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杜晓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者按
你可曾料到自己从小就背诵得滚瓜烂熟的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诗原貌并非如此。你又可曾知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是诗人张继题作《夜宿松江》中的一句，而并非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题作《枫桥夜泊》。你还可曾想到，唐代的学生也盼望老师不拖堂而能准时下课放学……
在日前上海书展上，复旦大学教授、唐诗文献研究专家陈尚君纂校的一部超大型唐诗总集文献《唐五代诗全编》，与读者见面。《全编》收录了唐五代时期诗歌55000余首，涉及诗人4000余名。积40年之功，陈尚君在搜罗了所能找到的真唐诗、疑唐诗、伪唐诗后，逐首进行甄辨、考订与校勘。在《全编》出版之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杜晓勤分享了他的一些思考。
《唐五代诗全编》
陈尚君 纂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期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尚君纂校的《唐五代诗全编》（下文简称《全编》）正式出版，可谓“一部书成天下惊”。学界称赞陈尚君“继往哲，开来学”，《全编》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史学界的荣誉”。
《全编》并非清编《全唐诗》的“升级版”，陈尚君在重辑编纂时有一套全新、完整、严密的体系。尤其是针对清编《全唐诗》存在的误收漏收、诗人诗作重复等现象，他在充分吸收现当代学者唐诗考辨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唐诗辑佚和辨伪工作，确立了“让唐诗回到唐朝”的宗旨，努力还原唐诗累积形成的过程，基本解决了唐诗的初始面貌如何、通过哪些途径保存至今、在流通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在这些纷扰变化中还原唐诗的本来面目等学术问题。
唐诗名篇今非昔比
陈尚君在纂校《全编》过程中，对每一首唐诗在历代典籍中的保存和流传情况都进行过梳理，研究成果反映在书中，就是诗歌正文后所附的文献出处、本事记录和编者按语。借此可以发现，有些我们从小就开始吟诵、耳熟能详的唐诗名篇，诗题、正文被误传至今，已非作者创作时的初始面貌。
首先是诗题被误传者。这种现象在传世的唐诗中特别普遍，产生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比如，张继的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诗，现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题作《枫桥夜泊》，而且于宋初所编《文苑英华》中即为此题，但在影宋本《中兴间气集》中则题作《夜宿松江》。《中兴间气集》是唐人高仲武编成的一部当代诗选，离张继去世仅三五年，比《文苑英华》早200年。由此推断，《夜宿松江》更可能是诗人原题。
当然，诗题被改动、误传得最荒唐的，还要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此诗在南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中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公》，在宋本《河岳英灵集》卷上题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明代以后的诸多唐诗选本和清编《全唐诗》都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河岳英灵集》为李白同时代的盛唐人殷璠在天宝年间编选的一部当代诗选，今存宋本又最早，故《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应该接近诗人原题。而《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诗题，缺少“留别”的对象，语句不通，但是因为《唐诗三百首》等通行文本的影响太大，遂以讹传讹，至今仍深入人心。
其次是诗歌正文被改动者，在传世的唐诗中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李白的《静夜思》，现在通行的唐诗选本和语文课本多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陈尚君在日本学者森濑寿三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认为原诗应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而改动者有两部书，一是明人托名元著名诗人范德机的《木天禁语》，改作“忽见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起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是明李攀龙《唐诗选》，改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竟成为后来的通行文本。
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些唐诗名篇时，虽然仍可按照通行本去诵读、欣赏，但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作者原意，还是应该知道作品原貌。
唐代诗人严谨认真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唐代是一个盛产天才诗人、神童诗人的时代，这些神童和天才在作诗时，往往不假思索、一气呵成，诗成后也不用修改，即为佳作。如明清之际黄周星称赞李白“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今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也说李白“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其实，这都是对唐代那些天才诗人特别是李白创作过程的误解。
