怒,当即以“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畏缩无能,纵贼养患”为由,革去广西提督闵正凤的职,调湖南提督向荣充任其职。再以“庸懦无能,因循畏葸”为名,革去广西巡抚郑祖琛的职,重新启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剿。只是林则徐年事已高,久病缠身,还未到剿匪目的地,就在路上病逝了。咸丰帝焦头烂额,四处找人赴广西灭火,但金田起义这把火,已经烧得透天红,无法扑灭了。
被革职回家的郑祖琛,不久就忧愤而死。咸丰帝得知他的死讯,还不解气:“郑祖琛辜恩昧良,可恨已极。该犯在家身死,太觉便宜。”
郑祖琛这个人,值得写写:他从七品芝麻官,爬到一省巡抚之位置,花了40年时间,是一个史称“世故太深、周旋过甚”的官油子。他任广西巡抚时,已近七旬,又患有咯血病,在任上一味求稳,暮气沉沉,得过且过,紫荆山一带动荡不安,他虽有耳闻,却假装不知道。待金田起义发生后,同僚因此如是攻击他:“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酷似梁武帝欲不杀一人以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矣。”
但时局之糜烂,让郑祖琛一人承担,也是不公平的。学者夏春涛在《天国的陨落》一书中写道:某种意义上,“郑祖琛是在替他的前任梁章钜、周之琦背黑锅。”譬如梁章钜,任广西巡抚期间,以名士风流自命,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对政务放任不问,史载,“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以摈斥。”这种官僚,所起的示范作用,是极其恶劣的。何况当时的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基础最薄弱的一个省份,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相互交织。在这样的地方为官,必须掌握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能力,更要励精图治、夙夜为公,一刻松懈也是行不得的,偏偏,却遇上了不作为的官员。
其实,被免职的郑祖琛也感觉很冤,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他不是没有向上报告过,但没人听。
当一批批武装民众从四面八方汇聚金田时,郑祖琛向他的上级、两广总督徐广缙商量,请求调兵支援。徐广缙不搭理他,理由是:这是你广西的事。当然,坐镇广州的徐广缙,自己也有一堆麻烦事,分身乏术。
火药味越来越浓了,郑祖琛无奈,越过徐广缙,直接找到北京,这次找的是个大人物,军机大臣潘世恩,他几乎是哭诉了:广西军区司令闵正凤很吃力啊,打不过下面那帮“会匪”,我的领导徐广缙又不肯帮我,您老哥是军机大臣,帮帮我啊。结果潘世恩的回复是:“切勿以贼多入奏。”意思是,皇帝不喜欢听这些,别拿这些破事来烦我。
时间不等人啊,到金田村集结的武装人员越来越多,到处爆发了跟清军的冲突,绝望的郑祖琛,只能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权臣穆彰阿。这个穆彰阿可不是一般人,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在当时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皇帝特别宠信的人。郑祖琛跟穆彰阿关系也不一般,两人是同年考取的进士。郑祖琛给穆彰阿写信,商量能否向皇帝报告广西的乱局。
但穆彰阿对同年十万火急的情况汇报,不以为然,只是回复了一句:“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意思是:朝廷没钱,这种破事,你自己处理吧,不要上奏,免得让皇上烦恼。
皇帝想保江山社稷,但当臣子的,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狼烟四起,刀戈如林,郑祖琛真是绝望啊,史料记载下了他的真心话:“左右为难,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杀贼?”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既无法辞官回家,又没有扑灭叛乱的能力,怎么办?只能寄希望上天保佑,事态能够控制,不会搞到无可救药,捱到自己任期结束的时候。
但他的运气,不如他的前任。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轮到他时,鼓点骤然停了,轰,炸了。
四
金田起义爆发后,咸丰皇帝下令,对王作新控告冯云山但被桂平知县放虎归山一案进行了调查与追责。《咸丰实录》上记载:“广西武宣县生员王作新前经呈控冯云山等在桂平习教结盟一案,已革浔州府知府顾元凯、丁忧桂平县知县王烈,事前既毫无觉察,迨经控告到案,又不赴乡亲查、严行究办。江口司巡检调补广东省巡检王基专司缉捕,乃既疏于查拏,又复任听贿嘱。吏治废弛,至此已极。必应彻底根究。王烈、王基均著革职,同已革知府顾元凯一并拏问。交邹鸣鹤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讯确情,按律惩办。”
可见咸丰皇帝为“吏治废弛”痛心疾首,痛恨官员没有政治敏锐性,也缺乏深入基层的能力,是啊,如果当时王作新控告后,官老爷们能够“赴乡亲查”,又怎么会是这么一个完全失控的局面呢?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迅速蔓延,咸丰帝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官员那般让他绝望!