在辑校李白存诗时，陈尚君发现李白诗歌的不少异文，是由于作者自己的删改或增补而产生的，而从敦煌出土的伯二五六七号卷子（后文简称“敦煌本”）所存李白诗43首，应源于李白诗歌的早期传本。将敦煌本与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宋咸淳刻本《李翰林集》对比，我们可以知道李白对作品增删修改的一些情况。
据陈尚君研究，在敦煌本所存李白诗中，增删一句以上者有8首。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在敦煌本中与蜀刻本《月下独酌四首》其二（“天若不爱酒”）合为一首，题作《月下对饮独酌》，且正文缺“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四句，应是李白此诗的初稿。《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敦煌本与《又玄集》《唐文粹》皆作“横河断海之浮云”，应是较早之文本。《将进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几句，是明清通行文本。宋蜀刻本后二句作“进酒君莫停”，《李诗通》《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全唐诗》“进”前有“将”字，《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后一句作“杯莫停”，敦煌本与《河岳英灵集》《唐文粹》无此二句，知此二句为后补。“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敦煌本后句作“请君为我倾”，是我为你歌曲，你为我倾酒，可能更接近李白原诗。
比较有意思的是李白诗中对自己早年参加长安城中斗鸡徒群殴事件的两度叙述。《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是李白赠予旧友陆调的长诗，可能作于天宝六载（747）居金陵时。诗中有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斗鸡是开元年间纨绔子弟热衷的活动，李白初游长安时曾参与其中。在一次群体斗殴事件中，李白为恶徒所围，幸得陆调相救才得以免厄。但在宋蜀刻本、咸淳本此诗下，皆注有此诗的另一文本，对此事叙述更加详细：“我昔北门厄，摧如一枝蒿。有虎挟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来组织，呵吓相煎熬。君披万人丛，脱我如貔牢。此耻竟未刷，且食绥山桃。”陈尚君认为，《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如此删改，显示李白对最初文本中过于渲染自己之狼狈不堪，且涉及陆调之早年声誉与后来为政感到不满，因此有此改作。
当然，从《全编》提供同一首诗的各种版本异文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诗人自己反复修改留下的记录。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唐代的著名诗人中不仅杜甫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即便如李白，相传早年也曾三拟《文选》，可见学习态度极其认真，创作过程相当严谨。
唐代是诗歌的朝代
唐诗在当时的流传是学术界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但是要问唐代百姓中流传的究竟是哪些作品，哪位诗人的哪首作品被唐代人引用最多，大多数人包括一些专门研治唐诗的学者也未必能回答上来。陈尚君《全编》提供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不少人的认知。
据陈尚君研究，在唐代被人引用文本最多的一首诗，是中唐前期于鹄的《古挽歌三首》其三：“阴风吹黄蒿，挽歌渡秋水。车马却归城，孤坟月明里。”在今山西长治市域出土墓志盖中，此诗已经发现二十多例，语序、时令、景观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写。现存这么多文本，并非此诗有多么优秀，乃至家喻户晓，仅仅因为它是中唐至宋初泽潞石刻工匠手中刻在墓志盖上的一件标准文本，因为需求对象的不同，以及工匠实时记忆的差别，形成错落有致的各种近似文本。
《全编》还收录一批长沙窑瓷器题诗与敦煌发现的学郎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情况。
在湖南长沙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的唐代窑址出土的瓷器上，发现题诗总数超过一百多首。这些瓷器题诗的题材主要有饮酒、思乡、怀人等类别，其中劝善诗的数量比较多，如“东家种桃李，一半向西邻。幸有余光在，因何不与人”，是说邻里要和睦相处。再如“凡人莫偷盗，行坐饱酒食。不用说东西，汝亦自绦直”，教人莫偷盗，要做正直之人。这些题诗的原作者大多无考，但也有些作品可以看出是从文人诗改写过来的。如白居易的名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长沙窑瓷器中有两个文本。其一云：“八月新丰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另一为：“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再如王维《终南别业》中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出现在长沙窑瓷器题诗中：“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被硬性拼合，违和感太重。唐代一流诗人中，其实只有白居易、王维、刘长卿三人的作品被长沙窑题诗采据改写，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大家的作品，都没有进入这个圈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当时民间的影响远远不如现在。