他寄予厚望、派到前方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却是个糊涂蛋,跟太平天国打了一年仗,还没搞清楚“太平王”是何人,探子报个名字,他不假思索就报给皇帝,今天是“韦正”,明天又变成了“胡以晃”,甚至还报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胡二妹”……明明清军处处溃败,咸丰却不断收到“捷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他甚至不惜编造俘虏的供词,严重误导了咸丰的判断。
皇帝又是暴怒,撤掉赛尚阿,委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徐广缙此前不遗余力攻击郑祖琛“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但他比郑祖琛表现更糟糕,只敢带着部队,远远跟在太平军屁股后面。武昌被围时,徐广缙尚在710里外的湘阴；武昌失陷次日,徐广缙尚未进入湖北境,奏称“武昌追剿贼匪,迭次进攻大获胜仗”,断言武昌“自可解围”。四日后,才奏报武昌失陷,并以“遏该逆回窜”为辞滞留不前。咸丰帝岂能不怒,斥责徐广缙“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自愧自恨用人失当”……
前方无人可用,后方蠢材内讧。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花费了巨额军费,最后国库空虚,军费告急,清廷一度号召大巨捐款,结果应者寥寥。左副都御史文瑞认为,户部尚书孙瑞珍有钱,建议他捐银三万两,孙瑞珍急了,堂堂一个从二品的大官,却像个泼皮无赖一样赌咒发誓:我没钱,“若有虚言,便是龟子王八蛋”。文瑞不信,两个朝廷大臣,像街头泼妇一样对着破口大骂,差点打起来了。
一场太平天国运动,让大清王朝上上下下现了原形,官员无能而又贪婪,因循怠玩、隳发疲敝,丧失了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能力,国家机器,已到了没有能量推动运转的地步。用二月河的话来说,腐败的“糖尿病”并发症暴发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反腐不可谓力度不大,乾隆之后的嘉庆,一等乾隆驾崩,就干掉了和珅,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基于封建皇权的反腐,难以触及皇亲国戚的核心利益,更谈不上有“制度性反腐”的延续性,雍正反腐力度最大,但他身后,腐败却愈演愈烈,后来的皇帝,对于反腐,即使有心,也是无力了。愈到晚清,腐败问题更严重,渐成不治之症。晚清著名教育家容闳当时就指出,清政府“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
一方面是完全失控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是不负责任的官员群体,清朝哪来生命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道光一朝的“磕头宰相”曹振镛为最,他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取悦皇帝,因此打压言路,逼着官员们只报喜不报忧,极大地败坏了政治生态。清人笔记《名人逸事》中有篇文章叫《曹振镛之误清》,上面写道:曹振镛鸡蛋里挑骨头,钳制人心,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所造成也。”还说,因为报喜不报忧,使得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没能及时传上来,“洪杨猝发,几至亡国,罪过极大。”
这些身居高位的官员,还真的比不上那个桂平县紫荆山的地主王作新,史载,冯云山被放出来后,王作新预感大事不妙,闻风先逃,避匿武宣。后来他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一个儿子与三个侄子都在战斗中遇难。
五
1852年4月,太平军向湖南进发,途经全州时,冯云山中炮身亡,洪秀全为此大哭道:“天不欲我定天下耶,何夺我良辅之速也!”确实,冯云山死后,太平军失去了一位灵魂人物。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历史或许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太平天国起事之初,锐气十足,势如破竹,腐朽的清政府一时摇摇欲坠,幸而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湘军集团崛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击败了太平天国,给清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但是,与其说是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原因也是腐败,太平天国王爷们腐败的程度,并不亚于满清的权贵们,在太平天国晚期,情形完全跟起事之初颠覆了,他们的战斗力急剧下降,湘军人数虽少,却不把太平军放在眼里。
历史吊诡的是,太平天国悲剧的源头,始于冯云山下狱、洪秀全返粤之时,紫荆山群龙无首,人心动摇,杨秀清伪装“神灵附体”,代表天父传达圣旨,巩固了拜上帝会,但也就此埋下了太平天国分裂的种子。革命尚未成功,太平天国的王爷们就开始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最终兄弟相残、前功尽弃,正所谓:苍天饶过谁!（记者 关山远）
届景泰蓝“蓝粉节”在北京北京酷车小镇中外珐琅美术馆启幕，业界专家和景泰蓝粉丝们通过网络直播互动。 杨清伟 摄
中新网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 李妮)由中外珐琅艺术馆发起并主办、和·艺术馆协办的首届的景泰蓝“蓝粉节”23日在北京北京酷车小镇中外珐琅美术馆启幕。业界专家和景泰蓝粉丝们通过网络直播研讨会形式分享景泰蓝的魅力，并体验景泰蓝点蓝和插花等趣味活动。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文物学会漆器珐琅器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外珐琅美术馆名誉馆长陈丽华，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席闻，和众集团酷车小镇常务副总张玉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钟连盛弟子、和·艺术馆执行馆长、中外珐琅美术馆馆长朱景优，以及喜爱和支持景泰蓝艺术的“蓝粉”们出席了活动现场的启动仪式。
活动期间，主持人代表景泰蓝粉丝和爱好者们的心声，与三位嘉宾通过直播研讨会形式一同探讨、分享景泰蓝的前世今生，以及当代工艺美术在生活中的创新和应用，“蓝粉节”的诞生与由来等。
景泰蓝爱好者们跟老师体验给景泰蓝点蓝，制作珐琅画。 杨清伟 摄
陈丽华认为，景泰蓝的前景是光明的、非常远大的。这次“蓝粉节”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景泰蓝在传统工艺坚守的过程中，从高高在上的艺术品走向生活器具，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能够让真正喜欢景泰蓝的粉丝们，通过这些优秀的作品来欣赏与收藏；作为景泰蓝文化的推动者与传播者们，能够更好地发扬、传承中国文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席闻说：“我是景泰蓝从业者，也是收藏者。‘蓝粉节’作为一个景泰蓝文化交流与推动的平台，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景泰蓝的发展和现状。我也希望能借此活动，了解当代人的喜好和需求，设计出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作品；不仅仅是设计审美上的创新，还有工艺上的创新，在尊重传统的传承下，尽可能展示出景泰蓝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状态。”
朱景优说，2016年10月23日，中外珐琅美术馆成立；2022年10月23日，6年后的今天，景泰蓝“蓝粉节”诞生。仿佛命运注定，也是水到渠成。“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责任与意义，用我们的平台去凝聚一批景泰蓝的爱好者、从业者、购买者、使用者包括正在关注景泰蓝的人群，去推动景泰蓝文化，争取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件景泰蓝。”
现场的景泰蓝插花活动 杨清伟 摄
随后，陈丽华宣读2022年首届景泰蓝“蓝粉节”的定义：“蓝粉节”是一年一度所有热爱、支持景泰蓝艺术的朋友们的节日和盛会。
朱景优宣读2022年首届景泰蓝“蓝粉节”的愿景：让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件景泰蓝！
席闻宣读2022年首届景泰蓝“蓝粉节”的口号：景泰蓝，更非凡！
首届景泰蓝“蓝粉节”采用线上多平台同步直播+线下多频互动体验相结合，致力于构筑人与文化、人和产品的深度联结。活动中，各位嘉宾和“蓝粉”们体验景泰蓝点蓝和插花艺术活动，“蓝粉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展现了景泰蓝以及传统非遗工艺的独特魅力。这些技艺展示和体验活动为景泰蓝的传承和发展注入全新的生命力，也让“蓝粉”们感受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完)
人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能比爱与死更有诗意激情的了。同样也可以说，在关于人的一切中，再没有什么能比爱与死更让人充满想象力的了。人们常说，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而在这一主题之中，人们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都在以不同方式描述爱，将爱视为可以超越死亡的生命之物。
《甜蜜蜜》（1996）剧照。
然而，我们今天却在娱乐新闻（甚至也包括某些社会新闻）报道中对爱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信心，在生活和工作繁琐的重负下趋于“低欲望”，对爱日渐迷茫，感到惶惑。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老一辈的爱，向往他们长相厮守。他们当然未必都是幸福的。只不过在他们的爱情里，即便彼此有巨大的性格差异，甚至存在无法忽视的性别不平等，大多也都让步于传统的婚姻观念，为后者所遮盖。但是，当我们去听以往的爱情故事，不得不承认有的爱情不仅幸福、坦诚，并且富有激情，甚至在另一半去世后对爱和死亡实现超越，而这里的激情是对爱的热烈投入、表达，还有记录。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财富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足。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除了物质财富，我们在精神世界也比过去更具纵深性和普遍性，以往只是少数知识精英、思想先锋以及所谓“二代”才有条件经历的激情，在今天已经为许多人所体察和渴望。可是关于爱的激情未必随之变得普遍、变得容易。本文作者在过去几年的阅读中，先后读过几个爱情记录，读后感叹“当我们谈论爱情时，会发现优质的爱情总是相似的”。他读到的爱情当事人分别是萌萌（哲学家，生前执教于海南大学）、陈希米（编辑，史铁生之妻）、徐晓（编辑、作家）。她们有着相似、相通的激情与德性，都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八十年代人”。这当然并不是怀念旧日、厚古薄今，因为恰如作者所说，“重读这几段爱情，只是因为他坚信我们需要像她们一样沉思爱、实践爱，在向死而生的时间里升华爱”。