20世纪初以来，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写卷中发现的唐代少年儿童的习字杂抄、写经尾题诗，被学界称为学郎诗。这些作品反映了唐代西北地区学校的诗歌流传情况，可算是当时的校园文学。其中有反映学郎人生理想的，如“学郎身姓□，长大要人求。堆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诗抄在国家图书馆旧藏位六八《百行章》后，署“庚辰年正月十六日，净土寺学使郎邓保住写记述也”。从当时学郎诗的抄写格式看，这位姓邓的学郎未必是作者。还有感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如“由由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少来学里坐，今日得成人”。此诗现存好几种文本，如中国书店藏永安寺学郎张宗之写本首句作“云云天上去”，末句作“长大得成人”，可见其在当时流行之广。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唐代学郎盼望放学、放假的诗。“竹林清郁郁，伯鸟取天飞。今朝是假日，且放学郎归”，是敦煌学郎的期盼。“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则是吐鲁番学郎卜天寿的心声。而且这首诗还出现在千里之外的长沙窑瓷器上，题为“竹林青付付，鸿雁向北飞，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看来盼望老师不要拖课，早点放学，是古今学郎的共同心声。
唐诗创作之繁荣及在当时流传之广泛，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中国是诗的国度，唐代则为诗歌艺术达到巅峰的朝代，其时代风貌、文化风气，以及唐代文人社会的多元生态，在一首首唐诗中精彩呈现。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31日 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一）
上党历史悠久，主要指的是长治市，它是群山环抱的一块高地。长治古称上党郡,唐为潞安府,是唐玄宗发迹的地方。至今还有“上党门”,曾是潞安府的府衙所在地。是长治的名胜古迹,坐落在西大街的北侧,有条府坡路通往上党门。解放后曾是一溜上坡的沥青马路,清洁宁静,远远就望见坡上的“上党门”,两侧的钟鼓楼并立,大街从中间的门厅经过,飞鸽在上空盘旋，十分雄伟壮观。
上党自古为战略要地，在解放战争中更是如此。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阎锡山妄图占据上党，发生一场上党战役。八路军太行军区任命太行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石志本为上党区作战部队最高指挥官，毙俘敌四千余人，生俘晋军军长史泽波。八路军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1945年10月8日解放长治，这一胜利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年初，原“冀晋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在涉县常乐村结束后，我们从黎城坐马车，被派往长治，到长治重建“长治师范学校”。
刚解放的长治，城关北门残破，街道冷清，大街上多是步行的人，车辆少，汽车更少。只有东大街有定期的集市比较繁华。南大街东侧天主教堂的周围有着许多空地。城内街道两旁的房屋低矮陈旧。饭店门前摆的只是些烤馒头、猪蹄、腊肉和凉面等，凉面冀南银行钞票30元一碗。
解放后只有‘长治一中’，一所中学，东大街的‘长治师范学校’，校舍空无一人。
1946年8月，迁校到上党门西北的原“八路军野战卫生学校”的驻地，成立太行实业公司“太行工业职业学校”,后更名为“太行财经学校”。“北方大学”进驻长治师范学校。
太行工业职业学校迁往太原后的1953年，长治二中又从城隍庙迁此建校。
据说这里曾是上党衙府的一部分.进入学校的二层门楼,就是长约60米的砖铺甬道,直抵高台上的礼堂,甬道两侧是兵营式的长廊厢房，传说金兀术曾在这里驻兵;礼堂后还有一套二进深院.曾经是明清时期的书院,年轻的慈禧曾在此读书;院后墙外，是大操场，民国时期是山西省立第四中学;抗战初期中共党员廖鲁言.戎伍胜（戎子和）在这里分别任民族革命大学和中学校长，当时朱德和彭德怀曾在礼堂前的台阶上给学生们讲话；礼堂的东侧有数座民国时期的高台教室，日军占领后又在东南侧建起了'丰'字形长廊式平房,设立了日军医院,犯下了解剖活人的罪行.校内操场还有防空洞储存的冰块，也挖出过一些医疗垃圾坑。
到长治不久，曾组织到北大街的教会大院参观，当时还有外国女主教。长治南大街东边的天主教堂，里边有学校，修女、育婴院，养老院等，森严壁垒，到育婴院开门的是一个有30多岁的女人，看上去像个几岁的小孩，那些儿童个个面黄骨瘦，身体奇形，吃的小米汤难闻，室内空气污浊熏人。
太行工业职业学校有独特的学习生活方式，班内成立数个互助学习小组，上午上课，老师留下作业题，下午自习分组讨论，然后个人作业，互相帮助，一般都成绩不错，学生也有充分地业余活动时间。伙食是供给制，每周可以吃到和子饭，班主任负责政治思想工作，有严格的政治生活制度，每周6下午开小组生活会，各人作检查，展开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三查”运动中，各人严格自我检查，小组批判通过，然后领导做政治结论。
1947年2月，学校号召生产自救，开展生产活动，集体到城外种玉茭、烧草灰卖火硝、织毛衣、纺毛线、纺棉花、种菜等各尽所能。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山东，形势紧张，太行工业职业学校暂时迁往壶关县东长井村，半停课状态。并误传高树勋事件。8月迁回长治原校。
有一年，学校突然收到一批高跟鞋，堆在院里像小山头似的，随便拿，据说是美国的救济物质，国民党又转送解放区。那年头，生活简朴，穿高跟鞋与生活格格不入，女同学根本就没有那个爱好，有的男同学确实需要鞋，就把高跟砍掉试着穿，又瘦又小，走路别别扭扭像小丑。这就是美国美其名曰的“救济”。
1947年10月，太行工业职业学校选派学生，下乡参加土改。赴荫城府坡参加土改工作小组，宣传土改政策、发动贫下中农，组织扩大民兵，镇压了地方反动武装骚扰，向土豪、恶霸、地主、汉奸作斗争，斗倒了地主，平分了土地和斗争果实，镇压处决了反动恶霸，农民翻身做主有了幸福的好生活。
下乡土改期间，接近农民，贫雇农有顾虑，就到家里去宣传、启发。工作组吃派饭，只能派到到贫下中农家里，农民都热情接待，尽力做好饭。听到农民的诉苦，深受感动和教育，加深了与农民之间的感情。