撰文 | 张向荣
爱的经验
萌萌（1949-2006），生前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生导师。著有《升腾与坠落》《临界的倾听》《情绪与语式》《萌萌文集》等。
2006年辞世的萌萌，在她最早出版的随笔集《升腾与坠落》（1989）中写下一句话：“这是一个咒语般的事实：在死亡中，爱才是真实的。死亡分明是人的生存不能抹去的深阔背景，亦即，爱消失于死亡，也凸现于死亡。”（见《萌萌集》第一卷p16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当时读到这里，我瞬间记起了两个难忘的场景。
《半生为人》，徐晓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
一则，是徐晓在她的散文《爱一个人能有多久》里记录了丈夫病重期间她所经受的艰辛和痛苦，文笔朴实动人，特别提到了在最煎熬的时刻，她曾经“失踪”了一个上午，并始终没有告诉丈夫去了哪儿。直到1994年丈夫去世后，她才将去白云观乞求手术成功这件事诉诸笔端，并坦承当时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对极具反抗精神的徐晓夫妇来说，这个举动无疑是脆弱的，正如徐晓所承认这个举动是一种“自我亵渎，它将抹杀我所做过的一切”。最打动人的，是紧接着后面一段话：“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见《半生为人》p55，中信出版社，2012）。
《让“死”活下去》，陈希米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
另一则，是陈希米在她的回忆录《让“死”活下去》的开头，记录了2010年最后一天，也是她丈夫生命最后一天的场景：“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在你进了手术室等待做器官移植之后——事实上，已经意味着永远没有了你。我居然还可以跟别人大声说话。你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一天离开；嘎巴死；顺利捐献器官。……我们说过无数次的死，终于来了？我终于走进了你死了的日子？”（《让“死”活下去》p2-3，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爱欲与死亡是思想领域里常谈常鲜、魅力无穷的论题。但是，这一纯粹的沉思，在这几则经验性的引述面前，显得颇不合时宜。无论她们是谁，她们的丈夫又是谁，都不妨碍上述“爱人之死”的场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爱人之死无疑是一个人所有关于爱的经验里，最粗暴最复杂的一种经验，是爱的对象的彻底消失、永无寄托、空留回忆。这种经验的残酷，令哲学的沉思必须暂时退下，以避锋芒，并追问这几段爱人之死的经验到底有何特殊性。
简单来说，特殊性在于，爱对于死表现出了漫长而强大的耐受力，爱承认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为，死亡在这几个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事先张扬的结局，犹如命运已定的古希腊悲剧：徐晓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难病症，陈希米与轮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结婚，萌萌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与爱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与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陈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供职出版社做编辑。图为她与丈夫史铁生。
死，并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了无数次反思、无数次对话、无数次预演，生者甚至在爱人死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稍微具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领会，这种解脱感反而是爱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证明，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泪点。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爱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爱情固然悲壮，但“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能不能经历苦难才是爱的试金石。爱的激情，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冲动、浪漫和炽热感，而是承受苦难的不竭力量。
徐晓在丈夫去世后曾写道：“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永远的五月》，见《半生为人》p32）
去体验，是关于爱和死最重要的意见。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进一步追问：萌萌、徐晓、陈希米等人与爱人之间这种爱的力量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里，爱的激情不是电光石火的转瞬即逝，而是情感永无停息的脉冲？
爱的沉思
爱的激情仅仅是来自承受苦难吗？那么，如何定义苦难？苦难有的选吗？古往今来，凡间的大多数爱情，从头至尾都没有经历过称得上苦难的痛苦，难道就不是真实的吗？
苦难确实不容易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往往没得选，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过去。王安石写“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就可视为对苦难没得选的感悟。中小资产阶级在太平盛世里的经济压力、虚无孤独、“内卷”感之类并非苦难，只是高级一点的现代性焦虑。苦难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打转转，有些是物质的，比如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许写诗，可不可以公开说话。
在这样的苦难里，爱情就不可能是风花雪月、锦上添花。首先，它是两个人的共度艰难，不离不弃，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对方牺牲。有人干脆下结论说：“爱在本质上是自我牺牲……爱的行为至少与施爱者的当下利益是冲突的，正因为它是冲突的，人们才认为施爱者做出了牺牲。”（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p42，中信出版社，2011）。第二，如果前一个问题解决了，爱情往往会从两个人的关系升华到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懂得爱的人，在苦难中已经没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爱情，他或者她一定会反思，凭什么我们的爱情要经历这样的苦难？遭受这样的考验？别人是否也一样呢？是否有某种价值、理想、真理，能够避免让人们遭受这种苦难？
《罪与文学》，刘再复、林岗 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罪与文学》里因此说道：“爱就是不说‘不’。不作拒绝，这才是爱的真义。不要拒绝不幸者，不要拒绝贫困者，不要拒绝危难中的人，不要拒绝你不相识的人，不要拒绝卑微的人，也不要拒绝你的仇敌；不要拒绝绿叶，不要拒绝小草，不要拒绝无情的木石，也不要拒绝不属于人类的其他生灵。总之，敞开你的胸怀，尽你最大的努力，包容他们，援助他们，爱他们。”（p43）
萌萌去世后，她的丈夫追述了他与她的爱情。“1966年，萌萌17岁”，是这篇回忆录的第一句话。萌萌当时还是武汉一所中学的学生。众所周知，彼时的武汉情况特别复杂，酿出了许多震惊一时的大事。时代的洪流并不仅仅有意识形态，还有左翼的内部争论，有权力斗争，有地域分歧……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对情侣其实都是比较单纯且坚定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因为贴了两张主张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大字报，两人就此被时代挟裹，入狱、被批斗并被“流放”到湖北最艰苦的大山里，同时还“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萌萌集》第一卷，p51）“哥哥遭迫害致死”（《萌萌集》第一卷，p62）。
《萌萌集》，萌萌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11月。
苦难顷刻之间袭来，两人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见面、聊天、恋爱。但在这长达几年的苦难里，两人的爱情和理想主义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坚定。萌萌在大山里坚持像男人一样劳作，还教农妇们唱歌跳舞，甚至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教农民们读马恩著作，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要知道，当时他们都以为会在大山里呆一辈子的。这期间，尤其感人的一幕是，1971年的中秋节，已经一年多没见的他俩在信笺里策划了一次见面，遥远的山路只容许他俩分别凌晨出发，中午在半路上见一面，呆两三个小时就得掉头返回（《萌萌集》第一卷，p82）。他俩被晦暗的未来和残酷的现实所笼罩，却依然以爱情烛照出一些温暖，而支撑爱情的无疑是他们笃信的理想。
《价值的理由》，陈嘉映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