1949年1月23日，太行财经学校的几十名学生毕业分配到：太行实业公司、华丰铁工厂、长治炼铁厂、峰峰煤矿等单位工作。分配到“长治炼铁厂”的几名同学，到暂住城隍庙的“长治炼铁厂筹委会”报到，已有李经理、会计、技师、工人等十几人。我们住在城隍庙戏台下门洞的西房，协助阳泉来的白文技师翻译油印日文《铣铁冶炼技术》。门洞的东房是经理办公室。2月2日随白技师坐马车到“故县炼铁厂”参观、收集资料，白技师还向旧友表露：工作‘不如解放前’的情绪，对共产党仍有疑虑。这年春节第一次得到工资，互相高兴地追着，捡起被同学撒在庙院的新票子。3月中经赖副部长批准调干离厂，赴井陉“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 同时父刘贵福也赴榆次华北兵工局待命接管太原，途径黄碾时与父送别，临别前夕父长谈爷爷闯关东几十年，接爷爷返家的坎坷经历，深感激动。
当年交通十分困难难，从长治乘汽车公司的长途卡车到涉县，再坐马车到阳邑镇，步行到武安，转乘汽车到邯郸；一早登上邯郸到石家庄的长途卡车，汽车跑起来一路尘土飞扬，旅客们都成了土人，只露着两只眼睛。汽车的后屁股带一个煤气炉，不断地走走停停，人们饥渴着急，汽车跑了整整一天，到了石家庄火车站时，已是黑夜10点多钟了。铁路忙于军运，停止了客运售票。数天后结伙乘煤车到了井陉，火车上人挤人，几乎无立脚之地，终于辗转到校。
（二）
说起上党工业的振兴，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在太行区的军工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7 年 11 月 7 日, 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会议, 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两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并进行工作部署。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总部(前方总指挥部)进入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腹地太行区,随着八路军作战的频繁与部队的扩大,总部成立军实科，科长刘鹏。于1938年8月将各部队修械所集中。9月在榆社县韩庄村成立八路军总部修械所，徐长勋、程明升先后任所长。
1939年4月1日，刘鹏代表八路军总部军实科，在武乡县柳沟村接管了于1938年4月成立的曹村地方工厂，改编为“柳沟铁厂”。
1939年6月总部军实科改为军工部，刘鹏任部长。1939年7月7日日军占领榆社县城，为了安全韩庄总部修械所迁往黎城县黄崖洞山区，在水窑的山腰上建立起军工部一所，所长程明升，副所长李作锦、刘贵福。刘贵福根据部领导指示，主持自行设计、生产了著名的八路军制式的“八一式马步枪”追忆建国前夕的上党。
随后相继建立了平顺县西安里村军工部二所、辽县高峪村军工部三所、武安县梁沟村军工部四所、子弹厂、化学厂及太行工业学校等单位。
1941年黄崖洞保卫战之后,将各所、铁厂及弹厂等单位转移、分散建厂,主要分散在太行区的黎城、辽县、武乡、武安、平顺、壶关、和顺、涉县、邢台等县。
1944年7月军工部整风后恢复生产,改编为九厂一所。抗日战争进入了大反攻阶段，职工加班加点赶造武器支援前线，军工生产飞速发展，先后制成“八一式马步枪”、50小炮、全新枪弹，生产出烈性炸药和片状无烟发射药。1945年生产规模又迅速扩大，4月16日，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致电中央军委：60小炮已生产200多门，“太行山军事工业的条件比任何区域为好”（引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晋冀豫根据地》第332页）。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朱总司令命我军进占城市、破坏铁路，将钢轨运往根据地。延安《解放日报》报导：“太行各兵工厂军火工人日夜加班，赶造更多的武器，去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人。”
自1945年8月20日军工部归属晋冀鲁豫军区。军工部奉命接收了焦作煤矿、六河沟煤矿、磁县峰峰煤矿、邯郸修械所、长治发电厂、潞城石圪节煤矿等企业。有的就地改造为兵工厂、材料及动力厂；有的将设备、人员调往兵工厂；同时将军工部的兵工厂进行调整。
派陆达接收磁县峰峰煤矿和西佐铁工厂后，就地组建为兵工八厂，铸造手榴弹弹壳和炮弹毛坯。
派李非平、李吉瑞等到河南焦作煤矿抢运一千五百千瓦发电机、锅炉等器材，搬迁到潞城县西白兔村扩建公益发电厂，供兵工厂用电。
解放前的长治，工业落后,解放后只有西关外的华丰铁工厂较大,有一座20余台机器的厂房.其次是西关的电灯厂及日军遗留的西关聚丰翻砂厂。
1945年10月,长治解放后,八路军军工部各厂逐步从偏僻的太行区各地,迁到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上党开始了空前繁忙的军事工业建设。
1945年11月军工部兵工二厂由平顺县西安里村迁到长治东郊南石槽村建厂，生产炮弹，厂长赖荣光、教导员贾晓东、副教导员张汉英、副厂长齐萱葳、韩忠武；并在长治西关扩建翻砂部；接管西关电灯厂和太行实业公司的韓川机器厂；不久，左权县云头底的炮弹六厂也并入南石槽军工二厂。
太岳子弹厂与麻田化铜厂合并，迁到长治城的天晚集，成立兵工六厂，生产子弹。
阳城东西庄的太岳军区化学厂迁到晋城苇町村，归晋冀鲁豫军区军工部管辖，生产无烟火药。
黎城源泉化学厂迁往武安县和村，不久又迁到左权县隘峪口改建为兵工七厂，原源泉村的遗留部分成为七厂的分厂。
另在潞城南天宫建甘油厂。
到1945年底军工部共瞎有14个兵工厂，职工达4900余人，机器设备484台。
1946年1月重庆谈判时，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为了表达和平诚意，军工部曾一度改编为“太行铁业促进会”，但不久，和平泡影破灭，蒋介石发动内战，形势急剧变化，又及时恢复晋冀鲁豫军区军工处建制。
1946年4月1日军工部部分干部在长治北街机关大院合影(2排右2赖荣光、右4刘贵福、右5张贻祥、右6赖际发、右7徐长勋；1排右1贾晓东、右5厉瑞康、右7王锡嘏；3排右7陆达、10熊杰、11齐萱葳、左1韩忠武、左2肖光明；后排右1陈志坚、5王大勋、7郑汉涛、8李宝庆、9郭栋才、10教逢春、12张方)
1946年初为建立上党钢铁基地，于2月26日军工部派郑汉涛、陆达、刘贵福、耿震到石圪节地区考察钢铁厂厂址，选址在故县村建厂。