直到多年后，洪流席卷而过，1979年萌萌考上研究生。80年代之后，这些当年的理想主义者们，大多数逐渐回归现实，用陈嘉映的话说就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我们这一代》，见陈嘉映《价值的理由》p96，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但萌萌依然在理想主义的支持下继续着她的学术与思考。早在80年代她就依托《哈姆雷特》、易卜生的戏剧等关注女性，但与今天时兴的女权主义不同，她更强调与男性各自发挥所长，共同追寻真理；90年代她进入语言哲学，关注汉语学术的表达，在90年代以降学界对西学的反思中，主张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取得学术主体性和思想主体性，以对抗西学的冲击；2000年以后，她进一步以“启示与理性”为路标，展开了一段有别于友人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的旅程……总之，萌萌的革命激情始终没有停息。
徐晓，出版人、作家。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为徐晓与丈夫1984年摄于天坛公园。
徐晓夫妇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半生为人》是徐晓的一部私人回忆录，记录了从她在70年代中期到以后的人与事，比如1974年她认识史铁生，当时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我向他传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讲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来说要杀头、要坐牢的话。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的朋友史铁生》，见《半生为人》p169）
这样的氛围，就不难理解徐晓的这部回忆散文里，记录最多的一定是和她同气相求的一批人。其中，有的属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比如从《今天》这份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杂志中走出来的北岛、芒克等；也包括她在北岛的家里认识的后来的丈夫。正是在《今天》杂志的经营与维持中，在聚拢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这批诗人作家中，在丈夫从未隐瞒但她从未介意的病痛中，他与她逐渐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爱情。彼时，他们的居住和收入都很局促，徐晓在书中用一句话形容她的作者们的状态，其实也隐约概括了他俩爱情的理想主义底色：“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与我》，见《半生为人》p156）
在爱情里，什么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呢？或者说，如果爱情有“道”，那“爱情之道”能是什么？他俩1985年结婚，丈夫在1994年去世，是本文所关注的三个爱情文本里谢幕最早的人。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斯人已逝，爱情之道逐渐被抽象出来，犹如水落石出。徐晓说：
“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同一种理想和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见《半生为人》p58）
如此直白、简单，这里透露的“爱情之道”并不是爱情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仅仅是在爱中追随理想、涵养精神。
徐晓是“50后”；萌萌略年长，1949年出生；陈希米比她俩都要小，是“60后”，没有真正经历过萌萌、徐晓那样被时代所裹挟的世事。她八十年代上大学，憧憬未来、拥抱世界，热爱文学与哲学，与同类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属于典型的八十年代青年大学生。八九十年代，网络兴起之前，人们常常通过手写信笺寻找同类，在文字中探知对方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广度，这甚至成为迈入爱情乃至婚姻的前戏。希米与一个人通信十年，第一次见面后，对方说“你就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后来她与这个大她十岁的人结婚了。
一旦进入恒久忍耐的日常婚姻，恐怕大多数夫妇就像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激情被日常生活所压抑，爱情被琐碎的日常所淹没，但希米夫妇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那十年的通信几乎一样，仍然是“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
电影《情书》（1995）剧照。
《让“死”活下去》里，他俩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甚至关于爱情的“故事”也不多，更多是记录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砥砺精神：你说过一句什么话，我谈过一个怎样的道理；你是怎么评价尼采的，我对卡夫卡有何种看法……诸如此类，好像这不是一段婚姻，而是读书班。而且，他们谈论的话题与人物也悄然变化、日渐深刻，从文学到哲学，从作家到哲人，从名著到前沿。在外界看来，她的丈夫从文学领域逐渐进入思想领域，其作家的身份也被思想家身份所取代。希米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两人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不言而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米对丈夫还存在着一些“崇拜”，但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欣赏，因为她的丈夫在思想上的确很独特。
而这些，是发生在丈夫长年轮椅生涯、尿毒症，希米自己也行走不便的日常生活中的，而且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丈夫去世的2010年。
当大众更多知道她丈夫的名声时，学术界也“暗地里”受惠于希米。作为出版社编审，希米曾最早参与了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部分著作的编辑。“经典与解释”丛书对2010年以来中国的思想、政治及青年教育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很可能这种影响到底是什么，还要再过一些年才能看清楚。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原本正是要与“经典与解释”相颉颃。在《让“死”活下去》里，希米透露了丈夫去世前夕，他们一同在读刘小枫引进的施特劳斯，还争论其中的话题，她甚至从布鲁姆关于施特劳斯的描述中，“字里行间我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我不敢说你做到了像布鲁姆赞誉施特劳斯的那样，但我分明知道那是你的崇尚，你的榜样”（《让“死”活下去》p98）。当然，希米可能更多是从施特劳斯身上发现了丈夫的气质，而不是说思想的相通，但这证明了希米与丈夫时刻、同步保持着对思想的敏感，他们的婚姻、爱情在其中延续。
《让“死”活下去》这本书与其说是纪念亡夫，不如说是沉思在丈夫死后的日子里，她该如何延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延续对真理的追求。希米说：“写，无疑是最好的一种；孤独，无疑是最大的保障；活下去，就是热情还在。”（p157）还说：“必须坚持写下去，坚持写就是坚持活”（p160）“存在，是共在。我把写，当作你”（p161）。因此，直到书快要结束时，她还在延续他们正在讨论的政治哲学话题，也就是刘小枫在当时一篇文章里写的“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她记录了丈夫生前的看法，“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学的根本性关注”，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人群里只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两个人的关系，一种是两个人以上的关系，（前）一种可能是爱情，另一种必然是政治，于是政治哲学就成了第一位的了”（p167-168）
看，希米似乎并未完全赞同丈夫，也未必准确理解小枫，但她在哲学中所言说的还是爱情。
陈希米与丈夫史铁生。
爱的真理
萌萌、徐晓、希米的爱情都走向了婚姻，但婚姻从未消解掉爱情，还滋养着爱情，并通过抵抗苦难、超越日常来升华爱情。沉思他们爱的经验，共同点是：首先，平等地向往真理，有理想主义；其次，共同承受了生活所抛来的苦难。爱情，就是基于理想并在苦难中主动彼此牺牲。面对生活，他们都勇敢地走入风暴，不知道自己的爱情将会带来永恒的救赎还是惹来更大的麻烦，也不知道风暴的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风暴要来。
他们幸运地挺过了风暴。其他人，有的拥有同样的爱情，却没能挺过风暴；而有的似乎拥有了这样的爱情，却因为对风暴的恐惧而分道扬镳。
这样的爱情，既高山仰止，也惊心动魄。
所以问题来了：第一，这种爱情有多典型？有多普遍？有代表性吗？第二，爱的真理与人的真理是一回事吗？“爱智慧”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开出“爱人”？第三，当两个人志同道合时，可以共享爱情，如果其中一个人的思想突然“转向”了，该怎么办呢？
第一，萌萌、徐晓和希米的爱情虽然看似不够普遍，说到底仍然属于普通人的爱情，没有“脱离群众”。之所以显得极为难得，主要是因为她们的时代比较特别。当代中国有三次重要的思想演进，分别发生在60-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第一次的红色狂飙、激情爆裂，萌萌和徐晓经历了；第二次的个体自由、慷慨激扬，三个人都经历了；第三次的静水流深，至少萌萌和希米都曾站在源头。总之，她们所处的时代及所站立的位置，剥离或冲淡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房子、户口、财富、彩礼、升职以及“内卷”“无欲望”等元素，因此才显得那么纯粹，那么不普通。
只有透过时代的滤镜，才能发现爱情实际上是一种德性而不仅仅是私情。
说她们的爱情是普通的，是因为任何人的爱情都可以拥有这种德性，没有谁不配拥有真爱。显然，这不等于说，每个人的爱情都必须得经受这样那样的时代考验。前番曾说，苦难往往没得选。爱情还是应该在太平盛世里，和世俗、平庸、日常的价值观混在一起，与柴米油盐、磕磕绊绊搅在一起，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彼此防范甚至出卖，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今天关注她们，目的之一是如何从世俗与日常中习得爱情的德性。