1950年张贻祥（左2）、刘贵福（右1）、刘先惠（左3）视察故县钢厂
1946年4月，左权县西安村子弹六厂迁往潞城垂阳村。1947年3月，蒋介石进攻延安、山东，年中上党发生高树勋事件，形势紧张，1947年后，垂阳村子弹厂又迁往黎城县彭庄建厂。职工400余人，厂长刘贵福，副厂长孙永福，政委李尚志。
1946年4月上旬，冀鲁豫军区军工部三厂，由山东省范县高菜园迁往河北省涉县西达镇与原七厂合并，改编为兵工三厂，生产75毫米炮弹，月产1700发，1948年月产增至5300发。厂长先后为赵慕三、徐璜智，副厂长先后为刘先惠、马文郁，李玉盛、武振常。
1946年6月，蒋介石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空前的内战。党中央、毛主席发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上党地区进入史上空前的，轰轰烈烈的军工建设高潮。人民军工逐步向上党集中，规模逐步扩大，生产手段转向以机器加工为主，开始迈向现代工业的道路。上党各处可以看到高高的烟囱和新式厂房，满载军用物质的车辆和轻轨火车在工厂间奔驰。工厂里响着隆隆的机器声和汽笛声。炼铁炉冒着通红的烈烈火焰，上党的工业空前的发展，经济和文化日渐繁荣。
1946年12月2日，第二届太行群英会在长治广场召开，430名英雄模范出席大会，选出边区英雄模范110名。会场的主席台被命名为“英雄台”，与广场英雄台相对的前卫街被命名为“英雄街”。
1947年长治的春节空前热闹，在英雄街与东、西、南大街的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各路口共有四台梆子戏对唱。十字路口的观众人山人海。
正月十五更是热闹，郊区的戏班子、民乐队、八音会、秧歌队，纷纷进城走街串巷，东来西往，走走停停，被群众围得一层又一层，秧歌、旱船、高跷、龙灯------等，龙腾虎跃，眼花缭乱，民乐相伴，锣鼓震天，伴随着上党民歌，旧调新词，控诉旧社会，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歌颂人民翻身做主，欢乐幸福的新生活。
夜晚更是欢乐的高潮，到处是鲜艳明亮的彩灯和涌动的人群。在英雄台前的广场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鞭炮，一排排；一行行，看不到头。有的像葡萄架；有的像高楼；有的像高炮、火剑；有的像果树花园，鲜花串串，五彩缤纷，品种之多，花样之新，空前少有。晚间定时点燃后，犹如多米诺骨牌的连环阵，一环扣一环，长时间连续不停的燃放。
在上党门的后街上，又是一片火场，数个坩锅把铁水融化，打“铁梨花”的人们用木板把铁水打向天空，打在树上，漫天的星火斑驳灿烂，犹如当今的礼花弹。
当年，长治的经济、工业、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
1947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军工处，为支援刘邓大军南下，加紧军工生产，进一步调整扩充，发展到18个兵工厂，637台机器设备，11000名职工。组建了：
兵工一厂（原一厂，设于武乡县柳沟）、兵工二厂（原二厂，设于长治南石槽）、兵工三厂（原七厂，设于涉县西达）、兵工四厂（原兵工八厂，迁到黎城东洼村）、兵工五厂（原三厂，设于武安县和村）、兵工六厂（原子弹厂，设于黎城县彭庄）、兵工七厂（原化学厂，设于左权县隘峪口村）、兵工八厂（原晋城化学厂，设于晋城苇町村）、兵工九厂（设于长治内旺）、兵工十厂（设于陵川县平城，设备大部由焦作煤矿、新华公司三厂转入。）、兵工十一厂（设于长治城天晚街，并管辖山东范县、山西晋城、长治及左权县等5个炸弹厂）、兵工十二厂（设于潞城宋村）、兵工十三厂（原冀南炮弹厂，设于河北磁县西佐。）、兵工十四厂（原冀鲁豫军区一厂，设于潞城安居村，生产120、150炮弹。）、兵工十五厂（原磁县峰峰八厂一部搬迁到长治西的附城，生产120、150迫击炮。）、高炉炼铁厂筹委会（设于长治北郊故县村）、新建酒精厂（设于潞城西天宫）、新建木料厂（设于沁源县马森）、筹建炼焦厂（设于潞城枣臻）、潞城西白兔公益电厂（设于潞城西白兔村，后移交地方工矿局管理）。
（1947年）长治附城兵工厂（兵工15厂）生产的迫击炮，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致电中央称赞：“太行重迫炮威力甚大”。
追忆建国前夕的上党左图：左权县隘峪口化学厂、中图：涉县西达兵工三厂、右图：华北兵工局第一兵工厂一分厂（南石槽）下班职工。
1947年2月，军工处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效果最好的，创建“刘伯承工厂”运动。1948年4月，时为南石槽的兵工二厂月产82炮弹达34464发，质量好，成本低，赢得了“刘伯承工厂”的光荣称号。
1947年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市。1947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第一次华北兵工会议。
1948年5月9日，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在长治设立华北企业厅长治兵工办事处。9月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设立企业部，部长黄敬，副部长刘鼎、徐达本、赖际发，并撤销长治兵工办事处。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第二次兵工会议，刘少奇讲话称赞：“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引自《山西军事工业史稿》第261页。）
1949年1月华北企业部召开第一次军工生产会议。会后南线（正太铁路以南）各厂再向上党集中，调整合并为7个厂，职工14000余人，包括：南石槽兵工一厂，厂长徐长勋，副厂长刘贵福（未能到任）、王大勋；潞城黄碾兵工二厂，负责人孙福祥、李吉瑞；长治天晚集兵工六厂，负责人沈丁祥；左权县隘峪口第七药厂，负责人王化南；晋城苇町村第八药厂，负责人王锡嘏、厉瑞康；长治内旺第九药厂，负责人朱瑛、冯文斌；潞城宋村第一工具厂。
1949年2月，企业部迁北平，在山西榆次设立华北兵工局，局长杨成，副局长郑汉涛、后增徐长勋、史克中，6月9日迁太原新民东街。
1949年4月，第七、九药厂又合并为第十药厂，第一工具厂并入兵工二厂，兵工六厂迁往阳泉。
从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八路军太行军工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仅晋冀鲁豫边区，制造了50余种武器。手榴弹达411万枚、迫击炮弹444万余发、75山炮弹10万余发、步枪弹762万余发、步枪9758支、50炮6483 门、无烟火药430万斤，被誉为“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战胜了强敌。朱老总视察黄崖洞一所时曾说：“枪弹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唯一的大型兵工厂可以说是我们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少奇同志说：“你们生产的军火对打败蒋介石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引自《山西军事工业史稿》第260、262页）
建国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军工企业也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如：采煤、选矿、炼铁、化工、发电、让酒、纺织、火柴、肥皂、皮革、印刷等企业，在全国解放初期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尤其是军工集中的上党地区，受益更为明显，成为地方工业发展的基础，增加了市场民品供应，造福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6日，中央重工业部华北兵工局下达（50）局人令字第22号文，命令兵工一、二两厂合并，改称“第一兵工厂”，简称“一大厂”。厂部设在长治市北大街95号原天主教会院内。辖8个分厂，职工6721人，有设备：锅炉85台、蒸汽机40台、涡轮机2台、水力透平机4台、内燃机57部、发电机52部、电动机193台、炼铁高炉3座、各种加工机床832 部、建筑总面积达55674平方米。厂长刘贵福，政委兼副厂长张贻祥，副厂长闫守信兼四分厂厂长。同年8月召开了华北兵工局“第一兵工厂”首届职代会。成为上党的大型兵工厂，是华北重要的军工基地之一。也是当时长治无人不晓的。
追忆建国前夕的上党上党军工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在解放平津、淮海、华北、延安及西北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这样规模的人民军工，形成工业体系，在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史上，是罕见的。
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长治，刘贵福代表老区人民向毛主席像致敬。追忆建国前夕的上党
追忆建国前夕的上党1950年10月12日第一兵工厂厂领导欢送张贻祥政委。（前排右至左张贻祥、刘贵福、闫守信、后排右至左徐长勋、李尚志、王作栋）
正当新中国进入经济恢复，开展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时期，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轰炸中朝边境，矛头指向新中国。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军工战士义愤填膺，纷纷“捐购飞机”，提出“工厂是战场，工具是刀枪！”、“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的口号。主动加班加点，超额完成定额，争上光荣榜，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大厂”的四分厂将手锤翅改为冲击窝翅，日产量提高5倍；1950年生产效率提高51% 。“一大厂”的一分厂韩忠仁小组超额完成40%，出席了1950年9月25日全国第一届群英大会。1951年9月“一大厂”派王登根、刘成堂赴朝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处理缴获的各种炮弹，受到上级表彰，荣获“抗美援朝纪念章”，“一大厂”有力的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9月，中央兵工总局将第八、十药厂并入“第一兵工厂”，改编为中央兵工总局第三四二厂，刘贵福任厂长。规模再次扩大，由8个分厂增为10个分厂，包括：南石槽一分厂、附城机器二分厂、西关翻砂三分厂、安居炮弹四分厂、长治火工五分厂、西关发电六分厂、故县炼铁七分厂、枣臻炼焦八分厂、长治内旺炸药九分厂、左权县隘峪口十分厂。涌现了一批领导骨干，如：王作栋、朱振坤、徐璜智、闫守信、韩奋兴、武同光、张汉英、李守文、牛焕才、赵岩、张君堂、王治魁等，都曾经是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的老军工、建国的栋梁。职工达9107人，工厂占地924832平方米、机车、柴油车、煤车、汽车及胶轮大车380辆、各种熔炉12座、20吨炼铁高炉1座、60吨炼焦炉1座、各种制酸化学设备15套、形成了一个配套齐全的大型国防工业体系。
三四二厂是上党史上最大的兵工厂，从建国前的《一大厂》到建国初期的三四二厂，为支援解放战争，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发展和建设，曾是上党史上工业发展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为解放战争；为建设新中国，为我国的国防工业及地方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国防工业的保密、军工和地方管理的分离及史料传媒的缺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历史，几乎不被后人知晓了。
1952年9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依据工厂专业的调整，调厂长刘贵福到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将原三四二厂改编，分成3个厂：将原四、五分厂组建成三〇四厂（惠丰机械厂）；将原二、六分厂组建成三〇七厂（晨光机械厂迁南京）；其余部分仍保留三四二厂厂名（淮海机械厂）。故县炼铁厂、枣臻炼焦厂移交地方管理。之后，又扩建了清华厂。