第二，“爱智慧”与“爱人”，或者说“追求真理”与“爱情”当然密切相关，“爱人”其实就是“爱智慧”的实践。但需要明确，人既不是智慧的化身，也不是智慧的反面，一个人不需要借助靠近或离开另一个人才能抵达真理。
一种情况，例如文学戏剧里常常把“爱智慧”和“爱人”对立起来。民间，会讲述“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故事；宗教，会弘扬为了信仰而抛家弃子的典范，就好像每个主人公都得面临唐明皇在马嵬坡前的抉择似的。安德烈·纪德的著名小说《窄门》篇幅甚短，把“真理”与“爱情”的尖锐冲突描述得至为典型，女主角既追求爱情的永恒，又追求宗教信仰的极致，两者无法同时通过“窄门”，小说写“尽管在生活的摧残下，每日栉风沐雨，这爱火依然不灭”，但鉴于“你在我身边时，让我的心支离破碎；但远离你时，我又不能成活”（顾琪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女主角终究还是选择了信仰，放弃了爱情。
《窄门》，[法] 安德烈·纪德 著，顾琪静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另一种情况新闻里颇为常见，一个人因为“爱智慧”，又仰慕另一个人的学识、思想，从而去追求对方、务必得到对方，哪怕有悖公序良俗也在所不惜。诗人佩索阿的中文译者闵雪飞对这种现象曾说过一句颇有名的话：“学术与思想从来不通过性传播。”
这两种情况的谬误是一样的，都把真理等同于人，就好像你不爱这个人，就得不到真理。而萌萌、徐晓和希米的故事里绝没有这种情况，她们是在并肩追求理想，在“爱智慧”的同时也在“爱人”，并因为能够“爱人”，所以还能不断丰富对“爱智慧”的理解。
萌萌生前看书照。
萌萌在论文里不断思考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思想气质，警惕在由男性建造的思想大厦里，男性凭借天然的话语优势对女性形成的压迫。徐晓在散文里虽然对丈夫极度包容和偏爱，但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p57）。希米也说：“虽然我也有对智慧理性的热情，但必须要以那个男人的重点、兴趣为重点为兴趣。”但同时解释道：“但我的热情不仅仅在我对你，而更是‘我与你’，也绝不是‘我为你’”（p66）。她们都没有上述的两种谬误，而是分得清清楚楚。
徐晓和希米都提到过类似的一个细节，就是丈夫在死前，都曾表达过妻子再嫁的意思。希米说丈夫“甚至到处托孤，希望我能再‘嫁出去’”（p58）；徐晓的丈夫是曾经被人问过，如果妻子有了别人能不能接受，他回答“能”。
这个细节颇有况味，乍读和徐晓的反应一样：“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p57）除了可能的“亵渎”，还蕴含着可能的男权。但是，考虑到她们丈夫这一代人的观念，考虑到时代，尤其是对比他们同龄男性的行为举止，可以确定地说，这恰恰是两位丈夫要展示对妻子独立人格的尊重，甚至这独立性要大于他们的爱情。不妨比较一下两位丈夫的同龄男性。前几年有一位政治学学者患病去世，他的一个“哲学家”朋友，名气超大，写下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悼文，其中记录了一些对女性和婚姻的言语，那才是真正的亵渎。
进一步说，这个细节也恰好证明了，所爱的人并不是真理的化身，爱人死去，真理仍然存在，不妨碍对方继续追寻。徐晓说：“我们就像两根铁轨，注定了永远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远对峙”（p22），此之谓也。
第三，追求真理本来就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真理，“爱智慧”的魅力在于“爱”的过程。一个人在一生中，总会经历过思想立场的转变，重要的是追求真理这一举动本身，它不论立场左右，只要经过审视，只要质地纯粹，充满着反抗和奉献精神，就不会影响到爱情的取舍。一个人理应避免以真理的名义审查伴侣，更应警惕要求爱人之间互相进行道德与所谓“真理”审查的舆论和体制。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未经沉思的爱情也是不完整的，唯有沉思爱建立在何种共同理想，沉思爱必将会如何承受苦难或庸常，沉思终有一天的爱人之死，才能使这份爱在多年以后配得上理想，配得上苦难，配得上彼此的牺牲。
萌萌、徐晓和希米的爱情犹如温暖的烛照，使前行者意识到：爱，应当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德性，它日常、亲密、和谐，并拥抱真理。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物质丰盈但分化严重、情欲充沛却苍凉守望、个性张扬又奔波于俗物的时代，努力获得一份真理意义上的真爱，并理解自己及爱人终将到来的死亡，从而在日常生活里葆有不灭的激情。
最后，回到萌萌、徐晓和希米的文本，之所以读者能读到她们的爱情，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爱情已经被人广为传颂，或是被写入了历史。这些文本只是回忆录、随笔、散文，假如萌萌生前没有写下《升腾与坠落》等一系列文集，假如徐晓和希米在丈夫死后没有意愿或能力来记录曾经的事件，这些爱情不会被呈现。
因此，在爱的经验、爱的沉思与爱的真理之后，最为迫切的就是爱的表达，准确、诗意、优美且持续不断的表达。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爱情一定有很多，只是绝大多数不为人所知。只要不是觉得“不足为外人道”，只要你爱对方，请记住要记下来，不要只记在脑海里，要写在大地上。
封面题图来自电影《情书》（1995）剧照。
作者 | 张向荣
编辑 | 罗东
校对 |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