太行人民军工在史无前例的、后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和磨练，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体系，为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丰功伟绩。奠定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基础，成为我国国防工业重要的基地之一。刘少奇同志指出：“你们生产的军火对打败蒋介石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毛泽东主席还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引自《山西军事工业史稿》第259、260页）（刘国梁）
<>< class="pgc-img">原编者按：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熊向晖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生动详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前革命斗争时期地下情报工作和解放后外交战线许多重大事件的真实背景，同时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为纪念熊向晖同志对中国革命以及对中信集团的贡献，中信出版社征得熊向晖家人的同意，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他的著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修订本)，此文是其中一部分。】
< class="pgc-img">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年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陈忠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class="pgc-img">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 class="pgc-img">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1943年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到达西安。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共产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份电报，我送给胡宗南。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提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作结论。他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我们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准备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王超凡在致欢迎辞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严肃地说：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我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有惊无险的插曲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发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要我做准备。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
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10日上午，童小鹏到家里来找我。童小鹏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期跟随周恩来负责秘书兼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说胡公找我要我跟他走。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他是山东莒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在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让侍从副官来找我，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后，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
周恩来让我在上海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方住几天，找个借口不出门，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用餐时，周恩来问我：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周恩来说，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但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我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丢脸。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我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为我饯行，希望我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为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没过多久又有下文。
< class="pgc-img">保卫党中央的情报战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1947年1月初，我和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游览。3月1日近午，一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他说收到毛人凤密电，胡长官到南京了，急于见我。3月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我就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2月28日蒋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马上想到把我请回来。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他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欲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说，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讲了以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不久，胡宗南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宗南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胡宗南让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全文，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攻敌无备，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宣布军官任命的仪式，任命我为机要秘书。随后，他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然而，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最新的侦测无限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3月19日晨，裴昌会电话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10时左右，整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亲自拟电给蒋介石，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一千。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让胡宗南忧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华社20日电，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新华社延安20日电)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胡宗南看后忧心，我看后高兴。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点是料对了——“周恩来将军”在指挥作战。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
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胡宗南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看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蒋军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是敌我伤亡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4月14日晨10时至下午6时，解放军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胡宗南重视的是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说：“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社论说：“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宗南动向。
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送急件的人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随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汤了。
5月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过胡宗南。
5月21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不几天，盛文告诉我，年已52岁的胡宗南，于5月25日从延安飞南京见蒋介石，27日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个人，结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3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我，都保了密。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去美国留学。我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西储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